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文革
——蘭考縣調查手記
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我們所接受的大部分宣傳是：形勢一片大好、國家越來越富強、老百姓生活越來越幸福等眾多的溢美之詞。然而當我面對現實存在的諸多社會問題的時候，我的思想充滿了迷茫與不知所措。面對今天存在的殘酷的社會現實，我試圖去搞清楚為什么我生活的這個社會會變成這樣？我的目光投向了昨天，因為現實的中國是由歷史的中國發展而來，我想通過全面的梳理共和國歷史，通過歷史的智慧來解答我對當前時局的困惑。自然，國史當中的文化大革命時期必然不能放過。
高中時期，教材上寫的“十年文革”實乃“十年動亂”“十年浩劫”，沒有任何進步意義可言，中國共產黨的一紙決議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當時我便心生疑惑：馬克思主義不是教育我們要學會全面的一分為二的看問題嗎？奈何文革需要被全盤否定？這不符合辯證法嘛！我的內心告訴我：問題沒有那么簡單。再加上我這人叛逆心比較重，共產黨又封鎖很多文革資料，這更進一步增加了我對文革的好奇。我想弄清楚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今年暑假，種種機緣，我有幸到蘭考實地采訪了文革時期的蘭考縣縣委副書記楊捍東書記，登封縣縣委書記張守德和很多老一輩工人、農民、干部。經過兩天的深入訪談，我對文革時期蘭考縣和國家的一些情況有所了解，楊書記深入淺出的講解和豐富翔實的例證廓清了我頭腦中的很多謎團。楊書記通過講述：文革的基本概況，文革時期蘭考縣的經濟狀況（工業和農業），人民生活狀況（教育、衛生、住房、婚姻），社會風氣狀況，政法工作狀況，向我們再現了文革時期蘭考縣轟轟烈烈、蓬勃向上的生活景象，同時和當今社會現實進行對比，并提出了他對未來中國社會前途的設想和對我們青年的建議。
一、文革的基本狀況
1.為什么發動文革？
楊書記說：“中國革命勝利后，一些領導干部革命意志衰退，有了驕氣和傲氣，有的人騎在人民頭上當了老爺。毛澤東想要給干部洗個熱水澡，讓干部見識一下老百姓的威力！毛主席原來也談到共產黨人不做李自成，共產黨要跳出歷史興衰周期律。這條道路就是通過把權力交給老百姓，讓老百姓通過“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去監督和揭露干部身上存在的問題。毛主席眼中只有群眾啊！建國以來的各項運動幾乎都是針對領導干部的，沒有針對老百姓的。我問：發動文革不是要打到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嗎？這該如何解釋？楊書記說：“當時我們確實不理解文革，那時候干部都是不怕苦、不怕死的好干部啊！哪里有走資派呢？但是，由于文革是主席發動的，是毛主席領導窮苦大眾翻身做主人，我們相信毛主席。于是我們就號召：“不理解也要執行，在執行中理解文革。我們信任毛主席。后來經過改革開放者三十年我們才真正的理解文革了。主席說的對呀！走資派不在別處，就在黨內，并且還當著權。你看走資派一上臺，把國家整成啥樣了！我們那時候只知道中央出了走資派，不知道地方也出了走資派。現在仔細想想如果沒有上層的、中層的、下層的走資派相互配合能把中國搞成現在這個樣子？不行的。地方也有走資派！毛主席比我們看得遠，主席一直在前進，我們這些人是在改革開放之后才醒悟過來的，才發現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真是高瞻遠矚，很有預見性的”。我認為：毛澤東發動文革不是和劉少奇之間的權力斗爭而是為了保證我們國家不改變顏色，為了確保黨的干部能夠一直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通過自下而上的“大民主”來保證老百姓監督政府的權利，通過對資產階級“造反有理”培養人民群眾的反抗意識，克服中國人民長期以來形成的奴性思想。將民主權利賦予給老百姓，讓領導干部知道老百姓的厲害。
2.文革的時間劃界問題。
楊書記說：“確切的說文革不是十年，而是一年多、將近兩年，從1966.5.16（即“五•一六”通知出臺）到1967年12月底全國山河一片紅，文化大革命取得基本勝利為止。……據我在東北訪談眾多老人家了解到：文革前兩、三年確實挺亂的，后來也沒啥大的運動，生活就恢復平靜，安定下來了。據此看來，說文革是十年動蕩，十年浩劫是很不符合歷史實際的。文革十年對那些騎在人民頭上當老爺的官員來說確實是浩劫！你敢騎在人民頭上，我就敢造你的反，我就敢把你搞下臺！至于文革時間劃界該當如何劃，我相信后人會搞清楚的。
3.文革時期的學生（紅衛兵）
楊書記說：“文革時期學生首先站了出來、起到了先鋒隊的作用，近代以來的社會變革，學生幾乎都是先知先覺者。那時候紅衛兵搞全國大串聯，學生成了毛主席請的客人，你只要帶一個紅衛兵袖章，你坐車、吃飯、睡覺都不用花錢，蘭考縣委招待所都讓紅衛兵住。你只要帶一個紅衛兵袖章，你就直接可以讓縣委書記、省委書記回答你提出的問題。紅衛兵搞大串聯，實際上就是教育群眾、動員群眾、讓工農群眾積極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如果只有學生的積極性而沒有廣大工農群眾積極參與，則革命必定不會成功。楊書記也指出：當時有些紅衛兵確實做的過分了。楊書記的話可以給我們提供很多借鑒，我們以后如果想改造中國還是需要發動工農群眾的，光靠我們學生，社會是改造不了的。我們也不應該學習那些極左紅衛兵。
4.……
5 .文革中楊書記的心態
楊書記在訪談中說了這么一句話：“群眾提意見好啊，我能聽到反面意見最好！”這是一種多么包容的心態啊！看看現在，我們豈不是要深思？讓自己的器量更大一些吧！
二、文革時期蘭考縣的基本情況
1.經濟狀況
農業狀況：楊書記說：“文革中蘭考縣對農業投入最大，從1968年到1976年徹底治住了蘭考縣“沙化、鹽堿、內澇”這三害，讓這三害至此成為歷史。在這8年當中，張欽禮書記帶領蘭考人民通過灌淤等方法先后改造27萬多畝沙河鹽堿地，改善蘭考地區的土壤狀況。為了引黃河水灌溉在蘭考縣境內先后修建5條南北向河道，6條東西向河道，這八年先后打了6000眼機井（文革前只有500眼），基本實現農田水利化，基本實現“井河雙保險，建設高產田”的目標。蘭考縣235個大隊，每個大隊配備一輛“東方紅—75”大型輪式拖拉機和全套農具，一輛“洛陽--40”大卡車，初步實現農田耕種機械化。文革前小麥每畝產量70—80斤，最高畝產量才120斤，增產的關鍵在于種子。到1968年，農業科研上去了，小麥、玉米、大豆基本山實現了良種化，玉米畝產量最高達到每畝1150斤。通過這八年全縣人民的共同努力，蘭考農業初步實現了水利化、機械化、良種化。1975年，大慶年產5000萬噸石油，蘭考縣給大慶油田貢獻了60萬斤粉條，1000頭豬，60噸白酒，那一年黑龍江省委才給大慶油田500頭豬，一個蘭考縣就讓黑龍江省沒面子啊！同時到1975年，蘭考縣的四個模范村基本實現了半供給制，蘭考由缺糧縣變為足糧縣，由吃國家財政到給國家貢獻財政的縣。現在蘭考又成為了國家級貧困縣，每年還得向國家要2—3個億，否則縣政府工作人員工資都發不下來。
工業狀況：1968年以前蘭考是沒有工業的。1968、1969、1970這三年時間蘭考人民自力更生創辦了酒廠、化肥廠、紙廠、農業機械修理廠、機械廠，此后在1973年又創辦第二化肥廠、化工廠、磷肥廠、土木加工廠、鋼木家具廠這五個廠，此外每個公社都有一個酒廠，至此蘭考縣有5000多名職工在工廠里工作。蘭考縣委專門成立重工業局和輕工業局來分管這些企業。所以楊書記說：“10年文革是蘭考縣發展最輝煌的時期”。
通過對蘭考縣這只“麻雀”進行解剖，我們可以發現現在主流輿論所宣揚的“文革時期國民經濟達到了崩潰的邊緣”，“文革時期生產力遭到了極大的破壞”的論調不攻自破。
2.人民生活狀況
教育：那時候實行的是九年義務教育，上小學和初中是不花錢的。我上大學的時候每個月國家給補助15元錢吃飯，還給3塊錢的零花錢，我不舍得花這三塊錢，后來我用這三塊錢買了好幾箱書。
衛生醫療：那時候農村實行的是合作醫療，每個村子都有一個衛生室，農村醫療一根針一根草，各生產大隊都騰出地來種草藥，赤腳醫生現象非常普遍，頭疼發熱感冒之類的病只需要花幾分錢，大隊治不了的病可以到公社治，報銷比例很高！城市職工醫療由自己的單位管，自己不用花錢。自己的家屬看病需要花一點錢。
住房：那時候房子都是國家的，不存在私房現象。由蘭考縣財政局房產管理委員會統一負責分配。你單身的時候住集體宿舍，該結婚的時候會分配一套房子，房子不大，但是心中挺滿足。
婚姻：我那時候結婚只買了5塊錢的茶葉、5塊錢的糖，買了一個枕頭（因為原來我有一個枕頭），后來老伴晚年因為這件事經常給我開玩笑，說我買枕頭只買一個，不成雙成對的買。那時候結婚不興送彩禮，不興吃宴席。結完婚三天我們倆就下鄉勞動去了。
總之，楊書記感覺他們那時候的生活是無憂無慮的，感到前途很光明，不像現在有很多后顧之憂。現在的“教育、醫療、住房”新三座大山已經壓的人民群眾喘不過起來，我們這些22歲的老大不小的青年們，以后的婚姻問題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如果想結婚需要在城里買房、需要買車、需要送彩禮、需要大擺筵席、需要三金，總之，需要一大筆“錢”，這對于一個農村出來的孩子來講幾乎是不可能的，現在的人壓力咋這么大呢？那就讓壓力繼續增大吧！以后的我“不在壓力中造反，就在壓力中折斷！”。這是社會逼的。
三、社會風氣狀況
針對這個方面，楊書記舉了三個例子。
1.我擔任村支書的時候，村里的婦女隊長兼共青團書記半夜里領著婦女們就把地里面的農家肥撒好了。第二天大家出工都驚呆了！我問：“是誰把活干的？沒有人回答我。又說：“我們一定要把這件事調查清楚，否則不知道把工分記在誰的頭上，我們絕不能讓老實人吃虧。那時候，人民群眾有這種積極主動的沖天干勁，我們啥事辦不成啊！
2.那時候火車上沒有站著的人，人們很自覺的讓兩人座坐三人，三人座坐四人。火車上的青年人爭著搶著做好事！有的是給其他人倒開水的，有的是擦火車上玻璃的。知識青年們上山下鄉，男女生經常混在一起住，有的男女生頂著頭睡覺，也沒見發生啥事！現在你試試，不出事才怪嘞！那時候人單純，根本不會去想那種事。
3.那個時候真的是路不拾遺、夜不閉戶，這話可不是吹的，確實是真實情況。拾到一分錢交給警察叔叔是很普遍的事。
這些簡短而生動的例子絕不是個別的現象，這讓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毛澤東時代風清氣正！
四、政法工作狀況
楊書記說：“我28歲擔任蘭考縣委副書記，主抓政法工作。蘭考縣那時候有36萬人，公安局工作人員加起來42個人，法院有14人，那時候沒有檢察院。每年在監獄里呆的不超過20人，我主抓的8年政法工作只槍斃了4個人。那時候實行的是老百姓專政，每個公社配備2門小炮，2挺機關槍，4挺沖鋒槍，20多支步槍，民兵經常帶槍巡邏，從來沒發生過擦槍走火事件，每年縣里安排兩次民兵大比武。現在蘭考縣公安局在編人員有500人以上，還不加那些聘用警察，公檢法加起來在編人員不下1000人。現在國家制定了700多部法律，文革時期只有“兩法一條例”（《憲法》、《婚姻法》、《懲治反革命條例》），也沒見現在比過去安定到那里！人心散了，啥事都不好辦了。現在貧富差距這么大，老百姓不滿意，社會安定的基礎也就沒有了。過去安定自安定，現在一味強調和諧，卻沒有和諧的內在因素。我認為：“如果依據現在法治社會強調的有法可依來講，那個時代確實不能算作一個法治社會。但是，那個時代的實質正義力量很強大，老百姓心服口服，以至后來揚捍東被打成反革命后，他當年經手的案子也沒有一樁翻案的。我們中國自古以來缺乏法治傳統，如果硬要將西方法治思想移植到我國，是不是會水土不服？我們可否依據中國優秀傳統將我國社會的實質正義發揚光大？這值得我們思考。
五、未來形勢展望
中國共產黨不要怕人民說話，讓人民說話天塌不下來。最高領導層中的健康力量很重要，一旦最高領導層堅定改變目前困局，放手發動人民群眾，讓人民群眾監督政府，中國困局還是可以扭轉的。但我們要考慮體制內有多少健康力量，八千萬黨員中又有多少健康力量。中國目前還沒爛到時候，真正到那個時候老百姓跳墻，外國便會趁虛而入，整個國家便會一潰千里，老百姓遭大殃。總之一句話：天時不到。我們既不可犯“左”的盲動主義錯誤，又不可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不能喪失信心，現在必須做好思想啟蒙工作，能武裝幾個人是幾個人，到時候兒這些人都是火種兒！一旦國家面臨困局，我們這些“毛派”共產黨人肯定是沖在最前面的人！同時我們還要明白矛盾有對抗性的和非對抗性的，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不好也會變成對抗性的矛盾，而對于腐朽勢力而言，永遠不愿退出歷史舞臺。無產階級的斗爭若不成熟，我們便會遭遇各種挫折，勞動人民便會受二茬苦，遭二茬罪。
六、對青年的建議
楊書記說：“青年人朝氣蓬勃，就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我們老了，更多的希望是在你們身上。看到更多的青年人的覺醒，我們覺得有希望。現在左派的覺醒仍是少數左派的覺醒，發動群眾得先做啟蒙工作，讓更多的人了解社會現實。其實真正的左派是少數的，右派也是少數的，中間力量占據絕大多數，兩方都想爭取中間力量，誰爭取到中間力量，誰就能勝利。”
張書記也說：“錢偉長先生說過這樣一句話，我給記下來了，‘我們培養的學生首先應該是一個全面的人，是一個愛國者，是一個辯證唯物主義的，一個有文化意識素養，道德品質高尚，心靈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個擁有科學專業知識的人，一個未來的工程師、專家。’希望同學們參考一下”
這就是一個真實的文革，一個親歷者不加修飾的文革，一個被資改派妖魔化了的文革。這段真實的文革歷史讓我陷入了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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