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長虹第一次見魯迅，是在一個吹著凜冽寒風的夜晚。那時是1924年底，《狂飆》在太原出至第三期便難以為繼，于是高長虹便來到北京，將這份雜志以《國風日報》副刊的名義繼續出版。12月的一天，高長虹從孫伏園處得知魯迅對《狂飆》很賞識，而此時《狂飆》的處境十分艱難，于是便前去拜訪魯迅，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兩人一見如故，盡管思想不同，卻依舊相談甚歡。“我那時以為已走入一新的世界，即向來所沒有看見過的實際世界了。”(高長虹，《1925，北京出版界形勢指掌圖》)然而僅僅過了一年，他的夢便被撕碎了，這位他曾十分敬重的前輩與他反目成仇，兩人彼此間惡言相向、劍拔弩張。和魯迅之間的論戰使得他眾叛親離，此后淡出文壇，在顛沛流離中度過了后半生。
兩個人的公開沖突是在1926年，那年6月，高長虹前往上海重辦《狂飆》，魯迅也在8月離京前往廈門，《莽原》的編務便暫時由韋素園負責。在此期間，韋素園頻頻壓下狂飆社成員高歌、向培良的作品，向培良感到不滿，與韋素園起了沖突，并致信身在上海的高長虹。高長虹得知后，便于復刊后的《狂飆》上刊登了兩封分別給魯迅和韋素園的公開信，在給后者的信中高長虹措辭激烈：“《莽原》需不是你家的!林沖對王倫說過：‘你也無大量大才，做不得山寨之主!’謹先為先生或先生等誦之。”(高長虹，《給韋素園先生》)并在給魯迅的信中大倒苦水：“素園曾以權威獻人，今則用以自獻，然權威或可施之于他人，而不應施之于同伴也。”(高長虹，《給魯迅先生》)見魯迅遲遲未有回應，高長虹便在《狂飆》上刊登了《1925，北京出版界形勢指掌圖》一文，指責魯迅以思想界的權威自居，將他描繪成“世故老人”，兩個人就此公開決裂。韋素園的做法是否妥當另說，但高長虹的反應卻早已超出了事情本身。而事實上，沖突的地雷早在一年前就已經埋下了，壓稿糾紛只不過是引爆地雷的導火索而已。
高長虹對魯迅的不滿源于1925年8月《民報》刊登的一則廣告，這則廣告將魯迅描述成“中國思想界之權威”。高長虹對這種說法深惡痛絕，“我看了真覺‘瘟臭’，痛惋而且嘔吐。”(高長虹，《1925，北京出版界形勢指掌圖》)他認為，國民的思想尚處于剛剛啟蒙階段，在這時還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而此時提出“中國思想界之權威”的說法，無異于為思想解放設置了障礙。他當面向魯迅提出了質疑，可魯迅卻說：“有人——就說權威者一語，在外國其實是很平常的!” (高長虹，《1925，北京出版界形勢指掌圖》)也許在魯迅看來，這不過是一種司空見慣的廣告宣傳用語，無需當真，但敏感脆弱的高長虹卻當真了，他無法理解這位他心目中思想解放的先驅者竟然心安理得地接受了“中國思想界之權威”這頂高帽。壓稿糾紛顯然引起了他不快的回憶，否則便無法解釋他何以在論爭過程中大談“權威”，并舊事重提攻擊魯迅。
高長虹在沖突中所表現出來的人格結構，有點類似于卡倫•霍妮曾分析過的神經癥人格。在《我們內心的沖突》一書里，她談到神經癥患者會創造一種關于自己的理想化意象：“無論是在意識中還是無意識中，這種心中的形象總是與實際相距甚遠，盡管它對患者生活的影響是很實在的。”(卡倫•霍妮，《我們內心的沖突》)在高長虹身上，神經癥人格的表現卻有所不同，他未曾試圖創造關于他自己的理想化意象，但他卻在內心里構筑了關于魯迅的理想化意象，在他的心目中，魯迅既然是思想解放的先驅，那么理所當然應該反對一切涉嫌“造神“的行動(包括把自己塑造成神)。魯迅是否真的把自己當作權威已無從考證，但不管他內心的真實想法為何，可以肯定的是，《民報》廣告一事使得高長虹心目中的魯迅開始與現實中他所看到的魯迅出現了反差，“遞降而為一世故老人的面目，除世故外，幾不知其他矣。”(高長虹，《1925，北京出版界形勢指掌圖》)他由此產生了一種強烈的心理失衡。
據我觀察，高長虹的這種心理失衡，在包括我在內的青年一代中是非常普遍的。對很多人而言，青年時代是開始睜眼看世界的時代，是開始掙脫過去的精神枷鎖并嘗試走向獨立的時代。但青年們在擺脫舊的權威后往往急于凈化這個世界，可偏偏這種昂揚的斗志缺乏足夠堅韌的人格結構作為支撐，無力承受夢醒了無路可走的痛苦，怯于光榮孤立，急于找到知音，因而容易對一個或若干個人格化的對象投射一種虛妄的想象。文革時期的那些毆打老師的紅衛兵小將就存在這樣的問題，“平時跟校領導有些矛盾，師生之間關系比較緊張，又處在青春時期的逆反心理狀態。一旦文化‘大革命’，學校秩序被打破，所有的條條框框全部被打掉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學生是隨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南方周末》：對話陳小魯——“文革”不可能再現)“文革”讓青年一代對權威的逆反心理得到了全面的釋放，校領導、老師這些舊權威的代表人物被紛紛打到，然而紅衛兵小將們“狂飆突進”的心理基礎，卻是對偶像與集體的盲信與依賴，青春期叛逆期的他們對自由與解放無比渴求，但他們孱弱的肩膀卻無力承受光榮孤立所帶來的重壓;他們閱歷尚淺，內心的信念并未經歷足夠的考驗，脫離了偶像與集體他們根本無法堅持。高長虹那時的心理結構，在某種程度上與“文革”紅衛兵小將有著一定的相似性，盡管也存在著明顯的差異。
而一旦發現偶像并不如自己所想象地那般“純潔”，革命青年往往會出現嚴重的心理失衡，卻忽視了自己的想象本身就是所投射對象的不能承受之重。 “那種意象越是不真實，患者愈是敏感脆弱。”(卡倫•霍妮，《我們內心的沖突》)這種敏感脆弱支配了高長虹，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他與魯迅后來的沖突。隨著沖突一點一點的擴大，他的心理失衡也隨之變得嚴重。他在沖突中對魯迅所做的充滿了敵意和火藥味的攻擊，很大程度上是在這種心理失衡的支配下做出來的行為。盡管魯迅的所作所為并非無可指摘，而反抗者在取得了一定的地位與聲望后蛻變為壓迫者也不乏前車之鑒，中國后來的歷史走向也印證了這一點。但每個人內在的“污漬”有著深遠的社會歷史成因，這些“污漬”只能通過外在環境的變化和每個人的自省達到凈化，絕非外在的批判和強力可改變，內在于每個人的權威意識同樣如此。誠然，高長虹的批判具有一定的預見性，而他與魯迅決裂所招致的悲慘命運也表明后者憑借其在思想界的至尊地位所掌握的話語權確實存在一定的危險性。可是在舊權威尚且根深蒂固，所謂新“權威”還不足以全面壓制新生力量的時候，便急不可待地將批判的矛頭指向后者，這種處理方式看似超前，實則“超”之過急。
對于高長虹，魯迅待他如己出，盡力栽培他，在他最困難的時候給予支持，并邀他共同創辦《莽原》雜志，高長虹也對魯迅投桃報李，他以生命赴《莽原》，“無論有何私事，無論大風濘雨，我沒有一禮拜不趕編輯前一日送稿子去。”(高長虹，《給魯迅先生》)他盡管不同意魯迅的個別思想和主張，但他對魯迅的基本情感卻還是尊敬與崇拜。可是，這種情感在他身上的表現卻是偏執的，他有多愛(他想象中的)魯迅，他就有多恨(他所看接觸到的)魯迅;他越是崇拜魯迅，就越因為魯迅不符合他的想象而感到焦慮和絕望，因而越是激烈的攻擊魯迅;他對魯迅的敵意表現得越強，證明他對魯迅的依賴越深;而隨后他的火力越猛，魯迅的反彈就越猛，他的心理失衡就越嚴重，于是惡性循環。他對魯迅的攻擊盡管是出于對權威一貫的敵視，但同時也是出于對偶像病態的依賴，出于幻想破滅后的不甘心。
至于整個沖突過程中誰對誰錯，我難以置評，而這似乎也不應是我們關心的焦點。然而在高長虹身上，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也曾像他以及“文革”紅衛兵小將那樣，將自己“狂飆突進”的勇氣建立在對偶像與集體的盲信與依賴之上。而在發現自己所盲信與依賴的偶像與集體不如自己期待地那般完美的時候，我內心的信念便產生了動搖，在歷經坎坷后才幡然悔悟。我們青年人并不缺乏凈化這個世界的決心與勇氣，我們缺乏的是當世界的污漬在短期內無法得到清洗時泰然處之的心。對世界的污漬泰然處之并不意味著放棄清潔這個世界，而是通過學會理解世界的“不潔”，讓自己被賦予一種更堅強的戰斗意志，從而在“荷戟獨彷徨”之際還能夠頑強地活下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更持久地清潔這個世界，并且在清洗世界的過程中讓自己成長成熟。
然而，倘若一個人青年時代便能輕易獲得這種對世界的“不潔”泰然處之的心，那么他/她能算是經歷過青年時代嗎?
2013年12月26日星期四晚 初定稿于惠州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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