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東力：我們這一代人的思想曲折
作者簡介：
祝東力，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副所長、《文藝理論與批評》雜志副主編。著有《精神之旅——新時期以來的美學與知識分子》，譯著《米哈伊爾·巴赫金》。
“我們這一代”大體是指從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出生的人。當然，逝者如斯夫，代際劃分不可能像標尺刻度般精確和劃一。但是，往前區別于1949年前后出生的紅衛兵一代，往后區別于“70后”一代，比較來看，這幾代人的經歷、個性和思想的確是各具特征的。我作為“這一代”人中的一員，把自己以往尚帶著余溫的思想曲折敘述出來，也許有點滴的價值，至于有多大的代表性或普遍性，則只好由大家來判斷了。
在我們這代人的經歷中，有幾個關鍵時期和標志性事件，這就是文化大革命和林彪事件，80年代和八九事件，以及延長的90年代。
1、
這一代人中的年長者的確有文革前的點滴經歷，但對于整代人來說，最重要的早年記憶無疑是文化大革命。這是20世紀漫長的中國革命抵達頂峰，旋即又面臨深淵的時刻。在這個早年記憶中，游行和集會，紅寶書、大字報和兩報一刊，以及連環畫、革命歌曲、戰爭電影、樣板戲和毛主席詩詞等等，連成片，漫漶不清，卻又色彩分明。
我們早年的這個紅色背景在確立的同時，也由于1971年的林彪事件而漸漸退色。以這個事件為轉折點，文革政治理想開始瓦解，20世紀中國革命也因此走向末路——實際上，中國社會從此進入了一個后革命時期：就是說，革命的體制和意識形態還在，但是內在的激情和想象卻退隱和消失了。一個虛無主義的時代來臨，紅衛兵一代中的許多人走上懷疑和探索之路，逐漸右傾，北京等大城市出現了地下文藝沙龍，中國的現代主義詩歌即朦朧詩也開始嶄露頭角。這個時候，我們這一代正處于自我意識和社會意識萌芽、成長的時期。在虛無主義的氛圍中，與紅衛兵一代人的懷疑和探索不同，在我們中間形成的是一種調侃、諷刺和顛覆的人生態度和語言風格。多年后，北京作家王朔風靡一時，由他所代表的那種價值立場和話語方式席卷中國主流社會和主流文化：調侃、諷刺、顛覆，或者說嘻皮笑臉、油腔滑調，從影視、戲劇（小劇場）、網絡論壇、手機短信直到日常人際交往，幾乎無處不在。其根源當可追溯到林彪事件后的那個虛無主義時期，而王朔本人也絕非偶然地屬于50年代末出生的那一代。
毛澤東時代，中國在國際范圍內實際上處于武裝割據的狀態，整個國家面臨美國及其盟國的戰略包圍。中國通過艱苦卓絕的抗美援朝和援越抗美兩場戰爭，終于打破了這一國際戰略包圍。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此前一年，中國恢復了聯合國席位。這個時期，各西方陣營國家紛紛同中國建交。這意味著，國際主流社會被迫承認了新中國的合法性，并接納中國進入主流社會。這個時候，中國已精疲力竭，同時也面臨重大轉折。
此前，準確地說，自1840年以來，中國一直處于“救亡”階段。所以，即使是在1949年以后的建設時期，由于美國及其盟國的戰略包圍，中國仍不得不以重工業和國防工業為重點，整個國家從經濟、政治到意識形態，都處于一種準戰爭體制。但是，由于國際主流社會同中國關系的根本性調整，此后，中國將進入“發展”階段，并將實行與之相匹配的和平體制。實際上，中國結束國際范圍的武裝割據，勢必面臨更為復雜的形勢：這個形勢既不同于以前從朝鮮到越南的比較單純的戰略攻防，也不同于美蘇之間冷戰式的戰略對峙，而是需要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既斗爭又合作，斗而不破，外圓內方。面對這種全新的形勢，中國在經濟、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各方面顯然都缺乏準備。而此時此刻，又恰逢文革陷于困境，毛澤東進入暮年，身心疲憊的中國已無力進行主動的戰略調整了。
這一切都不是當年的我們所能理解的。我們只是憑著直感，感覺到革命的意識形態越來越空洞化泡沫化，高亢的政治話語同單調、刻板、蕭索的現實生活越來越形成反差。就在我們對革命開始調侃和嘲諷的同時，另一方面，由于中美戰略和解，以及中國同國際社會的交往，一個不同于以往的 “西方”形象浮現在我們的視野中，而且這個形象越來越膨脹，越來越美好。在早年的“紅色時期”結束后，我們人生經歷中的一個“藍色時期”開始了。
2、
從1949年到1966年，經過十幾年時間，中國革命已經日益體制化。就思想領域而言，由于中國在國際范圍進行武裝割據，理論同其它產業一樣受到國家權力的高度保護，既沒有機會、也沒有必要同對立的觀念體系進行真正的思想交鋒，并通過這種交鋒使自身的理論能力得到鍛煉和提高，因而日益封閉、教條和僵硬。所以，從思想史的角度看，到1966年，中國社會主義本來就面臨一個自我更新的歷史任務。文化大革命正是一場天命所歸的革命內部的革命運動。但是由于這一運動全面潰敗，導致革命理論及其價值系統在年輕一代的意識中發生動搖，并漸次瓦解。撥亂反正，無非就是回到“十七年”的思想模式，這種在文革前夕就已經難以為繼，因而日益僵化的意識形態，又如何能應對文革之后更為復雜的局面呢？
進入70年代末，在自身理論嚴重單一和信仰危機的情況下，重新返回國際主流社會的中國，迎來了西方思潮的大舉涌入。
1980年我上北京大學，此前的高中生活非常單一，視野也十分狹窄。入學不久，恰逢北大學生競選北京市海淀區人大代表，加上幾乎每晚必有的學術講座，各種觀念、理論、思潮環繞左右，身如浮萍，似乎只能隨波逐流。這些觀念、理論和思潮盡管紛紜復雜，但其總體的價值取向又是相當明確的，即懷疑和反抗現實體制，這是文革造反精神夭折之后在新時期的延續，同時也多少契合了我們正值青春期的躁動心理。
文革造反傳統在新時期扭曲地延續——整個八十年代由啟蒙知識界發動的全部思想和文藝運動都可以放在這個框架內來理解。對峙的一方是現實體制，另一方是激進知識分子和學生群體，這同文革造反運動的結構驚人地相似。唯一的區別在于，文革依托的是毛澤東本人及其晚期思想，而八十年代啟蒙的背后則是西方自由主義理念以及各種若隱若顯的境外政治勢力。也就是說，從左翼的方向對國家體制進行反省、批判和吐故納新的運動失敗以后，取而代之的是右翼方向的持續努力。從激烈抨擊中國傳統文化，到鼓吹多黨制、私有化和意識形態多元化，啟蒙知識界從抽象到具體，從歷史到現實，從課堂書齋逐步走向街頭政治，最后迎來了1989年的廣場風暴。
有好幾個親歷者對我說過，槍響之際，他們所在的路口都有人喊“橡皮子彈！橡皮子彈！”這給我很大刺激。我知道，這絕非孤立的判斷，而是從這十年來形成的整套“意識形態”中得出的一個結論，是從這十年來關于中國與世界、歷史與現實、國家與暴力等基本問題的一系列知識和理論體系中得出的一個結論。而這些知識和理論都是西化派知識精英們在八十年代極力鼓吹和傳播的。
“八九”之后，我騎車緩緩經過昔日熟悉的長安街。全副武裝的軍人沿街把守，每隔一兩米一名，一個個，數下去，望不到邊。驚悸之余，我也意識到，“中國的本質”呈現了，我目擊到了“中國的本質”。我不能不承認，知識精英這十年來對中國的判斷全是錯的，他們的知識和理論全是垃圾。
事后看來，八九運動明顯分為兩個層面。西化派知識精英依托西方意識形態和政治勢力，在經濟改革之后，以政治改革的名義，企圖顛覆現存體制，從右的方向改造全能主義的國家。而普通民眾則激于八十年代以來經濟改革政策所造成的惡果，比如官倒（權力資本化）、惡性通脹和貧富不均，而吁求社會公正和政治廉潔，表達了一種樸素的社會主義傾向，因而在他們的游行隊伍中竟紛紛打出了傳統社會主義的符號，即毛澤東、周恩來甚至華國鋒的畫像。學生群體比較復雜，他們表面上被知識精英的西化理論所蠱惑，而其大多數人的根本立場實際是接近民眾的。但是在當時，八九運動的話語權和解釋權被西化派知識精英所篡據，掩蓋了運動的復雜性，從而影響到對這一事件的定性。
整個八十年代，我們這代人被籠罩在上代人的影子之下。批判中國歷史，否棄中國革命乃至近代以來全部反帝反殖的左翼傳統，質疑國家、民族、集體，向往西方的政治、經濟、科技以及語言、文化和學術思想。不必諱言，八十年代的知識體系、價值觀念和審美趣味在相當程度上是可恥地反人民和殖民地化的。
我這十年的知識興趣點先是美學和人道主義哲學，然后是西方現代哲學特別是存在主義和解構主義哲學，越來越凌空蹈虛；1987年畢業后，從讀《曾國藩傳》開始，輔以中國近代史，漸漸轉向實學。在思想上，基本是一種泛自由主義的觀點立場。坦率地說，九十年代中國自由主義者的那些思路，我在八十年代，特別是八九前后，大體都經歷過。比如對儒家“圣王”理想的批判，我認為將政治與道德合二為一的結果是既無法在制度上制衡、也無法在輿論上批判當政者， “圣王”理想從而構成了東方專制主義的根源；還比如對近代激進主義的清算，我甚至把賬算到譚嗣同頭上，認為他血薦軒轅式的英雄主義壯舉無謂地激化了清末保守與改良、政府與民間的矛盾，從而使后來20世紀的暴力革命不可避免；再比如關于私有化，按照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原理，我設想通過大規模私有化形成若干大的財團，由它們分別推出自己政治上的代言人，以此形成多黨制的局面，從而推進民主憲政。
3、
八九之后，柏林墻倒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紛紛易幟變色。我先是欣喜，繼之悵然，終而惶惑。世界經濟一體化，全球資本主義，這種單極世界真的就是我們的目標嗎？在國內，八十年代的啟蒙主義全面潰敗，繼文革后期革命理想衰退之后，啟蒙理想再度滑坡。在理想真空的情況下，恰逢我們這一代人進入或接近而立之年，漸漸以獨立的社會身份發出聲音。這代人早年根深蒂固的那種調侃、諷刺、解構的人生態度和語言風格開始登堂入室，乘虛而入地躋身于主流社會并且盛行。北京作家王朔是文學創作界的代表，這種人生態度和語言風格與伴隨市場經濟而興起的消費主義文化相結合，在理論領域則表現為所謂“后現代主義”。
但是，與此同時，八九之后還萌現了另一種趨向。在八九之后的一兩年里，何新作為知識界的一個異數，對中國的社會政治和思想發揮了異乎尋常的影響力。簡單地說，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時代，何新以國家主義為訴求，刷新了文革結束以來中國知識界的視野。他是九十年代中國民間的民族主義思潮的早期倡導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九十年代中國政府的國家主義意識形態的民間設計者。八九之后，精英知識界對何新支持政府的立場言行一片謾罵，但幾乎無人從學理上認真思考或反駁何新的立論。我開始也未免俗，但漸漸卻發現，何新確鑿無疑地占有某些事實和邏輯。通過何新的一系列文章和訪談錄，我逐漸對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有了同情的理解。可以說，何新是中國思想界從八十年代過渡到九十年代的重要樞紐。
1992年春，鄧*小*平通過南巡談話的方式強力推進中國改革。從此，中國九十年代的社會特征才真正開始呈現出來，即市場經濟和威權政治之下的高速增長、貧富分化、吏治腐敗以及消費文化的興起。在許多方面，國家與市場、權力與資本結成聯盟，廣大社會階層默默承擔著經濟轉型的沉重代價。在國內環境迅速變貌的同時，國際上，由于冷戰結束，國際戰略形勢發生逆轉，中國重新成為美國圍堵打壓的對象。由于國際國內環境的巨變，我們早年關于紅色中國的記憶在經過八十年代的長期壓抑之后，開始蘇醒，成為一種批判的資源。我們驚異地發現，原來曾經被看作教條的概念和命題許多都表達著真理，原來曾經被嘲諷譏笑的人物和故事許多都充滿了魅力。我們甚至觸目驚心地發現，實際上，我們今天面臨的種種困境，許多都只是應驗了毛主席當年的政治預言。
從歷史上看，中國的左翼傳統可以追溯到五四運動時期。五四以后，經過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戰爭……，左翼傳統逐步占據支配地位，并在1949年以后體制化。文化大革命是中國左翼傳統的一場自我更新運動，這場運動失敗后，左翼傳統嚴重衰落，并在八十年代迅速邊緣化，在知識界失去魅力，取而代之的是自七十年代在中國萌芽、復蘇的自由主義傳統。如上所述，在整個八十年代，我們這代人在自由主義傳統的影響下求學和思索，形成了比較右傾的立場觀點。但是，九十年代初期，激于國際國內的重大事變，許多人的思想迅速左轉。在此期間，有一件事給我極大的觸動。
1994年夏，臺灣作家和思想家陳映真先生來北京，在中國社會主義文藝學會安排的一次座談會上，我聆聽了他的長篇演講。演講的主題大致是臺灣與中國統一問題，具體內容已經模糊，但其鮮明的左翼立場、開闊的國際視野和高超的政治經濟學方法，以及將社會經濟、國際政治和意識形態表象從深層聯結起來予以分析所表現出來的敏銳、淵博和深邃，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借用梁啟超回憶龔自珍對晚清思想解放之作用的一句話說就是：“初讀《定庵文集》，若受電然。”我恍然間意識到，知識分子擁有兩種彼此嬗替的傳統，即左翼傳統和自由主義傳統。在中國，在長期衰落、停滯和僵化之后，左翼傳統經過轉型，完全可能鐵樹開花，出現一次偉大的復興。在稍后寫作的一部書稿《美學與知識分子》當中，我初步敘述了這些想法。之后，又比較廣泛地涉獵了中外歷史、經濟學、國際政治等學科，并將各學科的知識做了初步整合，嘗試從新的左翼立場出發對歷史和現實進行梳理，并于1999年草寫了一部書稿《反傳統主義與現代化——以中國革命為中心》。
如果說，傳統左翼理論一方面由于難以解釋中國革命和建設中出現的一系列挫折和問題（特別是文革），另一方面由于難以容納西方和新興工業化國家在戰后取得發展的事實，而脫離實際，走向衰落；如果說，代之而起的自由主義思想從反思文革出發，倡導回歸英美主流文明，卻一方面難以面對自由競爭引發的兩極分化，另一方面難以認識西方依托世界體系汲取欠發達國家資源和財富的事實，而同樣脫離實際；那么，在新的時代，面對新的經驗，就理應在反省傳統左翼的同時，揚棄自由主義傳統，實現否定之否定，構建包容性更強的理論。
九十年代后期是中國思想界發生質變的時代。1996年，八十年代以來的知識分子主流刊物《讀書》編輯部換屆，在汪暉、黃平主持下悄然左轉，對知識界散播其影響。一個以“新左派”命名的知識群體漸漸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正如歷史上的印象派、存在主義等名稱一樣，“新左派”似乎也是由其反對派命名的。但它的確相當準確地標識了中國思想界在九十年代的動向，因而被學界和媒體廣泛使用。有趣的是，從人數比例上看，和上一代人即原紅衛兵一代相比，這個被稱為“新左派”的群體大多屬于“我們這一代”，即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出生的人。
此時，中國左翼傳統的復興已近乎事實。2000年夏，由黃紀蘇編劇、張廣天等導演的話劇《切·格瓦拉》在北京演出。該劇以其鮮明的左翼立場、犀利的語言風格和優美抒情的音樂在現場產生了山呼海嘯般的反響，并在中國知識界引發了一場地震。當然，中國社會仍舊沿著九十年代的軌道繼續前行，直到新世紀初葉，所以我稱之為“延長的九十年代”。中共十六大之后，民間稱作“胡溫新政”，陸續出現了一些轉機，但更大的變革仍在人們的期待中。
（2005-4-10 23:03:14 來源：三農中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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