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國華：中國大學的“沼澤化”

姚國華：中國大學的“沼澤化”

　　●西方大學越老越有分量，中國大學的輝煌卻只是曇花一現，然后陷入沼澤，一代不如一代

　　今天，當人們反省中國為什么沒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學時，總是強調中國大學都還年輕，正在發展之中，還需要時間。

　　這里預設的進步、進化、發展趨向的時間（歷史）觀念，常常被人用來解釋無奈現實為“落后”，其實這是一種外來的、抽象的、虛幻的現代教條。人們忘記了在中國背景下，時間（歷史）還可能包含循環、倒退、反動的趨向。

　　第一，中國傳統的太學、書院雖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但它們只是依附于各歷史階段里的現實需要，本身沒有形成具有普遍超越性的文化結構，沒有形成分門別類的知識共同體。因此，沒有給一百年來的現代大學留下可承啟的傳統。

　　中國文化里，人與世界構成渾然一體的生態體系，對象直接滲透在生命的直覺里，因此沒有永恒的彼岸。現實的生活本身就賦予了生命的全部意義，而道、理、學問、知識等都在對生活的體悟中。這就使宗教、學術、知識傳統失去獨立存在，并且居高臨下的理由，只融入現實生活中。佛教試圖營造一個超越的精神世界，但最終還是被禪宗拉回到生命直覺里。

　　西方文化里，人的主觀性與對象客觀性是相互外在而且對立的。對象作為異己的、彼岸的存在，永遠是有限的主體想要達到卻又不能徹底窮盡的目標。因此主體與客體的對立不斷地給人以挑戰，形成了巨大的張力。這種外在的對立需要超越時，人們便轉向內心，形成彼岸的、形而上的目標，這就是對上帝的虔誠信仰，或者對絕對理念、真理、至善永恒的理性追求。

　　這就使得脫離生活具象的精神世界、理想世界、象牙塔、烏托邦、教堂、圣地、大學、實驗室，具有比現實存在更加真實，更加神圣，更加純粹的意義。信仰和理性對現實生活具有絕對支配作用，這成為法律、科技主導的現代文明的前提。

　　第二，縱觀中國幾千年文明史，每一個王朝，每個家族的興旺都只是一時的，無法積淀為持續的文化傳統。

　　如果滿清政府有胸懷實現自我變革，又何必要以后的革命呢？如果辛亥革命能夠徹底，又何必要以后的新文化運動呢？如果新文化運動沒有被政治運動中斷，能夠形成一以貫之的傳統，又何必有以后無窮無盡的政治意識形態斗爭呢？

　　橫看新中國幾十年來建立起來的國有企業、事業單位，大多數都垮掉了，剩下的也陷入無休止的利益爭斗之中。

　　由于沒有健全的市場經濟、民主政治環境，沒有自由成長的文化與教育。在社會相對穩定時，人們目光短淺，急功近利，不思進取，不能進入深層的反省和建設；當社會發生危機時，人們又過于偏激，過于簡單，缺乏冷靜的理性思維。

　　深層的根源在于，這些集團的文化凝聚力乃是中國特色的功利主義，沒有超越的文化價值引導人們追求更高的境界。

　　以這種功利主義原則建立的中國高校，自然也沒有生命力。只是因為沒有直接的效益尺度來衡量，才得以茍延殘喘。上千所高校，數萬大學教授、上千名院士，半個世紀里沒有一個得諾貝爾獎，搞不出世界領先的成就，還不算破產嗎？

　　第三，北大、黃埔、抗大、西南聯大等之所以成為現代中國轉折的大學或準大學，是因為它們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國家四分五裂，內外交困，民不聊生——形成了多元文化的共處、協作與整合，因而在一批熱血青年身上激發出巨大的創造力。

　　多元文化的共處合作需要健全的人格、自由的交流、良性的氛圍。但是，現實卻不能長期維系這種狀態，一旦外部境況出現好轉，開始有利可爭時，利益集團就會自我膨脹、急功近利、不可一世，繁榮很快被毒化，瓦解，隨后就成為曇花一現的歷史。

　　在這個意義上，有理由質疑我虛構了北大、黃埔、抗大、西南聯大的象征意義，并把它們的作用拔高了。

　　——北大的意義，首先是實現了來自不同學術背景、不同思想信仰的多元文化大融合，其次是把社會變革的焦點放在文化改造上。知識分子熱衷于文化研究，政治本位傳統有所抑制，學生們努力用新文化升華自己的理想，升官發財觀念有所收斂。

　　但是，政治本位的社會思維和經世致用的個人抱負，在人們的集體無意識里依然存在并起支配作用。新文化運動中的偏激情緒，就是人們急于作價值選擇，而不是耐心作學理反思。而選擇一旦作出，立即形成了不同的政治信念、政治立場、政治集團、政治實踐，文化研究也就凝固為政治意識形態。這就是不久后文化熱情轉向五四政治運動的內在根緣。

　　——黃埔軍校一開始雖然實現了國共合作，并且用當時先進的意識形態理論，激發學員民族主義的理想與抱負。但是它本身的政治軍事目標注定了它的文化極限，而且無法擺脫濃厚的會黨色彩，個人沒有獨立思維，只能絕對忠于上級。雖然在各地方軍閥面前，國民革命軍有更多的意識形態優越性，但從根本上說它本身也只是一個最大軍閥，只是蔣介石手中的政治工具。

　　——延安學習運動雖然實現了革命家、老紅軍、知識分子、農民子弟等不同背景的人的文化融合。但革命理想背后自然也是以政治為核心，而政治落實為權力分配與權力爭奪，理想主義就會被架空，這襯托出這場偉大的革命運動的局限。

　　十多年以來，自由主義思潮興起，對當年奔赴延安的知識分子的歷史遭遇，尤其是“搶救運動”中出現的極左傾向，進行發人深省的分析，王實味、丁玲事件陸續浮出水面。不久前《我有這樣一個母親》一文在知識界引起轟動，作者李南央寫自己的親生母親如何由一個激情澎湃、才華橫溢的知識女性，在政治斗爭的漩渦里漸漸扭曲為一個嚴重病態的人。

　　——關于西南聯大及其它戰時大學，我們看到的大多是正面的回顧，這主要是國難當頭的悲壯民族意識，無論給當事人還是回憶者都是正面的支撐。過去，黨史教科書還講知識分子反對國民黨獨裁，現在這個敵人不再重要，話題也淡化了。

　　只有剖析中國知識分子的深層性格，才會發現事情的另一面：知識分子堆里固有的各種病態只是被暫時地掩蓋了，甚至只是在后來的回憶里有意無意地遺忘了。其實，錢鐘書《圍城》的“三閭大學”里，關于戰時知識分子的各種復雜的人和事，幾乎沒有正面因素，曾有人批評這是作者的歪曲。然而，在今天有如此驚人相似的影子，我們相信那不都是文學虛構。

　　第四，新中國建立之后，以抗大為代表的共產黨人與以西南聯大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如果長期并肩攜手，本可能為中國社會變化帶來更大的輝煌。實際上，中國民族獨立和革命勝利對于知識分子曾經形成巨大的感召力，他們甚至完全拋棄個人的自由和獨立，心甘情愿地融入革命建設的洪流之中，甚至誠懇地——并不像許多人回憶的那樣被迫——接受內心深處的思想改造。

　　但是，由于文化成為政治的工具，政黨權力一元化、利益集團化，意識形態教條化、非理性化，漸漸形成了一浪高過一浪的極左思潮。獨立的知識傳統在1957年就可悲地中斷了，這是以后20年間整個民族一系列悲劇的開始。

　　大學與知識分子淪為工具，失去獨立的文化靈魂，其悲劇沒有隨著政治運動中止而結束，又在市場大潮中延續。

　　近年來，國家加大教育、科技的投入，體制內的大批“知識分子”社會地位大幅提升，甚至以其職業的穩定，收入的增長變得令人羨慕起來。但是，真正的學術文化和大學精神未能恢復，急功近利的風氣反而助長了，學術腐敗愈演愈烈。

　　地方化、世俗化、宗法化、人情化、關系網、近親繁殖，是中國大學文化生態最嚴重的病變。我稱之為“沼澤化”。

　　沼澤化是一種自然生態現象：一潭死水，有機質不斷沉積在水底，形成富營養區，各種低級生物在有限的空間里瘋長，并使魚類和其它高級動植物窒息而死。這沼澤里的腐植質浮起來，就形成草地，人和動物行走其上，會陷入并葬身其中。

　　這個過程與中國歷史上宗法組織的演變，人情關系網的運作，與現代中國大學的命運，有相似的原理。中國現代大學剛過百年歷史，已普遍老化、僵化、腐敗，陷入劣勝優敗、“劣幣驅逐良幣”體制泥潭里。

　　老牌大學近親繁殖，關系網錯綜復雜，程度甚至超過年輕高校。很少外來人被選作校領導，更不用說當校長；學生大多來自本地，研究生、博士生、教師也大多本校畢業，本校提職稱；從小不離父母，而且已經走不出去的家屬子弟充斥各個部門。

　　領導、導師把自己的學生當親信，千方百計把他們留在身邊或者附近，相互照應，在低水平的封閉小圈子里；同一學校的畢業生拉幫結派，排斥異己，妒賢嫉能，武大郎開店，人際關系功利化，人才壓抑，新人難以脫穎而出……。

　　●大學的畸形——工具化、手段化、官僚化，行政支配學術，權威壓倒理性，循規蹈矩辦學

　　大學本是現代社會的火車頭，在中國卻只是車尾的服務廂。

　　50年代的院校調整，以蘇聯模式改造大學，讓它培訓職業技能，以意識形態內容教導年輕人，給各行業輸送工具型專業人才（又紅又專）。高校數量、規模得到大幅度發展，但體制和文化卻在僵化，在整個社會發展體系中被降到工具地位。

　　意識形態成為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核心，大學與自由知識分子的文化使命逐步統一到政治思想工作里。盡管這種信仰曾維持它的廉潔，現在卻為官僚化、宗派化的利益關系所腐蝕，學術發展的需要讓位于封閉式關系網的利益分配。

　　在文革的政治狂熱中，大學的科學文化功能完全失效，連專業人才的培養也被取消，以極左意識形態來代替現代文化，以群眾運動代替大學運動，甚至將偏遠鄉村烏托邦化為知識青年接受再教育的大學，造成了深重的災難。

　　文革結束后，大學恢復招生，并在最初的思想解放運動中扮演了活躍角色。它自上而下對于社會的文化輻射功能蘇醒過來。高校規模擴大，從單純知識傳授轉向教學與科研并重，部分專業學院轉向綜合化，學術氛圍，學科滲透，綜合素養受到關注。但由于缺乏自由而獨立的文化，所謂科研要么在既定概念體系里游戲，要么限于運用知識和技術為具體的經濟需要服務。

　　高校的工具性地位沒有改變，只是由服務于政治變成服務于市場。而且意識形態的弦也一直繃緊著，成為保守和激進、自由化與反自由化兩種傾向撞擊的是非地帶，幾乎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改革。人文教育、心靈教育被實在太老的意識形態老婆婆管著，沒有新文化建設的一線生機。文化中心的理性、寬容、多元、創造性特征未能體現出來。大學的畸形發展表現在：

　　一、沒有超越世俗生活的地位，不是全社會的文化中心，只是服務于具體的政治或經濟的現實需要的機構。總是搖擺在兩極之間，或者極左思維橫行，或者實用主義迷漫，與意識形態僵化、人文思想枯萎、民族精神空白相聯系。

　　二、無論是思想教育還是專業教育，都是按現成教科書及教學程序進行灌輸，不培養獨立思考和創造能力。造成學生視野狹隘、目光短淺、思維古板、悟性遲鈍、情感蒼白、綜合素養低下，要么是馴服的工具（螺絲釘），要么是投機鉆營者。

　　三、高層次的研究與創造由缺乏活力的專門化、職業化機構去做。大學只是單一的教育機構，喪失文化創新廣泛基礎。

　　文教領域及大學里官僚化同樣嚴重。大學也成了衙門，缺乏真正的學者、教育家。“校級干部一走廊，處級干部一禮堂，科級干部一操場”，連個大掃除也要當官的點頭。官僚們主持著經費切割、出國名額的分配，沉迷于迎來送往、住房分配、福利待遇與獎金發放，根本沒有心思去考慮辦學方向，學科建設，機遇競爭。他們小心地經營著自己的權力，把私人的算計悄悄塞進體制里。盡管人力物力資源相對于學校的整體發展嚴重不足，但集中消耗在官僚階層的利益分配中卻有聲有色。

　　這代高校官僚的許多人是從政工和行政兩條線上提升的，在文革的政治風雨中長大，經歷了由意識形態狂熱，到信仰失落，再到投機鉆營的全過程，在政治與經濟夾縫中的意識形態領域里，練就了一套政治表演伎倆和一身官僚主義的輕功。

　　有的人有著令人尊敬的知識分子面紗，實際上是不學無術、專事投機鉆營的政客，既無忠誠的信仰與理想，也放棄了嚴謹的學問與思想，知識分子斯文掃地。雖成不了暴發戶，但有相當高的社會地位，無論社會競爭多么激烈，仍旱澇保收。

　　他們壓倒一切的使命是維持穩定，有這一柄尚方寶劍，只要表面文章多作些，并保證他頭上不出亂子，官就能當得穩。反正辦學沒有硬性的效益指標。這不僅阻礙著任何實質性的改革，而且吞食著任何有生機的文化生命。

　　上梁不正下梁歪，學校員工心思不在學生需要、項目進展上，上下班開口就是錢、權、利，生活里更只有吃穿行住用玩。文化學術活動沒時間搞，但餐館、娛樂場所卻高朋滿座。最繞舌的人，最閑著沒事的人，最厚顏無恥的人，卻往往是最得實惠的人。

　　中國特色的官本位造成人身依附，造成知識分子喪失獨立的思想和判斷，失去頭腦，失去靈魂。傳統宗法制度和盤根錯節的人際關系網的劣根滋長，侵入并支配意識形態，腐蝕了近代以來形成的中國大學精神，也瓦解了現代民族精神。

　　這些年里，本來應當沖在時代最前列的集團軍“靠邊站”，甚至被“看不見的手”拎著耳朵走。中國大學在市場化大潮中倍受沖擊的窘況，遠非人才“外流”與“南飛”等外部表象所能形容，大學精神的失落才是真正致命的。

　　由于體制壓抑，人際關系緊張，人們不得不另找出路。到了新單位，要花大量時間和精力與人相處，熟悉復雜的人情世故。除非已有某種籌碼，被確認為高級人才，新來者總是處身于最底層，面對各色人等的關懷、同情、憐憫與輕蔑，堅守自己是艱難的。學術文化界的不正之風即緣于此，不僅導致了人的壓抑、封閉和不得已的流失，而且形成了大學權力的封閉交接。

　　在轟轟烈烈的社會改革和競爭中，企業職工普遍面臨下崗情形。在高校里，那些不敢出去，或者在外面被淘汰的家屬子弟龜縮里面，當避難所。他們造成人浮于事，機構臃腫，管理紊亂。一些人占據學校資源，掠奪教師的福利待遇。

　　多數行政和后勤人員沒有世俗生活之外的任何追求，由于他們在公開場合下的人格地位較低，所以許多人需要以無形的方式尋找補償，能撈什么就撈什么。他們對教學的干涉卻無孔不入，常常為了體現和驗證自己的面子，不惜讓教授和大學生們的腿都跑斷。師生本是學校的主人，卻得罪不起普通的行政人員。學生更是背氣，見誰都得畢恭畢敬，無一得罪得起。

　　從食堂的師傅到看門的大爺，通常都是權勢人物的“關系戶”，這造成了校園惡劣的人事關系。后勤部門正式職工多是家屬子弟，許多人根本不干活，指手畫腳，在家拿工資，房子占幾套。真正干活的是從外面招聘的待遇極低的臨時工、合同工。

　　正如國有企業的所有權、經營權及老板問題是改革的關鍵一樣，大學的辦學主體問題也是改革的關鍵。隨著意識形態淡化而徹底官僚化的官員，造成了政治的腐敗、國有經濟的困境，同樣也使國家的文化、教育、科學事業陷入困境之中，嚴重弱化著中國未來精英的基本素養。雖然文教事業的問題不如政治和經濟的問題那樣扎眼，但對于民族的危害遠遠超過后者。

　　企業搞不好，開始不著急，反正是國家的；但企業要垮了，總會有人急起來。大學辦不好，不像企業那樣可以從經濟效益中反映出來，不直接涉及到個人的利益關系，不妨礙官僚們經營自己的權力體系，可能永遠沒有人著急。

　　學術文化為經濟市場、政治宣傳的當下需要服務，就沒有思想和學術的自由探討。由于80年代自由化反自由化的惡性循環及周期性學潮，為了穩定的考慮，大學的體制改革受到扼制，脫離社會發展的整體進程、遠離改革浪潮的沖擊。

　　大學也因此更容易成為逆反情緒的聚集中心，而發泄情緒，同樣是出于特定政治情結，當然也沒有獨立的創造，沒有思想的生命力。靜態看來，教育官僚體系維護著大學穩定。但動態來看，它又是制造、挑逗、激發、放大不穩定因素的根源。

大學的病態——技能化、市場化、功利化，實用主導選擇，效益統攬一切，盲目跟從潮流

　　若問教育要不要為市場經濟建設服務，多數中國人會毫不猶豫地回答：這當然是天經地義、不言而喻的！

　　然而，在典型的德國現代大學里，誰談論實用價值、職業前途，是會招人蔑視的。大學四年，本是一生中難得的自由浪漫的時光。全身心沐浴在文化的海洋里，感受精神的熏陶，登高望遠般地提升生命的沖動，高屋建瓴地建構內心的世界。

　　多數人心中的“現代化”，實質就是西方化，就是模仿別人。所以，大學要求學生掌握知識，學好本領，成為“有用”的高級專門人才，為國家建設服務。這樣以現實需要作為“人才”標準，其代價是扼殺學生的主體人格及其自由發展。

　　市場經濟給人的緊迫感、焦慮感像沙漠烈日一樣灼人。畢業工作的壓力，消費觀念的誘惑把人的思路、情緒、選擇引進死胡同。大學生過早失去應有的純樸、爛漫、激情與執著，更沒有知識分子應有的品質，或麻木不仁，或玩世不恭，或浮躁輕狂。關于人生、社會的基本素養幾乎空白，文史哲完全不懂，便鉆研市儈的交際學、公關學、謀略學、厚黑學，基本的科學理論、系統知識、思維能力都不具備，便專注于某些專業技能（南方一些大學生除計算機和外語外的所有課程都只應付）。

　　高分低能是中國大學生普遍存在的問題。人們只看到有形的技能，卻忽視技能背后更根本的文化底蘊和思維素養，以為寫幾篇文章便可以練好文筆，搞幾場辯論便能舌戰群儒，在某團體里混個一官半職便有了交際能力、管理能力。

　　大學文化長期沉寂無聲，一周、一月甚至一年沒有一次真正的文化活動，更沒有深入人心的文化熱點。只有偶爾由官方安排的趨時、趕潮、就勢、應景的文化活動——熱熱鬧鬧的卡拉OK賽，冠冕堂皇的辯論賽，還有徒具形式的社團組織。

　　這些年，學生一組織活動都是辯論賽。由于頭腦空空，思路展不開，這種論辯僅僅是一種智力與語言游戲。

　　一個辯題的正反兩面本是不能分割的，辯論的雙方卻要按抽簽分配的立場各持一端。義正詞嚴的表述與思想完全分離。全套造作的手勢、模式化的神態、慷慨激昂的語氣，都被收進小品，用以笑人。這是對人類思想本身的嘲諷，對小聰明的縱容。照準備好的稿子背，臨時得來的思想，不能靈活運用，中氣不足；自由辯論便只有干巴巴的論點，加胡攪蠻纏。

　　所謂學生社團，是各級學生官僚之外的準官僚組織。組織者通過一套形式主義的手續，吸引好奇的學生，交錢、照片辦個證書，然后把正副會長、正副部長、正副主任、助理、秘書、干事之類的頭銜分配個遍，湊合兩次沒有內容的活動就完事了。

　　中國大學通常是狠命灌給學生既定知識，不靈時，便網開一面，鼓勵大學生創業。比爾·蓋茨，這位大學沒畢業的全球最大富翁，一時成為深受僵化教育體制之害的大學生的偶像。其中國研究院院長還用長老式的語氣《寄語中國大學生》。

　　大學迎合著重物質輕精神，重經濟輕文化，重科技輕人文，重操作輕思想的傾向，喪失對社會的超前性、批判性、創造性。一些聽起來與經濟熱點、權力資源直接相關的專業，便門庭若市，學生家長寧愿放棄名牌學校，更不惜出高價擠進去。

　　可是，這些時髦專業的課程設計者、教科書編撰者大多是以空對空，現炒現賣，既缺乏理論思維，也不具有實用價值。任課教師里，大多是投機于熱門專業，沒有扎實的理論修養，一味追逐現實熱點，心態浮躁，盲目務實，多是掛羊頭賣狗肉。

　　不少熱門專業的學生進校成績相對較高，從文章看得出，本來智力水平較高，基礎不錯，應付知識性的學習綽綽有余。但由于沒有超越功利之上的心理動力，引導他們進入學習和探討的深層次，心態普遍依從社會時尚而定型，早熟、老練、自恃甚高、玩世不恭，學習熱情淡薄，見解浮于表面，只是以外在的世俗目標規劃自己，甘愿做學習機器。浮躁四年，到頭來不過得到一些浮淺的實用知識和技能，思維方式、知識結構基本上停滯在中學水平，綜合修養、心理品質往往較差。

　　畢業后，當薄薄的鍍金層剝落，便成為徹底的庸才，事業后勁全無。沒有內在的信念和理想，成為爭權奪利的小爬蟲。只能承擔簡單的工作，隨波逐流，卻沒有根基，沒有底蘊，沒有后勁。他們能應付社會轉型的混亂，但不能對社會發展有所創造。

　　與之相反，冷門基礎專業的學生的選擇大多是非情愿的。相當一部分人沒有興趣投入這些被認為沒有前途的專業里，但有些人鉆進去了，改變了自己的日常思維，形成了內心的文化積淀。在他們走出學校時，在自己的專業里很難找到理想的工作，不得不選擇與專業不對口的工作，起初他們比那些對口專業的畢業生要笨拙得多。然后，由于有過扎實的理論思維訓練，一兩年之后適應過來，逐步顯示這種學科基礎作用和綜合優勢，不久便會超過那些技術性專業學生。

　　文科里最典型的是中文系和新聞系。前者是少有人想進的老系，畢業找工作成問題；后者則是擠破門坎的熱系，畢業與堪稱“無冕之王”的新聞單位對口。通常，他們的畢業生同在新聞部門工作，中文系的學生一開始較難以適應，但不久就能發揮出基礎優勢，后勁足。而新聞系的學生一開始能熟練應付一般工作，時間久了卻還是那些程式化的技能，很難有實質的長進。

　　在一些底蘊深厚的名牌大學里，有學生終于發現真正學問在哪里，便反潮流走，從熱門專業轉到文史哲等基礎專業。

　　●大學的酸腐——生活化、市儈化、庸俗化，物質消費泛濫，文化精神空白，無以教化社會

　　大學體現一個民族的最高文化。它是服務于民族的戰略利益的高級文化機構。它的文化使命是它最大的驕傲。

　　大學生活與市井生活之間的距離，不是由習俗或道德維持，而是由學者和大學生內心的追求支撐。獨立的知識探索、相互的學術切磋、獨到的思想發現、大膽的創作革新、自由的個性創作是人們成功與快樂的源泉，是榮譽和價值的最高體現。

　　1996年，一位中東富翁要向牛津捐贈1400萬美元。對這所經費不足的大學來說無疑是讓人興奮的，但學校管理委員會以259票對214票作出了不接受這筆捐款的決定。原來接受捐款和接受管理委員們的治學觀念相沖突。牛津一向主張治學為本，甚至為此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不開設商業管理學課程，認為這是謀利的學問，不應該讓學生們去學。到手的錢不要，真是書生的清高與迂腐。但正是這種精神，牛津為國家培養出29名首相，劍橋為世界培養出63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摘自網友：雨來】

　　我在南方一公司講“大學與現代化”。一女職員談起自己在大學的經歷，一大款給學校捐了一筆錢，副省長率校領導一字排開，畢恭畢敬向他道謝。大款帶著情婦入住學校著名歷史建筑，飯桌上當著服侍他的一群學生，談他令人作嘔的人生哲學。

　　大學教授本來擁有崇高的社會地位，物質生活高于社會平均水平，并沒有后顧之憂。他們不需要以產業利潤來體現自己的價值，超越具體的、當下的、狹隘的物質利益，他們的興趣、熱情、愛好、志向在一般公眾不可企及的創造性事業上，專心致力于學術研究和思想創作過程，并且以這種高層次追求為快樂和自豪，而不是混跡于市儈生活之中尋找低層次的趣味。

　　大學固然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象牙塔。一部分教授下海，去辦公司，搞產業開發，直接走向社會未嘗不可，但它不能成為主流。生活化、市儈化及腐敗現象在一個失去理想的消費社會中難以避免，但作為大學的主流則是嚴重病態。

　　今天大學成了一個普通的生活圈子，容納著大批平庸的市儈或包裝的市儈，名義上從事高尚文化、教育、科學事業并讓社會仰目以視，實際上卻不惜一切手段撈錢、發財。大學沒有自己的目標，沒有真正的高級文化，其真正使命被漠視，甚至被瓦解，與世俗生活的差距日漸縮小。徘徊在功利主義層面的學術研究當然毫無價值，不如干脆搞點實用開發，賺點小錢。

　　在西安，一位外表令人尊敬的學者全家出動，打著“理想信念”的幌子開學術會議，煞有介事地討論什么“人生觀”、“價值觀”。人們從外地趕來也是公費旅游，沒人內心里當真，只是表演。他慢慢就原形畢露了，向與會者收取遠高于市場價格的各種費用，高額發票漲到許多單位實在報不了的程度。為了要錢，頻頻撒謊、改口，最后到了那張老臉都撕破的地步。

　　可以理解，一生的“學術”都是空話、假話，如今就剩下這張老臉，再不撈點實在的東西，死了不值啊！

　　現代生活普遍是實用主義的，一件事必須管用，必須有利于什么。然而這一情理之中的實用主義、唯物主義卻沒有絕對性。一個對象的價值是多樣的，或者潛在的，無此用可能有彼用，今日無用明日有用。人們衡量一個對象有沒有用，只能是在當下有限的范圍內。因此，短視、近視是現代社會的最大通病。何況在人自己的內在的需要上，更不能以外在的尺度來衡量。

　　西方現代社會的物質表象的背后，是深刻而悠久的歷史文化積淀。中國人的智慧不在不著邊際的理論爭執上，而在人際間現實利益的關系里，物質生活只能維系直接的農耕生產，無法提升，無從超越，社會生產趨于停滯，發展與動亂交替。

　　過多接受現實，心中的世界過早凝固，不再有生命活力，更沒有質疑與想象。有的人假老練，背棄基本的誠實。西方人覺得中國人心計太多，城府太深，狡猾太過。這不是智慧，只是小聰明。將人的智力消耗在這里，是整個民族的悲哀！

　　這種圓熟的世俗智慧正使這個文明最后失去活力。多數中國人，包括大學畢業的人根本不讀書。中國人均圖書消費極低，偌大中國找不到幾部稍有品位的暢銷書，沒有幾部好影視作品，色情業、毒品泛濫的速度比誰都快……。

　　西方偉大的作家多與大學相聯系，因為大學是文化象牙塔。中國大學里出的大作家很少，因為市井生活才是真實的。

　　許多現代經濟運行方式如股份制，一到中國就變味。因為缺乏超越的理性思維，公共道德、法律秩序、市場規則很難確立。這并不是知識和智力問題，而是價值與選擇問題，有再高學歷同樣卷入這些非理性的活動中。腐敗的官員，化公為私的實業家，各種物欲狂潮中的興風作浪者，以及沒本事而躲在事業單位內耗著的知識分子，大都是高校培養出來的。

　　政治課早已失去了它本來的意義，教師大多是些遺老遺少，沒有別的職業，能走的都走了，待遇、地位高不了，落后于時代腳步，得跟在形勢后面走，沒有穩定的文化信念，也就談不上學術可言。除非本人額外講點有趣的知識，或者別的思想。

　　教師自己不信，當然更不能讓學生信。幾乎沒有學生當真了。當真也不在它本身的思想內容上，而在它作為一門必修課程的工具性知識上。偶爾能得到學生的回應，欣喜一番，后來卻發現學生只是一時心血來潮，或者原本就是逗老師開心的。

　　高高在上的官僚們要求政治教育理論聯系實際，其實他們根本沒有想過或根本不懂，教條化的理論是無法聯系實際的，牽強附會的聯系，騙得了暫時，也經不起將來現實的敲打。學生們一走出校門，更不要說走出國門，馬上就會發生精神蛻變。

　　這種反應對大多數人來說，意味著把過去所受的教育視為對孩子的蒙騙——他成熟了，再不信這一套了——從此永遠告別了理想主義，告別理性的、精神的追求，成為市儈的、空心的人。實際上，這個瓦解的過程在學校里就在進行。

　　一些在政治課或者正式場合上表現好的學生，可能正是最早完成“社會化”而走向早熟、世故、虛偽的人。湖北有一位市長腐敗成為全國新聞，每月換一個情人，總數達100多人。此人系某著名大學歷史系畢業生，在學生會任職過。有學生會里干過的人感嘆說，這不算什么新聞，學生會的人就是以投機立足，這種人出去不腐敗，那才是新聞呢！

　　80年代初，77、78、79級一直往下的每屆學生，都有不同的經歷和教育背景，人們常常能夠說出各個年級的明顯特征。那以后的學生一直保持著按年級劃分代溝的邏輯。高年級學生常常說下一代自私、散漫、開放，低年級則以個性、自由、時尚自居。

　　這種趨勢客觀上是有的，只是被放大了。其中，更主要的原因是正統人生理念一步步喪失影響力，學生普遍處于浮躁和趕潮的狀態，高年級學生只是隨著年齡的增長消極地回歸于現實，回歸于無奈后的穩重和成熟。

●大學的沼澤——近親化、人情化、宗派化，師門陋習猖獗，劣勝優敗成風，公平競爭窒息

　　近年來，留校讀研的越來越多，典型的中國陳規陋習愈演愈烈。各單位在保送和錄取過程中演義出各種荒誕、卑鄙的故事。

　　近親繁殖發生在自然界，也是要讓一個物種斷子絕孫的。在人類社會，這更是文明的毒瘤，文化的癌癥。大學近親繁殖，將喪失一線生機，一代不如一代。而那些落進這個美麗陷阱里的“幸運兒”，幾乎無一例外地斷送掉原本多彩的青春。

　　中國古典學術盡管有過百家爭鳴的繁榮，但各個學派一旦形成，就無法自我超越。在典型的農業社會里，各個學派采取封閉的師徒單傳，因而差異意味著難以逾越的鴻溝。在作為傳統大學的書院內，只有師徒間“學與問”的關系，幾乎沒有同行間平等的對話。歷史上也曾有不同思想的綜合，如宋明理學對儒道佛三家的綜合，但很少有對話式的學術交流。

　　這種傳統至今支配著中國學術。文人相輕，喜歡別人與自己觀點一致，幾句話不對味就不投機了，不再說話算是知趣。一有點資歷便會自作高明，居高臨下給人下結論，教訓對方不上檔次，思維不對路，根底不扎實，哪些書沒有看，等等。

　　現代學術思想必須在交流中發展。但在中國大學或其它學術機構內部，各人埋頭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幾乎老死不相往來。表面上，中國學者們也認同這個起碼的常識。同行們從全國各地聚集起來，開個學術討論會，最好還能出國出境留學、講學，但這只是宏觀上，不得不抽象地認同現代學術原則。微觀上看就完全不是這回事了，學術討論完全是門戶之見。

　　中國的大多數學術會議，吃喝、旅游、人情、宣傳、排場的成分往往遠大于學術本身的內涵。學術討論本身反而是最讓人難受的，有資歷的人占著茅坑不拉屎，只顧自己無邊無際地自我表演，盡管下面根本沒人聽。這個惡習在中國哪里都一樣，怎么也改不了，與國外學術會議形成天壤之別，人們以為這只是習慣問題，其實它與我們內心的病態相聯系。

　　現代中國沒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學術流派，但經常可以聽到學術圈子里有什么“張門弟子”、“羅門弟子”、“黃門子弟”，就是中國特色的“學術教父”。學術一旦職業化，就無法擺脫功利主義爭斗。教授們為了混飯吃而依附于學術權威，認同的會跟著大干，不認同也不會吱聲，甚至還會大加逢迎。在不同利益圈、同一利益圈的不同位子上競爭，相互擠兌。

　　學術資源掌握在各個宗法派系手里，他們努力地向社會各個角落滲透著。手中有錢的老板，手中有權的官員，弄一頂碩士、博士學帽，越來越成為唾手可得的風雅時尚。這帶來令“象牙塔”里的學者們垂涎欲滴的社會資源。

　　大學里考研究生最重要的準備工作，就是收集所報考導師的作品，摸清其研究領域、套路，特別是主要觀點。答問時要顯得自己完全被導師的高大身影所覆蓋，且佩服得五體投地。導師一看自己如此了得，開懷一樂，自然覺得孺子可教，收入門下。

　　尤其嚴重的是，人們總把自己培養的學生留下來作助手。因有師生關系，聽話，不構成挑戰，比外面進來的人放心。學生本校升學、留校工作，加上本地生源，大學的主要成員幾乎大都自產自銷，外人進來也會摒之于種種封閉的利益圈子之外。

　　西方人面向唯一的不可企及的上帝，面向客觀的真理，自己的學說只是用以達到真理的階梯，新教連教會的權力也消解了，神父手中也不一定有真理，老師更不是真理的代言人，和學生在同一平面上。在中國，師道尊嚴，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祖師爺永遠是最高的，標新立異是忘恩負義之舉；門派林立，各脈相承，桃李滿天下，卻沒有實證的客觀的普遍真理。

　　近親繁殖成了中國大學最典型、最嚴重的結構性陋弊之一，而且愈演愈烈。大多數學校的負責人是本校畢業的，有的甚至從沒有外校背景。有的家屬子弟從幼兒園到小學、中學、大學，做了博士，最后工作在這所學校。

　　學生方面，要走出熟悉的學校環境心中沒底，擔心從此上不來。本校能直接升學或者留校，由本科生上升為研究生或老師，還受到學校領導、老師的賞識，大大滿足了虛榮心，回避了信心危機，還撿了個大便宜。有的學生上學期間成績好，表現好，得到過各種殊榮，由此產生對環境的依戀，于是更傾向于把自己的命運托付給這個熟悉的環境。

　　導師方面，留自己培養的學生，考核穩便，可以優先選擇最好的；自己的學生在手下老老實實干了幾年活，有感情聯系，靠得住，易把握，上手快，到時給個文憑就完了。很多導師（老板）自己沒有創新意識，無非是按照傳統的師徒關系，留個人作助手干些雜事而已。外來的畢業生不知底細，若是招來一個標新立異的人與自己對著干，豈不是自討苦吃。

　　學校方面，由于各校都通過推薦、內定、優先錄取等方式，截留各自看上的學生，公開渠道流通的生源質量下降，學校間互不信任，各自截留優秀學生，形成封閉圈子的惡性循環。有學生已經被外校同意按推薦方式錄取，但所在學校拒絕向外推薦。

　　很多學生本想考外校，以獲得新環境的挑戰，卻面臨與所考學校的學生進行不公平競爭，命運完全無法把握，通常只有10－30％的把握，有的幾乎是毫無希望的陪考。考本校卻有80－90％的把握，思前想后，還是選擇了最保險的方式。

　　學界鼓吹的“學術伯樂”，在各種場合推薦自己弟子，提拔他們繼承自己的位置，最后“讓賢”于他們。但他們壟斷對外交往，一切包辦，而且對學生任何自作主張，任何獨立行為，任何標新立異都本能地反感，生怕學生超過自己。

　　這種小農的傳遞方式，不可避免地造成一代不如一代的學術退化。他們能夠維護一個單位的學術陣營，卻難以造就真正的學術進步。有的學者年輕時沒有做過主人，媳婦終于熬成婆，可以教訓人了，把學生當做工具，體味一番遲到的主人滋味。

　　留在導師身邊，老師叫干啥就干啥，條件、機會是現成的，當教授、當博導、當領導、爭項目，導師一句話的事。沒有挑戰就沒有內在創造力，必然陷入平庸。同一導師門下，徒子徒孫共濟一堂，能夠造成顯赫的學術陣營，但由于學術基因的單一化造成思維封閉，創造性大打折扣，有什么新思路也會馬上被共同的套路抹平。一到全國、全世界去競爭，就傻了。

　　勇敢走出去或者不得不走出去的人，沒有現成的機會，人生地不熟，在中國普遍存在的封閉式學術環境下，會遭到各種對于異己力量的排斥。但這種巨大的壓抑也可能形成一種反作用，總有一些人身上被激發出主動探索的力量，他們爭取難得的機會，從中鍛煉自己的真正本領，開辟自己的發展道路。只有他們中間才能出現有作為的人。

　　從學術環境來說，任何單位的學科構成、教師風范、學習方式、生活方式、校園風尚上各有特點優勢，也各有局限，長期處在這個天地里不出去，環境的局限就會成為自己的發展極限。近親繁殖使本校各學科的文化基因越來越單一、古板、老化；只有不斷引進外校新鮮血液，帶來全新的力量，對每個人帶來新的氣息，新的挑戰，才能保持學校的整體活力。

　　從個人成長來說，大學的四年青春正是走向成熟的關鍵時期。畢業時是正需要淬一把火的時候，到一個完全不同的環境接受全新的挑戰，防止單一模式下生活和思維過早定型，形成自以為是、目光短淺、心胸狹隘的早熟心態。

　　特別是目前中國學校還難以改變的教育方式主要是知識灌輸，學習的過程中幾乎沒有任何悟性。如果畢業了還不能面對一種強有力的環境刺激，面對鮮活的思想文化或者現實生活，悟到一種思維方式，從而重新反省自己，建立自己的體系，那么所學的知識更加凝固，思維更加封閉、僵化，胸懷難以開闊，成為永遠沒有希望突破的桎梏。

　　一位著名數學家生前道出自己的遺憾耐人尋味，他曾把幾個成績最好的學生留在自己身邊工作，把成績次一些的學生推薦到外地工作。多年后，送出去的人中出了六個學部委員，而身邊那些學生一個學部委員都沒有。

　　學術退化、學術腐敗的重要根源之一就是近親繁殖。某校發現一位博士生的嚴重學術舞弊行為，校長表示堅決處理。可是當事人的導師私下說了句：這年頭，誰屁股上又是干凈的？！一句話居然使這一事件不了了之，可見這背后的黑幕之深。

　　西方學術傳統正好相反，亞里斯多德針對自己的導師柏拉圖說出“我愛我師，我更愛真理”的名言。中世紀學術思想統一在共同的宗教范式內，這種共同信仰作為一種無條件的絕對原則，在相當長時期內成為精神專制、思想獨裁的依據，成為迫害異教徒的借口。但是，神圣的內在信仰逐步轉化為統一的理性原則。西方大學就是這一特殊背景下形成的學術共同體。

　　學術流派的形成需要建立在共同淵源之上的凝聚力，許多學派有些莫名其妙的師承關系。有人分析諾貝爾獲獎者里，前期得獎者的同學、弟子得獎機會相對較多。但是，在單一的學術體系里近親繁殖，只會導致學術活力的喪失。

　　大學有統一的規范，不同學者、學派間通常可以相互對話、交流，差異不僅不是鴻溝，反而構成統一體的內在發展動力。西方大學生畢業不能留校，但走出學校后作出了相當成就，可以回到母校工作，這就較好地實現了繼承與發展的結合。

　　大學的學術活動不喜歡人云亦云，而喜歡差異、挑戰，歡迎年輕人提出不成熟的、沒有論證的、甚至荒誕的靈感，新的見解常常更能贏得人們的重視。高明的導師決不把自己觀念強加給學生，他甚至根本不給他們講授什么具體知識，而是指一個方向，最大程度地讓他們自己獨立探索，只有當學生有了自己的觀點之后，才開始師生間的對話。

　　西方學術機構一般不留自己培養的學生，不僅作為共識，而且有相應的制度規定。美國大學不直接錄用本校研究生為教師。在美國大學的社會學專業中，按名望排名列第一、第三、第十的系，教師中本校畢業生的比例則分別為0，2.7％，8.8％。即便是高材生也不能留校，至少不能直接留在本校，除非在其他單位工作或學習過。

　　哈佛似乎是例外，教師70－80％有本校背景，因為它自信是全美最好的大學，教師留校并不妨礙它從全世界汲取各種智力資源。校長陸登庭在北大校慶期間舉行的大學校長論壇上強調：這個世界每一點新鮮見識的增長均得益于全球知識淵博的學者之間的合作。希望召集來自不同社會背景的人們在兼容不同觀念、看法的前提下，高瞻遠矚，考察我們共同關心的問題。

　　●大學的歧途——地方化、土著化、裙帶化，小國寡民眼光，市井鄉里胸懷，自給自足作派

　　中國大學正在“土著化”，人員不流動，外來人員十分被動。怎么開放也只在形式上，內在心態頑固不化。

　　土著心態是一種與現代文明，尤其是現在大學格格不入的心態，不交流，封閉守舊，懶得對話，不愿打破習慣的生活方式、利益關系網，世俗化，植物化，就近將就，靜態，凝固，死水一潭，稍有出格就閑言碎語，大驚小怪。

　　國家與地方共建大學，如果理解為將大學發展與地方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更緊密地結合，這當然有積極的一面。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教育的普及，地方在高等教育上需要更大的投入，尤其是職業高校和地方學院要由地方來辦。

　　但是，重點大學是國家文化、科學、教育中心，是國家未來文化、科技發展的戰略基地和預備隊。必須著眼于國家整體和長遠發展，辦好一批足以帶動全國的重點大學，再窮也不能把它當成包袱甩給地方，否則就是國家的失職。

　　如果從給國家甩財政包袱的角度出發，把重點大學下放到地方來辦，那將進一步削弱大學超越社會現實的能力，取消大學對于整個社會的文化導向作用，淪為局部經濟發展的具體需要的工具。從長期來看，會造成災難性的、難以恢復的后果。

　　有的人主張地方化，居然只是考慮學生假期探親造成的交通問題。可是比起花上萬美元到海外留學和觀光，這個具體困難太微不足道了，而且并非不可克服。以這樣狹隘的思路來搞“地方共建”，造成大學地方化，將是不可原諒的戰略性失誤。

　　某些地方政府要求參與共建的重點大學招收本地學生的比例超過50％，這種狹隘的地方利益造成重點大學地方化，帶來人才封閉、視野閉塞、近親繁殖，學術文化環境退化，損害現代大學必需的開放、多元、超越的文化特征。

　　地方主義與傳統農耕社會的鄉土思維脫不了干系，封閉經營、自產自銷、地方保護、害怕離鄉、肥水不流外人田，這種庸俗現實主義心理仍在中國人心中作怪。人們每天過著同樣的生活，窩在自己小圈子里，做井底之蛙，維持著世俗的人情世故，排斥新事物，新天地，新視野。為一些有形的利益斤斤計較，玩小聰明，相互內耗，以功利目的為中心，形成封閉、狹隘的關系網。地方主義容易在社會生活中取得優勢，它將國家、民族及現代文化理念摒之于外，成為社會進步的嚴重障礙。

　　湖南出兩種人：豪杰與土匪。湖南人有股蠻氣，憋在本地，可能變成匪氣。走出去，獲得精神的提升，可能形成豪氣。

　　湖北人現實主義、功利主義極其突出，走出去，進取精神得到充分發揮，成功機會很大。但走不出去，可能小氣、俗氣。

　　我曾在成都念學位，中國普遍的地方文化封閉圈，在這里尤為明顯、典型。這里吃、穿、住、行、玩及整個生活方式具有典型中國式的精致、閑適、安逸、恬靜。本地人視外出為受罪，而外人一進就不想出去，形成“文化盆地”。

　　我就讀的四川大學，從抗戰到解放后相當長時間里，曾是中國一流的大學。但是由于極具溶解力的成都地區世俗文化的同化作用，大學生活徹底本地化，人際關系網深入學校每個角落，人們日常思維完全混同于普通市民。思想、學術對于人們的生活來說反而成了外在之物，點綴性的謀生手段。越來越少的外地教師，竟也咬一口本地話。學生被校門外一個以小吃為主的巨大廉價消費市場牢牢抓住。在我所在的90年代初，學風下滑，管理混亂，實力日益衰退。

　　同樣分析江西人，廣東人，江浙人，東北人，西北人，概莫能外。無論什么單位，一旦本地化，就不會有什么出息。

　　中國人出國往往表現杰出，很有作為，就因為打開視野，超越地方主義。出省、出鄉也一樣，只是程度不同。國民黨在大陸腐敗如朽木，出逃到臺灣之后，人們“回家”的路被截斷，這才創造了東方奇跡——這才是所謂“臺灣經驗”的真正奧秘。

　　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學生本地上大學很便利，父母不愿讓子女們外地上學，嚴重影響這些很少出遠門的孩子的心理成長。他們心目中的世界以自己的城市為中心，他們在其中一切能應付自如，幾乎沒有新的挑戰，心態封閉、傲慢、近視、早熟，老子天下第一，不知天高地厚。這只會助長北京人自高自大的官僚氣，上海人自私自利的市儈氣，最終毒化那里的文化生態。

　　地方功利主義的辦學思路，家長的孤獨感和對孩子的牽掛心以及對社會關系網的狹隘考慮，是異地上學的根本障礙。

　　80年代以來，我發現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雙親不同籍貫的家庭，流動性大的家庭，盡管遠遠少于一般市民和農民家庭，可是來自這種家庭大學生的比例，高于正常比例的許多倍。而且其中有個性、有首創精神的人比例也相當大。

　　究其原因，固然有家庭教育條件優越的因素（相對于農村家庭來說），但主要的是不同的地域文化形成鮮明對比，不同文化要素相互交融，給家庭帶來多元化的活力，減少了一成不變的陳規陋習和世俗偏見，增加了講道理、重個性的理性因素。孩子面對不同的文化，有了選擇的自由。尤其是當成長環境發生變換時，新環境給一種全新的文化刺激與精神挑戰。

　　異地上學，客觀上會造成旅途花費上和交通運輸上的困難，但對每個正在走向成熟的大學生來說至關重要。一般來說，中學生對大學生活充滿好奇，高考的壓抑激發他們極大的想象力和浪漫情調，他們傾向于異地上學，去實現自己自由的夢想。

　　每所大學必須盡可能在最大區域內招收異地生源，本地尤其是本城市學生控制在絕對少數之下。

　　其一，到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里上學，當地語言習慣、生活方式、交際方式發生徹底變化，來自不同地域的學生帶來了各自的語言、習慣、見聞、體驗，融合為一種寬容、大度、豐富多彩的人際氛圍，這樣重新開始帶來種種挑戰的體驗，會給人以潛移默化的熏陶，最大程度地激發人的主觀能動性，增長其視野寬闊、敢于開拓的精神。

　　其二，傳統狹窄的腐朽心態往往是由于生活圈子的狹小造成的，學生走出自己熟習的生活到外地上學，能以超越的眼光了解所在地的生活，無拘無束地主動參與其中，更有利于接納現代意識，吸取積極的啟示，克服狹隘心態。畢業后，人們超越日常生活的回憶更豐富，相互間有更多珍貴的社會聯系，拓展每個人的信息來源和活動空間。

　　其三，學生與所在城市的生活保持相當的距離，能夠防止本地常有的身不由己的關系網的圈入，削弱世俗生活中利益關系的侵蝕，有助于保持個人的獨立見解和選擇能力，形成學校高雅的文化氛圍。

　　其四，越來越多的獨生子女大學生，從小在家里受到太多呵護，個人選擇受到太多干預，如果再不獨立生活，將會徹底喪失自主的能力。異地上學能順勢擺脫家庭的過分溺愛，假期回家的旅行，更是增長見識，培養獨立生活能力的好機會。

　　其五，對曾經有過挫折的學生來說，新環境更是一次告別陰影，擺脫消極心態，重新塑造自己的機會，一種新的人生經驗。

●大學是現代理性的搖籃，決非社會動亂的溫床；邪教蔓延，正是大學文化失職帶來的恥辱

　　1999年春夏之交，在眾人關注的大學校園里平靜如水，而人們根本沒有放在心上的“***”卻鬧出了大新聞。

　　在改革開放前十年，尤其到80年代末，人們腦子里有一個難以磨滅的印象：大學是自由化、激進思潮和盲動情緒的溫床，是社會轉型時期最不穩定、最敏感的火山口，隨時可能噴發，造成社會動亂甚至政權傾覆。這是個極端錯誤的、危險的結論。

　　這個偏見，往往為北洋政府、國民政府以及韓國、印尼、歐美的大學生運動現象所加強。其實，國民政府遭遇的學生運動不是針對30年代的內政建設，而是在對日妥協、內戰以及社會腐敗上；韓國學潮主要發生在腐敗泛濫時期，現在好多了；印尼學潮主要是針對蘇哈托利益集團的腐敗；60年代西方大學生運動是針對官僚主義、越南戰爭以及資本主義的種種弊端。

　　真正的腐敗和動蕩之源，一在無序競爭的市場，二在沒有權力制約的官場上，三在物欲泛濫的市井生活中。

　　只有當經濟、政治結構與社會發展極不協調，又缺乏有遠見、有權威的力量來糾正偏差時，青年學生才會產生過激反應。

　　只要精英階層正視危機，積極處理存在的問題，學潮完全可能避免。即便發生，也可以引導為克服現實問題的正面力量。

　　共產黨本是駕馭學生運動的能手。直到文革，毛澤東都嫻熟地運用著這一特長。但在文革的十年浩劫中，受極左勢力裹挾的紅衛兵運動給第二代領導人留下了痛苦的記憶，造成他們對青年學生激烈情緒產生敏感的條件反射。開放后，剛出現政治民主化、思想自由化苗頭，一些人出于對學生娃娃政治激情的反感，以及對知識分子政治見解的鄙視，往往采取簡單的壓制方式來處理，造成思想文化與政治權威之間隔閡疏離，改革方向的動搖，一次次積累，終于釀成不應有的沖突。

　　80年代高校周期性的學潮，自由化與反自由化的拉鋸，相當程度上歸因于黨內政治生活在轉型時期的非常狀態，社會腐敗與黨內分歧等因素的耦合。其實，這是人們的思想無法駕馭快速發展的社會進程，不是思想文化界的責任。

　　學生的政治熱情本來是克服當時社會危機的一種正面、有序、積極的力量，并不一定構成政治對立面。只有當權力本身出現裂縫或者社會矛盾尖銳化時，它才引發無序的沖突。所謂自由化分子也是此前不必要的政治壓抑造成的。

　　傳統社會以宗教信仰、世襲權威、暴力統治及傳統習慣維系。現代社會則以自由、平等和公正的契約原則規范人際之間的交往。傳統向現代的轉型過程中，特權意識、權力崇拜、人身依附、宗法觀念、人情關系網構成社會穩定的文化心理障礙。

　　通常，舊的權威不愿放棄特權，新的特權又試圖取而代之。但大學知識精英作為社會良知和理性的代表，超越利益集團，是制約利益沖突，促進社會穩定進步的力量。大學文化的使命是培育公民的自我意識、獨立意志、公平競爭、社會責任、公共道德等理性素養。大學文化和大學生文化運動才是社會轉型的穩定力量，是新文化秩序的建設力量。

　　現代進程本是由大學的知識精英引導的，當進程發展到一定階段，形成政治本位和意識形態中心的傳統體制，知識精英作為獨立思想者受到新的壓抑。這種政權中心與大學知識群體的緊張關系，既可能是穩定的威脅，也可能是發展的動力。

　　這種壓抑不時會有沖突，經歷此消彼長，逐步緩解為理性的狀態。關鍵在于，政治操作與文化學術批判之間既要保持一定距離，相互間獨立的、理性的運作，不要輕率而武斷地評判、干預，避免產生互不信任、逆反心理甚至沖突。

　　第一，任何新生力量的出現都是一種挑戰。經濟特區了攪起了傳統糟粕，引來了外來腐朽勢力，它能取得巨大的建設成就，關鍵在于改革者能夠組織積極力量，維持主旋律，同時盡可能地保持思想的寬容，及時處理和緩解矛盾。

　　第二，大學知識精英是高文化素養的群體，理性和良知的主導力量，他們正是超越社會變革中的各種利益沖突的精神平衡因素，是社會失衡的一支校正力量。惡性的官僚主義腐敗問題，正需要他們的適時監督。

　　第三，黨內需要有一批真正站在時代前沿的思想家、理論家演奏主旋律，革新舊的意識形態，拓寬思想文化視野，提高干部的理論思維水平，消除不必要的誤解，增強建設的力度，避免輿論宣傳假、大、空、官、套效應。

　　第四，激進思潮有一定煽動性，但群眾趨于務實而保守，如果不存在惡性腐敗，并不會引發持久激進運動。

　　第五，改革者維護和崇尚文化的權威，在社會公眾中得到更多道義支持，也是潔身自好的約束、積極進取的承諾。

　　最后，在價值選擇上，過去人們以政治權威和意識形態為標準，對文化、科學的尊重僅限于工具與實證的領域。現代文化不能迷信抽象原則和權威話語，應當實行平等對話，進行群體性的創造，為社會發展創造靈感和動力。

　　在社會穩定的重點任務下，大學精神由于受意識形態的重壓而畸形成長，一旦發生動蕩，青年學生可能成為一股難以控制的力量。但在90年代末，幾乎沒有人注意的另一種危機公開顯現——與大學理性精神墮落相聯系的邪教勢力抬頭。

　　人的精神信念是根本，舊的理想退化，科學結論、現成知識、物質現實無法解決人的精神需要，靈魂無處安頓，終極關懷的問題日益突出。這時，低級宗教給予人們在現存社會文化中不能得到的期待，填補人們精神的空白。

　　歷史上一些原始宗教，如五斗米教、白蓮教、摩尼教、拜上帝教，是一種變革的文化信號，也是改朝換代的旗幟。

　　由于理性思維缺乏，中國人經常可能出現精神分裂癥。當人的第一信號系統與第二信號系統脫節，即語言概念與外界客觀的信息無關的時候，說與做、名與實、理論與經驗就會嚴重脫離，會出現幻覺、幻視、幻聽，甚至會走火入魔。

　　經濟躁動、政治狂熱、邪教迷信的癥狀大同小異。股票熱、傳銷熱、***與浮夸風、個人迷信并沒有本質區別！

　　低級宗教、邪教流行，包括在大學里蔓延，是大學的失職和恥辱，也只能靠全面啟動以大學為中心的文化建設，形成高層次的理性精神輻射，這些文化病變才會冰消雪融，為人們自然地拋棄，或者升華為高級信仰，或者泛化為一般的公共文化。

　　成年人的熱情，會有更多功利的因素，或者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因素。大學的文化運動是一種積極的力量，不是理性的對立面，因為青年在天性上是走向未來的，并不是要造成社會動亂。因此明智的方式，是把握理性的尺度，在法治化的軌道上，主動利用本是社會良知和理性的力量。不能出于政治利益玩弄謀略，甚至惱羞成怒，秋后算帳，將板子打在無辜者身上。

　　應當拋棄對群眾運動的恐懼，主動疏導民眾，尤其是知識分子、大學生中蘊藏的反腐敗力量。在法治條件下，不論一個人持什么立場，只要能與別人進行理性對話就行。只要不同立場的人們不搞非理性的斗爭，不要大打出手，社會應當允許有不同的信仰。如果我們的環境里有更多的理性與智慧，更多的思想文化內涵，既便有不同教派存在，也不會有惡性沖突。

　　作為一種自發的社會力量，既得到眾人的同情，就能用以推動良性的、積極的社會變革，它正是解決社會面臨的腐敗問題的強大動力。如果正面引導它的發展，結果不會削弱政府的權威，恰恰能加強政治的建設，純潔政黨的隊伍。

　　●大學是社會活力的源泉，文化貧乏與體制壓抑，卻導致天之驕子早熟、放縱、厭世、輕生

　　大學青年本是天之驕子，都有“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雄心壯志，或是崇高神圣的目標的感召，或是出人頭地的沖動，要干一番事業。每個新生進入自己在高考前的黑暗里幻想的光明里，都是臉龐紅潤，神態天真，活潑爛漫，充滿幻想。

　　不久后，外在的校園生活給他們的新奇淡去，他們的激情、沖動、幻想、愛好和詩情畫意，被劃一的班級生活、填鴨式的教學方式、成堆的課程作業、殺威棒式的課程考試趕跑了，被窒息了，被卡得人喘不過氣來，只有老老實實鉆進專業課本里。

　　許多人經歷一次次挫折，奮發向上的積極性淡漠，變得臉色蒼白、神態憔悴、情緒抑郁、性格孤獨、心理自卑、生活封閉、待人矜持。身處在大學高墻里，外面的世界陌生而新奇，令人不解的東西太多，書本上學到的知識不再管用。許多學生從小讀書是被迫的，被逼的，為了大人的功利目的，長期養成厭學情緒。不知道進大學是為什么，更不知道畢業后干什么。

　　冥思苦想沒有結果，充滿空虛、無奈、迷茫、焦慮甚至恐懼。有時以犯規、找岔、吵架尋求發泄。每個人都覺得經歷了坎坷跌蕩、風雨磨難，其實只是青春激情對冷漠現實的無力抗爭。大多數人屈服于現實，壓抑天性，成為“學習機器”。

　　然而，人畢竟不是機器。當生命能量不能創造性發揮，便會畸形展現出來。有的人追逐著空洞的分數、廉價的表揚、肉麻的恭維、虛假的榮譽；有的人自作聰明，玩世不恭，矯揉造作，追逐沒有文化底蘊的浪漫，表現沒有反省精神的狂妄；有的人躁動不安，沉迷于流行的時尚，充當“追星族”，甚至干脆在消費刺激中浪蕩；有的人精神狀態頹廢，麻木。

　　在80年代，大學文化一度活躍，給人豐富、深刻的影響。但在根深蒂固的工具型、操作型人才培養模式之下，專業教育強調實用目的，人的理想與價值問題由意識形態教條解決。高校只是以課程教授知識，訓練技能，文化活動只是偶爾出現的點綴，感受不到高雅文化的熏陶，高尚人格的感染，沒有熱點，學校向外界幾乎發不出任何積極的聲音，只有被外界影響。平時關心的幾乎只有吃喝、異性、賺錢、明星之類話題，什么專業最熱，如何建立關系網等等，很少有思想、趣味的考慮。

　　他們求新的沖動，經常被裹進周期性的學潮里。而每次躁動之后，更是長時期的死寂。他們對教條化灌輸，專橫的管理產生逆反情緒，覺得人生的意義、做人的方式都是自己的事，犯不著別人來教。冷漠矜持的人際關系，彌漫在校園里的平庸、短視、早熟、老成、虛偽、矯飾之氣，消磨人的理想，讓人靈魂空白、思想簡單，或者滑入玩物喪志、追逐享樂的泥潭。

　　他們在應付老師、應酬社交上顯得早熟老成，說假話，玩小聰明，作矜持，擺深沉，內心少了純樸的熱情，多了算計與防范。師生之間隔閡增大，連不同年級的學生間都感到有“代溝”。

　　在大學，有越來越頻繁的學生自殺消息傳出。人們難以相信，這些20歲上下的大學生們經常會談到死亡的問題，有的談起自己產生過輕生的念頭甚至行動。通常他（她）們人很聰明，成績也好，有的還是獨生子女，生活相當優越。

　　這群在家庭、學校、社會的過分期待與全面規范中喪失了自我的年輕人，青春的能量不能獲得釋放，體驗不到生命自我實現的快慰；有的人理想失落，無法調整自我，找回自己，喪失了自由選擇的意志。隨著年齡的增長，外部空間的擴大，遭遇的挫折越來越多，獨立處置和自我控制的能力不足，無奈感和空虛感與日俱增，終于落進生命的死角。

　　有過輕生念頭的人遠比我們想象的多，大多數沒有付諸行動，是因為不堪想象死后父母的痛苦，承擔不起良心的后果，于是才茍且活下來。可是，他們還會繼續想，父母也只是這樣為了上輩而活著，有了孩子，又望子成龍，將自己生命的全部意義寄托在孩子身上。然而他們剝奪孩子的設計、選擇自己的天性和能力。等孩子長大之后，又只能重蹈自己的復轍。

　　校園兩性關系上，自然是少數人離譜，多數人趨于保守，或壓抑，或無奈。但個人有了自由選擇，今天不再有外部的管束者來統一規定，除非你的行為太張揚，太不給管理者面子的時候，才會動用自己保留的權力來處罰人。

　　在50年代，人們把精力投入未來的烏托邦理想，沉迷于學習、工作，這種內斂所積淀的精神力量，如果不是意識形態的局限以及后來政治運動的中斷和瓦解，可能會有更大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中，青年們把青春的豪邁激情發泄到政治運動中，隨后在自虐式的上山下鄉運動中，把所有能量折騰掉了。今天，他們只有激情的回憶，痛苦、失落、懺悔和哀傷。

　　直到80年代，大學生談愛情，而較少談性。一旦愛情的倩影落到赤裸裸的肉體上，便會感到褻瀆、墮落和絕望。大學時，我給一位陷入情網的朋友信中誤用“性愛”一詞，招了一頓臭罵！如今，“性感”之類的詞公然掛在男女對話里。

　　與10多年前不同，輿論已經很開放。特別是互聯網普及，解除了個人的道德約束。無奇不有的性故事、性新聞、性觀點，讓人飽受刺激。網上沸沸揚揚地討論著，學校是否有權干預學生私生活，學生性行為是否合理，校園是否能售賣安全套等等，是否允許大學生結婚。其實，這并不是理性討論，背后是一種炒作。把某一現象公開，給它一個名份，其實是某種倡導。

　　大學生在這個年齡，如果沒有內心形成的自律，非理性因素會超過理性因素。父母的擔心與勸導，容易形成膽怯和畏縮，但也容易導致叛逆。沒有心理的準備，措手不及地被引誘下水，失去自制，留下悔恨與絕望，失落自信，淪為俘虜。

　　青年本是弱勢群體，是一無所有的無產者。國家力量通過強化大學的地位，給予青年大學生內在的文化支撐。但大學產業化性質的大幅擴招，讓很多基本素養欠缺、毫無自信的學生進了大學。文憑泛濫，普遍降低了天之驕子的地位和榮譽。

　　一個有活力的社會，擁有自我淘汰機制，精英階層處于不斷更新的狀態。而在一個僵化的社會，兩極分化嚴重，資源為少數既得利益者掌控。精英階層老化，短識，不容納青年人。大學生的精英地位下降，“天之驕子”的自我形象失落。

　　今天，中國社會利益格局基本形成，創業的機會缺乏。大學生走出社會，求職困難，身份低微，失去尊嚴。女大學生甚至成為青春剝削的對象，求職尤其苦澀。招聘者挑臉蛋，要看身著泳裝，袒胸露背的“寫真”，簡直成了侮辱人格的“選美”。

　　“傍大款”不再是社會女青年的特許，女大學生也毫不遜色地投入這一新興的“第三產業”，高校都有傍款族，越是名牌大學越是公開，她們以自己年輕的肉體作為資本。那些能夠傍上大款的女大學生，首先必須具備“賣相”這一特質。她們來去轎車的士，出入酒店舞廳，穿帶全是金銀名牌，手攜“大哥大”。這類女生定令姐妹們羨慕不已，男生們望塵莫及。

　　在“一切向錢看”口號的下，一些女學生主動地走向“食色市場”，甚至對社會的色情業構成一種競爭沖擊。對于款爺們來說，女大學生不僅年輕美貌，而且相對單純可愛，隨叫隨到，容易擺布打發，同時能夠抬高款爺的“品位”。如今大款們，不再是外國洋人和港臺商人的專利，與本土的大款相比，他們出手顯得縮手縮腳。中國的款爺也不純是商人，貪官污吏才是不折不扣的“大款”，這類款爺是女大學生夢寐以求的對象，只是官吏作風向來都是躲躲閃閃，一般都不大公開。

　　那些在商場官場成功的中年男子與年輕女性容易走到一起，而男青年和中年婦女成了受冷落的失意年齡段，性要求得不到應有的滿足，沒有經濟條件或才表優勢的男生，通常被絕對打入情愛的冷宮。高校本來就男生多于女生，配對機會偏少，由于經濟、住房、身體等諸多條件因素，女生傾向校外謀求性愛與情愛的出路，尤其出眾的女生都被社會上的成功型男性挖走。

　　90年代大學生是失落的，不再是天之驕子或“幸運兒”。在一個聲色犬馬的社會，男生顯得格外無奈、辛酸和難熬。他們彷徨、失落、不滿、憤怒、憎恨、妒嫉、叛逆，通宵達旦看盜版海外影視，玩電子游戲；迷戀足球和球星；甚至酗酒，毆斗和賭博。因嫖娼被抓獲而開除屢見不鮮。受青年女性拜金主義的刺激，他們急不可待地夢想發財，比爾蓋茨是他們仰慕的偶像，甚至對從政當官缺乏耐心，中國官場最耗年華，等撈到一官半職時青春不再。【根據網上文章《墮落的大學校園》縮寫，原作者HITER】

●大學精神淪喪是民族墮落的先兆，后果比任何經濟腐敗、政治腐敗、司法腐敗都更為可怕

　　大學腐敗與社會其它領域的腐敗雖然特征不同，根源一致。它與大學的工具化、官僚化、世俗化相聯系。

　　一，職稱腐敗。首先表現為官僚控制職稱這一利益資源的授予，學術權威官僚化，其次職稱作為利益資源被濫用，造成鯉魚過江之勢，完全失控。教授，博導漫天揮舞，知識分子卻斯文掃地。知識群體墮落為功利之徒。

　　這幾年，一方面真正的創造性人才青黃不接，中國長期與世界一流的科技發展無緣，國內一流的科技成果也嚴重下滑。另一方面從教授、研究員、博士導師直到院士，人數卻以驚人速度遞增。教授終身制，評教授難，當教授容易。

　　上方指定學術帶頭人，給以各種好處。沒有列入的，再努力也沒用。行政主導權力造成學術泡沫，是斷子絕孫的行為。

　　二，學術腐敗。假成果、假學問、假效益遍地都是，學術會議、成果鑒定、資格審查、項目審批過程普遍玩手段走過場，吃喝、游玩、送禮、拉關系、作交易反倒成了實質內容。盡管高級職稱和高級學歷四處泛濫，學術思想水平的絕對值卻在下降。

　　文化水平作為一種資格、一種擺設，隨意地為功利目的進行炫耀、交易、買賣，也是文化本身的貶值與腐敗。

　　許多“科研”是剪刀加漿糊的工作，學生做論文也多是抄襲。某著名大學的教師創辦一家公司，從該校三年來的一百多項科研成果里，選擇購買幾項通過正式鑒定并獲了獎的用來開發，結果個個賠本。原來這些所謂“成果”大多是假的。

　　三，學生工作腐敗。學生本是純潔的，也更容易受污染。有的利益群體胡作非為，搞到了暗無天日的程度。

　　每年幾萬元經費學生根本看不到，搞活動又要人再交錢，沒人敢問；公然截留獎學金的一半，說是補助特困生，卻在隱性途徑里消失；成績最好的學生獎學金沒份，而拍馬屁、送禮、做人女朋友，就可以入黨、評獎、當干部、當標兵，被賦予各種肉麻的名譽；許多政工干部家里禮品成堆。學生向上反映腐敗事實，反被指責，“這般大驚小怪，將來如何適應社會？”

　　四，學生腐敗。政工干部直接給某些學生指定職位、授予權力，造成學生分化，學校與學生之間產生鴻溝。

　　學生干部貴族化，對上面負責，助長虛假偽善，機會主義，投機鉆營，裝腔作勢。打小報告之風盛行，激發各種矛盾。某些掌握學校資源的學生頭頭，走到哪里吃到哪里。當官成為唯一鍛練能力的機會，各種官職加起來幾乎與總人數相當。

　　學生組織、社團官僚化，拉幫結派、形式主義的訓練到了“專業水平”。學生自主的文化活動幾乎得不到支持，除非能給官僚機構增光添彩。有的學生幾乎是在完整地演繹著官場游戲。有能力的人干活，拍馬屁的人沾光。

　　他們為權力欲所腐蝕，心理嚴重畸變，將來勢必加入社會腐敗的行列里，殆害無窮。邪氣壓倒正氣，這個毒瘤也是學生群體信仰失落和道德滑坡的最大誘因，它造成一般學生對學校的不信任、怨恨、叛逆情緒，是不穩定因素的生長點。

　　五是文憑腐敗。關于高考作弊猖獗的報道已經屢見不鮮，可知人們心目中最后這臺天平到底破損到什么地步。

　　文憑教育離開教育的根本目的。造成社會和學校相互敷衍。社會只認外表、牌子，將文憑看作一種權力和資歷的標志。學校自認為社會服務的工具，迎合社會的外在需要，肆無忌憚地摻水、造假，制造和批發徒有虛名的文憑、學位憑證。

　　由于學制延長，中學生考上大學就已經18－19歲了。而現在不象過去，考上大學就解決了文憑問題，還需要再上研究生（21－25歲），甚至還要上博士（24－30歲以上）。研究生大多只是本科的簡單延續，常常被作為廉價勞動力，基本是經過一年知識灌輸后，再給導師（統稱“老板”）打兩年工。這種不自由的、被動的學習時間越長，精神資源消耗越多，天性中的秉賦越少，就注定了一個庸才的命運。有人說的不無道理：本科生60％是廢物，碩士生80%是廢物，博士生90％是廢物。

　　文憑貶值損害著知識分子的尊嚴。碩士文憑的水份，比本科更大。有人預言，幾年后博士學位可望成打批發，價格跌破兩萬元。各校為獲得博士點資格不惜代價，行內人士說，沒有10萬元用來打點、打通各種關系，再硬的水平也不要考慮。

　　普通教師手上只有給學生的計分權，也常常被算計。直接送禮的好拒絕，大吼一聲就完了。如果是動用熟人關系就難多了。在權力、金錢及關系網的腐蝕下，學位成為向社會攀親附貴的資本。潔身自好，反而把自己搞得很孤立，甚至很可笑。

　　高校教師大多是些半吊子的“教授”，舊學不深、新學不通，是典型的意識形態和專業技術混合教育的產物。職業的責任心和道德感又欠缺，更別說誨人不倦的“師表精神”或“學識為本”的人格魅力。他們的成長過程、歷史背景都很復雜，都是曾在被下放、被虐待、被欺騙、被愚弄的歷史大狂潮中磨煉出來的，沒有學到真東西，走不出歷史創傷的陰影。

　　最惡劣的莫過于一些教師直接在學生頭上敲詐勒索。學生為了學分、入黨、畢業、考研和工作各方面關照，送禮如同家常便飯；為了買通關節，請客之風盛行。那些可憐的教師，打學生的主意是到了露骨和肉麻的地步。

　　教師待遇偏低，在人欲橫流和權錢萬能的時代里，“失節保身”也就在所難免了。一些大學亂送頭銜，導致博導、教授嚴重泛濫。“教授也是人么”，這句話已為當代師表的墮落找到合法依據。朱老夫子的“身死事小，失節事大”早已不管用了。相比之下，那些古板的老學究令人懷念不已，他們雖然在生活上顯得作風僵板，仍不失肅然可敬的師表風范。

　　教師不再是學生的“道德楷模”，道德不再是學府的職責。高校的人文文化和理論學科明顯失勢，學術思想奄奄一息，那些實用管理和技術培訓成為主導。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無法給自身價值找到定位，只能向世俗和權錢妥協，他們不僅思想淺薄和人格匱乏，幾乎喪盡了為人師表起碼的文化良知和學理精神。【根據網上文章《墮落的大學校園》縮寫，原作者HITER】

　　如果大學也只是追逐功名與時尚，不能反觀自己，遠瞰世界，深入歷史，創造未來，就不可能培養并凝聚一批目光遠大、學識淵博、修養深厚、境界高遠的文化精英，那么社會便失去了精神脊柱的支撐，再輝煌的文明也要腐朽。

　　●大學淪落為高級“市井”們沽名釣譽，欺世盜名的地盤；如有破產機制，早已全軍覆沒了

　　中國大學道貌岸然的表象里隱藏的虛假，不會比基層社會少。各種怪事搜集起來，又是一部《儒林外史》。

　　1、缺乏學術自由

　　整體看來，大學的觀念落后于全國改革的步伐。90年代初期，在大學里是“左”比“右”好。到90年代中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口號喊響后，有的學校、院系便寬松了一些，而有的地方則是你說我“反社會主義”，我說你“反市場經濟”。這種爭論同60年代爭論不同，那是在報紙刊物上公開討論，這是暗地里扣帽子，用致命的政治子彈打黑槍。

　　從遠看，有中國人窩里斗的老傳統；從近看，有“文革”遺風。“與人奮斗”要比與學問奮斗容易，扳倒競爭對手的最有力武器是政治帽子。有的人樂此不疲，打棍子、扣帽子成了習慣動作。這種狀況再加上近親繁殖產生的師長權威，學術自由幾乎沒有余地了。人文社會科學只有炮制文字垃圾最保險，思想創新總是感到一種巨大的精神束縛。

　　2、官僚化

　　國外的大學一般只有校長，副校長各一到兩人，校長能對全校幾百名教師情況了如指掌。而中國大學里，校長、書記各1人，副校長、副書記多達10人；學校的常設處、部、室多達30－40多個，即便精簡也是把幾小盤菜裝進一個大盤，實際上人數沒有減少。還有自上而下的團、工會系統，有各級學術機構——學術委員會和學位委員會。

　　這些數字決定了大學管理無論如何搞不好。相互摩擦、權力爭奪、踢皮球、開會、沒事找事干，構成了每日官僚事務。首先是信息高度地分散化，管教學、管科研、管職稱，誰也不知道教師的整體信息。校長可能只知道幾個被人為地樹立起來的突出人物。其次是權力高度分散化，一些簡單的問題在相互推委中卻不能解決，因為誰也沒有決定權。“領導班子”的體制只是增加官僚化，實現了最大的權力分配，帶來了最低的管理效率。既沒有“集中”又沒有“民主”。校長負責還是書記負責，至今也沒有理順。另一方面沒有透明度，只有“班子”里的人無休止的爭論，普通教師說話沒一點作用。

　　領導班子的最大工作是分配“大鍋飯”，盡量向上面要錢、要指標、要項目，然后在下面搞分配。辦公會討論著無意義的話題，為十幾元錢的補貼、幾十元的辦班提成，要接連開幾次會。學術委員會忙忙碌碌的職稱評審，基本上也是論資排輩地分配大鍋飯。匿名投票的目的是為了公正，結果卻給人情關系和打擊報復提供了方便。只要走通了私人關系，什么事情都能辦到。要提教授、博導，就得提前幾年搞人情關系。沒有嚴格的規章、制度、標準，有也常是一紙空文，一切都是在不透明中進行的。

　　3．“官”的磁石

　　當官對于許多大學教師來說，是一塊有巨大吸引力的磁石。盡管所有人口頭上都說自己“沒有官癮”，不是“當官的料”，但無論什么官兒都像“臭豆腐”，都說臭，卻都想吃，一吃就上癮。為了做個系主任、系副主任、處長、副處長什么的官兒，不知道耗費多少人的聰明才智。每每班子換屆，便會有一場激烈的明爭暗斗：小報告、匿名信、誣告誹謗、造謠中傷、相互串聯、走后門、逢迎討好……無所不用其極。組織部馬拉松式地同系里所有的教師談話，辛辛苦苦地工作半個月，產生的新班子大家還是不滿意，新鮮幾天后不久又會有人開罵，并盼望再換新班子。一是新班子的確有問題，一是有人想當官。

　　在這種體制下當官，的確毫無意義：（1）耽誤許多時間。校級、校機關的干部自不必說，系級干部每周至少有3天時間白白地泡進“工作”中去，包括開會、值班、在家中為工作接打電話、為工作心情煩惱而浪費掉的時間；（2）干不了事。這種體制本來就不是干事的體制，而是一種消耗能量的體制；（3）丟掉原來的名聲。許多人當官之前名聲很好，一當官就馬上會有人指你的脊梁骨：“沒時間做學問了”、“官癮大”、“無能”、“謀私利”、“主觀武斷”等，最好的人至少也有兩頂帽子。

　　可是當官對人仍有巨大的吸引力：（1）錦上添花。在中國人眼里，既有學問又當官，才算個功德圓滿。自古以來就是官、學不分；（2）對提職晉級有幫助。身上有官職，即使教學和科研不行，可以給你個硬性指標。同學術委員會的委員們搞好關系，提職稱時自然是近水樓臺；當然，你必須會搞“官官相護”，如果因為原則得罪人，還不如不當官；大學里有“政工教授”、“調研員”一類的職稱，你總不至于笨到連“思想工作”都不會作吧？（3）有物資利益。盡管大學窮，也有各種企業、辦班、獎金福利分配，大崗位有大機會，小崗位有小機會。做學問是何等的苦事，不僅需要天才，還要經常忍受寂寞、苦悶和失敗的痛苦，只有極少數人能夠吃這種苦，如果再加上生活條件的艱苦，誰個受得了？相比起來，作官不僅容易多了，而且有油水可撈。

　　4、權威的缺失

　　許多學科，第一代學術權威是在解放以前就成名的人，他們如今大多去世了；第二代學術權威主要是解放前西南聯大畢業及從國外留學歸來，他們多數也都已去世。第三代學術權威是解放后畢業，他們數量不多，公認的更少。

　　文史哲這些老學科一旦沒有權威，立即呈現出群龍無首的混亂狀態，人們紛紛宣布自己是“權威”。而在那些歷史短的學科，誰也沒有資格說哪個行哪個不行，大家都差不多，誰也不服誰，你說我水平差、我說你水平差，無休止地相互攻擊。這與“學術傾向”斗爭、權力斗爭攪和在一起，使許多單位評職、定崗及日常工作搞得亂七八糟。

　　權威缺失表現在成果的評價體系上，沒有哪家刊物算得上“權威刊物”。一些刊物的位置很高，卻很少有創新成果，基本沒有讀者；而一些辦得好的民間刊物，又不被學校承認。具體執行則是“多樣化”，當權者可以任意宣布，報紙和通俗性讀物都被定為“核心期刊”。學術委員會實在沒法判定一個人的科研水平的時候，就只有靠字數來判定。

　　各種科研項目審批和評獎同樣沒有權威性。每年都花費巨大的人力物力來組織項目的審批，但大家都知道項目審批過程大都是黑箱操作。評審委員每人分一個項目，就所剩無幾了。許多項目本來就是他們為自己設計的，他人豈能有份兒？少量剩余項目也需要人情關系。某教授的一項目得到3萬元，而為了評上這個項目，托人情、走后門、送禮、拉關系、在京活動、住宿、往還車費共花了4萬多元。但它對申報者的前途關系重大，對學校也是一個光榮。所以，各校科研處頭等大事是抓“國家項目”。

　　這些項目，帶頭人水平高的，還能出一、兩本好書，水平不高的，連一篇像樣的文章都寫不出。大多是找些熟人合伙編一本書，然后通過關系出版，只印一兩千冊，甚至幾百冊，還賣不掉。賣不出去沒有關系，留著評獎。評了省部獎，再評國家級獎。獲獎對有的人難于上青天，對有的人卻是探囊取物。因為，評獎過程不透明，黃鼠狼烤火——各往自己懷里扒。只要進入了人情關系的網絡，最低也能評上個“三等獎”。可以毫不客氣地說，這些“科研成果”一直在給大學管理添亂！

　　5、最后一招

　　最后一招是評先進，這和上面說的評獎有聯系，因為評獎也是評先進。西方也有推舉“優秀市民”、“美國小姐”之類，但這只是為了點綴社會生活，大學里不搞這此名堂。而中國大學則動真格，在其他辦法不靈光時，把這作為撬動杠桿。中國樹模范人物始于漢代的察舉制度，“舉秀才”、“舉孝廉”、“舉賢才”、舉“清官”、“節婦”、“烈女”等等。文化大革命是舉“學毛著積極分子”和“斗私批修積極分子”，出了不少“鋼隊長”、“鐵姑娘”、“硬嫂子”之類的模范人物。

　　但整個歷史上的種類加起來，也沒有現在大學的花樣多：“優秀教師”、“模范黨員”、“優秀基礎課教師”、“優秀班主任”、“優秀管理人才”、“優秀思想工作者”、“優秀研究生課程”、“優秀本科生課程”、“優秀人才”、“優秀老教師”、“優秀中青年學者”、“突出貢獻者”、“跨世紀人才”、“百人工程”、“優秀項目獎”、“優秀科研獎”、“中青年科研獎”等等；還有海外、國內公司贊助設立的獎，其數目也不下幾十種。每個教師都能抱出一堆大紅皮子的“獎勵證書”。

　　人才工程好像是高校改革的“尖端武器”。其實這只是在萬般無奈情況下的蹩腳措施。人才不是靠行政力量選拔培養的，而是在自由的環境中成長出的，不改變環境土壤，而去樹立標兵，實在是本末倒置。入選各種人才方案中的參數很多，比如年齡規定、職稱規定、人緣關系等，并不只是根據“才”。許多真正優秀者不能入選。某系主任向人夸耀他系藏龍臥虎，有兩名國家級人才，還有幾個更大的人才沒有入選，因為年齡大了一兩歲！

　　某些高校的定崗改革令人眼紅如血：把人才分“校級人才”和“系級人才”兩類，依次按級給多少經費。方案設計很好，但在多年遠離改革浪潮沖擊的大學，卻不可能落實，只適合在報紙上宣傳，鼓舞不知情者的干勁。誰越是按照年齡和職稱搞論資排輩，誰就越是“改革平穩”——有些進“校級人才”崗的老教師根本不夠水平，但中青年教師也不可能與他們相爭，只是心中悶氣。誰越是不論資排輩，誰的亂子就越大，由于有了橫向的比較，就鬧成了一鍋粥。老、中、青都怒氣沖天，有的貼小字報、有的向信箱里塞傳單、有的寫告狀信、有的罷課、有的跳槽……。改革之后的校園像剛生過一場大病，元氣大傷。

　　6、結語

　　中國大學病入膏肓，決非幾個療程的湯藥能夠醫治，需要動大手術、需要輸血和換血。大學成了最后一口“大鍋”，外面排著長長的吃“大鍋飯”的隊伍。這種狀態不能怪某一層領導或某部分教師，而是整個體制的問題。目前，大學在理念、價值觀、知識體系、管理運作上，都遠離現代大學的境界。有些教師在講授新知識、新價值觀，但是自己的思維和行為的方式卻是很陳腐的。科學觀點、理性原則、效率原則、包括“按勞分配”的原則，在大學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而意識形態過敏癥、平均主義理念、大鍋飯意識、人情關系原則、家長作風、官本位價值觀等控制了校園生活。這些因素結合在一起，形成了極其膠著的結構，任何好的政策方案、好的意圖、好的領導干部都對之無能為力。在這種體制下，不知有多少聰明才智被消耗掉，無數的優秀人才在大量無意義的瑣事、爭斗、氣惱和苦悶中最終變成了庸才。

【摘自尹保云《象牙塔里的塵土》，《學術界》200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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