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歷史總是充滿了饑餓與貧困、罪惡與不公、疾病與戰爭、斗爭與反抗……噩夢似乎從來沒有與人類分離過。世間生活的困苦讓人不由得想依賴宗教安放自己漂泊的靈魂，但也有更多人為追求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而不斷努力著。我們經常把柏拉圖的理想國，與圣經中的伊甸園、孔子的大同社會、陶淵明的世外桃源、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圣西門與傅立葉的空想社會主義、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等等放在一起，認為他們代表了人類自古以來對理想國度與理想生活的不倦追求。再讀《理想國》，想要找尋理想的痕跡，看看老祖宗在如何建立一個正義的國家的問題上有著怎樣的智慧。
《理想國》，英文名為Republic，即城邦，共和國。還有一個副標題“論正義的、政治的”。可以認為本書即討論“正義的城邦政治”。“正義”即一個理想國家、最好政治的基礎。那么我們有沒有必要探討所謂的理想政治呢？柏拉圖做這些努力的意義在哪里呢？首先，任何一個國家和政治制度都要能夠為自己的合法性辯護，這樣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在此基礎上才有可能實現一個治國者的抱負。國家在人民的頭腦中必須是理想的、正義的、美好的形象。其次，實際建立起來的國家總是令人失望，我們必須要有一個理想的國家的模型，一些最基本的共同的建國原則，來為民眾提供政治追求的方向，并為實際的政治生活提供參照。
這些都涉及政治哲學，引領我們思考什么是最好政治。那么政治哲學的核心和關鍵在哪里呢？在柏拉圖這里，便是justice（正義。）在希臘人的思維邏輯中，人人做事首先都是“為己”的，都要首先實現個人的利益。那么在城邦中，人們之間的權利和義務分配便成了非常重要的問題。只有處理好了這些問題，才能有思路去實現穩定和諧的人際關系，安定和平的國家關系。這樣一來，《理想國》其實不止在討論城邦政治，實際上也在討論社會倫理與個人道德。事實上，“《理想國》是一部典型的大綜合的著作。哲學、政治、倫理、教育、心理、社會、家庭、宗教、藝術等等，諸多問題結合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錯綜復雜。”（張竹明）人類生活本來就是豐富多彩、錯綜復雜的，由此我們也可以知道，建立一個理想國家實在是一件很難很難的事情。但是，也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現在我們可以從《理想國》對“正義”的定義的探討來看尋找正義的過程的艱辛，與此同時，聯系歷史與現在。張竹明教授在《理想國》導言中向我們介紹了這個過程。
柏拉圖在《理想國》第一卷首先列出四種流行的正義觀：（1）正義就是有話就說、有債照還；（2）正義就是幫助朋友傷害敵人；（3）正義是強者的利益；（4）不正義比正義有利，即正義的人總是吃虧，不正義的人總是得利。柏拉圖用蘇格拉底式的反詰法，即蘇格拉底針對別人的定義提問，別人回答，經過幾個反復之后讓對方發現結論完全走到了反面。以此不斷剝落“非正義”的瑣碎的外衣，不斷向“正義”的核心接近。
關于第一個定義，柏拉圖指出，如果借用了別人的武器，現在那個人瘋了，把武器還給他顯然是不正義的，對他說真話也是不正義的。因為一旦給了他，很可能會傷害到自己、傷害到瘋了的人、傷害到更多無辜的人。因為他現在已經沒有能力來正當地使用這個武器了。而如果把“武器”換成“財富”或“權力”，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邏輯也是有效的。上升到政治哲學層面，“正義”便需要根據每個人的理智和能力，分配好權利與義務。那這個標準該怎么制定呢？有什么樣的知識和覺悟的人可以擔當得起管理國家的重任呢？在柏拉圖那里，毋庸置疑是那些明晰了善的理念、不屈從于世俗名利的哲學家。于是便有了“哲學家王”的設想。這有些哲學家“專制”的嫌疑了，似乎不符合現代民主政治的潮流與趨勢。知識不足的普羅大眾又該有什么樣的權利呢？
關于第二個定義，柏拉圖指出，如果“朋友”是壞人，“敵人”是好人，那么幫助朋友傷害敵人就是不正義的。但到底什么樣的人是好人、朋友，什么樣的人是壞人、敵人呢？其中有一段對話令人印象深刻：“波勒馬霍斯：一個人總是愛他認為好的人，而恨那些他認為壞的人。蘇格拉底：那么，一般人不會弄錯，把許多壞人當成好人，又把許多好人當成壞人嗎？”那么正義很大程度上便不是在處理“朋友與敵人”這樣的利益關系，而是要處理“好人與壞人”這樣的道德關系吧？這也是柏拉圖超越世俗性的一面。我們都說：“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可是，群眾永遠都是對的嗎？為什么德國的群眾把劊子手希特勒推上了政治的高峰？這些該怎么解釋？
關于第三個定義，色拉敘馬霍斯的理由令人無言以對：“難道不是誰強誰統治嗎？每一種政府都制定對統治者自己有利的法律……”“在任何國家里，所謂正義就是已經建立起來的，當時正在掌權的政府的利益。所以唯一合理的結論應該說：不管在什么地方，正義就是強者的利益。”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定義非常有說服性，所以我們不得不懷疑，統治者的暴政難道是合理的么？但是感謝柏拉圖引導我們保持理智和清醒。他指出掌權者的統治者（強者）有時也會犯錯誤，制訂出對自己不利而對被統治者有利的法規要被統治者執行，正義便變成了“弱者的利益”了。而且更進一步，政治哲學應該是超越性的、形而上的，而非世俗的、獨斷的。色拉敘馬霍斯沒有理由把強者直接定義為統治者，首先在“什么才是真正的強者”方面彼此并未達成一致；其次從現實的經驗中來總結正義的定義有世俗化的傾向，并非在討論政治哲學上的“正義”，而只是在為不公正的現實辯護而已。柏拉圖借蘇格拉底之口，一步一步引領我們相信：沒有一門科學或技藝是只顧到尋求強者的利益而不顧及它所支配的弱者的利益的。權力亦是如此，可以利己，且必須是利他的。
關于第四個定義，色拉敘馬霍斯說：“一般人之所以譴責不正義，并不是怕做不正義的事，而是怕吃不正義的虧。所以，蘇格拉底，不正義的事只要干得大，就比正義來得有力、如意、氣派。所以像我一上來就說的：正義是強者的利益，而不正義對一個人自己有好處、有利益。”蘇格拉底意識到：“它牽涉到每個人一生的道路問題——究竟做哪種人最有益？”通過他的反詰，我們可以認識到：正義的人又智慧又善，不正義的人又無知又惡。不正義使人自我分裂、自相矛盾，使國家、團體彼此仇恨、互相傾軋，什么事都做不成功，只能造成無力和失敗。正義是心靈的美德，不正義是心靈的邪惡，心靈失去了美德的不正義者不能做好事情，不能過好的善的生活。正義者才能生活得快樂和幸福。只是，現實永遠都是殘酷的。不正義者當家是一個社會政治現實。柏拉圖也只能從理論上駁倒它罷了。我們的確在不斷接近美好的“正義”的核心。但是柏拉圖的理想國的試驗最終以失敗而告終了。那這種理論上的正義有什么用啊？
兩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就為我們描繪了大同社會的藍圖。一代一代的明君賢臣也在道德的天空下不斷努力著，可是直到今天我們連真正的小康社會都沒有達到，還只是“整體上的”小康。所謂的世外桃源連親歷者自己都找不到了，我們又到何處去找到她的蛛絲馬跡呢？烏托邦，本意便是，“并不存在的”美好社會。空想社會主義，早已經被資產階級的財富與權力所埋葬。而共產主義——我們還只是處在她的初級階段，還在社會主義。我們都知道社會主義會走很遠，但要走多遠才能到共產主義？沒有人知道答案……
現實呢，我們有多少希望，就有多少絕望。網傳一帖：“中國人固有一死，或死于地溝油，或死于石灰面粉，或死于結石奶粉，或死于毒疫苗，或死于危房，或死于拆遷，或死于日記，或死于酒色，或死于寶馬車輪下……中國人口號：一天一杯牛奶，震驚一個民族！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在三億農民工悲劇的討薪歷程里，在十三個富士康員工接連跳樓的已不是新聞的新聞里，在農民自制火炮對付強拆者、甚至自焚以誓死保衛家園的抗爭里，在萬千塵肺病人得不到疾病診斷、得不到救助，最后痛苦地“站著死去”的記憶里……我們，還能說什么呢？經濟學家張維迎說：“中國目前為什么窮人上不起大學？是因為收費太低。”“社會要發展，必然有人付出代價。”經濟學家厲以寧說：“八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中國不應該建成福利社會，否則人們便沒有危機感，不好好工作。我建議取消所謂的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熱情和能力”“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和諧社會才能有希望。中國窮人為什么窮，因為他們都有仇富心理。”……于是我們誠惶誠恐，原來是我們錯了呀，我們就應該犧牲大多數的人的生命與健康，成全少數人的奢侈與開心。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為什么要告訴我們什么是正義呢？我們一直這樣生活下去也就算了，這樣不好嗎？
馬克思說：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那么設計、推廣理想之國的人與人民是什么關系呢？我們看到，普通的勞動者終日忙忙碌碌，無暇顧及正義的國家與生活。他們對美麗生活的憧憬隨日落而起，隨日出而息。他們需要的很簡單，卻也會很復雜。全看世界怎么引領他們了。人物阿德曼托斯站在大眾的立場上為不正義作了一番強有力的辯護后，卻又無奈地說：“沒有人曾經指出過，不正義是心靈最大的惡，正義是心靈最大的善。要是你們大家一上來就這么說，從我們年輕的時候就這樣來說服我們，我們就用不著像現在這樣彼此提放著，竭力守護著自己，怕受傷害了。”看來每個人心里都有對善與正義的尊敬與向往，只是追名逐利的道德信仰像混合的顏色一樣染上了他們單純的心靈，只是外在的社會環境和輿論導向改變了人們原本對親近與和睦的渴望。
對于中國來說，所謂的設計者、“知識分子”的意義和價值在哪里？我想，知識分子由于社會原因，脫離了日常的生產性的勞動，并且有機會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們有廣博的知識與視野，可以站在更高的角度來看待社會歷史的發展，可以創造出美好的音樂、繪畫等文學藝術，他們是人民群眾中的一分子。而且，工人、農民出身的知識分子，從小到大受到的是尊老愛幼、尊親敬師的教育，他們有著天然的親近底層的人文精神。還有，自古以來士人所追求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擔當意識，醉心中華千年文化、不會與世沉浮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社會與政治生活中，知識分子是一個民族的良心。蘇格拉底與柏拉圖便是雅典、希臘的良心。即使時代和社會沒有給他們實現理想的機會，他們仍在孜孜不倦地追求心中的理想，提醒我們真正的正義是什么，不要被世界牽著走，不要因為習慣了黑暗而忘記了光明的樣子。
遺憾的是，他們也并沒有得出最終的“正確答案”。這難免讓我們有些小小的失望。但是我們也會表示理解。連偉大的哲學家蘇格拉底都承認自己對“何為正義”一無所知，只能不斷懷疑、質問別人的“獨斷”，我們怎能要求他給我們什么最終結論呢？我們又怎能奢望從老祖宗那里找到解決一切難題的辦法呢？
柏拉圖所設計的理想國，是針對當時雅典政治混亂敗壞的的現實狀況提出的，是根植于古希臘的社會歷史文化的土壤的。所以這樣的理想國家在很大程度上是為雅典、希臘設計的。但是人們對它的評價，卻從未隨時間流逝而降低，“《理想國》是西方思想的源泉”（朱光潛），“柏拉圖著作的影響（不論好壞）是無法估量的。人們可以說，西方的思想是柏拉圖的，或者是反柏拉圖的；但是任何時候都不能說是非柏拉圖的。”（卡爾·波普）作為一部政治、哲學著作，《理想國》所具有的永恒的光輝，來源于它對人類面臨的普遍問題的深切關注和探討，并提出了值得人們反復思考和借鑒的原則與方案。因此，無論過去、現在，還是未來，無論是古希臘、近現代的歐美國家、第三世界國家，還是中國，都應該能從中汲取豐富的養分。
無論如何，我們還是應該抱有希望。讓我們忠于理想，讓我們面對現實。我們所面對的并不是最糟糕的，畢竟我們還有能力吃飽穿暖、自己思考。這些還不夠嗎？別放棄。太陽每天都是新的，我們的生活也應該如此。別人給不了，我們自己去爭取。生活的理想，是為了理想的生活。那些理想，就像美麗的肥皂泡，曾在頭頂閃耀著夢幻般的光芒，卻一觸即碎。雖然這些理想從未真正實現過，但是卻真真切切地一直存在于夢里，從不曾泯滅。我們可以沒有這些夢和理想嗎？那么當太陽下山，在凄冷的夜里，誰來給我們溫柔的撫慰和未來的希望？
這是在聽了一次國學班《理想國》的課之后有感而發的，只是一次情緒激動后的產物，很粗糙（現在一直在聽）。后來選修《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研究》，了解了些費孝通先生對中國鄉村社會的看法，更是加深了對中外傳統、民俗的不同印象。我感覺，我們中國人與西方人在社會、國家、正義等等概念上的理解的確太不相同了，思維方式也很不一樣。所以在談到如何建立一個“正義的國家”的問題上，我們還需要聽聽不同的聲音，了解我們和他們的邏輯分別是什么樣子的，這樣我們才能認真思考雙方的意見，取其有益、去其不足，才不會輕易地下判斷、做決定。另外，在對知識分子的認識上，他們的意義和價值在哪里？怎樣看待知識分子的作用？這些自己還很不清晰，暫且提出一些淺見吧。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