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繼明 | “柳青道路”與我的寫作

　　導     語

　　隨著數十年來的“告別革命”，中國的主流文學已經離工農的生活和呼聲越來越遠，但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仍然有作家堅守著左翼文學的星星之火。劉繼明老師是當代有代表性的堅持為工農寫作的作家。在南京大學，劉繼明老師以《“柳青道路”與我的寫作》為主題，為南大師生展開了一場深刻而富有啟發性的講座。

　　劉繼明老師分享了他對柳青及其創作道路的獨到見解。柳青，這位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的作家，以其真誠、自覺的創作態度，踐行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深入農村，與農民同吃同住，創作出了反映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壯麗史詩”——《創業史》。劉繼明老師將這一與勞動人民結合的文學道路稱為“柳青道路”。通過探討柳青及“五四后”一代知識分子的創作與生活，劉繼明老師揭示了“柳青道路”的深刻內涵，即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創作道路。同時，劉繼明老師還結合自己的寫作經歷，分享了其從先鋒文學到底層敘事的創作轉向，以及對“柳青道路”在新時代背景下的繼承與發展。

　　這場講座不僅是對柳青及其創作道路的致敬，更是對當下文學創作方向的一次深刻思考。中國的文學往何處去？人民需要什么樣的文學？或許“柳青道路”能給我們些許啟發。

　　作者｜劉繼明，中國當代作家，武漢大學中文系畢業。歷任湖北省歌劇舞劇院編劇，第五、六屆湖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專業作家，《天下》雜志主編等職。新世紀初以一系列小說隨筆文論成為“底層文學”的重要實踐者，主要作品有《劉繼明文集》10卷、長篇小說《黑與白》三部曲。

南京大學的講座現場

　　大家好！很高興有機會跟南京大學的師生們交流。我雖然多次來過南京，卻是第一次走進南京大學校園，但一點也不覺得陌生。這自然是因為南大擁有的悠久歷史傳統和深厚學術資源。

　　南大文學院作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重鎮同樣令人矚目。我和南大文學院的不少老師也很熟悉，如丁帆教授，九十年代初我在長江文藝雜志社做編輯時，編發過他的大作；王彬彬教授，1995年我到南京組稿時就見過面，那時他還在南京軍區工作，后來他到武漢參加“屈原文學講壇”的活動，我們又見過一次面；還有畢飛宇教授，95年那次，我也找他約過稿，畢飛宇當時剛從揚州調到南京不久，在一所中學教書，住在城墻邊的學校宿舍區，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他。那一次，我還見了韓東、魯羊、朱文等人，包括我和畢飛宇在內，當時在文壇被稱為“新生代作家”，記得在韓東家里，他拿出一份剛出的新民晚報給我看，上面有一篇《鐘山》副主編徐兆淮先生的文章《文壇涌起“新生代”》，文中列舉的“新生代作家”就有我們這幾位。順便說一句，我去蘇童家找他約稿，就是徐兆淮先生陪同的。一晃都過去三十年了。所以我這次到南京，心里真有一種恍若隔世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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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青和“五四后”一代知識分子

　　我今天和大家交流的主題是《“柳青道路”與我的寫作》。先講第一個問題：柳青道路。

　　柳青一直是我仰慕的作家，2016年夏天，我曾經去西安郊區拜謁過柳青墓，并參觀了落成不久的柳青紀念館和柳青墓、蛤蟆灘（神禾源、皇甫村）。柳青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占有十分重要和特殊的地位，他的長篇小說《創業史》被譽為反映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壯麗史詩”，被譽為“十七年文學”的最高成就，是“社會主義文學”和“人民文學”的經典作品。

　　所謂“三紅一創”中的“三紅”指《紅巖》《紅日》《紅旗譜》，“一創”指的就是《創業史》。但在實際評價上，《創業史》的地位則要比“三紅”高得多，很長時間以來，不少當代文學學者以及高校中文系學生和研究生，都把柳青及《創業史》當做熱門的研究課題和對象，出現了長盛不衰的“《創業史》熱”和“柳青熱”。

《創業史》封面 | 圖片來源：搜狐

　　在普遍看淡甚至否定“前三十年”文學的主流學界，柳青獲得的這種殊榮無疑是少見的，相較于同樣反映合作化運動的《艷陽天》及其作者浩然幾乎被全盤否定的命運，更是堪稱奇跡。在2016年的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最高領導人提到的一長串中外經典作家名單中，柳青以唯一的一個“前三十年”作家的身份赫然在列，無疑加重了其作為經典作家的份量，特別是近年來柳青被當做“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典范廣受推崇，使得他的影響不再局限于文學界，而呈現出某種符號化乃至偶象化的趨勢。

　　柳青出身于一個破落地主家庭，他從一個左翼進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直至成為“革命作家”的經歷，在他那代作家和知識分子中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如丁玲、周立波、趙樹理、孫犁等，他們都出生于五四運動爆發以前，周立波出生于1908年，丁玲出生于1904年，趙樹理出生于1906年，孫犁出生于1913年。柳青出生于1916年，他和孫犂比其他幾位的年齡平均小近10歲，但都屬于五四運動后成長起來的一代人，文學史和思想史上對這代人有一個統稱：五四后。

　　總體上說，“五四后”知識分子跟五四運動的發動者和參與者一樣，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以陳獨秀、李大釗、魯迅和毛澤東等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和蘇俄社會主義的信仰者，一類是以胡適、傅斯年等代表的英美自由主義的信仰者，而丁玲、周立波、柳青等這批在五四運動影響下成長起來的青年知識分子和文化人，則是前一類五四先驅的熱忱而堅定的追隨者，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隨著中國共產黨登上政治舞臺，投身于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的洪流，直至新中國成立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成為了那個時代的先鋒。

　　柳青和丁玲、周立波、趙樹理這代五四后成長起來的作家還有一個共同點，即他們都是從國統區投奔延安和解放區，或者本人就是解放區土生土長的，又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之后，創作出了各自的重要作品，如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風驟雨》，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出生和出道時間稍晚的柳青，雖然在四十年代也寫出了《種谷記》《銅墻鐵壁》，但真正寫出代表一個時代的重要作品，還是《創業史》。

　　以《創業史》為標志，柳青才擺脫“五四后”知識分子這個以代際和集體命名的符號，走出了一條屬于他自己，也屬于新的時代的創作道路，我稱之為“柳青道路”。

柳青（1916-1978），本名劉蘊華，字東園，

筆名柳青 | 圖片來源：豆瓣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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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青和“柳青道路”

　　2016年，在文學界素有“國社”之稱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柳青傳》，作者是柳青的女兒劉可風。出于對柳青的崇敬，該書剛一出版，我就在當當買了一本。

《柳青傳》封面 | 圖片來源：網絡

　　《柳青傳》中這樣寫道：

　　“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的時候，父親雖然在陜北，但他沒有聆聽這次講話，因為1941年他下鄉到米脂縣組織鄉選，和農民一起搞‘減租保佃’活動去了。父親說：‘后來我讀了這個《講話》，我是擁護《講話》基本精神的，因為這之前，我已經下了決心，要搞寫作，就先到基層群眾中去。”（《柳青傳》453頁）

　　五十年代初，丁玲寫過一篇《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創作談”，題目就叫《到群眾中去》。到群眾中去，生活和感情同工農兵打成一片，是毛澤東向革命文藝工作者發出的號召。柳青顯然也是自覺踐行“講話精神”的作家之一。五十年代初期，柳青主動申請到農村“安家落戶”，也是為了“寫書”，是《講話》精神的延續：

　　“新時代向作家提出了比過去任何時代都高的要求，反映空前豐富的社會生活，日趨激烈的生活沖突和迅速變化的客觀形勢，要做到無愧于自己生活的時代向作家提出的這樣難于滿足的要求，實在是談何容易。只要我們這樣考慮問題，我們就比較理解毛主席指出的唯一出路——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群眾中去，到火熱的斗爭中去，到唯一豐富的生活源泉中去。長期地，不是暫時地，也不是時斷時地；無條件地，是不甘成敗，也不避艱險；全心全意地，不是半信半疑，更不是三心二意。這樣的理解，不是咬文嚼字。”（《柳青傳》453頁）

　　通過柳青這段話，可以看出他對《講話》精神的踐行，是真誠、自覺和積極熱忱的，沒有任何保留，更看不到絲毫勉強和“被迫”。

陜甘寧邊區的女干部幫助農村婦女

和孩子學習文化 | 圖片來源：共產黨員網

　　柳青的這些議論，跟《創業史》講述的故事和人物是和諧統一的。讓你覺得，他不僅通過手中之筆，而是用自己全部身心創造出了《創業史》。對于他經歷的那個時代，他不是一個旁觀者、記錄者，而是以飽滿的熱情和忘我的姿態投身進去，不但直接參與解決皇甫村合作化進程中遇到的問題和困難，被反對合作化的“壞人”視為眼中釘，暗中“盯梢”，差點兒被害，而且在《創業史》第一部出版后，將全部稿費捐獻給了當地農村。1964年，柳青在致責任編輯的信中說：

　　“應該過簡樸的生活，這種生活培養出來的感情和作家創作勞動的感情，以及作家要喚起讀者的感情，才是一致的。奢侈生活，必然斷送作家，破壞作家的感情和情緒，使作家成為言行不符的家伙……”（《柳青傳》473頁）。

　　由此可見，無論作為作家還是作為個人，柳青都達到了罕見的高度。無獨有偶，丁玲在《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獲得斯大林文學獎金后，也曾將全部獎金捐給了宋慶齡兒童基金會。他們這種“公而忘私”的行為不單是某種個人的道德風范，而是那個崇尚集體主義精神和共產主義理想的時代激勵和催生出來的結果。

《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連環畫封面

圖片來源：孔夫子舊書網

　　換一個角度說，如果柳青對他所出的那個時代不是出自內心的認同和擁護，是不可能有這種高尚的行為，也不可能寫出《創業史》這樣的作品的。也就是說，《創業史》不是作家孤立“創造”出來的，而是作家和時代共同孕育的果實。這并不是抹殺作家的個人勞動，而是說明作家、作品與所處時代之間，存在著一種隱秘而深刻的“互文”關系。

　　所謂“柳青道路”，是以柳青為代表的那代作家在延座講話精神指引下自覺的人生選擇。作出這種選擇的不只是柳青，例如周立波、趙樹理以及馬烽等人。五十年代中期，周立波回到他的家鄉湖南益陽安家，跟農民打成一片，寫出了《山鄉巨變》，趙樹理出身山鄉農村，定居北京后，同農村仍然保持著密切聯系，《三里灣》就是這種聯系的產物。這兩部作品跟《創業史》一樣都是反映農業合作化的，在當代文學史上擁有差不多同等的地位和影響。

　　我們都知道，趙樹理是山藥蛋派的代表作家。山藥蛋派另一位重要作家馬烽，也長期工作生活在農村，他掛職的那個地方在山西汾陽的賈家莊，馬烽一部很有影響的電影《我們村里的年輕人》，寫的就是賈家莊的故事。電影中有一首插曲《人說山西好風光》比電影更有名，很多人都會唱。賈家莊是迄氣為止少數沒有分田單干，仍然走集體化道路的村莊之一。類似的村莊還有河南的南街村、江蘇的華西村、河北的周莊人民公社等。

《我們村里的年輕人》電影劇照

圖片來源：豆瓣電影

　　今年四月份我去賈家莊參加一個文學活動，參觀過馬烽紀念館，同幾年前參觀柳青紀念館一樣，使我強烈感受到那個時代作家和廣大農村農民血肉相連的聯系。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柳青道路”也可以叫延安道路，是一個時代的精神象征。柳青那一代作家不僅親身經歷了新民主主義革命血與火的洗禮和新中國成立后改變億萬農民通過合作化運動走上集體化道路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而且用手中之筆生動形象地書寫了他們打碎舊世界、建立新世界的歷史進程，無論是作為革命者，還是作家，他們都是幸運的。我們應該向他們表示深深的敬意。

　　關于作家和時代的關系，并不是一種簡單、直接和相互的影響，這種影響有正向的，也有反向的，并不是融入甚至迎合時代潮流，才能寫出偉大的作品或成為一個偉大作家的，這樣的例子在中外文學史上并不少見的。柳青也是如此。大家知道，《創業史》原計劃寫四部，按照作家的構思，他要描繪中國農村社會從私有制的小農經濟走向社會主義集體化這一偉大歷史進程的全過程。但直到去世，第二部上卷才完成初稿。導致柳青未能完成這一宏大創作計劃的原因表面上是天不假年，但真正的原因其實并不是這樣，而是他對農業合作化運動產生了疑惑甚至動搖。

陳永康互助組向全國農民挑戰

圖片來源：1951年，凌虛 徐京 作

　　據《柳青傳》“未完成的《創業史》的構想”這一節里披露，柳青曾經說：“鄧子恢提出的‘穩步前進’的方針是正確的，是接受了蘇聯合作化的教訓以后提出來的。”鄧子恢曾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他還在談到第四部的創作計劃時說：“主要內容是批判合作化運動走上錯誤的路，我寫第四部要看當時的政治環境，如果還是現在這樣，我就說得隱蔽些，如果比現在放開些，我就說得明顯些。”這段話表明，柳青對合作化運動的看法已經同他寫《創業史》時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由于這種原因，《創業史》成為了文學史上一部未完成的經典。這究竟是柳青的幸與不幸，涉及到對歷史的評價，很難簡單地做出結論，但值得我們深入思考。

　　我不知道學術界有沒有“柳青道路”這個提法。如果沒有，就算是拋磚引玉吧！

　　如何評價柳青和“柳青道路”以及他所處的時代，既是一個文學課題，也是一個歷史課題。對于其中蘊含的復雜性，幾年前我曾經在《誰的柳青，柳青是誰》和《我們究竟應該怎樣理解柳青》兩篇文章中做過具體的分析，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到網上找來看看，這里就不贅述了。【編者注：點擊標題即可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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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寫作

　　下面談談我的寫作。

　　前面我說過，柳青一直是我仰慕的作家，這里用“一直”這個詞其實并不準確。作為60年出生的人，當我開始寫作時，文壇上流行的是西方現代派和后現代派文學，其中的一些代表作家如卡夫卡、福克納、博爾赫斯、馬爾克斯、艾略特等是那個時期幾乎所有文學青年心目中的偶像。2008年，我在上海城市文學論壇的做過一次關于“小說與現實”的講座，其中談到，“那時候，薩特、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和尼采的超人哲學等等，在文壇學界尤其是青年知識分子中間耳熟能詳，風靡一時，在工廠的車間或者公共汽車上，一不小心就能碰上有人手里捧著一本諸如《存在與虛無》《存在與時間》和《人論》之類的書，什么孤獨個體啊，自由選擇啊，存在先于本質啊，利比多啊，酒神精神啊，等等，聽起來既新鮮又富于誘惑力。”

　　八十年代初，美學家李澤厚、文藝理論家曾劉再復先后拋出重量級著作《美的歷程》《論文學的主體性》等，為創作自由充當了思想先驅的角色。文學史和思想史界稱這段時期為“新啟蒙”。與此同時，中國文學界開始出現一些借鑒西方現代文藝理論創作的現代派、先鋒派或荒誕派作品，代表作家和作品有徐星的《無主題變奏》、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等，這些作品在形式上采用西方意識流小說、荒誕派戲劇如變形、解構和反諷等技巧，追求個人自由、反傳統乃至性解放等自由主義價值觀，由于其形式上的新奇陌生，思想上的大膽和富于叛逆精神，在中國文壇風靡一時；稍后出現的莫言、馬原、蘇童和格非等人，將先鋒派文學推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這意味著“純文學”作為一種貫穿新時期并影響至今的重要文學流派，業已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的主潮。

先鋒文學五虎將

圖片來源：紀錄片《文學的日常》

　　我八十年代后期畢業于武漢大學中文系，我曾經在一篇《我的激情時代》的散文中寫道：

　　“那時的武大校園真像古希臘時代的雅典學院，空前活躍，各種人文學術講座、辯論和沙龍輪流登場，弗洛姆、薩特、海德格爾、卡夫卡、弗洛依德、尼采、榮格、加繆等思想家和文學家成了萬人景仰的文化英雄，活躍在文壇學界的一些風云人物也經常被邀請來珞珈山演說或講學。每次講座幾乎都座無虛席，如果不提前占位置，只好站在走道和門口聽。作為趕上時代末班車的遲到者，我像突然被卷入一個巨大漩渦那樣，感到有些眼花繚亂，迫不及待地全身心投入了進去……”

　　閃耀在人們心目中的是諸如“自由主義”“現代主義”“先鋒派”這樣一些時髦的詞匯。直到九十年代，隨著市場經濟的啟動，八十年代那種海嘯般的文化狀況，九十年代中期逐漸被一種日常化個人化的“新寫實”“新狀態”所替代（《鐘山》），直到九十年代末“新左派”思潮出現后，才開始發生新的變化。

劉繼明南大講座 | 圖片來源：人境講壇

　　我或者說我這一代作家正是在這種氛圍下走上文壇的。在這種氛圍下，柳青和丁玲、周立波、趙樹理等這一代革命作家和社會主義時期的作家，在許多人眼里已經成了不合時宜的古董。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對柳青不僅談不上“仰慕”，甚至是很隔膜的。整個八十年代都是“純文學”的黃金時代。直到九十年代中期，隨著市場經濟的推進，中國社會開始發生結構性變化，不少新的社會問題如貧富分化、環境污染等等，文學界也開始出現一些對“純文學”進行反思的聲音。

　　2001年的《上海文學》發表身兼作家和評論家雙重身份的李陀的訪談《漫說“純文學”》。這篇文章認為，一度在八十年代產生過積極影響的“純文學”在九十年代成為文學的主流觀念，并致使作家和批評家“拒絕和社會以文學的方式進行互動，更不必說以文學的方式參與當前的社會變革”。李陀提出這一問題的理由是：九十年代，在思想、理論界和中國的社會變革密切相關的論爭當中，并沒有文學界的聲音；另外是“七十年代寫作”尤其是“個人化寫作”被提高到了不適當的位置。九十年代的文學界“主動放棄了對社會重大問題發言的權利”，作家和批評家拘囿于自身的意識形態立場的視野之中，喪失了描述（實則是建構）社會總體圖景的能力。

　　我是八十年代中期開始寫作，九十年代中期登上文壇的，在經過了近四十年之后，我對“純文學”也有了一些與過去不同的認識。

　　現在看來，李陀先生的反思，只觸及到了“純文學”與現實的關系，但我認為，“純文學”最大的問題還在于顛覆了延安文藝建立和新中國前三十年形成的以丁玲、周立波、趙樹理和柳青等為代表的人民文藝傳統。包括毛澤東早在延座講話中提出的的“文藝為什么人”又重新成了一個問題。文學究竟應該為占人口大多數的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服務，還是應該為占人口少數的精英和資產階級服務？這個問題在文學內部是很難找到答案的，而是改開后社會不斷精英化資本化所導致的，因此與其說是一個文學問題，倒不如說是一個政治問題。

延安革命根據地的軍民聯歡

圖片來源：中國新聞網

　　盡管我的寫作以“文化關懷”小說為標志，與當時的先鋒文學以及新狀態文學呈現出某種異質性，但整體上還是內在于新時期文學，自然受制于文學主潮的影響。我的創作真正出現新的變化，是九十年代后期和21世紀初發表的一批描寫底層民眾生活境遇的作品，與那一時期正在濫殤的底層敘事不謀而合。

　　大約就是在這一時期，我開始重新閱讀并重視柳青這一代革命作家或人民作家，并開始思考個人與人民的關系，并試圖將自己的寫作同斷裂已久的左翼文學傳統進行縫合。這就是一些評論家指出的我在九十年代后期和新世紀之初開始的“創作轉向”。

　　青年評論家李云雷曾經在《先鋒的底層轉向——劉繼明小說論》一文中，對我的創作“轉向”進行過具體的分析，他認為：

　　“在我們的時代，劉繼明的寫作是一個異類，但也代表了一種趨向，他的寫作向我們表明了‘先鋒’的當下形態，那就是向‘底層’的轉向。

　　在這里，‘底層轉向’包括以下層次：首先，‘底層敘事’是一種先鋒，是今天的先鋒，在內容上它的探索不再囿于人的內心世界，而是擴展到了更廣大的社會范圍，這是‘先鋒文學’合乎邏輯的發展；其次‘底層敘事’不僅僅是字面上‘描寫與同情底層’的意思，它還應該有更為高遠的追求，有更為豐富的思想資源和藝術資源，在這方面，20多年的先鋒探索為之提供了最為切近的可資借鑒的藝術方式，如果簡單地加以拋棄，不僅會使‘底層敘事’粗糙無味，而且將使我們的文藝倒退到1985年之前，同樣‘左翼文學’的思想資源，也提供了文學與‘底層’結合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我們必須在揚棄的基礎上加以繼承。

　　正是在以上兩個層面，劉繼明最近的創作為我們開拓了一條新的路徑，這是一條正在延展著伸向前方的路，同時也是一條孤獨的路，對這條路探索的成功與否，將決定著未來中國文學的面貌。”

　　在這篇評論中，李云雷看到了我的創作跟主流之間存在的縫隙以及跟左翼文化思潮的契合，并預示了可能出現新的方向。事實上，正是從底層寫作開始，我逐漸走出了一條屬于自己的道路。這條道路的標志就是長篇小說《人境》。

《人境》封面 | 圖片來源：豆瓣讀書

　　《人境》2016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是我第二部真正意義上的長篇小說，第一部是《江河湖》，出版于2010年，體量和《人境》差不多，但這部長篇在我的創作歷程中，只能算是一部過渡性的作品，在這之前，我還寫過幾部長篇，但無論是篇幅和容量，都只能算是放大的中篇。《人境》的寫作時間幾乎從我的青年時代一直跨越到中年，經歷了中國從傳統社會主義體制向市場體制轉型的全過程，我個人的生活和思想也發生了許許多多令人深省的變化。這些變化都寫進了這部小說中，所以我在“后記”中說，是“作者跟當代中國不斷變化的現實一起共同孕育了這部作品”。

　　《人境》出版后，曾入選“改革開放四十年四十部重要長篇小說”，以及在文學界口碑甚佳的《收獲》年度長篇小說排行榜等幾個榜單，還獲得過路遙文學獎提名獎。評論界給予了很高評價，李云雷稱之為“新社會主義文學”的開拓之作，青年評論家李松睿也指出：

　　“《人境》是一部特殊的作品，在當代文學熱衷于探索人性之幽微，形式之創新時，《人境》卻繼承了20世紀文學思考社會問題，探索人生出路的傳統。它面向中國社會的現實與歷史，探索農村在經濟全球化格局沖擊下的出路，這挑戰著80年代以來中國人文學界對文學狹窄的理解。通過對比《人境》與《創業史》……盡管《人境》體現了作者鮮明的左翼立場，但它的深刻之處在于面向變動的現實生活，使多種思想并置，辯難，交鋒，為思想提供成長的空間與可能。”

　　《人境》之后，我認為自己寫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打算從此封筆了，但我沒有料到的是，時隔5年之后，我又寫出了一部無論是體量還是意義上比《人境》更重要的作品，這就是《黑與白》。

《黑與白》封面 | 圖片來源：豆瓣讀書

　　《黑與白》從2017年開始構思，動筆于2019年，2023年完成全書共三部九卷，120萬字。這部小說的出版比《人境》更曲折，先是由香港一家出版社出版，前不久才在內地出版，但發行仍然受限，因此很難從主流渠道見到。

　　《黑與白》港版問世一年多來，在海內外引起了熱烈反響，許多讀者爭相通過各種途徑傳閱這部作品，紛紛撰寫讀后感和舉行各種形式的交流分享活動，有評論家稱之為“一部形象化的當代中國社會發展史”和“人民現實主義的尖鋒之作”。有人將它和路遙的《平凡的世界》進行比較。《平凡的世界》的發表和出版過程也很曲折，曾被多家權威雜志和出版社退稿，出版后倍受冷遇甚至打壓，卻在讀者中廣為流傳，銷量一再創下記錄，成為一部不受主流文壇待見的文學經典。而迄今為止，撰寫《黑與白》的很少有專業評論家，絕大多數都是普通讀者，這一點跟《平凡的世界》出版前后的境遇頗有幾分相似。但《平凡的世界》“不受待見”，是在它獲茅盾文學獎之前，獲獎之后，它便很快受到眾多評論家的追捧，不僅作品奉為經典，路遙也被封圣，成為無數人頂禮膜拜的偶像。所以我認為，將《黑與白》同《平凡的世界》相比并不十分恰當。因為，我從《人境》到《黑與白》的寫作實踐，同中國當代主流文學是截然不同的兩個面向，很難用同一種文學標準進行評價。我覺得寫作并不只是為了當下，也可以是為了將來甚至過去，比如為一種逝去的歷史，一個淪陷的階級以及某種樸素而永恒的真理，或者像獲得2022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法國女作家安妮·埃爾諾在受獎詞中說的那樣，“我寫作，是為了給我的人民報仇。”

　　我曾經在《黑與白》陸版后記中說，這部作品是我“擺脫精英文學體制，向中國新文學史上源遠流長的無產階級文學和人民文學傳統的一次回歸，是向丁玲、周立波、趙樹理、柳青那代作家獻上的一件禮物。”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黑與白》是我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對“柳青道路”的一種繼承。

　　以上就是我對“柳青道路”與我的寫作的一點思考。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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