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大病初愈的魯迅寫了一篇題為《“這也是生活”……》的文章，里面有這樣的話：“街燈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顯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識的墻壁，壁端的棱線，熟識的書堆，堆邊的未訂的畫集，外面的行進著的夜，無窮的遠方，無數(shù)的人們，都和我有關。”
這里流淌著深沉的情感。這是一種個人對群體、對社會、對天下的關懷，一種內(nèi)在驅(qū)動的使命感和責任感。魯迅之所以為20世紀中國的偉人，正是源于這種深沉的情懷—單純的深刻不足以成就他的偉大。
這是中華文明偉大傳統(tǒng)的體現(xiàn)。在我們的文化中，可以很容易找出諸多的圣人名言，教誨人們要有責任感，要襟懷天下，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肉食者”才有這個責任，每個“匹夫”亦應如此。正是這個文明造就的中國人，每每在時政凋敝、文明式微的關頭站起來，承擔起文明復興的使命。我以為，這是中華文明生生不息，成為世界上最古老的“活”的文明的秘密。
這個號召又是更多地面向年輕人的，年輕人是天生的理想主義者，是“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是這種精神當然的繼承人。對年輕人的這種期望表達在梁啟超的“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的豪邁話語中，表達在《畢業(yè)歌》的“同學們!同學們!快拿出力量，擔負起天下的興亡!”的鏗鏘旋律中。
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時代的風貌體現(xiàn)在年輕人的風貌上，二者相互作用相互促進。1980年代之所以被人緬懷，便是因為那時的精氣神。一位北大學長說過，那時候北大圖書館每到關門的時候，常能聽到有人邊往外走邊高談闊論：哥們兒今天又搞了一個體系!
讓人惋惜的是，如今這種精神在年輕人里幾乎消散不見了。《南風窗》持續(xù)數(shù)年資助在校大學生利用暑期進行社會調(diào)研，我在擔任一些大學生團隊的聯(lián)系人的過程中，深刻地體會到了這種精神，或者說一種視野的匱乏。
年輕人走出校門去接觸真實的社會，目的應該是了解社會，對研究的現(xiàn)象進行記錄并試圖理解和進行闡釋。雖然馬克思說，“哲學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在闡釋世界，而真正的問題在于改變世界”，但改變世界的起點是對社會問題的本質(zhì)有真正透徹的理解和準確的把握，沒有這個階段，真正的改變是無從談起的。
但是，我所接觸的青年學生往往直接走向了政策建議的方向。因為視野的局限，社會調(diào)查淪為攝像機式的記錄加上一點“政府應該如何如何”的老生常談，看不到表象背后的東西，更缺少思想的火花。這樣的調(diào)研報告讀起來像極了都市報的社會版與時評版的雜糅。
這種現(xiàn)象可以稱為“天下情懷”的失落和“師爺心態(tài)”的興盛。其實，這種現(xiàn)象的成因不難理解：在這個庸俗的“拼爹”社會，理想當不了飯吃，最好學點兒有用的東西—“有用”，既有實用的意思，也有可以“為人所用”的意思。于是，年輕人的舍我其誰的沖勁被壓抑了，自動自覺地把自己定位為了“師爺”。
我可以理解年輕人們的苦衷，但不能同意他們的做法。國歌唱到，“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在今天同樣適用，中國面臨的挑戰(zhàn)不比任何時候少。這個復雜的時代更需要青年人的朝氣蓬勃，即便是改變這個社會，最終也還要靠他們自己。
面對現(xiàn)實的無奈，屈服和抱怨是選擇，批判和改進也是選擇。文明傳承的使命終歸要由人來擔負，別忘了，子曾經(jīng)曰過：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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