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一章 牢記蘇聯(lián)政治經濟學致命錯誤的教訓
蘇聯(lián)瓦解，蘇東巨變，使社會主義世界遭受極大的震動和沖擊，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低潮，使人們不得不深刻反思現實社會主義面臨的問題。蘇聯(lián)模式曾被認為是唯一的社會主義模式，也曾被很多社會主義國家照搬或者效仿。不可否認，蘇聯(lián)社會主義模式在前蘇聯(lián)的建設前期發(fā)揮過巨大的作用，但也存在諸多問題，其弊端和原因突出表現在：斯大林體制的弊端及政策失誤長期得不到糾正；赫魯曉夫“三和”“兩全”修正主義禍害；戈爾巴喬夫“新思維”的危害，以致西方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陰謀輕易得逞。歸根結底是理論上的錯誤，特別是蘇聯(lián)《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致命錯誤，否認社會矛盾，否認階級斗爭，否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要害是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以致特權階層由富裕而腐化，勞動人民致貧而失望，失去對帝國主義和平演變陰謀的警惕和抵制，導致一系列自取滅亡的失誤和最終崩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教訓是極其深刻的。我們一定要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防止資產階級和平演變 ，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把新中國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革命和建設事業(yè)進行到底。
第一節(jié) 蘇聯(lián)政治經濟學理論的致命錯誤
1991年,人類歷史上發(fā)生了這樣一件震驚世界的重大事件：蘇聯(lián)，這個有著2240多萬平方公里的橫跨歐亞兩洲龐大疆域的超級大國、曾是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在沒有外敵入侵和特大自然災害變故等情況下，竟然頃刻之間自行解體和覆亡。蘇聯(lián)共產黨（早期稱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擁有35萬多名黨員的時候，開展武裝斗爭，取得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并執(zhí)掌了全國政權，開創(chuàng)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事業(yè)；在擁有554萬多名黨員的時候，領導人民頑強反侵略，打敗了不可一世的德國希特勒法西斯，為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立下不朽的功勛；然而在擁有近2000萬名黨員的時候，卻被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篡奪領導權，喪失執(zhí)政地位，導致亡黨亡國。
蘇東劇變已經過去30年了，但是對蘇聯(lián)解體覆亡原因和教訓的研究仍然具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對蘇聯(lián)這個泱泱大國解體的原因，理論界有多種不同的解讀，如“經濟沒有搞好說”、“斯大林模式僵化說”、“民族矛盾決定說”、“軍備競賽拖垮說”、“戈氏叛徒葬送說”、“‘和平演變’陰謀說”、“帝國主義培植第五縱隊說”等等。科學地分析蘇聯(lián)演變解體覆亡問題，是關系我國社會主義事業(yè)和國際共產主義前途的一個重大課題。如何評價蘇聯(lián)解體事件？如何吸取蘇共亡黨亡國的歷史教訓？特別是剖析蘇聯(lián)模式興衰成敗的深層次理論根源和實踐上的根本性錯誤，以期能夠以史為鑒，正確認識中國共產黨面臨的執(zhí)政形勢，更好地堅持和發(fā)展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偉大事業(yè)。
蘇聯(lián)演變解體的具體原因是錯綜復雜的，外因是條件，內因是根據，是多種原因交錯共震的結果，但是其深層次內在根本原因恰恰出在蘇聯(lián)共產黨政治經濟學理論上的致命錯誤。正是這個致命的理論錯誤導致“階級斗爭熄滅論”、“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和平競賽”、“全民黨”與“全民國家”、“新思維”等一系列修正主義謬論，麻痹和誤導黨的思想，以致實踐上放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和繼續(xù)革命的嚴重錯誤，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背叛無產階級專政，最終使蘇聯(lián)共產黨腐化變質，喪失執(zhí)政地位，潰敗解體，亡黨亡國，同時迫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低潮。這一內在的理論上的致命原因，不幸被毛澤東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末研讀評析《蘇聯(lián)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理論時所驚人言中。
1958年，毛澤東從國際國內形勢出發(fā)，注意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出現的修正主義傾向、新中國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實遭遇“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右傾錯誤干撓的難題，進而在社會主義建設“大躍進”中出現“急于求成”、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等“左”傾錯誤和人為破壞問題，為了從理論上認識和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他一方面寫信給中央、省市自治區(qū)、地、縣四級黨的委員會委員，建議全黨各級領導骨干：一是讀斯大林審定而后被赫魯曉夫修訂的《蘇聯(lián)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一是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共產主義社會》，要求每人每本書讀三遍，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正確認識國際國內形勢，以利解決上述難題，糾正領導層的偏差和“左”傾錯誤。另一方面，從1959年12月上旬直到1960年2月，他身體力行，帶領陳伯達、胡繩、田家英、鄧力群等幾位秘書，組成讀書小組，集中時間和精力，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廣州，結合實際情況，專心研讀蘇聯(lián)《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這個小組采取邊讀邊議的方法，逐章逐節(jié)地討論研究。在邊讀邊議時，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結合蘇聯(lián)42年、新中國10年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經驗與現實問題，深入研討，指出了蘇聯(lián)《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否認社會矛盾和階級斗爭的致命錯誤，嚴肅批判了赫魯曉夫背叛蘇共無產階級黨性和無產階級專政的修正主義觀點，提出了許多重要的理論問題，發(fā)表了一系列超越前人、啟迪后人的卓越見解。他研讀這本書時的批注和談話，豐富和發(fā)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尤其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他所提出的許多理論觀點，至今對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研究仍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參加讀書的秘書同志將他的談話整理成了讀書筆記的形式，當時保存下來的有兩個本子，一個名為《讀政治經濟學下冊的筆記》，一個是《讀蘇聯(lián)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談話記錄稿》，前者將毛澤東的談話按問題做了歸納，加了小標題，成了系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著作。后者按照蘇聯(lián)《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結構順序，以邊讀邊議形式，記錄了毛澤東的系列研讀談話，不失為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著作。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編印為《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并收入《毛澤東文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毛澤東在研讀《蘇聯(lián)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過程中，不僅清晰地論述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科學理論內涵，以及“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中國的社會主義”這個重大歷史課題，而且還明確指出了蘇聯(lián)《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這本書的基本缺點，是不承認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認社會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發(fā)展的動力，不承認他們國內還有階級斗爭，還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斗爭，不敢像我們這樣大講階級斗爭，大講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蘇共赫魯曉夫一伙否認矛盾、否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否認和背叛無產階級專政，是極其嚴重的致命錯誤。
幾十年過去了，回顧歷史，我們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蘇聯(lián)之所以在1991年“輕易地自取滅亡”，其理論根源，正是毛澤東當年指出的這樣一個根本性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錯誤。導致在實踐上，不僅使蘇聯(lián)共產黨忘記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喪失革命警惕，逐漸蛻化變修，而且放棄無產階級專政，使蘇聯(lián)逐步和平演變，傾刻垮臺覆亡。還使跟著蘇共、蘇聯(lián)走的歐亞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也被迫陪葬，莫不如此。
無產階級的導師列寧早就指出：“這種理論上的混亂是決不能容忍的。我們要是在我們的軍事活動，我們的國內戰(zhàn)爭這一基本問題上發(fā)生一點點這種理論上的混亂，那早就被人打垮了，打垮也活該。”否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進而放棄無產階級專政，慘痛的歷史教訓充分證明，領導社會主義事業(yè)的無產階級政黨，如果違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搞修正主義，執(zhí)意不改，那就必然犯致命錯誤，必然潰敗，必然葬送自己，葬送社會主義事業(yè)。這個歷史教訓是極其深刻的！
前車之覆，后車之鑒。重溫毛澤東對蘇聯(lián)《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有關評析和批判，實可使我們“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永遠牢記蘇聯(lián)共產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lián)盟（簡稱蘇聯(lián)）的沉痛教訓，永葆無產階級政黨的黨性和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階級性，不忘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永遠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立于共產主義事業(yè)的不敗之地。
第二節(jié) 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兩類矛盾
新中國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基礎成就以后，毛澤東根據國際國內形勢發(fā)展變化，傾其晚年全部精力于研究和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的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問題，正確認識國內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矛盾，堅持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xù)革命，防止中國共產黨演變?yōu)樾拚髁x黨和社會主義新中國改變顏色，粉碎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陰謀等重大問題，死而后已。
毛澤東說得對：“世界上沒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會主義社會，也還是沒有什么‘先知先覺’。……開始我們也不懂得搞社會主義，以后在實踐中逐步有了認識。認識了一些，也不能說認識夠了。如果認識夠了，那就沒有事做了。”關鍵是要不斷正確認識社會主義社會的各種矛盾。
毛澤東在肯定這本教科書關于過渡時期經濟的基本矛盾的提法之后，坦率承認：“我們在一九五六年八大第一次會議的決議中說，主要矛盾的實質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個提法不對。半年以后，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的矛盾，突出起來，我們很多同志就覺悟了，并且采取了正確的辦法解決這個矛盾。”
這種覺悟，集中顯現于毛澤東的光輝著作《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們必定會注意到，毛澤東這個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正是總結了蘇共二十大以后，特別是波、匈事件之后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新鮮經驗教訓，總結了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特別是擊退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進攻之后的新鮮經驗教訓，作了重要補充修改，于1957年6月19日才在《人民日報》正式發(fā)表。
這部著作，是毛澤東在社會主義時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運用唯物辯證法科學地分析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第一次提出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命題，闡述了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為我國社會主義事業(yè)的發(fā)展奠定了理論基礎，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豐富和發(fā)展。毛澤東特別強調了要運用對立統(tǒng)一規(guī)律觀察問題和處理問題，引導人們正確認識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各種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確的方法處理各種矛盾。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發(fā)展史上，劃時代地第一次系統(tǒng)明確地論述了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問題，提出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矛盾的問題，特別是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針對蘇聯(lián)《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說中國“‘誰戰(zhàn)勝誰’的問題有利于社會主義地解決了，……在政治思想戰(zhàn)線上也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毛澤東批注曰：“當時我們自己也只是說取得了決定性勝利。”毛澤東還指出教科書有關段落“只說經濟生活的一切領域中展開誰戰(zhàn)勝誰的斗爭，這是很不完全的。我們的提法是，在經濟、政治、思想三個戰(zhàn)線上，都要進行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諸如此類的正確認識，顯然都是從中外新的實際經驗教訓中分析總結獲得的。
所以，毛澤東在讀這本教科書時，把他的主要注意力集中于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論述方面，是自然而然的。毛澤東也正是借此研讀，進一步深入思考和闡發(fā)了這個根本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
第三節(jié) 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從世界觀和方法論而言，毛澤東批評這本教科書，沒有運用矛盾論對立統(tǒng)一的法則“這樣一貫的、完整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來分析事物。”
毛澤東指出，“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主要對象是生產關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產關系，就必須一方面聯(lián)系研究生產力，另一方面聯(lián)系研究上層建筑對生產關系的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任何社會的生產關系不是孤立存在的，生產關系作為社會生產的一個方面，與生產力密切相關，作為經濟基礎，又與上層建筑密切相關，這是任何社會存在和發(fā)展的兩個基本矛盾。就是說，“政治經濟學和唯物史觀難得分家。” “沒有哲學家頭腦的作家，要寫出好的經濟學來是不可能的。馬克思能夠寫出《資本論》，列寧能夠寫出《帝國主義論》，因為他們同時是哲學家，有哲學家的頭腦，有辯證法這個武器。”
總之，盡管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還很短暫，社會主義社會的實踐發(fā)展還不成熟，現在就要寫出一本成熟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還受到社會實踐的一定限制，但是方法必須對頭。“我們要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為綱，來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問題。”
而問題也就在于：“列寧死后，蘇聯(lián)的辯證法少了。是說少了，不是說沒有。他們有時強調斗爭不講統(tǒng)一，有時強調統(tǒng)一不講斗爭。這兩種片面性都是形而上學，都是缺少辯證法。他們不承認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認矛盾的發(fā)展和轉化，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發(fā)展的動力還是矛盾，怕講社會主義社會有階級斗爭。這本書的缺點就在這里。”“這本書雖然有些地方也承認矛盾，但不過是附帶地提起。說明問題不從分析矛盾出發(fā)，是這本書的一個特點，一個最大的缺點。當作一門科學，應當從分析矛盾出發(fā)，否則就不能成為科學。”
如，“這本教科書，只講物質前提，很少涉及上層建筑，即：階級的國家，階級的哲學，階級的科學。”“這本書提到了國家，但沒有加以研究”，等等。
蘇聯(lián)《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沒有運用矛盾論這一對立統(tǒng)一的法則，“這樣一貫的、完整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來分析事物”,就必然犯一系列的理論錯誤，也勢必導致實踐上的錯誤，決策、方針和政策的錯誤。它的論述經不起實踐的檢驗，失敗也就是勢所必然的了。
第四節(jié) 堅持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
從社會主義社會的具體矛盾而言，毛澤東批評了教科書中“只說社會主義社會的特點是‘團結一致，十分穩(wěn)定’，不說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的矛盾；‘說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會主義國家強大的社會發(fā)展動力’，不說社會矛盾是社會發(fā)展的動力。”毛澤東鮮明地指出：“在社會主義時代，矛盾仍然是社會運動發(fā)展的動力。”
教科書說，在蘇聯(lián)，“‘誰戰(zhàn)勝誰’的問題，無論在城市或農村中都‘完全地、永遠地’、有利于社會主義地解決了。”毛澤東批注曰：“說得太死，不合乎實際。”至于說：“在國內，資本主義復辟的最后根源被消滅了。”毛澤東則批注曰：“完全不對”。
毛澤東指出，斯大林“他曾經說過，搞得不好，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可以發(fā)展到沖突的程度；搞得好，就可以不致發(fā)生沖突。斯大林的這些話，講得好。教科書比斯大林退了一步。”
根據蘇聯(lián)的實際經驗，特別是我們自己的切身經驗，毛澤東除了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還有敵對勢力以外，還特別反復強調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對人的改造問題。他指出：“任何新的東西出來，或者因為不習慣，或者因為不了解，或者因為同一部分人的利益有抵觸，它總是不可避免地要遇到阻礙。”“在社會主義社會發(fā)展的過程中，每個時期都會有一部分人力求保存落后的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
毛澤東指出，“‘機器拖拉機站是對農業(yè)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重要工具’。教科書在很多地方都是這樣強調機器對社會主義改造的作用。但是，如果不提高農民的覺悟，不改造人的思想，只靠機器，怎么能行？”“教科書說，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余尚未完全克服。這么多年了，老是不‘克’，怎么能‘服’呢？”“重要的問題，是要把社會主義革命搞徹底，堅持反對資產階級影響的斗爭。……我們對資產階級的影響，資產階級的殘余勢力，批判得愈徹底，就愈能使人民群眾從它的威脅束縛下解放出來。”“搞社會主義革命，開始也是不知道怎樣革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使我們搞出了政治戰(zhàn)線上和思想戰(zhàn)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這個提法。現在看來，這方面的革命是非常重要的。”
總之，毛澤東認為，“教科書說到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說到社會主義革命的‘主要任務’，都說得不完全，都沒有提到對敵人的鎮(zhèn)壓，也沒有提到階級改造的問題，這是一個很大的缺點。”“在社會主義社會里，還有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還有保守的階層，還有類似‘既得利益集團’，還存在著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城市和鄉(xiāng)村的差別，工人和農民的差別。要解決這些矛盾，消除這些差別，不經過斗爭是不行的。”概而言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斗爭的問題，用社會主義思想訓練人和改造人的問題，在我國是個大問題。”
毛澤東深入淺出而清晰明白地指明了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堅持繼續(xù)革命的根本原因、必要性和重要性。在社會主義社會里，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還存在著剝削階級的殘余和影響，還存在著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三大差別，還存在著私有制觀念和自私自利資本主義自發(fā)勢力等等。我們黨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xù)革命的任務還將是長期的艱巨復雜的，全黨務必充分認識，萬萬不可粗心大意，掉以輕心。
第五節(jié) 及早注意高薪階層的危險性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涉及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時，毛澤東提出了“高薪階層”這個需要高度重視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問題。
他說：“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即使消滅了舊的剝削階級，資產階級影響還會長期存在，階級意識形態(tài)還會長期存在。社會主義社會的發(fā)展過程中，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注意，這就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問題。每一個時期，總會有這樣一部分人，保持舊制度對他們有利，用新制度代替舊制度對他們不利。他們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變這種制度。……任何一種新制度的建立，總要對舊制度有所破壞，不能只有建設，沒有破壞。要破壞，就會引起一部分人的抵觸。
蘇聯(lián)有個高薪階層，在農村中還有富裕農民階層。對這些人來說，保持和擴大物質刺激，對他們是有利的，取消物質刺激對他們不利，他們就會進行抵抗。”
毛澤東深刻地指出：“赫魯曉夫完全沒有辯證法，只有形而上學。社會原因，是他們那里的生產關系、社會制度停頓的時間太長，多年來已經形成一個高薪階層，農村中出現了富裕農民。因此必然有反映這種社會基礎的上層建筑、意識形態(tài)、世界觀和方法論。形而上學，就是這些人的意識形態(tài)。”“蘇聯(lián)的社會科學不大講辯證法，斯大林的后期，在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內就沒有多大發(fā)展。赫魯曉夫上臺以后走下坡路，滑到修正主義那邊去了。”
毛澤東把問題提到了政權性質的高度。他批評教科書“講到蘇聯(lián)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yè)、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
社會主義民主的問題，首先就是勞動者有沒有權利來克服各種敵對勢力和它們的影響的問題。像報紙刊物、廣播、電影這類東西，掌握在誰手里，由誰來發(fā)議論，都是屬于權利的問題。……人民內部有各個派別，有黨派性。一切國家機關、一切部隊、一切企業(yè)、一切文化教育事業(yè)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對于保證人民的權利問題，關系極大。掌握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手里，絕大多數人民的權利就有保證了；掌握在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們就可能變質，人民的權利就不能保證。總之，人民自己必須管理上層建筑，不管理上層建筑是不行的。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了解為國家只有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
他特別強調了教科書中有一段對修正主義的批判是不正確的，指出：“現代修正主義者，他們不是不要國家機器，他們要自己的國家機器可厲害呢，他們所仇視的是真正的無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他們所謂反對國家對經濟的領導，實際上是一種欺騙。他們的目的是用這個來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產階級專政。”因此，否定和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是現代修正主義的本質特征，不表現出來是不可能的。
同時，深諳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毛澤東看得極其深遠。他尖銳地指出：“事情要從兩方面看。既有高薪階層，就一定有低薪階層，既有富裕農民，也一定有非富裕農民，而且后者總是占多數。有低薪階層、非富裕農民，必然會有反映這種社會基礎的上層建筑、意識形態(tài)、世界觀和方法論。
因此，兩種世界觀、方法論的相互斗爭，是必不可免的。辯證法代替形而上學，也必不可免。我們對蘇聯(lián)的前途是樂觀的。蘇聯(lián)是列寧主義的故鄉(xiāng)，是十月革命的產物，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聯(lián)共黨是第一個取得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黨。現在，他們完全走到了形而上學，將來一定會從形而上學走到它的反面，回到辯證法。低薪階層、非富裕農民總是要起來代替高薪階層、富裕農民。辯證法總是要代替形而上學。
一種上層建筑如辯證法，代替另一種上層建筑如形而上學，一種社會制度代替另一種社會制度，一個社會階層的統(tǒng)治代替另一個社會階層的統(tǒng)治，就要革命。總的趨勢是這個革命必不可免，但是目前革命的條件還不成熟。”
這正是振聾發(fā)聵之論，石破天驚之論！
先前，同是讀這本教科書，毛澤東曾經認為社會主義制度下，雖然“沒有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革命”，但有革命，也就是技術革命、文化革命。現在這里的論斷，顯然大不相同了。這一情況，如果不是表明他在進一步思考之后改進了他以前的看法，至少也是表明了他對這個問題的重視，再三思考，反復思考，有所深化。
總之，毛澤東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我們還要看到這么一個問題，就是這個社會里的高薪階層是有危險性的，……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警惕，如果我們及早注意，是可以解決的。”
這是他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的“畫龍點睛”之筆。這正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的核心所在，要害所在，是黨和人民必須高度重視解決的重大政治經濟問題。
第六節(jié) 堅決反對現代修正主義謬論
涉及到社會主義社會國家的外部矛盾問題時，毛澤東指出：蘇聯(lián)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增訂本“說現在蘇聯(lián)已經不再受資本主義世界的包圍了。這個說法有使人睡覺的危險。”他列舉眾目昭彰的帝國主義反蘇反共事實后問道：“能夠說，現在蘇聯(lián)已經不在導彈的包圍之中嗎？社會主義陣營已經不在資本主義世界的包圍之中嗎？”
針對著蘇共二十大以后日益膨脹的和平發(fā)展的幻想，毛澤東用了很大的篇幅論述了和平與戰(zhàn)爭的問題。他說：“最近，一九五九年，歐洲十幾個國家共產黨的會議中說，現在出現了永遠消滅戰(zhàn)爭的可能性，出現了把一切物力、財力利用來為全人類服務的可能性。這種說法，沒有馬克思主義，沒有階級分析，沒有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區(qū)別出來。戰(zhàn)爭是階級沖突的一種形式。有階級就一定有階級沖突。一般沖突方式解決不了的時候，就必然要用戰(zhàn)爭的方法來解決。不消滅階級，怎么能消滅戰(zhàn)爭？世界大戰(zhàn)打不打，不決定于我們。我們不是艾森豪威爾的參謀長，不是麥克米倫的參謀長，我們說了不算數。世界大戰(zhàn)還是有兩種可能性。即使簽訂了不打仗的協(xié)定，戰(zhàn)爭的可能性也還存在。帝國主義要打的時候，什么協(xié)定也不算數。至于打起仗來用不用原子彈、氫彈，那是另一個問題。曾經有了化學武器，但是打仗的時候沒有用。經過極大的努力，簽訂打仗的時候不打原子彈、核武器的協(xié)定，打起仗來大家都還用常規(guī)武器，這種可能性是有的。即使兩個陣營不打仗，也不能保證資本主義世界內部不打仗。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可能打。帝國主義國家內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可能打。帝國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現在就在打。
歷史的規(guī)律是，只有經過革命戰(zhàn)爭才能消滅階級，只有消滅了階級才能永遠消滅戰(zhàn)爭。不進行革命戰(zhàn)爭，要消滅階級，我們不相信。沒有消滅階級，要消滅戰(zhàn)爭武器，這不可能。……當然我們是希望不打世界大戰(zhàn)的，我們是希望和平的。我們贊成用極大的努力來禁止原子戰(zhàn)爭，并且爭取兩個陣營簽訂互不侵犯協(xié)定。爭取十年、二十年的和平，是我們最早提出的主張。如果能夠實現這個主張，對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都是很有利的。”
毛澤東分析世界形勢，洞察至深至遠：“只要階級斗爭存在，戰(zhàn)爭總有一天不可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在全世界范圍內，局部戰(zhàn)爭沒有斷過。美國帝國主義現在的戰(zhàn)略是，在準備大戰(zhàn)的條件下，搞局部戰(zhàn)爭，連鎖反應，一個一個地吃掉我們。”
他還指出：“在兩個經濟體系之間，其實不只是競賽，而且有激烈的、廣泛的斗爭。”他批評“教科書避開了這種斗爭。”
他認為：“根本的問題是制度問題，制度決定一個國家走什么方向。只要還是社會主義制度，就決定社會主義國家總是要同帝國主義國家相對立的，妥協(xié)總是暫時的。”
根據這些客觀情況，毛澤東強調：一是要搞實力地位。“世界上從有歷史以來，沒有不搞實力地位的事情。任何階級、任何國家，都是要搞實力地位的。搞實力地位，這是歷史的必然趨勢。國家是階級統(tǒng)治的機關，軍隊是階級的實力。只要有階級，就不能不搞軍隊。”二是要善于利用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相互斗爭，列寧看成一件大事，斯大林也看成一件大事，說這是革命的間接后備軍。中國革命也吃這一碗飯。我國過去存在著地主買辦階級各派的矛盾，這個矛盾同時反映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正因為他們內部有這樣的矛盾，我們善于利用這種矛盾，所以直接同我們作戰(zhàn)的，在一個時期中只是一部分敵人，不是全體敵人，而我們常常因此得到了回旋的余地和休整的時間。”
毛澤東批評了修正主義關于資本主義社會中有社會主義因素、資本主義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或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等謬論。他尖銳地指出：“現在有一種傾向，就是說話、寫文章都盡量合乎帝國主義和敵人的口味。其結果是敵人舒服，自己的階級被蒙蔽。這是欺騙群眾和欺騙各國共產黨的行為。”
他矛頭直指赫魯曉夫，深刻地指出：“把斯大林丑化，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個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堅決同帝國主義斗爭。他們把自己和斯大林區(qū)別開來，是要得到帝國主義的賞識。赫魯曉夫訪美，他和艾森豪威爾都給對方臉上擦粉，但比較起來，美國人倒是有原則、有分寸些。赫魯曉夫得意地說什么‘戴維營精神’的劃時代意義，但是一九六○年二月三日艾森豪威爾在記者招待會上卻說，他不知道‘任何戴維營精神’。赫魯曉夫和王明一樣，自己擦脂抹粉，送上門去，結果被人家一個巴掌打了出來。
擦粉、和平過渡這一套有欺騙性，但要長期維持也困難。因為帝國主義、壟斷資產階級的策略可以改變，而本性是不能改變的。只有經過革命推翻它，打倒它。”
第七節(jié) 堅持無產階級的繼續(xù)革命
讀過當時已出版的吳冷西同志的新著《十年論戰(zhàn)》，我們就可以清楚地覺察到，《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實際是“十年論戰(zhàn)”中的一個重要的理論準備，是公開大論戰(zhàn)前夕的理清思路，厲兵秣馬，箭在弦上，彎弓待發(fā)，是同修正主義堅決斗爭的重要準備。
正是研讀《蘇聯(lián)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之后不久，中蘇兩黨之間的大論戰(zhàn)就公開爆發(fā)了。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在斗爭的必然性。
1960年6月25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指出：“現在我們跟赫魯曉夫的分歧，根本的問題是全世界除社會主義國家以外的三分之二的人民要不要革命的問題，屬于社會主義國家三分之一的人民要不要繼續(xù)革命的問題，這是兩條路線分歧的根本問題。赫魯曉夫是代表老板階級，代表資產階級，不要革命，不要繼續(xù)革命，不要共產主義。”
回顧五十多年來的歷史，認識會更清楚。
重溫毛澤東對蘇聯(lián)《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批評，我們可以看到，盡管正如毛澤東生前反復講過的，他并非圣人，他講的并非句句是真理，并非是絕對正確的終極真理，難免偏頗有誤，但從整體而言，他是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在批判現代修正主義的斗爭中，在開創(chuàng)和領導有中國特點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的實踐過程中，堅持和發(fā)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給后人留下了無可估量的精神財富。
我們看到，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蘇共領導層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向帝國主義投降，討好求賞，又堅持錯誤，執(zhí)迷不改，最終導致蘇共潰敗，蘇聯(lián)解體，歐亞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相繼崩潰，隨蘇殉葬，恰如毛澤東當年所預料的，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對我們社會主義新中國而言，如果當年不是毛澤東理論清醒，高瞻遠矚，砥柱中流，力挽狂瀾，領導我們全黨與以赫魯曉夫為代表的現代修正主義進行毫不調和的堅毅斗爭，對全黨和全國人民及時進行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和平演變、堅持走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教育，今天將是一個什么樣的局面，也是不言而喻的吧？！
馬克思主義是在斗爭中產生的，也是在斗爭中發(fā)展的。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馬克思主義同機會主義、修正主義的斗爭，有過三次全局性的大論戰(zhàn)。第一次大論戰(zhàn)，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同蒲魯東、巴枯寧和拉薩爾等機會主義的斗爭，發(fā)展了馬克思主義，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在國際工人運動中的主導地位。第二次大論戰(zhàn)，是列寧同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等修正主義的斗爭，馬克思主義發(fā)展到列寧主義階段。第三次大論戰(zhàn)，是毛澤東領導我們黨同赫魯曉夫為首的國際現代修正主義的斗爭，馬克思列寧主義發(fā)展到毛澤東思想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階段。前兩次大論戰(zhàn)的歷史任務，是堅持組織暴力革命、奪取政權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開辟了從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這是馬克思和列寧在馬克思主義史上劃時代的偉大貢獻；而第三次大論戰(zhàn)的歷史任務，是堅持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開辟從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道路。毛澤東從研讀《蘇聯(lián)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批評指出其致命錯誤到十年大論戰(zhàn)，毛澤東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發(fā)展史上作出了劃時代的偉大貢獻。這些偉大貢獻，對于當前堅持反修防修，繼續(xù)革命，繼續(xù)搞好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建設，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具有十分重要而深遠的指導意義，值得我們繼續(xù)認真學習和研究。
在為期十年的大論戰(zhàn)中，我們黨發(fā)表了一系列具有高度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水平的文章。這些文章都是經過黨中央領導集體討論，又經過毛澤東親筆修改的。即使今天讀來，依然感到馬列主義震撼人心的生命力和奪目的光輝。這些文章，除了《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等不朽的篇章以外，還有著名的“九評”，尤其第九篇《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及《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等著名論著，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指導我們堅持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具有長遠而重要的指導意義。
國際上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兩大階級的尖銳斗爭，必然反映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來，它的主要表現就是不斷地產生機會主義、修正主義。因此，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著馬克思主義同機會主義、修正主義這樣重大政治路線的斗爭。可以說，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guī)律。恩格斯明確說過，看來大國的任何工人政黨，只有在內部斗爭中才能發(fā)展起來，這是符合一般辯證發(fā)展規(guī)律的。列寧也鮮明地說過，反對社會主義的叛徒，反對改良主義和機會主義——這條政治路線在一切斗爭領域中都可以推行而且應當推行。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大多數勞苦大眾爭取平等權利，是毛澤東信仰馬克思主義之后忠貞不渝的價值追求，確立為黨的根本宗旨。因此，擔憂領導干部及其子女搞特權、脫離群眾、蛻化變質，成為他難以放下的一大心結。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早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就鄭重向全黨發(fā)出“兩個務必”的警示。然而，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平建設時期的到來，黨內果然出現了某種程度的特權思想、官僚作風和腐敗現象，毛澤東對此本來就十分擔憂和警惕，因而毫不留情地與之斗爭。改革開放以來，黨內特權思想、官僚作風和腐敗現象蔓延，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此有著高度的政治清醒和行動自覺，以“刮骨療毒”、“壯士斷腕”的決心，堅定不移“打虎”、“拍蠅”、“獵狐”，嚴厲懲治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堅決反對特權，堅定不移地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從而使黨得到了革命性鍛造、煥發(fā)出新的勃勃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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