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憑什么郎咸平“本來就不該說話”？
網友：朱兆龍
2005年12月20日21:40 【字號 大 中 小】【留言】【論壇】【打印】【關閉】
郎咸平沒有進入央視2005年度經濟人物評選圈，議論多多。人們不因為是央視的抉擇意見而斂聲，這是民主建設的可喜現象。央視經濟人物評不評郎咸平，認可者說是，反對者說非，那是參評者各人的權利，原不需要對發言者說三道四。但拜讀魯漢先生的《郎咸平：央視經濟人物不評你，對了！》一文（一下簡稱《對》文），非但沒看到有央視不評郎咸平的合理理由，倒看到不少責難郎氏的話，特別是那句“不是在不該說話的地方說話了，就是他們本來就不該說話”，令人震驚。筆者不是“挺郎派”，但看到一個有良心的人被人瞎罵，甚至被斥責“不該說話”，心有不平遂來爭鳴。
《對》文指責郎咸平“在不該說話的地方說話”，是因為“郎咸平《格林柯爾：在‘國退民進’的盛宴中狂歡》一出，格林柯爾系的股票應聲下跌”，而《狂歡》一文，“最先并不是發表在哪個學術刊物上，而是在內地一所大學的講演”，沒有在“應該局限的那個范疇內”進行“學術上的研究與探討”，因此，不僅懷疑那是否“真正的學術”，而且“不能不懷疑郎教授的身份了”。
《格林柯爾：在‘國退民進’的盛宴中狂歡》一出，“格林柯爾系的股票應聲下跌”，怎能怪郎咸平“在不該說話的地方說話”呢？如果格林柯爾確實是個有實力有希望、無不良行為的企業，就不會因一個教授的評論而塌臺；如果郎咸平是個冒牌的教授，沒有“真正的學術”，學術講演就撼動不了格林柯爾的半根毫毛。事情恰恰是郎咸平揭出了這樣的真相：格林柯爾收購科龍、美菱時，先大幅度提高企業運營成本使其大幅度虧損，完成收購后將運營成本降到零，制造出接手后扭虧為盈的民企神話，實際上在國退民進中席卷了國家財富。當股民們知道了格林柯爾的這種把戲后，還會再買他的賬么？股指下跌，理所當然。這不能怪郎咸平學術的真正厲害，也不能怪郎咸平的話說錯了地方，只能怪格林柯爾“心貪手黑”。
如果說，大學講壇是“不該說話的地方”，那么，香港經濟學教授這種指陳弊端的學術文章，內地的學術刊物敢登能登嗎？即便刊物想用，企業會不會想辦法擺平；即便企業擺平不了，影響地方政績的事，地方政府會不會想辦法縮小影響；所以，郎咸平應邀來內地大學講演，恰恰找對了說話的地方。將言之有物的真學問，光明正大地講出來，筆者欠學，不知道世界上有哪一家法律或學規說沒在學術報刊上發表的東西就不算學術，就是“在不該說話的地方說話”。
何謂“不該說話的地方”，說白了，大概就是不該到內地的大學講演、把問題捅開吧。大學的講壇如果是“不該說話的地方”，什么地方是“該說話的地方”呢，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好象沒有規定中國什么地方是“不該說話的地方”，自然，更沒有規定大學講壇就是“不該說話的地方”。
央視之所以不評郎咸平為年度經濟人物，誠如《對》文作者所言，是“央視有意抵制郎咸平，郎咸平不為大陸主流經濟學者所接受”。既然如此，就不好用“劉姝威--藍田集團”的例子來對比。劉姝威發現藍田的問題后，在內參上發表《應立即停止對藍田股份發放貸款》的文章，以經濟學家的良心敢講真話，以經濟學家的身份向政府提出緊急建議，她被央視評為2002年的經濟人物，原于她的學識和人格。倘說影響，劉姝威得罪的只是藍田集團，并沒有得罪經濟學界，恰恰給經濟學界帶來了光榮。而郎咸平在經濟學界集體失語的情況下，一鳴驚人地指出了格林柯爾的問題，既在學術上拔了頭籌，又相形見絀地暴露了內地主流經濟學家中的軟骨病和失語癥；既得罪了格林柯爾，又得罪了經濟學界，結果當然會跟劉姝威不同。木秀于林，風必摧之，郎咸平不為主流經濟學家們所見容，不被主流經濟學家們意見所壟斷的央視這次經濟人物評選所選中，并非學術爭論的地點或范圍問題，而是《子夜》里李玉亭式經濟學家們的黨同伐異而已。
《對》文說郎咸平“本來就不該說話”，這更讓人匪夷所思。郎咸平通過學術研究，發現了格林柯爾的經濟問題，進而公開揭露其席卷國家財富的經濟運作過程，以期引起關心者的思考、管理者的補救、決策者的反思、改革者的警醒、執法者的警覺，使國有資產得到保護，使國退民進更加規范，有什么不該說的呢？難道應當像一些受雇于某些企業的經濟學家為了維護雇主的利益而不去講真話；難道可以像研究“經濟政治學”的“政治經濟學家”讓學術為政治風向服務而不好講真話；難道可以像拉贊助拉廣告的那樣只能歌企業之德而昧著良心不敢說真話；以至聽任國有資產被人暗中侵占、而人們卻要對侵占者奉以民企之神似地頂禮謨拜鴉雀無聲么。時評界經常引用西哲的話：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可《對》文指責郎咸平“本來就不該說話”，不但沒有捍衛人家講話的權利，反而站在侵占者的角度幫侵占者及其幫忙者或幫閑者說話，甚至連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公民郎咸平先生講話的權利都要剝奪掉，這種學閥的作風、話語的霸氣，讓人不寒而栗。
《對》文最后說，“即便國內只有5個真正的經濟學家，也不會包括郎咸平，他充其量比內地的其他一些經濟學者們多了一點良心。但經濟僅憑良心就成了嗎？”善哉，《對》文總算說了一句良心話，郎咸平“比內地的其他一些經濟學者們多了一點良心”，在“商業氣氛很濃”、“很浮燥”的環境下，有這個“多一點”就很不錯了。《中國青年報》專題調查的14位主流經濟學家中，公眾信任率超過10 %的僅有郎咸平和吳敬璉二人，可見“多一點良心”是多么的不易和寶貴，而這正是“內地的其他一些經濟學者們”不能“多一點”的地方。溫家寶總理提出要研究窮人的經濟學，沒有良心或良心少一點是不可能研究好的。郎咸平之所以能得到那么高的公眾信任率，正是因為他多了一點良心。有了這個最好的公眾信任率，那個入選范圍不周延的經濟人物不評也罷。
最后提醒《對》文的作者，一、郎咸平揭露格林柯爾并非“嘩眾取寵”，而是把暗中席卷國資的情況公諸于世，讓公眾知情；二、經濟學者的良心與經濟的良心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對》文結尾的那句話偷換概念了。當然也要提醒郎咸平教授，下次到哪個大學作講演，別忘了帶上大學教授的證書，免得人家懷疑你教授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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