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當代資本主義的階級問題

　　階級問題是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等學科領域共同關注的重要問題。隨著時代變遷以及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社會結構的變化，階級問題在不同歷史時期具有不同的關系態勢和表現形式。在全球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今天，社會發展的客觀事實再次凸顯出階級問題的重要性。我們應怎樣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的階級結構和階級關系?怎樣認識階級研究和階級分析的作用與意義?怎樣認識全球資本主義的階級分化和沖突?本文從當代西方社會的階級問題所面臨的諸種挑戰出發，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和階級分析方法，對當代資本主義的階級問題及階級關系的實質、狀況、態勢、特征、演變過程和發展趨勢進行客觀、深入的分析。

　　一、階級問題在當代面臨的挑戰

　　20-21世紀之交，西方理論界圍繞階級問題展開了新的爭論，這為20世紀晚期資本主義新變化所引發，也為資本主義面臨的諸種問題及新的危機所激發。諸如“社會階級正在死亡嗎?”“后工業社會中階級還能夠繼續存在嗎?”“階級還有意義嗎?”“階級政治終結了么?”“全球化時代的社會關系和階級關系如何?”等等，不一而足。圍繞階級定義、階級劃分、階級結構、階級沖突等問題再次進行的廣泛而深刻的討論，凸顯了對階級和階級分析本身能否繼續存在下去的詢問(盡管這種詢問和質疑在此以前一直存在[1])，同時也突出地顯現了階級問題在西方面臨的主要挑戰。

　　（一）“后工業主義”的挑戰

　　后工業主義對傳統社會階級劃分的挑戰不是最近的事情。1973年，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發表了《后工業社會的來臨》一書，引發了關于晚期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社會結構、階級結構的討論。[2]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歐美理論界關于“新階級”興起的著述很多。盡管對什么是“新階級”見仁見智，但毫無疑問的是，其中主要代表人物都認為傳統的階級劃分理論特別是馬克思主義關于資本主義社會兩大階級對立的理論，已經被社會發展所超越，打破傳統階級劃分界限的“新階級”逐漸發展起來，并可能取代舊的階級。而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發展起來的一些后工業社會理論，則主張拋棄“過時的”的階級概念和階級分析方法，認為當代社會的重要標志就是階級解體和社會分層多元化，階級的概念和話語已不再適用于作為解釋社會和學術研究的主要話語與方法了。

　　比如，美國社會學家特里·克拉克和西摩·利普塞特(T.N.Clark and S.M.Lipset)就認為，“階級分析在最近的幾十年里越來越顯得不足了，因為傳統的等級秩序已經衰落，新的社會差異也出現了。這些變化的累積影響正在從根本上改變社會分層的性質——要求我們對過去的理論加以切實的修正。”[3]他們認為，隨著傳統等級秩序的衰落，原來由其所維系的嚴格的階級關系也必然衰落。同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的情況相比，人們的社會階級特征在不斷淡化，新的社會劃分的發展趨勢是“社會分層的碎片化”。這主要表現在三個領域：(1)政治領域：政治行為和活動已較少圍繞階級來動員和組織，這集中反映在階級選舉的衰落，即受階級歸屬影響的投票行為的消失。(2)經濟領域：經濟的復雜性要求分散的、對需求反映敏銳的決策，等級制集中決策越來越困難。這樣，傳統的權威、等級和階級關系日漸衰微。(3)社會領域：家庭變小，等級制分層也被削弱，傳統的家長制家庭越來越不能成為社會分層的模式。從教育和工作方面來看，家庭作為社會分層之基礎的重要性越來越降低了。社會流動已較少由家庭決定，而更多地取決于個人的能力和受教育情況。綜合上述三個方面的情況，階級分層變得越來越不明顯，尤其是那種有明顯階級區分的生活方式已經難以找到了。

　　有的學者主張要徹底地拋棄關于階級與階級分析的全部概念、范疇、范式和方法，認為后工業時代的社會發展和社會結構已使階級劃分與方法失去實際意義和分析價值。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國社會學家雷·帕爾(Ray Pahl)的觀點。他認為，傳統的關于階級結構—階級意識—階級行動之間的關聯模式(class structure—class consciousness—class action，簡稱SCA模型)是一種被社會理論家盲目遵循的教條，“它建立在一種實際上并不存在的行動理論的觀念基礎之上”。他認為階級作為一種解釋工具，在當代社會分析中已處于弱勢地位。首先，階級分析是在19世紀制造業占主導、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關系非常鮮明的時候產生的，而在20世紀后半期制造業地位下降、科技和服務業地位上升的時期，“建立在制造業基礎上的階級模型，必然與以服務業為基礎的經濟難以適應”。其次，經濟關系的全球化“已經使那種無產階級可以在國家范圍內同資產階級進行斗爭的事情成為時代的錯誤”。再次，階級概念“已成為了一個過度濫用以至沒有意義的術語而被輕蔑地擯棄使用了”，它“在比較和歷史社會學的更高層面的分析中不再具有價值”。人們應該停止按照階級的假設采取行動，而要超出SCA主觀鏈式結構的束縛，更多地去研究地域、種族、宗教、性別以及社會邊緣群體等實際問題。[5]

　　（二）“后福特主義”的挑戰

　　后福特主義的挑戰同后工業主義的挑戰密切相關，但二者側重點不同。后工業主義的挑戰關注經濟結構和階級結構的總體變化與發展趨勢，后福特主義的挑戰則具體關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變化對階級關系帶來的深刻影響。

　　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由于石油危機等因素的綜合作用，經濟出現“滯脹”，隨之發生了福特主義生產和消費方式的結構性危機。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使傳統的國家干預政策和福利國家制度受到嚴峻挑戰，科技發展和市場化發展使泰勒制、大規模生產和標準化商品消費都難以為繼。20世紀80年代，隨著里根主義和撒切爾主義在政治上占主導地位，新自由主義取代凱恩斯主義成為資本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為資本主義在全球的擴張提供思想和理論條件。在生產過程和勞動組織方面，以信息技術、微電子技術為先導的新技術革命、產業革命和管理革命，使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勞動市場結構、階級結構發生了劇烈而深刻的變化。福特主義生產方式被后福特主義生產方式所取代。所謂后福特主義，就是一種適應高度全球化的生產方式，形成了一種更為靈活和適應復雜競爭環境的生產體系。其生產方式的主要特征被人們稱為“彈性專業化”。從階級關系上看，資本家階級通過組織的彈性增強了資本家對工人的談判能力。通過“改制”或“重組”，資本主義統治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權力都大大增強。而工人階級則處于分散化狀態，工會力量受到嚴重削弱，工會會員人數減少，工人的集體談判能力和集體行動能力下降。從勞動力市場看，福特制條件下的充分就業政策已不存在，各國失業率上升。就業方式也發生了很大變化，非全日制就業人數增加，越來越多的女性加入到勞動力隊伍中，就業女性目前約占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全部就業人數的40%-50%，外籍勞工人數也不斷增加。工人階級內部多樣化，社會流動和人口流動侵蝕了原來的工人階級共同體利益。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些學者認為，在后福特主義時代，“普遍的無產階級生活方式”已不存在，傳統意義上的工人階級逐漸衰亡。美國學者斯科特·拉什和約翰·尤里(Scott Lash and John Urry)將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的資本主義稱為“非組織化的資本主義”，其中階級關系變化的顯著特征有：(1)經濟中工業生產能力被削減時，核心工人階級(制造業中的體力勞動者)的絕對人數和相對人數都減少了。(2)勞資關系中集中談判的地位和重要性下降了，伴隨著從泰勒制向工作組織靈活性的轉變，公司和企業層級的談判增加。(3)資本主義生產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擴散，導致許多冶煉、制造等基礎行業的競爭加劇，發達國家工人階級的部分工作被轉移到國外，使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向服務業轉移。(4)政黨的特性和階級屬性減弱。選舉的階級性下降，政黨代表特定階級利益的能力和程度降低。(5)文化分裂和多元主義的發展嚴重銷蝕了階級意識。[6]英國歷史學家唐納德·薩松(Donald Sassoon)則認為，在后福特主義時代，“那種以工廠為基礎的龐大的工人階級不再是必要的了”，現在資本主義需要的是數量少、高工資、高彈性、熟練的工人。[7]總之，他們認為，在后福特制時代，傳統的階級劃分越來越不適宜了，工人階級的數量、構成、組織形式、生活方式、行為能力等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如果還按照傳統的工人階級定義(工業領域全日制就業的男性體力工人為主體)，那么就是“告別工人階級”的時候了。

　　（三）“后現代主義”的挑戰

　　后現代主義與后工業主義和后福特主義有很大關聯，但就其對階級和階級分析的挑戰來說，它們之間又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的后現代哲學否定和打碎西方傳統哲學的理性“建構”，對“結構”進行“解構”，倡導多樣性、差異性和無中心性。反映到對階級和階級分析的挑戰上，其主要觀點是：在以往的社會分層領域中，一般都強調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階級結構的重要性，強調這些結構對人們的日常生活、政治行為等的決定性影響作用。無論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理論，還是其他的階級分析理論，都是如此，甚至后工業主義和后福特主義也是以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階級結構的變化為理論出發點的。而在后現代社會，階級的概念沒有什么意義，以階級為基礎的社會認同和歸屬是不存在的，每個個人都有多元、交叉的身份特征，而且個人的身份特征不是外部決定或外生的，而是自己的生活方式、價值標準、消費實踐所決定的，這些都銷蝕和解構了階級結構與階級歸屬。

　　一些從后現代主義視角研究問題的學者，傾向于從文化角度(而不是經濟和政治的角度)來研究社會分層，認為這是后現代社會的主要特征。比如，澳大利亞社會學家馬爾科姆·沃特斯(Malcolm Waters)等人在20世紀90年代進行了一項關于“階級的死亡”的研究課題。他本人重點研究了社會分層模式的歷史演替過程，認為社會分層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由不同的社會分層模式占支配地位。沃特斯根據馬克斯·韋伯(Max Webber)的社會分層理論，基于占支配地位的社會分層模式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三個領域隨歷史變更的轉移，論述了四種依次更替的社會分層模式：(1)在等級社會(an estatist society)，經濟、政治、文化混合在一起，沒有哪個單獨占支配地位。(2)在階級社會(a class society)，產生于經濟領域的利益群體之間相互斗爭，社會分層集中于經濟領域的階級之間的競爭。比如19世紀的資本主義社會，馬克思的階級理論就是這個時代的產物。(3)在命令社會(a command society)，社會分層則受政治和國家領域支配，重要的階層是政治權力集團，這個集團由政治的—官僚的精英構成，它們對一個或多個處于從屬地位的集團進行權力控制。精英集團通過強制的政治權力來支配經濟和文化領域。階級則通過確立同政黨的聯系，基于政治的而不是經濟的方式組織起來。20世紀大部分時間里都是這樣的社會分層模式占支配地位。(4)在地位—慣習社會(a status-conventional society)，社會分層形成于文化領域，社會階級是基于生活方式或價值的地位共同體，它們之間“形成有差異的價值認同模式、身份、信仰、符號含義、趣味、意見或消費”。由于這些因素短暫和脆弱的本質，“基于慣習、地位共同體的社會分層體制看起來像移動的馬賽克”，破壞了政治、經濟領域的穩定。國家因為不能獲得大眾的支持而被削弱了，經濟因為既不能控制工人也不能控制市場也被削弱了。在上面四種模式的演替過程中，并不是舊的模式被完全取代，而是失去支配地位、服從于主導地位的分層模式。在20世紀晚期以來的后現代社會，“社會分層明顯地表現為文化的而不是社會的，關注生活方式而不是生活機會，關注消費而不是生產，關注價值而不是利益。”[8]

　　（四）“新政治”和“新社會運動”的挑戰

　　所謂“新政治”和“新社會運動”，并不是統一的運動和組織形式，它既包括西方在20世紀70年代以來形成的反戰和平運動、生態運動、女權運動、反經濟帝國主義運動和反種族主義運動等相對成型與成熟的運動，也包括原教旨主義宗教運動、新生代運動以及日常生活抗議活動。大多數研究者認為，“新政治”和“新社會運動”的產生，主要是由于西方發達國家科技和經濟的迅速發展導致了從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的轉化，人們的社會價值觀念從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轉向后物質主義，政治觀念從傳統的階級、黨派的權力政治轉向多主體、多主題的群眾抗議政治。之所以說“新政治”和“新社會運動”對階級和階級劃分提出挑戰，是因為它們提出了不同于以階級為基礎的傳統政治運動的價值觀、主題、內容和方式。

　　比如，美國學者拉什和尤里認為，“這些運動并不是由生產關系直接構成的，它們導致了對社會階級、政治矛盾和文化經驗界限的重新劃分。”[9]美國社會學家克拉克和利普塞特認為，現在西方社會存在兩個左翼，但社會基礎是完全不同的——傳統的左翼以工人階級為基礎，強調階級政治和與階級有關的問題；另一個左翼就是“新政治”或“新社會運動”，強調的不是階級問題和傳統政治問題，而是非階級問題和具體的社會問題。再如，曾以階級分析的立場進行社會研究的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也顯示出這樣的視角。盡管他還模糊地承認階級分析的相關性，但他的立場轉變是不言而喻的，認為“生活政治”出現并正在取代“解放政治”，而這種“生活政治”顯示了個人在政治中的新作用，這暗含著作為集體性政治活動的階級運動的衰微。他在《現代性的后果》一書中對勞工運動等的評論也表現出這種立場：“勞工運動和言論自由/民主運動都很‘老’了……其他類型的社會運動更有‘朝氣’。”[10]他還明確表達了階級政治式微的觀點：“隨著工人階級隊伍的急劇萎縮以及東西方兩極對立格局的消失，階級政治的突出性和‘左’與‘右’的傳統分界也模糊了。”[11]概而言之，“新政治”和“新社會運動”的挑戰集中在：在現代社會，政治動員的群體不是階級成員，政治解決的問題也不再是階級問題，階級術語和階級分析方法都不再適用了。

　　總之，階級問題在西方遭遇的各種挑戰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彼此交叉滲透，共同反映了當代資本主義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發生的巨大變化對社會研究和分析方法的挑戰，特別是全球資本主義迅速發展提出的新問題新挑戰。階級問題面臨的挑戰是嚴峻的，但同時也彰顯出作為社會分析主要范疇和范式的階級概念和階級分析方法必須獲得新的說明，以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變化，并重新獲得有效的闡釋力和說服力。

　　二、關于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

　　階級分析

　　階級問題既是復雜深刻的理論問題，也是同經濟社會的發展變化密切相關的現實問題。由于研究者的領域、視角和方法的不同，以及立場和價值取向的不同，對階級問題分析評判所得出的結論必然不同。然而在階級社會，階級是一種客觀的社會存在，階級關系不是主觀的、偶然的社會分化現象，而是由社會物質生產關系所決定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的、現實社會關系，是一定時代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必然產物，“在分工的范圍內，私人關系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會發展為階級關系，并作為這樣的關系固定下來”。[12]時代發展和社會變遷，會對社會結構和階級結構的內容與形式以及人們對它們的認識與意識產生直接的、重要的影響，但這不會改變階級和階級關系存在的客觀事實，不會使階級和階級關系消亡。只有到了以生產力高度發展為前提，社會分工失去了階級沖突、階級差別等階級實質和屬性，人類真正實現了自由、平等發展的共產主義社會，階級和階級關系才會徹底消亡。那么，我們如何客觀地分析評判當代西方社會關于階級問題的爭論呢?如何正確分析當代資本主義的社會關系和階級關系呢?

　　（一）從生產關系和權力關系的本質層面來認識和理解階級問題和階級關系

　　什么是階級?對這個問題的不同認識和回答，決定了人們對社會結構、社會關系、階級階層關系的不同觀點、見解及不同的研究方法。階級首先體現的是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和相互關系，其中最根本的，是對生產資料的占有關系以及由此決定的人們在生產中的權力關系和分配關系。階級是經濟范疇，再嚴格地說，是政治經濟學的概念，它關注的是生產關系，而不是資源和要素配置等生產力問題。階級概念同政治經濟學中的商品、資本、價值等概念一樣，是一種抽象的規定，反映的是深層的本質關系。“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13]因而，階級不同于社會學側重關注的具體職業群體、職業統計的人群分類，也不同于以收入水平差異、性別種族差異、生活習慣方式差異等因素所進行的社會分層。正是因為階級是一個抽象的規定和范疇，是紛雜的社會現象和表象背后深層的社會地位關系，所以屬于一個階級的人并不必然就自覺地認識到自己的階級屬性。因而，判斷特定的人或人群的階級屬性，不能根據其主觀愛好和選擇，而要根據其在特定經濟關系中的客觀地位及其所決定的在一定的權力關系中的位置。

　　具體到研究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階級關系，則必須從資本與雇傭勞動的兩極對立中來把握當代資本主義階級關系的性質及變化。馬克思主義以生產關系特別是對生產資料的關系為標準劃分階級，揭示了資本家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對立的根源。資本同勞動的對立，是“資本家和工人作為一種生產關系的兩極所具有的性質”，[14]這是資本主義本質關系與經濟規律的客觀體現。一個人不論從事什么職業，收入多少，是什么性別和種族，只要他不占有生產資料而唯一出賣勞動力，就客觀地屬于被資本剝削和統治的雇傭勞動這一極。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過戰后30年的“黃金時期”，生產力有了大的發展，生活水平普遍有了提高，由之產生的一種流行觀點是，原來的大多數勞動者都步入“中產階級”的行列了，工人階級正逐漸消失。對這種以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判別階級的觀點，馬克思曾作過分析評判：“所謂資本迅速增加對工人有好處的論點，實際上不過是說：工人把他人的財富增殖得愈迅速，落到工人口里的殘羹剩飯就愈多，能夠獲得工作和生活下去的工人就愈多，依附資本的奴隸人數就增加得愈多。”“這樣我們就看出：即使最有利于工人階級的情勢，即使資本的盡快增加如何改善了工人的物質生活狀況，也不能消滅工人的利益和資產者即資本家的利益之間的對立狀態。”[15]至于職業的區分，勞動方式的變化，也不影響或改變勞動從屬于資本的客觀性質和事實。“‘粗俗的’人的理智把階級差別變成了‘錢包大小的差別’，把階級矛盾變成了‘各行業之間的爭吵’。”[16]馬克思在論述政治經濟學方法的時候說，“如果我拋開構成人口的階級，人口就是一個抽象，如果我不知道這些階級所依據的因素，如雇傭勞動、資本等等，階級又是一句空話。”[17]

　　在分析當代西方社會的變化時，西方一些學者也注重從經濟關系和權力關系層面論證階級的客觀存在及其重要性。比如英國社會學家理查德·斯凱思(Richard Scase)就對否定階級和階級劃分的理論觀點作了較為系統的批駁，并從資本主義社會結構、職業結構、分配關系、社會機會、權力關系等方面專門論證了階級的相關性以及階級在現代社會中存在的客觀必然性。他認為，雖然人們一般認為階級與日常生活中的個人身份和社會關系沒有相關性，但階級確實對于深入理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動力機制是非常關鍵的，社會階級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一種潛在性結構關系，是解釋社會過程必不可少的因素。在社會學討論中，往往把職業劃分等同于階級劃分，這種對社會階級的“經驗性”定義通常不過是統計的人為產物，致使在描述社會現實方面，社會階級比作為其成分的職業類型更加含糊和不重要。任何一種職業的人都不可避免地屬于一定的階級，各種社會組織實際上都是根據社會階級建構的。不同的職業類型根源于不同的社會生產關系的方式，職業順序是階級關系的結果。他認為，“社會階級研究和其變化的動力必須依然位于社會分析的中心。只有參考階級，階級是由經濟、社會組織中的社會關系決定的，才有可能理解職業順序中不斷變遷的成分以及相關的各種形式的特權和劣勢地位。”[18]

　　當前，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資本—雇傭勞動關系在整個世界恣意擴張蔓延，資本主義經歷著新的經濟社會危機，這正是需要運用階級分析方法來分析當代資本主義及當代西方社會的時候。然而在西方，甚至一些長期自稱為左翼的理論家，采取折中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態度，對階級問題避而不談。正如西班牙學者卡米洛·卡奇指出的那樣，“他們害怕利用馬克思的理論進行分析……一些知識分子對回避資本—勞動的普遍矛盾，也就是說回避社會主義是對資本主義的選擇的第三條道路更有興趣。”“在那里社會階級、階級斗爭、資本主義、資本的積累、剩余價值、帝國主義、國家和其他的現實都不存在了，因為在簡單的關于人、人群和公民的抽象當中它們都被揮發了。”[19]在進入21世紀后的第一個十年，資本主義爆發了新的經濟危機，失業率居高不下，社會兩極分化嚴重，跨國資本家階級對超額利潤無限制地貪婪追求和對世界各國工人越發赤裸裸地剝削，以及“中產階級”的幻象逐步讓位于“再無產階級化”的嚴酷現實等，都真切而迫切地需要以反映真實的經濟關系和權力關系的階級分析來說明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而且不能回避資本與雇傭勞動的關系這個根本的問題。

　　（二）從民族國家范圍和全球范圍相結合的維度來考察當代資本主義階級關系的變化發展

　　隨著全球化的迅速發展，階級形成與階級關系發展的條件、基礎、范圍、要素等都在發生重大變化，階級分析的框架和維度也要隨之進行調整、變化，必須以當今時代具體的經濟、政治、社會環境與條件為現實依據。其中一個迫切的轉變，就是階級研究和分析的視角，要從以往聚焦于民族國家范圍轉向關注民族國家范圍與全球范圍的各種因素的交互作用。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使以往局限于民族國家范圍內的階級分析變得狹隘和不充分，這要求我們必須調整階級分析的前提和視野，改變僅從民族國家視角研究階級形成和階級關系的觀點和做法，超越民族國家范圍的限制，在整個世界范圍和背景中考察全球性階級關系的形成、發展以及某個具體民族國家階級關系的形成和發展。

　　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階級形成和階級關系的發展主要以民族國家作為地域平臺和經濟政治空間，階級形成和階級關系的發展主要取決于特定民族國家內的歷史、經濟、政治和文化條件，取決于該國內各利益集團的力量對比關系和斗爭狀況。人們對階級關系的分析和研究，也主要集中于特定國家內部的各階級及其關系狀況，對階級概念的理解也主要以民族國家內的特征和因素為中心。而隨著經濟全球化的迅速發展，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國際壟斷資本主導的全球化將資本積累、資本流動、市場競爭、逐利爭奪的平臺和空間，從民族國家的邊界限制中掙脫出來，使整個世界成為跨國資本自由暢行的空間和彼此競爭的角斗場。與此相伴隨的，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在全球層面的擴張和重構與跨國階級與階級關系的形成和發展。在國際壟斷資本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時代，我們可以說，整個世界正在日益分裂成全球性的資本家階級和全球性的雇傭勞動階級。這也印證了馬克思的判斷：“資本發展到怎樣的范圍，雇傭勞動也就發展到怎樣的范圍。”[20]

　　在上述背景和進程中，我們考察當代西方社會的階級關系，就不能僅僅關注美國、英國、德國、法國等各國內部的各種條件和情勢及其階級狀況和階級關系態勢，而且要充分考慮國際資本主義的發展及國際階級關系的形成對各個國家內階級和階級關系的深刻而巨大的影響。隨著跨國資本超越各民族國家限制而自由流動，全球性資本家階級超越了民族國家的限制，直接在整個世界范圍建立起全球性的資本與雇傭勞動關系，形成了全球性資本家階級對全球性雇傭勞動階級的直接控制和統治。具體到考察西方國家的階級和階級關系，我們就會看到這樣的主要階級劃分的大致輪廓：(1)直接屬于全球性跨國資本家階級集團的成員。包括跨國公司的所有者和高級經理，以及各國各地區經營運作跨國資本的資本家及各類“精英”。(2)主要依靠在民族國家內積累資本和經營的資本家階級。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他們控制的本土資本越來越失去獨立性，越來越被卷入跨國資本家階級的控制范圍和全球資本積累和流動的過程中。(3)中上層雇傭勞動階級，或稱為中上層工人階級，或所謂的“中產階級”大部分成員。他們受雇于跨國資本家階級和本國資本家階級，在全球化條件下形成的新的資本—雇傭關系中，逐漸失去了過去曾擁有的相對“穩定”和“富庶”的生活狀態，“中產階級”的光環逐漸暗淡，又逐漸地“再無產階級化”。他們實際上已成為雇傭勞動階級的主體。(4)下層雇傭勞動階級，或稱下層工人階級。包括低級“白領”、體力勞動者，移民工人和少數族裔工人等，他們從未認為自己屬于“中產階級”，而在全球化形成的新的階級關系中則愈發表現出無產階級的特征。

　　以上對西方社會資本家階級與勞動階級之大體劃分狀況，我們可用表1描述。

　　總之，如果不從全球范圍和民族國家范圍相結合的視角來考察，離開這個進程和背景來孤立地考察單個國家的階級和階級關系，就無法充分、全面地了解西方社會的階級結構和階級關系，就難以看清一個國家內部真實的階級和階級關系狀況及其變化趨勢。

　　（三）從歷史與現實的統一中動態考察資本主義階級關系的演變及特征

　　研究資本主義的階級關系，不能機械、僵化、靜止地看問題，而要在把握階級關系實質的基礎上，歷史、具體、動態地分析階級關系的演變以及各階段階級關系的主要特征和基本態勢。資本主義階級關系的實質是資本與雇傭勞動之間的剝削與被剝削、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是資本家階級與雇傭勞動者階級之間對抗性的矛盾和斗爭。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此作了深刻揭示。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整個歷史進程中，階級關系的實質不會改變。但在資本主義的不同歷史階段，由于時代背景、社會條件、階級力量對比、階級意識程度等方面的不同，資本與雇傭勞動的關系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和特征。

　　縱觀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階級關系的演變大體經歷了如表2所示的態勢及特征。

　　從表2可以看出，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兩大階級之間的關系經歷了三個不同歷史時期，具有特征不同的三種態勢。在20世紀30年代之前，是自由放任主導的資本主義階段，階級矛盾十分尖銳，勞資關系呈激烈對抗態勢，階級斗爭直接地大規模展開，甚至發生暴力革命，直接威脅到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從20世紀30年代到70年代，是所謂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歲月”。在工人階級長期斗爭的推動下，資本家階級調整生產關系和統治政策，緩和階級矛盾，實行福利國家政策，形成資方、勞方和國家的“三方體制”，階級關系態勢由體制外激烈對抗轉變為體制內的“妥協合作”。這是所謂的“中產階級”大發展時期，是西方社會宣告“告別工人階級”的時期。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特別是80年代以來，是新自由主義主導的資本主義時期。為了應對經濟“滯脹”危機，卸除社會福利的包袱，壓低勞動成本，提高利潤，資本主義再次調整生產關系。資本家階級不斷摧毀之前的福利成果和勞動者獲得的權利，剝奪工會權力，勞動者階級退守并不斷遭受挫敗和削弱。“中產階級”神話破滅，出現“再無產階級化”現象。勞資關系態勢從過去的體制內“妥協合作”轉變為體制內的“疏離對立”。這一時期也是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化時期，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階級關系隨著資本的全球擴張而在整個世界范圍蔓延。

　　歷史地、動態地考察資本主義階級關系，就可以對關于西方社會階級關系的爭論有全面客觀的認識和評價。可以看出，認為“階級已經死亡”、“階級政治終結”、“階級分析已沒有意義”的觀點，實際上是用一個特定時期的資本主義社會結構變化的現象代替資本主義階級關系的本質，或者僅從西方社會自身范圍內孤立地看待社會結構和生活關系的變化，未能著眼于全球范圍內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階級關系的擴張。而強調和論述階級相關性和階級分析意義的觀點，是值得借鑒的，但有的不能從資本主義階級關系本質上看問題，或者有的雖然深刻揭示了資本主義階級關系的本質，但是未能充分考察資本主義階級關系發展演變的歷史性和復雜性。身處西方社會的一些有識之士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如德國學者艾克哈德·利伯拉姆(Ekkehard Lieberam)就認為：“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同階級問題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可以清楚地看到，隨著社會兩極分化和階級斗爭的激化，用階級視角來看待社會、政治和國家的觀念又在增強，甚至資產階級的報刊也談論階級社會、中間階級的解體、階級差別等等。”[21]據英國國家社會研究中心2007年1月公布的一項數據顯示，在英國，仍有57%的人認為自己是工人階級。該研究中心對這個數字感到非常“令人驚訝”。因為長期以來，政治家和主流媒體告訴大家“我們都是中產階級”了。而那些長期以來回避“工人階級”稱謂、以“中產階級”為榮的雇傭勞動者們，在冷酷的社會現實面前，竟然又有高達57%的人將自己定位為“工人階級”，這確實是“令人驚異”的現象，盡管這個數字與20世紀60年代相比減少了10%。[22]2010年2月，《紐約時報》發表文章稱，在金融危機后雖然美國經濟逐漸回暖，但失業率仍然攀升，金融危機已經將“中產階級分化”。數百萬曾經被貼上“中產標簽”的人如今不得不依靠公共救濟度日，這些“新窮人”可能“永遠都返回不到中產階級的生活了”。在日本，一本暢銷書的名字是《2010年中流階級消失》。作者田中勝博稱，曾經自認為有“一億總中流(中產階級)”的日本，在2010年“將出現10%的富人和90%窮人的大分裂，中產階級將消失”。[23]總之，進入21世紀以來，在西方社會階級矛盾再次逐漸激化、各階級的本性和特征逐漸凸顯的時候，關于階級問題的論述也逐漸增多。比如，“揮之不去的階級界限”，“無用的‘中產階級’神話”，“中產階級的挽歌”，“窘迫無奈的中產階級”，“‘中產階級憤怒’讓西方擔憂”，等等。但國內的研究還多停留在對20世紀80年代之前資本主義社會結構和階級關系的狀況、態勢上，還在側重研究論證“無產階級的中產階級化”以及資本主義國家階級矛盾的緩和，沒有把關注點轉移到當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主導的資本主義時期階級關系實質和特征的研究，比如在全球范圍內逐漸形成兩大階級的分裂對抗，西方社會“中產階級的再無產階級化”趨勢，以及勞資關系從過去的“體制內妥協合作”已經轉變為目前階段的“體制內疏離對立”等。不關注這些變化及其新的特征和趨勢，就不能正確全面地看待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結構和階級關系。

　　（四）從階級分析法和其他社會分析法的綜合運用上全面地分析當代資本主義的社會關系

　　必須明確的是，強調用階級的觀點，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考察現代西方社會階級結構和階級關系的變化，并不排斥其他社會分析方法。西方一些學者往往把馬克思的階級理論同其他相關理論對立起來，比如用韋伯主義或新韋伯主義理論、后工業主義理論、后現代主義理論等來否定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用其他社會分層的方法否定或替代馬克思的階級分析方法等，這些做法實際上過于簡單化。實際上，階級問題和階級分析方法本身，并不是馬克思最先提出的。馬克思說：“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歷史編纂學家就已經敘述過階級斗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經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24]馬克思的主要貢獻，就是深刻揭示了階級的社會生產根源、經濟根源，資本主義社會階級狀況和階級斗爭發展的歷史趨勢，為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和建立新的社會制度提供理論依據。這種從本質上對社會關系所作的階級分析，并不排斥從其他層面和維度的社會分析。從政治經濟學角度對社會關系的考察，并不排斥從社會學角度對社會關系的考察。馬克思的階級理論和方法主要是定性研究，揭示階級關系內在的質的規定性和利益根源，特別是經濟利益根源，而其他許多方法，則是非本質規定的實證分析，采用定量和模型等研究。在考察當代西方社會關系時，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仍然有其重要意義。比如，當前資本在全球范圍內的積累及其對階級關系的重組；資本主義的勞資兩極對立從民族國家內部向世界范圍的擴張；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絕大多數勞動者越來越大規模地“雇傭勞動化”；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條件下逐漸分裂為全球性資產階級和全球性雇傭勞動者階級的過程；雇傭勞動者階級包括“中產階級”遭遇的失業、實際工資增長停滯、相對貧困擴大甚至絕對貧困的存在等，都證明了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的正確性。

　　在西方社會，多種社會分層理論在分析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中，都有其獨特的角度和意義，提供了觀察分析社會的特定范式或方法。社會分層主要研究社會成員及社會群體因為占有社會資源的不同而產生的利益差別、地位差別，從而形成的具有相對穩定特征的分化和層化現象。美國社會學家戴維·格倫斯基(David B.Grusky)曾列舉了西方社會分層的主要類型和標準(見表3)。

　　研究者的目的、角度和標準不同，得出的社會分層類別及結果也不同。相關研究者或根據一種標準，或兩種、多種標準綜合使用，由此形成不同的社會分層組合，這些分層涵蓋的社會群體常常交叉重疊，在特定的時空條件下有著特定的分析目的。這些社會分層研究分別以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財產收入資源、市場資源、職業或就業資源、政治權力資源、文化資源、社會資源、家庭資源或個人稟賦資源等為劃分標準，展示了社會群體的豐富性征和復雜多樣性。這些分層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是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的一般性規律的反映，不僅是研究西方社會的分析方法，而且對于研究各種類型社會都是有借鑒意義的。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研究者往往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同其他社會分層方法等同看待，把生產資料所有權標準同其他資源標準在同樣層次上使用，這樣就把反映社會關系本質的階級劃分同描述非本質社會關系現象的階層劃分混淆起來。實際上，在分析復雜的社會現象和社會關系時，離開了階級分析方法，就難以正確把握社會關系的本質和深層規律性的東西；而機械教條地對待和使用階級分析方法，盲目排斥多種多樣的社會分層方法，就難以全面系統地了解當代復雜多樣且不斷變化的社會。

　　三、全球資本主義的階級分化與沖突

　　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與之伴隨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全球的迅速擴張。經濟全球化一方面是社會生產力和社會分工高度發展的必然產物，另一方面其本身又是國際壟斷資本主義主導的全球化，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社會關系在全球范圍的拓展和擴張。這是由資本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固有本性決定的。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對資本的無止境擴張和增殖本性以及資本主義的世界性發展作過深刻論述：“資產階級除非對生產工具，從而對生產關系，從而對全部社會關系不斷地進行革命，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系。”[25]資本追逐利潤的無限制沖動和要求，需要它不斷地沖破各種限制和界限，推廣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主導的生產。今天，資產階級及其追逐利潤的資本借助信息技術革命的先進手段，“奔走”的速度是即時的，轉瞬至離，行蹤難測。它所追求的不再局限于“產品銷路”，而是市場、原材料、勞動力、投資環境、贏利環境等的全方位選擇，而且越來越多地追求脫離于商品及實體經濟的金融資本的超額投機利潤。跨國資本從一個國家轉移到另外一個國家，從一個地區轉移到另外一個地區，天馬行空地尋求所謂的“競爭優勢”。它要沖破的界限，是其在歷史上曾賴以形成的各個民族國家的“空間”，它把全球作為其恣肆穿梭、瘋狂贏利的自由天地。隨著資本的全球自由流動，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階級關系在全球范圍大肆擴張。

　　當前的資本主義全球擴張又不同于以往的資本主義世界性發展。認識到這個差異，對于理解當代資本主義至關重要。20世紀80年代以前資本主義的發展，主要以在各自民族國家范圍內進行資本積累和生產為基礎，并通過商品交換和資本流動，同其他國家和地區發生經濟聯系。而80年代以后特別是90年代以后，資本主義的發展則是跨國性的，每個民族國家內部的資本積累和生產都不再能夠采用以往方式保持自己的獨立性，而是程度不斷加深地融入到全球性資本積累和生產中去。資本主義跨國資本積累和生產在全球范圍內形成了一體化的經濟循環，資本主義正逐漸把整個世界作為自己的“自由王國”，進入到國際資本主義壟斷階段。其核心特征就是資本流動的全球化、生產和積累的一體化全球循環、跨國公司的統治以及跨國階級的形成。當前的資本主義全球化擴張，同馬克思所論述的資本主義世界性發展在表現形式上已有很大不同。馬克思揭示的資本積累規律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變化的基本規律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但在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同階段有著不同的作用范圍、實現內容和表現形式。

　　資本主義經濟進入跨國一體化全球階段，并不意味著以民族國家資本積累和生產為基礎的發展形式已經被完全取代，而是表明當前資本主義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全球化重構和擴張，這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性所決定的。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階段，它首先使一個民族國家范圍內的生產資料、市場統一起來，財富聚集在少數人手中，又由經濟集中帶來政治集中，“各自獨立的、幾乎只有同盟關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關稅的各個地區，現在已經結合為一個擁有統一的政府、統一的法律、統一的民族階級利益和統一的關稅的統一的民族”。[26]而今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全球擴張階段，它要在整個世界范圍內“重新進行”自己發展早期在一個民族國家范圍內經歷的擴張和統一運動，要在全球范圍內塑造統一的資本循環、統一的生產、統一的市場、統一的規則、統一的全球資本家利益。民族國家的限制成了過去要打破的一國內的地區限制，整個世界要成為一個單一的“資本王國”。

　　伴隨著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全球資本家階級逐漸形成。“現代資產階級本身是一個長期發展過程的產物，是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一系列變革的產物。”[27]我們研究當代資本主義和資本家階級，必須超越以前研究階級問題及資本家階級的那種僅局限于民族國家范圍內的分析框架，必須從全球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不斷擴張這個事實出發，更清楚地把握當代資本主義及資本家階級的演變趨勢。

　　經濟全球化不僅改變著全世界的生產進程，也重構著全世界的階級結構。一個跨國的全球資本家階級正在形成之中，這表明資產階級歷經數百年的發展后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跨國資本家階級是諸多資本家階級集團中的一種，它雖然沒有完全取代在民族國家范圍內形成和發展的資產階級，但后者中有一部分正在逐漸轉變為前者，且后者越來越不具備過去曾擁有的相對優勢，其獨立性也日漸難以維持。在全球化浪潮中，雖然跨國資本、國家資本、地區資本等不同層次的資本家群體也在分化重組中交叉融合，但是我們現在越來越分明地看到跨國資本家階級集團的興起，并在資本家階級集團中越來越占據主導和控制地位，具有不斷增強的優越性。國外有的學者已經斷言，“跨國資本家階級是新的世界性統治階級。”“跨國資本家階級的內部循環已經日漸被組織起來……并開始去尋求獲取整個跨國資本家階級的根本性階級利益。在代理人層面，跨國資本家階級已經具備了階級意識……它已經意識到了自身的跨國性。它一直在尋求一項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階級計劃。”[28]總之，一個跨國資本家階級業已在自覺謀求全球統治階級的角色，控制著形成中的跨國國家機構和全球決策。

　　可以看到，現有對資本主義社會階級結構和資本家階級的研究，有的已經開始關注全球性資本家階級的形成和發展，但大部分還囿于傳統民族國家范圍內的階級形成和發展的研究維度與方法。二戰以后對資本家階級新變化的研究，最集中的主題有兩個：一是所謂的“經理革命”，即隨著股份公司的發展、資本的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造成的資本家階級構成的新變化。一個作為特殊資本家階層的高級經理階層日益成為資本家隊伍中的重要部分，而原來的資本家一部分轉變為專門“剪息票”的食利資本家。前者從后者手中接過了企業的經營管理權，實際上行使著企業決策權、生產權，發揮著“行動的資本家”的作用。二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和生產高度集中、壟斷，大型公司不斷發展，壟斷資產階級迅速壯大。同時由于資產階級與國家政權的密切結合，出現了所謂的“政治精英”、“技術官僚”階層，他們中多數人成為資產階級政黨的上層人物和政府高級官員，成為壟斷資產階級的政治代理人，因而這個階層也成為資本家階級的一部分。而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全球擴張和進入新階段，對資本主義和資本家階級發展演變的研究需要增加新的維度，即全球性維度。在全球資本主義階段，大資本所有者特別是金融寡頭與“高級管理者”日益緊密地結合起來，彼此相互利用和滲透。金融寡頭絕不是簡單地靠“剪息票”謀求利潤，而是越來越擁有歷史上任何類型的資本家都無法相比的統治整個世界的權力。而所謂的“高級管理者”，曾經被認為是“接管”了資本主義的人群，或自身通過將巨額收入變為壟斷資本而融入大資本家集團，或絕對地服務和屈從于壟斷寡頭的利益和統治。國外有的研究者已開始研究這種新的發展趨勢。如法國學者熱拉爾·迪蒙(Gérard Dumont)和多米尼克·萊維(Dominique Lévy)就認為，“資本所有權與高級管理者趨于結合，形成一個混生階級。在這個階級中，資本所有者參與高層管理；高級管理者，如果以前未進入這一集團，可以通過巨額薪酬，變成所有者。”[29]這種明顯的轉變，也是由于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占據主導地位的結果。列寧在一個世紀前曾分析過，“典型的世界‘主宰’已經是金融資本。金融資本特別機動靈活，在國內和國際上都特別錯綜復雜地交織在一起，它特別沒有個性而且脫離直接生產，特別容易集中而且已經特別高度地集中，因此整個世界的命運簡直就掌握在幾百個億萬富翁和百萬富翁的手中。”[30]而在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階段，一個整體的跨國資本家集團正在形成，其經濟、政治及意識形態代理人也逐漸在全球層面發展起來。

　　那么，這個形成中的全球跨國資本家階級同以往的資本家階級相比，具有哪些顯著特征?它是由哪些人群或階層構成的呢?概言之，全球資本家階級就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迅速發展時期逐漸形成的，以經營跨國資本為主要活動，以追求全球超額壟斷利潤為目標，以跨國公司為主要依托和平臺，以大型國際經濟組織和金融機構為主要控制工具，以剝削和統治整個世界為目的的新的資本家集團。就其構成來說，它由掌控著跨國公司、跨國金融機構和國際經濟組織的資本寡頭和高級“管理精英”，服務于跨國資本統治的各國內部經濟代理人、政治代理人和意識形態代理人等所組成。這樣界定和劃分全球資本家階級，還要明確以下幾點：其一，全球資本家階級超越民族國家范圍進行資本積累和生產，力圖在全球體系中超越民族國家或地區政治實體的控制，但這一階級集團仍然利用世界上最強勢的資本主義國家機器作為杠桿實現自己的全球目的。跨國公司的母公司大多設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或地區，以此向全球輻射。與此同時，它還越來越多地利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這樣的大型國際性機構作為自己的工具。其二，全球資本家階級集團的成員不僅僅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家及各種代理人，也包括其他國家中服務于全球資本積累和生產的資本家及各種代理人。他們身處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包括最貧窮的國家和地區，彼此聯合又彼此競爭，而在整體上追求和實現著跨國資本家階級的整體利益。其三，從根本上說，全球資本家階級是從追求經濟超額利潤和全球性經濟利益出發形成和發展的。但為了實現這樣的目標，這一階級不僅要掌握全球經濟的制高點和命脈，規定全世界生產的方向，還要追求主宰世界政治、文化和社會的力量及各領域。這就像以往資本家階級在民族國家范圍內追求掌握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各領域統治權一樣，又在全球范圍內逐漸演變為“自為的全球資本家階級”。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總是同時帶來資本主義兩大主要社會階級的發展變化。與全球資本家階級逐漸形成相隨而行的，是全球工人階級(或稱全球雇傭勞動者階級、全球無產階級)的逐漸形成，這正如資本主義發展初期工人階級在民族國家范圍內隨著資本家階級發展而發展的情況(當然，時代和社會條件不同，階級形成的內容和方法也不同，因而不能作簡單類比)。從現有研究當代資本主義條件下工人階級的文獻來看，關注工人階級在各個民族國家范圍內的變化、分化、重組的論著較多，而對全球工人階級逐漸形成問題的系統研究還不多。就研究角度和思維取向而言，許多研究者著重從社會學角度關注工人階級的“中產階級化”以及以“中間階層”為主體的所謂“橄欖型社會”的形成，而運用階級分析方法從全球性維度考察工人階級變化發展的文獻還不多。目前，對工人階級的研究也需要增加新的維度，即全球性維度；需要根據時代和社會條件的變化，正確運用階級分析方法分析考察全球工人階級逐漸形成的過程和實質。

　　全球工人階級是國際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全球性階級分化的必然產物。隨著全球資本家階級集團的逐漸形成及其在全球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日益占據統治和主宰地位，隨著全球勞動力市場的形成，全球性資本—勞動關系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兩大階級對立的特征，更為清晰地反映了資本與雇傭勞動兩極對立的性質，即馬克思揭示的資本家和工人作為一種生產關系的兩極所具有的性質。但相對于全球資本家階級的逐漸形成和強勢地位而言，全球工人階級的形成可以說是被動的、不自覺的過程。

　　國際壟斷資本寡頭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將數以幾十億計的各國雇傭勞動者卷入統一的世界勞動力市場中，盡管所處國度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性別、膚色、年齡等不同，但他們逐漸不可避免地共同遭受全球資本家階級的剝削和控制。如果說全球資本家階級正逐漸地由“自在階級”向“自為階級”轉變，那么相對而言，全球工人階級的這一轉變過程則緩慢得多、復雜得多。國外一些研究工人階級的學者已關注到這個問題。比如美國學者威廉·泰伯(William K.Tabb)認為，“隨著不斷發展的國際經濟擴張而進行的資本家階級的重組和重構，工人階級也有必要進行重組和重構。盡管工人階級有著紛雜不同的居住地點和文化認同，而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團結起來。到目前為止，資本家們通過諸如世界經濟論壇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協調工具，意識到自己的階級利益并為此而行動起來，以重構經濟、政治和社會領域的運作方式。在這些方面，資本家們做得已比工人們要好得很多。”[31]然而，盡管各國各地區的工人階級還處于分散狀態，全球工人階級處于“自在”狀態，尚未明確形成全球性的工人階級意識，但這不能否認一個規模龐大的全球工人階級的逐漸形成和發展。

　　全球工人階級形成過程主要受以下一些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其一，經濟全球化條件下資本“強勢”與勞動“弱勢”的力量對比不均衡更加突出，資本通過國際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等方式，形成全球性自由流動。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整合資源，包括各國各地區的勞動力資源，越來越擺脫民族國家的政府、工會等的限制，打破20世紀60-70年代曾經制度化的資方、政府和工會之間的集體談判這一“緩沖層”的制約，不斷強化對勞動力的自由選擇和直接控制；而各國工人越來越失去政府、工會的保護，對全球資本進攻無法形成有效的抵制和抗爭力量。其二，各國工人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增多，面對全球資本的聯合，處于分散狀態，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競爭排斥，難以形成統一力量。比如，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工人的矛盾就非常突出，發達國家的工人和工會組織為了維護就業和工資水平，支持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他們認為許多生產轉移到發展中國家，造成本國內工人大量失業，反對跨國公司到其他國家經營生產，反對別國勞動力進入本國的勞動力市場，排斥移民工人。其三，工人階級的主體性和階級意識的缺失。從歷史上看，在工人階級形成的早期階段，工人階級缺少階級意識，僅僅進行一些反抗資本剝削的自發的經濟斗爭；到了19世紀中后期和20世紀上半期，工人階級在科學理論指導下和工人階級政黨領導下，形成強烈的階級意識，進行有組織的、自覺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斗爭，以至進行以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為目的的社會主義革命斗爭；二戰以后至今，在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隨著資本主義發展和統治方式的調整變化，工人階級又在一定程度上逐漸喪失了階級意識，主要在資本主義體制內進行經濟斗爭。而在國際資本統治的全球化時期，雖然跨國資本的剝削更加直接和嚴酷，貧富差距和各種不平等現象更加嚴重，全球范圍內勞資對立和沖突更加明顯，但各國工人階級尚未充分認識到自己的階級地位和階級利益，特別是沒有形成作為全球工人階級的意識，缺失對抗全球資本統治的主體性和自覺性，仍然處于“自在階級”狀態。其四，缺少有力的工會組織和工人階級政黨的領導。在新自由主義經濟社會政策下，工會力量遭到極大破壞，至今孱弱無力，各自為戰，缺少走出困境的戰略策略，難以組織起工人階級進行大規模的經濟政治斗爭。而包括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在內的左翼政黨，在歷史上曾經是代表工人階級的政黨組織，而今大多聲稱不再是一個階級的政黨，或者變成為議會選舉目的而爭取各階層的支持，其綱領和政見與資產階級政黨趨同，或者淪為無足輕重的政治邊緣化黨派，除了言辭激進而實際影響力微小。可見，缺乏代表自己利益的政黨組織的推動，是工人階級處于“自在階級”狀態的一個重要因素。

　　上述因素的存在制約著全球工人階級的形成，但這個階級的產生和發展以及全球范圍內的階級沖突，是全球資本主義時代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事實，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及各種矛盾全球擴張的必然結果。在全球化時代，階級和階級沖突與斗爭不但沒有消失，而且在更大的范圍內(全球范圍)以更加尖銳、更加明晰的形式表現和擴展出來。筆者贊同美國學者伯奇·波勃羅格魯(Berch Berberoglu)在其論述全球化時代階級和階級沖突時的一段表述：“在我們的時代，在全球化時代，也就是全球資本主義時代，階級和階級沖突變得更加鮮明了，而不是淡弱。它在世界的每一個地方都流行起來，因而成為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顯而易見的特征。今天，隨著階級分化的擴大，階級越來越發生極化并持續地沖突，階級斗爭越來越成為整個世界范圍內全球資本主義之社會風景的不可或缺的部分。”[32]總之，離開階級話語和階級分析，就無法正確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不從全球視角研究當代資本主義的階級問題，就無法正確分析當代資本主義的社會關系和階級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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