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終將宣判趙東民無罪
——一個大學生遲來的致敬
作者：馬永紅
魯迅先生說過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死亡，而我作為一個關注趙東民事件的大學生已經沉默很久了，趙東民被捕后我曾經和大家一起捐過錢接濟他在獄中的生活，也曾經在一起討論過如何向政府有禮有節有力地斗爭以營救趙東民出獄，后來北京有部分學者發文呼吁立即釋放趙東民，我本以為在此呼吁之下趙東民不日將回歸社會，但很可惜的是趙東民竟然被一再超期羈押。趙東民在獄中所寫的信初傳出來時我也曾首先看到，文字間毅然決然的精神亦令我感到震撼，但震撼中更多的卻是心酸。
與我們而言，趙東民是一個多么好的同志，他沒有選擇與工人們一起堵路，更沒有其他的靜坐游行示威等行為，而是選擇了和平的依法抗爭。他與工人兄弟一道并肩奮斗，而沒有任何實際利益可圖，但是他依然滿腔熱忱去為工人代言。在趙東民被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被捕后，當初的工人們竟多數如鳥獸散，再沒有一兩個敢出來為趙東民爭取他本應有的自由。
在趙東民事件發生后我一直選擇沉默，那是因為作為大學生的我現在所做的事情尚需要和當地政府保持良好的關系，我不愿意過多地介入地方維權斗爭的漩渦。我本身就是西北政法大學畢業，在大學時即對黨和法律有著無比的信仰，可惜現實總是比我們這些略帶理想主義色彩的學生所要想象的還更殘酷。與趙東民相比，他做的是工人組織和維權工作，而我當時休學回農村做的正是農民組織和維權工作。我曾于2005年和2008年兩次競選當地村委會主任，每一次都是一波三折阻力重重。所謂法律在基層農村不過是權力和金錢的游戲而已，五年間我曾經三次提起行政訴訟，但是即便勝訴也無法得到地方政府的有效執行，我們千夫所指的腐敗已經延伸到最基層的村組一級，這無疑讓人寒心不已。我曾經在當地辦過一段時間農民夜校，組織過農民協會，并定其宗旨為“致富維權奔小康”，可惜后來夜校被當地派出所調查并隨即被村委會關閉。但是我始終認為弱勢群體只有聯合起來才更有力量，而所謂權利和自由向來都是需要靠自己爭取的。
我曾經去過北京上訪，也接觸過一些上訪者，最終我不得不承認“上訪是無效的”。我們的黨和國家在整體系統上出了些大問題，而這些問題靠黨自身來解決恐怕還有些難度，此后我即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鄉村建設上來，試圖影響更多的大學生和基層工農在建設中聯合起來，并在此基礎上實現利益制衡以推動社會變革。我與趙東民僅僅見過一面，甚至連他的具體相貌我也已經記不起來，只記得他眼眶深陷，說話也不是很快，絕非電影中“振臂一呼應者云集”的“英雄形象”，但是他送給我的《工人維權手冊》卻使我不由的熱血沸騰，并從此在心底默記住了這個名字——趙東民。
趙東民認為，工農階級的隊伍在客觀上是極其龐大的：社會最底層的被迫下崗工人群體、失地成為無產階級的農民、農民工、失業狀態的畢業大學生；稍微強一丁點的，長期在國企遭受資本家化的廠長經理壓迫的職工、行政事業單位越來越不滿領導干部官僚主義、主觀主義甚至貪污腐化作風的工作人員等等，都是工農維權大軍中的現在和潛在力量，我們需要從組織工農維權開始逐步實現和所有這些群體的階級大聯合。我們所做的這一切的目的，就是通過維權斗爭來提高工農群眾的政治覺悟，實現工農階級的團結及工農聯盟，確保憲法中規定的工農階級在國家當家做主的政治權利的落實，以及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大明確提出的“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權利”、“對干部實行民主監督”、“確保權力正確行使，必須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的民主政治的目標。歸根結底一句話，就是從根本上捍衛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和社會主義制度。（以上摘選自趙東民于2009年5月7日在某次會議上的發言，詳見趙東民博客）
而在我看來，未來將有四種力量推動中國的改革和發展，它是我們可以依靠的同盟。第一是工人，因為它代表著先進的生產力及其發展方向，掌握著國家的經濟命脈；第二就是農民，農業的基礎地位，農民的數量和比重，決定了它的不可以忽視；第三就是農民工，它直接聯系著城鄉，解決不好農民工問題則會成為政治問題；第四就是大學生等知識分子，他們是改革的急先鋒，是最先覺悟者。新的工農聯盟應當由大學生等知識分子來做，而知識分子惟有主動與工農結合，支持執政黨中央打破腐敗特權階層的特權，中國的改革才會有大的新的質的突破。
作為大學生支農隊伍中的一員，五年的新農村實踐使我接觸到了形形色色的大學生和農民，我也在努力探索將他們組織起來的方法，盡管于農民工和工人而言，我了解不是很多，但是我始終認定，他們必須要有自己的組織。縱觀當今社會，工農群體之所以淪為社會的弱勢一方，問題就在于他們要么如同原子一般的分散，要么因為他們的自治組織已經蛻變，而這其中的多數學生會、村委會、工會莫不如此。我曾經嘗試過做針對農民工的服務工作，可惜因為自己對這個龐大的群體實在是所知甚少，加上這個群體中的個體的流動性，這個嘗試最后迅速失敗。我也曾經設想過對中國工會的改造，但作為在校大學生的我尚無法真正進入工廠化管理的工會，所以設想從來都是停留于紙上，但是我沒有想到趙東民卻先我而行動了，他所作的工作是我想做而一直未曾去做的工作，從此我在心底視其為同志，并在遙遠的村莊為他默默地致敬。
盡管在我看來，與通鋼工人流血抗爭、廣州本田工人罷工相比，趙東民作為提出改造工會方案的工人維權代表已經很溫和了，這種溫和不單單表現在言語上，而且表現在行動上，但是他依然被無情地逮捕了。毋庸置疑，我和他一直保持著相當遠的物理距離，那是因為我曾經在基層受過挫折，深知當代知識分子尚需要啟蒙和喚醒，更奢談工農的自我覺醒了，因此我最終選擇了走帶有啟蒙色彩的鄉村建設道路。
現實的發展似乎在某種程度上對趙東民所做的事業進行著某種回應，在2010年春夏之交，富士康員工以十三連跳的染血代價換來了工資的提升，緊隨其后的廣州本田工人通過罷工也獲得了漲薪的結果，并隨之影響大陸其他地方出現類似情景，一時間罷工事件此起彼伏并被媒體稱之為“工潮”。這一切都迫使中國企業直面經濟轉型，同時迫使有識之士反思中國工會建設。
原中華全國總工會書記處書記李永海就認為，黨領導的工會如果長期不起作用，那么非黨領導的工會必然出現，就是“第二工會”。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一種客觀的東西。工人的利益需要有人來代表的，你不能代表，我就要找其他東西來代表了，我就找同鄉會去了，我們10個人就聯合起來，選你當頭，你代表我們去反映這個問題去，你領我們上街去。要是黨領導的工會能起作用，就不會出現這個問題。所以黨領導的工會，必須把“維護”的大旗舉起來，高高地舉起來，你不敢舉，“第二工會”就舉起來了，這就是辯證法。這個旗怎么舉？就是讓工會真正去代表和維護職工的利益，替職工說話。就要求黨政領導在工會替工人說話的時候，不能不愛聽；企業領導不能認為你這個小工會主席老跟我廠長過不去，老在琢磨換了他，那完蛋了。廠長應該感到高興，你看這工會主席老替工人反映問題，我覺得要重視，這就好辦了，兩個人就合拍了，矛盾雙方就推動矛盾往前走了，問題就解決了，工人就滿意了，也不會鬧事了，更不會上街了。（引自《南風窗》雜志2010年第13期《工潮透視》專題）
很可惜地方政府竟然意識不到這一點，只知道一味地“彈壓”，孰不知，一個政黨的長久統治，絕不是以武力所制造的恐懼控制民眾的，也不是以傳媒所制造的謊言控制民眾的，而是要以切切實實的為人民服務的行動來獲取民眾的支持，畢竟中國歷史上向來不缺乏為理想為民眾而不怕死者，畢竟當權者美麗的謊言總有一天會被揭穿。每一個政黨，每一位領導者，他們的歷史功過本不是由自己書寫，而應該由最普通的民眾評議。
“我想，我應該公開簡明地給他們明確的回答，因為共產黨人從不將自已的真實意圖隱瞞。我就是想做一根燃燒的火柴，希望能燃燒自己犧牲自己，來把燎原的烈火點燃，照亮這個世界每一個陰暗的角落，讓人間的一切腐朽，在烈火中化為云煙！” 當我們重讀趙東民的獄中自白時，我們總以為這是國民黨時代某位即將就就義的共產黨員的訣別書，但令人難以想象的是，在名義上還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政府當局下，我們的趙東民同志卻被以“莫須有”的罪名逮捕，并在超期羈押將近一年之后又被帶上了法庭審判。
曾經有重慶的朋友提醒趙東民注意策略，但他一口回絕了，而在被捕之前，趙東民顯然已經意識到自己處境的危險性。他說到，我們不可避免的會觸及那些既不遵守憲法，也不執行黨的十七大精神的以貪官污吏為代表的官僚資產階級分子的既得利益，因此我們的維權行動受到各種形式的壓制也是肯定的。從辯證法角度講，違反的黨紀國法的貪官污吏們打壓的越瘋狂，他們官僚資產階級嘴臉就暴露的越徹底，他們的滅亡時間就越快。對黨和人民來講，沒有比這結果更好的結果了。作為真正要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身的共產黨人來說，為此付出任何個人利益的代價都是值得的。
趙東民對自己的定位是一名信仰共產主義的法律工作者，他和周圍同志一起，結合從國家主人地位淪為弱勢群體的工農階級需要維權的迫切愿望，并根據和工農群眾經常的思想交流，認為自己找到了一條不但能夠維護工農政治和經濟的根本利益，同時能夠達到鞏固黨的領導地位和社會主義制度目的的維權之路。
他認為這條路不是維權形式上的改良，而是首先要求工農群眾（包括我們）在維權思想上進行自我革命。他進一步分析道，工農階級淪落到今天弱勢群體的根本原因，是工農群眾頭腦中普遍存在的、頑固的資產階級世界觀滋生的自私自利的小資產階級思想造成階級隊伍及工農聯盟實際瓦解，催生了以貪官污吏為代表的官僚資產階級分子在黨內死灰復燃所致。由此他得出結論，工農既要想取得維權的根本勝利，就必須堅持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基本方法，養成每時每刻地和自己頭腦中的自私自利的小資產階級思想作斗爭的習慣，以此來恢復和加強階級團結以及工農聯盟，形成支持黨內健康力量和清除黨內的官僚資產階級頑固分子的強大力量。
趙東民甚至提出了他們的維權目標，即最低目標是實現工農在現有國家政策中應該享有的經濟利益的權利；最高目標是恢復和鞏固工農階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規定的當家作主的政治地位，這也就是要把工農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相結合。在趙東民看來，工農在國家當家做主的政治權利，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才能實現，所以他們認為自己在引導工農維權的同時，也正是對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捍衛。他們因此認為，讓工人農民組織起來，依法罷免工會中不作為的工作人員，實現工人階級主宰工會，是維工農當家作主之權，是走向勝利的第一步。
由此可見趙東民對于當前社會問題的分析非常深刻，但是他也許過于相信我們的法律了。在中國當下社會里，民主和法制固然重要，但是絕不要神化它，將它視為一紙萬能的法寶，因為民主和法制只有在力量制衡的情況下才會得到真正的實踐。
趙東民曾經就一件小事做過這樣的自我反思，他說放眼我們身處的社會環境，不正是因為我們習慣了放棄政治的和法律的最基本的原則，造成了黑白顛倒的社會現象嗎？主人變成奴隸，公仆變成主人；歌廳變成妓院，游戲廳變成賭場；標志著社會科技進步的網吧，變成醞釀青少年犯罪的溫床……不僅如此，那些在這種反常現象背后的既得利益者們，時刻準備著動用政府強制力或者黑惡勢力，來“鎮壓”任何有可能改變這些不正常現象的偶然冒出來的人。當我們深受其害的時候，其實最可恨的不是他們，而是我們自己。正是我們對原則習慣性的妥協退讓賦予了那些強盜式的既得利益者們無法無天的膽量和權利！
每每讀到這里，我就不僅慚愧，趙東民何止做的是自我反思，我們不也是如此嗎？作為多年來行走在鄉村建設道路上的我來說，我們的志愿者團隊何嘗不是向當權者做了一定的妥協，而轉向了鄉村建設道路。我想說的是，妥協只是一種策略，是另外一種默默積蓄力量的斗爭，妥協只是為了積蓄更大的力量。
趙東民只是一個普通人，他和你和我一樣生活在和平年代里，有著自己的妻子兒女，如今他為了爭取工人的利益被逮捕和審判，我們不應忘卻他曾有過的兒女情懷。
有一次趙東民的父母打來電話，說約好了人收家里成熟的玉米，趙東民于是急急匆匆的趕到家里，到地里一看已經68歲且身體干瘦如柴的父親正在地里掰玉米，他問母親何在？父親說就在前面。
“我著急緊走幾步，卻遇到我終生難忘，讓我的內心深處感到無限痛楚的一幕，只見母親匍匐在地上，從砍倒的玉米桿上往下掰玉米，那一刻淚水奪眶而出，我趕緊攙扶母親起來，責怪她不該到地里來。母親卻說，你爸一個人在地里，我給你爸做個伴，掰玉米是數目字活，掰一個少一個……” 我們知道趙東民的母親中風多年，身體半身不隨，簡單的走路都很困難，更不用說上地干活況且已經64歲高齡，而這一幕深深地刺痛了趙東民的心。
而今趙東民被捕之后，其妻因病醫治無效走向死亡，無論是妻子病重還是下葬，趙東民也未能夠見上妻子一面，可以想象這種情形無疑將更令身在獄中的趙東民痛楚不已！
趙東民事件還沒有接近尾聲，但是它帶給我們精神上的震撼是深入心靈且長遠存在的，它留給我們可反思和總結的教訓是豐富且鮮活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讓我們在以后的日子里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
假如未來的歷史由人民重新書寫，我們確信，趙東民將在工人運動史上占有不可忽視的一頁。無論當權者如何審判，我們確信歷史終將宣判趙東民無罪！
請接受一個大學生遲來的致敬！請無罪釋放趙東民！
請救救我們的黨！救救我們的工人和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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