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柱
科學巨擘錢學森，在近一個世紀的人生旅途中，經歷了無數的坎坷與磨難，也創造了許多震驚中外的奇跡。在錢學森的人生長河中，鑲嵌著一個個像寶石一樣晶瑩閃光的故事，讓我們從中去感悟他那瑰麗多彩的人生品格和閃閃發光的科學風范吧！
“人民中國才是我永遠的家”
錢學森，浙江杭州人，1911 年 12月出生。1934年暑假，他考取了清華大學的公費留學生。1935年8月，錢學森從上海乘船前往美國留學。黃浦江浪濤滾滾，望著漸漸遠去的祖國，他在心中暗暗發誓：“親愛的祖國，今天我去美國學習， 他日歸來后我要為您的復興而效勞。”
錢學森到達美國后，進入了麻省理工學院航空系學習。勤奮好學、天資聰穎的他學習 成績一直名列前茅。但因為當時美國的航空工廠歧視前來實習的中國留學生，所以一年后即1936年10月，錢學森轉學到了加州理工學院繼續學習，并決定追隨力學大師馮•卡門教授。
到加州理工學院的第二年，即1937年秋，錢學森就和其他同學組成了研究火箭的技術小組，他擔當起了理論設計師的角色。而火箭在當時還屬于幻想中的東西，大家把這個小組稱為自殺俱樂部，因為火箭和火箭燃料的研究，實在充滿了危險性和不確定性。然而，正是由錢學森完成了美國首個軍用遠程火箭的設計。
1945年，錢學森已經成為當時一位有名望的優秀科學家。
從1935年到1955年，錢學森在美國整整居住了20年。這期間，他在學術上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生活上享有豐厚的待遇，工作上擁有便利的條件。然而他始終眷戀著生他養他的祖同。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的成立使客居美國的錢學森心潮澎湃，他對夫人蔣英說：“祖國已經解放，我們該回去了。人民中國才是我永遠的家。”
而此時，扶蔣反共政策遭到失敗的美國政府又掀起了一股反華反共浪潮。1950年，正準備啟程回國的錢學森在舊金山遭到阻攔，他所有的行李都被美國海關扣押。
一天下午，兩個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官員走進了錢學森的住所，向他宣讀了逮捕令……錢學森被關進了特米那島上的一個拘留所。他在那里被關了整整15天。
錢學森被美國政府無理拘禁的消息一經傳出，世界各國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愛好和平的人士，都紛紛向錢學森發出了聲援的吶喊。中國政府也公開發表聲明，譴責美同政府的這一錯誤做法。
1954年4月，美同國務院發布公告，宣布取消了扣留中國留學生的法令?？慑X學森夫婦的行動仍然受到盯梢。
時間就這樣一天天地過去了。突然有一天，蔣英想出了一條妙計——
那是1955年6月的一天，蔣英帶著兩個孩子，伴著錢學森佯裝上街閑逛。他們巧妙地避開了特務的盯梢，溜進了一家咖啡館。蔣英一邊喝咖啡，一邊逗著孩子玩耍，錢學森則以香煙盒代替紙， 用中文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阻礙歸國的禁令已于4月被取消，然我仍身陷囹圄，還鄉報國之夢難圓，省親探友之愿難償，戚戚然久之”，“懇請祖國助我還鄉”。
這封信是寄往比利時蔣英妹妹家的，請她迅速轉交給父親的世交陳叔通先生。
錢學森的這封短信幾經輾轉，終于送到了陳叔通老人的手中。
陳叔通，時任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他在讀完了錢學森的這封寫在香煙包裝紙上的求援信后，迅速將它轉呈給了周恩來總理。
周總理看了這封信后，激動地用手拍著桌案說：“好，有了這封信，我們就可以向他們要人了。”
周總理當即把將要赴日內瓦參加中美大使級會談的王炳南召來，將錢學森的信遞給他看過后，嚴肅地說：“炳南同志，這封信很有價值。這是一個鐵證。它說明美國當局至今仍在阻撓旅美華人和留學生回同。你要用這封信揭穿他們的謊言，爭取使錢學森這樣的科學家能早日回國。”
1955年8月1 日下午4時，中美兩國大使級會談再次復會。王炳南大使將錢學森的這封寫在香煙包裝紙上的信及翻譯件擺到了談判桌上。美方代表頓時啞口無言。最后，美國方面只得同意允許錢學森回國。
在美國的20年里，錢學森一直保留著中國國籍，他回憶說：“我在美國那么長時間，從來沒想過這一輩子要在那里待下去。我這么說是有根據的。因為在美國，一個人參加工作，總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險公司，以備晚年退休用。而我卻一美元也不存，因為我是中國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國住一輩子。”
1955年10月8日，錢學森終于回到了他魂牽夢繞的祖國。
“我現在是勞動人民的一分子，而且與勞動人民中最先進的分子連在了一起。”
到達北京后不久，錢學森就帶領全家來到天安門廣場。仰望著雄偉的天安門和高高飄揚的五星紅旗，他無比激動。
回國后不久，組織上便安排他去東北參觀，一路上，他參觀了新建的工廠、水電站、大學、研究所。從新中國成立六年來所取得的偉大成就中，錢學森親身感受到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的力量，進一步增強了立志報國的信念。
參觀期間，錢學森訪問了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陳廖大將特意從北京趕來接待他。陳賡熱情地對錢學森說：“哈軍工打開大門歡迎錢學森先生。”在參觀到一個小火箭試驗臺前時，陳賡問他：“我們能不能造出火箭、導彈來？”錢學森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有什么不能的？外國人能造，中國人同樣能造！”
陳賡聽后哈哈大笑，激動地握著錢學森的手說：“要的就是你這句話！”事后，錢學森才知道，陳賡是帶著國防部部長彭德懷的指示，專程就此事來請教他的。
回到北京后，錢學森經過深思熟慮，向中國科學院提出了組建力學研究所的建議。一個月后，力學研究所即宣告成立，錢學森任所長。在周恩來總理的鼓勵下，他起草了關于《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的意見書》，提出了建立我國火箭、導彈事業的組織方案、發展計劃和具體措施。錢學森的意見書受到了黨中央的高度重視。周總理親自主持中央軍委會議，研究決定成立中國航空工業委員會，同時授命錢學森組建我國第一個火箭、導彈研究機構——國防部第五研究院。
1956年10月8日，在錢學森歸國一周年時，國防部五院宣告成立。錢學森給剛分配來的156名大學生講授“導彈概論”，開始培養新中國第一批火箭、導彈技術人才。1957年2月，周總理簽署國務院命令，正式任命錢學森為同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一任院長。
作為新中國國防科技事業的主要創建者之一，錢學森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1960年，在他的具體領導下，我國研制成功了第一枚導彈。之后，他又親自主持了我國“兩彈結合”的技術攻關和實驗工作，于1966年成功發射了我國第一枚導彈核武器。1965年，他向中央建議研制發射人造地球衛星的時機已經成熟，并于1968年兼任空間技術研究院首任院長。1970年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新中國終于迎來了航天時代的黎明。
錢學森是中國人，他曾為了回到祖國而奮力抗爭；回國前錢學森不是共產黨員，卻因為愛國而背上了“共產黨嫌疑分子”的罪名，但回國后的親身經歷，卻使他產生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強烈愿望。
1958年年初，錢學森鄭重地提出了入黨要求。1958年10月，在錢學森回國的第三年，力學研究所黨支部通過了他的入黨申請。1959年1月，經中國科學院黨委批準，錢學森成為中同共產黨預備黨員，同年11月12日轉正。30年后，他回憶道：“在建國10周年的時候，我被接納為中國共產黨黨員，這個時候我心情非常激動，我是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了！我簡直激動得睡不著覺。”
從此，錢學森以共產黨員的標準規范自己的一言一行。他說：“我在美國是學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的，一心想用自己學到的科學技術救國，不懂得政治”，“回到祖國，通過學習才慢慢懂得馬克思主義，感到科學與政治一定要結合”，“即使是從事純技術工作，也要有明確的政治方向”。
錢學森十分重視自己的思想建設。他是一位大科學家，一生著作等身。在他的書房里，不僅擺滿了各種現代科學技術書籍，還有許多哲學、政治學、經濟學和文藝理論著作。讓人尊敬的是，他書房里還有他認真閱讀過的《像雷鋒那樣做人》和《雷鋒詞典》等圖書，他把雷鋒的思想和行為從科學的高度進行了認真的概括和總結，力圖提煉出帶有規律性的一般原則。
錢學森一生獲得過無數榮譽，但他認為，最大的榮譽是自己能成為一名共產黨員。1991年10月16日，國務院、中央軍委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大會，授予錢學森“國家杰出貢獻科學家”榮譽稱號和“一級英雄模范獎章”。江澤民、楊尚昆親自為他頒獎。但錢學森在講話中卻說：“今天我不是很激動”，“就在今年，我看了王任重同志寫的《史來賀傳》的序言。這個序言里他說中央組織部把雷鋒、焦裕祿、王進喜、史來賀和錢學森這五個人作為建國后40年來在群眾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產黨員的優秀代表，我心情激動極了。我現在是勞動人民的一分子，而且與勞動人民中最先進的分子連在了一起”。
“活著的目的就是為人民服務”
在錢學森的心目中，國為重、家為輕，科學最重、名利最輕。
錢學森多次說過：“我作為一名技術工作者，活著的目的就是為人民服務，如果人民最后對我的工作滿意的話，那才是最高獎賞。”
在創建力學研究所期間，他按照技術科學的思想，主持建立了各個專業科組，并積極倡導學術民主，在科學研究面前不論資歷深淺，彼此都平等。他在中國科技大學創辦了近代力學系并兼任系主任。在給學生講課時，他發現許多工農子女因為經濟困難，買不起計算尺等學習用具，便把剛出版的中文版《工程控制論》一書的稿酬，毫不遲疑地捐給了系里，用以資助貧困學生購買學習用具。
20世紀60年代是我國國防科技事業發展的關鍵時期，而這時也是我國遭受三年自然災害，全國人民生活十分困難的時期。為了保證科技專家的正常工作，黨和國家想盡辦法在生活上給以照顧，聶榮臻元帥特意送去一點豬肉并交代說，給錢學森補充營養。有一天，炊事員看見錢學森太勞累了，就為他做了一碗紅燒肉。平時和顏悅色的錢學森，一下子把臉沉了下來，厲聲問工作人員：“你們不是不知道，現在全國人民都很閑難，連毛主席、周總理都不吃肉了，你們居然給我做紅燒肉，黨性到哪里去了？”他說，我不能搞特殊，要和全國人民共渡難關。
1962年前后，錢學森所著的《物理力學講義》和《星際航行概論》先后出版，稿酬有好幾千元，這在當時是一個非常可觀的數目。但是，他拿到錢后， 連錢袋子都沒有打開，轉手就作為黨費上交了。
1978年，錢學森又將為他父親錢均夫落實政策而補發的3000多元工資作為自己的黨費全部上交。
1982年，錢學森等人所著《論系統工程》一書出版，他本人將自己所獲稿費捐給了系統工程研究小組；1994年，他又榮獲何梁何利基金優秀獎100萬港元，他連支票都沒拿到，就寫了一封信，委托秘書代他轉交給了西部促進沙產業發展獎勵基金會。即使是在平時，他和別人聯合署名發表文章時，也總是把稿費讓給別人，并說：“我的工資比你多，這稿費就請你一人收下吧！”
前些年，“名人錄”之類的書很多，一般人想要上名人錄，出點錢就行。但錢學森若要上名人錄，人家是不會找他要錢的。他知道這里面的“名堂”，所以他給自己規定了一條原則：絕不上任何名人錄，即使不要錢也不上。20世紀90年代初，科學出版社要出《中國現代科學家傳記辭典》一書，便通過錢學森的秘書進行聯系。秘書向錢學森報告此事時剛說了幾句，錢學森就明白了是什么意思，板著臉瞪了一眼秘書，說：“你想干什么！”于是秘書再也不敢往下說了。
錢學森曾任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長、院長，第七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國防科委副主任，國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直到中國科協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要職，其職位不可謂不高。但他對這些“官位”一點也不在意，要不是因為工作的需要，他寧可什么“官”也不當。他常常說：“我是一名科技人員，不是什么大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樣也不想要。””
和“地位”相關的就是“待遇”：幾十年來，錢學森從不向組織談及待遇。比如他的住房，從20世紀60年代初至今，他與老伴一直住在那套老式公寓房里。組織上曾想給他按標準蓋一座小樓，再修一個小院，這樣他就可以到院里曬曬太陽。錢學森說：“我現在住房條件比和我同期歸國的那些人都好，這已經脫離群眾了，我常常為此感到不安。”秘書說：“錢老，現在一般科技人員的住房都有了很大改善，您說的那是老皇歷了。”錢學森搖搖頭說：“今后別再提這個問題了，把我折騰到新房子里，我于心不安，心清也不會好，能有利于健康嗎？”
1992年，新華社曾發過這樣一條消息：錢學森在1988年和1992年曾兩次給時任中科院院長的周光召寫信，請求免去他學部委員的稱號。
1991年錢學森已滿80歲，為了表彰他對我國科技事業的貢獻，中央決定授予他“國家杰出貢獻科學家”榮譽稱號。授獎儀式后，眾多新聞媒體出現了一個宣傳錢學森的高潮，航天部、中國科協、國防科工委等單位也作出了向他學習的決議。
幾天后的一個上午，錢學森把秘書叫到辦公室，開口就說：“我們辦任何事，、都應該有個度。這件事（指對他的宣傳報道）也要適可而止。這幾天報紙上天天說我的好話，我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難道就沒有不同的意見，不同的聲音嗎？”秘書回答：“錢老，既然您說到這里，那么，我如實向您報告：我也聽到一些不同意見。有的年輕人說，怎么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都落實到錢學森一個人身上了？”
錢學森立即說；“你說的這個情況很重要，說明這件事涉及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問題，所以我得十分謹慎。在今天的科技界，有比我年長的，有和我同輩的，更多的則是比我年輕的，大家都在各自的崗位上為同家的科技事業作貢獻。不要因為宣傳我過了頭，而影響到別人的積極性，那就不是錢學森個人的問題了，我看對我個人的宣傳現在應該畫個句號了，到此為上吧。我這么說并不是故作謙虛，要下決心煞住，你立刻通知報刊雜志社，把宣傳我的文章撤下來。”
秘書馬上給《光明日報》《科技日報》等部門打電話，對方表示尊重錢老的意見，但文章已經排好了版，不好撤下來。錢學森聽到這個情況后，便對秘書說：“像這樣的文章都是在人死后才發表，我還沒死呢，他們急什么？”于是秘書趕緊打電話告訴有關報刊的總編：“錢老都把話說到這個份上了，你們就是有天大的困難也一定要把稿子撤下來。”
這就是錢學森，他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詮釋了一位科學家。一位共產黨員應該具有的人格品質。而這，正是中華民族的靈魂所在！
（《環球視野》摘自2008年第5期《黨史文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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