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老石：大學生距離農村還有一步

大學生距離農村還有一步

 大學畢業生洶涌而來，大學生過剩已經成為一個令上上下下都頭疼的問題了。但是這多少讓人感到有點不可思議，我們的大學畢業人數的比例同其他國家相比，同未來發展需要相比都應該是非常低的，怎么就已經過剩了呢？

“過剩”可能確實是個假象，只要你去廣大的農村看一看，就會發現，哪里有大學生過剩？而是嚴重的大學生人才不足。

 過剩還是不足？

我們口中說的“過剩”看來主要指的是在城市中相對于城市的需要而言大學生過剩了。

在城市中，相對于公務員系統、事業單位、工商制造業和城市服務業而言，大學生確實是太多了，是真實的過剩。以致于我們開始討論“讓大學生賣肉”、“讓大學生去殯葬場”該不該，雖然這些工種大學生沒有什么理由不能干，但問題是，相對于整個社會而言，相對于個人所做的投資和收益而言，是不是太浪費了呢？如果這些行業用其他未受過大學教育的人，讓這些大學生用其所長是不是會更好一些呢？我實在看不出這些行業和那些大學生的專業有什么必然的聯系，也看不出這些行當為什么一定要用大學畢業生，也看不出這和大學生心態有什么關心，難道我們沒有更需要大學生干的工作了么？這些事件其實不過是城市中大學生過剩的標志性事件而已。

在城市中早就感覺出來大學畢業生開始形成了壓力。九十年代首先開始出現大學畢業生飽和和過剩狀態的是政府體系、事業單位體系，想進這些單位那時已不是很容易，但是工廠和高檔的服務體系還是很歡迎大學生的，這些單位的主要管理和關鍵技術崗位確實很需要大學畢業生補充。按理而言，依照我們的世界工廠的定位，工商制造業應該是大學生人才就業的主渠道，我們擁有世界最為龐大的制造業，那么我們的大學生是無論如何都可以找得到工作的。更何況直到目前大學畢業生占總人口的比例還不到5%。

但是事實上卻是事與愿違，中國經濟2000年以后高速增長，2003年到2007年連續五年每年經濟增長超過10%，但是大學生就業相反卻感到一年不如一年。按道理經濟增長和大學生就業應該同步增長才屬正常，現在卻在感覺上出現了剪刀差，這是什么原因呢？除了大學擴招的原因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們經濟增長中科技的貢獻率太低，經濟增長過多地依賴廉價勞動力的貢獻，也就是說越來越多的藍領農民工正在走入制造業，而并非大學生人才。結果是一邊是“民工荒”，一邊卻是大學生過剩。郎咸平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制造業分為軟環節和硬環節，硬環節是產品生產環節，軟環節指的是產品設計、包裝、批發和零售等環節，軟環節占整個產業環節利潤的十分之九，硬環節占十分之一。硬環節需要藍領工人，并不需要大學生，軟環節才需要大學生。我們國內產業主要是硬環節，軟環節主要在國外。這最后導致我們雖然工業產業龐大，但是更需要的是身強體壯的藍領工人，大學生因而剩余。如此我們看到，我們的大學畢業生失業過多其實是整個國際化的產業分工帶來的負面影響，也是源于我們錯誤地理解了我們的產業狀況的結果。所以這種大學生過剩準確的說是相對城市需要過剩，相對制造業需求過剩。

但是，另一方面，與這種需求過剩同時存在的卻是大學畢業生嚴重不足。縣以下，尤其是廣大的鄉村，大學畢業生哪里有什么過剩？相反卻是太少了。少到什么程度呢？一般的農村的中學難以留得住大學生，鄉村小學更不要說；筆者去過非常多并不算偏遠的農村調查，農民們甚至很少見得到大學生，更不要說在那里工作了。大學生還是個非常稀罕的概念。

我們有68萬個行政村，一個村安排一個大學生就要70萬個，如果再考慮到每個農村社區既需要管理人員也需要技術人員還需要教育人員，幾百萬大學生哪里能夠滿足需求呢？更不要說一般基層的企業等各類的經濟組織和公益組織的需要。

那么這種需求是不是對大學畢業生真正有效的需求呢？首先看，農村對技術的需求，包括種養殖技術、市場拓展和信息服務人才是非常缺乏的；其次，農村的醫療衛生、防疫治病技術人才是缺乏的；再次，農村社區治理需要好的鄉村組織人才，這也是真實的；最后鄉村教育人才和鄉村文化人才也是大量需求的。所有這些內在的需求在中央政府提出的新農村建設的偉大戰略口號的推動下已變得實實在在，變得非常迫切了。

如果僅僅因循老的政策思路，農村一家一戶種地，地很少，自己的事情基本自己解決，無疑并不需要大學生介入的。而新農村建設則提出了與此不同的發展要求，農村要承擔自己的建設任務，這個任務一方面來源于國家整體發展要求，如承擔國家統一資源分配和基礎建設要求，另一方面來源于社區自己的發展需要。這樣就需要社區良好的組織者和任務完成者，基礎建設如道路建設和田地整治還可以由政府來承擔，但是社區治理和社區本身的社會資源整合等任務卻一定要農村社區自己承擔，這非得有社區自身人才的參與不可。雖然理論上社區本身不乏鄉土人才，但是如果能夠有外來的高素質的人才的介入效果肯定會更好，這就是大學生特有的工作角色。而且客觀的看，對于非農技類的大學生而言，組織動員和文化教育也恰好是力所能及，甚至是他們的優勢。

第一階段的新農村建設是修建基礎設施、蓋房子和整治衛生，第二階段就應該是推動生產發展、組織創新和社區治理，這個工作僅靠村民來做肯定是不行的，需要管理人才和技術人才的介入，大學生將有機會在此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農村的大學生人才需求和新農村建設已不是一個輕飄飄的概念，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發展要求。這種需求因為新農村建設的戰略需要而變得更為清晰和真實。

大學生有可能到農村去嗎？

然而，與這樣龐大的需求相比，能夠滿足給農村需求的大學畢業生卻少之又少。

筆者在近幾年在農業類的大學生中做過調查，當問及有多少人畢業后有回農村的意愿時，2004年是幾乎沒有人舉手；直到去年，才有很少的人舉手，時至今日大學生們仍然沒有到農村就業的心理準備，即使是農業大學的學生。

碰到這種情況，我們可能更多傾向于埋怨學生沒有報效家鄉的反哺觀念，但是問題應該主要不在學生身上。更為復雜的因素其實還是發生在教育本身和社會環境上，學生的原因反而更少一些。

這種基層就業的困境形成是畢業生理性選擇的結果，是心理上的因素造成的，也是教育導向的原因，但是更大的原因還在于現行整體政策的安排。

大學生的心態有問題嗎？無疑是有的，現在的同學更多的不是趨向于責任和基層，而是向往安逸和城市，他們因此形成了一種認識就是城市代表了進步繁榮和尊嚴，而農村則是相反。到城市是一種進步，而到農村卻是一種落后。所以基層和農村是絕不在自己考慮之內的。

但是這種心理問題，毋寧說更是認識和教育問題。我們的教育理念基本上是把大學畢業生需求定位在城市的，所以，似乎我們培養的人就是為城市培養的。無論是從專業設置還是大學畢業生的心態上，都是以城市為目標的，自然我們的大學生的未來出路也是面對城市的，只有在城市找到了工作才算就業。鄉村是在視野之外的，既在教育的視野之外，也是在政策的視野之外。

我們來看看一個農民子弟大學畢業生如果真的選擇去農村就業會遇到什么樣的困難。

他至少要過這樣的三關：

第一關，就是他本人的心理關，他要戰勝自己，說服自己到農村去。這個決定一般還比較容易做出，心理關總是無法抵抗現實利益的推動，個人的得失自己還是比較容易看得清的。第二關，是家庭觀，家里和親屬的意見一般會非常強烈反對回鄉，他們的態度常常是非理性的，沒有道理可講。對于一個從農村走出的孩子而言，好不容易可以不回鄉，成為城市人，回來是沒有出息的、不可思議的。第三關是現行政策關，就是他要權衡由此帶來的實際利益的得失問題，比如是不是因此就改變了命運，有沒有更改重新選擇的機會等等。三關里面除了個人心理和社會認識上的因素外，更大的問題是政策的安排，這個政策安排影響前兩個因素，所以政策安排是核心因素。這種政策帶來的影響有這樣幾個方面：

第一方面，身份損失。如果他就要把戶口落在農村或者家鄉那個小鄉鎮，按照現行政策安排他將成為那個鄉鎮的農村人（即使是非農戶口），而在我們現實條件下，這種身份讓你損失太大，屬于大城市市民的眾多好處，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等你都不會有，甚至還包括未來的發展以及愛情；第二方面是經濟損失。一個人就是在城市里洗盤子推銷，一年下來，正常的收入也會有近萬元，刨除吃喝，也有五千，更何況還可能有意外的發展機會和教育訓練機會等等，如果在農村中的收入按照每畝地500元純收入，種十多畝地，也才有這個數目，而且要面臨辛苦勞作和市場風險等等；第三方面是出路狹窄。現在能夠看得到的給這些愿意到農村去的大學生的就業和創業的機會還是很少，很多到農村去的學生回來后一致認為英雄沒有用武之地。事實上，我們一定要回答這樣的提問，除了因為就業壓力，我們安排他們去還為了什么？除了清晰目標之外，我們有什么更好的渠道安排他們去做這些事情呢？

從種種因素看來，大學生畢業后回到村里的條件還是不具備，甚至相距甚遠。至少短期看來，大學生到農村去工作還僅是一些可貴的理想主義者的奉獻故事。

 該做什么樣的政策調整呢？

現實地考慮，我們需要為大學生的農村選擇鋪就一條從城市到農村的直達通路，盡可能減少他們從城市到農村，又從農村回流城市的障礙，更重要的是要減少他們由于到農村去所形成的機會成本。

讓身份不再成為大學生到農村去的障礙。大學畢業生完全可以把戶口和人事關系落入畢業生所畢業的城市或者他們家鄉所在的某個大城市，或者干脆由某個機關長期免費托管，沒有必要一定要把他們的戶口和人事關系帶回原籍，這種早就過時的處理方法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其實，戶口和人事關系現實條件下還具備多少實質的意義呢？在我們現實條件下，這種安排更多具有象征意義。但是就是這種象征意義，卻決定了他們的個人（在別人眼中的）身份，畢業生和他們的家庭一般都會很看重這種身份變化。

新畢業的大學生和他們的家長都非常在意這個身份的，而并非非常在意做什么樣的工作。畢業生一般付得出辛苦，也并非非常在意工作條件；但是他們會非常在意自己是用什么身份做這個工作。所以，無論是做農村技術工作也好，村官也好。很重要是要給他們城市身份（戶口），或者是以國家統一錄用，再給他們國家統一派往農村的“公職”概念。這樣處理方法也可以保證大學畢業生未來放心留在農村工作，不會有后顧之憂。

沿此政策進一步向前走，我們就可以發現，我們完全可以設計成如下的政策：如果未來他們在農村有困難，難以適應，還可以返回城中來，無論是在城市還是農村我們都可以保障他們有相應的身份保障。這將成為一個非常好的激勵大學生到農村就業的措施。

某些崗位比如農村技術服務或者是農村醫療衛生或者農村義務教育完全可以由政府出錢，雇傭大學畢業生幫助農村服務，這比政府把錢花在修路和建房上要更有意義。政府每年花千億就可以解決大約五百萬大學生的就業和農村發展人才問題，這是多么好的事情。

農村的技術教育和醫療衛生也完全應該由政府買單。這就不僅僅是簡單地解決就業問題了，還包含了農村長遠發展戰略意義的考量。事實上，原來由農民個人和企業解決的這類公共品供給效果很差，難以適應農村發展的需要。也正是如此，可以由此為契機，推動政策的轉變，實現雙贏。這就是政府雇傭大學生實現農村基層的社會服務。

我總是想，如果我們的社會連自己培養的如此至少的大學生人才都不能寬容地給他們一個大城市的身份，非要想辦法把他們趕出我們的城市，我們又有什么理由說未來我們有信心打破如此龐大的城鄉隔絕呢？

培訓和輔導工作。大學生和農村相距甚遠，基本沒有必要的農村知識技能和工作訓練以及心理預期，所以崗前相當量的培訓就變得非常重要了。個別地方政府也曾經做過大學生下基層農村的嘗試，但是結果并不好，不僅僅實施效果差，而且出現了相當的問題。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缺少相應的培訓和輔導。以大學生村官為例，大學畢業生此前沒有任何從事基層工作的經驗培訓，也沒有相應的基本知識，突然到農村去如何不遇到問題？又有多少人能夠保證心態平和和積極進步？所以，培訓是非常必要的，其中也包括到基層以后的長期的跟蹤輔導，要形成強大的技術網絡和心理網絡的支持。

這也包括，要給他們一個比較好的工作崗位定位。如果硬是逼著大學生們做原來村干部都做不好的工作，或者是讓他們象村干部一樣在村中無事可作，或者讓那些想做事情的人感到沒有事情做，這就注定變得失望和迷惘。這樣的結果肯定既害了農村，也挫傷了大學生的積極性，是雙向損失。

我們這個組織做的多年農村發展人才培養工作的經驗和農村發展經驗都支持著我們的這個結論，大學生到農村去不是一推了之，而是要跟蹤培訓服務一長段時間。最后發現效果非常之好。不但心態向上，工作積極，而且可以扎根農村，長期重用。

應該說這個工作既是在培養農村就業人才，也是在培養這個民族的接班人，可以說利在當代，功在千秋啊。所以，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稱道這件事情的重大意義，都不算過分。因此在此項工作上所做的投資將是政府最為劃算的投資之一。

就業與創業，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

但是，困難歸困難，現實是現實。

雖然到農村去還存在這不小的障礙，但是如果不去農村就意味著流落在城市的街頭。雖然在城市也還可以有豐富的幻想，但是這種幻想正在被經濟危機打碎，經濟危機后的就業市場看起來格外艱難。在強大的2000多萬農民工就業的壓力下，大學生本身也有近1000萬人的就業壓力。同時由于大學生們本身實踐技能的缺乏，也讓企業難以接受給他們充足的鍛煉機會。再加上大批企業關門裁員，雪上加霜，更加劇了矛盾。所以眼前的問題已經很明顯了，如果還把目光放在城市里去夢想，無異于坐以待斃。

但是與此同時，農村形勢卻是一路利好。2005年提出新農村建設的戰略任務，以后每年都有相應的政策出臺，可以說對農村發展是越來越有利了。農村基本建設投資也是每年巨額增加。今年由于經濟危機的影響，加大幅度投入，18萬億的拉動內需投資，會有相當一筆投入到農村。政府的投入還僅僅是一部分，與此相應的是，民間投資也在加大，大批的國際和民企也開始把發展方向轉向農村。所以，從戰略意義上而言，相對于今天城市各個行業的窘迫狀況而言，農村已經開始凸顯為利潤洼地。

那么是堅守在城市中消極地等待呢，還是退而結網，到農村中去闖一闖試一下呢？答案不言而喻。伴隨著更多資本走向農村，未來大學畢業生到農村去就業幾乎就成為相當多的人可能必須選擇的路徑之一。在這一點上，農村的孩子可能應該更清楚一些。

但是問題是能不能找到一個途徑，讓大學生到農村去不是僅僅打工就業，而是保障生存的同時，也能彰顯這些大學生本身年輕的創造精神呢？也就是說變消極打工為積極創業呢？

創業在城市變得越來越不容易，它有諸多的限制條件的存在，但是在農村相對而言卻可能打破這些限制條件。首先農村創業不同于城市，農村門檻較低，幾萬元到幾千元就可以開始，而且技術要求相對并不算高；第二，農村百業待興，可以做事情的機會非常之多，不像城市低風險創業機會接近飽和。

由此，對大學生而言，農村創業未嘗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但是需要明白的是，農村創業不能將意識僅僅停留在到農村去種地和養殖，農村的創業領域可以很廣，這種創業可以是產業創業，比如種植養殖；也可以是組織和治理創業，比如到農村去做村官和發育各種農民組織；也可以是做農村公益和扶貧等。由此決定了農村的創業的意義和天地都是非常廣闊的。

應該說，如今去農村創業的條件尚不完全具備，但是正是因為如此才凸顯出那些先期探索性創業的價值和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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