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章 政治經濟學理論分歧導致黨內路線之爭
1956年9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是新中國建設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會，因為它是在新中國醫治好戰爭創傷，頂住了帝國主義的戰爭威脅與經濟封鎖，超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大好形勢下召開的，它要議定所面臨的歷史性重大課題。這就是：在基本完成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三大改造之后，怎樣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大問題。然而對這個大會所作的決議，恰恰在國內基本矛盾這一政治經濟學重要理論認識上發生分歧，而且唯有毛澤東提出了異議。根據王光美的回憶，八大結束后的第三天，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就對劉少奇說，八大關于國內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確。劉少奇聽了表示震驚。八大之后，毛澤東在黨的重要會議上多次對該決議的臨時增論提出批評，直到他晚年的1967年11月，他還很生氣地說：“八大決議不通過大會主席團，也不征求我的意見就通過了。剛通過，我就反對。”這驚人地反映了黨內對社會基本矛盾的不同認識，而這一分歧卻始終是黨內路線之爭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根源。
第一節 毛澤東主導八大召開會后卻反對決議關鍵提法
大量檔案材料表明，八大從籌備到召開都是在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他對體現大會精神的幾個主要報告都進行了極為認真的研究，尤其對政治報告的修改到了精心雕琢的地步，他六次召集起草委員會成員討論，又兩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他對政治報告逐字逐句進行了推敲和修改，在保存下來的80多份修改稿中，經他親手修改的就有21份，批語多達28條。可見他對這次大會的高度重視,深思熟慮，周密安排，重大期盼。
八大政治決議報告也是在毛澤東主持下，由陳伯達和胡喬木負責起草的。毛澤東多次約請兩人研究決議稿的修改問題，并提交大會代表討論過兩次，提交大會主席團討論過三次，決議草案經過了五稿修改。決議的中心思想是：面對“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現實之間的矛盾”、“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狀況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的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毛澤東對此社會基本矛盾的表述毫無異議。但是，離大會閉幕式僅有一個小時的時候，給毛澤東送來將要宣讀通過的決議稿，此稿卻新加了一句論述：即“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根據現存檔案，在寫有“定稿”字樣的決議(草案)印刷稿上，可以看到這句臨時新加寫的論述。據胡喬木說，加寫這句話是陳伯達的主意。由于大會馬上就要閉幕了，不可能再把稿子拿到大會主席團討論，想改也已經來不及了，毛澤東只好簽發，過后毛澤東越想越覺得不妥，但已經被大會一致通過。事后毛澤東很不滿意，認為當時他是被迫簽字，臨時匆忙簽字的。
毛澤東對這次代表大會的召開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反映了他對大會的高度謹慎和很高期望。他滿懷信心地期待，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的新中國，將會迎來一場改天換地的大變化，徹底改變中國近代一百多年來積貧積弱、受人欺負的悲慘局面，實現他自青少時代就立志奮斗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八大籌備會議上，他語重心長地強調說：“這次大會要解決什么問題？達到什么目的?總的說來，就是總結七大以來的經驗，團結全黨，團結國內外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而奮斗。”他豪邁地提出要在五六十年內趕上和超過美國的設想。他說：“假如我們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應該趕過它，這是一種責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塊大地方，資源那么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么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所以，超過美國，不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應該。如果不是這樣，那我們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們對人類的貢獻就不大。”在這個向全黨充滿豪情壯志的宣示中，我們可以強烈地感受到毛澤東從內心深處發出的對中華民族光明前途的無限憧憬和無比自信。那么，毛澤東主席為什么對報告那句被臨時加寫的增論如此極為不滿呢?事關重大，不得不反對！
第二節 決議增論既違背馬克思主義又脫離中國實際
毛澤東在1959年組織高層干部研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就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相互關系的基本矛盾問題有一段相當完整的科學論述，他說：“一切革命的歷史都證明，并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產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產關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輿論，進行革命，奪取政權，才有可能消滅舊的生產關系。消滅了舊的生產關系，確立了新的生產關系，這樣就為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道路。……從世界的歷史來看，資產階級工業革命，不是在資產階級建立自己的國家以前，而是在這以后;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的大發展，也不是在上層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這以后。都是先把上層建筑改變了，生產關系搞好了，上了軌道了，才為生產力的大發展開辟了道路，為物質基礎的增強準備了條件。……我們要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為綱，來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問題。”
這就是說，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觀點，無產階級推翻了舊政權，還要建設新政權，在上層建筑領域里開展文化革命和教育改革，全面變革和建設新的社會主義上層建筑，這是其一。其二，新的生產關系只能在全新的上層建筑條件下才可以搞好。只有“為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道路”的新生產關系才是“先進”的生產關系，而阻礙生產力發展的舊生產關系，就是必須對其進行改造的“落后的生產關系”。其三，“生產力的大發展”，“物質基礎的增強”，要以“上層建筑改變”、“生產關系的搞好”為前提條件;陳伯達等人關于“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的提法，既違背歷史唯物主義，又脫離中國實際，錯看社會生產力，豈不完全否定了工農勞動者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創造性第一要素以及新中國社會主義社會主人公的地位嗎？即使是到了社會主義社會，客觀基本矛盾的規律依然是不能違背的，依然要以此為綱來研究，辯證地對待社會主義建設，不能貶低工農勞動者階級，不能孤立地發展生產力。
那句臨講塞進決議的論述，即“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就違背了上述原理，它顯然隱含著以下兩層涵意：一是認為新中國的生產關系已經跑到生產力前面去了，新中國的社會制度已經冒進了;二是認為中國的生產關系既然已經跑到了生產力前面去了，足夠先進了，以后生產關系就不需要再改革，只剩下發展生產力這個任務了。這個增論的看法，當時就引起了我國理論界的廣泛質疑和激烈爭論，遭到廣大馬克思主義者的明確反對。在八大結束后的兩個多月的時間里，全國就有20多種報刊展開討論，許多刊物還開辟了專欄。但是，當時誰也沒有意識到，這個偏面而錯誤的“增論”，恰恰是“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論的繼續。正是這一理論分歧導致黨內一系列路線之爭。
“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是建國初期劉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所謂“戰略任務”。1951年3月28日，劉少奇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的報告中公開提出：“中國共產黨的最終目的，是要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制度。它現在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斗爭，將來要為工業國有化，農業集體化，即為轉變到社會主義制度而斗爭，最后要為實現共產主義制度而斗爭。”這就是說，新中國成立后就是要繼續堅持新民主主義制度，不要繼續革命，不要繼續前進，還要依靠資產階級來發展經濟，讓資產階級放手發展資本主義，放手剝削工農勞動人民。1949年4月，他曾到天津市召集資本家座談，鼓勵資本家“剝削有功”。歷史檔案表明，類似“剝削有功”的話，劉少奇在不同場合先后多次講了：同年5月12日在全國青年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5月19日在北京市干部會議上的講話，8月28日在東北局干部會議上的講話，直到1950年1月23日同安子文等人的談話中還講：“現在剝削是救人，不準剝削是教條主義，現在必須剝削，要歡迎剝削，工人要求資本家剝削，不剝削就不能生活。今年關內難民到關外去，要東北的富農剝削他，他就謝天謝地。”作為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之一的劉少奇，這樣不厭其煩地一再向黨的各級干部這樣明白無誤地講，顯然是經過慎重考慮的，并非一時脫口而出的失言。這就是還要搞資本主義，不要無產階級乘勝繼續革命，即不要急于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實質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不要轉變為無產階級專政。這絕不是偶然的，如劉少奇在 1939年7月在延安馬列學院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演講報告，引用了不少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的論述，特別是列寧關于“資產階級的反抗”的一大段論述，卻偏偏刪除了“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核心詞句，始終避講無產階級專政。
八大決議定稿臨時所加的那句話，僅從字面上看，決議上被毛澤東認可的“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現實之間的矛盾”、“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狀況之間的矛盾”，與決議定稿里臨時增加的這句話，“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在內涵上似乎差不多，其實很不然，謬之遠矣！自有人類以來，人類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其現實生活條件之間始終存在著矛盾，這在人類社會發展的任何一個階段都是如此。在階級社會里，占人口大多數的被壓迫勞動階級失去了自己爭取美好生活的權利，只有在他們取得了社會主導地位之后才有這種可能。只有在這時候，他們才可能把解決“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狀況之間的矛盾”作為“當前的主要任務”。簡明扼要地來說，解決人類與自然界之間的矛盾是一個衡常的“任務”，而解決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則是完成這個“當前的主要任務”的前提條件、動力來源和關鍵所在。
毛澤東的觀點，不僅是基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而且也是從新中國的實際狀況所得出的正確結論。從1949年的全國解放到1956年的八大召開，短短幾年就使一個滿目瘡痍、“一窮二白”、“一貧二弱”的落后國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發展速度超過了世界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令全世界刮目相看。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論人，還是那些人;論資源，還是那些資源，但新中國唯一改變的，就是社會制度和生產關系的變革。這正是新中國成立后繼續革命、三年國民經濟恢復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完成，即建國后立即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就。
毛澤東在《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批注和談話》中說：“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部分中的科學社會主義部分所研究的，是階級斗爭學說、國家論、黨論、戰略策略，等等。”他總結革命發展規律時說，“大革命不能不經過國內戰爭，這是一個法則”，并舉了俄國十月革命、東歐各國1944年解放的例子，說這是國際戰爭和國內戰爭的合并。在中國，“我們經過解放戰爭，贏得了民主革命的勝利。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基本結束和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開始。我們立即沒收了占全國工業、運輸業固定資產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資本，轉為全民所有”。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機會主義者的一個錯誤論點……是不要階級斗爭，不要無產階級專政，只要資產階級的國有化。”“我們立即沒收了占全國工業、運輸業固定資產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資本，轉變為全民所有。”“沒收了全部官僚資本，就把中國資本主義的主要部分消滅了。”對國計民生起關鍵和主導作用的經濟基礎已經轉變為社會主義的性質，因此，“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基本結束和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開始。”新中國成立后短短幾年所獲得的生產力大發展的最重要的條件，正是這部分已經轉變為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基礎。
另一個涉及面最廣因而極為重要的社會變革是農村合作化。世界歷史已經證明，以分散的個體生產為特點的小農經濟“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是實現工業化的障礙。所有西方發達國家都經歷了改革小農經濟的過程。問題是，在新中國的現實條件下，究竟應該走什么樣的改革之路。毛澤東在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中指出：“發展農業可以有兩條道路。一條是資本主義道路：讓農民的命運掌握在地主、富農和投機商人的手里，極少數人發財而大多數人貧困和不斷破產。一條是社會主義道路：讓農民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掌握自己的命運，共同富裕和共同繁榮。”1955年7月31日，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分析：“中國的情況是，由于人多地少，時有災荒和經營方法落后，致使占農村人口百分之六七十的貧農和下中農仍然有困難。他們為了擺脫貧困，改善生活，為了抵御自然災害，只有聯合起來，走社會主義道路。除了社會主義，再無別的出路。”近代一百多年來，半殖民地半封建舊中國發展資本主義，也沒有解決得了農業農村的貧困落后問題。因此毛澤東斷定，中國的大多數農民有一種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而中國共產黨又是能夠領導農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與此相關，他認為：在資本主義國家使農業資本主義化，“在我國的條件下，則必須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機器。”到八大召開前夕，實踐已經證明農村生產關系的改革解放了農村生產力，調動農民的積極主動性和創造精神，不僅糧食連年增產，農民收入普遍增加，而且顯示出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機械耕作與機械排灌等方面的發展前景，還帶動了城市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這里值得一提的是，與毛澤東對農業集體化始終一貫大力推進的態度有所不同，他當時對殘余的民族資本主義抱有一定程度的保留和利用的態度。1956年12月7日，毛澤東邀集全國工商聯和民主建國會在京的主任委員和副主任委員座談。他說:“現在我國的自由市場，基本性質仍是資本主義的，雖然沒有資本家。它與國家市場成雙成對。上海的地下工廠同國有企業也是對立物。因為社會有需要，就發展起來。要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現在做衣服要三個月，合作工廠做的衣服褲腿一長一短，扣子沒眼，質量差。最好開私營工廠，同地上的作對，還可以開夫妻店，請工也可以，這叫新經濟政策。我懷疑俄國新經濟政策結束得早了，只搞了兩年退卻就轉為進攻，到現在社會物資還不充足。還可以考慮，只要社會需要，地下工廠還可以增加。可以開私營大廠，訂個協議，十年、二十年不沒收。華僑投資的，二十年、一百年不沒收。可以搞國營，也可以搞私營。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現在國營、合營企業不能滿足社會需要，如果有原料，國家投資又有困難，社會有需要，私人可以開廠。”
這段話，現在讀起來似乎有點奇怪，然而以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關系的觀點來看卻是完全合乎邏輯的。在控制國計民生的主要行業已經消滅了資本主義、實行了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大部分民族資本主義已經實現了公私合營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情況下，只要有利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留一點資本主義的尾巴是有益無害的。這部分殘留的私營工商業可以彌補“合作工廠做的衣服褲腿一長一短，扣子沒眼，質量差”這類問題，適應了“國家投資又有困難，社會有需要”這種情況，有點競爭是有利于生產力發展的。有新興的社會主義制度和鞏固的無產階級專政，就不怕殘余民族資產階級造反。當然，毛澤東也不會刻意去阻擋全行業公私合營的浪潮，但后來他也從來沒有提出什么“割資本主義尾巴”之類的口號。如1988年9月9日下午，王震在住所與工作人員議論電視系列片《河殤》時回憶，“當面親自聽到”，在文革中有人提出“要割資本主義尾巴”時，毛澤東說，“還是留一點吧!割尾巴，那還不割出血來，還能不疼?”新中國建設初期適當利用資本主義還是必要的。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毛澤東對捍衛農村集體化是持極為堅定態度的，他甚至講過即使冒著黨發生分裂的危險，也要堅決反對回到單干。他指出問題的尖銳性在于：“我們不搞資本主義，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會主義，那就要兩頭落空。”這里講的“落空”，就是指，在落后的個體小農經濟條件下，不僅農業農村的發展落空，而且中國工業化、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必定要落空。這是毛澤東絕對不能容忍的。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崗山。在5月25日送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等人下山時，毛主席大聲地對張平化說：“你是沒有忘記我在專列上的許諾吧。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
與此同時，在保障農村集體化的前提下，毛澤東主張積極發展農村商品經濟。他在1958年人民公社剛剛興起的時候就提出：“公社要多搞商品生產”。他在1958年11月召開的第一次鄭州會議上多次批評當時黨內否定商品經濟的極左思想，他認為“避開使用還有積極意義的資本主義范疇——商品生產、商品流通、價值法則等來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態度 ，“是對馬克思主義不徹底、不嚴肅的態度”。毛澤東進一步研究指出:“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產,要看它是同什么經濟制度相聯系,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社會主義商品生產。”這表明，在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和共同富裕的前提下，利用商品經濟的商品生產、商品流通、價值法則等經濟范疇，是有利于發展生產力的，不僅不違背馬克思主義，而且是一種從中國實際出發，嚴肅地遵循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相適應基本原理的態度。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輯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所記載，1970年至1976年期間，農村“五小”工業和社隊企業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正是毛澤東政治經濟學這個理論付諸實踐的具體成果。中國后來實行改革開放，出現的農村富裕鄉鎮，毫無例外都是享受了社隊企業發展紅利的;其中堅持人民公社集體經濟制度的大寨大隊、華西村、南街村、周家莊等一大批鄉村確實實現了共同富裕的目標。
第三節 公有制生產關系還有不適應生產力發展問題
社會基本矛盾是客觀存在的，也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問題在于如何認識，如何對待。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系是社會基本矛盾的核心問題，階級立場不同、世界觀不同、利益訴求不同，必然發生分歧，產生矛盾，形成不同的實踐，最終會影響到生產力的發展。
1956年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召開的前后，毛澤東曾經滿懷欣喜地期待著，隨著社會制度、生產關系的大變革，生產力將會獲得極大的解放，生產力解放的顯著特征就是人民群眾高漲的生產積極主動性和創造精神。毛澤東熱情洋溢地贊頌人民公社社員群眾的這種高昂的精神狀態，他說，“從來也沒有看見人民群眾像現在這樣精神振奮，斗志昂揚，意氣風發。……中國勞動人民還有過去那一副奴隸相么?沒有了，他們做了主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上面的勞動人民，現在真正開始統治這塊地方了。”“現在這個高漲的群眾情緒，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沒有見過。”“我們這個民族現在的熱情、熱潮，就像打破原子核釋放出熱能出來。”
在完成了農業合作化和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后，毛澤東曾經為此“快樂”了一陣，但是很快“又沒有快樂的日子了”。他發現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一個以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中沒有解決，甚至沒有認真研究過的問題：在所有制解決以后，社會主義國家的生產關系還有沒有阻礙生產力發展而必須改革的東西呢?他發覺,“黨、政和群眾，工廠的領導和職工，合作社的領導和社員之間的相互關系問題”，還沒有解決。“如在基層，廠長、黨委書記、工會主席和職工之間，并不平等，群眾把他們稱為官，黨、政、工、團是四大領袖。”“要消滅官僚主義，消除資產階級作風，要使得大家感到現在是真正地解放了，建立起真正的平等關系”還任重而道遠。1958 年，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說：“所有制改變以后，人們的平等關系不會自然出現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對生產關系包括所有制、相互關系、分配三個部分及其相互關系，他們接觸到了，但沒有展開。我看經濟學上沒有講清楚這一條。”在政治經濟學里，“馬克思主義關于平等、民主、說服和人們相互關系、打成一片的思想，沒有發揮。”結合社會主義經濟實踐，還迫切需要創新和發展。毛澤東明確指出：“人們在勞動中的相互關系，是生產關系中的重要部分。搞生產關系，不搞相互關系，是不可能的。”勞動生產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改變還是不改變，對于推進還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都有直接的影響。”
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科學論斷。這個論斷表明，在建立了社會主義所有制以后，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問題并沒有完全解決，還必須解決“人們在勞動中的相互關系”問題，它“是生產關系中的重要部分”，是直接關系能否合理對待勞動人民主人公地位和利益，能否充分發揮勞動人民積極主動性和創造精神的大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不好，仍然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很顯然，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編著《資本論》創立馬克思主義的那個資本主義時代，還不可能深入討論社會主義經濟的這個問題，這是社會主義國家所面臨的現實問題，也不可能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找到現成答案，而必須結合實際，繼續進行探索的一個新問題。
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它解決了沒有呢?毛澤東說：“蘇聯在十月革命以后，也沒有解決。”舊制度的意識形態和行為習慣仍然在蘇聯存在。發現并著手革除蘇聯模式的這種制度缺陷，在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中，毛澤東是第一人。毛澤東強調,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和群眾、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應該是平等的關系。他說“人們在勞動中的關系，應該是平等的關系，是領導和群眾打成一片的關系。蘇聯在十月革命后沒有做好，舊的法權（等級）制度沒有徹底破壞，勞力與勞心是分離的，教育與生產是分離的。”“蘇聯共產黨員多數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農民提不起來。所以，我們要尋找我們自己的道路”，認為這是走社會主義道路必須要解決的重要問題。
毛澤東對斯大林批評最多的就是：“斯大林在一個長時期里不承認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斯大林否認社會基本矛盾，造成了三個方面的不良后果：首先，在遇到實際存在的社會矛盾時，沒有嚴格區分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導致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第二，因為沒有正確理論和思想準備，而處置社會矛盾不當，搞了肅反擴大化;第三，容忍官場堅持搞特權，搞特供，搞特殊化，形成社會的既得利益集團，對實際生活中正在不斷膨脹的資產階級法權所造成的惡果視而不見，嚴重脫離廣大城鄉勞動人民，以致滋生新興資產階級分子，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上臺，最終導致蘇共垮臺，蘇聯解體，資本主義全面復辟的嚴重后果。
以蘇共和蘇聯為鑒，毛澤東“要尋找我們自己的道路”。他創造性地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第一次提出了如何解決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內部矛盾”的重大課題。他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國務會議上作了題為《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著名講話。在他所準備的講話提綱里寫道：“應該肯定，社會主義社會矛盾是存在的。基本的矛盾就是生產關系同生產力之間、上層建筑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都是表現為人民內部的矛盾。”這種矛盾主要表現在哪里呢?毛澤東認為，表現在執政的干部(官)與廣大群眾(民)之間的矛盾，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干部一邊。現實情況的發展不斷地給毛澤東的這一論斷提供了實際依據，而且越來越顯示出生產關系的這部分因素對于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影響。
1957年4月19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專門起草了一個重要指示，督促各級領導干部認真開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討論和貫徹。他在此指示里嚴肅地問道：“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你們委員會和書記處或黨組是否深刻地多次地討論了這個問題?…… ”這個指示反映了毛澤東當時最關切的問題是：黨的各級領導干部對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是否想通了、認識清楚了、認真執行了，黨內某些人中存在的國民黨作風是否開始有所改變，第一把手是否認真地抓起了思想政治工作，黨和黨外人士(特別是知識分子)之間不正常的緊張氣氛是否有些緩和，對人民鬧事能不能采取正確的態度等等。
毛澤東曾經寄予厚望的“大躍進”運動，并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和效果，曾經令他興奮不已的“人民公社”也遭遇嚴重的干撓和破壞。毛澤東在連續深入各地調查研究后沉痛地總結經驗教訓時，一方面檢查了最高領導層決策失誤的問題，如制訂國民經濟計劃時不肯降低“高指標”，宣傳成績時弄虛作假，“吹牛皮”等，尤其是他本人退居二線脫離實際和用人不當的責任，另一方面他也注意到領導干部中普遍存在的急于求成、瞎指揮、浮夸風、命令主義、官僚主義、欺上瞞下等壞作風所起的惡劣作用。毛澤東發現：在農村人民公社，“一些公社工作人員很狂妄，毫無紀律觀點，敢于不得上級批準，一平二調。另外還有三風：貪污、浪費、官僚主義，又大發作，危害人民。”在工廠里，“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廠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爺態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覺地遵守勞動紀律，而且破壞勞動紀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爺們。”在各種事業單位，“等級森嚴，居高臨下，脫離群眾，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飯，而是靠資格、靠權力，干群之間、上下級之間的貓鼠關系和父子關系”，等等。這些情況損害了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主人翁情感，挫傷了他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主動性和創造精神，從而嚴重阻礙了生產的發展。
生產關系的幾個方面是相互聯系、互相影響的。一旦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中的資產階級法權惡性膨脹，權力集中在管理層，人民在生產決策、特別是分配上毫無發言權，而管理層不是站在人民利益的立場而是圍著個人和小集團的利益進行管理和分配，一些高層干部脫離勞動，而又享受高薪及各種特權和福利，還對工人群眾實行關卡壓，特別是當管理層變成抱團貪腐成窩的利益集團，社會主義公有制也就名存實亡了。
這種情形的發展，使得毛澤東越來越警覺。1965 年 1 月 5 日他讀到在洛陽拖拉機廠蹲點的第八機械工業部部長陳正人的來信。信中說：“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勝利有了政權以后，很容易脫離群眾的監督，掌管了一個單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當權地位違反黨的政策，以至發展到為所欲為。”“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認真克服，干部和群眾生活距離如果不逐步縮小，群眾是必然會脫離我們的。”“如果再讓其繼續發展，就一定會使一個社會主義的企業有蛻化為資本主義企業的危險。”毛澤東對此很認同，也極為重視。他尖銳地批評批示道：“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拜老師傅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于尖銳的階級斗爭狀態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
第四節 正確處理好生產關系社會主義才能最終勝利
從前面的一系列調查研究和討論情況來看，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澤東的一個重要政治經濟學理論判斷，即在所有制解決之后還必須處理好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這個問題不解決，社會主義就不能取得最終勝利。毛澤東認為，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尤其是干部隊伍特別是領導干部，要過好“社會主義這一關”。
毛澤東在組織高層研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說：“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時期內是有底的，但是人們在勞動生產和分配中的相互關系，總要不斷地改進，這方面很難說有什么底。”黨的八大后，中共黨內曾一度有提高農村集體化公有程度的意向和作法，不少地方宣布人民公社為全民所有制，例如河北省徐水縣率先成立了全縣范圍的特大型公社，號稱實現了全縣的全民所有制。毛澤東調研發現，很快意識到這是脫離實際，是很不現實的。隨后在毛澤東的艱難探索和堅定主導下，修定人民公社制度，基本恢復到八大前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合作化集體程度。在此之后，中國城市和農村的所有制情況再沒有大的變動。在所有制基本保持穩定的情況下，毛澤東將投入的最大精力就是放在解決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問題，尤其是干群關系方面的問題。
在關注人與人的相互關系方面，毛澤東特別注意到一個嚴峻的問題，那就是干部特殊化，社會不平等的發展有可能導致新的階級分化，會出現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兩條道路的斗爭。他在1959年組織研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向一起研讀的高層官員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過程中，還有一個問題值得高度注意，這就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問題。每一個時期，總會有這樣一部分人，保持舊制度對他們有利，用新制度代替舊制度對他們不利。他們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變這種制度。任何一種新制度的建立，總要對舊制度有所破壞，不能只有建設，沒有破壞。要破壞，就會引起一部分人的抵觸。”嚴重的問題在于教育農民，特別在于教育干部。于是黨中央決定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通知《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的文件中，首次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解決“既得利益集團”問題，是毛澤東使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對生產關系問題更為深入的思考和決策。隨著社會不平等關系的發展和固化，有可能導致與勞動大眾利益相對立的特殊利益階層出現。這個問題，最早見諸中國共產黨重要文獻的，就是1956年中共八屆二中全會的文件，毛澤東說：“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1965 年在陳正人那封來信的批示里，毛澤東提出了“官僚主義者階級”的概念，說他們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又對既得利益集團產生的根源進行了深刻分析。他說：“民主革命后，工人、貧下中農沒有停止，他們要革命。而一部分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么呢?作了大官，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討論并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再次強調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毛澤東還特別關注干部子弟特殊化所造成的等級制度固化的問題。他多次批評干部子弟有優越感，脫離群眾，并以蘇聯為例，說：“蘇聯共產黨員多數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農民提不起來”，從而形成與普通工人農民相對立的特殊階層。所以，毛澤東以身作則，并且說，“我們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趕到群眾中去，不能有近水樓臺。” 要求干部子弟“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從革命戰爭中出生入死打出來的那些老干部享有國家的某些照顧，這是由歷史形成的，但是他們的子女因此而沾光就是一種封建“世襲”思想的影響。如果堅持“官本位”的封建意識，“封妻蔭子”的特權思想，“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丑陋規則，勢必使干部隊伍腐化變質，敗壞黨風政紀，嚴重脫離人民群眾，這樣下去，危害無窮。面對此情況，毛澤東多次十分擔心地對女兒李敏說，如果不注意，干部子弟會成為“一大災難”。他強調要反對官僚主義，防止黨的干部內部形成特權階層，反對黨員干部的腐敗現象，嚴格要求干部子女，“如果我們不注意嚴格要求干部子女，他們也會變質，可能搞資產階級復辟，無產階級的財產和權力就會被資產階級奪回去。”
實事求是地說，由于毛澤東一再向全黨敲響警鐘，黨中央開展整頓作風、嚴懲貪腐、防微杜漸工作，采取了如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等一系列改善干群關系的措施，使得他那個時代中國共產黨的隊伍總體上保持了清正廉潔，聯系群眾的作風。正如毛澤東一再所說，絕大多數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但是毛澤東所擔心的那種脫離群眾，進而形成特權階層的傾向是確實存在的，他對這種危險的關注和警惕并非無的放矢。蘇聯共產黨腐化變質，最終垮臺的結局更加驗證了毛澤東的判斷。
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離開了他終生深愛、服務一生的人民，但是他老人家關于社會主義所有制建立以后還必須解決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問題，特別是搞好干群關系，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重要思想，必將在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發展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位置。毛澤東在他有限的人生旅途不可能完全解決社會主義社會“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系”這個重大課題，但是他以“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精神，非常地努力了，頑強地盡了他最大的責任，并且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給一切真正向往社會主義的人們指明了取得社會主義最終勝利的正確方向和道路。
毛澤東政治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僅一脈相承，而且后繼有人。習近平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堅定繼承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發展形成“習近平政治經濟學”，體現了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思想。其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政治上，強化領導、從嚴治吏、依法治國;在經濟上，遵循規律、守住底線、推動改革；文化上，開展思想政治工作，堅持社會主義文化革命和建設，強化大公無私、艱苦奮斗、不斷開拓創新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思想作風。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習近平當選總書記后的首次公開講話，就鮮明地宣示了帶領中國共產黨執政為民的堅定決心。他上任以來，多次強調，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要堅持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推進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唯有如此，社會主義的改革發展才能大有作為，大見成效。
2014年7月8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 ，聽取專家學者對當前經濟形勢和做好經濟工作的意見和建議。他強調，實現我們確定的奮斗目標，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不斷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發展必須是遵循經濟規律的科學發展，必須是遵循自然規律的可持續發展。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學好用好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自覺認識和更好地遵循經濟發展規律，不斷提高推進改革開放、領導經濟社會發展、提高經濟社會發展質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
習近平立足我國國情和發展實踐，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形成了許多重要的經濟思想和理論成果。習近平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可以簡要歸納為“六論”:一是“新常態”論；二是“兩手合力”論；三是“基本經濟制度”論；四是“共同富裕”論;五是“人民主體”論;六是“五大發展”論。習近平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現了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的思想。其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政治上，強化領導、從嚴治吏、依法治國;在經濟上，遵循規律、守住底線、推動改革；在文化上，注重思想政治工作，堅持社會主義文化革命和建設，強化大公無私、艱苦奮斗、創新發展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思想作風。改革是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要求，通過調整和改進生產關系以推動生產力發展。“習近平政治經濟學”是當代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繼續指引，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滿懷自信，必將勇往直前，終究要奔向共產主義大同理想境界。
第五節 黨的決議和總書記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
中國革命的勝利，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下取得的。我們黨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形成了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找到了奪取中國革命勝利的正確道路。這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發展是一個重大的貢獻。
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二十二年中，毛澤東同志和黨的其他領導人一道，克服重重困難，逐步制定和領導執行了使革命由慘重失敗轉為偉大勝利的總的戰略和各項政策。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多次從危機中挽救中國革命，如果沒有以他為首的黨中央給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和人民軍隊指明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我們黨和人民可能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時間。同中國共產黨被公認為全國各族人民的領導核心一樣，毛澤東同志被公認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在黨和人民集體奮斗中產生的毛澤東思想被公認為黨的指導思想，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前二十八年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的歷史，總的說來，是我們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歷史。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是我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是我國今后一切進步和發展的基礎。
總之，我們現在賴以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很大一部分是這個期間建設起來的；全國經濟文化建設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們的工作經驗，大部分也是在這個期間培養和積累起來的。這是這個期間黨的工作的主導方面。
但是，左傾錯誤在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上并未得到徹底糾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還有發展。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擴大化和絕對化，發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爭以后提出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觀點，進一步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復辟，并成為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間，在部分農村和少數城市基層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雖然對于解決干部作風和經濟管理等方面的問題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這些不同性質的問題都認為是階級斗爭或者是階級斗爭在黨內的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層干部受到不應有的打擊，在一九六五年初又錯誤地提出了運動的重點是整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歷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他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于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為我們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立和發展，為中國各族人民解放事業的勝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和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建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功勛。他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它將長期指導我們的行動。我們必須珍視半個多世紀以來在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一切積極成果，在新的實踐中運用和發展這些成果，以符合實際的新原理和新結論豐富和發展我們黨的理論，保證我們的事業沿著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軌道繼續前進。
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
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拓者，是近代以來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是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是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改變自己命運和國家面貌的一代偉人。
毛澤東同志等老一輩革命家，都是從近代以來中國歷史發展的時勢中產生的偉大人物，都是從近代以來中國人民抵御外敵入侵、反抗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的艱苦卓絕斗爭中產生的偉大人物，都是走在中華民族和世界進步潮流前列的偉大人物。
毛澤東同志帶領我們黨創造性地提出和實施了一系列正確的戰略策略，及時解決了中國革命進程中一道道極為復雜的難題，引導中國革命航船不斷乘風破浪前進。
新中國成立后，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人民，在迅速醫治戰爭創傷、恢復國民經濟的基礎上，不失時機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創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使中國這個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東方大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成功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確立，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毛澤東同志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社會主義建設的全面展開，為實現中華民族獨立和振興、中國人民解放和幸福，作出了彪炳史冊的貢獻。毛澤東同志畢生最突出最偉大的貢獻，就是領導我們黨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正確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取得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基礎性成就，并為我們探索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積累了經驗和提供了條件，為我們黨和人民事業勝利發展、為中華民族闊步趕上時代發展潮流創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
在革命和建設長期實踐中，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形成了適合中國情況的科學指導思想，這就是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以獨創性理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教育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它培養的大批骨干，不僅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發揮了重要作用，也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揮了重要作用。鄧小平同志說，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的原則，我們將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前進。
在為中國人民不懈奮斗的光輝一生中，毛澤東同志表現出一個偉大革命領袖高瞻遠矚的政治遠見、堅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勇于開拓的非凡魄力、爐火純青的斗爭藝術、杰出高超的領導才能。他思想博大深邃、胸懷坦蕩寬廣，文韜武略兼備、領導藝術高超，心系人民群眾、終生艱苦奮斗，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勛。
毛澤東同志屬于中國，也屬于世界。他不僅贏得了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愛戴和敬仰，而且贏得了世界上一切向往進步的人們敬佩。毛澤東同志的革命實踐和光輝業績已經載入中華民族史冊。他的名字、他的思想、他的風范將永遠鼓舞我們繼續前進。
不能否認，毛澤東同志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中走過彎路，他在晚年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對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功過，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作出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進行了全面評價。鄧小平同志說，毛澤東同志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的錯誤在于違反了他自己正確的東西，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所犯的錯誤。
革命領袖是人不是神。盡管他們擁有很高的理論水平、豐富的斗爭經驗、卓越的領導才能，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的認識和行動可以不受時代條件限制。不能因為他們偉大就把他們像神那樣頂禮膜拜，不容許提出并糾正他們的失誤和錯誤;也不能因為他們有失誤和錯誤就全盤否定，抹殺他們的歷史功績，陷入虛無主義的泥潭。
35年前，在黨和國家面臨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在鄧小平同志領導下，我們黨解決了正確評價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根據新的實際和歷史經驗確立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正確道路這兩個相互聯系的重大歷史課題，作出了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是貫穿其中的立場、觀點、方法，它們有三個基本方面，這就是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新形勢下，我們要堅持和運用好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把我們黨建設好，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繼續推向前進。
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始終有一個夢想，這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我們的先輩們為實現這個夢想付出了巨大努力。今天，我們可以告慰毛澤東同志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是，在他們帶領黨和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基礎上，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
毛澤東同志說過:“中國人民有志氣，有能力，一定要在不遠的將來，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實現我們確立的奮斗目標，我們既要有“亂云飛渡仍從容”的戰略定力，又要有“不到長城非好漢”的進取精神。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勿忘昨天的苦難輝煌，無愧今天的使命擔當，不負明天的偉大夢想，下定決心，排除萬難，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道路上，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前進!
附 錄：主要文獻資料
一、《毛澤東選集》第一至四卷，第二版，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出版；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編輯，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出版。
二、《毛澤東文集》第一至八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
三、《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簡本，國史研究學習資料），鄧力群編輯整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1998年1月出版。
四、《中國共產黨黨史》第一卷(1921～1949)上、下冊，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2011年1月第2版；
《中國共產黨黨史》第二卷（1949～1978）上、下冊，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
五、《中國大百科全書·經濟學》Ⅰ、Ⅱ、Ⅲ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分別于1988年8、9、10月出版。
六、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新中國60年統計資料匯編》等，中國統計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