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進民退，換了人間？——小議母校杭外再度改制

國進民退，換了人間？——小議母校杭外再度改制   

　　關于我的高中母校杭外改制的消息從去年就在同學中間傳播開來，早已習慣國退民進高歌凱歌主旋律的我也確如**同學所說，什么一根筋兩頭堵，以為杭外是國有轉民營。但其實，有不少同學也確實不知道那所謂的教育學院性質上是個什么東西，因為前車之鑒，國企改制中新興資本家侵吞工人血汗用的“皮包公司”手段早已見慣不怪。

　　我給高中老師發短信時都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當我一句“聽說杭外改制了？”過去之后，就收到那位老師語氣極其憤怒的回復：“官僚體制的混蛋之舉！”“杭外可能要消亡了！”“……這么大的事全是暗箱操作，連老師座談會都不開！”是呵，有哪個國企改制真正征求過工人的意見的？還不都是管理層和上級國資委等部門沆瀣一氣的結果？但是，當我發表自己的意見，認為杭外將落入私人的腰包、又說***那樣（且不論大家對他個人的評價）家庭出身的學生再不可能會有了之后，這位老師就不再給我回復了。

　　關于周圍同學的疑問：為什么杭外要改制（指國退民進）呢？我給的理由就是，收這么高的學費（一年1萬4），越來越開闊的資源局面（和牛津、劍橋溝通），再說造小和山的校區政府給了那么多錢搞得這么pp了……那么，在這個私有制已經實然、也已在法權上確立保護的社會，有什么不可能的呢？教育早就市場化了，不通通國退民進干什么？

　　然而我確實想錯了，確實神經粗大。一年收1萬4學費的中學，根本不可能是什么“公辦”（我這里不是要為所謂“國有”辯護）的。直到前兩天考試中間隙我才看見，原來杭外早已經在90年代末響應當時全d全國資產階級的號召、在國退民進的大潮中身先士卒了一把。學費大約是從我這屆上高中開始提的，差不多就是這前民營了的。

　　而從杭外的發展來說，確實民營之后越來越有活力，老師學生都活潑向上幸福甜蜜，資源也越來越拓寬，學生的素質更是見長。那些公辦的學校只會填鴨子、只會搞題海搞地獄，杭外的學生在英語節藝術節科技節瘋狂投入之后一兩周內就馬上面對期末大考——這倆造出的人才能比嗎？

　　但是，就算不能比又怎么樣呢？

　　君不見，越往高等級的教育院校走，學生出身背景的同質性越大（清華這屆大一工農出身的比例降到了令我們教育社會學老師都驚奇的7%左右）？君不見，如此高素質的人才，都是向海外輸血，有幾人真切關注民生？君不見，瓷器國知名慈善家提出，應該再大幅提高高校學費、收來的錢拿去接濟窮人（和造廉租房不要廁所一類的混蛋理論）？開奔馳寶馬的大資產階級發一點慈善心，就有多多的騎破自行車上下班的人去為他們做辯護。《南方周末》打著“600萬知識型讀者”的旗號，不斷造就這樣的人出來。

　　所以我認為教育的問題關鍵在于：是要為誰培養人？是要培養怎么樣的人？曾經維系我對杭外尚是公辦的另一個重要幻覺就是，杭外的校訓（應該）還沒變，即“為祖國而學習，為未來作準備”。我知道話語分析、觀察字面內容沒有很大意義，但是我尚不能在實踐中貫徹這點。

　　如果國家已不是人民的國家，經濟已不是依從為人民服務的邏輯而是資本的邏輯，教育已不是為了人民的教育，那么所謂的國有私有又有什么本質上的區別呢？“國有”這個詞本就是改革開放以后造出來的，過去大多是全民所有、或者集體所有，國家只有經營權而已，所謂“國營”。80年代動刀的第一步是“兩權分離”，只有物質刺激才能救中國，只有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才能搞活企業，呼啦啦貫徹廠長負責制，從此廠長們占有了生產過程中的實際權力，民間流傳順口溜：工人窮，廠長富，車間主任萬元戶，廠長掙錢沒有數。按毛澤東曾經的話說，“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這時候還在體制內。到了90年代，當年吵吵“兩權分離”的主流經濟學家們走到覺悟新境界，提出要“產權明晰”——仍是物質刺激一個本質的邏輯，只不過這時已經通過否定之否定，全面改造完了整個社會的經濟基礎。等到整個社會的私有制經濟基礎已經占到重要地位，他們所要做的也就是從法權上最后確立自己的合法性而已。《物權法》的出臺就是這種經濟基礎的意志在政治、法律上的集中體現。

　　因此，單純地、抽象地去談論“國退民進”好、還是“國進民退”好，是沒有意義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從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到70年代的滯漲，從采納凱恩斯 “國進民退”到里根撒切爾“國退民進”，都不過是在資本主義制度內部調節、緩和發展到極端尖銳的矛盾危機的手段而已。在資本主義制度內，二戰后“國進民退 ”就是“進步的”；等到了70年代，“國退民進”才是“進步的”！此次大危機，從三十多年前的角度講，豈不是要開始“退步”了么！

　　回到杭外的問題上。改回公辦，無疑學校的部分老師、領導、學生等大多既得利益者是不滿的（這只是純粹描述）。我后來回那位老師的短信他不再回復，一方面是我弄錯了事，另一方面也確實沒聽到他提任何關于學生的內容。成為公辦的杭外，還能夠收到***那樣的學生，所謂的“底層精英”。這和人品沒有關系，我關注的是他們的階級背景所包含的意義；老師如果不全作鳥獸散，那么杭外的質量也不會比過去太壞到哪里去，畢竟杭外的發展不一定只有汪林的路子，且國退民進之前杭外已經是很不錯的。再說一遍，我不是在唱頌歌、作辯護。當然，老師們究竟怎么選擇，這是整個社會背景所決定的，人品師品在其中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底層精英一定程度上恢復了向上流通的渠道，也依然改變不了整個社會大環境的“路徑依賴”。

　　杭外走到國退民進，不過是原來走資官僚和民間資本的通力合作，如今走到國進民退，也不過是從民資手中奪回到國資手中（其實民營的杭外里面，也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國家資本主義社會：比如中層干部和普通教師的工資差別是十分巨大的）。

　　體制之內不可能解決根本問題。這也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和其他一切****的分歧所在。

 （作者系清華大學在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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