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級社會知識狀況考察之三

　　——知行合一與《資本論》原理

　　【總按語】《資本論》文本的一個突出的特質是表達行動內涵。根據行動的“理論”，全部的科學可以建設為“唯一的一門”，即歷史科學。物的科學轉化為“事的科學”，即“首先要解答的一個問題是：是什么形成階級？這個問題自然會由另外一個問題的解答而得到解答：是什么使雇傭工人、資本家、土地所有者成為社會三大階級的成員？”什么事情形成階級？！什么事情使上述三者成為社會三大階級！！這些追問顯然要從資本主義行動圖型上追索成功。同時，由于歷史行動的總構圖是型式相同或相通的，相應也就確立了一個大寫意義的“階級”概念。這些概念不斷向歷史深處繼續追索……引出馬克思的一個又一個的推論。這樣在最高意義上，我們應接受阿爾都塞的這一觀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核心是階級斗爭”，即“這個觀念就是：馬克思的整個理論——即馬克思所創立的科學（歷史唯物主義），和馬克思所開創的哲學（辯證唯物主義）——的中心和核心，是階級斗爭。”這表明：成熟類型的階級社會的經濟行動是徹頭徹尾的階級與行動的規定統一，換言之，經濟關系不僅是階級關系的成熟規定，也是其成熟的表達形式。（引自：“行動與理論：哈貝馬斯批判——《資本論》中的歷史唯物主義問題”，載《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6年第4期）

　　——本文系拙作《<資本論>與天人合一——關于勞動過程通史研究的若干問題》的理論續作

　　許光偉|《資本論》與天人合一 - 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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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續：階級社會知識狀況考察之一－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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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光偉‖階級社會知識狀況考察之二 - 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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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總公式和生產一般的“知”“行”合一

　　【為什么需要走出神秘】

　　在這里，唯物史觀不再是以外在的形式表現為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哲學前提，而本身就是作為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資本論》方法的本質特征。（引自：“論《資本論》的哲學根基”，當代經濟研究 2020年第12期）

　　【何以能夠走出神秘】

　　一般說來，《資本論》不是什么知識論意義的“資本理論”，而是“論資本”；資本，這是馬克思確立的一個大寫字母的工作規定：既是“對象”，亦是社會主體性規定；既是“范疇”，同時亦是工作邏輯和背后的“方法（規定）”。至為重要的一點：它們首先作為“歷史”的規定性來考察。（引自：“《資本論》辯證法的三個認識維度”，《經濟縱橫》2017年第8期）

　　（一）

　　可見，對資本如何定義取決于道路和系統，而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產生是在道路中，復又形成自己獨特統治系統。“馬克思清楚地認識到所有前資本主義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的顯著區別，在前資本主義社會，商品形式是次要的和未得到發展的”，只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商品形式具有中心地位并得到了充分發展”，所以，“商品形式的理論作為關于社會自我客體化的一種特別重要的理論……對理解現代世界的基本特性極為重要。”[2]11-12【[2] 阿爾布里坦.經濟轉型：馬克思還是對的[M].北京：新華出版社，2013.】

　　是以相比系統的規定而言，資本前史的道路更為稀薄，它的澄清只能依靠歷史學家生產的總公式。馬克思聲明：“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感性的人的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這是“哲學唯理派”的工作不足之處，根本“不了解‘革命的’‘實踐批判的’活動的意義。”[9]54-55【[9]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二）

　　走出“理論自戀”，于是有從實踐出發的歷史財產關系的總公式表達：在對知識來源與根據的求索上，這個表達實際由類似“龍場悟道”的“費爾巴哈提綱”所提出：理論嵌入在實踐中；它從自覺意識上首次提出“以理論為實踐”，轉而“以實踐為理論”，即秉持從“理論型實踐”（知行）到“實踐型理論”（行知）學術實踐主張⑤。

　　【⑤ 理論和實踐是知、行的科學研究意義的工作范疇。故而對于任何“知的科學”，知和行相統一是在先的，明確這一點，是自然科學的巨大貢獻。馬克思強調它是“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并且“顯然是科學上正確的方法”；行動相比認識而言，在規定上：可謂“是許多規定的綜合，因而是多樣性的統一”。因此，考察知的科學必須明確的前提是，“實在主體仍然是在頭腦之外保持著它的獨立性；只要這個頭腦還僅僅是思辨地、理論地活動著。因此，就是在理論方法上，主體，即社會，也必須始終作為前提浮現在表象面前。”（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7-19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三）

　　可見，“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關于思維——離開實踐的思維——的現實性或非現實性的爭論，是一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

　　為著革命行動，馬克思傾向于指出實踐、理論不二，又根本是一個東西，即理論和實踐的相統一乃是理解歷史和真理關系的中介。然則，“對于這個世俗基礎本身應當從在自身中、從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在實踐中使之革命化。因此，例如發現了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應當在理論上和實踐中被消滅。”[9]55【[9]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四）

　　所以必須再次肯定：實踐（行）、理論（知）的統一說到底是以“行”（歷史之行、階級之行）為第一性，以“知”為第二性，確立對階級性內容的科學研究路線和表述，——此所謂唯物辯證法的工作定義法。由于做不到這個定義，“直觀的唯物主義，即不是把感性理解為實踐活動的唯物主義，至多也只能做到對單個人和市民社會的直觀。”[9]56-57【[9]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實踐一貫到底，理論一貫到底，即是“知行合一”問題，它們的關系問題是這個唯物史觀知識定義的科學制訂與歷史執行問題。這樣看來，處于歷史工作領域的實踐、理論必須認定為唯物史觀的特定術語；知行合一則是以后實踐和理論“相對分立”（即“不二”）的基礎。

　　所謂實踐，有四重涵義：（1）歷史行動，又有兩種狀態：曰道路（道）、曰系統（德）；（2）調查歷史對象關系狀況，——以實踐為“理論”，可謂“第一個理論”；（3）總公式的“行”；（4）作為實踐主體和對象本身，即唯物史觀的“知”（如勞動過程、生產方式范疇）。

　　所謂理論，同樣有四重涵義：（1）歷史認識，并有兩種狀態：曰發生、曰結果；（2）繼而以“理論”為實踐，形成“第二個理論”；（3）生產一般的“知”；（4）作為歷史理論本身，即唯物史觀的“行”（如生產力、生產關系范疇）。

　　（五）

　　置身這個場境，我們來看《資本論》處于怎樣的知識狀態，知與行的結合關系繪制于表1。

　　表1  理論和實踐的“知”“行”歷史照面

　　《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何以名“危機形式”？道也！“道知”是“資本形態變化及其循環”，危機形式即“道行”也。對《資本論》研究而言，所謂：“第一、二卷終歸是本質研究，從而‘市場／危機’范疇的生產必定格于此。”[4]【[4] 許光偉.《資本論》與唯物辯證法原理考略——東方社會“思維舞步”的方法論性質及政治經濟學通史考[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0，（4）：36-57.】

　　猶如商品條目1-2節必須作為統一的一個寫作單元看待，——這是階級壓迫關系的“何以是”（自統治階級發動）和“何以能”（施于被統治階級），對資本的循環和周轉的考察也必須首先從歷史學家工作角度做出；其旨在說明階級統治既是道路的，也必然是系統的，后者以“階級壓迫”關系的歷史形成為前提。

　　其次，從生產方式到生產關系，這是歷史權力的考察視野；而從生產關系到交換關系，則落入經濟權力的考察范圍。

　　是以伴隨經濟權力結構的生成，需要考察所謂的質與量統一的社會運動過程，從中引出“生產危機——經濟危機（市場危機）”的結構轉換。危機形式乃是交換價值的道路和系統的全面潰敗，它的前提和結果是“資本主義企業破產”（絕對剩余價值生產的循環形式失敗）和“資本主義產業凋敝”（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周轉形式失敗）。如此看來，資本周轉的內涵公式不過是“M = n（相對剩余價值規定）× m（絕對剩余價值規定）”，其邏輯是說明了資本作為統治階級之于被統治階級的壓迫狀況。

　　以上進一步說明不僅道路，而且系統乃是“知”“行”合一，它們相互支撐、互為設施條件。

　　（六）

　　《道德經》第二十一章有曰：“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精”，“其中有信”，誠哉斯言！價值形式的一般理論⑥，錨定于茲，乃至于作為“價值之行”，價值形式可謂“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眾甫”。

　　【⑥ 在《商品》中，所謂生產一般理論，或者說總公式的“商品生產一般”，即指此。】

　　既然這樣，我們必須繼而察看《資本論》中價值形式復又處于怎樣的知識狀態。接續表1，表2是價值形式“事格”的肖像匯總。

　　表2  價值形式之事格匯總——以《資本論》實際形成的“生產一般理論”為例

　　所謂“象”，所謂“物”，所謂“精”，所謂“信”，言價值形式之事；“吾何以知眾甫之狀哉？以此。”價值形式其實是價值規律、價值范疇“理論”“實踐”雙重意義的化身。在另一種意義上，所謂抓住“根本”，也就是抓住商品經濟形態社會的這個實質規定，從而將價值形式確定為這一社會形態的統一經濟實體關系的代表，乃至化為階級關系工具，然后在此基礎上進行“道路－系統”知識生產。因而在認識上，這是資產階級經濟學難以企及的高度，正是它的最優秀的代表——古典學派——從這個問題上退縮下來。馬克思指出：“古典政治經濟學從來沒有成功地從它對商品、特別對這種商品的價值的分析中推導出使商品成為交換價值的形式。這是它的主要缺點之一。”繼而，“勞動產品的價值形式是現實生產方式的最抽象的、最一般的形式，這就使現實生產方式獲得了歷史的性質，即特殊的社會生產方式的性質。”但是，“如果人們錯誤地把這種形式看作是一切社會中一切生產的自然的永恒的形式，那么，就必然看不到價值形式，進而看不到商品形式以及在更高的發展階段上的貨幣形式、資本形式等等的特殊的方面。”[10]50【[10] 馬克思.資本論（法文版）[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一方面是歷史學家的方式、一方面是邏輯學家的方式，既是‘歷史’又是‘邏輯’，然則研究對象必然是求得總公式和生產一般的具象統一。”[6]【[6] 許光偉.《資本論》有機構成歷史研究的若干基本問題——階級與拜物教經濟學原理之一[J].政治經濟學研究，2021，（4）：29-42.】

　　可見，由于堅持通史研究事項，無論《資本論》或《道德經》，其開篇文字——“作為全書的‘總論’”，“其實并不神秘”，“只是說了兩個字：道和象”；“以《資本論》商品章的比較為例，其結構和《道德經》的第一章也是完全工作契合的。實際上，它們都是講‘規律的方法’和‘范疇的方法’在思維學架構內如何實現工作統一的問題。”[11]【[11] 許光偉.論生產一般的思維學——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啟示[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19，（1）：5-18.】

　　（七）

　　表2展示：價值形式之所以成為“事格”，在于它是價值關系的統一的形式，直接承擔了總公式實踐和生產一般理論的“對話工具”，從而有效統一商品生產一般、剩余價值生產一般、剩余價值流通一般乃至剩余價值分配一般，使之獲得“一致的邏輯”和具有一致的邏輯表現。道象相成、知行合一，作為統治類型與統治形式，對價值形式的研究必須由對象進到研究對象，在實現道名統一中托出“生產關系的知”。

　　再以《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的寫作安排為例，它同樣是堅持在實踐與理論“歷史照面”的架構中工作取出“價值形式的特殊理論”，即第十章“相對剩余價值的概念”作為“道路（實踐）·結果（理論）·知”，第十一章“協作”作為“系統（實踐）·發生（理論）·行”，第十二章“分工和工場手工業”作為“道路（實踐）·發生（理論）·行”，第十三章“機器和大工業”作為“系統（實踐）·結果（理論）·知”。以道路實踐為切入，以對歷史認識的理論形成為結果，從而產生“唯物史觀的知”：資本主義的剩余價值生產具有兩個因素，即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和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以后在這個基礎上，探究系統的一個普遍的生產規定——“體現在資本主義協作中的管理的二重性”。如同《商品》的“理論型實踐”到“實踐型理論”，這里的道路－系統的“知行”很快推向道路－系統的“行知”，即從第十二章開始，事實上是探究以分工為基礎的協作形式，或者說就是資本主義特有的分工形式；這當然是一個理論抽象：“以分工為基礎的協作，也就是工場手工業，最初是自發的無意識的創造物。一旦它得到一定的鞏固和十分廣泛的基礎，它就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有意識的、有組織的形式。”以致可以認定，“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專門的科學，是在工場手工業時期才出現的，它只是從工場手工業分工的觀點來考察整個的社會分工，把社會分工看成是用較少的勞動生產更多商品，從而使商品便宜和加速資本積累的手段。”[10]367-368【[10] 馬克思.資本論（法文版）[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一般等價物的經濟形式在這里獲得了剝削生產形式上的直接對應。經由這樣的發生過程，才會有最終的理論結果——Pm：A，作為系統的實踐，它同樣是一項唯物史觀知識，并且作為了分工和工場手工業的轉化形式；其結論就是，“作為工場手工業分工的產物的這種工場，又生產出機器。機器使手工勞動不再成為調節社會生產的原則。一方面，技術上不再有必要使勞動者終生適應于某種局部職能；另一方面，這個原則本身加于資本統治身上的限制也消失了。”[10]372【[10] 馬克思.資本論（法文版）[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這個剩余價值生產形式的特殊理論即剩余價值生產一般。知之則行之，復行之知之⑦。

　　【⑦ 所謂知－行－行－知，概括起來，就是這么三句話的要義，曰：知后必有行；行后必再行；行后必有知。】

　　（八）

　　對研究方法而言，抓住道路和系統即可；對敘述方法而言，則還需要注重抓住知和行工具，所謂優先制訂定義（知→行），再執行這個定義（行→知）。馬克思在通史中取出“商品形式”，實現了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相互區分；在此基礎上，價值形式重新結合二者，目的是強調：“商品是使用價值……這是商品的物質的方面，這方面在極不相同的生產時期可以是共同的，因此不屬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使用價值一旦由于現代生產關系而發生形態變化，或者它本身影響現代生產關系并使之發生形態變化，它就屬于政治經濟學的范圍了。”[12]293【[12]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通過利用使用價值的形態變化，乃至達到價值統治的經濟目的，這是政治經濟學研究使用價值的用意所在。可見，價值形式規定所基于的大前提仍然是商品形式，在分開使用價值和價值之后再度結合它們，以至于《資本論》中關于使用價值的討論具有兩個層面的意義：“一是在交換層面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不同規定性，以及使用價值在交換過程中的作用，因此，對使用價值的討論必須與特定的經濟結構聯系起來，而不是陷入純粹概念的論爭中；二是剩余價值生產層面商品的使用價值對于價值增殖的作用，這種使用價值即是特殊商品，即勞動力的使用價值。使用價值之所以能發生這些作用，這與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相關聯。”是以說到底，“要想進一步討論使用價值在商品生產中的位置，必須將之與勞動二重性聯系起來。”[13]【[13] 仰海峰.《資本論》的哲學[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155-156.】

　　對剩余價值生產的價值形式一般的探究同樣如此。在區分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基礎上，通過引入勞動過程的資本主義管理，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行動在規定上重新結合了，——這種結合本質上是階級統治在工藝學上的實現過程。剩余價值生產的價值形式理論基于區分絕對剩余價值生產和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前提，但不同于商品的價值形式理論之處在于：它不是將生產和交換合而為一，而更加專注于直接生產過程的發展，于是托出資本生產的“統治一般”的理論邏輯。商品體現出來的“勞動的二重性”本質上是階級統治關系的發展，它延續在表1的“《資本的生產過程》之二”中；在階級統治上：“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講述了道路的設施、條件、形式，“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則講述與之適合的系統設施、條件、形式，——所謂勞動對資本的“形式隸屬”發展到“實際隸屬”關系。

　　（九）

　　相較而言，“工資統治”是階級統治的轉化形式，即作為拜物教統治所必需的道路設施、條件及經濟形式形成的開端。正是在這里，馬克思深入研究了“總體工人創造價值”，但僅僅是發展實際隸屬關系的一個管理工具，它絲毫不改變價值創造的實體關系的勞動實質；因為只要是為了實現交換的商品生產，勞動過程的協作就會化為“分工形式”——這意味著勞動的社會變換性與單向度發展的同時并存，作為道路產物，它的唯一的系統結晶物只能是“簡單（平均）勞動”。

　　系統必須回歸道路，然則對于理解商品生產的歷史對象來說，馬克思著重強調，“要理解交換價值由勞動時間決定，必須把握住下列幾個主要觀點：勞動化為簡單的、可以說是無質的勞動；生產交換價值因而生產商品的勞動借以成為社會勞動的特有方式；最后，以使用價值為結果的勞動和以交換價值為結果的勞動之間的區別。”[12]422【[12]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原文名稱為：知行合一與《資本論》原理——階級社會及其經濟形態知識狀況考察，刊于《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2年第1期。

　　轉自昆侖策：?階級社會經濟形態知識狀況考察

　　mp.weixin.qq.com/s/fQxYP2JJnAd6ZE4jeaXUbA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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