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單位今年又分來了五十個大學生，適應大學生的崗位越來越少了，以至于出現了崗位重疊，為什么呢？因為是國營大中型企業，因為是事業單位，這些單位相對私營企業來說要保險得多，國營大中型企業和事業單位要守法得多，收入要穩定得多。而中央政府又把穩定看著頭等大事，能夠左右國有企業和事業單位的就業需求的是中央政府，于是政府就把困難交給了企事業單位，也不管它們機構是否臃腫，是否人浮于事，是否會出現效益下滑。而對于私人企業國家或者政府就沒有能力，也沒有權利去左右企業的用人權了，那么私人就可以任意雇傭和解除人員，那么指望他們維護穩定就是天方夜譚。
在改革開放前，人民沒有就業壓力，賣水果，賣大碗茶，賣副食品等都是國營企業，那么國家根據你的能力可以到適應你的單位，比如你成績不好，沒有考上學，沒有關系，你可以當理發師，可以當清潔工，而這些工種又是國家主流極力贊美的，比如全國勞模掏糞工時傳祥，他一直熱愛自己的職業，黨中央主席毛澤東和國家主席劉少奇都把他當作依靠，以至于整個社會都把勞動看做一件光榮的事情，在毛澤東時代沒有卑賤的職業，那么崗位就是無限的。
那么在農村呢？如果你老了，子女一定會孝順你的，否則會遭到鄙視，如果家庭困難，隊或者大隊會幫助你的，即老有所終。農村在農忙的時候，忙種莊稼，農閑的時候就修水庫，修路，學習文化，學習時政，即在那個年代，農民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是充實的，以至于涌現了像陳永貴、郭鳳蓮那樣當國家領導人的農民代表，如果你讀書成績好，可以考學，進入城市。也就是說當農民這個職業也是光榮的，也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者，管理者，那么廣大的農村就能夠為祖國提供千千萬萬的職業。
一句話，在毛澤東時代，每個崗位，每個職業都是平等的，每個崗位，每個職業都能為每個人提供相同或者相近的福利待遇。區別一個人的收入是看你的勞動強度，比如煤礦工人每月定量35斤口糧，石油工人是31斤，而技術干部和行政領導是27斤。從待遇上杜絕了職業等級的產生。政治上是看你為社會做了多少貢獻，然后提供相應的政治榮譽，即在政治生活和組織上避免了職業等級的分化，這些模式都保證了社會為個人提供了無限多的工作空間，比如你可以當農民，你可以當工人，當軍人，當知識分子，當革命干部，當革命群眾，你當任何人都無損于你作為人的尊嚴。
而現在呢？由于市場化，我們的國營企業絕大部分已經消失了，解決大量就業的供銷社消失了，國有食品公司，國有紡織業，絲綢業消失了，國有中小煤礦消失了，這些的消失伴隨著資源的重新分配，個人的收益按照占有資源的多少來分配，職業的等級也就出現了，人在市場經濟的理性中追求個人的最大化也就產生了，那么職業的稀有性也就出現了。當那些先富起來的老板們，為了最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他們生產劣質產品，提供惡劣的工作環境，壓低工人的收入，甚至拖欠工資，更不用說給工人繳納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和失業保險。每當企業出現重大傷亡事故，政府就說是無證開采，逃避政府的責任，而企業老板又總是說工人們是違章操作，逃避企業責任，更有甚者老板都能輕易逃逸事故現場。還有就是許多私人企業主總喜歡聘請具有黑社會性質的人員管理企業員工，稍微不滿就采用肉體懲罰。還有就是通過試用期克扣工人收入，或者違法辭退工人。等等一切都加劇了職業的稀缺性和風險性。
在農村，人們通過提高工業品的價格和農資價格，變相增加了農村勞動的成本，并通過月工資制和小時工資制引誘農民離開自己的土地，同時采用村，社，鄉，鎮的方法破壞農村的組織結構，又由于包產到戶，使得農民在大部分時間里無法找到證明自己價值的勞動崗位。在城市也是這樣，許多組織已經消失，人們無法找到什么職業證明自己的作用，唯有金錢才是衡量的唯一標準。加上我們國家出現鄙視勞動和勞動者的情緒，人們把自己的愛好轉移到財富人生上面去了，人們有時間就是享受，休閑娛樂去了，那么勞動就更加卑賤，有成就又清閑的勞動職業也就更加稀缺了。
為此我們說市場經濟加劇了職業的稀缺性和職業的風險性。原因在于市場經濟無法給個人提供穩定的幸福的預期職業，那么穩定和幸福的預期職業就必然落到國有企業，落到事業單位，因為國有企業能夠提供職工的預期。而對于那些私人企業，他們總是要追求利益的，那么減少崗位是他們增加收入的最好辦法，于是他們通過延長工作時間，減少休假時間，增加機器的負擔（比如運輸車超負荷載貨），等等，通過這些方法變相地增加了工人的人數，那么職位就相對減少了。
通過上面我們簡單分析了產生職業稀少的原因，而國有企業通過破產，通過私有化，通過國外企業的兼并，已經無法提供更多的崗位了，結果我們的大學生，我們的普通孩子都找不到滿意的職業了，就業壓力當然就高了，所以畢業也就等于失業。
2009年9月20日 四川達縣麻柳鎮東興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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