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報道，吳敬璉認為“醫療是個信息高度不對稱的行業，市場只有在信息對稱的情況下才能達到最好效果，而醫療信息高度不對稱，病人怎么可能知道這個藥是否有效，成本多少？這需要一套制度來解決這個對稱問題。”為經濟學家如此荒唐的語言震驚，要說幾句。
首先是自相矛盾。既然肯定了“醫療是個信息高度不對稱的行業”，為何指望患者能知道“這個藥是否有效，成本多少”？如果患者都能知道這個藥是否有效成本多少，那醫療還能是個信息不對稱的行業嗎？
其次是，要想讓病人知道“這個藥是否有效，成本多少”，無異于癡人說夢。
如此牽強的言語讓人感到奇怪，吳敬璉為何不一如既往主張用市場化來解決這個問題呢？邏輯上說，醫院多了，競爭加強，誰敢在競爭中取得因為占有信息優勢而謀取超額利潤？大概是前不久市場化的醫療改革遭到全國人民的反對而失敗吧，吳敬璉不再明確這樣提市場的作用，而語焉不詳地說“需要一套制度來解決這個對稱問題”。
信息不對稱是個市場概念。吳敬璉指出醫療方面的信息不對稱現象，只能理解為他還是主張市場。可是奇怪的是，吳敬璉在這里閉口不談醫療的供給和需求，只談信息不對稱。
我們來作一個完全不可能的假定：醫療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因為有了吳敬璉設計的一套制度得到了解決。在這個假定之下，我們來看看按照“著名經濟學家”的說法消除了信息不對稱現象之后，會發生什么。
信息已經對稱，醫生似乎不再可以靠蒙騙病人獲得高額利潤。且慢！在市場中，價格是由供需決定的，并非由成本決定。如果還是存在醫療供不應求的情況，醫療的價格仍將上漲。這時有兩種處理辦法。一種是政府強行管制醫療的價格，將會產生醫生的工資偏低和醫院建設資金不足的問題，也不利于資本向醫療的轉移。另一種辦法是聽之任之，完全由市場決定，醫療行業高額的利潤將吸引資本，結果是增加了醫療服務的供給。顯然，主流經濟學家們是主張后一種辦法的，他們把市場奉為神圣。
醫療完全市場調節的結果，是哪怕醫療的費用大幅降低，仍有不少人看不上病，因為，人均收入不高的中國的貧富差距又實在太大。對于低收入階層來說，他們在很緊的預算約束下，只能用不看病來實現其效用最大化。這就是西方經濟學圣經中的資源置的最優，這就是西方的所謂效率！
姑不談這效率標準是否合理，因為它涉及了主觀的價值取向。問題在于，我們能忽視看不起病的這部分人嗎？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不可能忽視這部分人！這不僅僅是因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價值取向使然，更重要的，是客觀上我們不可能忽視這部分人，因為，任何經濟增長，都需要穩定的社會環境，破壞了社會和諧的增長是不可能長久的。
因此，在醫療等行業的體制變革上，必然有一個過程。前不久失敗的醫療改革，就其方案來說，在一定的條件下卻可能是正確的成功的。這個條件就是，當中國的貧富差距縮小，當中國的人均收入提高，當中國人都有支付市場決定的醫療費用的能力時，它就是成功的。可惜，目前我們面對的是人均收入與西方相比還有極大的差距，我們的收入分配惡化到甚至超過了西方發達國家的程度。在這種情況下，要想一蹴而就，結果只能是敗壞中國的改革發展大業。因此，那些盲目地動輒要拿西方的標準來衡量中國的事說這不合理那不合理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實在為害極大。
從吳敬璉的上述說法來看，不過是主流們“治學”的老套路：批判現實，指出目標。如此而已，別無新意。
真正的經濟學家，不單要看到現狀的問題提出改革的必要性，更為重要的是交代清楚變革的充分性即成功的可能性。可惜，我們失望地看到，主流們到今仍在用西方的效率尺度對中國的事說長道短，卻拿不出一條保證在社會和諧的條件下走向成功的路徑。
改革和發展，不能只強調改革。這兩者的作用是互相促進互相制約的。在目前發展水平不夠高的時候，醫療方面的事，不是信息對稱不對稱這個市場概念能解決得了的，醫療方面的制度，必須和發展的水平相聯系。當務之急，不是醫療制度方面的改革，而是如何讓收入分配有較大的改善，讓已經高居0.5以上的基尼系數降下來，之后才能談得上進一步的改革。
請吳敬璉們不要再用“信息不對稱”這種不符合中國水土的洋玩藝來忽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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