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海倫在《選擇革命:長征中的紅軍女戰士》一書中提及，她在采訪女紅軍的時候，問及“你為什么要入黨和參軍”時，她們都給出了精彩紛呈的答案。
包括了她們在童年時代的生活細節、家庭地位，她們當時是如何預見自己的未來，她們是什么時候、如何被政治化的，她們是如何理解自己參加革命的決心的。
從女紅軍五花八門的回答中，可以清晰地發現激發她們成為革命者，從而走向戰場的原因也是千差萬別。
但是歸根到底是出于對人民民族解放和婦女自身解放兩大奮斗目標的執著追求。
首先，救國救民，改變近代以來的屈辱歷史，實現人民的解放是絕大多數女紅軍參加革命的首要因素。
正如《國際歌》歌詞中所言，“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
第一個上井岡山的女戰士賀子珍在自述中回憶，她在福音堂辦的女學讀書時，“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消息，傳遍了中國。
她也在共產黨先進思想的引領下逐漸萌發了“這個世界不公平的事太多，不把社會翻個個兒，人民沒法活”的革命思想，進而投身革命洪流，“
找到了打倒軍閥和土豪劣紳、解放窮苦人民的革命道路”。
賀子珍參加革命的根本原因是她堅信中國共產黨可以救國救民。
她曾經說過：“想到革命，想到人類最美好的共產主義社會，那么面前的這點困難又算得了什么呢？”
正如康克清和謝飛所言，“那時我們的理想只有一個，消滅敵人，解放全中國”。
其次，伸張女權，積極展現女性生命主體意義，實現女性自身的解放也幾乎是所有女紅軍參與革命的直接因素。
自古以來，中國女性在父權制社會下，長期受到封建禮教的束縛和摧殘。女子從出生起就受到忽視和歧視，“男人和女人之間沒有平等可言”。
尤其在一些貧困的家庭，女孩是家中養不起的奢侈品，大都一出生就被溺死或賣為童養媳。
后來成為新中國第一位女將軍的李貞在自述中提及，早年因家境貧寒，6歲就被送走成了別人家的童養媳，在家中不僅承擔著繁重的家務勞動，而且身心受盡虐待和凌辱。
李貞
于是，1926年，這個18歲的小媳婦毅然沖出古家的家門，報名參加婦女解放協會，希望擺脫在古家心酸和恥辱的生活。
在填寫表格的時候，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李貞”，表示對革命的堅貞不渝。
改變不堪忍受的生活境遇成為她參加革命的直接因素。
《女將軍李貞浴血瀏陽河》
與李貞有著相同經歷的女戰士還有很多。
根據老戰士杜文凱的回憶，她當了６年的童養媳，每天起早貪黑勞作，但是婆家仍舊對她百般挑剔，讓她吃不飽、穿不暖，整天提心吊膽地過日子。
就是為了逃出這種悲慘的境地，她才下定決心參加紅軍，投身革命。
隨著中國共產黨對婦女解放運動的推動，那些處于生活最底層的備受壓迫的女性出于改變自身悲慘境遇的考量，紛紛選擇投身革命，走上一條嶄新的生活道路。
后來很多女紅軍在回憶中都講到一句話，“黨就是我的家”，因為革命幫助她們逃離了卑微的地位、凄慘的生活，并且為之帶來了新生活的希望。
不過，紅軍長征中還有這樣一些女性，她們當中，亦有比較富裕家庭出身的享受過小姐姑娘生活的人，亦有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生和到過外國留學的留學生，并且在十年前曾在社會上有聲有色的政治活動者。
如：周恩來夫人鄧穎超在大革命時期任過國民黨的中央監察委員、中央執委候補委員及中央婦女部的秘書長，在廣東曾有不少人稱之為演說家。
鄧穎超
被紅軍戰士稱為“大姐”的蔡暢，她是大革命時代國民革命軍第二軍黨代表李富春的夫人，曾在廣東、兩湖等地致力過婦女解放運動，她還曾留學法國多年。……法文很好，又善于唱歌。
這些女性雖然出身尚好，可依然為了中國的革命事業以及社會解放、婦女解放，毅然決然踏上了征途。
毛主席曾在中國女子大學開學典禮的講話中指出:“假如中國沒有占半數的婦女的覺醒，中國革命是不會勝利的。”女紅軍在長征中的偉大實踐無疑是最好的例證。
電影《紅色娘子軍》
一方面，女紅軍沖破封建禮教的牢籠，打破禁錮婦女的枷鎖，試圖通過參與革命來改變自身悲慘的命運。
同時，她們還通過宣揚革命精神啟迪更多婦女得以覺醒，加入到女性解放的隊伍中。她們用實際行動證明了女性自身的價值和意義。
由此，女紅軍可謂是中國婦女解放的宣傳隊、宣言書和播種機。她們為近代以來“女性的革命”作出卓越的貢獻必將永載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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