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稱自發組織，希望借此改善農民工生活狀態
大學生參與者的見證——3.29見聞隨筆
By 凌亂（北師大志愿者）
是悼念，還是談判？冷冽的寒風夾著合時宜的雪花，人冷，心更冷。
早上十點半的時候，我們一行人，有各高校大學生，有安全帽志愿者，天南地北，一起趕到這郊區，行過工地一片塵土飛揚的大道，終于進到一個稍稍有些避風的住所。
僅因為拿著一式的傳單與悼念的白菊花，帶著稍泄不滿而又略顯沉重的眼神，我們便成了不受歡迎的人群。諸如“關你何事”、“這是我的地盤，請你出去”的語詞，不僅僅留在我們隨行的攝影機，更深深扎進了我們的心里。
第一回合
冷漠
他們不讓隨行人員進去談判，顯然，是出于畏懼。
但在我們，更多的是說不出的憤怒，以及無奈。
我們盡量選用最溫和的方式，卻還是不能獲得一個宣泄的閘門。人性的冷漠斑斑在跡。
最后當然沒有按照我們所設想的來談判。進入那個空蕩蕩冷清清而又寒酸無比的會議室的，只有死者的大哥，小弟，女兒，女婿，侄孫，和我。都是陰錯陽差，我見到人類的尊嚴被放在談判桌上討價還價，無休止地被踐踏。
談判第一回合。
他們最初與我們糾結于門外許多的大學生，希望我們能請他們離去。且不提他們之前還叫囂著的不歡迎的言辭，現在卻又苦口婆心想說服我們自動清場，只提這一點：難道這一出談判的戲一定要演得見不得人才行嗎？人在做，天在看吶。
主應付的人，是一個負責安全的工頭。他還不是項目經理，做不了主。
他不肯正視我們的賠償條款，拿過我們請律師計算過的22萬賠款明細，他只是放下，盡量用最和藹的語氣，說我們不這么算，我們一次性解決。
這不是工傷，他堅持得很。
工傷認定，這或許是我們的一個硬傷。進來之前，同學跟我講過這個案子工傷認定有點困難，主要是死亡地點是工地，但死者并不是死在工作崗位上，然而，他死的時候，身上卻只有一塊五毛錢的現金和一些公司自制的飯票，已經通知工地的班頭，工地的班頭卻沒有理睬死者潘志源，任他獨自躺在冰冷的工地地下室。他的死，難道與公司無關嗎？
他還在扯一些有的沒的，而從死者兄弟斷斷續續的述說中，我漸漸了解了大致整件事情。
心酸
那時大約是早上六七點，他還遲遲沒有起床。
錢班長說他曾關切地問過老潘要不要去看病，而老潘的回答是不去。這一句不去，或許便是他留在人間的最后一句。
隨后的幾個小時，在工地那狹小的上鋪，沒有人知道里面發生過什么，呻吟過什么，又掙扎了什么。沒有安全警報，沒有急救電話，叫天天不能應，叫地地不顯靈。
直到十點多，終于，同來打工的弟弟回來了。或許是湊巧，或許是感知。
看到氣若游絲的哥哥，當然是要馬上送進醫院。然而，擺在面前的困難可不止一條。
首先是沒有錢。有膽不遵照勞動合同法結工資的建筑工頭們沒有給工人一點可在市面上流通的貨幣，就是吃飯和雜耍也只準用私人印制的飯票，還是用賒的。手里沒錢，怎么看?。?/p>
其次是沒有緊急救援。沒有人打120，也沒有合適的車及時送到醫院。沒有車，這是要命的，真的要命。隨后幾個人找來工地上的小推車，但是根本不頂用，何況醫院還那么遠，推是來不及的。于是便想到小賣店那里唯一的一輛面包車。然而車主卻不在，只好等待。等到半小時之后才能送去醫院。
蒼天，大地，那時可聽到人間一個工人最后的呼吸？
大約十一點多的時候，終于趕到上帝醫院。雖然明顯不如309醫院好，卻也只能將就。然而，送來又有何用，最佳治療時機早已錯過，太晚了。太晚，只能死在醫院，還落得一個工傷無法認定的下場。
曾經活著的人，再也笑不出來；曾經頂天立地，誓把房子蓋起；曾經滿腔熱血，羽翼全家兒女；曾經憨厚老實，說不出什么道理，全憑良心辦事。而今就這么沒了，一條人命。
我問天，你造下人來又踐踏人，這是何故？
第二回合
軟施
最有發言權的女兒是那么楚楚可憐，而又瘦弱堪比黃花，于情于理，他們不敢在死者家屬前太囂張。以軟碰軟，他們于是施與一些同情，希望事情盡快解決。
盡快解決事情，這當然是個共識。
可問題是怎么解決。我們有我們的悲痛，他們呢，他們自有錢與命的計較。
我不知此前已經談過賠償事宜，而起初，廠方輕輕甩出一條命的價錢：兩萬塊。
到今天，經過安全帽志愿者的支援與聲討，眼前這個人開出了五萬的價碼。
我是初來乍到，亦不大解世故。談判之前，我雖忐忑不安，拿著我們計算好的22萬，畢竟沒有想過能夠一下子縮到這么一點點。死者的女兒小潘曾經的底線是16萬來著。
這些錢，2萬，5萬，16萬，或者22萬，在我這樣不經世事之人看來，真的只是一筆錢，再無他。
可是在小潘看來，卻是一片天的代價，是一個至親的性命，是她曾經鮮活的父親留下的最后一筆。而這，還要靠爭取，還要靠同廠方討價還價才能拿到。
我不忍想，又仿佛看到一個人，高于我們的談判桌之上，默然地看著人世間的一切，而他已化為一陣風，終于不必掙扎在這蝸角虛名蠅頭微利。
那一瞬間，我覺得我想要脫離人性。
硬磨
死者家屬自然不愿意拿這么少錢，而急著解決事情好早早回到老家的他們，被迫無奈地將心中的底線降到：八萬。
這自然說得太早，也太出乎我的意料。他們雖對于工傷認定稍有懷疑，卻也希望能夠拿到合理的錢，而現實是，所有的強權勢力無一向著他們。
無人幫忙亦無人搭理，在別人的地盤，卑賤的他們，不能不自降要求。
同樣致命的是，他們缺乏談判技巧，只幾個孤零零的鄉下人面對經驗老到的廠方。在那間屬于廠方的屋子里，我不僅看到死去的父親的亡魂，也看到活著的人的卑微與差距。
還好那一個侄孫在北京工作，他遇事較老道，稍能鎮人。雙方僵持中，他打了幾個電話，暗示出一切成竹在胸。他的意思是，你們不處理那就由我們自己來處理。一、在殯儀館的尸體沒有身份證就沒法取出，但盡管廠方扣著證件，我們還可以從家里拿到戶口簿，總要盡早使人入土為安。二、賠償的錢談不攏就算了，我們的底線是八萬，這個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又不是菜市場，是一條人命吶。廠方若不愿給，那我們就走法律程序解決。到時候判22萬就要22萬，判兩千塊那我們也無話可說。三、入土為安之后，怎么辦就是我們的事情了。我們會利用一切的網絡資源和人力資源，把事情弄大，至少使建筑工地臭名昭著還是可能的。
可以說，一切的哭訴與訴苦都似乎沒有幾個行動起來的威脅來得厲害。
很快，竭力擺出笑臉的負責人總算在子午過后叫出了項目經理，由他來做主。
項目經理是個老道的人，看得出飽經世事，語調平靜得很，不帶一絲感情。
他上來之后同樣是強調兩點：一，這次事故不是工傷，不能按工傷來算；二，廠方給錢是同情家屬，最好見好就收。
然后他帶來一個稍微高一點的價碼：六萬。
這之后，仿佛是為了施給我們商討的自由，他才過來又走開了，此后再沒出現。
我疑惑，怎么可以全憑他做主，給人下一個結論，然后用錢打發。
然而，家屬似乎有點心動。小潘跟我講，真想早點把字簽了走啊。
小插曲
女記者事件
在經理開出六萬后，大家又陷入沉默。沉默，一如既往的沉默突然被兩個人打斷。
一個是廠方這邊的，西裝革履，一個是年輕女人，稍頹廢，挎包。
她自我介紹是新京報記者，要來采訪我們。突兀，實在是突兀得很。
年輕侄孫只是不信，索要記者證來看，并認真記下她的一切信息?！拔餮b”開始不滿了，問道侄孫是何人。見人不愿搭理，便口出損語，果然是“道貌岸然”。我一時厭惡得很，不自覺把女記者劃歸為廠方類。只是疑惑廠方何以找記者來鬧大事情？
而“記者”并不多言，只開始問問題。
她問小潘姓甚名誰，又問她有何不滿。小潘沒怎么說話，大哥便開始替她講了，于是大哥成了主要受審人。同樣被問及詳細信息，而后是有何不滿。不太會說話的大哥只是說當時不應該送到上帝醫院，應該到309醫院啊，條件要好得多。女記者重復時說，哦，只是覺得送到的醫院不好吧。
侄孫這時打過電話確認了記者身份為真，而我按捺不住疑惑，問她可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以及來此作甚。記者打幾個哈欠之后，說道是北京大學一個學生打電話叫來的。
我們到這時方才松了緊繃的弦。不只我一人，侄孫也是。
我，我一直以為她是廠方請來輔助談判的，侄孫他以為廠方已經先下手為強，想堵截媒體造勢。
私下覺得，雖然記者勢必要客觀公正，可也不必毫無感情與喜惡。
饒是如此，我們迅速換上歡迎的表情，并拿來打印好的詳細經過介紹給她。
我不知她可有所獲，總之，她就這樣走了。
我內心實在是說不出怎樣的滋味，本以為作為記者，代表的是對社會輿論的監督，對公眾傳遞的是真實的事實，而記者的冷漠以及對家屬懷疑的態度，就好像家屬和我們在無理取鬧，坑騙公司的錢財一般！家屬原本就是弱勢，在記者威逼審問之下，更加慌亂不知所措！
小沖突
我們在里面談判時，聽不到外面的一聲一息，后來據說同來的朋友們先是在外面等待，后來又想去到工友宿舍。而廠方，只是派出人來阻止，不讓他們進去。
只是不讓？聽說后來還有一學生被打。
這不算請愿，但算挨打吧。
而給女記者的材料，是由外面的同學遞進來的。我們手里的材料被他們撕過，不敢再拿太多。他送來給我的時候，我想拉他一起進來，那道鐵門邊卻有幾個人守著，只狠狠地不讓。
工友自述
差不多到了吃飯的時間，死者兩位至親兄弟吃過飯之后，又來換我們。
此時對面桌上只余下一個表情無辜的錢班長。我聽人講，他最是受氣。夾在工頭和工友之間，很難做人。唉，何時人與人之間不是冷冰冰的上下級或奴才與主子的關系？
小潘和侄孫尚在堅持，他們勸我先去。我便由大哥帶著去吃飯了。
那時已近下午一點，我們談判已有兩個多小時，而結局還遲遲不見。
食堂早已關門，他領我來到工地內一處小飯館。四壁透風，飯菜飄香，饑餓感頓時上來。
那里我問及他家鄉事宜，又聽到工友心酸故事。
他來自湖北荊州，以前在家里做窯工，每年能有七八千塊。去年死去的弟弟老潘回家，邀他過來一起打工。盡管年過花甲，他還是出來做工，也許就像夢想著鍍金時代的人們，紛涌著去淘金，全不知那里的情形，只單純希望期望能賺到更多的錢。
來到這里他就后悔得很。做工特別累，生活也不好。每天五點半起，六點集合上班至十一點半，中飯幾個饅頭或一起打幾個菜吃完，十二點又上班到六點。起早摸黑受苦受累，還要忍受難吃的伙食，菜上鮮有油滴，吃不慣北方伙食。住宿條件大大的差，冬天常是沒有熱水，夜里就在小而冷的地下室幾個人一起擠一張床，將就著毫無尊嚴的人生。
敲敲打打無數次，他們只到年關才能結算工資。平日老板只肯賒賬。恁是自己的錢，要用借的才行。而平時若想出去，一來時間不多，二來交通不便。他似乎不信任公車，只講著打出租車的昂貴。城里的花費高，還受人歧視。
他又講平常做工大家也不太起勁，畢竟不是自己的樓，權當是應付罷了。
我在吃飯，他就望向那橫著的大幅菜單，似在數著自己能認識的字，就像學外語的我。
最后吃完他堅持請我的蛋炒飯，我們一起走回去。水池邊有些女工正在洗衣服，她們頭發散亂，身材臃腫，早已看不出青春的痕跡。
走到會議室時剩下幾人已出去吃飯，我們便邊走邊聊，出去和大家會合。
走過鋪滿灰塵的小巷，我看到幾個當班的工人扒在墻上望著我們。他們臉龐尚年輕，頭發一色的凌亂，眼神少有迷茫。我不知道他們是否認識如我們這般“不安分”的人。那他們，是被教導著遠離我們呢，還是在心底羨慕著我們在墻外呢？
又走過那片塵土飛揚的大道時，原來空空的路上，一側多了幾個擺攤點。大叔告訴我這里擺攤極為不易，平時小賣店全由工頭相好之人壟斷，那里什么東西都要貴上五角，還賣得很多，日進斗金。小販們么，只能趁機偷偷擺攤。
大伙兒的不滿自然是多了去了，誠如無錢可花，誠如沒有希望的人生與命運。
我問他可有人寫一寫建筑工人的故事，問完才覺得不該。他只是嘆氣，說進來做工的人，哪里會識字，而我們的故事，也是沒人來聽吶。
那么可會覺得這樣的生活太不公平？
他流露出認命的意思。他說相信未來的人們不會再這樣受苦，那大概是下個世紀的事情。而他們，這輩子就這樣了，這是命。
這是命么？我不信。我真的不想相信。
第三回合
重組隊
在一家較寬敞的小飯店里，我和大叔與大家會合。
我們其實一點也不辛苦，會議室里擋風，全不似外面低到零度以下的寒冷，而我的同學們整個上午等在那冷冽的風里。真誠的同胞們，他們還一意給予我們最熱情的鼓勵與支撐。
吃過飯，我們商量了對策，決定不管上午提出的八萬底線，只說我們現在就要十二萬，由此盡量使廠方答應給八萬。同時，我們還換安全帽兩名志愿者陪小潘去談判。
她們看過去就有勇有謀，全不似我，只是陰錯陽差見證這些，盡管陪同，卻收效甚微。
只是我稍微覺得，八萬底線業已提出，又改為十二萬，卻是有點說不過去。
然大家的熱情都在，就像我們小小的心，盡管暴露在寒冷的風中，卻尚澄澈純凈。
只一句，我們有信心。
大約下午兩點半，我們又一次來到了會議室外，繼續上午的談判。
好不容易，死者的大哥，小弟，女兒和兩名志愿者一起去談判。其他人在門外等。
我們也不愿起沖突，一直保持著秩序，只拿著白菊花在門外等，靜靜。
起沖突
但不久就聽到里面鬧起來。
是大拍桌子的聲音糅合吵嘴對峙的分貝，越來越響。
從透明的窗戶望過去，分明是上午那安全負責人在恨恨地發怒，而我們這邊，兩名女生毫不示弱，同樣地還擊。
其后他竟想要走，沖到了門口。
我們大家都涌上去。我們中的一位女生不給他走，堵在門口質問：我們是來協商的，一條人命你們就這樣打發，還要拖到什么時候，為什么你竟敢走！為什么你竟敢逃避！這是死人事件，可你們要逃避！
他不是掛不住臉，就是被激怒了，竟然更加過分，開始推她，差點倒地。
難以忍受的局面，越鬧越僵。
后來我們大家都進去那間房子，不放他走，在那里唱我們的歌：生命可以無奈和簡單，但不能沒有尊嚴。大地從未沉默不語，只是聽不到他的聲音。千百年來你的呼喚，在我心中從未改變。正義自由之聲將永遠，永遠停留在我心間。
然而談判的氣氛顯然是被打斷了。
期間因沖突鬧大，有同學報案，警察開車過來詢問了一些事情，建議我們走法律程序，不要在他們這里鬧事。他還說了一句話：這里畢竟是北京吶。玄機畢露。
第四回合
橄欖枝？
幾經折磨，我們已經不再對談判抱有希望，決定明天去勞動局投訴。
五點左右，我們預備打道回府之際，廠方又有和平鴿放出。
見我們要走，廠方又邀人進去談判了。
我們心知這是勝利的信號，不禁歡呼，且鼓舞。
而后又是一番長長談判與漫漫等待。在外面的我們盡管凍得要死，卻仿佛是看到了希望，總算還不會全身心發冷。
然而這鴿子帶來的，卻并不是橄欖枝。
磨了一個多小時，最后雙方還是談不攏，十二萬毫無希望，八萬也沒有談攏，公司堅持只給六萬塊錢打發，還威脅家屬說他們不怕，愛上哪里告就上哪里告。終于，我們不談了，決意明天去勞動局。
未竟之音
天色已晚，在那條塵土飛揚的大道上，行走著的是默默傷悲的我們。
一朵花一朵花地放在墻腳處，企盼著天上地下的神靈們看到這人間的委屈。
無處求助，無處遮避。人如鴻毛，命若野草。
而遠處幽靈般現于地面的小販，販賣著紅通通的烤腸，呵呵地跑著遞給鐵門縫里那勉強伸出來的手。人間的溫情何在？我不敢回憶，亦不愿看向眼前。
只愿明天去往勞動局的他們，一切順利些吧，我也只能祝愿。
民工猝死之后
我們在建筑工地上進行社會調查的時候，遇到一起工傷死亡事件，和死者家屬取得了聯系。下面是事情的基本情況。
35天不發一分錢，民工猝死工地宿舍
聽說父親出事了，潘金芳和丈夫連夜從湖北老家趕到北京。沒想到她再也見不到父親的笑容了。她怎么也不會想到，身體一直很健康的父親會猝死在工地上。
就在3月21日下午一點半，北京市海淀區西北旺鎮馬連洼的建筑工地上，57歲的潘志源猝死在宿舍里。死的時候，身上只有一塊五毛錢。
和潘志源一起打工的弟弟潘志勝介紹當時的情況說，“我們是干雜工的，這么大（大概四個拳頭大小）的一個大錘，分給他一塊大石頭，今天必須砸完，不然今天就沒有工錢。砸的熱了，他就把衣服脫了，心口有點疼，回來洗洗就吃飯。晚上睡覺的時候，我聽見他在咳。我們是早上5點半點名，6點上班，我們早上跟他說，要不要去看病，他說去，我就說班長我哥病了今天不能來，他就吼了一句‘我知道了’！”
等到中午11點半收工，潘志勝回到宿舍，發現哥哥潘志源在痛苦地抓著墻，喊他名字也沒反應，潘志勝見情況不妙，就趕緊找班長要錢，班長不在，他就找了一輛出租車，等了半小時才過來，把潘志源送到附近的醫院，搶救了一個小時，最終也沒能挽回潘志源的生命。
潘志源過完年就到北京打工了。潘金芳清楚地回憶最后一次和父親通電話是在母親過生日那天。母親身體不好，不能干重活兒，那天家里來了一些客人，父親打電話問她“為什么來這么多人，你媽媽要休息”。潘金芳很貼心地安慰父親“你放心，由我和我老公來做”。沒想到父女間的這次通話竟然成了永別！
這一切都發生的太突然了，但一切仿佛都是預設好了一樣。
生活所迫，57歲老人到工地打工
春節剛剛過完，湖北荊州市江陵縣彌市鎮里甲口村農民潘志源就和同鄉一起坐上了北上的列車。和千千萬萬的外出打工的農民工一樣，已經57歲的潘志源外出打工也是被逼無奈。以前在家里種田，三口人守著7畝田，其中2畝水田是口糧田，5畝種棉花，去年棉花的價錢從兩塊八九降到兩塊錢一斤，一年干下來，不算人工，一畝的純收入也就500元，這遠遠滿足不了一家人的開銷。他有兩個女兒，大的（潘金芳）已經出嫁，小的19歲在廣州打工，老婆高血壓，不能干農活，只能洗衣服做做飯。在家里掙不到錢，潘志源只能和老鄉一起到北京去打工。
根據大女兒潘金芳的介紹，“去年（08年）奧運會之前，我爸爸一直沒有出過門。我出嫁的嫁妝都是我自己打工掙的錢，家里沒錢，我爸爸覺得很遺憾沒有給我嫁妝，想出來掙嫁妝錢，我還有一個小妹妹，在廣州打工。我妹妹今年回來說談了一個河南的男朋友，要帶回家里看，我爸爸想人家要到家里來，我家的房子很破，怕不好給人家看，就想出來多掙點錢。春節過去才去沒幾天，我爸爸就出門了?！睕]想到，這一去竟再也回不去了。
沒有合同，沒有工傷保險
潘志源是去年開始到北京打工的，在建筑工地上干活，干了半年（122個工），掙了5000塊錢，雖然很辛苦，但總比在家強。今年開春，他又把哥哥和弟弟帶來北京一起打工。但是，因為金融危機的影響，北京的活兒沒有去年那么多，很多工地開工不足，老板就趁機壓榨工人。這些老實巴交的農民遠不知道社會的險惡，面對窮兇極惡的老板他們又沒有多少討價還價的能力，最終只能任人宰割。勞動法已經實施了十多年了，但在建筑行業，農民工連一份正式的勞動合同都沒有。香港學生組織SACOM利用半年多時間對國內最大的地產商新世界地產進行了調查，發現絕大部分工人都沒有勞動合同，勞動權益得不到一點保障。
建筑行業是高危險行業，工地上工傷事故經常發生，國家法律強制公司購買工傷保險，而老板為了省錢，竟然連工傷保險夠不給工人買。雖然按照法律規定，企業沒有為工人購買工傷保險，所發生的工傷費用應該由公司負責。但老板的黑心讓法律成為廢紙，工人們受了工傷只能自己解決。河南的工人告訴我們，前些天有工人鼻子被砸扁了，到醫院花了400多，公司一分錢不給。
潘志源所在的工地上，老板甚至連口頭協議都不肯給。潘志勝說“我們過來，也不說每天多少錢一天，如果我干到過年，你只給我40塊錢一天，我哪里喊冤去，我們就是有這種擔心。我們早上六點上班，中午十一點半下班，下午十二點半上班，晚上六點下班，一天要干十一小時。我們去問他（老板），他不跟我們講，他說，你心里不踏實，不想干可以走?！?/p>
35天沒發一分錢，看病都不給錢
走？不是不想，但談何容易！來北京一個多月了，老板沒有發一分錢，來的時候帶的錢都花的差不多了。身上沒有錢，連路費都出不起。雖然《勞動合同法》明確規定，工人的工資必須按月足額發放，但在當前的建筑行業，大部分農民工只能到年底才能拿到工錢，這已經成為通行的潛規則。潘志勝說，“我已經四天沒有吃飯，睡也睡不著……我們多次想回老家，可是沒有錢，如果有錢，就不用等在這里，死在這里。我們已經干了35天，一分錢沒給，只拿了200塊錢飯票，在他們的食堂吃飯，在他們的店里買東西，基本上每樣東西都比外面貴5毛錢。身上沒有活錢，沒法出去買東西。我們一共過來了六七十人，很多人走了，剩下的有二十七八人，都是打電話回家，家里寄點錢過來，做路費。我們就是不想打電話回家，等著拿生活費?！?干活兒不給錢，走又沒法走，這些老實巴交的農民工就陷入了這樣的陷阱。
更甚者，不但干活兒不給錢，還動不動就罰款，“辦那個上崗證、床頭證收了20元，一個安全帽收10元，工具丟了也讓工人賠，借的錘子丟了15元。都是卑鄙的手段，為什么你們公司丟了還要我們賠？”春節出門到現在這么長時間，工人從家里帶來的錢基本上都花光了，又哪里有錢來看病？！在工地上，幾個河南的工人告訴我們，他們生病了，找工頭要錢看病夠不給，只能自己忍著。如此一來，潘志源的死，顯得那么“正?！?！
超長工作時間，挑戰身體極限
建筑行業的特點是，建筑公司把工程層層肢解、分包給各個包工頭，由包工頭負責招募工人，組織施工。所以一個工程可能有大大小小十幾個上百個小老板。老板為了接工程，就以低價承包，為了掙到錢，又拼命壓迫工人，強迫工人超負荷工作。在工地上，從早上六點干到晚上六點，中午只留一個小時的吃飯時間。一天11個小時在工地上已經是“正?！钡墓ぷ鲿r間，更不要說加班時間。在金融危機的情況下，提高法定假期、促進消費成為關注的熱點，然而在建筑工地上，根本沒有放假的概念，工人們被徹底剝奪了休息的權利。建筑行業整天和鋼筋混凝土打交道，極為消耗體力。坐在辦公室里的人無法切身體會到頂著烈日掄起大錘砸石頭的辛苦，而他們一砸就是十幾個小時。
沒有星期天，沒有節假日，極度疲勞的身體得不到恢復。那些黑心的老板恨不得工人不吃不喝不睡覺，拼命為他干活兒。我們看了潘志源的記工本，來工地35天，他沒有休息一天，每天都是全工，也就是工作11個小時。每一次上工，都是挑戰身體的極限。在極度疲勞的狀態下，生命就像一根繃緊的線，隨時隨地都可能會斷。終于，潘志源在長時間疲勞工作之后，倒下了。他太累了，也該歇歇了。但我們清楚地知道他一定不想死。倒不是因為害怕死亡，或許死亡是對苦難最好的解脫，但他必須忍著不死。他的任務還沒完成，他的意志還想繼續干活兒，繼續掙錢，為了給老伴兒看病，為了給女兒置辦嫁妝。他還想嘗試著爬起來。但這一次，他的身體徹底拒絕了大腦的指令。
伙食差，健康狀況惡化
老板對工人的控制和剝削是無孔不入。不給發工資，將工人困在了工地上，沒有錢，工人連回家都回不了，就像被拴上鎖鏈的奴隸，只能任由老板使喚。工地上的伙食是老板承包的，這是老板剝削工人的另一個隱形的手段。不管飯菜做的多差，價格多高，工人都不得不在老板那里吃飯，因為工人沒有現金，只有飯票，只能在老板的食堂吃飯。食堂飯菜之差超乎正常人的想象。我們走進潘志源所在工地的生活區，正在吃飯的工人們憤怒地控訴，“我們吃的比豬還差??！”“菜連洗都不洗，用水沖一下就放在鍋里，上面撒上一點油”。潘志勝說，“沒有熱水，我們自己燒水的被沒收了不能作聲，作聲就罰款一兩百元。你把鍋爐弄大點，我們有開水喝，就不會用這些了。吃的要讓工人吃飽，雞架燉土豆，土豆皮都不剝，4元錢一碗，蘿卜里面幾塊肉就6元錢一碗?！睘榱艘患依闲〉纳睿ㄖと酥荒苋諒鸵蝗漳陱鸵荒辏L期透支體力，時間一長，健康狀況差是很自然的，據工人介紹，基本上每個工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胃病和其他慢性疾病。年輕人還好一點，年紀大的就吃不消了。而公司根本不管工人死活，工人只是老板賺錢的工具而已。
農民工的命就這么“賤”？
對于潘志源的猝死，老板表現出極大的冷漠，項目經理將責任推卸得一干二凈，想用兩萬塊錢把家屬打發掉。潘金芳說，“我和我老公來了第一天，見到項目經理，他只給我們兩萬塊錢，還說我爸爸是病死的，是施舍、可憐我們才給的。還說我給你們錢你們千萬別告訴別人，我們工地上還沒遇到過這種情況，說出去了我們不好辦事。我們不答應，好好的一個人出來就沒了，他只給兩萬塊錢打發我們，其他什么都不管。”之后，項目經歷就消失了蹤影，到現在，他們已經等了五天了，項目經理根本就不出來見面?！拔覀円劊椭慌梢恍┱f話不算數的后勤的和負責保衛的跟我們談，談什么，他們就說要回去請示領導他們做不了主，做不了主那跟我們談什么？我爸爸生病了，身上只有一塊五毛錢，剩下的是飯票，飯票又不能用，他怎么去看醫生？后來，中午我叔叔回來發現的時候，去跟他們的班長說，也不幫我們去找車，也不打電話去搶救，等了四十多分鐘才送到醫院，如果他們不是這樣，我爸爸也不至于死掉！”
出了事情之后，公司一方面拖延時間，不見家屬，企圖把家屬耗走，讓他們接受兩萬塊的施舍了事，另一方面，公司辭退了所有55歲以上的工人，不給一分錢。
評論 誰是兇手？！
生命是無價的，這句話用在這里顯得太過矯情。誰都知道，在這樣一個殘酷的現實里，事實上我們每個人的生命都是被金錢來衡量的。我們不知道潘志源的命到底值多少錢，因為這個世界上根本沒有公正的天平。但兩萬的“施舍”實在是一種侮辱?；蛟S只要幾十塊錢，讓他能夠及早去看病，就能挽回他的生命！或許他能多休息一小時，就不至于勞累致死！不管潘志源最終是死在醫院病房還是死在工地宿舍還是死在施工現場，誰是真正的兇手，相信每個人都看的很清楚！
或許對于這些善良的人的遭遇我們早已經麻木，區區一個民工的猝死在當下的中國實在算不得什么新聞，現實的殘酷讓我們的心早已不能感受到痛楚。但我們還是要追問，是誰在縱容這種犯罪??！在中國的建筑工地上，四千萬的建筑工人，為了城市的建設他們正在流血流汗甚至付出生命。他們中有多少個像潘志源這樣的人，勤勞善良憨厚樸實，挑起一家人的重擔，頂嚴寒冒酷暑，忍受豬狗不如的工作條件，辛辛苦苦就是為了掙點血汗錢。他們只是數以億計的平凡老百姓的代表，是我們的父親、兄弟，我們至親至愛的人。然而大大小小的黑心老板喪盡天良、泯滅人性，榨干他們每一滴血汗，最后將他們推向死亡，然后企圖用一點點施舍就把沾滿血腥的雙手洗得一干二凈。他們的遭遇不是個人的悲劇，而是社會的創傷。或許面對強大的資本和扭曲的社會，我們每個人都感到很渺小很無力，但這不應該成為我們逃避責任的借口。作為一個有良知的人，倘若我們不憤怒，我們的人性何在？！倘若我們仍然漠視、逃避，那么我們和幫兇與同謀又有何區別？！要知道災難有可能發生在我們每個人身上，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受害者，同時也是劊子手。
我們更應該質疑的是政府相關部門。是誰養活了我們這些大老爺？是人民。誰是人民？潘志源和千千萬萬像潘志源這樣的人。2008年，溫總理一句“人民養活了你們，你們看著辦”曾經感動了無數中國人，但在這感動之中，又夾雜著多少的悲憤？！面對建筑工人猝死在工地宿舍，我們要質問，要控訴，為什么他們縱容建筑公司如此壓迫和剝削工人！為什么明明是他們的本職的職責，卻把工人當作皮球踢來踢去！為什么身為執法者，他們看著犯罪卻不作為！
面對社會的黑暗，我們是茍且的活著，還是投入戰斗？陶醉于中產階級的幻夢，還是直面慘淡的人生！這些都是我們需要深刻反省的。死者女兒潘金芳的善良讓我們感動，借用她的話結束本文。
愿勞動有所得，生命有所安。黑暗有所懲。工農和諧，天下康寧。
惟愿死者安息！
【附】
死者家屬向公司提出的訴求信
訴求信
我父親潘志源是湖北荊州市荊州區彌市鎮里甲口村二組的普通村民，因家中困難，在江蘇泰州正興建筑勞務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錢章余 資質證書：C1024032120202 單位地址： 江蘇泰州海陵區公園路21路）所轉包下來的北京海淀區上地馬連洼竹園小區東區項目部做工。
因泰州正興建筑勞務有限公司超強度用工、不發工資僅每月借發200元的內部使用飯票、飲食住宿條件極其惡劣，直接導致我父親在不間歇工作后過勞猝死，死亡時身上僅找到人民幣一元五角。
父親亡故后，江蘇泰州正興建筑勞務有限公司一直以拖，瞞，騙等惡劣手段不予解決死者安家事宜，企圖以二萬元的同情費打發死者家屬，至今已過五日，江蘇泰州正興建筑勞務有限公司仍不委派一位主管領導解決問題，死者家屬上死者生前宿舍整理遺物，拍取圖片被哄趕推打出來。
死者的弟弟潘志勝也在江蘇泰州正興建筑勞務有限公司工地做工，也因亡兄悲傷、奔波勞累、江蘇泰州正興建筑勞務有限公司推卸責任氣憤而染病去醫院。
現在我們所帶錢也花銷所剩無幾，靠好心人捐贈度日。且父親尚未入土為安。家中母親、親友焦急悲咽中。
亡父女潘金芳謹以喪父之名向諸部門及上善人跪訴。祈請諸位為我屈死之父以及四千萬建筑工兄弟的身家性命給予相應的保障。愿勞動有所得，生命有所安。黑暗有所懲。工農和諧，天下康寧。
亡父女潘金芳三拜。
此訴求書呈送：
中共中央宣傳部、中華人民共和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中華全國總工會
2009年3月28日
事發之后，公司領導遲遲不肯見家屬，想用這個方法把家屬拖垮，對此，大學生志愿者聯名致信建筑公司，希望事情能夠盡快妥善解決。
關注民工潘志源過勞猝死事件
——致江蘇泰州正興建筑勞務有限公司
億城山水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開發商）、北京金通遠建筑工程公司（建筑公司）、江蘇泰州正興建筑勞務有限公司（勞務公司）的領導們：
你們好！我們是一群為建筑工地的農民工提供服務的大學生志愿者。貴公司位于海淀區馬連洼竹園小區東區的施工工地2009年3月21日發生工人猝死事件，死者潘志源家屬向在工地進行服務的大學生志愿者請求協助。我們現致函貴公司，希望事件能盡快妥善處理。
我們了解到， 湖北籍工人潘志源是貴公司硂工，于2009年2月17日開始在馬連洼竹園小區東區的施工工地工作，每天工作時間為11小時，沒有休息日和法定節假日。貴公司不但沒有根據《勞動合同法》和《勞動法》的規定，與潘志源及工地內的其他工人簽訂勞動合同，為他們購買社會工傷保險，而且至今沒有發放工資。我們也了解到，貴公司甚至沒有向潘志源及其他工人發放生活費。《勞動法》第50條明確規定，“工資應當以貨幣形式按月支付給勞動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無故拖欠勞動者的工資”。貴公司已經嚴重違反了國家法律，而且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不符合社會能接受的人道標準。
死者潘志源于3月21日猝死在工地，身上只有公司自制的在公司內部食堂及商店使用的飯票，以及一塊五毛錢現金。潘志源在工作勞累過度、勞動強度過大的情況下致病，加上因公司不發放工資和生活費而沒錢看病令病情惡化，在死者同在工地工作的兄弟和老鄉發現病情尋求管理人員協助后，管理人員不打120求救電話，耽擱了長達40分鐘才送醫院，令潘志源無法得到及時救治而致死。很明顯，貴公司對潘志源的死負有不可推卸的法律和人道責任。
事件發生之后，死者女兒趕到北京，至今超過一周時間，多次要求公司正面積極的協商解決賠償事宜，讓死者早日入土為安，但沒有得到合理答復。貴公司在簽訂勞動合同、工時、工資、休息休假、社會保險等多處嚴重違反國家的相關法律，而且在情理上置工人生命安危于不顧，實在是難辭其咎！
因此，我們鄭重地要求貴公司按照國家相關法律的規定，立即對死者進行賠償。根據《工傷保險條例》，貴公司必須向死者家屬賠償以下金額：
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第37條規定，職工因工死亡，其直系親屬按照下列規定，從工傷保險基金領取喪葬補助金、供養親屬撫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補助金喪葬補助金：
（一）喪葬補助金為6個月的統籌地區上年度職工月平均工資；
2008年度北京市職工年平均工資44715元，月平均工資3726元。因此，死者直系親屬應得到喪葬補助金：3726元×6個月=22356元
（二）供養親屬撫恤金按照職工本人工資的一定比例發給因工死亡職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來源、無勞動能力的親屬。標注為：配偶每月40%，其他親屬每人每月30%。
死者生前月工資為1950元，因此死者妻子應得到的供養親屬撫恤金（按月發放）：1950元×40%=780元
（三）一次性工亡補助金標準為４８個月至６０個月的統籌地區上年度職工月平均工資。
按48月來計算，一次性工亡補助金：3726元×48個月=178848元；若按60個月來計算，一次性工亡補助金：3726元×60個月=223560元。
《工傷保險條例》第60條規定：未參加工傷保險期間用人單位職工發生工傷的，由該用人單位按照本條例規定的工傷保險待遇項目和標準支付費用。
因此，死者生前所在的用人單位泰州市正興建筑勞務有限公司并未參加社會保險，因此所有補貼均應由用人單位承擔一切賠償責任，至少應一次性賠償死者親屬201204元以及 其遺孀的贍養費。
我們認為，貴公司對潘志源的死在法律上和道義上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我們再次敦促貴公司，盡快與死者家屬達成合理的賠償協議。我們會持續關注事件進展，假若事件遲遲得不到合理解決，我們將呼吁更多的大學師生和社會輿論關注事件，并向各級勞動和建設部門投訴工地嚴重的違法行為！
安全帽大學生志愿者流動服務隊
………………………………………….聯署還在繼續
電話：13466736404郵箱 [email protected]
2009年3月28日
3月30日的行動沒能取得成功，公司始終不肯讓步，談判破裂。第二天，我們陪死者家屬一起到勞動局
猝死案例勞動局投訴跟進
今天（3月31日）上午大概十點多我們帶著潘金芳以及她的丈夫、大伯、小叔一起來到海淀區勞動局投訴，勞動局像菜市場一樣擁擠。
信訪辦
首先，我們經過前臺的咨詢，說，“我們想投訴拖欠工資、不簽訂合同這些情況到哪里”，工作人員建議我們去信訪辦。幾次問路，七拐八拐地，我們才找到信訪辦，門前沒有任何地標志。進入之后，大概講了工傷、拖欠工資的情況，一個中年的工作人員態度非常惡劣地說，“工傷不歸我們管，如果人已經死了就去當地的街道有安全生產辦，去找他們來走程序，不歸他們管?！蔽覀儐枺骸澳銈児苁裁矗俊彼f：“人死了，是工傷，當然是安全生產的管，我們這里是管工資拖欠的”。我們說，那好，等下與死者家屬一起來的兩個工人至今都被拖欠，他們沒有簽訂勞動合同……。還沒有等我們說完，那個工作人員就說：“我們這里是接待5人以上的群體性拖欠案件的”，那麼，兩個人被拖欠就不歸你們管了？他一直強調說：“5人以上才是他們的職責范圍，如果我們要投訴沒有簽訂勞動合同這些，就去五樓投訴、舉報科，如果是工傷認定就去六樓工傷科，如果是工傷已經死亡了就回工地所在的街道辦?！?/U>
信訪辦的工作人員很顯然不愿意有什么作為，問我們是否是工人，他表示他接待和受理的范圍是“5人以上”的群體拖欠，而我們不是工人，他也沒有必要一定理我們，將我們推向投訴科。
投訴科
我們于是來到5樓投訴中心，每個窗口都排著常常的隊伍，領了一張申請表，填完表格，我們直接找到主任室，被主任室的一個看起來像秘書的女工作人員推了出來，說：“主任在接電話，讓我們外面等，等下喊我們。”我們等了將近十多分鐘，再次推門進去，又被推了出來，說：“主任在接電話，不是說讓你們在外面等嘛！”已經顯得不耐煩。從門口望進去，可以看到，叼著煙的主任在接電話。又等了幾分鐘，我們又進去，主任問我們什么事情，要我們留兩個人，其他人出去等，我們堅持坐下來，說我們是一起的，是陪著家屬的學生。姓袁的主任看了我們投訴材料，告訴我們，他們是行政執法部門，而工傷是不屬于行政執法，需要認定，要到6樓的工傷科。關于投訴拖欠工資、不買保險他們管，而我們不能是投訴，因為投訴是個人行為，我們的行為只能是舉報，他打電話喊來勞動監察的同事接待我們。
他說，“你們舉辦的這些情況，譬如，公司用飯票代替生活費，衛生條件很差這些，是不歸我們勞動部門管的，有其他的部門可以管，我們哪管得了那麼多?！钡攘藢⒔昼?，我們決定先去6樓的工傷科，留下兩位同學等待受理舉辦的勞動監察的工作人員。
勞動監察
勞動監察的工作人員強調我們的行為不是投訴，是舉報。投訴是有利害關系的當事人，舉報是沒有利害關系的第三方。他認為他們的權力很小，很多情況不是他們能管得了的，要求建筑工地每個人簽合同和每個月發工資是不現實的，他也承認按照法律的規定辦事是沒錯的，但是他認為如果完全按照法律條文，“建筑公司都沒辦法活下去啦！”。他還提到如果簽合同，只給工人每個月800塊錢的工資工人也不會愿意的。我們就問“簽合同就可以約定工資是多少，工作時間是多少，為什么一定要給800塊錢呢？”他說：“如果是這樣，建筑工地都沒辦法干活了?！彼鞔_表示他們只管拖欠公司、沒簽合同，沒上保險的，但是，他們也只能督促建筑公司。他說我們可以去找建委，去報110，說這些部門有權力。
我們就問：“你們到底能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
他說，“我們只能反映給領導，去工地去看一趟?！?/U>
當我們要求他給投訴回執的時候，他說沒有，他說最近一兩天會去工地?！斑@樣說好像是自己貶低自己一樣，事實上就是這樣，我們的執法力度太弱了，給我們的事情很多，但是給我們的權力很小”。
我們就回答：“勞動局的權力再小，也比工人和學生的權力大。你們去工地解決，要求公司給工人簽合同，肯定比我們管用?！?/U>
他就表示，這一兩天就會去。再逼他確定去工地的時間，他就說：“今天我把這個材料反映給我們領導，明天就會去的?！钡?，他又說：“你們是舉報人，沒有利害關系，所以你們可以不用來?！?后來留了聯系方式，說有事情會打電話給我們。而我們明確向他表示，我們還將繼續關注此事的進展。
工傷科
我們又來到工傷科，到咨詢臺問過，說如果個人申請工傷認定的話，就填寫工傷認定的申請表，給了我們厚厚的一打表格，然后建議我們到去找負責工傷認定的同事哪里具體咨詢。然后，我們沿著咨詢員指向的玻璃門辦公室去找關于工傷認定申報的同事。我們看到排在我們之前的一個老者正在咨詢，工作人員的態度非常不耐煩。輪到我們的時候，他說你們這么多人干什么，留下兩個人，其他人都到外面等。我們說我們是學生，陪著家屬來的，我們要在這里聽聽。他掃了我們一眼，沒有再說話，也沒有再堅持要我們出去。
在家屬和我們簡單地介紹了情況之后，他說，按照工傷保險條例，這種突發疾病猝死的視同工傷的情況，而視同工傷規定的很嚴格就是“工作時間或工作崗位或由工作崗位突發疾病送往醫院的途中死亡、或經搶救無效48小時之內死亡”，而死者潘志源符合“48小時”的這個條件要求，卻不是符合“工作崗位，或由工作崗位送往醫院”，即使他在工作期間內已經有發病的征兆，是從工地送往醫院，對于工地來說的工作崗位一般來說就是“他干活的地方或時候”，所以，這種情況應該很難認定工傷。接著，他拿出一個與此事件非常相似的一個案例，也是一個建筑工地工人在發病后，包工頭將工人直接送往河北老家，在家中死亡，要求工傷傷亡堅定的案例。
我們問，死者沒有在工作崗位上，因為已經發病，卻無錢去醫治，而一直在工作場所，并沒有回到家中，工地當然是要負責的。他說，這個沒有辦法，因為北京市出臺的內部的一個解釋辦法，專門針對“視同工傷”這一條做了說明，“工作崗位，或由工作崗位送往醫院”。然后，他直接對家屬說，“我建議你們先拿著公司給的錢，不然，等我們給你認定完，如果不是工傷的話，到時候公司更有理由可以不給，你也什么都拿不到?！?/U>
我們問，如果材料準備齊全，申請工傷傷亡認定要多長時間？他說，你把材料交到我這里來，要多長時間，這個至少要看我調查多久，認定之后，還有有兩個月的行政復議，復議之后，如果是工傷傷亡才能夠去申請仲裁。
最后的沉重一擊
從工傷科出來，在樓梯口，潘金芳與她的家人就激烈地用湖北話爭論了起來。潘金芳說，“勞動局的人說的已經很明白了，像我父親的這種情況很難認定是工傷死亡，公司不怕我們，他們也肯定有律師早就咨詢過了，這樣如果再拖下去，最后又不能說一定是工傷死亡?！贝蟛f，“勞動局說還要去找建委，說建委管……”。
我們試圖去跟他們解釋勞動局的人也沒有肯定說不是工傷死亡，我們還是可以申請工傷認定的。但，我們的解釋和安慰顯然很無力，他們更相信勞動局工作人員所傳遞的潛臺詞，就是建議他們拿了錢就算了，再折騰的結果也是一樣的。
后記
我們很難想象如果不是我們一群學生陪著他們，或是其他的農民工來到勞動局投訴，他們將如何面對如此推脫、不耐煩的態度？這些勞動部門的工作人員給我們留下的印象就是：
·在態度上先打壓住來求助的工人，好像無理取鬧的是這些需要幫助的工人，來給他們多事；
·將公司的違法行為合理化、普遍化，冗長的行政程序讓求助的工人拖不起時間，再說服工人妥協和接受現實；
·當我們提出這些是他們的職責，他們就推脫自己也無能為力，或是為哪些違法行為去開脫，最慣常的做法是“踢皮球”，將求助的工人由這個部門踢到另外一個部門。
通常，在經過這樣的過程之后，求助勞動部門的工人，往往給了工人最后的沉重一擊的效果，他們最后的希望也隨之泯滅，無奈地接受公司的無理條件，自認倒霉。
下一步的行動
中午從勞動局出來之后，我們坐在一起匯總了在勞動局里所有的信息，與家屬一起討論了下一步的行動。潘金芳的大伯、小叔下午先去公司去要求結算工資，如果公司要求再次談判，潘金芳可以先接受公司給的賠償并簽字，將死亡證明等證據拿回來，然后，寫一份委托書給我們，我們可以繼續幫忙走申請工傷傷亡認定的程序。一旦認定結果下來，如果是工傷的話，依然可以申請仲裁按照法律追回該賠償的差額。在我們將要離開的時候，潘金芳又接到項目經理錢文洪的電話，要求談判，我們囑咐潘金鳳要由對方來先開價，可以先堅持8萬的賠償金額，不要退得太快，多耗一些時間下去，不能太被動，公司還是急于解決這件事情，不然，不會一次次打電話要求談判。
猝死案件最新進展
3月31日早上七點多鐘，我們接到潘金芳的電話，說勞動局在昨天下午已經派人去了公司，直接找到項目經理錢文洪，并當場結算了大伯和小叔的工資，按照70元每天的工錢來結算，時間一直結算到昨天為止。她在堅持之下，公司做了一小點的讓步，又追加了4000元的賠償費，一共是6萬4千元人，她父親的工資另行結算。
今天她的父親的遺體將進行火化，從21日到31日，整整十天，她終于可以無奈而又心酸地捧著她父親的骨灰回家安葬了，入土能否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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