在“五四”青年節當日，14歲至28歲(共青團員的年齡限制范圍)的人群依法享受半天假期。如果問“誰是青年”，這一年齡跨度恐怕是最方便的答案。
關于青年的年齡界定，各國有所不同。但生物學意義上的年齡只是青年這個概念的一個側面，而且是相對不那么重要的側面。青年更重要的是一種與未來相關的精神狀態和針對統治性的社會結構與思想權威的反叛性，羅伯特·肯尼迪說過，“這個世界需要青年的品質，并非人生的一個時段，而是一種精神的狀態，一種意志的性情，一種想象的品質，一種勇氣對于怯懦的戰勝，一種冒險欲對于安逸生活的壓倒。”
但是，青年的兩重含義互相分離又互為依托，在關鍵性的歷史時刻，與青年這種心態相關的歷史使命仍然需要生物學意義上的青年來完成—軀體和精神必須實現結合。
青年的興起
尼爾·波茲曼指出，“在希臘文中，‘兒童’和‘青少年’這兩個詞至少可以說是含混不清的，幾乎能包括從嬰兒期到老年的任何人。”在中國的古典文學中，也時常出現“青年”、“少年”，但指的也不是特定年齡層的人。
青年的概念是一個近代以來的建構。首先，產業革命之后，社會生產組織漸趨嚴密，知識體系愈發復雜，人的社會化在復雜程度上逐步提升，與過去簡單化的生產方式相比，在新的條件下成長為一個合格勞動者所需的時間拉長了。正是基于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才這樣定義青年：“青年是指人的一生中介于童年與進入勞動世界，獲得自主能力而成為成人之間的一個固定的過渡時期。”
在當代，一個人如果讀到博士畢業，花費在受教育上的時間要超過20年。相反，如果一個人自幼就務農、經商或者被送去當學徒，那么可以說一步便踏入了成人世界，沒有經過什么青年時期。可見，青年是一個與知識密切相關的范疇。
其次，現代社會是迷信進步的，現代理念終結了以往原地踏步、循環往復的時間觀念，認為人類的發展導向一個更加光明的未來。那么，自然一代要比一代強，否則進步便不可能。青年于是便被賦予了希望，進步的可能性被認為蘊藏在青年的頭腦之中。
注意，這是個演繹性的邏輯，把希望寄托于青年是理論上的需要。于是成年人一方面需要將希望寄托于青年，另一方面又放不下對后來者的某種敵意，任何時代任何社會中，成年人總會傾向于抱怨下一代是垮掉的、不求上進的;反過來，他們在青年的眼中則是保守的、頑冥不化的。
但這種矛盾不妨礙接受該觀念—青年人會主動生發出責任感、使命感。上世紀80年代的一首老歌是這種觀念的鮮明體現：“親愛的朋友們，美妙的春光屬于誰?屬于我，屬于你，屬于我們80年代的新一輩!……親愛的朋友們，創造這奇跡要靠誰?要靠我，要靠你，要靠我們80年代的新一輩!”
再次，在現代的時間觀念下，人類也將管理的對象擴展到了未來。從倫理上來說，每一代人都是上一代與下一代的中介，既從先輩手上繼承了世界，也在替子孫后代看管世界。未來屬于誰呢?長遠地說，屬于未出生的人;近一點，則屬于該時代的青年。青年人如果對現實社會不滿，提出自己革命性的主張，可以是在視為伸張自己對世界的所有權。
所以，青年是否成為青年，取決于作為世界的實際控制人的成年人。他們生產著造就青年的意識形態，向青年人灌輸何謂青年;同時，青年是否會將本能的叛逆發展為革命性的理論和行動，則要看他們是否做到了為下一代負責。
分析催生青年的幾方面原因，不難發現其中包含的內在的矛盾：青年階段的拉長意味著人在成長中作為上一代的依附者的時間增加，這無疑會壓制青年的反叛，與意識形態對青年精神的召喚是沖突的。于是，青年是否有足夠的沖動和意志擺脫依附地位，站起來挑戰舊觀念，除觀念塑造之外，還需要從復雜的政治經濟結構中尋找原因。
中國“新青年”
青年在中國興起，是很晚近的事情。學者陳映芳總結說，“在清末中國社會中，事實上并不存在一個作為獨立的年齡群體的青年階層。”我們都知道，清代一直延續到1911年。
產業革命在中國遲遲沒有發生，當然是青年階層出現得晚的重要原因。此外，傳統文化毫無疑問也壓制了青年。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觀是“忠孝”，人最大的罪過莫過于“無君無父”;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3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雖然子還曰過“后生可畏”，但這里的“后生”是按照“先生”的尺度度量的。
青年觀念的發生也是“西學東漸”的結果。但不發則已，一發便不可收拾，對青年的推崇在一些人那里被推向了極端，錢玄同就曾提出主張，人過了40就應該死，不死也該槍斃。說這話的時候，錢玄同已經30多了，到了40歲，他當然沒死，一群文人就調侃他，魯迅寫詩說，“作法不自斃，悠然過40”。
為何會有錢玄同的這種激憤?首先是因為國恨家仇，中國淪為被西方列強瓜分的魚肉，不斷地割地賠款，民不聊生。中國的首要任務是救亡圖存，救亡的責任與希望首要在青年;而中國淪落到那般地步，責任必定在“老人”，在傳統。
梁啟超在1900年所做的《少年中國說》率先把少年與老年這兩個意象對立起來，“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將來。唯思既往也，故生留戀心;唯思將來也，故生希望心。唯留戀也，故保守;唯希望也，故進取。唯保守也，故永舊;唯進取也，故日新。”作者唾棄“老大中國”，而期待“少年中國”的出現，“少年中國”的希望則在少年，“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陳獨秀1915年為《新青年》所寫的發刊詞《敬告青年》中同樣熱情洋溢地贊美青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于硎，人生最可寶貴之時期也。”陳獨秀將當時流行的進化論帶入了論述，“青年之于社會，猶新鮮活潑細胞之在人身。新陳代謝，陳腐朽敗者無時不在天然淘汰之途，與新鮮活潑者以空間之位置及時間之生命。人身遵新陳代謝之道則健康，陳腐朽敗之細胞充塞人身則人身死;社會遵新陳代謝之道則隆盛，陳腐朽敗之分子充塞社會則社會亡。”
這二位都已經有意識地在區分青年的兩重含義，呼吁二者的統一。梁啟超引用西方諺語，“有3歲之翁，有百歲之童。”陳獨秀嚴詞抨擊青年的頹廢，“吾見夫青年其年齡，而老年其身體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齡或身體，而老年其腦神經者十之九焉。華其發，澤其容，直其腰，廣其膈，非不儼然青年也;及叩其頭腦中所涉想，所懷抱，無一不與彼陳腐朽敗者為一丘之貉。”
在家國關懷之外，促使青年起來反叛的還有日常生活中的壓迫。對窮人而言，是沒飯吃的問題;對大戶人家的子弟，則是所謂的封建禮法，最直接的恐怕是戀愛自由的匱乏。從巴金小說《家》中的3兄弟可以觀察到青年崛起中的一些問題，老大覺新屬于“青年其年齡或身體，而老年其腦神經者”，對長輩逆來順受，因為其生計依托于長輩，雖然對新思想有所同情，但走不出反抗的一步;老三覺慧尚無生活的負擔，在新思想的感召下走出家庭，當了大家族制度的批判者;老二覺民介入二者中間，在老三的鼓動下敢于做出一點反對包辦婚姻的事來。3兄弟年紀相差不多，但思維差異巨大，反映了當時社會變動的迅速，以及“青年”誕生的突然性。
“五四”一代的“新青年”，既是召喚出來的，比如毛澤東年輕時就受到梁任公的極大影響;也是形勢催逼出來的，中國在一戰中站在了戰勝國一方，戰后列強卻把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了日本，這直接促發了“五四”運動。
從愛國主義開始，“新青年”一步步走上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這是個史詩般悲壯的歷程，其展開有賴于青年的兩重含義的有機統一：青年的革命思想和青年的英雄主義作為—戰爭畢竟是年輕人的事。這里借用金一南將軍那句言簡意賅的帶著沉重的話：那是個年紀輕輕就做大事，年紀輕輕就丟性命的時代。
中國的“新青年”完成了一個偉大的作品：新中國。
青年的消逝
不是所有的青年都叫“新青年”。在國破家亡的關頭，在“新青年”浴血疆場之時，張愛玲安居在租界里，喊出了她的“個人主義”的宣言：呵，出名要趁早呀!
這簡直是先知般的預言。多數當代青年的心聲，這位天才作家早就凝練地說出來了。
人口世代更替，年輕人是不會消逝的，但文化意義的青年會的。青年消逝是當代的一個突出現象，而且是全球性的，它是隨著革命的 “短20世紀”結束而出現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火紅的青春”，80年代的“再過20年，我們來相會”的豪情，忽然之間消失不見。一位叫做吳端的青年研究者寫過一篇談論這個現象的文章，題目叫做“寂靜的青春”。
青年消逝的表現和這種轉變發生的原因都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政治理想主義的消退和1992年之后向市場社會的轉型在某種程度上消解了全社會的理想主義潛能，功利主義得以流行。青年的情懷也變成了可以貨幣化的東西，到市場上去“激情燃燒”了。看看當代的青年偶像，哪一個不是所謂的財富英雄呢?
第二是全球范圍內意識形態的轉向，歷史被宣告“終結”。歷史既然終結了，對進步的迷信就終結了，青年的使命自然也就終結了。換個方式也可以說，青年的使命從改變現狀變為了維持現狀，即保護歷史演進的最終成果—自由民主與自由市場，不使之被集權主義的毒素所污染。在這個意義上，“保守的”青年才是進步的青年。
歷史戲劇般地轉了一個圈，又回到了“新青年”們出發前的起點。
第三，匱乏時代結束，中國終于邁入了豐裕社會。這一點不可小覷，青年的反叛與現實的壓迫程度直接相關，物質的豐富都會消解青年的抗爭，或者將他們的抗爭局限在不威脅社會的基本體制的范圍內。想一想上世紀60年代西方的造反青年，他們做著革命的姿態，本質上卻只是為個人生活方式的抗爭，他們最著名的口號是，“越革命就越想做愛，越做愛就越想革命”。隨著革命的退潮，這批造反青年很快就復歸保守，融入了中產階級。
當前，即便處于社會食物鏈底層的打工仔也可以免于饑餓，還可以在電子產品上跟上潮流，哪怕是山寨貨—正是在這里，他們吸取到大量的消費主義文化和一夜暴富的財富神話。消費主義瓦解了底層青年對未來的想象，把他們的注意力引向出賣一切可以出賣的東西，換取更多的物質享受。
第四，階層結構迅速固化，這種社會形態制造了大批新時代的“覺新”。隨著房價的飛漲和生活成本的提高，在出身中產或者更高社會階層家庭的年輕城市白領中大面積呈現“啃老”現象。他們的收入不足以支付正常的消費，在參加工作后仍然保持著對家庭的依附關系，上一代人畢業后就要開始補貼家庭的情況完全扭轉了。我們怎么可能期待這些年輕人會像青年一樣思考和行為呢?
第五，對青年的教育和對青年的規制混雜在一起，構成整個社會治理體系的一部分。這一機制發揮著與古代科舉制類似的作用，它呼喚青年的理想主義，又把青年的理想主義動能導向對既有利益秩序的穩定和完善。一些看起來有社會關懷的青年滿腦子“師爺心態”，原因大體也在于此。
在青年消逝的歷史階段，“我們80年代的新一輩”，也就是曾經激情澎湃的“50后”、“60后”們，在回歸保守化的隊伍里恰恰是走在最前面的，他們中的一些人迅速從理想青年蛻變為既得利益者，成為階層固化的主力軍。在黨的十八大后反腐風暴中落馬的數百名官員中，絕大部分正是這一代人。這是多么諷刺的“人間喜劇”啊!
青年歸來?
歷史好像又走到了一個節點。不均衡的政治經濟格局在生產它的批判者，這同樣是個全球性的現象。
資本全球化注定要從時間和空間兩個向度拓展積累的場域。從空間向度上，不均衡表現為發達國家對不發達國家的掠奪，并在不發達國家制造出相對更深重的無產化和赤貧化，反抗的程度與壓迫的程度成正比，故而埃及青年的反應要比美國青年更激烈;從時間向度上看，不均衡表現為巨大的負債，債務本質上是對后代應享有的財富的侵犯，“前人栽樹，后人乘涼”是理想化的代際關系模式，當對未來的管理變成了對未來的透支，下一代就不能不站出來伸張自己的權利了。
中國身處全球化生產關系中，自然不能自外于這些問題。好在當下中國所面臨的結構性矛盾還在可控范圍內，橫向比較起來不算最糟糕的，未來如何發展要看結構調整的成效。
青年現象不僅與代際問題相關，也與階層問題相關。中國正處于城市化進程的關鍵時期，但一個食利型的社會結構卻在畸形的房地產體制的支撐下建立起來了，規模龐大的城市中上既得利益階層和他們的孩子們夢想著要穩坐在城市化的后來者，也就是“80后”、“90后”乃至成長中的“00后”的稚嫩肩膀之上。問題是，他們承受得住嗎?他們愿意承受嗎?
既得利益階層把自己的孩子變成“覺新”，在改革中受損的階層的孩子就難免要變成“魯大海”(曹禺戲劇《雷雨》中的人物，進步的煤礦工人)。
大學拼命擴招，產業結構的調整卻沒有跟上，這個矛盾已經在大學生找工作難的現象中得到了凸顯。有限的好的工作機會被壟斷—這是階層固化的重要表現之一，越來越多來自社會下層的大學生要接受“哪來的回哪去”的結果。已經出現了知識青年不得不走到社會下層跟工農結合的趨勢了，或者說出現了工農知識化的趨勢了。真正的批判性不是課堂上教會的，而是生活教會的。
青年富有理想，社會就有進步;青年敢于創造，民族就有希望。
歸來兮，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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