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教育的根本思想就是批量生產白癡（2）

當前教育的根本思想就是批量生產白癡（2）　　

當前教育的根本思想就是批量生產白癡   第1部分（社會科學部分）網址如下：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1/200911/114434.html　　

要解釋今日中國科學技術教育水平低下的原因。我們的眼睛不能僅僅盯著“學校教育”，僅僅從“學校教育”找教育退步的原因。一個國家的教育是否成功，一個國家的教育是否能夠培養一批優秀人才和合格勞動者，其重點不僅在于學校，更在于畢業之后的實踐工作。大量的人才成才，并不在學校，更在于工作崗位。　　

套用毛主席的另一句話，“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沒有學習書本理論時的實踐工作，沒有從學校畢業之后的實踐工作，教育是不可能取得成果的，合格的勞動者、優秀人才也是不可能出現的。　　

我們必須結合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來分析。教育出現的問題，只可能是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綜合造成的結果。為此我們來找兩個參照系，一個是建國初及文革時期的中國的科學技術教育，一個是美國的科學技術教育。一個是改革開放要拋棄的路子，一個是改革開放想要學習的路子。　　

毛澤東時代，中國人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科學技術教育成就。在一窮二白的舊中國，我們實現了原子彈、氫彈、火箭、衛星、雜交水稻、人工合成牛胰島素、世界上第一類斷肢再植手術、單晶硅……　　

而現在卻連一個汽車的自動變速箱也造不了，制造單晶硅的技術也失傳了；毛澤東時代，自主研發的100噸的大飛機“運十”已經飛上了天，而2009年啟動的大飛機項目，仍舊是一個組裝機（中國商用飛機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張慶偉透露，“未來的大飛機，我們的目標是國產化率要達到30%”）。　　

中國科技報，瑞士洛桑統計數字,1980年的我國的科技競爭力在世界上排名第13，2002年排名降到了第35。1980年中國的科學技術還繼承了毛澤東時代的科學教育紅利，那時候的排名是世界第13，而到了2002年，等到毛澤東時代的教育和科研的制度、人才紅利消耗殆盡時，中國的科技競爭力被便降到第35。　　

毛澤東時代為什么能夠取得科學技術和教育的巨大成就？我們今天為什么注定難以取得科學技術和教育的成就？　　

另外，我們對比分析一下被許多人所追捧的美國教育，美國的啟發式教育。美國為什么能夠取得科學技術的成就，美國科學教育的成就和美國的政治經濟有哪些關系？中國是否可以學習到美國教育的“精髓”？　　

從1978年開始，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在學習美國的資本主義，但是改革開放的結果已經很明確，中國無法成為美國，改革開放無法使得中國人民像美國人那樣生活。美國不可能允許中國成為美國式的強國。同樣的道理，中國是否可以學習到美國教育的精髓？　　

第四章    毛澤東時代為什么能夠取得科學技術的偉大成就　　

本章目錄如下：　　

1、毛澤東時代堅持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發展方針；改革開放則是“造不如買、買不如租”　　

2、毛澤東時代是計劃經濟，打破部門利益界限，打破技術壁壘，統一協調、合理分配人才、知識、物質資源；改革開放則是到處設置利益界限壁壘，行業、部門、人與人之間的利益界限　　

3、毛澤東時代民主氛圍濃厚，同志般的友情，平等，打破教授、學生、老農民的等級界限，對科學問題展開充分討論；改革開放則是嚴格的等級制，學生不敢給老師提意見的，老師不敢對領導提意見　　

4、毛澤東時代是理論聯系實際，教學與實踐相結合，教學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鼓勵創新和實踐；改革開放則是死讀書、讀死書、死記硬背，損害學生的求知欲、創新精神，培養“順服的的資本經濟消費者”和“白癡”（見本文社會科學部分）　　

5、毛澤東時代是兩條腿走路的方針，科學技術和教育不是象牙塔，不僅僅是教授學者的、實驗室里面的科學，而是全社會的科學，破除科學技術與勞動人民之間的藩籬，普通勞動者參與到科學實踐當中。　　

6、毛澤東時代是為人民服務。真正的尊重科學，全社會學科學、愛科學，求真務實，暢所欲言，鼓勵爭鳴，鼓勵爭論，讓科學為人民服務；改革開放則是口頭上尊重科學、實際鉆進錢眼里，不尊重科學，尊重的是金錢名譽利益，有奶便是娘。列寧說：幾何公理一旦違背了資本家的利益，也會被資本家當做敵人而打倒。現在的精英專家學者違背科學，公然說謊，為資本代言，就是鐵證！　　

1、毛澤東時代堅持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發展方針；而改革開放則是“造不如買、買不如租”　　

毛澤東時代堅持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發展方針，大學生出來有工作；改革開放則是“造不如買、買不如租”，大學生出來找不到工作，沒有發展前景，有了工作的一些老知識分子在“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下馬風潮中也保不住工作。這是兩種教育和科技發展方針的一大表現。　　

任新民是錢學森之外的另一位航天泰斗級大師，今年94歲！航天人親切地稱他為“總總師”。正是他極力推動了載人航天的重新上馬（載人航天1979年被鄧的“造不如買、買不如租”強行叫停！）　　

任新民常愛說的一句話就是：“中國的航天事業之所以能取得一些成績，在世界航天界占有一席之地，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連給老同學的信中他也表達了這種想法：我們這些人有幸參加了航天事業，如果沒有國家大的決策——要干航天這件事，如果沒有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方針，我們這些人即使學有所長，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　　

試想，如果沒有國家的大的決策，沒有政治經濟領域的巨大支持，那個個人、那個老師、那個學生可以搞得出來這樣的科學技術？如果沒有相關的經濟產業，學生學習了科學技術之后卻無用武之地，那么科學技術教育是否還能發展？如此簡單、根本的道理，一些人卻就是看不見。“造不如買、買不如租”，這樣一來，科學技術和教育怎么發展？　　

作為世界的初級產品加工廠，中國不需要那么多的高科技，不需要那么多的科技人才，只需要廉價勞動力即可。所以不改變這種國際分工格局，中國教育和科技水平不可能進步。　　

當人們不停的嘮叨大學生自身的問題時，嘮叨大學生自身的素質愈來愈差時，其實便是不自覺的淡化了國家對此應付的責任！這個國家不給大學生提供真正的獨立思考和創造的空間，這個國家不給大學生提供相應的工作崗位，這個國家不給大學生提供發展的機會！　　

網絡上流傳文章《毛澤東逝世后下馬的尖端軍工項目》，列舉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下馬的項目，據相關人士透露，皆屬實。讀者可去網絡上搜索閱讀。　　

運10飛機下馬。　　

截至1982年，中國空軍總計下馬原定項目31項：中國海軍總計下馬原定項目11項：第二炮兵部隊下馬原定項目多達45項：　　

另外還自動放棄長城、曙光大型計算機項目，自動放棄工業自動化項目，自動放棄數字焊接系統等。　　

2、毛澤東時代是計劃經濟，打破部門利益界限，打破技術壁壘，統一協調、合理分配人才、知識、物質資源；改革開放則是到處設置利益界限壁壘，行業、部門、人與人之間的利益界限　　

這個道理非常明白的。計劃經濟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資源，將有限的資源集中到重要的領域，實現突破。而現在，我們這方面的優勢已經失去太多了。現在為各個行業部門利益所局限，到處都是壁壘和界限。　　

資本主義美國，其跨國公司擁有巨大的實力，擁有充足的資源，可以據此進行大型的科學技術研究。資本主義的美國，其國家性質和資本集團是相統一的，所以跨國公司進行科學研究，其實也就是代為行使資本主義國家的職能。　　

而社會主義毛澤東時期的中國，天然的要求消滅私營壟斷集團，天然的要求以計劃經濟的名義進行大型的科學技術研究，統一協調、合理分配人才、知識、物質資源。　　

改革開放的中國，拋棄了社會主義計劃的優越性，卻無法學習到美帝國主義的這個優勢，自然而然在科學技術和教育方面陷入劣勢。　　

首先引用老田文章：　　

……徹底地破除了"技術私有觀念"。這個老工程師回顧說，不管是什么樣的研究機構，無論是他們花了多少心血得出的最新成果，只要持一紙介紹信到，只要符合保密的規定，他們所有的最新成果都會無條件地呈現給你，而沒有一絲一毫的保留。這在任何國家都做不到。技術創新如果聯系著市場潛在利益，當然就格外需要保密，即便是僅僅聯系著個人的職稱和學術地位評價，相關人員也肯定有藏私的必要，但是在當時的中國，一切私有觀念都遭到徹底批判，許多有助于鞏固私有觀念的評價體系都被破壞，所以人們能夠空前地敞開自己的所得，公之于眾。這樣，全國只要任何一個研究所，任何一個研究人員在技術上有了突破，其他的相關人員或者項目，都不再有必要進行重復勞動了，都可以無成本地共享最新的技術成就。徹底破除私有觀念，是真正意義上的"全國性的技術大協作"成為可能，有限的技術力量和經費能夠空前地節約和有效地利用，避免了許多可能的浪費。　　

計劃經濟的高靈敏協調機制。這個老工程師提到，在衛星項目中間，有一個同步控制問題當時只能是用機械方式實現，這個就要求四個完全一樣的小彈簧。項目單位反映到主管的聶榮臻元帥那里，說上海工業力量比較強，希望請上海的同志幫助解決。聶榮臻給張春橋寫了個小紙條，張春橋給馬天水打了個電話，馬天水連夜召集上海幾十個單位的老工人技師開會，一個校辦工廠的老工人說他能夠實現，回去之后連夜就把符合要求的彈簧做出來了，合計不到24小時。在這樣的過程中間，沒有任何一個人講條件講價錢，所以幾乎沒有耗費什么談判時間和交易費用。　　

 前不久還訪問了一個南京大學的老師，他在1969年參與主持我國的電子計算機項目。據他所說，當時的項目立項完全不需要去找路子跑關系，國家直接按照技術力量優勢所在，甚至在沒有事先打招呼的情況下，就撥給南京大學1000萬元經費，指定用于電子計算機項目，項目辦公室成立之后，不需要他去找江蘇省委，而是項目立項的同時由國家指定江蘇省委配合研究工作，無條件地承擔項目的協調工作，許多電子部系統的七字頭的工廠，就按照研究進度和要求來進行配合試驗，江蘇省和南京市的相關部門直接受項目小組的領導，結果是"產、學、研"的高度緊密結合。項目經費絕對不容許個人為私人目的動用，許多工廠在利用自己的技術和工藝積累基礎上來參與這個項目，已經有的技術和工藝都不再重復投資和花錢。　　

  計算機項目的背景是1963年毛澤東說要繼續大躍進，不能老是跟在洋人的后頭搞"爬行主義"，要盡可能地采用已有的先進技術，跟蹤科技發展的先進水平，這個意見在三屆人大上通過。為此，中央科學小組、國家科委黨組于1963年12月提出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二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報告、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及科學技術事業規劃，這個規劃是在原有的1956－1967年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的基礎上，參照世界科學技術進展狀況制定的，總的要求是動員和組織全國的科學技術力量，自力更生地解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關鍵性的科學技術問題，在重要的急需的方面掌握六十年代的科學技術，力求接近和趕上世界先進科學技術水平的道路上，實現大躍進。這樣在文革期間政治上初步穩定之后，許多科學技術項目就分解落實到具體的研究機構，除了南京大學之外，清華大學也是計算機項目實施的重點單位，到1970年代末期，已經產生豐碩的成果，一個清華的教授告訴我說當時的計算機技術水平，中國實際上和美國是基本同步的，后來由于這些項目和"運十飛機"的命運一樣下馬，這樣我們國家在今天的關鍵技術領域，就被西方國家遠遠甩在后面。清華大學在1970年代中期就拉出了單晶硅，現在反而不會了。還有一個人告訴過我，前幾年某研究單位以單晶硅立項，結果得到數千萬的研究經費，最后是在美國去拉出單晶硅來結項的，事情竟然演變到這個樣子，特別值得那些真誠關心中國技術進步的人們深思了。 　　

 當時中國能夠以有限的技術力量，去跟蹤世界先進水平，優勢在于全國技術力量的無成本合作，有限的經費和人力資源能夠集中使用，在產學研緊密結合的基礎上搞集中突破，降低相互學習的成本并實現研究隊伍的迅速成熟和壯大。而中國今天的問題還在于，中國不僅落在后面，在市場規則急功近利的"短視"眼界里根本就喪失了追趕的動力，而且在中國技術力量和經費和西方國家有巨大差距的情況下，還硬要一味地抄襲西方的技術發展路線，這注定只能是產生"爬行主義"后果，一切有價值的成果都不可能產生在中國。 　　

雜交水稻則是更為形象的說明，請看下文：　　

若是袁隆平處于當下的科研體制之下，以黔陽農校教師的資格，他幾乎沒有成功的可能性。雜交水稻是在南方10個省、市、自治區進行試驗的，期間有幾十個科研單位參與，使用上千個品種，做了上萬個雜交組合，真正是一場群眾運動和人海戰術。以一個黔陽農校教師的資格，袁隆平可以調動的起來誰？雜交水稻的成功，只有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才具備成充足條件，美國科研機構的錢雖多，也一樣實現不了這種“高度勞動密集型”的研究項目。　　

一九六四年，湖南省黔陽農校教師袁隆平，首先開始了利用不育系進行水稻雜交優勢利用的研究。他與其他科技人員一起，年復一年，先后用了1000多個品種，做了3000多個組合，進行了多方面的艱苦探索，經過六年的努力，進展都不很大。通過深入細致的總結，他發現所用材料親緣關系太近，不育特性難以保持。于是，他決心用野生稻進行研究。　　

一九七○年，一個新的轉折出現了：袁隆平帶著他的助手李必湖等人，風塵仆仆地來到海南島，尋找野生稻。他們在農村四處調查，當年十月二十三日，李必湖來到荔枝溝，終于在一片沼澤地里，發現了一株奇異的稻子：它的莖稈匍伏，花藥癟小，花粉敗育，這就是他們夢寐以求“向自然索取”的雄花敗育的普通野生稻，以后被大家稱為“野敗”。這一雄性不育系的發現，使他們如獲至寶。他們當即把它連根帶泥挖出來捧回農場，栽在試驗田里，精心培育，一共花了四天時間給63朵花授完了粉，終于獲得了3粒金燦燦的珍貴種子。這一重大轉折，為應用“三系”（雄性不育系、保持系、恢復系）配套選育雜交水稻的成功，打開了一個突破口。　　

一個重要的新生事物，能得到及時、有力地支持，它就會迅速發展。一九七一年春天，湖南雜交水稻協作組根據上級的指示，把“野敗”材料分別送給10個省、市、自治區20多個單位進行研究。農林部和湖南省農業科學院，先后把雜交水稻列入重大科研項目；中國農林科學院召開協作會，成立協作組，與湖南省農業科學院共同組織這項研究。從此，一個以“野敗”為主要材料，培育“三系”的協作攻關，有計劃、有領導地在中國南方10個省、市、自治區蓬勃展開。幾十個科研單位，使用上千個品種，做了上萬個雜交組合，與“野敗”進行回交轉育。許多科研人員為了爭時間，搶速度，一年四季，轉戰南北，“春在本省，秋赴廣西，冬奔海南”，加速世代繁殖和選育。有的連續幾年風餐露宿，不回家過春節。一九七二年，袁隆平和江西省萍鄉市農業科學研究所顏龍安等科技工作者分別育成了第一批水稻雄性不育系和保持系，但是仍然找不到恢復系，“三系”仍然不能配套，不能用于生產，試驗遇到了困難。就在這時，中國農林科學院又召開了全國水稻協作會議，總結經驗，肯定成績，加強組織，擴大研究材料，選用了長江流域、華南、東南亞、非洲、歐洲等地的1000多個品種進行測交、篩選，找到100多個有恢復能力的品種，一九七三年，廣西農學院的教師張先程等和湖南省的科技人員，先后在東南亞的品種里找到一批花藥發達、花粉量大、恢復率在90%以上強優勢的恢復系，秈型雜交水稻的“三系”配套成功了！。（當代中國出版社《當代中國的農作物業》電子書第三章第一節）　　

3、毛澤東時代具有科學技術教育的民主氛圍，打破教授、學生、老農民的等級界限，對科學問題展開充分討論，人與人之間是同志般的友情（同志般的友情，民主的更高層次，渾然不覺）；改革開放則是嚴格的等級制，學生不敢給老師提意見的，老師不敢對領導提意見　　

周光召，“兩彈一星”功勛科學家，曾任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科協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聯合早報文《周光召：今天科技界民主遠不如毛澤東時代》　　

回顧“兩彈一星”的研究，那時候團隊精神和學術民主的氛圍都很好。現在，這種情況很難看到了，往往是院士或領導一講話，就再沒有人敢講話了；部門之間、學科之間的協作和交流越來越少，更不用說激烈的爭論。周光召的這番由衷的感慨，耐人尋味，令人深思。　　

那個時候，沒有上下級的概念，沒有干部、群眾的區別，沒有知識分子和工人、軍人的區別。　　

而當年我們沒有上下級之分，也沒有說誰是教授誰是剛畢業的學生，大家都可以大膽提出自己的想法，進行爭論。　　

“兩彈一星”是中國科技史上的一個奇跡，它的成功得益于在特殊歷史環境下寬松民主的研究氛圍。然而，時至今天，這樣的氛圍確是很難看到，取而代之的是“院士或領導一講話，就再沒有人敢講話了”，“更不用說激烈的爭論了”。　　

再看錢學森關于毛澤東時代學術民主和改革開放學術等級的言論：　　

學術不夠民主，是科學向前發展的一個大問題。　　

——《錢學森會見鮑世行、顧孟潮、吳小亞時講的一些意見》，《中華建筑》1996年第3期 　　

您沒有強調學術研究的集體作用，而集體是當今研究工作的有效形式。單干戶不行了。　　

——《致劉志琴》(　1985年3月26日　)，《錢學森書信》第2卷第213頁 　　

我從周恩來同志和聶榮臻同志多年親自領導我們工作有一點體會特別深刻：對航天工作這樣高技術而又復雜的科技工作，必須用民主集中制。也就是要發揚民主，以充分調動大家的積極性和能力，各盡所能，分工負責；另外又必須強調集中，有組織有紀律，關鍵時刻要由領導決策，大家貫徹實施。要民主與集中并重，不能只民主不集中，也不能只集中不民主。 　　　

——《致中國航天工業總公司辦公廳》(　1998年4月19日　)《錢學森書信》第10卷第367頁 　　

我深感我國面對面的討論，常常是主持人一家言，沒有互相激勵、互相促進，叫“老師說了算”或“首長說了算”！當然，面對面討論也不能胡說八道，無邊無際，要集中到一個主題，這就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　　

——《致張育銘》(　1994年2月28日　)，《錢學森書信》第8卷第90頁 　　

我原來提出要搞社會思維學的一個主要原因是：怎樣使一個集體在討論問題中能互相啟發，互相激勵，從而使集體遠勝過一個個不接觸別人的人的簡單總和。我自己在學術生活中，對這一點是深有體會的：一個好的集體，人人暢所欲言，思維活躍，其創造力是偉大的。而如果是“老頭子說了算”，其他人都處于壓抑狀態，這個集體就沒什么創造力。所以社會思維學的一個重點應是集體思維的激活。　　

——《致張育銘》(　1993年9月3日　)，《錢學森書信》第7卷第344頁 　　

再看鄧稼先對于科學學術民主的親身經歷，或者說關于民主的更高感性的體會——同志般的友情。　　

鄧稼先得知自己將要參加原子彈的設計工作時。從此，鄧稼先懷著以最快速度把事業搞上去的決心，把全部的心血都傾注到任務中去。 　　

首先，他帶著一批剛跨出校們的大學生，日夜挑磚拾瓦搞試驗場地建設，硬是在亂墳里碾出一條柏油路來，在松樹林旁蓋起原子彈教學模型廳...... 　　

在沒有資料，缺乏試驗條件的情況下，鄧稼先挑起了探索原子彈理論的重任。為了當好原子彈設計先行工作的“龍頭”，他帶領大家刻苦學習理論，靠自己的力量搞尖端科學研究。鄧稼先向大家推薦了一攬子的書籍和資料，他認為這些都是探索原子彈理論設計奧秘的向導。　　

由于都是外文書，并且只有一份，鄧稼先只好組織大家閱讀，一人念，大家譯，連夜印刷。　　

為了解開原子彈的科學之迷，在北京近郊，科學家們決心充分發揮集體的智慧，研制出我國的“爭氣彈”。那時，由于條件艱苦，同志們使用算盤進行極為復雜的原子理論計算，為了演算一個數據，一日三班倒。算一次，要一個多月，算9次，要花費一年多時間，常常是工作到天亮。作為理論部負責人，鄧稼先跟班指導年輕人運算。每當過度疲勞，思維中斷時，他都著急地說：“唉，一個太陽不夠用呀！”　　

為了讓同他一起工作的年輕人也得到休息，得到工作之余的稍許娛樂，他總是抽空與年輕人玩十分鐘的的木馬游戲。有一次，王淦昌教授看見了他們在玩這種游戲，老教授又好氣又好笑，斥責說：“這是什么玩法，你還做兒戲呀。”　　

鄧稼先笑說：“這叫互相跨越！”　　

互相跨越，這是一種多么親密的同志關系啊！正是靠著這種關系，鄧稼先和同事們一起克服了一個個科學難關，使我國的“兩彈研制”以驚人速度發展。　　

鄧稼先、錢學森，他們本人是民主的倡導者，也是民主的維護者。　　

而從制度領域來說，毛澤東時代及其文化大革命，其本來目的就是批判黨內官僚，批判反動學術權威，所以那時候的知識分子、學生都不敢以權威和老子自居，在研究隊伍內部形成高度民主的風氣，大學剛剛畢業的學生和老資格的科學家可以同場辯論，有的時候為了爭論技術問題通宵達旦，甚至拍桌子，鄧稼先這樣的老科學家也常常參與跟毛頭小伙子的拍桌子辯論，這樣充分的學術民主帶來了思想和技術的快速進步。不僅加快了技術進步的速度，在這樣的過程中間也加快了技術梯隊的成長過程。　　

當時由于人與人關系的普遍平等，許多社會和階級的藩籬都實質上不存在了，一些老工人也參與拍桌子討論，許多細節問題和工藝障礙也能夠集思廣益，結果使得整個的項目進程相對均衡，而不是局限于關鍵技術的率先突破，這就避免了后續試驗中間細節引致的失敗，所以當時許多項目的試驗，幾乎都是一次成功，所有的問題和隱患常常是在技術民主中間，已經得到充分的"鳴放"和重視，提前就有了很多的預案和設計。　　

有了這樣的良好的氛圍，科學技術能夠不成功嗎？　　

大家對于改革開放的學術等級都是有深刻體會的，這種例子就不再舉了。　　

4、毛澤東時代是理論聯系實際，教學與實踐相結合，教學與生產領導相結合，鼓勵創新和實踐；改革開放則是死讀書、讀死書、死記硬背，損害學生的求知欲、創新精神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精髓之一便是理論聯系實際，毛澤東時代的教育當然必須遵循這一原則。　　

當時的教育方針如下：“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書本理論必須與實踐相結合。套用毛主席的另一句話，“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沒有學習書本理論時的實踐工作，沒有從學校畢業之后的實踐工作，教育是不可能取得成果的。這才是真正的啟發式教育。　　

而現在的科學技術教育，必然不敢遵循理論聯系實際的做法。　　

理論聯系實際，必然要求群眾路線，要求知識分子、官員、精英和勞動人民相結合，要求人民群眾具有充分的權利監督知識分子、官員、精英群體，這與改革開放的利益不相符合。　　

改革開放，其最初的步驟之一就是實行死記硬背的高考教育，建立一個新的、知識化的、科層化的政府管理階層（新的利益階層、統治階層），將人民分成三六九等，同時削弱勞動人民的民主權利，逐漸的形成一個知識分子、官僚、資本家精英群體的鐵三角。　　

再看毛主席的講話和文件：　　

一切中等技術學校和技工學校，凡是可能的，一律試辦工廠或者農場，進行生產，作到自給或者半自給。學生實行半工半讀。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這些學校可以多招些學生，但是不要國家增加經費。　　

一切高等工業學校可以進行生產的實驗室和附屬工場，除了保證教學和科學研究的需要以外，都應當盡可能地進行生產。此外，還可以由學生和教師同當地的工廠訂立參加勞動的合同。　　

一切農業學校除了在自己的農場進行生產，還可以同當地的農業合作社訂立參加勞動的合同，并且派教師住到合作社去，使理論和實際結合。農業學校應當由合作社保送一部分合于條件的人入學。　　

農村里的中、小學都要同當地的農業合作社訂立合同，參加農、副業生產勞動。農村學生還應當利用假期、假日或者課余時間回到本村參加生產。　　

大學校和城市里的中等學校，在可能條件下，可以由幾個學校聯合設立附屬工廠或者作坊，也可以同工廠、工地或者服務行業訂立參加勞動的合同。　　

一切有土地的大、中、小學，應當設立附屬農場；沒有土地而鄰近郊區的學校，可以到農業合作社參加勞動。　　

《工作方法(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　　

農業大學辦在城里不是見鬼嗎？農業大學要統統搬到農村去。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　的講話。　　

現在課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學生天天處于緊張狀態。　　

課程可以砍掉一半。學生成天看書，并不好，可以參加一些生產勞動和必要的社會活動。　　

現在的考試，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搞突然襲擊，出一些怪題、偏題，整學生。這是一種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贊成，要完全改變。我主張題目公開，由學生研究、看書去做。例如，出二十個題，學生能答出十題，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創見，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題都答了，也對，但是平平淡淡，沒有創見的，給五十分、六十分。考試可以交頭接耳，無非自己不懂，問了別人懂了。懂了就有收獲，為什么要死記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試試點。　　

舊教學制度摧殘人材，摧殘青年，我很不贊成。　　

孔夫子出身沒落奴隸主貴族，也沒有上過什么中學、大學，開始的職業是替人辦喪事，大約是個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會彈琴、射箭、駕車子，也了解一些群眾情況。開頭做過小官，管理糧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來他在魯國當了大官，群眾的事就聽不到了。他后來辦私塾，反對學生從事勞動。　　

明朝李時珍長期自己上山采藥，才寫了《本草綱目》。更早些的，有所發明的祖沖之，也沒有上過什么中學、大學。　　

美國的富蘭克林是印刷所學徒，也賣過報。他是電的大發明家。英國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機的大發明家。　　

高爾基的學問完全是自學的，據說他只上過兩年小學。　　

現在一是課多，一是書多，壓得太重。有些課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學學一點邏輯、語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語法，什么是邏輯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體會。　　

課程講的太多，是煩瑣哲學。煩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如經學，搞那么多注解，現在沒有用了。我看這種方法，無論中國的也好，其他國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滅亡的。書不一定讀得很多。馬克思主義的書要讀，讀了要消化。讀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　　

在春節座談會上的談話，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　。　　

那個時期的青年學生敢想敢干是出了名的，青年群體充滿著朝氣、創造力和闖勁，心中充滿理想，要創造一個美好的社會。和今天迷茫、脆弱、虛無、勢力、自私的學生比較，他們簡直就是一個奇跡。這一切和毛澤東的教育思想當然是緊密聯系的。　　

再看當時美國人眼中的中國教育。首先引用《兩條腿走路的文革科學——美國科學家1973年訪華觀感》　　

學年包括三十三個星期的上課，四個星期的農業工作，四個星期的工業生產和一個星期的文化節日，其余的時間是假期和在家里的自修。一年有兩次教師和學生組織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會，互相糾正錯誤，并互相學習。　　

最先使孩子們接觸科學的，是“空余時間的活動”。以及依據興趣和能力、所有孩子們都參加的課外活動。然而在另一個中國社會統一的例子上，我們發現許多這種活動——從制造火箭和拆開機器到打乒乓球——都是由一社團中的退休工人組織起來的。那些社團退休工人自愿獻出時間，跟學校孩子們一道工作。　　

……　　

舊的教學方法諸如不養成學生有獨立行動能力，填鴨式死記硬背式以及“百科全書式”的訓練，已不再被認為是良好教育方法。現在，教育結合理論工作（例如物理課），生產勞動（校辦工廠、衛生診療所，農業）和無產階級政治（學生在工農中直接從事生產，使孩子們尊重中國的勞動人民）。就我們所聞，十五中學沒有一定的成規。所有的兒童都學物理，所有的兒童都學工廠和農場工作，因為對所有兒童理論知識和實踐經驗兩者都被認為重要。　　

一年兩次的考試也改變了。現在的重點著重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而不只是死記事實。我們的東道主告訴我們，在考試之前，先給學生出題，并使學生有機會跟同班同學討論這些問題。最高的分數，不是給予每一個都是重復回答在課堂上學過的問題的學生，而是給予提出新的且有創造性的解決辦法的學生。　　

教師的任務也改變了。現在是希望教師做出特別的努力去幫助水平低的學生。第一，教師要想辦法找出學生為什么學習有困難。如果一個學生身體不好，教師（或一組教師）要到他家里去教他。其他的學生在家里也許有很多工作要做，沒有足夠的時間放在課案上。教師就去訪問這些家庭討論這些情況，看看能否做出什么改變，使這些學生有較多的學習時間。學生本人也要特別努力，就是希望他們互相幫助。由較為先進的學生去教較為遲鈍的學生。這也被認為是如何學習為人民服務的一部分。但是，即使有這種特別的注意，仍有少數學生跟不上。在這個學校，仍有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學生留級，多讀一年。　　

自然，這些改革有許多仍在實驗階段。缺點是有的。而且可能繼續發生。缺點之一是，第十五小學不能滿足良好教學需要，因為仍然有些班級的人數在五十個學生以上。然而，在我們看來，（中國的）學校正在向滿足人民需要方面發展。在中學方面是如此，在其他教育方面也是如此。其發展的方法，是透過所有有關方面，不斷地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　　

再看七十年代一些中國血統的美國人對于中國教育的看法：　　

田長霖（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教授）說：“我們特地參加了一堂課，叫‘評教評學’，這就是每一個或兩個星期，每一門課都有一個鐘點，讓學生和教員來一個互相批評，討論如何改進。……結果我們發現他們這樣做，空氣反而非常和諧，而且教員與學生之間距離縮短了，通過批評彼此都增加了了解。”　　

 “（關于北航師生造飛機的事）使我很驚奇。因為我們知道，過去國內，甚至現在美國航空系的教授和學生，不要說造飛機，就是摸過飛機的，恐怕也很少。……只是在理論上不錯，但真的要造飛機的話，大家都有點怕。在中國過去這種理論和實踐脫節的情形就更嚴重。”　　

楊振寧（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物理學教授）說：“當我在北京訪問我曾就讀過的中學時，我發現他們非常強調學生應該學習生產勞動。學生在農忙時下鄉幫助農民播種或收割。學校本身設有車間，學生可以做各種體力勞動。我要強調的是，這種精神是一項偉大的革命變革，比美國人所能了解的意義更為偉大。在舊中國，不但學生沒有法子接近任何工廠或農場，甚至有這種想法也會被人認為有損讀書人的尊嚴。”“我想中國的新精神是直接針對這種傳統的；我發現這方面已有令人驚異的改變。整個人生觀都變了。對現代科學來說，這種變化有深遠的意義。”　　

 “科學家的態度也已經完全改變了。他們認為下鄉工作是一種自我教育的重要過程，而且受過高級訓練的研究人員也真的感覺到社會是工人勞動的成果。這種新態度在舊中國是完全沒有的；在美國也不會找到。中國的科學家都愿意有下鄉工作的機會，下鄉去的也是滿懷熱忱。令人印象頗深的是，我在中國遇到的科學家的個人抱負同國家的寄望極為一致。”　　

 “我在參觀中山大學的光學實驗室時看見很多房間都堆滿激光儀器、線路、玻璃管，都好象是亂七八糟的，……那些儀器也并不精致。但是我看得很清楚，在這個有機的環境下，將會有一群激光科學家涌現出來，他們知道與這個專業有關的一切知識，也明白外國人所探討的那些問題存在的真正原因。我看，這個哲學將為中國的科學和技術發展，帶來更長遠的利益。”　　

吳健雄、袁家騮（兩人都是物理學家，吳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袁在美國布魯希文國立實驗所擔任研究工作）說：“在中國最使人注意的是，他們提倡‘老、中、青三結合’和‘教學、科研與生產工廠的掛鉤’。老、中、青三結合是利用老年人的智慧和經驗，中年人的學識和干勁，與青年的朝氣和創造力。這種三結合在中國現在的情形之下，是特別需要的。關于教學、科研與生產工廠掛鉤的成效更大而且顯著。一方面替工廠解決了許多重要問題，不但使生產量增加，而且提高了工業生產的水準，同時學生亦得到許多實際經驗和解決問題的訓練。”　　

 “一個工業落后的國家要趕上工業先進的國家，這種群策群力、自力更生似乎是最有效力的步驟。在各處參觀時我們看到許許多多顯著的成例。不僅是物理學應用于工業生產上，其他的例子如生理化學、有機化學、工業化學和藥品制造等都有。這是因為在社會主義的國家，科學上發展的目標必須是為人民服務。在中國對于基本科學的發展極為重視，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對于這個問題極為關懷。”　　

任之恭（微波物理學家，美國約翰霍布金斯應用物理研究中心副主任）說：“教育改革雖有若干成效，但還不徹底，原因是中國受了兩千多年禮教的影響，儒家思想已根深蒂固，許多人在不知不覺中都受到束縛。……儒家思想被各朝代尊祟的結果，使得‘學而優則仕’的孔丘說法變成天經地義。”　　

 “舊的教育思想是專為培養少數知識分子，教育（尤其高等教育）的所在地，就是西洋人所謂象牙塔，……知識分子高高在上，不知塔外有何事，也不肯下塔來。很明顯，這種教育絕對脫離群眾，所以必須改革。改革的方向是應當朝著毛主席的思想：教育應為群眾服務。”　　

 “通過教育革命師生關系也與以前不同了。根據舊習慣，老師教，學生學，一個是處于把知識輸出的地位，一個是處于接受教育的地位。老師可以用考試、分數來嚇人，學生養成死記書本的習慣。”　　

 “但是現在師生都應互教互學，并同吃、同住、同工作、同勞動，大家打成一片。”　　

 王浩（美國洛克菲勒大學教授，哲學和數理邏輯學專家）說：“文化大革命以后，一方面大學生改為工農兵學員，使新的知識分子進一步和工農兵認同，一方面鼓勵舊知識分子下鄉下廠，使他們在感情上和勞動人民更加接近。雖然在短期間不容易把勞心者和勞力者的差異消除，但努力的方向基本上總是盡量使勞心者和勞力者打成一片。”　　

趙浩生（美國耶魯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專欄作家）說：“文化大革命對中國教育的影響不是混亂而是新生。文革對教育的最大影響，是教育宗旨變了，新的教育宗旨是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即‘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　　

 “自小學起，即著重訓練基本勞動技能，實行廠校掛鉤或建立校辦工廠，以求德、智、體的平均發展。”　　

 “教學方法也變了，過去是注入式，現在是啟發式。過去，教授教完就完，現在是教會為止。……工、農、兵子弟上大學，他們學習不是為自己，是受黨的委托而接受大學教育。……新的師生關系注入了同志感情，比以往更親近。”　　

 東陽（美國得克薩斯州立大學研究生）說：“學生在入學前都是經過一段時間的實際工作鍛煉的。比如，一位建筑系的女同學，就是高中畢業后當了二年多的建筑工人才來的，對房子的各方面都已有經驗，念起來興趣高，干勁大。”　　

陳省身（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教授，著名數學家）說：“教育上與往日最大的不同就是：教授們不再自以為每件事都懂，而全權決定課程和內容了。學校里的許多計劃、課程的安排，都是由學生和教師們不斷討論的。”“從我和那里教授們的談話中，我覺得他們為曾去公社勞動感到很自豪。”　　

 韓瓊（美中人民友好協會主席韓丁的女兒，生長在中國，一九七一年回美，現在就讀于賓州大學）說：“（文革前）學校里的校長、教師，基本上是舊社會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這些人對革命有好感，贊同新社會制度，但在教育思想上卻有不少陳舊的地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思想還是很普遍的。他們認為工農子弟很臟，還是知識分子的孩子可愛。教師不但不幫助這些工農子弟，反而冷眼相看。在這種情況下，若教育不做基本上的改革，到頭來還是為一小撮人服務，中國就沒有出路。”　　

5、毛澤東時代是兩條腿走路的方針，科學技術和教育不是象牙塔，不僅是教授學者、實驗室里面的科學，而是全社會的科學，普通勞動者參與到科學實踐當中。這也就是科學技術領域的群眾路線。理論聯系實際和群眾路線是統一的，有了理論聯系實際，必然需要群眾路線。　　

我們當前的教育習慣了把科學看作是一些擁有特殊才華的人——科學家——心中所產生的一套觀念和實驗。但是毛澤東時代卻對這種觀念進行了根本變革——社會要依靠勞動人民，是勞動人民共同表達出那個社會的知識和技術。科學家的任務在于總結他們的經驗，再把經驗提煉成為一種理論，通過這種總結。發現新問題，而后回頭把理論教給人民，將實踐的經驗與理論相結合，用以解決新問題。　　

科學家也是勞動者，科學家應該歸屬于勞動人民之中，而不能“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不能是高高在上的一個階層。　　

科學技術教育領域的理論聯系實際和群眾路線已經很多了。新中國所舉出的每一項巨大成就，其背后都是理論聯系實際和群眾路線的原則。這方面的例子已經很多了，再提提幾個經典的例子，諸如紅旗渠、大慶油田、赤腳醫生等等。　　

這一節和第4節是一節。　　

6、毛澤東時代是為人民服務。真正的尊重科學，全社會學科學、愛科學，求真務實，暢所欲言，鼓勵爭鳴，鼓勵爭論，讓科學為人民服務；改革開放則是口頭上尊重科學，實際鉆進錢眼里，不尊重科學，尊重的是金錢名譽利益，有奶便是娘。列寧說：幾何公理一旦違背了資本家的利益，也會被資本家當做敵人而打倒。現在的精英專家學者違背科學，公然說謊，為資本代言，就是鐵證！　　

毛澤東時代的科學技術人員、工人、農民、軍人為什么有那么大的勁頭學習科學技術，造出原子彈、氫彈、衛星、火箭？毛澤東時代為什么能夠那樣求真務實，尊重科學？為什么？　　

第一個理由便是為國為民，為了祖國的強盛！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不需過多解釋。　　

現在很多人強調物質刺激，嘲笑過去的精神的作用。殊不知沒有精神的民族、沒有文化的民族，遲早會在人類歷史上消失。　　

精神的刺激是遞增的，精神刺激的頂點便是無私無畏，大丈夫，為國為民。　　

而物質刺激的作用卻相反，物質刺激在前期的時候其效應是遞增的，但是等過了一個階段，其效應就開始遞減。　　

改革開放則是口頭上尊重科學、口頭上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可是在一群鉆進錢眼里的人的組織下，改革開放偏離了科學的求真務實態度，不再為人民服務。　　

列寧說“幾何公理一旦違背了資本家的利益，也會被資本家當做敵人而打倒”。　　

為了個人的私立，科學算老幾？什么符合他自己的利益，他便說什么正確，便說什么是科學？這在當前的經濟學界、法律界、社會科學界、自然科學界不是表現的很明確嗎？那么多的專家學者昧著良心說話，公然說謊，為資本代言，這不是很明確嗎？　　

第五章   美國教育和美國政治經濟形態的關系，我們是否能夠學習到美國教育的精髓（待續）　　

第六章   破除“制度主義”“制度創新”的迷信（待續）　　

第七章   給90后的建議（待續）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