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看時代：我們的時代和我們的前途

我們的時代和我們的前途　　

有人說，左派只會攻擊現行制度，而無實質性的建議和見解。也有許多人指責我只會發牢騷，學習毛主席著作和懷念前三十年，是由于無法在現實中立足的緣故。本對之置之不理，大道朝天，各走一邊，你創你的業，我甘為墮落。但總還會有人向我訴苦，“你說的對啊，我們怎么辦啊？”“我們的前途沒有了，死路一條了”等等。曾經也不乏許多批判我的人，現實是最好的老師，他們在現實中遭遇不公和失敗。而我也乘機煽風點火，將其策反，將他們轉變為新左。如果僅僅這樣，我的罪責就大了，對他也沒有任何好處，甚至會將他帶入歧途。他們要在社會中生存，也想成功，他們跟我探討的最多問題也是事業問題。因此，盡我本人能力，論述當前形勢下我們的前途在哪里，以及在當今時代下，我們的使命又是什么。　　

一  兩種不同的人生觀，兩種不同的結局　　

改革一開始，他們就說，一心為公是錯誤的，為己為私才是王道。于是乎一夜間，那些為共和國貢獻出青春的人們就無法理解和立足了。他們的人生觀和世界觀與時代的主題格格不入，雖然他們中許多人成功實施了轉變，但伴隨之一生的思考從未停止過（到底是為己還是為公，在目前現實看來還需要很久的時間予以回答）。而那些本來就私心自始至終不變的人們，則趁機抓住機遇，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權力和工具，對國家資源進行掠奪。伴隨30年始終的控訴運動，也是一些人謀取權力和地位的重要手段之一。三十年風光云變化，我們進入了后改革時代，對毛主席的污蔑和對前三十年的控訴已經不可能再為一些人提供方便之路。對三十年的評價好像也定了性，前三十年社會主義文化也存世很少，取代之是西方所謂先進的經驗和理念。好像再去倡導大公無私也與時代不符，也不太有可能，但我們終究要立足社會，要在社會中生存和發展，我們將以何種姿態出現，并最終走向何方。　　

當今的80、90后，自認為是接受了最先進的西方思想，但卻是西方社會早已過時的二三流思想，諸多則更是西方人自己也不恥的思想。三十年的西化教育，造就了一批人的自我意識。當今的諸多人，他們大腦里所想，已經不再是我能為這個國家和民族做出點什么，而是國家和民族能給我什么，我從這里能得到多少。得到的越多，那么就是好社會，否則，我就罵娘。中國的今天還能再給你們什么，恐怕小平同志活著也不好回答這一問題。中國嚴重的貧富分化和經濟問題，已經不能再為占國家大多數人提供所謂成功的便利條件。　　

兩種不同的人生觀，兩種截然不同的結局。錢學森，焦裕祿，王進喜，陳永貴等一批毫不利己，專門為人的英雄人物出現，也由于一批批的熱血青年，將自己的命運和前途緊緊的和國家的前途命運連結在一起，他們走向祖國的邊疆，走向農村，為國家的經濟和發展義無反顧的做貢獻，正是由于他們的出現和努力，才使得中國從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步入世界強國之列。表面上看來，他們并沒有從國家中得到多少利益。然而，當我們看待現實，在為高房價、高醫療、高住房而付出高昂的代價，也為一些社會問題所付出血的代價時，也為持之不斷的天災人禍而付出沉重的代價時，人們才或許有所醒悟。前三年的中國，雖然沒有一個人從國家手里多拿一分錢，但國家所給予每個人以及子孫后代的財富卻是無法用金錢來計算和衡量。　　

而對現實中的一切，沒有必要再說明下去。現實中的一切，是一個個很好的例證。每個人都可以在現實生活中去感受幸福和尊嚴。這就是兩種不同的人生觀，產生了兩種不同的青年，也導致了兩種不同的結局。或許這一切還來的太早，才剛剛開始。　　

二  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的成功之道。　　

前些天，朋友給我講述包產到戶的故事。他說，那時候，并非所有人都贊成包產到戶，在一些勞動力充足，人口比較多的家庭，他們是強烈主張包產到戶的。而那些老弱病殘占多數，勞動力不足的家庭則是強烈反對。這說明了什么問題呢？他接著指出，有沒有人對小崗村的十八羅漢進行調查，看他們是不是當初勞動力比較充裕的家庭。（在延安和一個曾經政府工作過的老人交談，他指出包產到戶當時是上面強烈要求，而農民大多都反對。農民是支持公社化運動的。許多人的回憶錄也說明這一點）。狹隘的小農經濟，讓他們喪失了長遠謀劃，放棄了長遠利益。在那些勞動力充足的家庭看來，我條件好，勞動力多，一定比其他人更容易富裕起來。改革的實踐也證明了，他們確實是富裕起來了，確實比那些勞動條件差的家庭更富足了。但好景不長，三十年后的今天，他們中的大多數仍然不得以背井離鄉，走出農村步入城市，淪為城市中最廉價、最值得賦予同情的群體。今天中的他們，如果再讓他們重新作出抉擇，十八羅漢的場景估計不會多許多。我們中的多數人也這樣，這樣的慘痛代價并沒有讓他們有所醒悟，他們仍然抱著這種態度。“我是高才生，我發奮努力，條件比他們好，一定可以成功”。今天有許多人放棄了所謂的成功，加入到“極左”的隊伍，他們又看到了什么？　　

小崗村的十八羅漢們，相對于同村的那些孤寡家庭，他們是強者。但他們相對于精英群體卻是弱者，他們只看到眼前，卻忽視了長遠。那些精英們，他們相對于農民來講，是強者，他們主張將農民分化，各個擊破。但精英們相對于帝國主義卻是弱者。三十年來，他們雖然極盡屈膝媚俗之能事，仍然沒有得到帝國主義的絲毫尊重和認可。這是不需要過分去說明的，看看我們今天民族的底氣，看看我們的一些官員在國際舞臺中的表現，看一看我們的民族在世界中的地位如何，這需要造謠嗎？前些天我外交官在美受辱說明了什么？雖然今天的精英，紛紛獲得美國綠卡，將家人和財產轉移出去，這又能使得他們在美國大地上普遍受到尊重和認可嗎？幾百年的黑人運動就是很好的例證。　　

合則強，分則敗。我們沒有必要去批判農民什么。農民是弱者，我們無需過多批判，同情弱者，不畏強權，這樣的英雄事跡在中華民族歷史中比比皆是。一個英明偉大的領導者，也不會對弱勢群體過多保證什么，也不會盡表演和愚弄之能事。他們懂得民族的弱點，他們善于引導群體以長遠利益和民族利益出發。毛主席那么多的文章，有批判梁漱溟反動文人的，有批判官僚主義的，有向帝國主義叫板的，卻從來沒有一篇批判人民的，更沒有說過“我是人民的兒子”之類煽情的話。但人民愛戴他，尊重他，信任他，他們懂得毛主席是對愛著人民的，向著人民的。從而團結起來，敢于和自己的不良缺點和社會的不良風氣作斗爭，也敢于和強大的帝國主義叫板，不怕犧牲，并最終戰勝它。毛澤東領導下的人民群眾創造出無數個奇跡，但最基本的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合則強，分則敗。　　

大魚吃小魚的成功之道，這是動物界的本質，作為高等動物，擁有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卻將其作為治國之道，立身之本。這并不能算作進步，那些還對這個信條抱有幻想的人們，就讓他們去試試，去碰碰運氣，即使他們能夠暫時成功，到頭來還要被強者吞噬掉。這方面的例子少嗎？就讓他們碰碰運氣吧。精英們作為強者，推行大魚吃小魚的成功之道，強調適者生存的原則，是基于他們的利益出發。而作為占社會大多數的人民來說，他們卻是弱者。作為發展中的中國，相對于帝國主義也是弱者。以茅于軾、袁騰飛為代表的精英們，即使在今天，仍然不忘記要對前三十年的群眾路線，對毛主席大加污蔑，而對外卻對帝國主義屈膝投降，不是他們甘愿為孫子，而是他們懂得，一個團結整齊的民族面前，他們是沒有任何好果子吃的。今天的人們，是否還要將這樣的原則定位成功之道并加以實行。在目前看來，許多人是想這樣走下去的。而早在半個世紀前，毛主席就已經對這種結局做出了深刻的點評，并告誡過中國人民。毛澤東1958年在井岡山對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說：“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產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cd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就不安穩了……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只能是別人的附庸。帝國主義在能源、資金等許多方面都有優勢。美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既合作又排擠，怎么可能讓落后的中國獨立發展，后來居上？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我們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cd的宗旨。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搞不好，還會被敵人利用。”孔慶東說：五十年過去了，什么是偉人，我剛剛看清這一點。孔老師的話是很有深度的，也是很有針對性的。　　

三  生產力的發展，宣告了私有制度的破產　　

人類社會幾千年，從公有制到私有制。金屬工具的廣泛應用，拖死了大公無私的原始社會，標志著奴隸社會的到來，也表明了社會的進步和飛躍。人類社會姍姍而來，生產力水平逐步有所提高。鐵制農具和牛耕、蒸汽機的出現，以及資本主義制度的三次工業革命，表面上看來，私有制度代替了公有制是符合了上帝的原則，也體現了真主的意志。資本主義的體制和內部的管理也日趨完善，體制更加合理。但人類社會的社會化大生產是必然趨勢，也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和社會運動的必然結果。社會主義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要求，能夠體現全體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生產力的發展催熟了資本主義制度，但也為它的滅亡埋下了火種。一方面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加劇了資本主義內部的矛盾；另一方面現存的資源無法滿足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不但把爺爺的田賣完了，而且把孫子的那份也給吃完了。現存的資源無法滿足資本家的享欲，日益嚴重的環境危機也無法再資本主義制度下得以解決。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就需要充足能源予以支撐。　　

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現在開始玩金融衍生品了，并說明這是生產力發展的表現，既然生產力發展了，就需要相應的生產關系出現，并指出經濟全球化是不可阻擋的趨勢。單單從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看，他們的環境問題并不嚴重，但我們不要忘記，殖民地是帝國主義的生命線。他們一方面通過戰爭手段掠奪第三世界的能源，另一方面借助金融全球化，通過金融戰爭，掠奪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和能源。將社會矛盾和環境問題轉移到第三世界國家，表面上看來他們的國內更和諧，更完美，但第三世界國家戰爭不斷。他們通過戰爭和金融戰爭透支著他們的生命，戰爭是他們賴以生存的手段。而我們自己卻說，和平和發展是主題，這也給帝國主義對中華民族的經濟殖民打開了方面之門。　　

社會化大生產趨勢不可阻擋。用資本主義經濟學的化來講，一方面社會需求決定，由社會在一定階段的生產力水平，提出對各種產品及其數量的要求，并決定總勞動成果在各生產部門間的分配；另一方面由社會總生產條件來決定社會總勞動量在各部門的分配，一個部門的生產條件，生產效率，勞動力水平，決定在該生產部門投入多少社會勞動。他們提出了規模效應，強調對現有的資源的合理使用。這也就避免了張家一個拖拉機，李家一個拖拉機，各自在自家炕頭大的土地上生產的現象。這不能算作是進步，叫浪費，叫倒退。資本主義經濟學家強調規模效應絕對不是要和無產階級平分勞動成果和社會資源，而是如何盡大限度占有社會資源和財富。他們壟斷了社會資源，占有了社會財富。留給廣大人民的卻是無盡的災難和痛苦。這也導致了資本精英和廣大人民的對立，加劇了二者矛盾。為后來無產階級的大變革提供了準備和必要，為生產社會化的實施提供了準備和基礎。后來的革命者在打倒資本精英后，是指責人民“江山是老子打下來的，你們只在淮海戰場上推了幾輛小車，憑啥要求我和你們平起平坐”，從而繼續建立一個精英集團，還是和人民同甘共苦，主導社會正義和公平，強調社會化大生產和大協作？答案肯定是后者。社會化的大生產，需要建立在全名生產的公有制基礎上，這是資本主義制度無法實現的。資本精英所倡導的社會大生產也僅僅是在其利益集團范圍內。這就說明，我們的時代，已經不再需要一個會罵娘會操蛋的暴力者，也不需要一個為自己利益革命從而再讓后來人去革命的革命者，而是從根本上需要一個能將自己利益和民族利益結合在一起，能夠時刻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中來的“平庸者”。　　

社會化大生產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也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一個大同的世界也不再是幻想，所以胡主席關于和諧世界的構想具有偉大的現實意義和長遠意義，他是依據現階段世界局勢和歷史唯物主義而提出，需要幾代人的艱苦努力才能夠實現，在現在精英集團和人民大眾對立、資本主義還存在的情況下，并不能說我們的世界已經和諧了，從而放棄努力和斗爭。就好比羊對狼說：世界和諧了，我們和平了，你以后可以和我一起吃草了，可能嗎？　　

四  是人才就能成功？　　

許多人跟我聊天，我是博士生，我將來美著呢，前途好著呢，看不起那些窮人，認為窮人的窮是努力不夠，果真如此嗎？看來只有讓他們去碰了，不碰個頭破血流不回頭。他們說他們是人才，是尖端人才。現在看來，精英推行的教育路線是成功的，達到了目的。精英對人民大眾進行分化后也聯合起來，這種聯合堵死了人民的發展，甚至是最基本的生活需要。看來許多人是真的不知道，將來自己是怎么個成功法。他們壓根就不明白，當今的教育知識技能的教育，而并非英才教育，精英們要把他們訓練成一個只會生產，而不懂得思考的機器。精英給他們貼了個標簽，這個標簽很有效，忘記了自己是人民中的一員，忘記了使自己和人民團結聯合的必要性。比較典型的小資產階級，日子不好過了，高呼，起來革命吧。日子好過了，高喊著外行不能領到內行，再把人民一腳踢開。他們是很少將人民的利益看做是他們自己的利益，從而和人民結合在一起。那么和我探討成功的人，你們是否屬于這一范疇？　　

既然是探討成功，探討事業，那么不妨在文章的最后簡單的論述，也不免讓你們失望。前面論述了團結合作的必要性和必然性。那么就回到事業初創的細則中來。去團結所有人，甚至要和資本家打成一片，聯合起來求和諧，估計很少人有這樣的膽略和戰略，那么對于渺小的我們，想成功，怎么辦？首先是發現和你有相同立場的人，有相同理想的人。并盡可能聯合并壯大起來，將有限的條件集合起來，就成為大的團體。將群體的利益看做是自己的利益，將全局長遠的利益看做自己的長遠。部分服從整體，整體的目的達到了，自己的目標也實現了，而其無論從取得的收益還是風險性要遠遠小于獨立操作。而且集眾所長，彌補已過，用毛主席的話講，1+1不等于2，要遠遠大于2。這是決定成功的先決條件，有了基礎，我們就要談其次。對于集合起來的資金和人才要做到合理的利用，使其發揮最大潛力和價值。依據不同的人才，委任其合理的工作，而這其中最困難的就是對人才的識別和劃分。三國時期的劉邵，對人才劃分有著獨特的劃分標準。　　

依據人的才能情性的實質，將人材劃分為兼德、兼材和偏材。兼德的人具有完美的品質，是對圣人的最高評價；兼材的人以某一品德見稱，以某一技能立世；偏財屬于猜的有所偏的素質。依據人才的類別將其職業分為十二種：道德行為高尚，儀容舉止值得效法的人為清節家；建立法治，強國富民的人為法家；思慮通達，大道真義，策謀奇妙不凡的人為術家；德法術兼備，德行足以整肅風俗，法治足以匡扶天下，權術制定國策，這類人是國家的體面；德行為鄉表率，法治匡正鄉里，權術能權衡事理，這類人為有器量之才；不能寬弘容忍，但喜歡譏議查問，分辨是非，為藏否一類；不能開創死路，深謀遠慮，而能任某一專職，專心致意運用技巧，為伎倆一類；不能創立制度，重示法則，而能遇事機變，善用權術，權謀智慮有余，公正不足為智慧一類；能著述立說，稱作文章家；能傳授圣人事業，而不能實干施政，稱為儒學；辯論未必符合道理，但應對自如，為口辯；膽力超群，才略過人，稱為驍雄。（劉邵.人物志）　　

以上是劉邵對人才大體劃分，庸人和蠢材不屬于其中，而庸人與至高無上的圣人有著很大的相似性，不加以細心辨別無法區分。顯然黃光裕、鄧貴大等人不屬于人才的范疇，但他們卻在我們的時代是成功者，是佼佼者，這批人在當今的中國并非偶然和個案，中華歷史幾千年，也不乏這樣的人物出現，但始終被人民和歷史所唾棄。這說明，中華民族對正義和公平的追求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即使在幾千年年的封建私有制度下，先賢們仍然將對社會的公德看做是一個人至高無上的品質，對人才的劃分也是以品德為出發點，而不是刻意強調其能力或者職稱。對此毛主席也有著另外一番論述：如果立場錯了，知識越多越反動。毛主席一生強調群眾路線并貫徹始終，從而新中國涌現出無數英雄人物，黃繼光、楊根思、雷鋒、焦裕祿、邢燕子等等，這樣的英雄史詩般的在中國大地上不斷涌現。雖然今天的主流精英批判他們是傻子，是庸人，在一些人眼中也確實無法理解，究其原因，他們的私心，他們的貪戀成性，他們的腐朽墮落，確實是無法理解、更無法想象大公無私的品質的。　　

我們的時代，我們的事業會如何？我們中多數人或許無法達到大公無私圣人的品質，但我們80后要成功，要立世，將以何種姿態登上時代的舞臺，并以何種面貌展示給后人。我們已經讓我們的父輩們蒙羞，世界大同的局面看來短期內也無法實現，但我們的孫子們，將來在翻開家譜的時候，可以自豪的說：看，這是我爺爺，他在那個時候就這么有理想，這么高尚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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