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觀的第一次公開問世
——對《哲學的貧困》的解讀
[摘 要]《哲學的貧困》是馬克思主義新世界觀第一次公開問世。正確把握《哲學的貧困》與《貧困的哲學》的“矢”與“的”的關系;新世界觀的“創立”與“公開問世”的辯證關系;以及馬克思的思想進程。唯物史觀是《哲學的貧困》新世界觀的核心,對蒲魯東唯心史觀的批判,本質上也是對西方整個政治經濟學哲學基礎的批判,要害是對經濟范疇本質的揭示和科學規定。采取論戰形式將新世界觀公開問世,是由馬克思與蒲魯東關系之歷史演變形成的。
馬克思主義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旗幟和靈魂。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的指導地位,老祖宗不能丟,必須認真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科學體系,掌握貫徹其中的立場觀點方法。《哲學的貧困》是馬克思的一本重要著作,至今對它的認識仍然不夠到位。本文將就解讀這本經典的三個相關問題加以論述。
一
《哲學的貧困》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地位是什么?
1859年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這樣指出:“我們見解中有決定意義的論點,在我1847年出版的為反對蒲魯東而寫的著作《哲學的貧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學的、雖然只是論戰性的表述。”恩格斯在《反杜林論》第三版序言中同樣認為:“我們這一世界觀,首先在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和《共產黨宣言》中問世。”他在為《哲學的貧困》德文第一版寫的序言中指出:“本書是1846年到1847年那個冬天寫成的。那時候,馬克思已經徹底明確了自己的新的歷史觀和經濟觀的基本點。當時剛剛出版的蒲魯東‘經濟矛盾的體系,或貧困的哲學’一書,使他有機會發揮這些基本點……。”這些論述都表明這本著作的重要地位。
但是,令人遺憾的是,與這本著作的重要地位相比較,人們對《哲學的貧困》研究之現狀,卻是不相稱地顯得比較“貧困”。在20世紀前蘇聯和東歐的學者,如圖赫舍雷爾的《馬克思經濟理論的形成與發展》、巴加圖利亞與維戈茨基合著的《馬克思的經濟學遺產》等書中,大都是側重于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進行解讀,對新“世界觀”的完整性(特別是唯物史觀)缺乏應有重視。至于“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由于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全文在1932年的公開發表,出現了一個研究的熱潮,他們把《手稿》看作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代表著作。盡管在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施密特的《馬克思的自然概念》,以及阿爾都塞的《保衛馬克思》等著作中,都提到過《哲學的貧困》,但都沒有進行深入的研究。他們重視《手稿》而忽視《哲學的貧困》,有一個重要原因,即認為《手稿》是根據辯證法來論證共產主義,而不是依據馬克思在后來創立的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倒是意大利的德拉-沃爾佩在《盧梭和馬克思》中,對《哲學的貧困》給予了一定的重視,側重的仍然是“科學的分析辯證法的產生”,對唯物史觀同樣不夠重視。在我國對《哲學的貧困》的研究也存在重視不夠的情況。故此,研究馬克思新世界觀在《哲學的貧困》中的公開問世,應當予以充分重視。
開展這一研究,有幾點需要注意:
第一,正確把握《哲學的貧困》與《貧困的哲學》的關系。馬克思為什么要通過對蒲魯東的批判,第一次將新世界觀公開問世,這不能離開對馬克思與蒲魯東關系歷史變化之研究。在我國關于蒲魯東的兩本著作,都出現在解放以前。一本是上海自由書店于1929年出版的由芾甘(即巴金)翻譯的《蒲魯東底人生哲學》(原作者不詳),該書主要介紹蒲魯東的倫理思想。另一本是重慶學術研究社1941年翻譯的麥利蓀的《蒲魯東學說》,通俗介紹了蒲魯東的無政府主義思想。蒲魯東《貧困的哲學》全譯本的翻譯出版更是滯后。1961年在《哲學的貧困》翻譯出版的同一年,商務印書館才出版過由徐公肅、任起莘翻譯的《貧困的哲學》第一卷;直到1998年,在我國才出版了該書的全譯本。我們認為,《哲學的貧困》和《貧困的哲學》,兩本書之間存在著“矢”與“的”的對象性關系,如果脫離對批判對象的考察,也就無法真正理解馬克思批判的意義,以及新世界觀第一次公開問世的歷史和理論背景。因此,研究《哲學的貧困》,不能缺失對蒲魯東及其所著《貧困的哲學》這個研究視閾。
第二,正確把握新世界觀的“創立”與“公開問世”的關系。1843年《德法年鑒》時期,馬克思恩格斯經歷了世界觀轉變,此后,他們就進入新世界觀的創立時期。《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初步在“勞動發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會史的鎖鑰”;1845年合著的《神圣家族》,初步制定了正在形成的新世界觀的一系列基本原理;馬克思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是“包含著新世界觀的天才萌芽的第一個文件”;《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次系統地闡述了新世界觀的基本原理,但是由于受到當時官方和出版社商的聯手阻撓,它未能出版。恩格斯在1847年3月9日給馬克思的信中提到,如果《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出版會妨礙《哲學的貧困》出版,那就把《德意志意識形態》“扔掉算了”,因為出版《哲學的貧困》一書要“重要得多”。理由是雖然新的世界觀已經形成,但仍然不為世人所知,一些錯誤的思潮(如蒲魯東主義)卻在工人運動中泛濫成災。為了扭轉這種現實的局面,《哲學的貧困》的出版就顯得尤其迫切和重要。因此不能將新世界觀的“公開問世”與“創立”相分離,更不能將它們對立起來。至于說什么恩格斯的言論表明,他輕視《德意志意識形態》,則完全是一種誤讀。認識《哲學的貧困》的重要意義,應當聯系在這本著作的背后和周圍,存在著的以新世界觀為中心的“著作群”,這樣才能防止孤立地進行解讀。
第三,正確把握馬克思寫作《哲學的貧困》時的思想進程。此時是1847年,他已經經歷了從《手稿》開始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并從中結出豐碩成果——創立歷史唯物主義。如果說從《手稿》到《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催生了唯物史觀這個哲學之果,那么,《哲學的貧困》則是自覺運用唯物史觀,催生出新的政治經濟學之果,其成熟于《資本論》。馬克思為什么選擇批判蒲魯東來實現哲學與政治經濟學新的結合呢?這與蒲魯東思想的特點有關,他想用哲學的觀點為經濟學提供一個內在的理論結構;他不滿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對經濟現象所做出的實證性的解讀,想透過紛繁的經濟現象,發現現象之后的本質。這樣一種訴求包含著政治經濟學發展與變革的因素和可能。企圖將黑格爾與李嘉圖的思想結合起來,給社會主義運動提供一個理論基礎,當時只有蒲魯東。但是由于他狹隘的小資產階級立場,特別是由于其非科學的歷史觀,蒲魯東不可能完成對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批判,更不可能建立新的政治經濟學。只有馬克思才能勝任這一任務。《哲學的貧困》出版之后,蒲魯東認為“實際上,馬克思怨恨我的觀點處處與他相一致,而我卻先于他提出來了”;“馬克思實則是忌妒。”這種自嘲當然是毫無意義的辯解。
二
什么是《哲學的貧困》公開問世“新世界觀”的主要內容?
這里所言的新世界觀,指的就是以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馬克思主義。新世界觀的創立與馬克思的新貢獻緊密聯系。恩格斯強調,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是馬克思一生中最重要的“兩個發現”。唯物史觀的創立,如同“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剩余價值學說,“發現了現代資本主義方式和它所產生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特殊的運動規律”,它使得“先前無論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或者社會主義批評家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正是這兩大發現,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轉變為科學。就《哲學的貧困》而言,唯物史觀已經以成熟的形態出現,剩余價值理論則還沒有以完備的形態出現,只是為《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和《資本論》中提出剩余價值理論奠定了基礎。《哲學的貧困》作為新世界觀的公開問世,最重要的是唯物史觀。這可以從同時期的《共產黨宣言》得到佐證。恩格斯在1883年德文版序言和1888年英文序言中都強調:“構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是屬于馬克思的。這個思想就是:每一歷史時代主要的經濟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所賴以確立的基礎,并且只有從這一基礎出發,這一歷史才能得到說明”。
唯物史觀是《哲學的貧困》新世界觀的核心。這是因為蒲魯東在《貧困的哲學》中宣揚的是一套唯心歷史哲學。它一開始就聲稱:“社會歷史無非是一個確定上帝觀念的漫長過程,是人類逐漸感知自己命運的過程”。在他看來“普遍理性”就是上帝,就是對社會規律的認識。馬克思1846年12月28日給俄國著作家安年科夫的信,大體確定了《哲學的貧困》的大綱。信的開始就提綱挈領地提出:“為什么蒲魯東先生要談上帝,談普遍理性,談人類的無人身的理性,認為它永無謬誤,認為它永遠等于它自身,認為只要正確地意識到它就可以獲得真理呢?為什么他要借軟弱的黑格爾主義來把自己裝扮成堅強的思想家呢?”;“一句話,這是黑格爾式的廢物,這不是歷史,不是世俗的歷史——人類的歷史,而是神圣的歷史——觀念的歷史。在他看來,人不過是觀念或永恒理性為了自身的發展而使用的工具。蒲魯東先生所說的進化,是在絕對觀念的神秘懷抱中發生的進化。如果揭去這種神秘辭句的帷幕,那就可以看到,蒲魯東先生給我們提供的是經濟范疇在他的頭腦中的排列次序。”
在《貧困的哲學》中,蒲魯東一方面顛倒現實和范疇之間的關系,不是把經濟范疇看成生產關系的抽象反映,而是把生產關系看成永恒存在的觀念的體現。他認為:“人類的事實是人類觀念的化身;所以,研究社會經濟的規律就是創立有關理性規律的理論,就是創立哲學。”另一方面他仿效黑格爾,把各種經濟范疇一一納入他主觀臆造的發展序列之中,并根據這種序列把經濟發展劃分為若干個階段:分工、機器、競爭、壟斷、警察或捐稅、貿易的平衡、信用、所有權、共產主義和人口等等。在他看來,每個經濟范疇都有“好的方面”和“壞的方面”,后一個范疇是歷史理性為消除前一個范疇的壞的方面而創造出來的。蒲魯東宣稱:“讓我們設想世界萬物是從智慧的上界傾瀉到時間與空間這兩個下界的大堆觀念;它們在傾瀉的過程中,開始是純粹的,后來才獲得使其現實化的和表面化的形體或實體(Substratum)。從這個觀點出發,一切已創造的事物、自然界的一切現象和人類的一切表現,在我們看來都將是非物質的和靜止的精神在一個時而固定和垂直的、時而流動和傾斜的背景上,即空間和時間上的反映。”卷本建立的“經濟矛盾的體系”,其哲學基礎就是唯心主義歷史觀。
雖然蒲魯東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進行批判,但他的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是根本錯誤的。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第二章,一開始就明確提出要對“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進行研究,即要從哲學的根基對蒲魯東、進而對整個古典政治經濟學進行批判。馬克思指出:形而上學者認為“世界上的事物是邏輯范疇這塊底布上繡成的花卉”;“既然如此,那么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東西經過抽象都可以歸結為邏輯范疇,因而整個現實世界都淹沒在抽象世界之中,即淹沒在邏輯范疇的世界之中”。無論是英國古典經濟學家還是德國古典哲學家,都有一個共同的前提,即以范疇的邏輯先在遮蔽在歷史中運動的現實的人。就此而言,馬克思認為,蒲魯東是“如何通過這種迂回的道路又回到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立場上去。”特別應當重視的是,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對蒲魯東唯心史觀的批判,本質上也是對西方整個政治經濟學哲學基礎的批判。這種批判的核心就是對經濟范疇本質的揭示和科學規定。
馬克思指出,在以往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中,“經濟學家們都把分工、信用、貨幣等資產階級生產關系說成是固定的、不變的、永恒的范疇”。這些“經濟學家們向我們解釋了生產怎樣在上述關系下進行,但是沒有說明這些關系是怎樣產生的,也就是說,沒有說明生產這些關系的歷史運動。”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家們之所以這樣做,是由其階級利益和世界觀決定的。他們在對封建制度進行批判時,都認為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方式,是最合理性的制度,是人類生存所應當達到的天然形態,是永恒不變的制度。對此,馬克思揭露說:“經濟學家們的論證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們認為只有兩種制度:一種是人為的,一種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為的,資產階級制度是天然的。”“經濟學家們所以說現存的關系(資產階級生產關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說明,這些關系正是使生產財富和發展生產力得以按照自然規律進行的那些關系。因此,這些關系是不受時間影響的自然規律。這是應當永遠支配社會的永恒規律。于是,以前是有歷史的,現在再也沒有歷史了”。馬克思從兩個重要維度,展開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摧毀其哲學形而上學前提和基礎。
第一個維度是經濟范疇與社會經濟關系的關系。馬克思深刻指出:“經濟范疇只不過是生產的社會關系的理論表現,即其抽象”。蒲魯東根本不懂得這個道理。他與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雖然知道人們是在一定的生產關系內進行生產,但他們都不明白,“這些一定的社會關系同麻布、亞麻等一樣,也是人們生產出來的。社會關系和生產力密切相聯。隨著新生產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隨著生產方式即謀生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系。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對于什么是“抽象”,從來就存在著兩種不同的哲學主張。馬克思反對將抽象當作本原,主張認識活動所進行的科學抽象。這種抽象是在對感性具體進行分析的基礎上,舍棄其個別的、表面的、非本質的東西,抽取出一般的和本質的東西的思維活動,旨在揭示事物現象背后的本質和規律。在馬克思看來,經濟范疇是抽象的結果,是社會經濟關系的理論表現。在蒲魯東那里,“根據他的意見,創造歷史的,正是抽象、范疇,而不是人。”
第二個維度是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觀點是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理論產物。馬克思指出:“人們按照自己的物質生產率建立相應的社會關系,正是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會關系創造了相應的原理、觀念和范疇”;“所以,這些觀念、范疇也同它們所表現的關系一樣,不是永恒的。它們是歷史的、暫時的產物”;“生產力的增長、社會關系的破壞、觀念的形成都是不斷運動的,只有運動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滯不動的。”蒲魯東雖然企圖批判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然而他卻從范疇的永恒性出發,卻只能走在肯定和維護資產階級社會關系的道路上。實際上資產階級社會關系如同歷史上其它社會關系一樣,都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會變化并最終遭到破壞的。每個原理都有其出現的世紀。因此,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范疇也不可能是永恒的、普遍的。
結合以上兩個維度,馬克思認為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科學。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如同產生它的資本主義制度一樣,都是具體的、社會的、階級的、暫時的,不可能是抽象的、自然的、超階級的、永恒的東西。如果“假定被當做不變規律、永恒原理、觀念范疇的經濟關系先于生動活躍的人而存在;再假定這些規律、這些原理、這些范疇自古以來就睡在‘無人身的人類理性’的懷抱里。我們已經看到,在這一切一成不變的、停滯不動的永恒下面沒有歷史可言”。
馬克思對經濟范疇本質的揭示,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唯物主義意義。這是對社會歷史觀的根本問題——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關系——的科學解決。由于《德意志意識形態》一直沒有公開出版,《哲學的貧困》將對蒲魯東和整個政治經濟學所主張的范疇和范疇史決定社會這一唯心史觀的批判,集中到對經濟范疇本質的揭示,從而將馬克思對于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關系的觀點公諸于世,并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原理、歷史發展中主體與客體的辯證關系進行了科學的闡述,形成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開端。
三
馬克思新世界觀的公開問世為什么要采取批判蒲魯東的論戰形式?
十九世紀中葉歐洲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里的社會主義思潮,除了正在形成中的馬克思主義之外,影響比較大的當數與比埃爾·約瑟夫·蒲魯東名字相聯系的社會主義思潮。蒲魯東的成名之作,是1840年出版的《什么是所有權,或對權利和政治的原理的研究》(簡稱《什么是所有權》也譯作《什么是財產》),貫穿全書的主題是提出“所有權就是盜竊”(即“財產就是盜竊”)的著名論斷。維護財產私有權的人因此把蒲魯東劃入了革命者的行列當作危險分子;但是,此書卻受到無產者階層的熱烈歡迎。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他的思想成為影響法國工人運動的一種主流思想。正如梅林所說:“法國的無產階級認為自己的最卓越的代表就是蒲魯東,他的《什么是財產》一書,在一定的意義上是西歐社會主義的最前哨”。本書給正處于思想轉變時期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也留下深刻印象。馬克思后來回憶說:“蒲魯東在他那部著作中(指《什么是所有權》——引者)對圣西門和傅立葉的關系,大致就象費爾巴哈對黑格爾的關系一樣”。他解釋說:“和黑格爾比起來,費爾巴哈是極其貧乏的。但是,他在黑格爾以后起了劃時代的作用,因為他強調了為基督教意識所厭惡而對于批判的進步卻很重要的某幾個論點,而這些論點是被黑格爾留置在神秘的朦朧狀態中的。”在馬克思看來,雖然與偉大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圣西門和傅立葉相比較,蒲魯東是貧乏的;但是蒲魯東在圣西門、傅立葉之后卻起了某種劃時代的作用。
所有權問題構成蒲魯東學說的出發點和核心。與當時“所有的社會主義者的學說都建立在烏托邦的基礎之上”不同,“蒲魯東成為將學說建立在政治經濟學研究基礎之上的第一人”。蒲魯東揭露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自相矛盾,他對“所有權的來源是勞動”的觀點提出了挑戰,對商品交換是自由人之間在自愿基礎上的平等交換進行質疑。針對“所有權的制定是人類最重要的一種制度”,蒲魯東反諷道,“是的,像君主政體是人類最光彩的制度一樣”;針對所有權是“正義的應用”,蒲魯東說,“離開了財富平等的正義只能是一種使用假砝碼的天平”;針對所有權“完全是合乎道德的”,蒲魯東說,“挨餓的肚子是不知道什么叫道德的”;針對“所有權是永恒的原則”的說教,蒲魯東指出“一切以所有權為基礎的制度和法律都將消亡”。蒲魯東認為,所有權乃是造成社會中諸多災難的根源,“競爭、利害關系的孤立狀態、壟斷、特權、資本的積累、獨占的享受、職能的居于從屬地位、個體生產、利潤或收益的權利、人剝削人,或者把這種種情況匯總在一個名稱之下,就是所有權,乃是苦難和罪惡的主要原因。”事實上所有權是對勞動平等的侵害。蒲魯東的批判不僅流露出真實的激憤,而且切中了所有權這個關鍵性維度。可惜他沒有能夠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始終沒有達到歷史唯物主義的高度。
《什么是所有權》被馬克思稱為是蒲魯東“最好的著作”。馬克思恩格斯肯定蒲魯東不像“青年黑格爾”分子那樣,熱衷于追求“抽象的科學目的”,而是從社會的現實出發,“向社會提出一些直接實踐的要求”;不是追求抽象的利益,而是追求“群眾的、現實的、歷史的利益”。馬克思恩格斯又將蒲魯東與古典政治經濟學加以比較,認為《什么是所有權》對私有制度,做出了“第一次帶有決定性的、嚴峻而又科學的”批判性的考察。首先,“以往的政治經濟學從私有制的運動似乎使人民富有這個事實出發,得出了替私有制辯護的結論。蒲魯東從政治經濟學中被詭辯所掩蓋的相反的事實出發,即從私有制的運動造成貧窮這個事實出發,得出了否定私有制的結論”。其次,蒲魯東不僅是從私有制的某種個別形式出發,“而是把整個私有制十分透徹地描述為經濟關系的偽造者”。由此,馬克思恩格斯認為,蒲魯東對資產階級私有制進行無情的批判,足以表明“他的著作是法國無產階級的科學宣言。”從馬克思與蒲魯東關系之歷史演變來看,蒲魯東的《什么是所有權》不僅對馬克思在《德法年鑒》時期世界觀的轉變產生過積極影響,而且對于馬克思所進行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也產生過促進作用。馬克思在《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識形態》等著作中,一方面對蒲魯東思想中的合理成分進行保護,另一方面又嚴肅指出其消極部分并加以批評,希望他能從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轉變為科學社會主義者。
馬克思對蒲魯東的批評和幫助主要在兩個方面:其一是他的歷史哲學,即主張觀念決定歷史的存在和發展;其二是他的社會改良主張,即主張通過實現“工資平等”實現工人階級的解放。1845年2月,馬克思和恩格斯為了清算“過去的哲學信仰”,合作了《德意志意識形態》,總結性地批判了費爾巴哈直觀的唯物主義和黑格爾派的客觀唯心主義,對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作出了比較系統的闡述。馬克思通過對以莫澤斯·赫斯、卡爾·格律恩等人為代表的“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批判,明確反映了對蒲魯東評價的質的變化。蒲魯東與格律恩保持著特殊的關系。赫斯稱“費爾巴哈是德國的蒲魯東”,格律恩則稱“蒲魯東是法國的費爾巴哈”。馬克思一直提醒蒲魯東要同格律恩保持距離,卻遭到拒絕。馬克思在批判“真正社會主義”濫用黑格爾辯證法時,提到蒲魯東的觀念史觀和所謂“系列辯證法”,認為蒲魯東關于政治經濟學的“一切證據都是錯誤的”,他的平等觀點只是“法學家和經濟學家的幻想”。可以清楚地看出,馬克思的觀點已經非常接近于《哲學的貧困》中所作的判斷。
1846年初,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魯塞爾創立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旨在從思想上和組織上團結各國的社會主義者和先進工人,為建立一個國際的無產階級政黨做準備。盡管當時馬克思恩格斯已經意識到和蒲魯東在理論上的分歧,還是希望將他引導到正確的道路上來。5月5日,馬克思給蒲魯東寫信,邀請他擔任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在巴黎的通訊員。蒲魯東于5月17日從里昂回信,提出原則問題上的不同主張。馬克思希望借助通訊來克服工人運動在觀念上的混亂狀況,建立一種科學的理論指導;而蒲魯東則號稱他“公開信奉經濟學上的絕對反教條主義”,要求馬克思“接受并鼓勵任何抗議”,并且比喻暗示,要馬克思不要成為馬丁·路德的重蹈覆轍者,不要“強使人民信奉共產主義”。馬克思在信中明確要求在條件成熟時,以革命的行動來鏟除資本主義私有制;蒲魯東認為這樣的行動是“亂動”,是“訴諸強力、訴諸橫暴”;他主張用“文火”“通過經濟的組合把原先由于另一種經濟組合而逸出社會的那些財富歸還給社會”。蒲魯東在信中還對格律恩百般辯護。他明確告訴馬克思,自己正在構建“經濟學的形而上學體系”(即將出版的《貧困的哲學》),并且提議就此在理論上進行論戰。
1846年10月,蒲魯東的《貧困的哲學》出版,次年格律恩迅即將它翻譯成德文,在工人運動中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亂。恩格斯指出,寫作《哲學的貧困》一書時,“馬克思已經徹底明確了自己的新的歷史觀和經濟觀的基本點”。正面“答復”蒲魯東的《貧困的哲學》,使馬克思“有機會發揮這些基本點,以同這個從那時起就要在法國社會主義者中間居于最重要地位的人的見解對立。自從他們兩人在巴黎常常終夜爭論經濟問題以來,他們的道路是越離越遠了;蒲魯東的著作證明,兩人之間現在已經橫著一條無法逾越的鴻溝;置之不理在當時已經不可能了;所以,馬克思在他的這一個答復里也就確認了這個不可彌合的裂口。”馬克思“為了給力求闡明社會生產的真實歷史發展的、批判的、唯物主義的社會主義掃清道路,必須斷然同唯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決裂,這個唯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新的體現者”就是蒲魯東。馬克思總結性清算蒲魯東的著作,就是1847年年初以法文寫就的《哲學的貧困》。它與年底寫成的《共產黨宣言》一起,以透徹而鮮明的語言對馬克思主義中有決定意義的論點作了科學的表述。這兩本經典的出版,標志著同時將新世界觀第一次公開問世。
作者:余源培、付暢一
文章來源:《江蘇社會科學》2010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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