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作者專門給烏有之鄉紀念毛主席誕辰120周年的供稿。】
(謹以此文，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
前言：12月26日是國父毛澤東誕辰120周年，雖然很多人不愿意記得，我還是想以我的方式來紀念一下。
毛澤東作為巨大的歷史存在，從來就沒有遠去。圍繞毛澤東的爭論有很多，較嚴肅的爭論，更多集中在政治、經濟等方面;對毛澤東在文化上的作為，則往往出于更普遍的偏見而籠統論之。在很多人那里，毛澤東時代被認定是文化的噩夢，是知識分子的地獄。不去除這個極淺薄的偏見，就不能理解毛澤東時代(包括延安時代)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現象，也就不能理解近代以來的整個歷史邏輯。歷史不能隨意打扮，亦不能輕率結論;歷史問題，還得回到歷史情境中去判別。在最近比較系統地閱讀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后，聯系以前的所看所思，寫成此文。本文將以“毛澤東的文化事業”一題為中心，從知識分子的歷史遭際及其所承擔的文化的流變著眼，梳理近百年來的歷史邏輯，就一些歷史和文化方面的問題發表個人看法。雖是一家之見，亦是認真思考所得。
因涉及問題多、時空廣，限于當前精力和篇幅，很多論述沒有詳細展開，素材的敘述亦可能不夠具體。由于閱讀資料的局限，難免有片面之處。很多問題，還需要再作探討。
一
毛澤東時代在文化藝術各方面作出的實踐，取得了不可忽視的成就，有著其獨特風貌。植根于深厚的民族傳統，展現一個新生國家的新面貌，是這個時期的總體特點。各種地方戲重新繁榮，民間劇團大量興起，各地區民歌得到傳承發揚，加上其他民間藝術、工藝的發展，構成了新生的人民國家的文化景觀。文學方面，面向大眾，結合傳統和民間的文學形式，在小說、戲劇文學、新民歌等體裁上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美術方面，宣傳畫、年畫、連環畫冊普遍于社會各個角落，不乏優秀之作;音樂方面，許多經典歌曲傳唱至今，小提琴協奏曲《梁祝》(1959)、鋼琴協奏曲《黃河》(1969)，則以西方音樂形式創造了民族音樂的經典;戲劇方面，除了地方戲的繁榮，“樣板戲”更造就了京劇、芭蕾舞劇的高峰，此外，話劇、歌劇等也有不少創造。電影、動畫成就卓著，許多經典作品至今不衰。
就拿大家熟悉的動畫來說，我們曾經有著讓人嘆惋的輝煌。傳統的國畫、戲曲、表演、音樂元素，民間美術、皮影、剪紙甚至折紙藝術，都融入了動畫的創造。60年代開創的水墨動畫更是被日本動畫界稱作奇跡。很多影片屢獲國際大獎，塑造了一個個不遜于國外的經典民族形象。《大鬧天宮》(1965)是中國動畫史上難以逾越的高峰，刻進了幾代人的記憶;與它合稱為“雙璧”的《哪咤鬧海》(1979，改革開放尚未正式展開)，則代表了一個英雄主義時代的最后輝煌。80年代起，隨著社會轉型，中國動畫逐漸走向商業化、幼稚化、俗濫化、模仿化，真正的“民族風”不見了。這之后的國產動畫情況，讀者應該比我更清楚。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沒有自己的民族特色，一味地步趨他人，流于模仿跟風，則不可能有真正的創造，也難以被國外認可。
綜觀毛時代的文藝景觀，可以看到其深厚的民族風格：在審美上，呈現一種素樸中和、積極明快而又凈麗含蓄之美，避免做直露的性、恐怖、血腥等感官刺激的展現;表現上明白曉暢，通俗易懂，避免隱晦、荒誕的手法;整體散發著濃郁的抒情性和昂揚雄健的浪漫格調;以勞動者為主要表現和接受對象，關注現實社會和歷史題材，著力于塑造典型環境和典型形象，突出思想本質和政治、道義主題;重視文藝的群眾參與性和接受效果;由此，在文藝的功能上，激濁揚清，批判落后，贊頌崇高，關注現實政治和歷史發展，注重對人思想修養、人生境界、思想認識上的提高，引導人們積極參與現實生活、生產、政治活動。
這些，既是繼承和再造了一個浴血重生的民族的優秀傳統，同時又有不同于以往任何時代的進步性。文藝從少數貴族、精英的消遣娛樂而變成全民的精神財富，知識分子從文化占有者成為“文化工作者”，為人民服務。它的面向大眾的全民性、普及性，從而它的實踐性、政治性，是最突出的特點，也是理解毛時代及其前后文化發展包括各種沖突、糾葛的關鍵。
二
這就談到了文藝與社會的關系問題。在文藝理論上，有主張為藝術而藝術的，有為人生而藝術的，有為個人而藝術的，有為謀利而藝術的，有為娛樂而藝術的。單從理論上講，都無可厚非。然而現實是，文藝本身與社會有分不開的聯系，正如它的承擔者——人本身不能脫離社會而存在一樣。問題還在于社會現實。那么，要想理解實踐性、政治性異常突出的毛時代的文藝現象，有必要繼續回溯歷史。
作為有著幾千年文明史的文化大國，中國自古以來將“文”放在重要地位。古老的《易》說：“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里的“文”，是廣義上的自然、社會中的復雜現象、關系，但這種大文化觀，深深地影響了后世的文化、文藝、文學觀念。文人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著書、立說、作文，大都是為了一定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負。文藝的社會政治功能也因此被放在極高的地位上。從孔子“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的“詩教”說，到曹丕的“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再到韓愈、柳宗元的文以“貫道”、“明道”，直到近人梁啟超的“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到“五四”時期以文學啟蒙國人、推動社會變革，一脈相承的是對文藝社會功能的重視;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強烈的政治抱負，“文品”與“人品”的統一，是知識分子的主流品格;而真正去“為藝術而藝術”或“為個人而藝術”的，往往是在政治實踐失敗、對現實社會失去信心之后的無奈選擇——寄情于山水、詩書，所謂“遠離政治”，“不問世事”，這本身即是一種政治姿態。
在這其中也有大膽沖破傳統道德觀念，提倡文藝為個人性情的，最激烈的莫過于明朝的叛逆思想家李贄。然而他的新文藝觀，首先是從他不滿于現實政治的腐敗、道學家的虛偽出發的，本身即有著高度的社會責任感，他自己的文章就充滿著政治、哲學的思辨。他贊賞《水滸傳》中的農民英雄，冠《水滸傳》以“忠義”之名，并通過評點小說來批判社會。可見他不是不要道義，而正是呼喚真正的道義。許多表面上憤世嫉俗、離經叛道的知識分子，也基本上如此。
對于文藝及文人這種與政治現實密切相關的傳統精神，是否是“優良傳統”，有待探討，但絕對不能無視和拋棄，事實上它也從來沒有被拋棄過，它早就成了我們的文化基因。
那么，作為近現代關鍵點的“五四”，這場以“新文化”命名的運動，就不難讓人想起歷史上的歷次重大文化運動：唐、宋的古文運動，明朝的復古、反復古潮流，晚清以來的小說界、詩界革命，無一不是首先由政治領袖——在朝的或在野的——為了政治目的，并配合著政治手段來發起的。而以“五四”為起點的貫穿整個現、當代的持續的文化大變革，正是這一歷史傳統的再次回響。
三
鴉片戰爭所開啟的近代歷史，是中國“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變變到今天，仍然不是完成時——從煌煌文明大國到半殖民地的巨大落差，改良失敗的余痛，民主革命結出的苦果，民權未保而國權新喪的屈辱，活躍的思想與灰沉的現實，這些一起加在了有責任的五四知識分子頭上。不斷加劇的社會危機和精神危機，促使知識分子的探求越來越急切。文藝方面，在運動初期，以“個性解放”為主題的反封建反傳統思潮占主流，文學革命的先驅者以其強烈的歷史主動性和批判精神，產生了較大的社會影響。但也已經埋伏下了所謂文學“功利化”與強調文學“獨立性”的分歧。
1926年“三·一八”慘案到1927年“四·一二”政變，社會形勢再度急轉，此前軍閥混戰客觀上造成的思想空隙被打破，中國勉強實現了統一，而幾大政治陣營的較量也日趨明晰，文化人面臨重新選擇。此后，社會革命、抗日救亡、建立新政權的歷史主題接踵而來，知識分子普遍地自覺地改變了姿態，融入到時代的洪流中。郭沫若宣稱：“個人主義的文藝老早過去了!”拋棄了“個人主義”的文藝家們，從流連于個人形象與精神世界的關照，轉而關注廣闊的社會現實;從雖有論爭但仍不失文人風雅的學術探討，轉向直接參與到政治運動、革命潮流中;從居高臨下，“啟蒙”大眾的精英知識分子，轉而放低身段，向工農大眾靠攏;從清高矜持的“個體獨立”，轉而團體化，組織化，從而政治化。
這一時期，傾向革命的左翼知識分子聲勢漸盛。于此相對的是一些傾向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兩者的論爭漸趨白熱化。徐志摩、胡適、梁實秋等集結成“新月派”，其主要理論家梁實秋并不諱言，他們所針對的是這樣的緊迫現實：無產階級的運動已“由政治的更進而為文化的運動”，要“打倒資產的文學來爭奪文學的領域”。因此，論爭成為一場雙方都自覺意識到的、爭奪文藝陣地與領導權的斗爭。
實際上，沒有人可以真正無視時代的主題，自由主義者們也不例外。梁實秋認為文學里要“有思想的骨干”、“有道德性描寫”，不應“躲避人生”;朱光潛表示“為文藝而文藝”是“不健全的文藝觀”;沈從文則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給“從事與民族復興大業的人”以“一種勇氣同信心”。他們也在以各自的方式思考社會人生的問題。
在動蕩的30年代，盡管知識分子處于嚴重的精神危機中，但很少受到西方頹廢、享樂主義的消極影響，而是嚴肅地思考自我、人生、社會，與愛國群眾一道，構成了中國的精神力量。這正是深厚的傳統人文精神的延續，是中國知識分子深沉的責任感、道德意識的有力證明。
四
李澤厚認為“五四”之后，革命戰爭“擠壓了啟蒙運動和自由思想”，即“救亡壓倒了啟蒙”，成為歷史的遺憾。這一論斷在80年代頗有影響。正如有人指出的一樣，李澤厚的觀點其實并不新鮮，當年“五四”的主角之一胡適就曾表示，“五四”新文化運動最終讓位于愛國救亡運動，實質是對“五四”思想啟蒙不幸的政治干擾。然而，歷史的邏輯是，正是參與到“救亡”的歷史主題中，知識分子才真正贏得了民眾，也空前地提高了自己的社會價值，而不是像五四之后一度寂寥失落;是知識分子選擇了政治，構成了政治的實踐者，而不是抽象的“政治干擾”!
并且，“五四”本身就是民族內憂外患所激發的結果，啟蒙也好，個性解放也好，都是以喚醒民眾、拯救中華為旨歸，離開了這個目的，啟蒙者們不是陷入彷徨無著，顧影自憐，就是退而自保，重歸“閑適”——連自己都救不了，又何談救人!
在革命—救亡主題中，眾多知識分子“左轉”。從30年代初的“左聯”開始，左翼知識分子形成組織化，直接參與到政治活動中。在這其中，作為革命黨的共產黨起到重要的領導組織作用。因著五四大潮誕生的中共，本身就是一個知識分子成立的團體，自然也注重文化問題，并本著為無產階級的文藝觀，參與到對文化領導權的爭奪當中。抗戰迫近，為了文化上的統一戰線，“左聯”解散，更多知識分子匯集到延安。火熱的政治實踐和積極向上的社會面貌，賦予了延安“圣地”的精神意義，讓一度彷徨的知識分子重新看到了希望，產生了新的想象，投入新的社會變革洪流中。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發言，后整理成文，即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作為指導方針，對解放區內外以及日后新中國的文藝實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講話》中，涉及了文藝與生活、文藝與政治、內容與形式、普及與提高、世界觀與創作方法、文學批評標準、文化遺產的批判繼承、文藝隊伍的建設等問題，而其核心則在于革命文藝“為什么人”和“如何為”的問題。毛澤東提出文藝要首先為工農兵服務，這就把“大眾化”、“平民化”的籠統說法具體化了;并主張文藝家到群眾中去獲取創作源泉，與工農兵結合。這就既指出了創作方向，又提出了實踐方法。而這其中，文藝家世界觀和思想感情的改造是關鍵。
除了《講話》，毛澤東還有許多論著涉及到文藝政策、文化發展以及黨內學習、工作問題。從中可以看到毛澤東的實踐性品格：他的政治、文藝的實踐和主張，都緊緊圍繞著中國的社會現實，是對現實危機、問題的緊迫應答。他主張看問題不要從概念出發而要從實際出發，扎根于民族的土壤而不是“言必稱希臘”;在此基礎上要求干部和知識分子深入地研究中國歷史和社會現實，總結革命發展和各方面工作的經驗教訓，以解決現實問題。
基于這種實踐性品格，毛澤東與左翼知識分子一道，建立了文藝與政治的密切聯系。文學藝術不再是與現實始終隔著一層的“藝術關照”，不再是帶觀賞審視意味的“反映現實”，而是直接參與到對現實的構建中，成為政治實踐的一部分。在這個意義上，才有了本文題目中的“文化事業”——把文化作為一種事業，即革命、救亡、建設新社會的事業，而超越了以往的文化作為“文化人”的賞玩對象或謀生資本的處境。“文化”在這個意義上地位空前地提高了，文化事業是神圣的，是感奮民心，改造人思想靈魂的，為實現社會理想服務的大事業，參與建設這一事業的知識分子也被冠以“人民藝術家”、“人類靈魂的工程師”等稱號，知識分子的人生價值因著時代主題而空前地擴大了。
五
正是在革命—救亡的歷史主題中，知識分子在“五四”期間提出的一些社會、文藝理想有了現實的落腳點。“大眾化”、“平民文學”的主張很早就提出了，然而也是在改變了生活環境和思想態度，真正接觸和體驗了民眾現實生活的基礎上，才有了實現的可能。這樣的文藝實踐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從而更加重視民間資源、民族傳統，而這正是被“五四”時期激進的“反傳統”所忽略的。由此，“五四”知識分子走出了青春的沖動和盲目，而更加扎實、穩健，更加有實效地為民族復興貢獻自己的力量，而對自己的認識也有了轉變，從高姿態的“啟蒙者”或孤獨自賞的“零余人”，鍛煉成為平凡又崇高的“文化工作者”。
毛澤東的文化事業貫穿于他的社會事業的始終，從革命時期到建設時期。建國后的文化運動和實踐是延安時期的繼續和深化。更為重要也常被忽略的，是文字、基礎教育、文化知識在全國范圍內的普及——這實是一個“自古未有之大變局”，而它所依靠的正是毛澤東以廣大農民為基礎的深刻的社會變革。這種普及在以前根本沒法想象。無論是“新村實驗”還是“教育救國”等嘗試，都沒能改變舊時代文化壟斷的事實。從而“德先生”、“賽先生”也好，“人道”、“新民”也好，都沒有用武之地——魯迅的書今天看來意義非凡，然而在他當時的影響恐怕極為有限，大部分人還是文盲半文盲，沒有讀書接受新文化的能力和自覺。
也正是本著《講話》所提出的“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的方案，毛澤東的革命在掃清了舊文化之后，也為新文化創造了條件。建國不久，即以低廉的成本實現了文化知識的普及，這在后起的國家當中實屬奇跡——處境類似的印度，則沒有那么幸運，直到現在知識壟斷、社會分化嚴重。也正是這種普及，為一切的“啟蒙”創造了對象和條件，為現代民族國家的構建以及一切現代方式的政治參與提供了可能性。在毛時代之后，80年代的思想熱經典熱也是以前者為基礎的，甚至，今天能形成廣泛的傳媒公共空間和熱烈的網絡表達，也離不開這個基礎——實際上毛時代群眾廣泛參與政治、文體活動，以及文革中大字報的普遍使用，已經是在進行現代意義的嘗試。打破文化壟斷所形成的“大眾化”，客觀上為所謂的“現代性”和“后現代性”建立了空間，構成了與古典時期的鮮明對比，這一“變”，又是前所未有的。關于這個話題，后面還將涉及。
六
應該說，知識分子在這整個進程中是有歷史自覺的，參與現實的品格不斷深化加強，也適應時代需要而自我揚棄。啟蒙—革命—救亡—解放—建設—批判，構成了他們歷史擔當的脈絡。當然期間有分化、沖突，但歷史做出了自己的裁決。
抗戰結束，國內兩大政治力量的合作終結，文藝界各種力量也迅速分化，紛紛納入“兩個中國之命運”的政治較量中。1945、1946年，文藝界分別在共、國兩黨的領導下組織了各自的協會，國民黨官方刊物《文藝先鋒》高舉“三民主義文藝建設”的旗幟，對左翼文藝竭力撻伐，但他們既沒有稍具體系的理論和較有價值的創作，更沒有人心的支持，反響甚微。而越來越多的中間分子卻趨于理解、靠攏左翼文藝路線。
革命黨與左翼知識分子的積極作為，根據地的壯大，吸引了越來越多人加入革命陣營。1948年，決勝之際，行將垮臺的國民黨政府匆忙地網羅文化界名人，一同南下“避難”，北京也籌備組織各界知識分子北上“會師”。南下的稀落倉皇和北上的繁盛有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1949年，鐘山風雨起蒼黃。百余年來，中國人第一次掌握了自己的命運。毛澤東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詩人胡風寫道：“時間開始了!”
然而，當全部的理想開始付諸現實時，仍然會有新的矛盾沖突。理想越高遠、越真誠，矛盾也越尖銳。實際上，沖突從延安時代就埋下了伏筆，但為當時的形勢及直接而同一的目標所淡化。建國之后，在廣義的為人民、為國家建設、為社會主義的目標上，并沒有多大分歧。知識分子也樂于為國家建設為人民事業奉獻力量，這也是他們參加革命時所向往的。為此，他們也大都愿意繼續改造自我。但是，問題就在于“改造知識分子”上。在后來的歷史敘述中，“改造”被描述為“迫害”、“鉗制”、“整肅”，成了一代人揮之不去的“夢靨”。
七
這當然是針對毛時代的一系列政治、文化批判運動所言的。事實上，這樣的以“改造知識分子”為主題的活動，在延安時代就實行過。如前所述，《講話》就涉及了知識分子改造世界觀、思想感情的問題，這也是左翼的革命黨和知識分子所一直自覺關注的大問題。那么，建國后的運動其實是這個“歷史問題”的延續。
“改造知識分子”，這一命題本身帶有很強烈的現代性意義。自古以來，以帝王之師、道統繼承人自居的知識分子，有著強烈的自信，一旦時代許可，都想著有一番作為，經世濟民，匡正天下。。即便“不達”，也只是傷時嘆世，并不會對整個文人階層的地位、能力、價值產生根本懷疑，即便是離經叛道者。但是進入到現代，知識分子所面對的現實世界空前的擴大和復雜化，對認識世界和自身的可能性產生了懷疑，從而有了“現代性”的主題。這在完成工業化的資本主義國家，往往表現為對自我、世界的悲觀，對“真理”、“歷史規律”的質疑，對古典的和諧、統一之美的背離。
對于近代以來被強行拉入世界“現代化”潮流的中國，情況又有不同。一方面是資本主義因素的增長所帶來的都市文化興起，而大部分地區卻仍處于封建落后狀態，作為支撐都市文明并多少參與現代化進程的附庸而勉強存在;一方面是深厚的古典傳統的熏養和強大的歷史慣性的拖拽。這就使得當時的知識分子處于兩難處境。
前面講過，責任感、道德意識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精神，也在近現代歷史主題中煥發了生機。但傳統精神背后支撐它的完整的政治、倫理體系和簡單統一的自然、社會情景，卻已不復再現。從而，“五四”運動自始就存在著自身矛盾，也確有不少知識分子在激烈的“反傳統”之后陷入了精神危機，對自我產生懷疑，運動初期的激情、理想迅速消退——這在魯迅的作品中最有體現。
這樣的話，即便沒有“改造”，知識分子也不免地要“變”了。而“改造”，實際上正是一種積極的應“變”，而非消極的回避。這個改造，又緊緊聯系著當時更大的社會主題，從而使他們去面對慘淡的現實，承擔責任。這既有傳統知識分子“內省”精神的作用，也更因為左翼知識分子和革命黨的持續自覺的積極作為。須知，在血泊和黑暗中前仆后繼的革命黨人，在精神、物質的雙重危機和歷史、未來的兩大黑暗中艱難挺立，以幼弱之力擔負起一個民族的重托，在星星之光中擎起火把獨行、播成燎原之勢的革命者，正是古今中外最優秀的知識分子!
正像毛澤東在《講話》中拿自己做例子，講改造自我思想感情的歷程，革命的先行者正是經歷了自己的改造，從而也要求新的參與者改造自我，這是參與革命的首要條件。
這就從知識分子對自身的質疑，轉變到外部對知識分子的“合法性”的批判——向來以“老師”的面目出現，甚至號稱“啟蒙者”的這群人，你的地位是誰規定的?合理嗎?你對自己認識清楚了嗎?有資格參與到宏大而沉重的歷史主題中嗎?準備好處理各種困難、沖突了嗎?這樣的拷問，仍是出于對現實主題的緊迫應答，出于革命者的實踐性品格。由此，知識分子從自封的啟蒙者、批判者，可能成為現實中的被啟蒙者、被批判者。而批判不是目的，正如革命的目的不僅在于破壞，更在于重建;同樣，質疑、批判之后，必然是改造。“改造”這個詞本身是中性的，問題在于其指向;而在當時的情境中，改造一個人，也等同于幫助他，幫助對方改掉弱點、鍛煉自己，更好地投入到現實斗爭中。這種基于同一的、真誠的理想的互相批評、協同，是當今以“個體”為終極價值的人比較難以理解的。
八
建國之后，年輕的共和國要帶著絕大部分的人共同前進，而不能任意拋棄。于是在知識分子方面，也面臨著新的“參與者”的改造問題。實際上，強大的政治實踐和理論說服力，在建國以前就已經爭取到了大多數知識分子的靠攏。進入新的紀元，他們也大都能接受改造，為國家建設服務。許多作家——不乏以前的“個人主義者”——為了寫出反映國家火熱的場面、向上的勁頭的作品，主動去農村、工廠體驗生活，甚至親自趕赴朝鮮戰場!——這也是今天的人們難以想象的。
在許多人當時的作品中，熱誠地謳歌祖國的新生，謳歌人民與領袖，迫切地希望為國家為人民奉獻力量。如果這被后來的歷史敘述者判定為“違心”之作的話，那么當時一些作家的私人信件、日記當中也表達了類似的熱情，這樣的“違心”說不過去吧。總之，不管是自覺不自覺，當時的知識分子的確是融入到新的時代洪流中了。
新的時代也并非沒有給他們回報。相對安穩的工作環境和較高的待遇(文革時期的一項激進的批判就是批“三高”：高稿費，高工資，高獎金)，以及“文化工作者”、“建設者”、“靈魂工程師”的光榮的社會認同，知識分子的地位不是低，而是異常地高。相應地，知識分子所承擔的要求也更高，文化作為宏大事業的一部分，要求更強烈、直接地參與到新的時代主題的構建中。
問題就在于新的時代主題的不確定——已經不像戰爭時代那樣直接、明確、一致，雖然在廣義上還是統一的。在當代文學史的敘述中，文學史家用“一體化”和建立新“規范”來概括當時的文化進程。其實，假若真的建立了確定的“規范”，反而會易于被當時人接受——百余年的社會動蕩就是表現為沒有規范，沒有秩序;而50年代前期相對穩定的社會局面所帶來的較為確定的“規范”，也確實為新的“文化工作者”們接受。
一個脫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新生民族國家起步是艱難的，而在這樣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又是艱巨的。從建立第一天，這個國家的腳步就沒有停歇。50年代前期，土改、鎮反、三反五反、抗美援朝、一五計劃，緊鑼密鼓，接踵或并肩而來。一五計劃的實現尚未完成，毛澤東已經在考慮擺脫蘇聯模式，于是把注意力轉向農村，推動農業合作化的迅速開展;隨后是人民公社化化運動，大躍進，然后是60年代初的調整、鞏固。毛澤東又考慮公有制的鞏固和防止官僚主義的問題，在農村開展了清查干部的四清運動;運動受到消極應付，毛澤東因而對黨的官僚系統失去信心，從而發動了指向“黨內走資派”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打破了自己一手建立的黨政系統。而文革本身就包括大大小小、錯綜復雜的矛盾斗爭。
在這條線之外，還有國際方面，蘇共20大、中蘇決裂、中蘇論戰、中印、中蘇邊境沖突、進聯合國、中美建交……
這樣密集的政治運動和意識形態沖突，反映到敏感的文化領域，就有了建國以來的評《武訓傳》、批胡適、批胡風，“雙百”，反右傾，反右派，社教，文革，上山下鄉接受再教育。這其中有的批判運動是毛澤東直接過問的，有的則沒有，特別是文革，超出了他的預想。很多人在文革初期受到激進的批判，并發展到人身攻擊，成為他們抹不去的傷痛。(需要指出的是，文革初期攻擊教師、知識分子，多是高干子弟為主的“老紅衛兵”所為，他們挾家庭背景和“血統”優勢，在各級黨組織支持下，把斗爭矛頭從“黨內走資派”轉向普通教師和學生，后被毛澤東制止。另外，歷次運動中，除了被中央點名的少數“頭目”，其他受“牽連”者，多是各行政單位自行劃定。又，文革之后還有許多人受到“新時期”——改革年代的“清算”，但往往不在公眾視野內，也沒能進入“知識分子”行列。)
九
在這樣一個多變的歷史進程中，規范也是在不斷的沖突中構建的。被樹立的經典又被批判，被確立的規定又被質疑，乃至文革中，激進地把1949—1966年這17年的文藝路線稱為“黑線專政”——批判、批判、再批判，否定、否定、再否定，直到“否定一切”、“打倒一切”。
基于不斷斗爭的、革命的哲學觀，毛澤東的事業是在不斷否定自我之中突進的。不滿足于建國初期的歌頌承平，而要求文藝作品反映仍在不斷進行的社會斗爭的實踐;不滿足于知識分子的代言，而直接培養工農兵出身的文化新人;直到最后，還擔心資本主義制度及其文化的復辟，擔心知識分子、干部——包括新培養起來的——重新變質。
所以，并非現在所定義的“僵化”“保守”，毛時代的文化是同時代本身一樣，是狂飆突進的，不停歇的，不斷挑戰的，在沖突中打破自我而行進的。不是僵化，而是烈變，不是保守，而是激進。這樣的持續變動，又是指向宏大的社會理想的。“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毛澤東不但有著實踐性品格，更是一個深沉的理想主義者。理想主義引導著對現實問題的應答，從而呈現出不斷自我變革、直指終極理想而又伴隨著復雜沖突的歷史圖景。有了這個歷史邏輯，才能理解“規范”的不斷重構和知識分子在這其中無所適從的處境。
這其中出現的問題，無需掩飾。過于強調文藝的外部規律(與社會、歷史、政治、現實的關系)，忽視內部規律，使得毛澤東在《講話》中所反對的“標語口號”式的作品實際上并不少見，尤其是新培養的一些普通作者的作品。毛澤東本人藝術造詣很高，曾經就一些文藝作品的內部細節提過意見，連一些專業人員也不得不敬服。但一些底層出身的文藝作者，其作品并不盡如人意。另外，由“政治—現實—藝術”的架構變成直接的“政治—藝術”的激進嘗試，將政治表達直接美學化，這種把一切事物“泛政治化”的視角，也使得復雜豐富的現實生活中其他方面的審美、道德等人文因素被忽略，從而許多作品在變換了的歷史情境中難以流傳。從文藝接受的層面考慮，當時“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作品，在多大程度上為預設的對象所接受，達到預設的效果，也是值得探討的。
當然，迫切的、全新的歷史嘗試，失誤難免;面向大眾，起點低、范圍廣，同時承載著沉重的傳統，也不可能要求全部成果都那么完滿。(對“革命”意義的透支是很大失誤，而這正是毛時代的實踐最終難以為繼的政治—文化緣由，這又一次顯示了文化與政治的依存關系。)對這樣開歷史之先的“新生事物”，是不是可以理解包容而不是一味指責呢?
但實際上這些遺憾并不常被認真談起，更多的關注點在于所謂知識分子受到的“迫害”。毋庸諱言，激烈的社會變革給知識分子造成的傷害，確實是很大的遺憾。在一個從沉重的歷史中走出來，又急切地邁向理想的路上，所有人都付出了代價。包括普通民眾、知識分子、革命者以及領袖本人。但這些付出，都是嚴肅的，甚至可以說是自覺的選擇。
十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很早就參加革命、文化工作的左翼作家。胡風、馮雪峰、丁玲、周揚等，他們不僅內部有分歧，也在風起云涌的政治運動中先后受到批判。“新時期”得到“平反”，他們也被視為“極左”路線的受害者，被后來解構革命的歷史敘述者引為例子。然而，他們直至去世(胡風、丁玲、周揚都活到了“新時期”)都堅持認為自己是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雖然他們之間確實存在著常被好事者說起的“個人恩怨”。——這又是后來的無良文人所不能想象的。
與大力貶低左翼作家、左翼運動包括革命一起的，是80年代以來的“重寫歷史”的潮流。在重寫的歷史里，左翼知識分子普遍遭遇了類似解讀，包括經典歷史人物的重新解釋。魯迅后期向無產階級革命靠攏的事實被淡化處理，在冠以“現代主義視角”的語境中，成為80年代以“新啟蒙者”自居者的自我想象的映照——在之前的“政治化”解讀受到清算的同時，構成另一種意義上的政治化。于此同時，被毛時代排斥的一些邊緣人物，作為“歷史遺產”得到“深度”開掘，被塑造成文化英雄，現代性的先驅者。非左翼的作家、學者，過去和現在的，一時間涌現出來，參與到新的歷史書寫中;借著港臺、西方的新“權威”，大量非左翼文人的神話被制造出來(比如對張愛玲的推崇)。——又是一個“千年未有之變”。而這一變，實是又一次挾政治變革之威，盡管“新時期”的“新人”們極力反對“政治”，羞羞答答地不愿意承認。(諷刺的是，當時很多人提出“現代性”、“現代主義”的口號，表示響應國家“四個現代化建設”的號召。)
這樣的歷史改寫一直持續到現在，且往往持“文化批判”的姿態，盡管一直與政治進程保持著曖昧關系。世紀之交，中國加入了世貿組織、以“經濟大國”的面貌出現在世界舞臺上——這個世界當然是資本視角的世界，此前毛時代同亞非拉國家廣泛的文化交往被忽略，毛時代在“落后”、“僵化”的同時也贏得了“封閉”的光榮稱號——自此，與時俱進的知識者也調整了文化策略，與他們一直排斥的“官方”一同，開始構建起更加完美的歷史想象(當然各自的想象不完全一樣)。這個新的想象，緊密順應著“大國復興”、“現代化”、“國際化”的時代大主題;在這個想象中，中國從近代以來(甚至是明朝以來)，一直走在追求現代化的道路上，到今天才算趕上世界潮流，擺脫了“前現代”的蒙昧，匯入現代文明;在這個想象中，毛澤東時代被當成不幸落在清澈歷史河流中的一段“異質”而被輕輕剔除;在這個想象中，民族屈辱、斗爭反抗的悲壯被“大國復興”的豪邁所取代;在這個想象中，革命主題被淡化，革命的背景被模糊，革命的最初目的被置換，革命作為復興的一部分，追求的正是今天這樣的現代化、世界化。
十一
這個想象的戲劇性表現，是最近不斷強化的民國印象(或稱民國熱，或高端上檔次的“民國范兒”，“范兒”這音怎么讀?我老土，不會說)。一個在歷史長河上類似于南北朝、五代等時期的大分裂大動蕩大黑暗的時代，居然被有心人發現了它的閃光：大上海、老北平的繁榮，上海灘風云兒女的傳奇，民國軍人甚至軍閥的忠勇善戰，民國女人的氣質柔情，民國領袖的寬厚堅毅和人情味，當然，更少不了民國知識分子的道德文章風流人物。——還真有“范兒”!這些萬花筒一樣的風景，搭載著現代傳媒、影視的各色觀光車，讓人著實迎接不暇，大呼原來受了洗腦，受了愚弄蒙騙，太無知，太偏見，太可惡——便是我，也要投降國民黨了(見《阿Q正傳》)。
這這個明媚光鮮的風景畫卷里，獨不見革命大潮的翻涌，不見億萬底層人的掙扎，不見腥風血雨的爭斗，當然，也不用回答民國好風光畢竟東流去的“歷史遺憾”。而當孫中山成為“國父”，當學者劉小楓稱毛澤東為國父竟而引起爭議，我等土人真真搞不清如今生活在哪個天下、哪個“大國”了!也不知道一向被獨立自由人士憎惡的、以鉗制知識分子為己任的“官方”哪里去了，為什么不出來做個“決議”?哪怕真把“國父”判給孫中山，也是個說法，好讓人心安。(孫中山當然也是真英雄，不可否認。)
這個想象是這么完美，真是與現實、與改革以來的歷史、與大民國甚至與革命前的中華大帝國，都無縫銜接了，但是，如果了解了歷史上類似想象的構造，了解了大的歷史邏輯，就不會對這種戲說一樣的歷史演繹感冒。
十二
80年代的知識分子，是以與文革乃至整個革命時代決裂的姿態出現的，帶著“重新估定一切”的眼光審視歷史和現實。西方的各種理論又涌入了知識者的頭腦，一度出現了像“五四”時期一樣的急迫地嘗試各種理論、熱烈討論中國去向的熱潮。在知識界的主流話語中，剛剛經歷的“造神運動”是“前現代”的、“封建性”的，以前普遍接受的“階級斗爭”的絕對觀念和單一的社會理想屬于“理性的異化”。除了這種“理性思辨”，控訴、傷痕、尋根一類的感性表達，也一同加入了對新的想象的構造。
盡管否定得如此決絕，這一文化浪潮與它所決裂的時代，又有著當時人意識不到的內在一致性。當走出文革、盛情擁抱新時代的詩人寫出“我歌頌西單的民主墻”時，不知人們想過沒有，用于張貼大字報、發表政治意見的“民主墻”，正是他們所詛咒的文革的產物(民主墻后來被他們的“第二次解放”者們下令拆除);當80年代的知識分子和公眾普遍參與到校園內外、街頭廣場的論辯，熱切討論中國發展道路的時候，他們有沒有想過，這種理性思辨的執著、對現實政治嚴肅發言乃至干預的膽略，正是他們的前輩們——文革中的造反者們所高揚的，更不用說此前的革命者;當80年代末春夏之交的那場風波中，激進的運動者們高喊出“我們等了70年”，把自己想象成為“五四”繼承者，要接上“斷了”的歷史時，他們有沒有認識到，他們所要割裂的那一大段歷史，正是“五四”精神隨著時代主題的一路展開，他們一度驚天動地的呼號，正是他們要拋棄的前一段歷史——英雄史詩的時代——的遺響，也許是最后的遺響。“百年激進”的宏大歷史進程，終于黯然收場。“現代”闔上了他的大門。(這是我自己作的歷史劃分，根據“古典—現代—后現代”的模式。沒看到其他人怎么劃分的，也許已有人提出過。)
作為80年代的文化風貌，以反思、改革為主題，力求重新理性地把握歷史、世界，邏輯地建立現實新規范、秩序，為國家、民族的未來而擔當，為人類的發展出路而探索，這種似曾相識的品格，其實是近代以來一脈相承，到毛時代達到整體性高峰的品格，是傳統的人文精神的又一次高揚，也是最后一次整體性地高揚。盡管這次文化浪潮(算不上是“運動”)本身包涵各種復雜的動機，現實的擔當并不夠;對西方神話般的過分倚賴和對自己民族自虐式地鞭撻，造成了持久的病癥;浪潮本身虎頭蛇尾，很快轉向個人，匯入庸俗……但是我還是相信有不少人在當時是真誠的，這些人當中，今天還有人在堅持理想(不見得是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
因此說，他們所背離的，也是所依靠的;他們所拋棄的，正是所實踐的。這里的背離，指的是對“政治”的背離;拋棄，是對激進的、統一的社會理想的拋棄——他們不正是激進地想用另外一個統一的社會理想代替以前嗎，甚至比以前的“統一”更厲害，叫做“普世”，更加賦予了神圣色彩;而他們口口聲聲要拒絕的“政治”，又是他們所必然倚賴的。很明顯，政治性依然是80年代文化浪潮的核心，只不過是另一種政治。改革初期的政治圖景給了知識者們充分的想象和信心，也給了直接的支持;而當政治變革并沒有達到他們的預想，拜金的氣息彌漫了全社會，整個的文化浪潮也就在去政治化的無聲的大潮流中慢慢回落。
十三
1980年代中期，敏感的文學界已經悄然起了變化。之前以反思歷史、面對現實為題旨的主流開始退縮，漸漸轉向個人，轉向文學內部。歷史繞了一個大圈子，又回到了“為藝術而藝術”的原點，前人普遍拋棄了的地方。
曾經一部小說、一篇文章引起社會強烈反響，曾經一本新出的書引得人們連夜排隊、頃刻售空的文學熱、經典熱，將成為遠去的記憶。整個社會的思辨熱、文化熱、政治熱，也慢慢消退。
1988年，曾被人視為“新時期”文學開拓者、時任文化部部長的王蒙，發表文章《文學：失卻轟動效應以后》，敏銳的指出了這一事實：80年代初，文學在社會上引起陣陣熱潮，后來，熱潮成為文學圈內的事，而到了80年代后期，“連圈內的熱也不大出現了”;“不論您在小說里寫到人人都有的器官或大多數人不知所云的‘耗散結構’，不論您的小說里是充滿了開拓型的救世主意識還是充滿了市井小痞子的臟話，不論您寫得比洋人還洋或是比沈從文還‘沈’，您掀不起幾個浪頭來了。”
1993年，王蒙及時地趕上潮流，公然拋出了“躲避崇高”論，為王朔聲辯——后者的小說被當時還不合時宜地保守“崇高”的文學評論界貶為“痞子文學”，其作品中的格言有“我是痞子我怕誰”，“千萬別把我當人”，“玩得就是心跳”，“過把癮就死”(這在今天看來絕對正常而且高大上)……卻說王朔現在是文藝界、影視界風云人物，不提。
當文學轉向內部，失去轟動效應，文人轉向自我，等而下之，與庸俗接軌的時候，也宣告了一個去政治化時代的到來。歷史進入到“后現代”，亦可以叫“后革命時代”、“后英雄時代”，也就是全面商業化的、資本化的時代。在文化上，則是泛商品化、消費化、娛樂化、流行化、碎片化、大眾化(與毛時代的“大眾化”有聯系也有本質的不同)等，還可以再貶它一貶，叫做庸俗化、戲謔化、非理性、“無厘頭”、純粹搞笑等，都無不可。
在一個有著深厚的嚴肅文化傳統的國度，在一個“文以化成天下”的文明古國，這實是一“千萬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變，又是伴隨著現代傳媒特別是網絡的興起而迅速擴展的。
到了今天這個時代，已經有人給出了極好的定義：小時代。
十四
那么，在這一變中，知識分子們又干什么去了?當然，知識分子數量上是大大增加了，甚至人人都可以是知識分子了。這里主要說文化程度較高的，進入公眾視野并有一定影響力的知識分子，確切地說，是持有文化領導權的知識分子——即便今天的文化已經變樣，即便“文化人”拒絕“權力”，仍然不可否認文化權力階層的存在。
作為一個群體，沒有了“五四”時期青年導師、啟蒙領袖的高度，失去了毛時代“文化工作者”“靈魂工程師”的崇高，也不見了80年代“新啟蒙者”的姿態。他們或者是在文化體制內埋頭“學術”、為自己的前途勞累，也不時地憶苦思甜，珍惜大好形勢;或者與商業媾和，販點學術、熬點雞湯，滿足消費者快餐式的需求;或者自封“公知”，作為一個新的物種，給大家增加點娛樂元素，偶爾彈起80年代的民主、普世調子，已是“曲高和寡”，最近因為各種不堪的原因被抓，看來雖然號稱“公共”，人品也不咋樣;我們甚至還有“文藝圈子”，有不少“德藝雙馨”的文化人，經常在娛樂、情感、財經等網絡頻道上見到他們的姿勢。
總之，時過境遷，“您掀不起幾個浪頭來了”。你秀直腸癌也好，嫖妓被抓也好，獲諾貝爾獎也好，總之，您再也掀不起浪頭來了。
嚴肅文藝衰落，商業—大眾文化興起，既是90年代以來社會轉型的產物，也是文化的制造者與接受者互相作用的結果。雖然在如今的網絡語境中，制造者與接受者已經基本混同為一體，但是，持有領導權的一部分知識者的引導、帶動，仍然是有很大關系的。當擔任文化部長、作協副主席的王蒙們公然躲避崇高之時，也正是80后、90后們成長的時期;當王蒙們后來發現新作家普遍缺乏歷史感、社會現實感的時候，有沒有想過，如今的文化“缺鈣”，與他們當初種的是什么草，養的是什么牛，是不是有那么一點點關系?“文化”這東西，是不是還是該有引導，有規范?
事實上，今天的“規范”也不是沒有，是另一種規范，商業化的、逐利的規范：不用往大處看，且看身邊漫天鋪蓋的廣告，各種商業活動的儀式，求職者的簡歷、著裝、用語、神態，等等，就這樣的小事務，都有一整套的規范，有專業的書籍，專門的學問，專門的老師——誰不遵從，就沒法躋進主流的一席之地。當代文學史家們所講的建國以來的“一體化”進程，今天實際上是最大程度地實現了，甚至是世界范圍內的“一體化”——已經有名字了，叫做“全球化”。如果說得“保守、僵化、教條”一些，叫做“資本主義的全球化”。
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范疇中，文化作為特殊的消費品，存在著其生產—運作(傳播)—消費的完成過程，已經在現實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
十五
上帝死了，我還活著;
英雄倒了，我還立著;
歷史遠了，我還笑著;
理想淡了，我還扯著。
一個聲音高叫著：我，我。
當人們還在為從政治秩序中“擺脫”出來而慶幸時，由現代科技、工業、市場、資本所建立的秩序，已經悄然而強有力地籠罩了一切;被指認為終極價值所在的“個體”，陷入了無形的、更大的約束;對“集體”的拒絕，使“個體”愈加孤立無助。這是“現代化”的自然結果。而“個體”一旦脫離了社會、他人的參照，其內在價值將十分可疑;當人與人的關系僅僅通過資本運動通過商品交換來實現，當人的價值只作為商品存在，那么個體將與社會一起瓦解。現實中，這個過程在加劇，但在中國，還因為深厚的傳統和深刻的革命所留下的印痕，人的關系、社會形態留有其復雜性。但現實也在向我們展示著世界的冷漠，社會的殘忍，我們見證著溫情的喪失、理想的倒下、道義的衰落。而這時候的無助的“個體”，唯一在做的還是加劇自己的“個體化”，來加強自我認同，不過這個認同，可能還是這整個社會的畸形的期許，是社會規范、他人要求的“對象化”——這是另一種形式的“集體主義”。可憐的“個體”，可悲的世界!
無論是現代主義的悲觀的質疑，還是后現代性的輕巧的戲謔，所面臨的都是一個沉重的現實。在這個現實中，巨大的生存競爭壓力，快節奏的學習、工作，使人一旦停下腳步，就有被拋棄的危險;在自由選擇的名義上，僅僅一個考試分數，一張證書，一個名額，就死死地左右了人的高低。所有人被放在了同一個競爭場上，后頭的人固然不甘心，前面的人更絲毫不敢懈怠。從而，采取“不問世事”，埋頭于眼前切身利益，成為最“現實”的選擇。在這個意義上，現代人又是高度“理性”的。
在高度理性的現代人這里，任何關于道義、理想以及思想理論的表達，都有可能面臨“我——不——相——信”的尷尬，被指認為說教、洗腦。人們審慎地采納了“不教自己之頭腦，成為他人跑馬場”的唯一原則，把自己包裹地刀槍不入。
那么，常被憎為說教、束縛、壓制而弄得自己灰頭土臉的文化、思想、理想這些東西，則不是知趣地退出，就是改換頭面，適時地把自己包裝起來，作為商品大家族的一員，廉價地賣給人們，得體地充當著“人生已經如此艱難”的現實生活的調味劑、開心果。還好，現在有一個好處，什么都可以“賣”嘛，自由。這真是最現實主義的，最實用最理性的選擇。
十六
在今天，“傳統”也是一件挺熱的物事。不同于上一世紀的激進的、偏執的態度，今天的人們平和了，包容了，成熟了。我們可以容許國、共同臺述說歷史，攜手共創未來，可以祝福中、美國結成夫妻、白頭偕老，可以欣賞孔子的幽默和奧巴馬的可愛，甚至可以開發“紅色經典”、“革命圣地”，只要能來錢，只要好玩。
不過，包容還是有限度的。比如，就有人持“絕不饒恕”的決絕，對毛澤東時代造成的傳統文化的破壞。這其中，有前面講的對知識分子的“迫害”，也有對文化典籍、文物古跡的損毀，還有文化創造、研究的停滯倒退，等等。有人直接說，文化大革命是消滅文化的革命，是對人類文明的“浩劫”。
“浩劫”中幸存下來的人，不分析具體事件的來龍去脈，不追究近代以來內外迫力之下持續破舊立新的歷史邏輯，也沒有看到毛澤東對中華民族本身這一巨大“傳統”的保存和再造，當然，更不會承認毛澤東時代文化普及、再生傳統文化的創舉。
傳統體現在哪?體現在今天的古裝劇熱、旅游熱?體現在保存典籍、學術研究?體現在對“國學大師”的大熊貓一樣的待遇?體現在今天的這講壇，那講經?
不從動機上看的話，上述因素大概都有自己合理的地方。毛澤東時代可能在這些方面沒有做好，但是，傳統還可能有別的存在方式，有別的發展道路。毛澤東就做了這樣的嘗試。
首先是文章開頭已經講過的，毛澤東時代在文藝作品上對民族傳統、民間因素的開掘，并賦予積極的英雄主義的時代意義，打破文化壟斷，面向大眾，從而使將死的“傳統”煥發了生機，產生了向現代(不同于現在這個“現代”)轉變并孕育更高社會形態的可能。
這只是可以看到的有形創造，還有無形的，然而更重要的，就是毛時代以其深刻的政治實踐所作的制度性創建。在農村，人民公社這一現代組織結構，將生產、生活、行政、文化娛樂包納于一體，鞏固了傳統農村的“鄉土”傳統，對農民賴以生存的“熟人社會”的倫理基礎作了制度保障，并以現代方式的政治、經濟、文化活動為載體，豐富了農民的生活內容，提高了其所處的文化地位，使之在其中得到認同感、意義感。再看今天的農村，已經構不成一個完整的“社會”，由此導致的社會問題，正是今天面臨的重大矛盾危機。
另外，如前所述，文化本身擔負著參與政治實踐的功能。反過來，文化活動也擴大了政治的容量，帶來了嶄新的政治景觀。不同于今天，進入人們視線的只是開會、投票、讀文件、辦行政，毛時代的政治實踐本身包含了豐富的文化內容，干部不但在生產、行政事務中與群眾發生聯系，而且廣泛參與到豐富的群眾性文化活動中。基于樸素的相互信任和一致的目標，干部、群眾之間并非是緊張的行政關系、對立的統治—被統治，更因為共同的學習、討論、審美、娛樂等精神活動，而真正“打成一片”。今天的“親民”，是因為干部與群眾的距離已經太遠，需要刻意去“親”，而毛時代的干群之間，本來就沒有太大的隔閡。這也是毛時代獨有的政治文化生態。
十七
在城市，以國企為單位，形成了嶄新的社區文化。“以廠為家”成為普遍感受和事實，工人與單位之間不是雇傭關系，而是在生活有保障的前提下，基于共同生產目標的團結協作。而這個目標也納入到為國家為人民做貢獻的宏大主題中，因為產生更大的象征意義。廠內、廠間不時開展的文體活動，豐富了工人們的精神生活，甚至還舉辦舞會等形式的為青年提供戀愛機會的活動……工人們辦廠內報刊，聚集在一起談論廠內廠外、國家國際的新聞大事，甚至連班組、車間之間的“生產競賽”也被賦予了更多的精神、文化意義。
這樣的人文氛圍，不但是今天流水線上的工人所無法想象的，也是今天的城市居民不可能有的。今天的市民，往往同住一個樓層多年的不相認識，人與人在現實中沒有多少交集，于是上班、購物、上網、旅游等，構成市民的主要活動。而這些活動，基本是圍繞著商業這一現代社會的組織方式進行的，人更多打交道的是與商業機構、公司這些冷冰冰的以追逐利潤為目的的“法人”。當然，還有人民幣這個最親密的伙伴。
因此可以說，毛時代的政治實踐，保障和加強了中國傳統中濃厚的人倫關系，而這也是“傳統”之存在的倚賴。這不但保留延續了傳統民間的重視輿論評議的習慣、“古道熱腸”、的道義感，又因為新型的組織結構和價值追求而能削弱傳統中可能滋生的落后因素，諸如舊時小市民的散漫、嫖賭等惡習，農民的自私、短視以及宗族糾葛等。
當然，這只是所有實踐中所展現的方向和在逐步實現的事實。眾多的人口、不同的地域，以及政治探索中的失誤、具體實踐中的沖突，使得短短的二三十年的時間內，不可能完成地那么圓滿。然而，毛時代農村水利等農用設施建設甚至公社自辦集體企業、國企所創造的工業增長和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種種重大成就，都證明了毛時代以公有制為主體結構、以社會理想凝聚人民的政治實踐的成功。
這些因政治實踐而再造的文化傳統，是遠比幾卷古籍幾個大師重要得多的，但卻被后來的歷史敘述所極大地忽略、歪曲了。
這里特別要指出的是“保教”，可以理解為對毛澤東保國、保種并再造了文化傳統的概括表述。
十八
80年代有“尋根文學”一個流派，多是以作者下放農村的經歷為題材，從鄉土傳統的角度，關照中華民族內在的精神、力量和缺陷，由此反思歷史，思考未來方向。如果那個時候，因著毛澤東的“保教”，還尚有“根”可尋的話，那么今天，這縷幾千年的傳統之根，已是脈息甚微了。
誠然，毛時代激烈的社會變革中存在破壞傳統的失誤之處，然而，真正毀滅性的打擊卻是市場化、商業化、資本運動。這里用得著《共產黨宣言》的一段話，也許并未過時：
“……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抹去了一切向來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職業的神圣光環。它把醫生、律師、教士、詩人和學者變成了它出錢招雇的雇傭勞動者。”
今天的傳統熱、國學熱、大師熱、民俗熱、收藏熱等等貌似體現“傳統”的小潮流，其背后的“交易”不言而喻。當季羨林先生回鄉祭祖時都圍著一群拍照錄像的敬業人士，當季先生甫一過世，他的各種精裝文集便閱兵似的排上了大小書店的架子，我們在感嘆商業、資本的偉力的同時，亦可以清楚地看到，這樣的傳統文化熱，其實質是什么;也就不難理解楊絳拒絕出席她的“作品研討會”時答道“不能吹泡泡”，指的是什么。
這還不算勢不可擋的房地產業等對古建筑、舊民居的大量破壞，而這是以促進經濟增長的合法面目出現的;還不算崩壞的農村結構對傳統倫理的打擊;還不算外語、外國產品對民族傳統的擠壓;還不算傳統道德的淪喪。當然，這又可能跳到保守、停滯、排外的邏輯極端上，然而，有人是真正痛惜“傳統”流失的，所以以上這些，又不能不提。
還需要指出的是，傳統中一些被歷史多次審判過的陰暗、渣滓，卻正在搭借著現代傳媒的公共汽車，重新被打撈起來。當然，現代人的通達，不會在理念上受到“灌輸”，現代傳媒及文化產品也不負責這個，然而對糟粕的發揮和對猥瑣的欣賞，其對接受者心理、精神上潛移默化的影響，是極為可能的;其中封建貴族文化的畸形視域和潛在優越性的展露，與今天人們的追求又暗暗相合，從而與“民國”等歷史想象一起，參與了現代人自我想象的構建。從這個意義上，古代、現代、中國、外國甚至外星，各種形式的娛樂表達，都是可以相容于當下的語境中的，因為，它們僅僅是消費品，純屬娛樂和想象。
而回觀毛澤東時代對傳統的再造，卻真正是批判地繼承、發揚;面對的是整個民族危亡的難題，而能讓傳統在新的主題中重生，并向新型社會轉化。這樣的手筆，著實偉大。
十九
回到今天“個體”所面臨的事實。如果“五四”時期和80年代所講的個體，還或多或少帶有充分發揚人的價值的探索，那么今天的個體以及自由，恐怕真擔得起以前常被指認的“極端個人主義”的帽子。自私自利，已經從經濟學、政治學、哲學的角度得到辯護，并上升到經濟乃至人類發展的推動力的高度;“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儼然已成為霸氣又嚴密的公理。(有人指出，“為己”的原意不見得是今天所普遍理解的;這里仍用其流行的意義。)
如果說80年代知識分子對歷史探索、社會理想的質疑，帶有人生遭際和理想破滅的余悸，那么表面上相似的情景，在今天，則不用拿那么宏大的理由來解釋;人們本不需要什么理由，更不會因此產生精神負擔。
既不相信過去，也不相信未來;既解構歷史，也嘲諷理想。信什么?信現在，信自己。這早就不是現代性的嚴肅的思辨、質疑，而是僅僅也緊緊關注個人當下利益的“務實”。
從反對“理性異化”，到如今理性喪失，理性地把握世界、歷史的努力日漸微弱。從國家層面上由“務實”的政策取代宏大的理想和計劃，到個人僅僅對自己所在的、利益攸關的小圈子感興趣，對世界、生命、歷史、哲學等“形而上”事物的麻木。
從積極地參與政治、構建政治和后來的干預、批判政治，到如今政治也成為娛樂文化的一部分，最受到關注的是領導人的領帶及夫人的包。
從對階級斗爭、路線斗爭的“斗爭哲學”的厭棄，到今天不無諷刺地把弱肉強食的“自由競爭”奉為最高原則，整體性地把握自身命運的努力讓位給個體間的直接利益爭奪，而對自由背后的陷阱視而不見，不懷疑也不拒絕，也拒絕不得。
從對理想的高揚，對道義的推崇，到今天不但把理想、道義踩在腳下，而且把先賢、烈士的形象按自己庸俗的趣味涂抹。
……
從而，任何嚴肅的理論思辨，任何非世俗的理想向往，任何對道義、崇高的直接標榜，任何政治立場的表達和社會問題的探討，任何理性認識宏觀世界的努力，都面臨著被解構被嘲諷的危險。
或許根本就沒有這種危險。僅僅是，認真你就錯，玩玩而已。一句“傻×!”，可以終結一切認真而徒勞的言語。
這是無論持何種立場、理論、理想的認真嚴肅者的真正難題。
然而，即便有這樣的困境，仍然好于在主流中一起庸俗、淪落，至少不比此低。因為，主流亦有其不得已的處境，真正的閑適、安心也在今天已不可得。既然，保持一份對世界和自我的清醒，力求真正意義上的獨立，也至少是別一種選擇。
現實也的確提供了多樣的選擇。因“不管”而客觀造成的思想的空間，豐厚的歷史資源，文化遺產，前人的啟示，使得這別一種選擇有了發展的可能。由此，現實中也蘊含著多種可能，只要肯去發掘。
從這里說，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糟的時代。
好的是理想的多種，糟的是現實的一樣。
此時，再回過頭來看我們的歷史，看我們的前人在當時的選擇，就不僅僅是“懷舊”，更不是“復辟”、“倒退”，而是在如今的暗淡中尋找另一個時空的依據。
二十
那么今天，毛澤東的文化遺產仍有其意義。
“愛無疑是人類最美好的感情。但是，對于一個博學善思的民族而言，愛一個人不是指愛他給我們留下和提供的結論，而在于愛他向我們提出的問題、包括他對我們的批評。毛澤東提出的那些問題依然困擾著現代人類，他的批評今天依然有力量。……毛是第一個在歷史的終結處開始思考的思想者，在這個意義上，他值得我們去愛戴。這意味著：我們不應回避他向我們提出的問題，特別是他對我們的批評。”
——Alain Badiou， The culture Revolution: The last Revolution?
作為一個布衣學子出身的、土生土長的中國優秀知識分子，毛澤東對文化事業的創造，對文化、文藝問題的直接發言，都為其前輩和繼任者所不及。
毛澤東終其一生，孜孜不倦地追求、創造，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諸多繁重事務之外，一直保持著自身文化、理論修養的自覺提高，保持著對文化問題的高度關注和超越性的探求，其博大的胸懷，淵深的識見，其理論的系統、全面性，思想邏輯的巨大說服力，令后人汗顏。在多次領導干部會議上，他諄諄告誡同行們多讀書、看報，甚至帶著他們一起學習討論;建國后，面對新的復雜問題，他依然在緊張的工作之余，花大力氣研究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和現實各方面問題，寫出《論十大關系》等系統性論著;在認為蘇聯背離社會主義之后，他親自領導了中蘇論戰，與蘇方展開思想交鋒;他晚年深為擔憂的是，雖然社會主義制度已建立，但根深蒂固的貴族文化、心理并沒有消失，擔心資本主義文化及其制度的全面復辟;他最不放心的就是新官僚、知識精英的變質、墮落……
如果說在當時，毛澤東的設想還確實有些“抽象”、“偏離實際”的話，那么他的擔憂，已經在今天得到了全面證實。
作為上一世紀最偉大的言說者，毛澤東的發問，超越了歷史時空。
他的直接批評，和他的時代所建立的全新的價值規范，在今天，作為一種話語資源和評判視角，并非完全失效。(比如，人民性、反映社會現實、揭示歷史本質、歌頌反抗斗爭等，在今天的文藝評論中仍有其意義，并得到部分繼承。)
特別是，他對“知識分子”這一敏感問題的處理，剝除了復雜的歷史現實所造成的遺憾和迷惑，仍給人們以警覺的啟示。——當然，遺憾和迷惑正是令后人“不能饒恕”的地方，也不能掩蓋。然而，知識分子因其獨特的思考和感受，大概在任何時代，都面臨遺憾和迷惑，這正是知識分子問題的復雜之處;當80年代知識分子“自由”之后，仍頻頻出現自殺、頹廢，以致后來整體性地向世俗、金錢歸附，丟掉數千年之“節操”;那么，對毛時代積極干預的做法，在認識到遺憾的同時，不能否認其進步性和特殊意義。
二十一
為今天的人們所迷戀的“西方”，實際上存在過一段時期，為來自東方的“毛澤東主義”所傾倒，其影響至今未絕。
1968年5月，法國爆發了“造反”運動，史稱“巴黎五月風暴”。這場以青年學生為主力的運動，與東方紅色國度正在狂飆突進的社會運動遙相呼應。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學生們舉著毛的頭像，喊著造反口號，唱著革命的歌曲，占領了大街小巷。連搖滾明星，也加入了對革命和它的象征者——毛澤東的歌頌。
類似的運動在日本、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都曾不同規模的發生過。
著名思想家薩特，積極支持了巴黎學生運動，與法國的“毛主義者”并肩作戰。薩特自覺改變了姿態，鮮明地主張“介入”——介入現實斗爭，介入政治實踐。由此，他公開譴責了美國的侵越戰爭，并對阿拉伯地區沖突、蘇聯問題等，做了積極干預。
薩特實際上在思想上走得更遠，他深入思考了知識分子問題，修正自己以往的觀念。
他認為，對于有著專業技術知識者來說，一方面，他們的專業知識具有普遍性，是整個人類社會的財富，應該為所有人服務;另一方面，實際上卻首先是為統治階級服務，只關涉到有特權的利益集團。獲得知識的方法之普遍性與運用這種方法的特殊性構成深刻的矛盾。如果去適應或逃避這種矛盾，那么他就不是真正的知識分子，只有正視這一深刻矛盾，才能被稱為知識分子。為此，薩特舉例解釋：一個美國科學家研制了新式武器，實際會成為侵越戰爭的幫兇，他應該認識到自己的不對。——知識分子應該有這種“不安的良心”，并去努力解決矛盾。
在與“毛主義者”一道參與政治實踐的過程中，薩特又進了一步，認為上述這種自我反省者，仍然只屬于“古典知識分子”;而在可以設想的社會主義社會中，將不再有知識分子，因為原有的矛盾不再存在;知識分子中有些人同群眾在一起，他們的唯一特殊之處在于能向群眾提供專業知識，為群眾服務。這樣，他們就成了“新知識分子”。新知識分子的首要原則是知識分子的一體化：例如他去工廠工作，變成工人中的一員，以便讓那種真正的普遍性得以實現。
薩特坦言，自己還仍是古典的，不過正在努力向新知識分子轉變。
結合薩特的所思所做，與毛時代對知識分子的“改造”，可以看到其明顯的聯系，不但在根本目標上一致，甚至也借用了毛澤東式的話語資源。薩特從自己的良知出發，努力改造自我為新知識分子，但也認識到知識分子的整體性轉變，要以一個新型社會為基礎。
那么，毛澤東所做的政治實踐，其實正是要從整個社會層面解決這一問題。這個解決，不是那么完滿，但已經是迄今為止，最有力的嘗試。
二十二
在資本化越來越成為事實的今天，回看并不遠的昨天，依然讓人激動不已。或許，可以有另一種“想象”。
曾經，人們以理想主義、以共產主義的終極理想，阻止了資本擴張;
曾經，世界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在東方帶領下，風起云涌，令資本主義不斷棄城丟土;
曾經，一個東方偉人的宣告，讓舉世震驚;
曾經，一個不屈的紅色國度，讓他的對手先后折服;
曾經，人們的評判以正義與否，敢于宣判美國為不正義;
曾經，精英是為人民服務的，知識是全民的財富;
曾經，人們的眼里充斥的不是金錢、性、欲望、明星和大款、二代和土豪、作秀的政客和叫賣的文人;
曾經，有另一種想象和可能性;
曾經，有一個神話……
當阻止資本化、阻止人類自我毀滅的嘗試失敗，當歷史已被宣布“終結”，當共產主義的烏托邦被認為是單調、乏味——那么，看看今天庸俗、墮落的世界，雖然不能證明前者的合理，但至少，也能照見現實的荒謬。
問題還是在現實。
我們仍然有另一種選擇。
尤其，沉厚的歷史能給我們啟示。
毛澤東，一個讓有的人敬仰也讓有的人發抖的名字。他的存在，是繞不過去的高峰。
今天的爭論，精英們的噩夢和詛咒，從反面顯示了這一巨大的存在。
我們應當慶幸，曾經有一個偉大的先驅、先知者。這是中國，東方，最大的驕傲。
面對現實，我們仍然可以選擇。
承受著這個沉默的空虛的小時代，我們最大的寄托，是巨大的歷史空間，那里，有蠅營狗茍者無法想象的世界。那里發生了正劇，也發生了悲劇，但，都是嚴肅的。
二十三
顛倒世事幾茫茫，衰世誰人識真王。
千載同惜華胥夢，百年猶憶烏托邦。
江山已多文人捧，風云還須英雄創。
天若有情天應淚，人間正道本滄桑。
[華胥夢]《列子·黃帝》講的一個故事，說黃帝夢游到華胥氏之國，是一個理想的大同世界。
才力猶難出平庸
巨制鴻篇做不成。
只為凡塵多縈慮，
便去當年借東風。
二十四
主要資料來源：
袁行霈等，中國文學史(1~4卷);
錢理群等，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
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
童慶炳，文學理論教程;
張少康，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教程;
郭紹虞等，中國歷代文論選;
黃忠晶，百年薩特：一個自由精靈的歷程;
埃德加·斯諾，漫長的革命;
戴維堤，逝者如斯;
范正美，秋夢追思;
韓毓海，“漫長的革命”——毛澤東與文化領導權問題(《文藝理論與批評》2008年第1期、2期);
南帆，文學公共性：抒情、小說、后現代(《文藝研究》2012年第7期);
張慧瑜：民國想象，誰的民國?(《南風窗》2013年第25期);
韓德強，歷史的終結與新文化運動;
賀雪峰，人民公社的三大功能;
李北方，知識的另一種可能性——我們為什么讀書;
李云雷，一名出身農村的博士的思考——我們為何而讀書。
另外，相當多的歷史事實的資料，文藝作品，以及以前看過留下印象的論述，不一一列舉;與同學的交流討論，社會實踐的調研，亦有很多啟示。不列舉。
對于網絡搜索資料，本文持慎用態度，僅用于確認人物履歷、作品、言論、事件，以及個別名詞、術語的查證。
實際上，更多資料，來自于我們已經經歷和正在經歷的事實。而這一切，將成為歷史。
“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
——毛澤東，1949
2013年12月2日動筆，
12月8日凌晨4時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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