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何而讀書？

　　李云雷

　　1、

　　2004年，我正在做論文期間，我的父親去世了。在這之前的2002年，我們已經知道了他的病情，在北京做了手術，然后在家里吃藥與調養，但面對這一不治之癥，我們知道只能延續一些時間，而無法根治。在那兩年里，每次回家看到父親，總讓我有一種切膚的疼痛，看到昔日強壯的父親，現在只能佝僂著腰，一咳嗽就喘不上氣，那么虛弱，那么難受，我簡直不敢面對。那時我正在讀博士，后來我總在想，如果我碩士畢業后就去參加工作，或許可以讓父親的治療條件好一點，或許他能活得更長久一些，而正在讀書的我自顧不暇，家里在村中也算是貧窮的，哪里有更多的錢讓父親調養呢，每當想到此，我總是懊悔不已，想自己一直讀書讀下來，是否過于自私了?在農村里，能夠上大學已經很不錯了，可我讀完了大學又讀碩士，然后又讀博士，一直讀了十年。雖然說大學畢業后我再未從家里拿過錢，但也沒有更多的錢接濟與回報家里，我記得我的母親曾說過，“你一直念書，念到什么時候是個頭兒啊?”當時覺得沒什么，現在想想，那漫長的時間可能讓他們都有些難捱了。

　　父親的去世讓我想了很多，我以為我了解父親，但可能并不是真的了解他。我所了解的父親只是童年記憶中的形象，并沒有認真考慮過他的一生。在我的印象中，父親只是一個普通的農民，字也識不了幾個，但在村中很受尊重，他為人正直，又勤勞，手巧，會做很多別人做不了的活，曾經當過生產隊的隊長。后來我想，關于父親，我所不了解的或許更多，他出生于1930年代，那正是中國面臨最嚴重的民族危機的時刻，他所經歷的戰爭、饑荒、逃亡，是我所難以想象的;而在新中國成立后，發生在農村的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以及“土地承包”等各種運動，他也置身其中，他的歡笑淚水與之息息相關，如果我不能理解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各種變革，又怎能更深刻地認識我的父親呢?

　　我博士論文的題目做的是“當代文學中的浩然”，對于這位在新時期幾乎被遺忘的作家，我有一份特殊的情感，他與我的父親同齡，作為那一代農民的代表，他和我的父親一樣經歷了所有的歷史波折，不同的是我父親是一個普通農民，而他則成為了一個作家，一生“寫農民，為農民寫”，我想通過對他的研究，可以更深入地理解那段歷史，更深入地理解中國農民，更深入地理解我的父親。在我閱讀浩然的過程中，我發現我們的文學史敘述是那么反復無常，總是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很少能夠有歷史的“公平”，對于這樣一位作家，褒揚時贊之入天，批評時貶之入地，不能給他一個公正的評價與定位。而我所想做的工作，就是在歷史脈絡與社會結構之中，對浩然作品的形成做一個梳理，在理解其內在邏輯的基礎上力求做出一個公正的評價。而這又涉及到對左翼文學傳統、農業“合作化”以及“文革文學”的重新認識與評價，并不是我這一篇論文能夠解決的問題。

　　這是我研究工作的一個起點，此后我的研究在不同的層面上展開：“左翼文學”傳統的研究;80年代文學研究;當下文藝現象與作品的批評。在這三方面的工作中，最后一個方面尤其是“底層文學”的研究與倡導，在文學界與知識界產生了較為廣泛的影響，我甚至被視為“底層文學”的發言人或“代言人”。有的師長出于愛護或憐惜的心情，曾經語重心長地勸告我，也有的人從不同的角度加以批評。他們的好意與深意我心里都知道，但是我想，如果僅僅是想進入更高的階層，那么我在城市里已有了一個相對安穩的工作，但是我讀了那么多年書，難道只是為了個人的生活更好一點嗎?難道這么多年的辛苦與努力，只是為了安穩地“蝸居”嗎?如果僅僅是這樣，我感覺愧對自己的父母與鄉村。

　　作為一個農村的孩子，能夠從小學讀到博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現在想想，我之所以能夠讀到博士，不僅是由于個人的“努力”，而主要是出生在了一個恰當的歷史時期。我上大學的1990年代中期，學校里還沒有收費，學生之間的貧富差距也不是那么明顯，畢業后找到一份滿意的工作也并不是多么困難的事情，所以校園里的氛圍是相對自由、寬松的，沒有太大的壓力。在這樣的氣氛之中，學生們在功課之外，還可以充分發展個人的興趣與愛好。如果我趕上了教育產業化的今天，以我的家境而論，要繳納巨額的學費，畢業后又難以找到工作，所以即使功課還不錯，是否能夠上大學，或是否愿意上大學，也是一個疑問。當時我父親供我上大學，只花了6千塊錢，而現在這點錢連一個學年的費用都不夠。我想，這也是很多貧窮人家的孩子放棄高考的原因，也是有的家長在聽到孩子考上大學后，竟然自尋短見的原因。至于讀研究生，則似乎是一件更加不可能的事情，在不久前的“楊元元”事件中，上海海事大學的校領導說，“你窮還來讀什么研究生?”——這樣的話雖然直白，但最為鮮明地體現了當前的主流意識，即讀研究生并不是誰都可以奢望的，而應該只是某些階層的一種特權。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人是否能夠讀書或讀到什么程度，在個人的原因之外，制度性的因素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而現在的制度，則將很多優秀的底層青年，在程序的起點上便摒之于門外了。1977年恢復的高考制度，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是相對“公平”的，它使不同階層、地區、出身的人在知識面前人人平等，通過個人的努力可以改變命運，而當時的大學生也成了天之嬌子，對畢業后的生活普遍有一種美好的預期。盡管這一制度也有種種缺點——“千軍萬馬走獨木橋”，應試教育，重智力而忽視德、體、美，等等，——但作為一種遴選人才的機制，它在整個社會形成了一種公平競爭與尊重知識的風氣，并為底層青年提供了進入更高階層的途徑，為社會的發展奠定了合法性及穩定的基礎。但隨后的高考制度的變革，——如“產業化”，某些“加分”，不同地區采用不同的試卷等，卻在不同的層面上破壞了這樣的“公平”，教育資源越來越向城市傾斜，越來越向精英階層傾斜。據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北京大學30年來出身于農村的比例呈遞減趨勢，這可以說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而這樣的趨勢仍在繼續，令人不得不反思。

　　2、

　　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的另一個方面是，我們所受到的教育本身，是一個讓我們在情感認同上逐漸離開鄉村、父母或底層的過程，在一個更廣泛的層面上講，這也是一個在價值觀念上逐漸離開中國的過程。從新東方學校及各種英語培訓班的火熱，我們可以看到其中彌漫的一種情緒是離開中國，進入一個更“中心”的地區，即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如果說“人往高處走”是一種無可非議的選擇，那么為什么英語或者美國成為一種“高處”，為什么那么多人的奮斗理想只是棄國離鄉，便成為了一種具有時代癥候的精神病象。同樣在國內，為什么我們的教育只是讓人離開鄉村，進入城市?這也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在我們農村里，經常有這樣的故事，父母好不容易供養了一個孩子讀大學，孩子大學畢業后別的東西沒有學會，首先學會的便是蔑視自己的父母，覺得自己的父母是“愚昧、落后、保守”的老農民，是他們生活中的恥辱，或者擺脫不掉的“尾巴”，他們在城市里為人看不起，因為是農民的子女，他們承受著這種歧視與侮辱，但認為是“正常”的，他們轉嫁的方式只是更加歧視自己的父母與鄉村，為自己出身農村而感到羞恥，為能夠進入城市而洋洋自得。所以農村里的父母常常會感嘆，讓一個孩子讀大學有什么好處，到了城里就看不起我們了?還有這樣的故事，一個孩子在村里本來是很樸實本分的，到城市里待了幾年，卻變得浮華或張牙舞爪起來，做人或做事越來越不踏實，越來越不“靠譜兒”，于是村里人會議論紛紛，感覺這孩子“學壞了”，很是痛心。

　　這里當然也有村里人對城市生活方式的偏見與不理解，但如果我們憑心而論，城市文化自身確實有值得反思之處，而農村文化也有尚待認識的長處。將農村或農民視為沒有文化，或者“愚昧、保守、落后”，只是一種啟蒙主義的視角，或者說是在一種“文明與愚昧”的思想框架下，將農民指認為“國民劣根性”的代表，這是一種典型的1980年代的思維方式，同樣的思維方式也認為中國是“愚昧”的，而西方則是“文明”的。而這種思維方式很值得反思，說農村或農民沒有“文化”，在一定的意義上是有偏見的，他們所沒有的只是西方意義上的“知識”，如果我們將文化理解為一種生活觀念或生活態度，那么他們無疑是有文化的，而且這種文化凝聚了千百年來傳統文化的積淀、極具生命力的民間文化以及豐富多彩的地方文化，是扎根于鄉土并融合在他們的具體生活之中的，這種文化不但塑造了他們內在的生命價值，而且構造了鄉村的文明秩序以及人際交往的模式。如果我們看不到這樣的文化，只是由于不夠尊重與了解，只是由于我們將目光只投向了“中心”，因而忽略了腳下的大地和這片土地上生長起來的文化。

　　以我所學的文學為例。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我們的文學教育形成了一種風氣，以談論外國文學為榮，這些外國又僅限于歐美幾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僅限于“現代派”以來的這種風格的作家，這些作家成為人們津津樂道與競相模仿的對象，成為了“公共話題”，似乎不談他們就不“先鋒”，或者就不是在談文學。當然我并不是反對借鑒國外文學的長處，而是覺得這種風氣、這種視野是十分功利的。外國文學并非不可以談，但為什么我們視野中的“外國”就只有那幾個國家呢?這些發達國家在世界體系中擁有政治經濟上的強勢，也擁有對學術話語、媒介與評價體系的壟斷，但并不意味著他們的文學就是最好的。他們的文學是否好是一個問題，為什么我們的文學眼光僅僅盯著他們，則是另一個問題。我們的文學視野中為什么沒有非洲，為什么沒有印度，為什么沒有東歐國家，尤其是，為什么沒有俄羅斯?——蘇俄文學對中國文學有著深遠的影響，但從蘇聯解體之后，我們又對俄羅斯文學有什么了解?在我的視野中，除了社科院張捷的兩本著作之外，很少可看到對當今俄羅斯文學狀況與文學作品的介紹或分析。我們不再關注俄羅斯文學，難道僅僅是因為蘇聯解體了，俄羅斯的國際地位下降了?如果真是這樣，我們的文學眼光也未免太勢利了，以這樣的心態去從事文學，很難想象會有大的出息。魯迅當年譯介域外文學，關注的是“弱小民族國家”，因為在它們身上可以更深刻地看到我們自身的處境，從而謀求改變的途徑。今天的情況仍是如此，但我們卻不愿正視，只盯著那些珠光閃閃的“中心”。其實在張捷等人的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1980年代以來俄羅斯文學的發展脈絡與中國最為相似，“自由主義”文學，后現代文學，以及最近“新現實主義”的崛起，對文學史與經典作家的重新評價，等等，大體脈絡有相似之處，不同的只是蘇聯解體了，而我們沒有被沖垮。如此相近的社會與文學的道路或處境，我們正可以在俄羅斯文學中汲取經驗與教訓，但我們卻輕輕地放過了。

　　在讀研究生的時候，我也讀了不少西方名著，但是有一天在讀羅伯—格里耶的《橡皮》時，我突然感到很無聊，我知道這本書在西方文學史上的位置，但不知道它跟我的生活有什么關系，我為什么要讀這樣的書?他的文學游戲對我來說毫無意義，由此我開始反思自己的文學趣味與所受的文學教育，我想最初我所喜歡讀的是《水滸傳》與關于農村的文學作品，但是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我越來越遠離了這些作品，養成了另一種文學趣味，而當我再看關于農村的作品時，總會覺得它們太土，太落后，而這個過程與我離開農村的時間幾乎是同步的，這樣一種建立在西方文學閱讀之上的“修養”，使我對中國的文學傳統天然地有一種偏見或歧視，同時對文學“純粹性”的專注，也遮蔽了我文學以外的視野，我不知道中國發生了什么，農村發生了什么?也不知道我為什么要讀書，也不怎么關心作者為什么要創作，似乎我們的閱讀與學習，只是在學院內部的循環，只是為了知識的修養或者跟蹤上文學界最新的流行時髦，但是這些究竟有什么意義，卻是我沒有想到過的——這樣的發現讓我警醒，也讓我深思。由此我開始反思自己的文學觀念與趣味，重新認識文學，正是從這里開始，我認為文學必須與個人的現實與精神處境密切相關，必須從個人的經驗與問題出發去閱讀、寫作，也由此我認為文學必須與世界聯系起來，我們必須從文學看世界或者在世界中看文學，而不是將文學理解為一個內部循環的東西。而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只有深深地切入現實之中，并從個人的體驗中發掘出新鮮的因素，才能創造出最為獨特的文學，而這不能不從對中國及底層的觀察與思考開始，不能不重新認識自己的“根”。我之所以關心“底層文學”，是與這樣的思考密切相關的。或者說，“底層文學”正好構成了我關注的兩個領域——“底層”與“文學”的一個交集。

　　3、

　　我關注底層或“底層文學”，并不只是在關注“底層”，也是在關注我自己，在關注我的父母、兄弟和鄉村，他們的命運是我的命運的一部分，他們的喜怒哀樂也是我的喜怒哀樂的一部分，我關注他們也就是在關注我自己。而在今天，“底層”的處境尤為值得思考。

　　在我們當前的社會結構中，存在著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精英壟斷”。中國的某些官員、資產階級(或“新階層”)、學者，在事實上形成了一種利益共同體，或者所謂的“鐵三角”，他們在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各個層面形成了一種壟斷，不僅在現實中損害著其他階層尤其是底層的利益，而且試圖將他們的“壟斷”永久持續下去，這從醫療改革、住房改革等所產生的弊端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來。在這種壟斷的局面下，青年尤其是底層青年的路必然會越走越窄。如今，不僅傳統的“底層”——工人、農民、打工者的處境越來越惡化，而且中產階級與“白領”階層也在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也在分化與瓦解。最近出版的《蟻族》一書，描述了“大學畢業低收入群體”的生存狀態，這本書讓我們看到，大學生群體已經越來越淪為“底層”了，高等教育也不能改變底層青年的命運了，一個人在社會結構中所處的位置，主要是由于出身，而不是知識，這是我們的社會從80年代以來的一個重要變化，也是“斷裂”社會的一個表現。如果底層青年被堵死了一切出路，完全喪失了希望與信心，那么我們的社會至少是不安定的。

　　另一方面，就社會的主流意識來說，對“個人奮斗”、“競爭”、“成功”的神化，喚起了青年人對精英生活的幻想，在他們的意識里，任何人都是可以通過個人奮斗和競爭而進入“精英”階層的，現實社會中的各種因素也不斷強化他們這一想象。但在現實中，能進入精英階層的人總是少數。掌握了話語權的精英集團，也在壓制“準精英”。面對精英們織就的網絡，青年人如果仍幻想靠“個人奮斗”和“競爭”去成功，則難免會有“白日夢”幻滅的時候。在今天，我們必須認識到“個人奮斗”的意識形態性：首先，“個人奮斗”只能改變個別人的命運，而無法改變大多數人的命運，無法改變一個階層或群體的命運;其次，在今天這個社會，“個人奮斗”的起點是不公平、不平等的，他們所可以憑借的社會資源也有著天淵之別，在這樣的現實秩序中，即使一個底層青年去“奮斗”，其所能達到的程度也是有限的;再次，如果說在1980—90年代，尚有“個人奮斗”的空間，那么現在這一空間已經越來越狹小了。我們必須拋棄“個人奮斗”的幻想，只有在整體的社會結構中，在時代與歷史的演變中，才能更深刻地認識與把握底層與我們自己的命運。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從這樣的“意識形態”中解放出來，關注底層與底層青年的命運，因為底層的命運不僅只與底層相關，而且也與中國和世界相關，與我們每一個人密切相關。

　　就我個人來說，置身于現實之中，精神上常會有迷惘與被撕裂之感。我在鄉村生活了十八年，而在城市里也快到了同樣的年數。但是我既已無法回到故鄉，也難以融入城市生活之中，處于一種尷尬的狀態。我在一篇文章中，分析了魯迅的故鄉經驗與當代中國的不同之處：“如果說對于魯迅來說，他的痛苦在于故鄉是‘不變’的而自己已經發生了變化，那么對當前的作家來說，痛苦不是來自于故鄉沒有變化，而是變化太快了，而且以一種自己意想不到的方式在發生變化：迅速的現代化與市場化不僅改變了農村的面貌，也改變了農村的文化以及人們相處的方式，而外出打工、土地撂荒等現象甚至從根本上動搖了人們對傳統農村的想象。”這樣的概括，既有對經典作品的重新閱讀，也來自個人的切身經驗。雖然我還經常回到農村的老家，但感覺卻越來越陌生了，這不只是由于“人事”的代謝——一些老人去世了，一些孩子出生了，而是過去我們習以為常的與“故鄉”相聯系的一整套知識——祖先崇拜、宗族制度、民間風俗等等，在現代化的沖擊下已經或正在慢慢消失。

　　而我們要理解今天的農村，需要具備新的視野與知識，比如全球化市場與中國農村的關系、糧食安全與耕地問題、農業與農村的“工廠化”或“空心化”、轉基因食品與跨國公司的控制、化肥農藥的過量施用帶來的影響等等，這樣的轉變，無論在情感上還是在知識上對我們都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如此急劇的現代化與資本主義化，讓我們難以理解與接受。譬如正在網上熱議關于“轉基因主糧”的話題，我們很難與傳統的中國鄉村聯系在一起，而這正是我們置身其中的現實，——不僅中國城市，而且廣大農村正在融入資本主義體系。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與跨國公司，不僅要將中國牢牢地固定在世界秩序的底層，而且要在生理基礎上加以控制，跨國公司掌握的“轉基因食品”，如果真的引向中國農村，所帶來的后來將是災難性的——不僅糧食的產量與種子由跨國公司控制，中國從此喪失了糧食安全;而且“轉基因食品”對人身體的影響將是難以預測并不可逆轉的，以中國人及其后代的命運投入這樣的“實驗”，可以說是一種極為不負責任的行為。但是我們也可以想象，在中國現在的社會結構中，所有實驗的“后果”，必將都會由社會底層來承擔，于是我們將會看到人類有史以來所沒有過的境況：社會的等級區分，不僅是由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地位所決定的，也取決于食物所決定的生理基礎，——即窮人只能吃或只能吃得起轉基因食品，所以他們所承擔的不僅是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剝奪，而且是“轉基因”所帶來的變異與畸形的可能性，包括智力、身體與生理等各個層面。如果這樣下去，將會成為怎樣一種人間景象呢?

　　在今天，我們面臨著一個飛速旋轉的世界，很多以前想不到的事情都在發生，很多以前的“常識”都在動搖，這同時也是一個分裂的世界，既得利益者升入天堂，被剝奪者墮入地獄。置身于這樣的“大時代”，我們能夠做些什么?而作為一個以文學為志業的人，我又能夠做些什么?——我想我只能站在底層一邊，為沉默的大多數發出聲音，盡管這樣的聲音很微弱，或許也很刺耳，但這是我所能做的，我也只能這樣去做。至今我仍忘不了小時候看電視劇《水滸傳》的情景，那是武松醉打蔣門神的一幕，我看得入神，突然激動地跳了起來，沖著劇中的武松叫道：“打他，打他!”后來我想，這是在一個孩子心中萌生的樸素的正義感，雖然我們時代的精神境況越來越復雜，越來越多元與“相對主義”，但我想這一點正義感是值得保留的，由此我們將對世間一切不平事都不會漠然視之。

　　4、

　　如果樂觀地看，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將會是中國史與世界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時期。從中國史的角度來說，我們處于改革開放以來、新中國成立以來、五四運動以來、鴉片戰爭以來的一個轉折點，也就是說，我們所面臨的基本問題，已經發生了改變，經過幾代人的犧牲、奮斗，中國終于渡過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機，再也不會有亡國滅種的危險了，我們也正在恢復政治與文化上的自信，不會再盲目地崇拜西方文化或批判“國民劣根性”，我們會將傳統中國文化與20世紀中國革命凝聚起來的“新文化”中的精華，貢獻給世界，從而在根本上改變不公平的國際秩序與文明秩序。從世界史的角度來說，五百年資本主義的發展既為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現代化”成就，但也帶來了眾多問題，人與環境之間、人與人之間、人與自我之間，都處于一種緊張而復雜的狀態。如何解決這些社會與精神層面的問題，需要我們提出不同于資本主義的觀察世界的方式，需要我們汲取更為豐富的思想資源，從而沖破金錢與資本的牢籠，為人類的發展尋找到一條新的出路。

　　中國知識分子一向就有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五四運動以來，幾代中國青年付出了青春、熱血與生命，才使一個老大帝國“鳳凰涅槃”，重新煥發出了生機與活力，以一種新的姿態屹立于世界的東方。1990年代以來，伴隨著去政治化、去歷史化、去組織化的思潮，青年們也逐漸融入了世俗生活中，成為了科層體制與等級秩序中的新來者，處于較低的位置，而市場經濟所帶來的消費主義、金錢崇拜與“娛樂至死”，也使很多青年陷入虛幻的享樂之中，而另一部分人則追求這個意義上的“個人成功”。可以說，這已經形成了一種新意識形態或者無意識，成為了一種籠罩性的思想支配模式。只有打破這樣的思想方式，認清自身所處的真實境況，將“個人”與時代、人民與世界聯系起來，青年們才能釋放出本有的潛能，在探索自身出路的同時，也為人類探索一個新世界的可能性。

　　今天，在現實與理論層面都在發生巨大的轉變。如果說1980年代的思想模式支配了大部分人的思考，那么現在已有越來越多的人在擺脫這一模式，開始了新的思考與新的實踐。在這一轉型中，具有標志性的是民族主義思潮與底層文學的崛起。

　　1990年代興起的民族主義思潮，可以說是對1980年代“世界主義”思潮的一個反撥。在1980年代的思想視野中，“走向世界”成為時代的主潮，在“文明與愚昧”的理論框架下，中國被視為愚昧、落后的一方，只能與“世界”接軌，融入主流“文明”與世界秩序。但是在1990年代之后，人們越來越清晰地看出，世界并不是“平”的，而是由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宰與控制的不公平的世界體系。這一體系，是由美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第三世界、第四世界等不同層級構成的金字塔型結構，這是一個壓迫式、掠奪式的結構，在這個結構中，一個國家的富裕或“文明”，主要取決于它在這一結構中所處的位置，即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富裕，是建立在對第三世界與第四世界剝奪的基礎之上的，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所以顯得“文明”，則主要來自它們在政治、經濟上的強勢，以及對話語媒介、話語規則和話語權的壟斷。作為第三世界的中國，在這個結構中只能處于底層，所以無論“走向世界”的愿望多么強烈，被“世界”接受的只能是廉價商品，只能以“打工者”的身份為全世界，尤其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打工。在這樣一種境遇下，民族主義的興起，也是必然的，從《中國可以說不》、南斯拉夫使館被炸事件、奧運會前的搶奪圣火事件，以及《中國不高興》一書的出版，可以看到1990年代以來民族主義的不絕如縷，及其高漲。雖然民族主義崛起中的一些問題值得討論(如忽略階級問題，少數民族問題等)，但這一思潮可以視為中國重建主體性的一種努力。

　　“底層文學”的出現與中國現實的變化以及思想界、文學界的變化緊密相關，是中國文藝在新世紀的新發展。30年的改革開放為中國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活力，但也帶來了一些新的問題，如貧富分化、貪污腐敗等，從“三農問題”的提出，到“郎咸平旋風”的刮起，都在提醒我們究竟需要怎樣的改革：是要依靠少數“精英”還是要依靠大多數底層民眾，是要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接軌”還是要貼近中國現實，是要走一條依附性的道路，還是要一個獨立、自主的中國?究竟如何對待占中國絕大多數的“底層”，是把他們作為社會發展中的“包袱”甩掉，或者只當作“滴漏效應”的受益者，還是將之作為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對這些問題的思考與回答，體現在現實政策的變化與調整中，而這則為“底層文學”的出現與發展提供了重要契機，而“底層文學”的出現，則是中國在內部重建主體性的一種表現。只有在底層的基礎上，中國才能建構起自身的主體性，才能在對傳統文化、革命文化以及西方文化批判性繼承的基礎上，熔鑄成一種既“現代”又有“民族特色”，既有“普適性”又有特殊性的新的中國文化，而這不僅可以增強民族的凝聚力與競爭力，也是中國文明對世界的一種貢獻。

　　我們可以看到，民族主義思潮與“底層文學”的崛起，是建立在現實的基礎之上的，是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一種反思，也是對我們國內社會結構的一種反思，而這樣的反思，既是對現實的一種批判，也是對未來的一種召喚。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置身于這樣時代劇變的大潮中，我們應該推動這一反思更加深入與普及，并對其中可能出現的偏向保持分析與批判的態度，只有這樣，才能在歷史與現實中盡到我們的責任。

　　在寫作這篇文章期間，我又聽到了那首熟悉的童謠《讀書郎》，其中有兩句歌詞讓我很受觸動，一句是“只怕先生罵我懶，沒有學問無顏見爹娘”，另一句是“只為做人要爭氣，不受人欺負不做牛和羊”，以前聽時沒有注意，但如果仔細琢磨一下，就會發現歌詞大有深意，我們讀書寫作也好，做學問也好，應該對得起父母與鄉村，而我們的目的就是“不受人欺負不做牛和羊”，不僅自己不做，也要讓所有的人都不做，要徹底打破讓人做牛羊的機制，而不是讓別人做自己的牛羊。只有這樣，或許才可以說沒有背叛讀書的初衷，才對得起父母，對得起那漫長而艱苦的求學生活。

注：

李云雷是七零后知名評論家。本文原發表在2010年《天涯》第三期，后收入《天涯》二十年精選叢書《我們經驗里的時代》一書。

《天涯》二十年精選一共六冊，分別為隨筆集《平靜的壞心情》《我們經驗里的時代》《生為女人》，散文集《絕版的抒情》，小說集《蝴蝶發笑》，民間語文情書精選《此情可待》。一套書共260元。現在天涯雜志的微信小店有簽名本銷售，每一本書上均有韓少功、蔣子丹、孔見、王雁翎等天涯雜志編輯部同仁的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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