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烏有之鄉大約有一年了吧，在這里看到了許多憂國憂民、精辟深刻的文章，使自己對社會、對歷史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變。這是我第一次在這里發帖，看到現在許多學者、網友對官僚集團的激烈批評，我也試圖從對歷史上官僚政治的形成、作用與周期律等問題的簡單分析對中國的現實和未來的變革闡述一些自己的看法。歡迎網友對我個人觀點的批評、指正和討論。
一.官僚政治的歷史形成、作用及歷史的周期律
所謂官僚政治，又稱文官政治，在中國全面建立于秦朝，在西方大約建立于中世紀晚期、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夜、英法等國王權加強之際。這一套制度的基本核心是用訓練有素的職業官員代替世襲貴族來進行國家的治理。官員們的任用、罷免、升遷、考核等等都有一套完整詳細的制度化規定，取代了貴族政治時代由貴族對自己封地內的土地自行管理并代代世襲、官員也往往子繼父職的情況。這一制度在古代中國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以科舉（決定成為官員的資格）、考課（考察官員的政績決定其職位升降）和詳盡的法典（自秦朝始歷代王朝都有專門的法典規定各種官員如何進行工作）等制度化的約束和龐大的文官集團構成了國家政治的基本面貌。集權專制的帝王通過科舉、考課和法典等制度來控制和約束官僚集團，又通過官僚集團來控制整個國家，便是中國古代自秦朝到清朝的基本政治框架。
官僚政治的出現，其直接目的是取代西周分封制下的貴族政治（在西歐則是與中世紀的封建制度下的貴族政治），用最高統治者可以有效約束、任意任免、不像過去的貴族一樣掌握土地人民甚至軍隊的官僚們來替代層層分封、各自掌握土地人民軍隊能與王權抗衡的貴族。這一制度的出現極大的加強了君主專制和集權，正因為如此，中國的官僚政治與君主集權均始于秦朝，而西歐開始出現君主集權的時候也正是文官政治開始發展的伊麗莎白、路易十四的時代。
乍一看上去，君主集權并通過訓練有素的官僚集團統御全國、官僚們缺乏舊時貴族與君主相抗衡的權力，似乎是一個很完美的制度。然而，考察中國自秦以后的兩千年官僚政治史，不難發現一個基本特點：大一統的王朝（除去秦、隋這樣統治時間太短的王朝）興起之初，皇權、功臣集團、文官集團（也就是官僚集團）相互制約和抗衡，其中文官集團往往最為弱小；然后功臣集團會迅速被皇權鏟除，文官集團開始迅速發展；最后，到了王朝晚期，皇權雖然依然至高無上，但對整個國家的控制和駕馭卻遠遠不能和初期的皇帝相提并論，官僚集團可以任意欺上瞞下、貪贓枉法，最終伴隨著王朝的崩潰而進入歷史周期律“其興也勃焉、其亡也乎焉”的下一個階段。事實上，只要看看中國幾個王朝的末代皇帝如唐代末年那些有名無實的皇帝和明朝的崇禎就會發現，王朝的滅亡倒不一定是皇帝昏庸殘暴或者無能（當然亡國的皇帝一定會被認為是無能，但實際上他們未必能力就真的輸給王朝中期的守成之君），但一定是皇帝已經失去了對官僚集團尤其是地方官員的行為的實際約束能力，無力控制其貪贓枉法和大規模兼并土地，從而導致王朝的毀滅。（這里當然不是說皇帝一定是好的，而是假定皇帝不太壞甚至具有歷史上的合格的守成之君的水平，但王朝依然會由于官僚集團的不受控制而毀滅）
為什么看似能夠行之有效能用科舉、考課和詳盡的法典約束的官僚集團最終會不受皇權控制？一個原因是后繼之君往往缺乏開國皇帝的能力、威望和對軍隊的直接控制能力，從而難以約束官僚集團。然而，一個更為深刻的原因在于官僚政治這一制度內部的信息不對稱和不對等。皇帝要想統御全國是需要對全國的信息的掌控的，然而只有官僚集團尤其是地方官員才真正具備掌控信息的能力，皇帝想要了解信息只能通過官員們的奏折和上書。如果皇帝不信任官員，也只能通過別的官員加以監督（如歷史上用刺史監督郡守等制度）或特務政治（如錦衣衛等）來控制官員。然而皇帝無論是用什么辦法，說到底還是用官僚來治理官僚，其自身依然處于信息不對稱不對等的地位。當王朝承平日久、官員們開始官官相護、欺上瞞下、欺壓百姓謀求個人利益之時，皇帝或許可以發現和懲處一部分這樣的官員，但絕不可能遏制官僚集團腐化的總的趨勢。更為諷刺的是，皇權想制約某些官僚還得通過其他官僚。皇權在聯合起來的官僚們的面前實際上是無力的。這一規律不但適用于皇權對于官僚，同樣也適用于一省的長官（如總督巡撫）對于下面的知府知縣。最終，皇權將被官僚集團的權力架空，官僚集團（尤其是地方官僚）將成為既不受下層百姓監督、又不受上面的約束、左右也不可能從旁牽制（左右官員最多從旁牽制利益的瓜分，除了個別清官，絕不會遏制官員利用權力獲取利益侵害百姓）的國家的真正統治集團。不受制約的權力必然導致腐化，而官僚政治正是一種像這樣必然會發展到官僚權力不受制約或幾乎不受制約地步的政治體制。明白了這一點，也就明白了為何歷史上皇帝為了維護其自身利益屢屢出臺遏制土地兼并、懲治貪官的制度而最終無法阻止官僚們進行土地兼并和貪贓枉法。因此，集權政治+官僚政治的體制最終不能穩固，其表現也就是歷史上一次又一次發生的周期律。想要跳出這種周期律，依靠自上而下的約束或改革只能是治標不治本，其唯一治本的道路，正如毛主席闡述過的，只能是人民民主。
二.從蘇聯政治看社會主義國家中的官僚政治
蘇聯解體的之前，曾經進行過一次全民公決，結果是70%以上的蘇聯公民贊成保留聯盟。除了波羅的海三國，其他加盟共和國中贊成保留聯盟的比例至少為60%以上。那么為何歷史的發展與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馳？如果并非人民希望蘇聯解體，蘇聯內部又是誰葬送了這個國家（顯然不可能只是一個戈爾巴喬夫或者統治集團中的幾個背叛社會主義道路的人）？蘇聯解體的內因又究竟在哪里（僅靠外部力量毫無疑問是無法埋葬一個如此強大的國家的）？
考察蘇聯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建立一直基本未變的政治、經濟體制即斯大林體制就可以發現，蘇聯的政治架構和中國古代皇朝一樣，同樣是擁有最高權力的人或集團（在中國古代是皇帝，蘇聯是最高領導人和蘇共中央政治局）通過官僚集團來駕馭整個國家，官僚集團同樣基本不受民眾的約束，缺乏人民民主。換言之，蘇聯的政治架構依然是集權政治+官僚政治。這一點可以從斯大林所說的“干部決定一切”和蘇聯“技術官僚治國”看出。這樣的國家體制，雖然是由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但蘇共自身也不受人民民主監督，其命運只能是逐步與政府官員、經濟官員合流，最終也擺脫不了革命黨官僚化的命運和集權政治+官僚政治的周期律。
具體分析蘇聯國有經濟的特點，不難發現，在蘇聯的國有制工廠和國有農莊里，工人和農民實際上是無法對工廠、農莊的事務擁有發言權的，管理權掌握在廠長、經理等負責人手上。也就是說，在蘇聯的國有制經濟體制下，廣大人民根本不掌握生產資料的管理權，而他們對于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的掌握也不過是憲法上的一紙空文，根本沒有制度加以保證。真正掌握生產資料管理權的是廠長、經理、工業局局長等構成的官僚集團。經濟上如此，政治上也同樣如此，掌握國家權力的實際上不是人民而是最高統治者和統治集團以及越來越不受上面約束的官僚們。官僚集團不掌握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無法將生產資料世襲傳遞是蘇聯經濟體制與官僚資本主義制度的唯一差別，但此種差別卻實際上是依靠政治權力維系的。當官僚集團發展到架空國家權力之時，也就是他們要將手中的生產資料管理權變為所有權、顛覆社會主義制度搞資本主義的時候。
還原到蘇聯歷史中去，如果說斯大林時代由于對官員的頻繁清洗、赫魯曉夫時代由于頻繁調任官員導致官僚集團無法穩定，那么到勃列日涅夫的“停滯”時代，官僚集團終于獲得了穩定的時候，地方官員長達一二十年不換屆老死任上是常有的事，于是蘇聯國力的鼎盛時代也就和官僚集團終于坐大的時代同步到來（集權國家的強盛與官僚集團的坐大同步到來，這和中國歷史上的開元鼎盛、康乾盛世何其相似）。到了戈爾巴喬夫時代，官僚集團借民眾希望變革國家政治經濟生活中一些不合理的制度（最根本的還是官僚政治下缺乏人民民主），以改革為名最終將整個國家瓜分，完成了蘇聯的解體和私有化。這也就是為什么俄羅斯獨立后經濟由少數寡頭控制，而那些寡頭基本是原蘇聯黨政高官的原因。對比我國現狀，是否又與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原廠長成為新民營企業老板的過程有些相像？只不過一個是休克療法一夜之間私有化，另一個是漸進式改革罷了，其最終目標不過是實現官僚對生產資料的管理權變為所有權。也難怪右派會說“國有企業產權不明晰”了，官僚政治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名義上對生產資料擁有所有權的廣大人民無法行使其所有權，實際掌握生產資料管理權的是官僚集團，只要時機成熟，伴隨著國家權力被官僚們架空（例如政令不出中南海），他們就一定會將國有的生產資料瓜分，使手中的管理權變為可世襲的所有權。從這個角度上來看，蘇聯的解體有其內部政治經濟制度的必然性，而此種必然性與我國古代王朝周期律的必然性是相同的，那就是官僚政治發展最終架空國家權力的必然性。
三.如何擺脫官僚政治的周期律？
在中國歷史和蘇聯歷史上，有三位國家最高統治者曾經以不同的方式對整個官僚集團宣戰（當然他們原初的目的未必都是要對官僚集團宣戰）并取得短暫的勝利，那就是斯大林的大清洗、朱元璋的大殺貪官（朱元璋時代每次大案均有數萬官員受到株連，這樣的大案共有四次，平時對貪官的懲處亦及其嚴厲）和毛時代的文革。由于官僚政治是其時國家政治的基本架構，這種對官僚集團的宣戰就必然會造成較大的社會混亂。考察以上三者不難發現，無論是斯大林的大清洗還是朱元璋的大殺貪官，都只是最高統治者利用個人權力和威信對官員們進行的打擊，并且還是使用一部分官員對另一部分官員的打擊，無法形成制度上約束官員防止官僚集團坐大的辦法。只有毛時代的文革，雖然也是利用毛的個人威信發動，但其發動人民造國家機器的反無疑含有毛人民民主、大民主的思想，與毛擺脫周期律的方案一脈相承。盡管文革失敗也最終沒有形成一套制度化的人民民主制度，但要擺脫官僚政治的周期律，只有走毛用文革指出的人民民主的道路，并且要形成切實可行的制度化的方針，保障人民民主的權力。而為了使人民的權力不在金錢和資本面前受到侵犯，唯一的道路便是公有制（由人民通過民主方式掌控生產資料的公有制而非蘇聯和我國今天的國有企業中官僚行使管理權、所有權實際上虛置的制度）。
有人可能會問，為何美歐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沒有實行公有制，民主同樣推行的很好，人民生活也得到了較好的保障？其一，美歐的民主，盡管的確是民主進程中十分重要的一種民主制度，也的確是目前較為民主的一種政治制度，但依然無法也不可能擺脫金錢民主和官僚與資本勾結的特點。人民可以選舉市長、州長、總統，卻無法決定候選人，也無法對政府的決策進行監督，無法罷免官員。可以對政府決策進行一定監督和牽制的議會又是富人的俱樂部。從美國政界和商界的“旋轉門”現象便不難看到歐美民主制度的缺陷和金錢民主的虛偽之處。其二，美歐的發達是以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不發達為基礎的。為何美國社會上層、中層、下層呈現中產階級最多的橄欖型而非資本主義社會正常的金字塔型？那是因為全球化的今天他們生產衣服、鞋子、電燈等等的工人階級不再由美國人組成，變成了中國人。如果沒有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剝削和掠奪，此種橄欖型的社會結構根本不能持久，否則誰為占大多數而并不從事工農業勞動的中產階級提供工農業產品？總不能是機器人吧。中國可能走美歐的道路嗎？一來是美歐不會希望你加入到強國俱樂部和掠奪第三世界國家俱樂部中，否則他們的利益就被攤薄了；二來，如果中國社會也成了橄欖型結構，又有哪個第三世界國家可以給13億人提供工農產品和資源能源？按照金字塔的社會結構恐怕全世界都養不活這樣的中國。
因此，要擺脫歷史的周期律，擺脫官僚政治，真正實現民主政治，中國唯一的道路便是人民民主。讓無數當權者、富人畏懼和謾罵的文革之所以被謾罵和達到不是沒有道理的，道理就在于文革所指出的人民民主的方向是對付官僚集團以及今日中國出現的官僚集團與資本集團、知識分子集團勾結的唯一道路。至于人民民主制度化的方式，向歷史和國外借鑒一些亦無所不可，西方政治制度中的一些合理之處也未嘗不可變通和采納，但中國未來的方向必須是真正全民所有的公有制和真正制度化的人民民主，換言之，也就是真正的社會主義。
四.中國的現狀和變革
三十年來，官方和主流媒體將改革開放宣傳的極其偉大，其公式如下：所有的成就都是改革開放帶來的，所有的問題都是改革開放不徹底導致的。這個公式是否和××功的“病能治好是因為足夠虔誠修為夠深，病治不好是因為心不誠”的公式有所相似？實際上，海外有學者將中國的改革開放概括為政治上的威權主義+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所謂威權主義，其實也就是集權制度，并且也必然是擺脫不了官僚政治的集權制度。而這樣的改革也絕非中國獨一家，南美各國在二十世紀下半葉軍政府執政時期內大多如此，GDP增長速度同樣迅猛，其成就與缺陷與今日中國亦大致相同——成就在于GDP和富人富了，缺陷在于兩極分化、環境破壞、人民權利被侵害。所以，目前中國的現狀，依然不脫政治上的官僚政治+經濟上的私有化的基本框架。當局公開宣稱的“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無非是要把這樣一條政治上的官僚政治+經濟上的私有化的道路走到底，那也無非是走南美的那條路，最終只能讓中國變成出賣土地、資源、廉價勞動力的經濟殖民地而絕不可能實現當局所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目標。
沒有民主監督的集權國家官僚集團必然會坐大架空國家權力是歷史的規律，而今日中國官僚集團權力的坐大已經成為現實，無論是“處長治國”“政令不出中南海”的俗語還是當局的一些利民、惠民的政策在下面無法實施或者被變為害民的政策都是這一現狀的寫照。官員們的有恃無恐、官官相護也是屢見不鮮。網絡也好，法律也好，又能拿他們怎么樣？即使懲辦了一兩個鄧貴大，難道能阻止整個官僚集團的蛻變？官商學“鐵三角”則更表明了官僚集團的勢力之大。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左派和右派公開出現、改革共識破裂以來，中國已經走到了一個變革的十字路口，官僚政治的現狀必須改變，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往哪里變了。
右派們的變革方案其實質無非兩種，一種是蘇聯式的，讓官僚集團瓜分國家；一種是走向歐美，借民眾對官僚集團的不滿演變為對共產黨對社會主義的不滿，最終實現顏色革命和和平演變。前一種方案的結局不外乎國家的土崩瓦解；后一種方案則絕不可能將中國變為歐美，只可能變成今日動亂不斷的第三世界“民主國家”而已。
那么左派呢？左派在即將到來的變革中應當如何引導中國變革的方向？或許有的左派朋友認為，中國目前還是共產黨執政，經濟上還是國有企業占主導，只要喚醒了共產黨高層或者有一位有覺悟的高層上臺就能較為和平順利的實現左轉。實際上，且不說今日中共數千萬黨員還有多少具有真正的共產主義信仰又能看清歷史規律和社會現狀，且不說中共機關和國家官僚機器有多大的差別，且不說中共高層個人威信和魄力遠不足以與毛相提并論去進行一場偉大的社會變革，只要看看目前中國“掌握國計民生命脈”的國有企業里員工和企業的關系就可以知道，除了官僚作風更多、效率更低、員工的養老有保障不必擔心隨時被辭退外，實質上和私企的雇傭關系并無二致，國有企業的員工難道能監督經理或者對企業發展說三道四？而國有企業的管理者決策者難道不是官僚集團的成員？號稱為“公有制”或“公有制成分”的國有資本和國有控股資本，又何嘗能受廣大人民的監督和影響？所謂的“公有制”成分不過和蘇聯的國有企業一樣，實質上是官僚們的資本，只不過目前官僚集團尚未如俄羅斯寡頭一般公開變管理權為所有權瓜分國家而已。
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共高層能有人處于信仰站出來反對“資改派”走“社改派”的道路，是有可能的，正如蘇聯解體前夕的“8·19”一樣；但如果左派只是指望有這樣的人就可以改變乾坤，那么就和“英雄創造歷史”的唯心史觀毫無區別，而如果有這樣的人，沒有發動起來的人民的支持，其結果也不過是“8·19”一般而已。考察一下資本主義社會民主制度和社會福利制度的發展史，難道這些有利于人民的變革是資產階級革命一開始就實施的了？或者是資產階級施舍給人民的？當然不是。沒有工人的一次又一次罷工就不會有八小時工作制；沒有馬丁·路德·金領導的民權運動就不會有黑人的政治權利也不會有奧巴馬；俾斯麥勸說德意志帝國國會通過養老制度方案時說的再明白不過，養老制度是為了使帝國花一點小錢避免工人的造反……歷史是由人民創造的，沒有人民的斗爭和反抗就不會有人民的權利。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權真的是“天賦”的嗎？自由民主真的是資產階級賦予人民的嗎？婦女和少數民族的權益真的是由于“美國國父們在憲法中賦予的平等思想”而獲取的嗎？不，這些權利都是人民通過游行、示威、罷工甚至巴黎公社一般的革命，經過流血犧牲斗爭來的，是統治階級出于害怕人民革命而被迫妥協得來的。看看中外歷史，真正有利于人民的改革，絕不僅僅是上層自上而下推動就可以解決得了的；由于這種改革對既得利益者（往往是官僚集團）利益的觸動，唯有動員其人民的力量才能實現。這也就是為什么毛會用發動全國人民搞文革的辦法來反對官僚集團，因為體制內自上而下的改革只能是由官僚集團自己執行也只可能有利于官僚集團自身（看看現在的醫改房改教改吧，想一想中國的改革吧），真正的變革的力量，只可能是人民。真正有益于人民的改革，不過就是一場溫和一些少流點血的革命；否則，就只可能是有益于上層階級的復辟。
因此，當前左派最重大的歷史任務，便是加強宣傳、發動人民。毫無疑問，這是一項艱巨的工作。其最艱巨之處在于由于中國三十年來的乾坤顛倒，下層工農很難負擔醫療、住房、教育，從而使階級固化，城市一般職工以及受到良好教育的大學生根本不了解國家的現狀和底層人民的現狀，同時在右派“人人為自己，就是為國家”的思想和拜金主義橫行的社會現實下都只關心自己的利益。以我所在的大學為例，這所號稱“五四”精神發源地的學生們大多早已拋棄了“五四”一代為國為民的精神，關心的只有自己的出國（70%的畢業生出國，這所學校為誰培養人才？）、保研、找工作，為之生為之死為之跳樓自殺的只有個人感情問題和考試成績。而少數關心時政的學生又往往是右派——一點也不奇怪，理工科學生通常不關心時政，文科如政法經哲早已是右派精英們的天下。至于一般城市平民，有幾個關心農民工產業工人問題？再加上右派精英和官僚集團對主流媒體的全面掌控，這一工作便難上加難。但正是因為如此，我們才更應當積極宣傳我們的主張，積極宣傳真正社會主義的變革、真正的人民民主和真正的而絕非被當局閹割的毛澤東思想。只有將人民發動和組織起來，才能在即將到來的變革中有所作為。并且，必須重新聯合工農與城市小資產階級，并積極與右派們爭奪青年學生，如果左派的活動中以老工人老干部同志們占多數的話，未來恐怕不容樂觀。
現在，即使是右派也明白組織人民的道理了。君不見“顏色革命”不就是組織群眾街頭造反？君不見某精英所謂“中國未來的兩條路要么是官僚資本主義要么是歐美民主，如果我們不反對官僚資本主義推行民主，極左勢力就會沉渣泛起”的言論？其意圖無非是利用人民對權貴官僚的不滿完成自己06年尚“不可說，只能做”而08年便可以“憲章”昭告天下的大目標——名實相符的全面復辟資本主義。我們真正的人民領袖已經過世三十三年了；我們也不能坐而論道，干等著另一位人民領袖的橫空出世。我們要做的，是組織起來、團結起來、行動起來，繼承偉大領袖的遺志和思想光輝，為即將到來的變革做好準備，真正發動起人民的力量來進行一場偉大的改革甚至是革 命。唯有如此，才能擺脫歷史的周期律，粉碎官僚集團，實現真正的人民民主和真正的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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