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胡適的世界觀是錯誤的,更是不能解決中國問題的。但對其真正有力的批評是實事求事而不能是片面的。在這方面毛澤東同志作出了表率。
五四時期,中國國家災難深重,北京大學不自覺地成了實事求是思想的搖籃。當時北大有兩個了不起,但在當時又不是太顯眼也并不太被接受的人物,一個是胡適,另一個是毛澤東。那時候北大講“兼容并蓄”而不是實事求是。講壇上宏論滔滔,但多不太講問題只講主義。因為當時的問題太殘酷,太不斯文。胡適主張少講主義,多講問題。許多人冤枉胡適說他不講主義,只講問題。其實,胡適只是針對當時學界空談的弊端,主張不要脫離中國問題談主義,應針對具體問題談主義。
胡適就自己寫作《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意圖后來有過解釋,他說:“在那篇文章里我指出:第一,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第二,著重外來進口的‘主義’對(解決)中國(實際)問題,是沒有用處的。我并說明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的有心人,對于那時那地的實際問題所提出的實際的解決方案。我說如果我們不去實地研究我們自己現有的社會、政治和文化的需要,單會空談一些外來進口的抽象主義,是毫無用處的。第三,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的政客利用來做種種自私害人的事。” [1]
1954年10月16日毛澤東就俞平伯在《〈紅樓夢〉研究》說的“原來批評文學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見的,所以甲是乙非了無標準”,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愛”為些觀點批注說:“這就是胡適哲學的相對主義即實用主義。” [2]12月28日,毛澤東在給李達的信中特別叮囑:“在批判實用主義時,對實用主義所說的實用和效果,和我們所說的大體同樣的名詞,還需加以比較說明,因為一般人對這些還是混淆不清的。” [3]
1956提1月24日,毛澤東審閱中共中央關于在干部和知識分子中組織宣傳唯物主義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演講工作的通知稿,批示:“可用。”通知指出: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錯誤思想的批判已告一段落,對胡適派思想的批判已經初步展開,對胡風及其一派的文藝思想的批判亦將展開。 [4]1957年2月16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集中央各報刊、中國作家協會、中國科學院和青年團的負責人開會,討論文藝思想問題,毛澤東說:“教條主義不是馬列主義。我們開始批判胡適時很好,但后來就有點片面性了,把胡適的一切全部抹殺了,以后要寫一兩篇文章補救一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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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唐德剛譯:《胡適口述自傳》,華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14頁。
[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99頁。
[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28頁。
[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39頁。
[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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