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大學生鄉村改造夢破
2009年02月20日 經濟觀察報
張延龍
這個年輕人面容消瘦、神色匆匆，熱情地跟人打招呼，演講技巧嫻熟，渾然不像一個剛走出學校大門的學生。有人說在他身上可以看到切·格瓦拉的影子，也有人說他是于連。
2005年，馬永紅才21歲，還是大二在校學生的他休學回到家鄉陜西洛南縣麻坪鎮合興村支農支教，然后參加了村委會主任的競選，雖然落選，但已名噪一時，被稱為“大學生中的理想主義者”。
2008年底，已經畢業的馬永紅再次參加競選并落敗。四年里，馬永紅一直以青年志愿者的身份，試圖“以自下而上的方式直接參與農村社會改革”。如今，這個曾經激情萬丈的年輕人說他有些心灰意冷，這一次失敗讓他覺得“就像革命者失去了根據地”，今后“要換一種做事的方法，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上去進行變革實踐”。
一
25歲的馬永紅有著與年齡不相符的精明和表達能力，講起話來思路清晰，語氣輕快而富有感染力，面對陌生人完全不緊張，“哥們兒，這種直接自下而上的參與，我已經決定不做了，”他說，“這次失敗可能影響到我的價值觀，4年的努力，還是沒能改變村里人根深蒂固的觀念。”
2008年12月23日，合興村村委會舉行換屆選舉。這次選舉因馬永紅的參與而備受矚目，洛南縣民政局、麻坪鎮黨委、鎮政府、麻坪派出所都派員前來維持秩序。選舉之前，他和競爭對手分別作了演講，馬永紅在臺上大聲疾呼，“團結產生力量，競爭產生活力，為把合興村建設成西北綜合支農第一村而努力奮斗！希望鄉親們能夠理解我、支持我，投我一票！”
選舉一直持續到晚上6時許，馬永紅得了147票，再次落選。
落選后，馬永紅決定去爬山，“不是為了跳崖，是要體會那種孤獨的感覺”。這次失敗無疑對他打擊甚大，2月11日，他在博客上寫了一篇標題為《青年問天》的自問自答式文章，其中有如下段落——
問：歷史上許多英雄人物都是年輕時候就參與社會變革，并推動歷史不斷向前發展的，他們承受的挫折和我們相比，我們的幾乎可以忽略吧？
答：要相信時勢造英雄，同時要相信歷史上的英雄人物也多是忍辱負重相機而行的。
問：在和平年代下我們如何去和工農結合，團結更多的力量？
答：首先在于教育和引導工農，思想統一才談得上組織。
問：作為一個剛踏入社會的人，我該怎么去做？
答：將理想藏于心中，努力強大自己，先做一個有力量的人，然后再談影響和團結別人。
他解釋說：“影響、參與農村改革有三種模式，第一種是草根模式，是自下而上的在村落、社區里踏踏實實的做事情，探索方法，也就是我之前所做的；第二種是精英模式，比如有些官員、企業家，通過個人掌握的政治資本或者金融資本，有能力反哺、改造、回報農村；第三種是中間道路，主要是一些學者，比如茅于軾、溫鐵軍，他們通過知識資本，既有經濟支撐去底層做調研，也有話語權去為農民代言。”
馬永紅覺得，后兩者都是“有力量的人”，而他這四年來的 “付出和奉獻”，卻一直都不能被村里人理解和接受，也證明了第一種模式很難走通，甚至已經 “深陷農村基層矛盾的泥沼中”，接下來他希望能讀研究生，做學問，做調查，“走中間道路”。
二
“你看過電視劇 《恰同學少年》嗎？”2月17日中午，在母校西北政法大學對面的一家小飯館里，他半開玩笑地問，“我的志愿者說，我有些地方很像少年時期的毛澤東，還有人在網上發帖子作比較。”
2005年，馬永紅休學回到合興村，開辦農民夜校。次年，在洛南試驗建立農民協會。這些經歷確實容易讓人引起這方面的聯想，連他自己也這么覺得，“如果生在那個年代，我肯定也是首先站出來的革命者”。
馬永紅在合興村土生土長。合興村地處陜南山區，有800多人口，以種植玉米、小麥、烤煙為生，馬永紅家則是最貧困的幾戶之一。他的性格似乎始終充滿著反抗精神，還在讀小學時，看到別的同學都玩水槍，馬永紅自己采草藥攢了一塊三角錢，翻了一座山到鄰鎮上也買了一把，結果被母親誤會是偷了家里錢買的，馬永紅一氣之下，跳了井。從此，父母對他便很少管束。他說他自此意識到“抗爭是有意義的”。
到了中學，政治課本上講要反對封建反對迷信，馬永紅就“學以致用”，到相關部門去舉報鄰村的一個 “神婆”，還貼了一些小紙條，結果被當地頗有聲望的“神婆”找到家里。父母氣極了，狠狠地打了他一頓，“打得肩膀都出血了”。后來，高中時他寫了入黨申請書，用小刀割開了手指，蘸血簽下了“馬永紅”3個字，被受了驚嚇的老師告到家里，又是一頓教訓。
盡管“不聽話”，但讓父母欣慰的是，馬永紅聰敏努力，學習成績一直很好。2003年，他以洛南縣西關中學文科第一名的成績，被提前錄取到西北政法學院公安系邊防管理專業，成為全村第一個大學生。然而，周圍同學大多在“談戀愛、上網、打游戲”的城市大學生活讓他覺得十分“墮落”，“很多理想都泯滅了”。有一次，他們宿舍同學讓他抽了一支香煙，那是他長那么大第一次抽煙，之后他去刷了十幾遍牙，覺得真是太臟了。“我馬永紅怎么能抽煙呢？”他開始和周圍的同學格格不入。他不喜歡參加聚會，班上集體照相他也不參與。
直到大一下學期，他才參加了公安系組織的一次下鄉支教活動，和同學們一起給陜西藍田一個貧困鄉村的學校帶去了募捐來的衣物和書籍，并且花了一天的時間給孩子們講課、和孩子們聯歡。
當時，孩子們的夾道歡迎，村民們熱情的感激之詞讓馬永紅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滿足，他似乎一下子找到了人生的坐標：“我從農村來，應該回到農村，幫助家鄉改變貧困和落后的面貌。”
回校后，他迅速聯絡了一批西北地區各大學的青年志愿者，組建了“西北青年縱隊”，自任總隊長。2005年初，他帶著陜西7所高校的14名大學生回到合興村，對當地農民進行法律知識、致富意識的培訓，對村里學校的學生進行學習興趣激發和作文培訓。按照自己的理解，馬永紅將這些活動統稱為“大學生反哺農村工程”。
馬永紅開辦的農民夜校在合興小學的教室里上課，人數最多的一次，教室里甚至容納不下前來聽課的村民，于是大家就都坐到操場上來聽。馬永紅就是在那時有了競選村委會主任的想法，他站在講臺上許諾說：“如果自己競選村主任成功，那么我將放棄大學不上，兢兢業業為大家干些事情。”
三
馬永紅把自己競選失敗的原因歸結為，“村子里本身就有既得利益集團，所以我即便是去做好事，也要面臨各種斗爭”。
這種“做好事”的道德至上觀念成為貫穿他這四年鄉村生活的主線。馬永紅博客LOGO上是雷鋒的頭像，他還發起了以 “紅色青年帶動灰色青年進行思想革命，并且為了理想而采取積極的行動”為宗旨的青年行動，并在2006年組建了村一級農民協會。
農民協會的一項重要工作是統購統銷各種農民必需的生產物資，比如化肥，種子，由于集中購買量大，50公斤一袋的化肥要比供銷社賣的便宜3塊錢。村里232戶人，有125戶加入協會，如果算上其他村，農民協會的會員有157戶。馬永紅要求每個會員必須繳納會費20元，并吸納村民自愿入股，每股100元，作為購買物資的原始資本，每年可以分一次紅。
農閑的時候，農民協會經常幾個月處于“無所事事”的狀態。
后來，統購統銷化肥和種子被當地工商部門認定為非法，理由是農民協會不具備工商經營資格。但在馬永紅看來，“農民協會實際上是觸犯了當地經營化肥、種子的農機站的利益，所以受到打壓”，而農民協會購買化肥其實并未對外銷售，是自用，并未觸犯相關法規。于是他聯合上百戶村民狀告洛南縣工商局，最終工商局撤銷了該決定。
馬永紅決定在2005年競選村委會主任，但是因為他是非農業戶口，被村民選舉委員會取消候選人資格和選民資格。他隨后向洛南縣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獲得候選人資格和選民資格，最終勝訴。當時馬永紅的競選對手是原村委會主任何剛，因第一次投票雙方得票均未過半，經過第二次投票，他最終得了147票，何剛得了296票，再次當選村委會主任。
當時，村委會主任和村支書曾評價說，馬永紅有些事做的“不妥當”，比如在夜校上公開評價兩委會 （村黨支部、村委會）班子，另外“頭腦比較簡單，村的基礎設施、產業結構調整，需要得到縣里、鎮里的支持，馬永紅做不到這一點，他才智不夠。”
他認為當時的競選 “準備不夠”，在2008年年底第二次競選時，他變了很多，做了各種準備，把各種關系都調動了，還是沒成功。這些準備包括，在競選之初，馬永紅寫了大量的舉報信，向有關部門反映前任村主任何剛 “違法亂紀”，并且引起了紀檢部門的關注，其中所反映的前任村主任超占宅基地一事已經得到處理，當事人被處罰3600元。
他在競選之初公開警告說：“如果因為鎮政府或者村選委會的違法違規行為導致選舉明顯不公平不民主時，我們要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對其積極予以揭露并且與之進行堅決斗爭，斗爭的方式包括法律訴訟、媒體監督、逐級上訪和不承認不合作等，即便最后違法違規結果依然無法得到糾正，那么我們也要使得對方為其行為付出一定的代價。”
四
兩次競選失敗讓馬永紅覺得：“以前對民主想的很簡單，而現在中國還不到實行完全民主的時候，否則選出來的人，不是混混就是暴徒。”
合興村前村委會主任何剛曾說，他承認馬永紅對合興村的發展是有自己的思考的，自己已經干了兩屆村主任，如果馬永紅能夠好好地和他談，拿出自己的誠意，他可以退出競爭。但對于何剛的說法，馬永紅說他曾經想相信，但最終卻無法相信。在他的認知內，上屆村委會夠不上廉潔和無私，目前他和競爭對手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換屆選舉必須是“革命”式的選舉。
馬永紅此前的支農支教曾引起相當的社會關注，這也為他積累了一定的官員、學者、媒體資源，“跟很多官員都是談得來的好朋友”。在他看來，商洛市和縣兩級的政府是支持他競選的，阻力主要在鎮政府和村里，“一位領導甚至在競選前對我表示支持，結果還是沒能成功，領導面子有些掛不住，邀請我回商洛工作，可我覺得平臺不夠”。這次競選失利也讓他覺得，“市里支持的東西都推行不下去，可見農村基層工作有多難做”。
馬永紅的妻子是他的大學輔導員，也是在大學里曾經追隨他的志愿者“同志”。他們在結婚前簽訂了一份協議，列出20條約定，第一條就是“雙方對馬克思主義的認同和信仰”。“這不是隨便說說的，而是真心真意的信仰，否則我相信物質決定意識，你非說意識決定物質，那是不可能在一塊的，”馬永紅說，“我們每天要記下自己干了什么事，每個月兩個人都要開一個會，彼此匯報總結這個月的工作和下個月的打算。”
馬永紅對陜西另一個 “名人女村官”白一彤嗤之以鼻，他覺得白的當選完全是憑借 “家族式先輩人脈關系”，“自己也沒主見，父親讓她競選她就競選了，連村里的發展建議都是通過網上搜索獲取的，農村工作有多難做她知道嗎？這簡直不可思議”。
他說，現在的大學生“村官”中，沒有幾個是真正把農村工作當做一項事業來做的，而是找不到工作，受到國家政策的利益誘惑，把“村官”當成了曲線進入公務員隊伍的跳板；而基層政府本身，也大都不知道怎么用這些大學生，“你說你的，我做我的，很多地方鎮政府甚至把他們抽到鎮上當打字員”。
周圍很多人都覺得馬永紅變了，“比以前成熟了”。他自己也這么覺得，“回頭想想，這四年的經歷其實根本沒有改變農村，只是改變了我們自己”。但他又覺得，其實他的理想并沒有改變，只是要改變實現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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