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讀實驗：理想青年的鄉村遠眺

 

    本報記者  吳越  徐晶卉  許旸

 

 

    偉大的時代寬容夢想，故而農民的后代得以進城，而城市的孩子得以奔跑在創意的田野上。眼前的這些年輕的面孔，嚴曉輝、石嫣、黃志友、賈瑞明、孫楊歡、陳玉梅、黃元元……即將續接農業文明的血脈。他們將為古老的土地帶來什么？設計什么？

 

    “中國歷史上進行鄉村建設實驗的都是娃娃兵，無論是梁漱溟先生、晏陽初先生、陶行知先生、黃炎培先生，他們都是有理想的青年知識分子，他們在農村中發掘出來的都是積極向上的力量。”溫鐵軍說。
   

 

    “有機農業并不是省油的燈！”“小毛驢”的工作人員黃元元覺得：“市面上對有機農業的宣傳給大量消費者和躍躍欲試的年輕人一種錯覺——以為這是輕松速效、能萬無一失呈現出肥沃地力和完美成果的美差。讓很多生產者傻眼的事實是，除草的活計要么累死自己，要么得多雇傭人手。此外，選擇有機耕作的人還要面臨內心難言的糾結和無力感。”
    每天，都有各路人馬參觀“小毛驢”，有交流學習的公益機構、有欲進行合作的農產品供應商、有媒體記者、有申請成為志愿者的學生和社會人士，還有不少前來“取經”的商家。
    黃志友簡陋的手機上插著耳機線，每天他要接幾十個陌生人打來的電話，回答差不多的詢問。
    “可以過來看一下嗎？”——“沒問題，我們周四放假，周一休息半天，其它時間都行。”
    “你們的情況能介紹一下嗎？”——“你可以上我們的網站，那里寫得很詳細。”
    “我是無錫的，能不能和你們合作有機農場？”——“你們的地是基本農田還是一般農田？在郊區嗎？你可以先把材料、文字、圖片準備好帶過來，見面詳談，非常歡迎你。”
    放下手機，黃志友說，近兩三年來，這種合作意愿很多，但能成的不多。
    自稱來自青島膠州開發區的一個中年男人剛下火車就找到“小毛驢”，激動不已：“我考慮很長時間了，想成為你們的分公司，讓你們給技術支持。我是外行，不懂農業，但我們那地方不錯，離膠州市15公里，有很多桃園，每年有桃花節。”
    在比自己年紀大得多的人面前，28歲的黃志友儼然一位成熟的老師。“前期的投入至少幾百萬，而后的難題在于控制物流成本和人才儲備”，黃志友把經驗與教訓一一擺明，鄭重勸告：“不要想著掙多少錢，能自負盈虧就很好了，不要頭腦發熱，這個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
    對于“小毛驢”來說，今年仍然是微虧的一年。農產品加工和流通環節能賺錢，農場只是基本生產，且是直銷模式，無利可圖。
    “我們本身是社會事業，也承擔了不少社會公益，接待參觀者免費，志愿者住宿和吃都不要錢。”
    總經理嚴曉輝說：“在經營方面，我們的人工費用是大頭，包括實習生、志愿者的住宿、實習生的月薪以及六七個正式員工的薪水等，這些加起來每年需要50~60萬元，其他還有農業資料、肥料等等。”這個長著娃娃臉、卻已經有了近10年鄉土建設經驗的80后青年告訴記者，按現在的發展速度，明年能夠開始盈利。盈利，就能做更多公益。“我們目前的缺陷在于服務，我希望做一個自助型的農場形式，發掘出城市消費者力量。”
    嚴曉輝認為，這是一場曠日持久的“試驗”。“假如能持續10年，我們的事業會進一步轉變和發展，最終目標是搭建一個互助平臺，監督、監管食品安全生產與流通。”
    但是還會有再一個10年嗎？石嫣向記者吐露了她或許是多余的擔心：由于與政府合作，“小毛驢”前期沒有投入，每畝地的租金也十分便宜，此外還獲得由政府提供的有機肥，所以，“我最擔心政府不再支持我們”，因為這230畝地不產生任何GDP。
    導師溫鐵軍豁達地說：虱子多了不怕咬，走得成就走，走不成就繞著走。
    記者偶然得知，這些適婚年齡的青年們都拿著1000元左右的月工資，戀愛關系在志同道合的同事之間展開。

   
“為什么水稻產量高了，我卻好像做錯了” 

 

    投入3年時間，虧掉10多萬積蓄。今年終于種出了超高產量的健康水稻，眼看就要收割，第一單的訂金也早已到手，但老賈卻高興不起來。
    大米賣出去了，關于大米的理想似乎越來越遠。
    自稱老賈的賈瑞明，今年不過35歲。不過，30歲以后入行做農民，確實顯得晚了一些。
    賈瑞明是河北農大“科班”出身，像大多數這個專業的城市生源一樣，農村不能吸引他們，一畢業就忙著轉行。老賈在一家合資企業工作了5年，做銷售。而后數年，輾轉于個體戶、志愿者、企業管理幾個身份之間，然后又倒騰回農村，加入南方一家報紙發起的農村實驗，當了3個月駐村工作者。
    這次實驗改變了老賈的想法。2007年底，他回到上海，決心不再空談問題和主義，做一個真正的農民，找到三農問題的癥結和答案，參透人與土地的關系。
    在南匯，老賈從一個農戶手中承租了4畝土地。最初的一關是除蟲，購買回來的農藥一開瓶就散發出刺鼻的味道。他迅速決定棄用現代農業技術，改用皂粉水噴灑在桔樹上來除蟲。然而卸下噴霧器，巡視戰場，小蟲子在水滴中掙扎的景象又讓他感到震動。
    不忍殺生，只好退回到自然農業。
   
懶漢田
    從2008年的4畝，到2009年的15畝，再到今年在崇明包下的100畝，老賈的自然農場逐漸擴大。他在一位朋友的介紹下學習自然農法，不使用任何農藥，不使用化肥或場逐漸擴大。他在一位朋友的介紹下學習自然農法，不使用任何農藥，不使用化肥或是市面上的有機肥料。這么做，讓老賈成了村里的異數。
    老賈種的是水稻，很多農民聽說了立馬跑來苦口婆心勸老賈：“不用農藥，種不出來的。”村干部也來施壓：“我們國家對水稻很重視，你包了地就得用農藥，要對產量負責。”
    “一年中農民們在自家土地上噴灑兩三遍除草劑，噴施、撒播農藥七八次，外加幾十斤的化肥。想想這些，還能安穩地吃飯么？”今年全村打蟲藥，倔強的老賈推說蟲藥還沒買來，就是不打。農民們又勸他：“我們都打，你不打？蟲都來你家田。”老賈笑笑：“那，試試吧。”
    蟲果然來了。鋪天蓋地集結在稻田上空，可沒過一會兒，從各個角落飛來的燕子猶如神兵天降，把蟲都吃了。這件事讓老賈得意了很久，嘿，大自然就是這么神奇，不用農藥，也沒造成蟲害，別人只是不敢試。
    老賈不除草，施農肥也懶。網上有人笑他種的是“懶漢田”，他眼睛一亮：“懶漢田就是種地的最高境界，所謂無為而治。種地這件事兒，越少做人工干涉越好。”
    其實，老賈的腦子一刻沒得閑。
    人們都在給水稻下第一次肥了，老賈卻一個人在田邊走來走去。那些天，他每天拔一株水稻起來，看它究竟在干嘛。
    “我發現它在長根，面上不動聲色，甚至面黃肌瘦，其實在底下偷偷用功呢。”溫熱的土壤似有生命，每一株水稻也有其訴求。老賈就這么等著，守著，思考著，直到水稻自己返青，才果斷下第一道肥。“水稻的根長扎實了，自身的免疫力齊全了，這第一道肥的效用徹底吃透了，能  ‘管’很久。”
    他覺得自然農法比有機農業更有意思，也更有難度。“有機農業像是西醫，有步驟和參照物，可以有很強的系統性的方法，自然農業像是中醫，更多的時候要求農作者去體悟和觀察土壤氣候、自然變化，當然也需要內心的修為。如果說喝茶有茶道，者去體悟和觀察土壤氣候、自然變化，當然也需要內心的修為。如果說喝茶有茶道，那么種水稻，也有‘稻道’；種菜也有‘菜道’。”
    “植物已經跟土壤中的那些生物們合作了N萬年了，相互之間的養分供應關系要比人類現在知道的復雜得多，這當中有許多機理人類還沒有搞明白，等待有人去研究，去應用，為人類生存條件的改善開辟新路。”日本有機和自然食品協會（JONA）中國項目負責人胡杰在回復記者的郵件中寫道。
   

 

理想歌
    老賈的小院子里，來過很多熱心人，時有論辯。他經常遭遇的一個“反方觀點”是：誰都想吃上健康大米，可中國人多地少，都像你這樣種田，誰來養13億人口？
    “我們國家糧食需求中，有一半用于飼養……日本健康農業最高可以做到畝產600公斤，比施肥農業一點也不差……”這樣的話說多了，老賈覺得挺無力的。
    不料，傳說中的高產，印證在他的田里。老賈原本很自信，自己好好種了這一季的稻，產量應該不會差。結果超出他的預料，水稻產量超過畝產400公斤。這讓每一個人都感到詫異，因為即使使用農藥，400公斤也已經是高產量。
    老賈覺得不安，就像是只做了一點工作，打開工資卡時卻發現后面有一大串零。“我甚至有些羞愧于帶別人去稻田參觀，因為我實在無法說清楚，這些田是怎么不用農藥化肥種出來的。”更讓他沮喪的是，越來越多的“專業人士”開始質疑他是否用了化肥農藥。參觀者們走到他的稻田里，紛紛尋找原因和證據，而他無法自證清白。
    “為什么產量高了，我卻好像做錯了。”老賈在想，是不是應該把產量穩定在300多公斤，否則，“大眾對于這種莫名其妙就生產出健康大米的技術無法理解”。是不是要修建一個水塘來凈化水源，然后搞稻田養鴨，或者生態循環的示范田，因為大眾喜歡接受更復雜些的技術。
    坐在小院里，望著天自在、云自在，老賈驀然醒覺，當初要做一個農夫的目標，似乎已經在逐漸實現。可同時，他又陷入新的迷茫。“自然農法支持者，以及實踐自然農業的人越來越多，這一切都是我所希望的。但這樣一種技術要成為真正惠及大眾的事業，面臨的問題似乎越來越多。例如普及的標準、行業內的協作、市場的推廣方式，越來越多難題出來了，每個環節都不能掉以輕心。”
    賈瑞明發現，自己想的事情和土地越來越沒有關系了——“你說我是不是離我的理想越來越遠呢？”

“為什么我們的農村要像一個模子里出來的呢”

 

    秋天的崇明島，天空藍得簡直不真實。眼前一幢占地近200平方米的兩層小樓房，外墻、窗格均漆成了統一的咖啡色，掩映在村里絕大多數珊瑚紅外墻的房子中，顯得有些“另類”。
    這座在裝修期間曾引來一撥一撥村民好奇目光的建筑，位于崇明向化鎮南江村閘西1828號。10月底，正打造申城首個農村創意集聚區的青藍耕讀合作社把辦公室搬了進去。
    站在搭著瓜藤架、用稻草、秸稈圍織的小院里，青藍耕讀合伙人孫楊歡、黃開權笑臉盈盈：“半年多前，我們從當地農民手中租下這棟已廢棄的房子，琢磨著要變廢為寶。”
    2008年10月，孫楊歡和朋友們來崇明島考察，得知當地農民收入現狀“尚不及市區平均線的一半”。抱著“為當地農民增收”的初衷，經過一年多準備，從約60戶農民那租來50畝田地，雇傭當地農民種植有機綠色蔬菜，開展面向城市消費群的配菜銷售。
    今年3月，招聘配送會員，50個用戶名額很快滿了。孫楊歡發現，口碑傳播幫了不少忙。“想吃到新鮮無害蔬菜的人們會自發交流，關心健康飲食的圈子內部凝聚力也很強。”
    一年3000元、40次配送、總量300多斤的蔬菜才輸送3個多月，會員相繼驚呼：“終于吃到有番茄味道的番茄了！”“總算嘗回小時候的感覺了。”翌年，孫楊歡再增加了100畝地。
    不過她知道，種菜不是最終目標。
    青藍耕讀合作社的經營團隊幾番頭腦風暴后，決意探索“第三條道路”：既有別于專業從事生態農業種植的北京“小毛驢”模式，也不做純    不過她知道，種菜不是最終目標。
    青藍耕讀合作社的經營團隊幾番頭腦風暴后，決意探索“第三條道路”：既有別于專業從事生態農業種植的北京“小毛驢”模式，也不做純商業化運作的有機農業公司，“現在，專門做有機農業項目的團隊、公司太多了。他們的專業基礎、農田規模、資源人脈，我們并不完全具備”。
    身邊不少從事文藝工作的朋友常提及“向往半耕半讀生活”，孫楊歡細細一琢磨，這不也是她的生活理想？把鄉村變成一塊創意生活的實驗場，這么有意思的事情好像還沒有別人做過。
    孫楊歡決定，不妨從舊建筑再利用著手，制造鄉村創意的新鮮體驗和沖擊，吸引更多城市的藝術力量聚集于此。這個時候，青年建筑設計師黃開權熱情加入進來。
    于是，有了眼前的“耕讀堂”：五六個不同功能的房間里，分別刷上了一整面墻的中國紅、田園綠、嫩鵝黃和全白色。吊扇、壁燈風格統一，從村民家低價淘來的古樸老式木桌椅、各地搜集收購的舊物、藝術家朋友的書法畫作等裝飾穿插其中。后院種植的桂花樹、毛豆等正隨風擺動，在二樓的露天臺則能一眺田園風光。
    “我們一再和油漆工溝通，確保調出來的顏色就是想要的那種。”孫楊歡回憶道，當初不時有村民探頭來問：“儂在做啥？”“哪能刷成這種顏色？從沒見過。”“介難看哦？”狐疑和質問層出不窮，青藍耕讀團隊卻安之若素。
    “為什么我們的農村要像一個模子里出來的呢？”
    修葺一新后，周邊村民慢慢適應，倒也接納了這種獨樹一幟的配色嘗試。
    除了“耕讀堂”，青藍耕讀合作社還在和四五戶農民商談，租用他們的廢棄房屋進行創意改造，為接下來開展計劃中的創意市集、鄉村涂鴉、文藝主題沙龍等活動提供憩息場所。
    “半耕半讀”曾是中國古代不少知識分子身體力行的價值取向，如今，它作為一種理想生活方式的選擇，“復活”于長江入海口的這座島上。
種理想生活方式的選擇，“復活”于長江入海口的這座島上。
    年輕人清新的夢想能蜿蜒前行多遠尚未可知，但城鄉融合互動的多元可能性已悄然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