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就業與人口問題漫談

 
大學生就業與人口問題漫談

踏雪飛鴻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就業形勢愈來愈嚴峻，近兩年爆發并一度加劇的經濟危機更是使得今年成為大學生就業的“災年”。光今年的應屆大學畢業生就有610萬之多，再加上之前未曾就業或工作得而復失的大學畢業生，今年待業的大學畢業生會不下千萬。這固然是對政府所謂“執政能力”的一次考驗，但對于失業者個人而言恐怕是更大的不幸。　　

　　于是各種抱怨便油然而生了，在我們這里最能夠使人產生認同感的就是“中國人口太多”。不僅是與就業相關的問題如生活壓力大、競爭激烈，包括人均資源不足、交通擁堵、環境破壞，只要是與人口扯得上關系的都被歸因為人口問題，起碼這會被認為是一個主要因素。在他們看來人一少便什么都不成問題了，和諧社會就出現了。而提到人口問題人們就會自然而然的想到毛主席說過的“人多力量大”，想到馬寅初曾經因提出中國人口增長過快的問題受到嚴厲的批判，這樣一來毛主席就成了今天中國諸多問題的責任承擔者。右派和走資派不僅能夠借助這一重磅炸彈又一次否定攻擊毛主席，損壞他在人民心中的光輝形象，而且還想通過這個推卸責任，把把他們自己將這個國家搞得一塌糊涂的責任推向毛主席，自己則來一個金蟬脫殼，繼續胡作非為。　　

　　筆者以上的話也許不具備多大的說服力，大有被認為是一面之詞再加上僵化保守不與時俱進更有甚者對社會不滿之可能，所以為了把問題講透徹必須用事實和道理說話，把相關的問題都分析清楚才算到位。　　

一，毛澤東時代的人口政策及其相關問題　　

　　我們首先來看一看毛主席對人口問題的看法。實際上人口節育并不是馬寅初的首創，更不是獨創。毛主席是主張搞計劃生育的，他甚至是最早提出要實行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速度的國家領導人。在他的講話和文章中曾多次提到對當時中國人口控制問題的看法。　　

　　例如，1956年1月，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其中就有關于計劃生育的內容：“除了少數民族地區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傳和推廣計劃生育，提倡有計劃的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過重的生活負擔，使子女受到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的就業機會。”　　

　　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說：“我們這個國家有這么多的人，這是世界上各國都沒有的。要提倡節育，要有計劃地生育。我看人類是最不會管理自己了。工廠生產布匹、桌椅板凳、鋼鐵有計劃，而人類對于生產人類自己就沒有計劃了,這是無政府主義，無組織無紀律。這樣下去，我看人類是要提前毀掉的。中國六億人口，增加十倍是多少？六十億，那時候就快要接近滅亡了。我今天不著重談節育問題，因為我們邵力子先生是個專門的名家，他是大學專科畢業的，比我高明。還有我們李德全部長，也很注意這個問題。關于這個問題，政府可能要設一個部門，或者設一個節育委員會，作為政府的機關。人民團體也可以組織一個。因為要解決技術問題，設一個部門，要有經費，要想辦法，要宣傳。”　　

　　1957年6月發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說：“我們作計劃、辦事、想問題，都要從我國有六億人口出發，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我國人多，是好事，當然也有困難。”　　

　　1957年10月在《做革命的促進派》一文中說：“計劃生育，也來個十年規劃。少數民族地區不要去推廣，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廣。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進行試點，逐步推廣，逐步達到普遍計劃生育。計劃生育，要公開作教育，無非也是來個大鳴大放、大辯論。人類在生育上頭完全是無政府狀態，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將來要做到完全有計劃的生育，沒有一個社會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來做，那是不行的。”　　

　　此外毛主席還多次在談話中提到我國人口和計劃生育的問題。1965年1月埃德加·斯諾在問及他對中國計劃生育現狀的看法時毛主席說：“不滿意。在農村還沒有推廣。最好能制造一種簡便的口服避孕藥品。”1965年8月接見衛生部負責人時的談話時毛主席說：“天津計劃生育不要錢，看來國家出了錢，實際是劃得來的，國家出點錢保護生產力是合算的。藥錢拿不起也可以不拿。你們開展農村衛生工作后，要搞節制生育。”……總之實行計劃生育、有計劃地控制人口增長是毛主席人口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毛主席對我國的計劃生育事業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認為毛主席主張放任人口增長甚至鼓勵生育是不合乎事實的。　　

　　那么毛澤東時代我國的計劃生育工作做得怎么樣呢？雖然1958年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受到了批判（我們先不討論馬寅初的人口理論是否科學，這在學術上本身就是有爭議的，至于批判馬寅初的原因筆者將在下文中詳述），但在毛主席人口思想的指導下，計劃生育工作沒有受到影響，并且一直在推廣、貫徹落實。這些都是有大量事實為證的。　　

　　1954年1月，中共中央批準衛生部《關于節育問題的報告》并第一次以正式文件形式發出了《關于控制人口問題的指示》。　　

　　1959年，黨中央在《中共中央對衛生部黨組織關于節制生育問題報告的批示》中指出：“節制生育是關系人民生活的又一項重大政策的問題。”　　

　　1962年，國務院成立了毛主席在1957年曾設想的機構——計劃生育辦公室。12月，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通知》，明確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農村提倡計劃生育，適當控制人口自然增長率，使生育從完全無計劃的狀態逐漸走向有計劃狀態，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既定政策。”　　

　　1971年，國務院轉發衛生部《關于做好計劃生育的報告》。中央提出了人口控制規劃，舉辦了十三省、市計劃生育學習班，總結經驗，積極推廣。　　

　　1972年，國務院發文件正式指出：“實行計劃生育，使人口增長與國民經濟發展相適應”。要求婦女不要“早、密、多”生育子女。　　

　　1973年，國務院和省、市、自治區都成立了計劃生育領導小組，在衛生部門設立了計劃生育辦公室，縣以下各級開始設立計劃生育辦公室或有分管計劃生育的工作人員，從1973年開始，人口發展列為國民經濟計劃。在制定第四個五年計劃時，正式提出：“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這和馬寅初《新人口論》中說的，允許生二胎，生第三胎要上稅是一致的。　　

　　1973年12月，全國第一次計劃生育工作匯報會在北京召開，會議貫徹了毛主席提出的避孕藥具一律免費并送貨上門的要求，提出“晚、稀、少”的宣傳口號，并針對不同地方不同情況作了具體部署。　　

　　1974年底，已屆耄耋之年的毛主席在國家計委《關于1975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上作了“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批示，再次強調了人口控制對國民經濟發展的重大作用。　　

　　各方面的數據都表明在毛澤東時代計劃生育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人口出生率從3.7％降低到2％，自然增長率從1950年代前期的平均2％以上降至1976年的1.4％左右。人口增長模式也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從20世紀50年代的高出生率、較高死亡率、較高的人口自然增長率類型到1960年代死亡率降至很低的水平，出生率仍居高不下，再轉變為1970年代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模式。這不僅有效的控制了人口過快增長，還為之后的計劃生育工作開了一個好頭。　　

　　事實證明，在那個科技醫療衛生說平仍然相對落后，國家既要搞建設又要抓革命，既要使自己變得強大以防止外敵入侵又要防止黨內出現修正主義的情況下計劃生育工作是做得很不錯的。當然，我們不能否認新中國建立后中國進入了有史以來的人口高速增長期，但這并不能說明國家鼓勵過大量繁殖人口，新中國成立后的高生育率一方面是因為結束了持續多年的戰亂，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壓迫，社會秩序迅速安定下來，人民得以過上安居樂業的生活。無論在哪里，在什么時候，戰亂之后的人口高速增長是極為普遍和正常的。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制度確立后進行了大規模廣范圍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社會財富大大增加。建國初期我國嬰兒死亡率為20％，5歲以下兒童的死亡率達25-30％，隨著科技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尤其是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確立，這些狀況有了極大的改善，多種瘟疫被消除，人口死亡率大大降低，我國的人均壽命從1949年的35歲提高至1976年的65歲，因此即便是大力開展計劃生育工作，我國生育率（育齡婦女的實際生育水平或生育子女的數量）從1970年的5.81快速下降到1979年的2.75，人口的自然增長率也不會有相應明顯的下降。所以簡而言之，毛澤東時代人口增長過快不是沒有控制人口過快增長，不是沒搞計劃生育，而是因為醫療衛生條件改善太快，嬰幼兒成活率過高，人的壽命太長，死得太少。但這些都是涉及到國計民生的大事，誰如果還要把毛澤東時代人口問題拿來說三道四的話就是站在反人民反人道的立場了。　　

　　有的人可能又要說毛主席曾經說過人多是好事，人多力量大來反駁了。確實，毛主席有過類似的提法，但我們理解一句話的含義要看其提出的具體時間背景而不是觀其字面意思，尤其是對毛主席說的話。我們知道毛主席是一位走群眾路線的領袖，他的文章通俗易懂、形象幽默，只要識字的人都能看明白，不像今天的領導干部作報告，不在官場混兩年是把握不了其真義的。毛主席說人多是好事是在新中國成立之際，當時西方反共反華勢力見中國共產黨取得全國性的勝利已成定局，但仍不甘心夾著尾巴逃跑，美國政府的發言人艾奇遜就拋出諸如中國人口太多，中共解決不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從而會爆發革命來向即將執政的中國共產黨施加政治壓力。毛主席為了做出回應，消除其不良影響，于是寫了《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文中說：“革命的發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緣故么？古今中外有過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么？中國幾千年以來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么？美國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么？”“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而“人多力量大”的提出也與人口問題沒有絲毫的關系，那是在1958年人民公社化運動時期毛主席隨口說的一句話。當時農村地區進行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要求集中人力物力，于是并小社為大社，后來又開展了轟轟烈烈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在那個沒有機器設備，大興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全靠肩扛手挑的環境下提出人多力量大，或者是打一個相關的標語來振奮人心是極為正常的。毛主席在其1958年4月《介紹一個合作社》一文中就說：“除了黨的領導之外，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干勁大。從來也沒有看見人民群眾像現在這樣精神振奮，斗志昂揚，意氣風發。”“除了別的特點之外，中國六億人口的顯著特點是一窮二白。這些看起來是壞事，其實是好事。窮則思變，要干，要革命。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我們可以想象一下，那個時候勞動人民剛剛當家作主人，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熱情極高，毛主席不用“人多力量大”來激勵勞動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難道還像某些沒血性的軟骨頭一樣說一些類似于“我國窮，底子薄，教育、科學、文化都落后”“人多是中國最大的難題”“中國的事情難辦，人太多”之類在帝國主義面前低人一等矮人半截的話來增加人民群眾的思想負擔，挫傷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么？所以對于毛主席說的這些話我們現在根本沒必要拿來雞蛋里挑骨頭甚至莫名其妙地套在人口問題上。　　

　　還有很多右派拿馬寅初受批判的事情來歪曲毛主席的人口思想，否定毛主席，認為是“批錯一個人，增加幾億人”。那么馬寅初受到批判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們首先必須承認幾項基本事實：第一，毛主席本人并沒有對馬寅初進行嚴格意義上的批判，并且對于馬關于計劃生育的基本思想還是樂意接受的，毛曾在1957年春天的最高國務會議上說“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計劃的生產，完全可以進行研究試驗。馬寅初今天講得很好！從前他的意見，百花齊放沒有放出來。準備放，就是人家反對，就是不要他講，今天算是暢所欲言了。”馬對此也深感欣慰乃至頗為得意。他在一次關于人口問題的演講中說：“中國人口這樣發展下去，十年后有八億一千萬，五十年后多少呢？嚇死人！二十六億一千九百萬，吃的東西怎么辦？上山開荒？向外發展嘛，那就不能和平共處。”在當時帝國主義國家對我國進行孤立、威脅的情況下，“向外發展嘛，那就不能和平共處”之類的言論無疑會為西方反共反華勢力妖魔化新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口實，馬寅初因此受到批判是難免的。第二，追溯歷史，馬寅初的人口思想和當時受到批判的英國資產階級人口學家馬爾薩斯的人口學說確實存在“源”與“流”的關系，并且受到批判的不僅僅是其《新人口論》，還包括其經濟思想和哲學思想。何況馬寅初的理論在學術上并不是鐵板釘釘無懈可擊。作為知識分子，他的一些具體想法往往只是從他專業的立場出發，并未考慮到當時國家所處的整體狀況和宏觀形勢，因此也不具備可實施性。第三，馬寅初受到的還主要是學術理論上的批判，身為北大校長學術觀點受到來自不同聲音的批判正說明那個時候講民主，講爭論。當然，康生、陳伯達等人一些簡單粗暴的做法也是不對的。馬寅初1960年自動辭去北大校長之后高官厚祿的待遇并沒有發生變化，直至1982年去世，一直是人大常委、政協常委或委員。在為走資派和右派所深惡痛絕的文化大革命中馬寅初被保護起來，并沒有受到沖擊，更無所謂政治上的“迫害”。所以關于馬寅初受到批判之事多屬右派和走資派添油加醋，混淆視聽，為了貶低和攻擊毛主席不惜制造各種謠言，把馬寅初樹立為憂國憂民、堅持真理的榜樣，實際上是將其作為反毛工具，用心何其歹毒，伎倆何其卑鄙！　　

　　實際上不僅在人口問題上信口雌黃地大做文章，在毛主席逝世后，右派和走資派就像被解放出來的野鬼一樣四處亂竄，小人得志般大肆制造和散布謠言以抹黑毛澤東時代。除了“批錯一個人，增加幾億人”，還有“關起門來搞建設”“閉關自守”“思想僵化”……這些不僅說明右派和走資派的歷史知識等于零，更是充分地暴露了他們投靠帝國主義的反人民的階級本質！　　

二，正本清源，探究大學生就業難的真正原因　　

　　讓我們再回到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上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大學生之所以陷入今天的困境完全是由于“改革開放”以來一系列只看眼前利益不顧長遠利益，只顧小集團利益不顧人民利益的改革措施造成的，這些措施要么將有可能保障大學生就業機會的單位私有化，要么將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狀況和私營企業與外資企業的命運捆綁在一起，要么不顧后果地通過教育事業搜刮民脂民膏……總而言之現在的教育是為極少數人服務的。　　

　　我們也許還記得上世紀末本世紀初高中政治課本里有關國有企業改制的內容，那個時候大家都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的批評國有企業怎么怎么效益低，社會負擔太重，富余人員過多，搞“鐵飯碗”，可現在好了，國企都改制成私企了，社會負擔沒有了，可以不管群眾的就業問題，為了進一步減輕負擔還搞過大規模的下崗裁員。資本家自由了，現在是想怎么用人就怎么用人，待遇都是面議的，求職的不滿意可以站一邊去，后面還有人等著排隊呢，這樣一來資方可以不承擔社會責任，又降低了用人成本，效益確實提高了，但這和普通勞動者的利益是八竿子打不著的，效益再好也是資本家或小集團的，勞動者失業的概率反而會越來越高，實際上這正是資本家所夢寐以求的，他們從不關心失業問題，如果沒有人失業已經有工作的人怎么會賣力地干活呢，有壓力才會有動力嘛。至于那部分失業者的問題怎么辦已經改制的企業就不會管了，就讓政府去解決吧，“服務型政府”便由此得名，不過這時已不是為人民服務了，而是為資本家服務去了——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后勤服務單位，為資本的運作保駕護航。隨著企業被“搞活”競爭會日益激烈，被淘汰的企業會不斷增加，這在增加了失業人員的同時又減少了就業機會，就業怎么不會成為難題呢？　　

　　尤其是這些年人才市場的的普遍化和“規范”化更是使資方在雇傭員工時得心應手，可以花更低的價錢雇用到更加稱心如意的員工。大學畢業生則是赤裸裸地成為了任人挑選的商品。現在是供給嚴重過于需求，有時甚至是成百上千人競爭一個崗位，這對于賣方來說是極為不利的。實際上這個“人才市場”和以前的奴隸市場并沒有什么本質上的區別，都是市場，且市場上被出賣的商品都是人，奴隸市場上被出賣的是靠出賣體力勞動過活的奴隸，而今天“人才市場”上被出賣的則是靠出賣腦力勞動（如果他們實在不愿意從事生產勞動的話）過話的奴隸罷了，只不過現在是美其名曰“人才”。搞市場化就避免不了競爭，一競爭就會有淘汰，那些失業的人就是被淘汰的對象。所以現在大學生們可以大夢如初醒了，原來跟著主流精英們喊了好幾年市場競爭優勝劣汰到頭來被淘汰的竟會是自己，真是被人賣了還替人點錢啊！　　

　　外資的進入貌似給我們增加了不少就業機會，也正是由于它們的出現我們大量培養國際貿易和外語類的大學生，很多人還會因為在外企工作感到很光彩。確實，“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就在外國人面前沒了自尊，也有不少人靠在外企工作發了財，外企乃至外國花重金收買了一大批中國人向他們提供中國的經濟情報，不過外商之所以來中國投資看好的更多的是優惠的招商引資政策和廉價的原料和勞動力能夠為他們降低成本擴大利潤。這么些年下來我國逐步放棄了自力更生的工業發展模式，在資本主義國際分工中已經處于產業鏈的下游，處在了一個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打工的地位。產業結構無法升級，大學畢業的知識技術人員很難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外企需要的主要是中國的廉價勞動力而不是知識技術人員，并不能為大學生提供多少就業機會。他們連同許多私營企業為我們帶來的就業機會也只是暫時的，他們一旦生存不下去或者找到了更好的投資環境我們的就業危機就會來一個總爆發，那個時候就不只是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了。這次經濟危機就是一個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　　

　　對今天大學生就業難影響最大的一件事還要算1998年實行的大學擴招了。那個時候我們受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出口受到影響，百姓預期也比較悲觀，紛紛把錢存入銀行，國內消費一時陷入疲軟，于是在一股“教育產業化”歪風邪氣的主導下，大學突然大量擴招，同時進一步上漲學費，“讓老百姓把錢從銀行里拿出來花”，這一用心良苦的決策達到了一箭雙雕的效果，一方面延緩了亞洲金融危機帶來的就業壓力，另一方面又擴大了教育消費以拉動內需。而所謂滿足人民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提高青年人的素質只是個幌子。這一招不但不可能解決根本問還給今天帶來了更大的麻煩。而對于老百姓與其說那是個讓人上當受騙的陰謀還不如說是個姜太公釣魚愿者上鉤的陽謀。試想即使學費再上漲有哪個父母不會從腰包里拿錢出來供孩子上學呢？就算明知后來會面臨著殘酷的就業競爭但只要有機會還是會想方設法讓孩子上大學的，所以大學擴招即使是暗藏殺機還是讓當時的人們拍手叫好。可惜對于今天的大學生來說恐怕就要面臨著“賠了夫人又折兵”的尷尬了，不但沒能實現成為人上人的愿望，連退而求其次找份穩定的工作都顯得十分困難，簡直就是不折不扣地成了GDP增長的犧牲品。　　

　　然而遺憾的是我們很多大學生不愿意正本清源，思考就業難的根源所在，反而經常抱怨中國人口太多導致就業困難，在右派的煽動誣蔑之下抱怨毛主席鼓勵人口大量繁殖。這實際上就從務實走向了逃避現實，就算我們人口再多也不可能在短期內降下去。如果從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立場出發，對于競爭者而言人口確實是越少越好，人少了就不會出現“僧多粥少”的現象，但這又毫無疑問地陷入了60年前美國人艾奇遜妖魔化新中國時的唯心主義歷史觀，對這個毛澤東同志已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中做了詳盡的反駁。如果實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即人與人之間相互剝削壓迫的話就算全世界只有1億人口也同樣會有人失業，也同樣會有因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導致的就業危機。這些都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資本家必定要讓一部分人失業來降低成本同時迫使另一部分人各司其職，勤奮工作，即所謂的“減員增效”。等到遇上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大量的失業也就不可避免了。　　

　　如果我們拋開極端狹隘的個人主義立場，從國家民族的全局利益出發，不要光看到人多帶來的問題，那么人口將會成為一種寶貴的資源。正如毛澤東同志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所說的：“我們作計劃、辦事、想問題，都要從我國有六億人口這一點出發，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并且盡可能地將消極因素轉變為積極因素，為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這個偉大的事業服務。我希望這些人擴大眼界，真正承認我國有六億人口，承認這是一個客觀存在，這是我們的本錢。我國人多，是好事，當然也有困難。我們各方面的建設事業都在蓬勃地發展著，成績很大，但是，在目前社會大變動的過渡時期，困難問題還是很多的。又發展又困難，這就是矛盾。任何矛盾不但應當解決，也是完全可以解決的。我們的方針是統籌兼顧、適當安排。”　　

　　“改革開放”之前，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的教育制度，培養人才的機制是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相適應的，培養怎樣的人才主要著眼于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和人民群眾德智體全方位的提高。教育走的是群眾路線，是要為人民服務的，從來不搞什么市場化，因此就業也就從來不成問題。但后來“改革”了，正是這場資本主義制度的全面復辟才導致了就業的問題以及今天的一切危機。國家的經濟基礎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人們再也不可能會有著眼全局的思維方式，社會主義的教育事業也被改得面目全非。經過三十多年的折騰教育界變成了最骯臟最反動的一個角落，徹頭徹尾地淪為了資本的附庸、走資派愚弄人民的工具。如果說它還存在某種現實的“合理性”的話也只是作為一個兩極分化社會的精英流動機制，而這種功能也在逐步喪失。它培養出來的“人才”多數只具有自利的本能和簡單的頭腦。有人甚至自以為是地認為是因為倒霉，遇上了經濟危機才找不到工作的。　　

　　教育已經到了非做外科手術不能走上正道的地步，雖然批評的聲音此起彼伏但大多數都是來自于西方自由主義的立場，其本身帶有資本主義的反動性暫且不說，在中國這樣一個殖民經濟和官僚政治的土壤上無疑就是空中樓閣。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