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萬字日記遺書＆潘曉來信
留下十萬字日記，寫下“我該怎么辦？……活著還有什么意義？……誰能救救我？……”的石家莊學院女生劉偉走了。日記沒能救她，日記在網上公布后，又該怎樣去救那無數的正掙扎在死亡邊緣的王偉、李偉們？
有一種這樣的聲音總環繞在我們耳際：“白癡，找不到工作去揀垃圾能餓死你？！”是的，千百萬的像筆者一樣的“聰明人”就是靠這種揀垃圾果腹的勇氣存在著，——但僅僅是作為某種存在而已。有些人活著，卻早已死了；沒有尊嚴和理想的人，還是不是人呢？
劉偉在日記中沒有把自尊心從虛榮心里分離出來，結果使日記失去了控訴的力量、批判的鋒芒。沒有政治覺悟，因而喪失斗志——心理學家所謂的內在信念，這才是劉偉主觀認識的悲劇根源。同為自殺，陳天華和劉偉所產生的社會效應是完全不同的。
在這個“成功”率注定只有百分之幾的弱肉強食的世界，弱者除了聯合起來自強自救外沒有別的出路。任何所謂的個人奮斗都是一種賭博，把命運寄托在賭博或憐憫、施舍（所謂善政）上面，是最可悲的。
可是如果我們僅僅把探索的腳步停留至此則未免失之膚淺。事實上，劉偉們的悲劇早在三十年前已經埋下伏筆。１９８０年５月，《中國青年》雜志公然打著“尋求人生意義”的旗號，蓄意羅織拼湊了一封所謂的青年來信，羞羞答答地為罪惡的剝削制度、享樂主義發出了先聲。 “這封署名‘潘曉’的讀者來信在國內激起了一代‘傷痕人’的迷惘共鳴，掀起了一場人生觀大辯論，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共振。”該信現摘錄如下——
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作者：潘曉
“我今年23歲,應該說剛剛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奧秘和吸引力對我已經不復存在。”
“過去,我對人生充滿了美好的憧憬和希望。小學的時候,我就聽人講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雷鋒日記》。雖然還不能完全領會,但英雄的事跡也激動得我一夜一夜睡不著覺。我想,爸爸、媽媽、外祖父都是共產黨員,我當然也相信共產主義,我將來也要入黨,這是毫無疑義的。”
“在我進入小學不久,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爾后愈演愈烈。我目睹了這樣的現象:抄家、武斗、草菅人命。家里人整日不茍言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準備檢查,比我大一些的年輕人整日污言穢語,打撲克,抽煙。小姨下鄉時我去送行,人們一個個掩面哭泣,捶胸頓足……我有些茫然,我開始感到周圍世界并不像以前看過的書里所描繪的那樣誘人。我問自己,是相信書本還是相信眼睛……”
“我初中時,外祖父去世了。一個和睦友愛的家庭突然變得冷酷起來,為了錢的問題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親因此拒絕給我寄養費,使我不能繼續上學而淪為社會青年……我得了一場重病。病好后……被分配在一家集體所有制的小廠里……”
“ 我相信組織。可我給領導提了一條意見, 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團的原因…… ”
“我求助友誼。可當有一次我犯了一點過失時,我的一個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說的知心話全部悄悄寫成材料上報給領導……”
“我尋找愛情,我認識了一個干部子弟,他父親受‘四人幫’迫害,處境一直悲慘。我把最真摯的愛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撲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傷的心去撫摸他的創傷……可沒想到,‘四人幫’粉碎之后,他翻了身,從此不再理我……” 身上……可沒想到，“四人幫”粉碎之后，他翻了身，從此就不再理我……
“我躺倒了,兩天兩夜不吃不睡。我憤怒,我煩躁。我心里堵塞得像要爆炸一樣。人生啊,你真正露出了丑惡、猙獰的面目……”
“為了尋求人生意義的答案,我觀察著人們。我請教了白發蒼蒼的老人,初出茅廬的青年,兢兢業業的師傅,起早貪黑的社員……可沒有一個答案使我滿意。如說為革命,顯得太空,不著邊際,況且我對那些說教再也不想聽了;如說為名吧,未免離一般人太遠,流芳百世和遺臭萬年者并不多;如說為人類吧,卻又和現實聯系不起來,為了幾個工分打破了頭,為了一點小事罵碎了街,何能奢談為人類?如說為吃喝玩樂,可生出來光著身子,死去帶著一副皮囊,不過到世上來走一遭,也沒什么意思。有許多人勸我何必冥思苦想,說:活著就是為了活著,很多人不明白它,可不是活得挺好嗎?可我不行……”
“我求助于人類的智慧寶庫拼命讀書……我讀了黑格爾、達爾文、歐文……巴爾扎克、雨果、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大師們像刀子一樣犀利的筆把人的本性一層層揭開,讓我更深刻地洞見了人世間的一切丑惡。我驚嘆現實中的人與事竟和大師們所寫的如此相像……慢慢的,我平靜了,冷漠了……人畢竟都是人啊……在利害攸關的時刻……沒有一個人真正虔誠地服從那平日掛在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
“對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一個雙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譴責這個庸俗的現實;另一方面我又隨波逐流。黑格爾說過:‘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這成了我安慰自己,平復創傷的名言……”
“我體會到這樣一個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就像太陽發光,首先是自己生存運動的必然現象,照耀萬物,不過是它派生的一種客觀意義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個人都盡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價值,那么整個人類社會的向前發展也就成為必然的了。這 大概是人的規律,也是生物進化的某種規律是任何專橫的說教都不能淹沒,不能哄騙的規律!”
“有人說，時代在前進，可我觸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說，世上有一種寬廣的、偉大的事業，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個人已經很累了呀…… ”
“編輯同志……我把這些都披露出來，并不是打算從你們那里得到什么良方妙藥。如果你們敢于發表它，我倒愿意讓全國的青年看看。我相信青年們的心是相通的……”(《中國青年》1980年第5期)
——在這封錯漏百出，自相矛盾，不亞于“真理標準”的討論“信”里，人只能得出這樣的奇怪結論：人生的意義≠為革命≠為名≠為吃喝玩樂＝自私自利＝客觀為他人。這叫什么人生觀的討論？這分明是一種無恥的歪曲和誘導！這種論調在今天何其熟悉和“正常”，可誰能想到它早在１９８０年就引發了軒然大波，并在廣大人民群眾的怒討聲中黯然收場。而此后再無類似公開討論，而是照章辦理。從兩位天真的替罪羊黃曉菊、潘祎（合稱“潘曉”）在事后所受的牽連，以及此后席天卷地的私有化改革浪潮中的人生遭際來看，恰恰是對這封信所宣揚的“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的觀點一個莫大的諷刺與否定（參考：黃曉菊、潘祎的坎坷人生 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290348）。
“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一說的荒謬在于：當一個人從事非按勞取酬職業的時候，如果他一味主觀為自己，怎樣在客觀上為他人？比如剝削者，比如統治者？反過來說，要真正實現“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前提是在生產資料和產品公共所有的情況下，當事人必須能創造出多于自身報酬的剩余價值，只有在這個基礎上，追求自身報酬最大化的主觀努力和客觀貢獻才能成正比；而在生產資料和產品私人占有的剝削式生產方式下，勞動者主觀為自己的努力在客觀上只能為掠奪者貢獻。這個“他人”就是貨真價實的個別人——老板或官長。
人生的本義就是為自己和他人獲取和創造最大豐富的美。要實現人生的本義，必須處在大同世界的大前提之下。因而在現有歷史階段，我們只能在為大前提奮斗的過程中實現我們生命的歷史意義，獲取我們的相對幸福。
耐人尋味的是，相比女大學生十萬字日記遺書，哪怕從滿紙讕言的“潘曉來信”中，我們也可以得到一個有益的啟示：當年的潘曉們比今日的劉偉們的處境不知要優越多少倍！當年“折磨”潘曉們的確實主要是一種更高的精神要求。哪怕潘曉所謂的沒錢讀書（當年到底有無因無錢而失學的情況，有多少，尚待考證），也能順順當當地做一個光榮的、衣食無憂的集體所有制工人。而劉偉們呢？還沒有沾到著名心理學家馬斯洛所謂“實現自我”的精神要求的邊，就被最低級的生存需要擊垮了。當然，揀垃圾或許可以茍延一時，可這與潘曉們的集體所有制工人的榮譽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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