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九章 國際戰略合作與外交理論和實踐
毛澤東不僅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同時還是一位杰出的國際戰略家。他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實踐中，始終關注著國際風云的變幻，以一個國際戰略家的世界眼光，提出了一整套適合中國國情的國際戰略和外交理論。國際問題涉及國家之間的政治經濟關系和利益問題，也必然是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的重大問題，毛澤東國際戰略和外交理論也必然是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毛澤東創立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國際戰略和外交理論，是一個完整的科學體系，對于建立新中國、捍衛獨立主權、增進國際團結和友誼、提高國際地位、維護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都起到了重要的主導和推動作用。它對于我們科學分析當今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制定21世紀的中國國際戰略和外交政策，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第一節 國際戰略理論的形成和發展
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實踐中，始終關注著國際風云的變幻，他以國際戰略家的世界眼光，對世界大勢了如指掌，運籌帷幄，提出了一系列適合中國國情的國際戰略理論和方針政策，并在國際合作和外交實踐中得到科學運用、不斷豐富和發展，使我國國際合作和外交工作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支持，配合國內革命和建設，取得了偉大的成就。
一、中間地帶和三個世界的戰略理論
中間地帶和三個世界的戰略理論是毛澤東國際戰略理論的核心內容，是我國國際合作和外交工作的兩塊磐石，也是我們理解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理論有關國際戰略理論的先導。
（一）中間地帶的理論
1946年，由于美蘇兩個大國戰略目標相左，導致在重大國際問題上針鋒相對，互不相讓，戰時同盟關系不復存在，讓世人倍感新的戰爭即將爆發。而國內有美國撐腰的國民黨蔣介石反動集團企圖借此與共產黨一決雌雄，內戰迫在眉睫。此時，中國共產黨面臨巨大壓力，不僅黨內外有人產生了悲觀情緒，而且國際上有人希望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妥協，以免由此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在此形勢下，毛澤東精辟地分析了世界局勢，提出了著名的國際中間地帶的理論。毛澤東認為：“美國和蘇聯中間隔著極其遼闊的地帶，這里有歐、亞、非三洲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美國反動派在沒有壓服這些國家之前，是談不到進攻蘇聯的。” 因此，首先受到現實威脅的不是蘇聯，而是處于美蘇之間的國家和人民以及美國人民。據此，毛澤東號召美國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國侵略威脅的國家的人民團結起來，反對美國反動派及其在各國的走狗的進攻。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爆發后，毛澤東對中間地帶理論又有新的認識，形成了新的中間地帶理論，亦稱兩個中間地帶理論。毛澤東認為，蘇伊士運河事件反映了帝國主義國家以反共產主義之名行爭地盤之實，“在那里沖突的，有兩類矛盾和三種力量。兩類矛盾，一類是帝國主義跟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即美國跟英國、美國跟法國之間的矛盾，一類是帝國主義國家跟被壓迫民族之間的矛盾。三種力量，第一種是最大的帝國主義美國，第二種是二等帝國主義英、法，第三種就是被壓迫民族。” 在這里，毛澤東把“中間地帶”明確區分為兩個部分。1964年，當資本主義大國之間的各種矛盾特別是美、法矛盾越來越尖銳時，《人民日報》1月21日發表的社論在闡述毛澤東上述理論時，明確把兩部分稱為第一中間地帶和第二中間地帶。即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個中間地帶，日本、歐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個中間地帶。我們要依靠第一中間地帶，使之成為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主力軍；團結第二中間地帶力量，使之成為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同盟者。由此可見，中間地帶理論的實質是：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分析資本主義世界的矛盾斗爭，不把帝國主義世界看成鐵板一塊，對其各個不同組成部分予以區別，以便聯合一切可能聯合的力量，反對主要敵人。這就是毛澤東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國際哲學，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對付國際主要矛盾，特別是對付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中間地帶理論是毛澤東也是中國共產黨人提出的第一個比較明確系統的國際戰略和外交理論，具有深厚的哲學基礎，它為中國也為其它弱國、窮國和發展中的中小國家正確處理對外關系提供了科學理論的指導和借鑒。
（二）三個世界的理論
毛澤東提出中間地帶的理論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形成的雅爾塔體系為前提的。經過一段和平發展后，這個體系在國際矛盾斗爭中已經發生質變。一方面，在美國的大力扶持下，西歐國家和日本的國力迅速提升，對美國在資本主義陣營中的盟主地位提出了挑戰；另一方面，中蘇兩黨在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面對堅持馬克思主義還是搞修正主義的問題，在意識形態領域里的論爭導致兩國關系破裂，使社會主義陣營分崩離析，特別是戰后廣大亞非拉民族國家紛紛誕生，并成為國際舞臺上一支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這些變化說明，國際政治力量已經發生了新的分化和改組，需要對國際格局進行新的定位。1974年2月，毛澤東在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第一次明確完整地提出三個世界理論。毛澤東說：“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鄧小平在同年4月10日召開的聯合國第六次特別會議上發言時，全面闡述了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引起了強烈的國際反響。三個世界理論把蘇聯列入第一世界，這既是對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及其霸權主義的深刻揭露，也是對蘇聯國際地位的重新確定。這一理論肯定了新興第三世界國家的國際地位，并堅定地站在第三世界一邊，從而為中國找到了與國力和國家利益相符的戰略地位。尤其是，這一理論把日本、歐洲、加拿大、澳大利亞這些資本主義國家劃入第二世界，指出它們同霸權主義國家既有聯系又有沖突，從而抓住了第二世界國家的本質特征，極大地增強了國際反霸力量。由此可見，毛澤東在建構20世紀70年代的中國國際戰略和外交政策時，根據國際局勢的演變，已經放棄了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為標準的舊模式，這不僅使中國逐步擺脫了一度在國際上被封鎖，比較孤立的困境，成為遏制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主要力量，而且為中國后來進一步對外開放廓清了道路。
二、七項原則的戰略理論
（一）國家利益原則的理論
眾所周知，在國際社會中活動的主體是擁有主權的獨立國家。國家主權至高無上，神圣不可侵犯，因而源于國家主權的國家利益，包括領土安全、安全利益、經濟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等就自然成為國家對外政策的基本動因，成為國家對外一切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對外關系上，始終以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為最高準則，堅定不移地站在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與國家主權的原則立場上。在國家交往中，既尊重別國的主權，善于學習別國的長處，又堅定地維護自己國家的尊嚴，維護中國人民選擇的社會主義制度，決不允許別國干涉中國內政，決不拿國家利益作交易。“要講政治條件，連半個指頭都不行”，毛澤東曾如是說。這從當年毛澤東果斷制定抗美援朝決策、拒絕赫魯曉夫在中國建立聯合艦隊和長波電臺、核攻擊和軍事威脅，實施“一條線”“一大片”戰略可見一斑。
２０世紀７０年代中國實施“一條線、一大片”的外交戰略。１９７３年２月１７日，毛澤東在會見美國總統特使基辛格時明確提出“一條線”外交戰略。毛澤東說道：“我說要搞一條橫線，就是緯度，美國、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歐洲。”毛澤東提出“一條線”外交戰略，即從中國、日本經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到歐洲再到美國這一條線上的國家聯合抗蘇，形成國際反霸統一戰線。隨后，１９７４年１月５日，毛澤東在會見日本外務大臣太平正芳時又提出“一大片”的構想。“一大片”指“一條線”周圍的國家，其目的是團結“一條線”和“一大片”的所有國家，共同對付蘇聯的擴張勢頭。在“一條線、一大片”戰略指導下，２０世紀７０年代中國聯美反蘇，建立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反霸統一戰線，從而有效地遏制了蘇聯對中國的嚴重威脅，并擺脫此前亦即６０年代在國際上所處的被封鎖、被孤立的地位。“一條線、一大片”戰略從７０年代初一直堅持到１９８２年。
在維護中華民族利益的國際合作和斗爭中，毛澤東始終既堅持國家利益至上，又旗幟鮮明地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排外主義傾向。
（二）和平共處原則的理論
毛澤東歷來主張，國家無論大小、貧富、強弱，都應當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和睦相處，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發展對外關系，并提出了共產主義體系和資本主義體系不是誰戰誰的問題，而是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長河中不斷合作的問題。在中共七大上，毛澤東指出：“在徹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國家的獨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進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誼這些基礎之上，同各國建立并鞏固邦交，解決一切相互關系問題。” 在新政協籌備會議上，毛澤東向世界宣告：即將誕生的新中國愿意同任何外國政府“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原則的基礎之上，談判建立外交關系的問題。”在此基礎上，周恩來于1953年12月接見印度代表團時代表中國政府明確提出“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平共處的原則”。
1957年，毛澤東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慶祝十月革命40周年會議上說：“我們堅決主張，一切國家實行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這樣大家知道的五項原則。”為說明不同社會制度能夠和平共處，長期合作，毛澤東從中國共產黨的理論來源進行分析。他說，中國共產黨的理論不僅來自德國的馬克思主義，來自俄國的列寧主義，還有來自英美法等國的達爾文主義、以華盛頓和林肯為范例的民主政治，以及18世紀法蘭西哲學、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等。作為二戰后國際強權政治、冷戰共處的對立物，和平共處原則反映了中國和世界人民渴望和平、追求平等、共同發展的普遍愿望，因而在國際關系中至今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在許多重要國際會議上和一系列國際文件中不斷被引用或重申，并成為中國實現和平與發展戰略的重要途徑。
（三）反對霸權原則的理論
新中國成立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對外關系中，始終把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發展同各國友好合作、促進共同經濟繁榮作為對外工作的根本目標，并把反對霸權視為重中之重，強調中國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同時反對任何形式的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侵略擴張行為。毛澤東強調：“中國是大國，黨是大黨，也沒有理由看不起小國小黨。” 當年的抗美援朝戰爭就是一次生動的反對霸權的行動，三個世界理論更是體現了反對霸權主義的鮮明態度。之所以把美蘇看作第一世界，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美蘇都企圖稱霸世界，都想把亞非拉廣大發展中國家納入它們的勢力范圍，并欺侮那些實力不如它們的發達國家。只有反對霸權主義，才能實現國家主權平等，才能維護第三世界國家的獨立權、生存權和發展權。因此，反對霸權主義就是維護人權和國權。
（四）對外開放原則的理論
深受辛亥革命影響并得到五四運動陶冶的毛澤東，在青年時代就深感閉關鎖國對中華民族的極大危害，因而力主對外開放。毛澤東在建構其國際戰略和外交理論時，對外開放始終是一個重要的構件。
第一、他明確提出了向外國學習的口號。毛澤東說：“我們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我想是提得對的。現在有些國家的領導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這個口號。”
第二，他科學闡述了對外開放的必要性。一是“國無論大小，都各有長處和短處。” 二是我國處在“一窮二白”、“一貧二弱”的狀況。毛澤東尖銳指出：“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 在此前的中共七大上，毛澤東甚至認為，沒有美國的支持，中國的工業化是不可想像的。三是“中國已緊密地與世界聯成一體”。
第三，他提出了對外開放的方針政策。如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向一切國家學習，實行全方位的長期的對外開放，堅持平等互利，不斷增強民族自信心，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習。可見，在新中國要不要對外開放、為什么要對外開放以及如何對外開放這些帶有根本性問題上，毛澤東都有深刻的思考和透徹的論述，只是由于帝國主義封鎖歷史條件的制約，才使新中國的開放事業在一定時期受到局限。正如鄧小平所說：“毛澤東同志在世的時候，我們也想擴大中外經濟技術交流，包括同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濟貿易關系，甚至引進外資、合資經營等。但是那時候沒有條件，人家封鎖我們。”
（五）反對和平演變原則的理論
和平演變是西方國家用來擾亂視聽，擾亂民心，動搖敵對國國民信念，甚至制造動亂以直接摧毀敵對國家的意志，最終實現其顛覆敵國政權的目的。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武裝干涉、軍事包國和政治孤立遭到失敗后，于20世紀50年代初就提出了“和平演變”戰略，把希望寄托在社會主義國家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企圖通過經濟、政治、思想和文化滲透，使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從內部演變，實現不戰而勝的目的。毛澤東最早覺察到這一變局，并號召全黨提高警惕。1959年，毛澤東在一次小型會議上指出，杜勒斯所說的和平轉變，“就是要轉變我們這些國家，搞顛覆活動，內容轉到合乎他的那個思想。” 1964年6月，毛澤東進一步指出：帝國主義說我們第一代、第二代沒有希望，第三、四代怎么樣，有希望，帝國主義這話講的靈不靈？我不希望靈，但也可能。為此，毛澤東著手建構“防修工程”，把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作為防止和平演變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萬年大計來抓。毛澤東認為這是關系我們黨和國家命運的生死存亡的極其重要的問題，并強調提出“要特別警惕像赫魯曉夫那樣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防止這樣的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 實踐證明，毛澤東深謀遠慮、富有遠見的反對和平演變的戰略，對于我們保持中共黨性、維護民族獨立、捍衛社會主義革命成果，推進社會主義建設大業，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和重大的歷史價值。
（六）一邊倒原則的理論
毛澤東認為，在雅爾塔體系作用下，新中國要想求得生存和發展，“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墻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 因為新中國成立后，帝國主義不甘心在中國的失敗，極有可能對新生政權進行武裝干涉，如同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所面臨的被侵略遭遇，這就決定了新中國有必要同社會主義國家結成聯盟，以便增強抗衡力量。實踐證明，這一國際戰略是完全正確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它有利于保障新生國家的安全，有利于使新中國獲得國際承認，有利于獲得必要的國際援助。當然，一邊倒是建立在獨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基礎之上的，絕不意味著倒向蘇聯的懷抱，決不意味著關閉同西方國家的往來，絕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對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有依賴之心，而是把戰略上的配合同戰術上的批評有機結合起來。預則立，不預則廢。1949年春夏新中國即將成立之際，毛澤東謀劃在先，又先后提出了“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的方針政策。這些原則標志著新中國的外交與舊中國屈辱外交的徹底決裂，并以新的姿態出現在國際舞臺上。
（七）國際統一戰線原則的理論
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制造華北事變后，中華民族面臨的亡國滅種嚴重危機進一步加深，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開始思考建立國際統一戰線問題。1935年12月，毛澤東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第一次明確指出，差不多一百多年以來，中國之所以能保持一種半獨立的地位，這是由于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斗爭和帝國主義國家相互之間斗爭的結果。而現在日本帝國主義想把整個中國從幾個帝國主義國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狀態變為日本獨占的殖民地狀態，這就必然加劇日本與其他列強之間的矛盾，從而為建立一個包括英美在內的國際抗日統一戰線提供了可能性。1936年7月，毛澤東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第一次向國際社會闡明了中國共產黨關于建立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的主張。毛澤東指出：“日本帝國主義不僅是中國的敵人，同時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國人民的敵人，特別是和太平洋有利害關系的各國，即美、英、法、蘇等國人民的敵人。日本的大陸政策和海洋政策不僅指向中國，而且也指向這些國家。這樣，日本的侵略就不僅是中國的問題，而且是應由太平洋地區所有國家來對付的問題。” 這一設想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最終變為現實，從而為中國贏得抗日戰爭的勝利創造了有利的外部條件。新中國成立后，從20世紀50年代末起，由于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都與中國為敵，為維護國家安全和民族獨立，毛澤東根據中間地帶理論，果斷調整中國國際戰略，重新提出國際統戰原則，主張在世界范圍建立反帝、反霸統一戰線，以此為依托，打破美蘇兩霸的重壓和圍困。
三、三大靈魂的戰略理論
（一） 實事求是的理論
實事求是是無產階級世界觀方法論的基礎，是中國革命和建設取得勝利的根本經驗，是貫穿于毛澤東國際戰略理論各個組成部分的活的靈魂。毛澤東指出：“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叫我們看問題不要從抽象的定義出發，而要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從分析這些事實中找出方針、政策、辦法來。” 所以，毛澤東歷來注重“冷眼向洋看世界”，善于追蹤世界風云變幻，從中把握國際政治力量之間矛盾斗爭關系的演變，及時作出科學判斷，并適時調整中國國際戰略。上述一系列理論原則的提出，都鮮明地體現了實事求是的精神，是實事求是精神的理論結晶。新中國能夠在撲朔迷離的國際社會中始終立于不敗之地，與毛澤東長期堅持用實事求是的方法觀察、分析和處理國際事務息息相關。
（二）獨立自主的理論
國際戰略中的獨立自主，是指一國在國際交往中不屈服、不依附于任何大國，始終把方針政策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敢于同企圖控制和干涉本國內政的帝國主義、霸權主義行為進行不調和的堅決斗爭。這是堅持實事求是、從本國實際出發、走自己道路的必然結論。毛澤東歷來認為，每個國家、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歷史傳統、文化習俗和地理環境，各國人民應根據本國的基本國情和自身優勢，獨立自主地決定自己的一切事務，任何外國無權干涉。他特別強調：“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 在新政協籌備會上，毛澤東重申：“中國必須獨立，中國必須解放，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不容許任何帝國主義國家有一絲一毫的干涉。” 在出席莫斯科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時，毛澤東專門就各黨的獨立自主問題與各國黨的領導人交換看法，認為國有大小，黨也有大小，都要平等相處，各國黨的事由他們自己決定，并明確要求把這個意思寫進大會宣言。毛澤東認為，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必須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這是我們這個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要條件。什么都靠別人，靠不住。處處依賴別人，不但經濟不可能很快地搞上去，就是已經贏得的政治獨立也有可能重新喪失。由于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戰略，使新中國在國際風云的驚濤駭浪中經受了嚴峻考驗。因此，鄧小平后來強調：“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中國人民珍惜同其他國家和人民的友誼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經過長期奮斗而得來的獨立自主權利，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
（三）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的理論
在國際斗爭中，毛澤東始終高瞻遠矚，不信邪，不怕壓，敢于斗爭，從不屈服于任何國際敵對勢力的威脅與蠱惑，從不拿原則作交易，敢于從戰略上藐視它們，保持一往無前的戰斗精神；而在戰術上高度重視它們，善于同它們作斗爭，靈活運用各種策略，謹慎地處理各種外交問題，并在斗爭中做到有理、有利、有節，把謀長久與謀一時、謀全局與謀一域有機地結合起來。這是毛澤東國際戰略理論的精華所在。例如，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奉行的和平共處原則，生動體現了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在國家關系上堅決反對任何國家以任何借口干涉別國內政、侵犯別國主權，在國際事務中時時處處維護中國的獨立、主權和尊嚴。而在某個事件上或特定場合中，為打破僵局，促使形勢朝著有利于人民事業的方向發展，能夠作出必要的讓步和妥協。在萬隆會議上討論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時，有些國家的代表并不反對它，只是不喜歡用“共處”這個詞，由此使會議陷入僵局。有鑒于此，周恩來表示可以采用聯合國憲章中用過的“和平相處”來代替“和平共處”，從而使問題得到妥善解決。
四、一個支點的戰略理論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革命和建設所面臨的國際環境異常險惡，所面對的國際敵人十分強大，因而必須樹立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堅定信心。毛澤東在創立其國際戰略理論時，最根本的立足點是“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在1946年8月6日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中，毛澤東指出：“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看起來，反動派的樣子是可怕的，但是實際上并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于反動派，而是屬于人民。” 1958年毛澤東進一步指出：“從本質上看，從長期上看，從戰略上看，必須如實地把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看成紙老虎。從這點上，建立我們的戰略思想。另一方面，它們又是活的鐵的真的老虎，它們會吃人的。從這點上，建立我們的策略思想和戰術思想。”毛澤東認為，像美國這樣的國家，表面上很強大，實質上很虛弱。因為美國到處伸手，侵略別國，而它每占領一個地方，就像一根繩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美國就像十個指頭按十個跳蚤，哪個指頭也動彈不得。所以，美國沒什么了不起，并不可怕。可以說，以毛澤東為主席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整個國際戰略都建立在這個支點上。它使我們一次次地渡過難關，是我們不斷戰勝強大敵人的精神動力源。偉大的科學家阿基米德曾說,給他一個支點他就可以將地球撬起來，可惜他始終沒能找到它。而毛澤東在創立其國際戰略理論時，認識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既是“紙老虎”又是“活的鐵的真的老虎”，這個支點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以上所述均奠基于這個支點，倘若離開或否定它，將無法理解毛澤東一生所做的一系列具有深遠意義的國際戰略決策。
在上述國際戰略理論體系中，“理論”是指導，“原則”是規矩，“靈魂”是統帥，“支點”是基礎，由此構成一個內容豐富、層次分明、邏輯嚴密、義理淵明的完整的科學理論體系。
第二節 國際合作理論的形成和發展
新中國成立以來，毛澤東高瞻遠矚、洞察國際，很重視國際合作，根據世界形勢、國際關系、國際合作潛力和運行情況等，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國際合作論述，并將其理論運用于國際合作實踐，促進了我國國際合作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不斷發展。
一、毛澤東國際合作理論的時代背景
世上任何社會事物都處在不斷的運行和發展之中，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和特點。毛澤東的國際合作理論也不能不受到時代的影響。要正確認識和理解毛澤東的國際合作理論，首先就要對他所處的時代背景有個基本的了解。
毛澤東是新中國的奠基人。新中國成立時,國際上兩極格局已形成，美蘇兩霸嚴重對峙。在對待新中國的問題上，美國不僅自己不承認新中國，而且竭力阻撓別的國家承認新中國，反對恢復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企圖在政治上孤立、經濟上封鎖、軍事上威脅新中國。在國內，由于脫胎于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社會，中國國內經濟文化十分落后，可謂“一窮二白”、“一貧二弱”。新中國既面臨著捍衛主權，維護國家利益的歷史重任，又亟待實現我國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把政治、經濟、文化和人的現代化建設搞上去。因此，無論從政治形勢，還是經濟實力來說，要鞏固和發展中國都需要大國的支持和幫助。在對國際形勢的認識上：毛澤東的著眼點主要集中在世界政治的格局上，著眼于蘇聯、社會主義陣營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相互支持和合作。后來出現蘇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復辟資本主義，搞霸權主義，嚴重倒退的情況，毛澤東在指導思想上必然強調以“階級斗爭為綱”，開展反修防修的斗爭，并把國際合作的著重點放到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
二、毛澤東國際合作理論的創立和發展
(一)深深植根于中國傳統政治經濟理論和歷史經驗以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國際合作理論的中國化
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告訴我們。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聯系和發展著的。同樣，毛澤東的國際合作理論也是在中國傳統政治經濟理論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國際合作理論的基礎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離開了中國傳統政治經濟理論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國際合作理論，毛澤東的國際合作理論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因此，就其理論根源來說，毛澤東的國際合作理論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傳統政治經濟理論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國際合作理論。
19世紀中葉前后．伴隨著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世界市場不斷擴大，國際間的經濟活動日益發展起來。據此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確指出：“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的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馬克思還指出：“由于機器和蒸汽的應用，分工的規模已使脫離了本國基地的大工業完全依賴于世界市場、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馬克思因此認為：在社會化大生產的條件下，任何一個國家，不論其社會制度如何，都不能與世隔絕，彼此應當相互合作。
十月革命勝利后．蘇聯作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對國際合作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列寧深刻地指出，“社會主義共和國不同世界發生聯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況下應該把自己的生存同資本主義的關系聯系起來”。他在《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中還提出一個著名的公式：“蘇維埃政權+普魯士的鐵路管理制度+美國的技術和托拉斯組織+美國的國民教育等等++=總和=社會主義”。在此理論指導下，蘇聯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進行了合作，尤其是經濟方面的合作。通過國際合作，蘇聯既緩和了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矛盾，為國內經濟建設爭取了寶貴的和平環境，又使國內生產水平獲得了極大的提高，國民經濟得到迅速恢復和發展，從而使蘇聯在極其險惡的國際環境中頑強地生存并逐步發展強大起來。
毛澤東正是繼承和發展中國傳統政治經濟理論的積極精髓，即中華民族幾千年國際經濟交流和合作經驗以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國際合作理論，并將其與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相結合，最終形成了毛澤東中國特點的國際合作理論。
(二)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
中國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化，為世界文化做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至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秀部分如果被賦予時代意義仍有較大價值。比如，“和合”、“和而不同”、“互通有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強調的是與人為善，與人合作，是利人利己，合作共贏。中華民族是一個勤勞樸實、愛好和平、珍視友誼和共謀發展的民族，開拓了互利共贏、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這些優秀的傳統文化深深地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中華兒女，成為中國人為人處世的行為準則。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生活在中國的土地上，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哺育、滋養了他。他不僅重視學習、研究和深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而且還特別注重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批判地繼承和發展中華優秀的傳統文化，從而形成了具有鮮明中華民族特點的毛澤東思想及其國際合作理論。
（三)始終堅持堅定而鮮明的國際合作原則
從1840年鴉片戰爭算起，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的國家主權受帝國主義侵犯達100多年。對于一生致力于中華民族解放事業的毛澤東來說，沒有什么比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更重要的了。因此，他決不容許新中國的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受到絲毫的損害。例如在五十年代末，他寧愿與蘇聯關系惡化，也不能容忍主權遭到蘇聯大國沙文主義與霸權主義侵犯，從而斷然拒絕赫魯曉夫關于在中國建立長波電臺和聯合艦隊以及自私自利國際經濟分工的無理要求，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堅持獨立自主與平等互利的國際合作原則。
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新中國外交的根本方針，也是中國進行國際合作的基本原則。在建國初期，毛澤東認為中國實行“一邊倒”戰略是必須的，也是必要的。但同時強調與蘇聯結盟也“不能把自己的黨和國家的獨立性丟掉”。從這一自立的立場出發，即使在中蘇結盟時期，我國也沒有放棄對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的批評和抵制。中國始終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和平等互利的原則，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中國人民珍惜同其他國家和人民的友誼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經過長期奮斗和犧牲而得來的獨立自主的發展權利。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中國不看別人的眼色行事，始終堅持把是否有利于維護世界和平、發展各國友好合作和促進世界經濟繁榮作為判斷是非的根本標準，并依此來決定自己的態度和對策。
毛澤東認為，國際合作要堅持平等互利。1954年10月，毛澤東在與印度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的談話中曾經兩次闡述過這一重要理論。他說：“我們在合作方面得到一條經驗：無論是人與人之間、政黨與政黨之間、國與國之間的合作，都必須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損害。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損害，合作就不能維持下去。”“合作不能對任何一方有害。否則就不能持久。一定會破裂。不論是朋友之間、國與國之間，或是政黨與政黨之間的合作，都是如此。合作一定要有利。否則誰還干呢?” 1954年12月，毛澤東在接見緬甸總理吳努時再次指出：“五項原則是一個大的發展，還要根據五項原則做些事情。我們應該采取些步驟使五項原則具體實現，不要使五項原則成為抽象的原則，講講就算了。現在在世界上就有兩種態度，一種是講講就算了，另一種是要具體實現。英美也說要和平共處，但是它們是講講就算了的，真正要和平共處，它們就不干了。我們不要那樣，我們認為，五項原則是一個長期的方針。”中國政府積極倡導和宣傳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并很快得到世界各國的廣泛承認和肯定。1955年，亞非會議正式通過了《關于促進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宣言中很好地體現了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的精神。毛澤東的世界眼光和智慧再次發揮了積極而深遠的國際效用。
(四)及時宣告中國參與國際合作的強烈愿望
新中國成立之時，毛澤東立即宣布了中國政府同外國政府建立外交關系的原則：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愿與之建立外交關系。表達了中國愿意與其他國家進行合作的愿望。為了把中國由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毛澤東發出要向外國學習的號召。他認為，“每個民族都有它的長處，不然它為什么能存在?為什么能發展?同時每個民族也都有它的短處。……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因此，毛澤東不僅重視與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合作，而且也愿意與西方國家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發展合作關系。他指出，“就是西方國家，只要它們愿意，我們也愿同它們合作。我們愿意用和平的方法來解決存在的問題”。而這種合作無疑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世界既是開放的世界，也是相互聯系的世界，任何國家要想發展，都必須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行的，是發展不起來的。建設自己的國家，要重視廣泛的國際交往。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在打交道過程中要堅持互利公心，趨利避害。要有利于發展社會生產力、提高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要有利于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就必須實行國際合作。
(五)特別重視與發展中國家的合作關系
毛澤東在接見外賓時，不只一次說過：“我看到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朋友就高興。”因為“我們這些國家在世界上處于同樣的地位。……經濟、文化的發展水平，受帝國主義的欺負等方面都差不多。”同西方國家不同，中國同發展中國家相處感到一種平等友好的氣氛，因為“我相信你們也是以平等的態度來對待我們的。西方國家就不同了，除了一部分進步人士和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外，那邊的人看不起我們。……他們不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輕視我們”。毛澤東認為，中國與發展中國家應當相互尊重、相互幫助，相互支持，相互合作，而且這種尊重、幫助、支持和合作是坦誠的、真心實意的，“你們要監督我們，看到我們不好的地方要說，看到我們進步得慢也要說。你們要監督我們向前進步。”
在上述國際合作外交理論和方針的指引下，中國積極發展同發展中國家的合作和友好關系。1956年到1965年的10年間，我國先后同27個亞非拉國家建立了友好外交關系，發展與亞非拉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交往與合作，使中國在世界舞臺上贏得了一個更加廣泛的活動空間。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合作成為中國外交的基本原則。中國自己定位于發展中國家之列，即中國永遠屬于第三世界。中國現在屬于第三世界，將來發展富強起來，仍然屬于第三世界。中國和所有第三世界國家的命運是共同的。中國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會欺負別人，永遠站在第三世界一邊。另外，為了改變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舊秩序，單靠南北對話是不行的，發展中國家也應該團結起來，加強合作。
（六）抓住有利時機與美國改善和建立合作關系
到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世界上各種勢力經過“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后，新的戰略格局形成。美國因深陷越戰泥潭，在美蘇爭霸中逐漸處于守勢；蘇聯則在國際事務中愈發表現出咄咄逼人之勢，對中國也構成很大威脅。毛澤東敏銳地捕捉到世界格局的這一巨大變化，開始重新審視中美關系，并且利用美國的急切需要，推動中美關系走向緩和。1970年8月，毛澤東再次邀請老朋友斯諾來華做客，斯諾成為“文化大革命”開始后第一個被允許進入中國的西方記者。10月1日，毛澤東邀請斯諾夫婦登上天安門城樓并親自接見。第二天，一張主席與斯諾夫婦的合影照片刊登在了《人民日報》的顯著位置，這張照片可以看作毛澤東向美國政府發出的含蓄而又饒有深意的信號。12月18日，斯諾被毛澤東請進中南海，這次談話中，毛澤東明確表示愿意同美國改善關系。毛澤東說：“尼克松愿意來，我愿意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當做旅行者來談也行，當作總統來談也行。總而言之，都行。”1971年2月，斯諾離開中國，在意大利刊物上發表了他和毛澤東的談話，引起美國和全世界的巨大反響。隨后，毛澤東導演乒乓外交，打開了中美關系的大門。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松抵京訪華。當天，毛澤東便在中南海接見了尼克松一行，對峙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兩個大國，開始實現關系正常化和國際合作。
三、毛澤東國際合作理論和實踐的特點
(一)主張國際合作的方式特點
新中國成立之初，在對外關系上，首先要處理的問題便是同蘇美兩個大國的關系問題。從理論上說，處理同蘇聯和美國的關系，有三種戰略方案可供選擇：第一，與美國建立關系，聯美抗蘇；第二，在美蘇之間保持中立；第三，與蘇聯結盟，聯蘇抗美。根據當時美帝國主義封鎖我國的形勢，第一種方案顯然是行不通的。對于第二種方案，毛澤東認為，“站在蘇聯和美國之間這個辦法并不好，對民族是不利的……如果站在蘇聯、美國之間，看起來很好，獨立了，其實是不會獨立的。……幻想處在蘇聯和美國之間做橋梁而有所得益，這種想法是不適當的。……也還有人幻想美國會幫助我們，英國會幫助我們。這是不會的”。于是，毛澤東采取果斷措施，決定實行與蘇聯結盟的政策。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澤東、周恩來訪蘇，同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該條約的簽訂，標志著中蘇同盟關系的建立。與此同時，我國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友好合作關系也獲得全面發展，從而大大加強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應該說，采取倒向蘇東社會主義國家的“一邊倒”的外交政策，這是在那個歷史環境中我們唯一正確的選擇。“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就當時來說，發揮了良好作用，維護了國家的獨立、主權和安全，借助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支援力量，迅速恢復和發展了國民經濟。后來。蘇聯變修，走上了社會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道路，中蘇關系破裂。針對這種變化。毛澤東又提出了“一條線”戰略，即聯合歐美對付蘇聯的霸權主義威脅。無論是“一邊倒”政策，還是“一條線”政策。雖然聯合的對象不同，但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根據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及時結盟，以利應對主要的國際威脅。
(二)主張國際合作的對象特點
新中國建立初期，毛澤東主張的國際合作對象主要限于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和一部分第三世界國家。1957年9月29日，毛澤東在與捷克斯洛伐克國民議會代表團及布拉格市人民委員會代表團談話時指出，“我們的外交政策原則：首先是和社會主義陣營各國團結；第二是和亞、非、拉丁美洲及北歐的一部分國家建立關系；第三是對西方主要國家，現在主要是和他們斗爭，不忙于建交”。實際上，中國在外交上也是一直這么做的，合作對象主要限于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共產黨搞修正主義之后中蘇關系破裂，中國主要的合作對象則集中于第三世界國家。
20世紀60年中國開始將對外貿易和引進技術的重點轉向西方，謀求共同利益和發展。及時利用西方國家在經濟危機中急于尋找出口市場、商品與技術價格較低的有利時機，毛澤東和周恩來領導和實施了重要的“四三方案”。所謂“四三方案”是指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初向美國、聯邦德國、法國、日本、荷蘭、瑞士、意大利等西方國家大規模引進成套技術設備的計劃。這是中國繼20世紀50年代引進蘇聯援助的“156項工程”之后，第二次大規模的技術引進。中國利用“四三方案”引進的設備，結合國產設備配套，興建了26個大型工業項目，總投資約200億元人民幣，至1982年全部投產，成為1980年代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毛澤東英明領導我國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奮發圖強的基礎上，兩次大規模國際合作和引進，加速了國民經濟發展。
(三)主張國際合作的側重特點
新中國成立以來，毛澤東主張的國際合作側重于政治方面。毛澤東很重視中國與其他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的合作。但迫于反對霸權主義的國際形勢，不得不側重于政治方面。毛澤東有許多關于對外經濟文化合作的論述，也試圖這樣去做，但先后受到美帝國主義和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封鎖和限制，必然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奮發圖強的方針，努力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中國。上世紀60年代，由于蘇聯共產黨演變為修正主義，中蘇關系惡化，毛澤東領導寫作發表了《九評》等重要文獻，總結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教訓，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及其反修防修上。這段時間里更多的是同亞非拉發展中國家進行合作，必然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那就是團結起來，共同對付帝國主義的侵略、擴張和壓迫。
(四)主張國際合作的領域、范圍和發展特點
由于當時國際環境和條件的限制，毛澤東認為國際合作的對象極為有限，認為新中國成立不久，“一窮二白”，“一貧二弱”，經濟落后，又受帝國主義的封鎖和挑釁，國際動蕩不安，交際還不廣，可以合作的范圍也僅僅局限在與外國做生意、接受貸款、引進成套設備、進行文化和技術交流等方面，但是，我們可以廣交朋友，互通有無，努力擴大國際交流和合作，爭取互利共贏，共同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根據毛澤東的國際合作理論，黨和國家采取了積極的和平外交方針政策。
1953年底，中國政府同印度就兩國在西藏地區的關系問題進行談判。12月31日，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團談話時，按照毛澤東的建議，周恩來首次提出按照“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處理兩國關系的原則。1954年，周恩來又先后訪問印度和緬甸，并與時任印度總理尼赫魯、時任緬甸總理吳努分別發表“聯合聲明”，雙方一致同意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指導中印、中緬兩國關系的基本原則。聲明中說：“兩國總理重申指導兩國關系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并且感到在他們與亞洲以及世界其他國家的關系中，也應該適用這些原則。如果這些原則不僅適用于各國之間，而且適用于一般國際關系中，它們將形成和平與安全的堅固基礎。”
1954年4月29日，中印雙方簽署《中印關于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及交通協定》，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寫入序言。這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第一次寫入正式的國際文件。同年6月28日，中印兩國總理發表聯合聲明，聲明指出：“最近中國和印度曾經達成一項協議。在這一協議中，它們規定了指導兩國之間關系的某些原則，這些原則是：甲、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乙、互不侵犯；丙、互不干涉內政；丁、平等互利；戊、和平共處。兩國總理重申這些原則，并且感到在他們與亞洲以及世界其他國家的關系中也應該適用這些原則。如果這些原則不僅適用于各國之間，而且適用于一般國際關系之中，它們將形成和平和安全的堅固基礎。而現時存在的恐懼和疑慮，則將為信任感所代替。”
隨著國際環境和形勢的發展變化，我國的國際朋友越來越多，與一百多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朋友遍天下，國際交流和合作逐步擴大，也恢復了我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促進了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也使我們的國家沿著社會主義道路迅速富強起來。
繼承、創新和發展相統一，是人類思維活動發展的一般規律。毛澤東開創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國際合作的新局面，我們黨繼承和發展毛澤東的國際合作理論和實踐經驗，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豐富和發展了這一理論和實踐，為新時期國際合作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和廣闊的發展前景。繼承主要是國際合作的方法論和基本原則的繼承，比如，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等。毛澤東和我們黨的國際合作理論，經過幾十年的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不斷循環反復而錘煉總結出來的。因此。它應該、也必須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地創新發展，不斷地得到完善。目前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新的黨中央領導集體也正在努力實踐著，并努力探索新的國際合作戰略、領域、方式和手段，如實行“一帶一路”發展戰略，以求擴大“互利共贏”，從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第三節 國際外交理論和實踐的形成與發展
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的偉大領袖，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思想家、戰略家、理論家，是新中國國際戰略理論和對外方針的奠基者。他始終關注著世界風云的變幻，并根據國際戰略格局的變化及時調整中國的對外政策，引領中國外交工作順利發展，造福于世界人民。認真研究毛澤東的國際外交理論，對于發展和完善我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開創新時期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一、創建獨立自主的新型外交
1949年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為了捍衛來之不易的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毛澤東把運用于中國共產黨在長期革命斗爭中形成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原則運用到新中國的對外關系中，從而奠定了當代中國毛澤東外交理論及其實踐的成就。
（一）劃清與舊中國屈辱外交的界線
新中國成立前夕，全面地制定新中國的外交理論、方針和政策，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為了從根本上與舊中國半殖民地屈辱的外交劃清界線，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我們可以采取和應當采取有步驟地徹底摧毀帝國主義在中國控制權的方針。”他于1949年提出了“另起爐灶”和“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的外交主張。“另起爐灶”的涵義是：“不受過去任何屈辱的外交傳統所束縛”，要在互相尊重主權和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同世界各國建立新的外交關系。“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的涵義是：要在徹底清除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控制權及其影響之后，再讓外國客人進來。
1949年2月，毛澤東在河北西柏坡會見斯大林特使——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時，向其闡明了新中國的外交政策。毛澤東說：“我們這個國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個家庭來說，它的屋內太臟了，柴草、垃圾、塵土、跳蚤、臭蟲、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們必須好好加以整頓。等屋內打掃清潔干凈，有了秩序，陳設好了，再請客人進來。我們的真正朋友，可以早點進屋子來，也可以幫助我們做點整理工作，但別的客人得等一等，暫時還不能讓他們進門。”這便是“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的內涵，向蘇聯表明了立場。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著名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正式提出“一邊倒”的戰略方針，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將堅定不移地站在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
毛澤東提出的上述方針，從根本上回答了新中國外交所面臨的基本問題，即怎樣獨立自主地建立起新的對外關系，怎樣有步驟地清除帝國主義的影響以及如何處理同他們的關系；因而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創建新型的對外關系和實施新的外交方針政策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
（二）不屈服于任何外來壓力，不允許外國干涉我國內政
雅爾塔體系標志著世界進入了美蘇兩極格局的時代。毛澤東所確立的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處理同這兩個超級大國的關系中經受了嚴峻的考驗，并得到充分的發展。
建國之初，由于美國政府推行與中國革命為敵的政策，毛澤東提出了“一邊倒”的政策，堅定地站在“和平、民主、社會主義一邊”。毛澤東和周恩來一再告誡中國同志：“要用自己的腦袋思考，要用自己的腿走路。”當時，中國與蘇聯結盟是戰略上的聯合，目的是保障人民革命勝利成果。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要聽命于蘇聯。事實上，中國在處理對蘇關系中，仍然保持了新中國外交的獨立自主地位，從未在重大原則問題上做出過有損主權的讓步。1958年，毛澤東斷然拒絕了蘇聯提出的有損于中國主權的在中國建立長波電臺和中蘇聯合艦隊的主張，同時還批評了蘇聯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某些大國沙文主義的做法。當蘇聯共產黨把兩黨的分歧擴大到國家關系，并且企圖逼迫中國就范的時候，毛澤東采取了堅決頂住，絕不讓步的原則。在這之后的歲月里，毛澤東繼續對來自蘇聯的霸權主義和軍事威脅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捍衛了國家的安全與尊嚴，使中國逐步成為一支獨立于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之外的重要國際力量。
新中國成立后，中美關系曾經經歷了長期的對抗。主要原因是：美國不承認中國新生的人民政權，還在西方國家中帶頭孤立、封鎖新中國，并先后從朝鮮、臺灣和印度支那三個戰略方向對新中國實施軍事圍堵和威脅。為了維護國家獨立、尊嚴、主權和領土完整，毛澤東同美國的經濟封鎖和軍事威脅進行了長期堅決的斗爭，并從戰略上為中國制定了相應的對策，使新中國頂住了撲面而來的驚濤駭浪。進入70年代，新中國已經邁上自立自強之路，朋友遍天下，美國政府再也不能無視新中國的存在了，于是便有了1972年尼克松登門訪問中國。經過20多年的較量，美國在《上海公報》中第一次公開承認：“各國不論社會制度如何，都應根據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不侵犯別國、不干涉別國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原則來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中美兩國在平等的基礎上實現關系正常化。這是新中國奉行獨立自主外交政策所取得的一個重大勝利。
二、爭取和維護世界和平
在創立新中國獨立自主的新型外交方針和路線時，毛澤東冷靜地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國際格局和世界主要矛盾的變化，把爭取和維護世界和平作為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對外政策的主要目標，為中國外交確定了正確的方向，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贏得和平的國際環境和時間。
（一）對戰后世界主要矛盾的戰略分析與判斷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戰爭與和平的問題成為國際社會所面臨的突出問題。當時有不少的人對國際形勢的發展持悲觀的態度，認為“美蘇必戰”、“第三次世界大戰必然爆發”等等。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保持著清醒的頭腦，于1946年4月寫下了《關于目前國際形勢的幾點估計》，堅持真理，力排眾議，指出：“世界反動力量確在準備第三次世界大戰，戰爭危險是存在著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過世界反動力量，并且正在向前發展，必須和必能克服戰爭危險。因此，美、英、法和蘇聯的關系，不是或者妥協或者破裂的問題，而是或者較早妥協或者較遲妥協的問題。”大膽而準確地預測出，對峙的美蘇兩大國遲早會達成某種妥協，從而避免爆發世界大戰。毛澤東進一步指出：“美、英、法和蘇聯之間的這種妥協，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動力量作了堅決的和有效的斗爭的結果。”這清楚地說明，和平不會從天而降，只有經過世界人民的不懈斗爭，才能爭取世界和平。
在這之后，毛澤東在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中，提出了著名的“中間地帶”的觀點。他指出：“美國和蘇聯中間隔著極其遼闊的地帶，這里有歐、亞、非三洲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美國反動派在沒有壓服這些國家之前，是談不到進攻蘇聯的”。
毛澤東的上述論點，不僅表明了他對戰后世界發展大趨勢的深刻認識和敏銳的判斷力，而且令人信服地提出了：經過斗爭，世界大戰可以推遲，甚至可以避免的重要觀點。這對于在炮火硝煙中即將誕生的新中國確定自己的外交方向來說，具有相當重要的戰略意義；依據“中間地帶”的戰略觀點制定中國共產黨的對外方針政策，必然得出這樣的結論：為了反對對中國國家安全和世界和平威脅最大的美帝國主義，不僅要依靠和聯合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而且還要積極爭取和聯合處于中間地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甚至對包括英、法等在內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應采取區別對待的方針，以最大限度地達到利用矛盾，反對主要之敵。這就為新中國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開辟了道路。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根據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以及戰爭與和平這兩種力量的消長情況，提出了戰爭，特別是原子戰爭有可能被推遲或者被制止，和平可以得到維護的觀點。他說：“爭取和平是我們的共同目的。現在我們還不能說和平可以永久地維持，我們先說維持15～20年的和平環境是可能的。原子戰爭不好，不打這個戰爭是有可能的。”在當時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中，毛澤東的這些戰略論述堅定了中國人民爭取和平制止戰爭的決心。
（二）爭取國際和平為上策
隨著新中國的成立，面臨著繁重的國民經濟恢復和社會主義建設任務，迫切需要有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為此，毛澤東把緩和國際局勢和創造一個較長時期的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作為新中國對外政策的主要目標，進一步提出了中國外交要為國內社會主義建設爭取更多時間，更穩定的國際環境和更多國際朋友。他在會見來訪的外國客人時，曾多次強調：“總之要有時間，要有和平環境，要有朋友”。他還認為：“社會主義國家是朋友，我們要好好團結。此外，還需要團結資本主義國家的朋友。沒有朋友是不行的。”
毛澤東在確定中國外交大政方針之時，非常注重維護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并認為這是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最大利益。1955年5月26日，毛澤東在會見印度尼西亞客人時，提出了“和平為上”的外交主張。他指出：“就是西方國家，只要它們愿意，我們也愿意同它們合作。我們愿意用和平的方法來解決存在的問題。打仗總是不好的，特別是對西方國家沒有好結果的。”因此，“結論還是一個：和平為上。”毛澤東的這些論點表明，盡管國際上風云變幻，各國的利益也不同，但只要本著“和平為上”的方針，求同存異，用談判代替對抗，世界各國之間就能夠找到解決問題和爭端的辦法，求得共同的發展和繁榮；相反，如果訴諸于武力，則不僅無濟于事，而且必然會碰得頭破血流。這已為大量的歷史事實所證明。毛澤東一貫主張，國家無論大小、貧富、強弱，都應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友好相處，各個國家的事情應當由各個國家的人民自己去管，任何外國無權干涉。這是新中國外交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由來和主要理論依據。
三、制定和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1949年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實現了中國人民一百多年來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爭取民族解放的夙愿。為了捍衛來之不易的獨立和自由，毛澤東把中國共產黨在長期革命斗爭中形成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運用到中國的對外關系中去，提出了處理國與國之間關系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奠定了當代中國外交的戰略基礎。
（一）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出與完善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根據列寧關于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可以和平共處的理論，結合戰后國際形勢的新情況、新經驗，而提出的一個適用于處理同一切國家的關系的國際行為準則。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見解相互補充，繼往開來，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出與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在闡述新生的人民政權的對外方針政策時，曾多次提出過類似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一些說法。1949年4月30日，毛澤東在起草的一份聲明中指出：“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和人民政府愿意考慮同各國建立外交關系，這種關系必須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首先是不能幫助國民黨反動派。”“外國政府如果考慮同我們建立外交關系，就必須斷絕同國民黨殘余力量的關系，并且把它在中國的武裝力量撤回去。”規定了我黨的外交基本方針和原則立場。
毛澤東在這些場合多次提及的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成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的基本內容。尤其是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被列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首要一條，成為不同國家之間和平共處的前提和基礎。
周恩來進一步發揮了這一理論。1953年12月31日，他在中印兩國就西藏地方問題進行談判的時候，對印度代表團指出：“新中國成立后就確立了處理中印兩國關系的原則，那就是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處的原則。”對此，印度方面表示贊同。因此，這五項原則正式寫入雙方達成的《關于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的序言中。隨后，在1954年中印、中緬聯合聲明中，中印、中緬共同倡導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并將五項原則中的平等互惠改為平等互利。后來，周恩來又在1955年亞非會議上，將互相尊重領土主權改為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至此，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最后定型，有了更加科學完整的表述。
（二）五項原則成為我國長期的外交方針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提出后，得到許多國家的贊成和響應，但也有一些國家還持懷疑觀望態度，認為這是中國的權宜之計。為此，毛澤東及時提出：“五項原則是一個長期的方針。不是為了臨時應付的。這五項原則是適合我國的情況的，我國需要長期的和平環境。”中國是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在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之后，如何處理好革命與外交之間的關系成為許多國家關注的焦點。作為一位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袖，毛澤東從來不隱瞞其支持各國人民革命的政治立場，但他同時又認為，這種支持主要的應該體現為道義上的支持，而不能取代發展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正常關系，更不能成為干涉別國內政的借口。毛澤東指出：“一個國家靠外國的幫助，靠外國的黨的幫助，而取得革命的勝利，在歷史上是很少見的。東歐各國的情況不同，那是因為蘇聯軍隊同納粹德國作戰時占領了這些國家，不然的話，靠外國的幫助，靠外國輸出革命，而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我們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說，革命不能輸出。但是這并不是說，一個國家的革命不受外國的影響。象緬甸、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和錫蘭這幾個國家的獨立，也不是完全不受外國影響的。但是緬甸的獨立，并不是由于任何外國在人力、物力、財力方面的幫助而取得的。”
毛澤東的論述非常清楚而科學地區分了革命與外交的界限，表明了中國政府愿意與各國和平相處，共同謀求發展，這樣既有力地促進了我國外交工作的開展，同時也有助于消除一些國家同我國打交道時的疑慮，從根本上保證了我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與各國發展正常的外交關系。
四、發展同亞非拉國家的友好關系
對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新獨立的國家，毛澤東寄予了深切的希望，把加強同這些國家的團結和互助作為中國外交的基本立足點。毛澤東曾多次發表聲明和談話，堅決支持亞非拉各國人民為維護民族獨立、捍衛國家主權所進行的正義斗爭。
（一）交朋友的重點放在亞非拉地區的三大洲
50年代中期，毛澤東敏銳地注意到，亞非拉地區的一些民族主義國家正在作為獨樹一幟的、不斷發展的政治力量登上國際舞臺。在經過縝密思考之后，毛澤東提出要把交朋友的重點放在亞非拉三大洲的新興國家。1958年9月30日，毛澤東在會見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時指出：“你認為我們做工作，我們交朋友，重點應該放在什么地方？我認為應該放在三大洲，即就是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另外還有大半個歐洲。”
根據毛澤東的上述觀點，新中國積極主動地發展同新興的民族主義國家的關系。每當一個獨立國家出現，中國政府馬上予以承認，并在堅持“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在建立外交關系的方式上照顧對方的具體困難，采取靈活的態度，結果很快打開了建立外交關系的新局面，形成了新中國建立后的第二次建交高潮。1971年，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表決中，亞非拉國家大力支持，對中國取得勝利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二）支持亞非拉人民反帝、反霸、反殖民主義，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的斗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毛澤東把支持亞非拉人民反帝、反霸、反殖民主義，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的斗爭，看作是中國人民份內應盡的責任。在1956年9月15日召開的中共八大開幕式上，毛澤東宣布：“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國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以及世界上一切國家的和平運動和正義斗爭，我們都必須給以積極的支持。”
從50年代中期起，毛澤東非常關注著亞非拉三大洲反帝、反殖民主義的斗爭。1956年埃及人民維護蘇伊士運河主權的正義斗爭，得到毛澤東和中國人民的有力支持。1956年5月15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上指出：“我們堅決支持埃及政府收回蘇伊士運河公司的完全合法的行動，堅決反對任何侵犯埃及主權和對于埃及實行武裝干涉的企圖。”1956年4月，印度尼西亞宣布廢除同荷蘭之間的“圓桌會議協定”。同年10月2日，毛澤東在歡迎印尼總統蘇加諾的宴會上指出：“印度尼西亞廢除圓桌會議協定和要求收復西伊里安的斗爭是正義的，中國人民堅決地支持你們。”對于非洲興起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毛澤東十分重視。1958年10月，幾內亞宣布獨立。毛澤東和周恩來分別致電祝賀并予以承認。1959年10月，幾內亞與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系，從而成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同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的第一個國家，為中國打開同這一地區國家的關系奠定了重要基礎。進入上世紀60年代，非洲出現更多新獨立的國家，中國不但立即宣布予以承認，并且與其中不少國家簽訂友好條約和經濟技術合作協定，加深了相互之間的友好合作關系。
與此同時，毛澤東一直密切注視拉丁美洲人民的斗爭。1961年，當古巴人民面臨著美國武裝干涉的嚴重威脅時，毛澤東親自出席古巴駐華大使為慶祝古巴革命勝利兩周年而舉辦的招待會，對古巴大使說：“你們是會勝利的，中國人民決心從各方面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來支持古巴人民的愛國主義斗爭。”
第四節 周邊外交理論和實踐的形成和發展
新中國成立時，國際形勢異常復雜。以美蘇為首的兩大集團對峙的冷戰格局已經形成。中國及周邊國家的安全環境極其惡劣，新中國的生存面臨嚴峻挑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采取遏制政策，戰后新興國家對新中國缺乏了解，尤其是周邊的一些鄰國，由于歷史原因，對新中國存在重重擔心和憂慮。如何打開新中國外交局面，如何發展與周邊國家的關系，這是毛澤東和黨中央不斷探索和思考的問題。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在執政的27年中，與周邊鄰國領導人先后會談時，不斷親自闡述新中國的睦鄰外交政策。毛澤東的外交理論正是在新中國的外交實踐中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一、毛澤東周邊外交理論的基本內涵
新中國成立之初，為了捍衛新政權，以毛澤東為主席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采取了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的外交戰略，同時，也在獨立自主地探索適合中國自身發展的外交戰略和外交政策。毛澤東外交理論涵蓋了相互尊重主權與領土完整，以平等的原則建立外交關系，以相互尊重的理念發展睦鄰友好關系，以和平協商的方式解決與周邊國家的矛盾與分歧，以互利合作促進與周邊國家的黨際關系和國家關系，以包容的心態共同建設和平的國際環境。
（一）以平等的原則建立與周邊國家的外交關系
在毛澤東的外交理論中，大國小國一律平等的主張一直占有重要位置。毛澤東的外交理論首先體現在與一切主權國家平等相待，包括與周邊不同民族、不同制度國家之間和平共處，以平等的地位建立外交關系。新中國把民族國家間的平等作為建立外交關系的首要原則。1949年10月1日，在開國大典上，毛澤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莊嚴宣布，“凡愿意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愿與之建立外交關系。”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在與周邊多個鄰國領導人談話時都主張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1954年12月，毛澤東在與緬甸總理吳努談話時說，“國家不應該分大小。我們反對大國有特別的權利，因為這樣就把大國和小國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國高一級，小國低一級，這是帝國主義的理論。一個國家不論多么小，即使它的人口只有幾十萬或者甚至幾萬，它同另外一個有幾萬萬人口的國家，也應該是完全平等的。”毛澤東進一步指出，“既然說平等，大國就不應該損害小國，不應該在經濟上剝削小國，在政治上壓迫小國，不應該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強加在小國身上。既然說平等，互相就要有禮貌，大國不能像封建家庭里的家長，把其他國家看成是它的子弟。”毛澤東強調指出，“不論大國小國，互相之間都應該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關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損害的關系。”1956年8月，毛澤東在與老撾首相梭發那·富馬親王談話時說，“我們對大國、小國都一律平等看待。” 毛澤東主張以平等的原則建立與周邊國家的友好關系得到了緬甸、印度等周邊國家領導人的積極響應。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首先提出并與印度和緬甸共同倡導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從而為發展中國與周邊鄰國之間的友好關系奠定了基礎。
（二）以相互尊重的理念發展與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系
相互尊重、不干涉別國內政是毛澤東和平外交理論的一項基本原則。毛澤東主張吸取歷史教訓，反對大國沙文主義，反對干涉包括鄰國在內的其他國家的內政，更是反對對外侵略。1956年8月，毛澤東在與老撾首相梭發那·富馬親王談話時強調說，“小國的地位也應尊重”。毛澤東在與包括緬甸在內的多個鄰國領導人談話時都闡明了中國和平友好的外交方針和政策，表示中國不會干涉鄰國的內政。1957年12月14日，毛澤東在與緬甸領導人談話時說，“我們堅決反對侵略，對任何國家的侵略都是一樣反對。”毛澤東指出，“中國不會發生對外擴張的事。”1960年3月，毛澤東在同尼泊爾王國首相談話時表示，“人家一寸土地我們都不要……自己國家的事情都搞不贏，哪里會要別人的土地？要別人的土地是犯罪的。”毛澤東甚至主張，中國在國外的華僑也要遵守駐在國法律法規。“中國政府一向鼓勵華僑要遵守所在國的法令，不要從事政治活動，并且鼓勵他們把他們的人力和財力為所在國的利益服務。”毛澤東對外交人員也有明確的要求，“我們要檢查工作，如果發現有人對外國態度不好，就必須責令他改正錯誤；如果他不改，就調回來。” 毛澤東反對大國主義和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和平外交理論和主張一直貫穿于新中國與周邊國家交往的始終，這也是中國政府和人民能夠贏得周邊國家信任和尊重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以和平協商的方式解決與周邊國家的矛盾與分歧
以和平對話和協商的方式解決矛盾和分歧是毛澤東處理與周邊國家關系遵循的一項重要原則。毛澤東認為，“凡是足以引起懷疑、妨礙合作的問題，我們都要來解決，這就能達到五項原則中的平等互利。”毛澤東強調以和平協商的方式解決問題，就是要保護雙方的利益。1954年12月，毛澤東在與緬甸總理吳努談話時說，“我們應該想出各種辦法來解決我們之間的問題，這樣可以增加我們的互信。也許有些問題現在還不能解決，例如邊界問題，不過將來是要解決的，可以留到以后解決。總之要使雙方的利益不受損害。”毛澤東認為，鄰國之間應該加強往來，增進了解，在不斷交往的過程中消除疑慮，促進友好與合作。毛澤東在與緬甸總理吳努談話時說，鄰國之間也應該多往來，多了解。“我們往來多了，更熟悉了，就能更好相處。兩個國家在一個時期之內互相不夠了解，這是很自然的。我們應該在合作中增進了解。”毛澤東認為，國家之間也像朋友一樣，“朋友之間有時也有分歧，有時也吵架，甚至吵到面紅耳赤。”但是，國家之間的這種吵架不會影響彼此之間的合作。
（四）以互利合作的形式與周邊國家發展國家關系
互利互惠是毛澤東和平外交理論的主要內容。毛澤東認為，與周邊國家交往同與其他任何國家交往一樣，通過互利促進合作，只有在互利互惠的基礎上才能進行長久合作。1954年10月，毛澤東在同印度總理尼赫魯談話時闡述了中國對外交往的這種立場，他說，“無論是人與人之間、政黨與政黨之間、國與國之間的合作，都必須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損害。” 毛澤東進一步解釋說，“合作不能對任何一方有害，否則就不能持久，一定會破裂。不論是朋友之間、國與國之間或是政黨與政黨之間的合作，都是如此。合作一定要有利，否則誰還干呢？”1954年12月，毛澤東在與吳努談話時也說，“我們既然講合作，就不能互相損害，否則就合作不好。”即使是不同制度的鄰國，也可以開展互利合作。毛澤東在同日本國會議員訪華團談話時指出，“我們之間的社會制度雖然并不一致，但這個不一致并不妨害我們相互的尊重和友誼。”毛澤東主張國家之間也要相互學習，相互借鑒，共同發展。不過，毛澤東沒有把中國在革命和建設中的做法與經驗作為教條向其他國家推廣，而是認為中國的經驗只能作“參考”。
（五）以包容的態度與周邊國家共同建設和平的國際環境
以包容的態度對待鄰國是毛澤東外交理論的一個重要特點。新中國成立之初，對于鄰國的不理解、誤解甚至猜疑，毛澤東都能以寬容的態度來對待。尤其在發展與日本的關系問題上，更顯出毛澤東的包容特質，尤其是他關于中日關系面向未來的主張，展現了中國領導人的氣度和風范。他曾經對緬甸總理吳努說：“過去亞洲有一個日本是侵略國，但是現在日本的地位也起了變化，變成半被占領國了，處于困難的境地。中國人民對于日本也不那么恨了，而是采取友好態度。”1955年10月15日，毛澤東同日本國會議員訪華團談話時說：“過去的老賬并不妨害我們，今天制度的不同也不妨害我們。過去的事情已經過去了，主要是將來的問題。”他還說，“我們的祖先吵過架、打過仗，這一套可以忘記啦！”他希望中日兩國“盡早建立正常的外交關系”。 而對于當時少數受美國慫恿參加東南亞條約反對中國的國家，毛澤東也能夠抱有理解和寬容的態度。關于是否邀請菲律賓和泰國參加亞非會議時，毛澤東肯定地表示，“應該邀請”。他說，“雖然我們同這兩個國家沒有外交關系，但是那不要緊。”毛澤東認為，雖然他們的意見同我們的不一樣，“但是我們仍然想說服這些國家，同我們建立友好關系。”毛澤東積極主張通過發展與周邊國家的友好關系，進而建設和平的國際環境，這也是毛澤東和平外交理論的宗旨之一。毛澤東在與印度總理尼赫魯談話時明確表示：“我們應該共同努力來防止戰爭，爭取持久的和平。”由此可見，穩定的周邊環境與和平的國際環境是毛澤東對外交往始終不渝的目標。
毛澤東豐富的外交理論體現在新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的多個方面，50年代形成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毛澤東外交理論和外交智慧的集中體現，而這五項原則正是毛澤東在與周邊國家的外交實踐中逐步探索總結出來的，對于新中國開創和平友好的周邊安全環境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毛澤東處理與周邊國家關系的實踐特點
新中國成立之初，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從各個方面加大了對新中國的遏制和封鎖，試圖扶植蔣介石扼殺紅色中國政權。在當時的國際背景下，建立穩定的國內秩序與和平的國際環境是新中國面臨的重要任務。為了打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的包圍和遏制，新中國采取與社會主義國家一邊倒的外交政策的同時，積極拓展與周邊各國的聯系，樹立新中國的良好形象。毛澤東通過接待周邊鄰國領導人和友好代表團體，發出和平友好的愿望和誠意，尤其在與印度、緬甸等國領導人的具體交往中，他充分展示了新中國領導人與周邊鄰國發展睦鄰友好關系的愿望和誠意。毛澤東處理與周邊國家關系的外交實踐是新中國發展與周邊國家關系的積極嘗試，為中國處理與周邊國家關系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一）堅持求同存異，加強與周邊國家和平共處
在與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發展關系的同時，新中國也在積極發展與周邊非社會主義國家的關系，通過高層交往，解除周邊國家的疑慮和擔心，積極建立睦鄰友好與合作關系。毛澤東主張通過談判與協商的辦法與周邊非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外交關系。1949年12月，在談到緬甸政府要求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系時，毛澤東認為應該請緬甸政府派一位負責代表來北京商談建立中緬外交關系問題，“依商談結果再定建立外交關系。此種商談手續是完全必要的，對一切資本主義國家都應如此。”
毛澤東堅持和平共處，求同存異，發展與周邊不同制度國家外交關系的理論，在與印度領導人交往中得到了充分體現。1954年10月19日，毛澤東在同印度總理尼赫魯談話時說：“中國受西方帝國主義國家欺侮有一百多年。你們的國家受欺侮的時間更長，有三百多年。現在日本人也處在受壓迫的境地。因此，我們東方人有團結起來的感情，有保衛自己的感情。”毛澤東進一步指出：“盡管我們在思想上、社會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們有一個很大的共同點，那就是我們都要對付帝國主義。”毛澤東認為，中印兩國的“處境差不多，這也是東方國家的共同處境。”兩國人民重視的“不是思想和社會制度方面的不同，而是我們的共同點。”1954年，在毛澤東、周恩來和印度領導人的共同倡議下，中印兩國根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訂立了協定，確立兩國的友好關系。后來，毛澤東還主張：“應當把五項原則推廣到所有國家的關系中去。”他甚至主張在和平共處的基礎上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發展友好關系。
（二）耐心釋疑解惑，傳遞睦鄰友好誠意
新中國成立之初，作為一個剛剛成立的社會主義國家，周邊鄰國的疑慮不可避免，包括泰國在內周邊國家存在一些誤解，甚至擔心中國去侵略他們。為了發展與泰國的友好關系，毛澤東傾注了不少精力。一方面，為了解除泰國的疑慮，毛澤東希望借助于印度和緬甸等國領導人的影響，來做泰國領導人的工作，多次表示中國發展與泰國友好關系的愿望。1954年12月1日，毛澤東在與吳努總理談話時幾次表示：“我們很想同泰國建立關系，搞好關系。”“我們實在是想搞好同泰國的關系。”他希望吳努總理把中方的意愿轉告泰國當局，幫助中國與泰國建立外交關系。“如果你們兩位一起同泰國當局談這件事，使得中泰兩國之間也能有像中緬之間這樣的關系，我們將會很高興。”直到1957年12月，毛澤東在與緬甸副總理吳巴瑞、吳覺迎談話時，還請對方轉告吳努總理，“希望他再幫我們一點忙”。并認為中國同泰國的關系一定會搞得好一些。
另一方面，直接做泰國人士的工作。1955年12月至1956年2月期間，毛澤東在與泰國友好人士談話時，直接表達使中泰兩國友好的愿望：“希望能夠逐步地改善我們兩國之間的關系，以后兩國就會建立起邦交。”毛澤東在了解泰國難處的同時，詳細地闡述了中國與泰國發展友好合作關系的舉措，包括中國可以同泰國進行貿易的具體細節，以支持泰國的發展和建設。“泰國要賣幾十萬噸大米給中國，我們是可以買的。我們還可以買一些橡膠。你們需要什么？要鋼，要鐵，我們都有。要輕工業品我們也有。……如果你們需要，我們還可以派技術人員去幫助你們設計工廠，完工后他們就回來，把工廠全部交給你們。”為了解除泰國的擔心，毛澤東表示尊重泰國政府和泰國人民，“我們也不在你們國家講共產主義，我們只講和平共處，講友好，講做生意。我們不挑起人家來反對他的政府。”毛澤東向泰國方面表示，不會利用共產黨組織和華僑干涉泰國內政，“你們國內也有共產黨，我們也不去挑起他們來反對你們的政府……我們國外華僑的共產黨組織也取消了，以消除華僑所在國政府的懷疑，使大家互相信任。”總之，毛澤東希望泰國長期觀察新中國對發展中泰兩國友好愿望，“看的時間久了，就看清楚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等第一代中央領導一直為發展中泰關系進行不懈的努力，1975年1月，中泰兩國終于建立了外交關系。中國睦鄰友好政策有力地促進了我國同周邊國家關系的發展，到1975年10月,我國已同大多數周邊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
（三）倡導和平談判，解決歷史遺留問題
領土和邊界問題是鄰國之間最敏感的問題，也是新中國與周邊鄰國存在的主要歷史遺留問題。新中國成立之前，西方列強對中國及其周邊國家多年侵蝕，人為造成中國版圖的變化，使中國與多個國家發生領土和邊界問題。以毛澤東為首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的同時，主張積極與周邊有領土爭議的國家進行談判與協商，通過和平談判的方式解決領土問題。20世紀50年代，在毛澤東的授意下，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與印度、緬甸等國進行了多次談判，堅持通過和平的方式解決歷史遺留問題。中國政府希望與鄰國通過談判的形式，增加相互了解，相互信任，共同協商解決領土和邊界問題。即使有些問題一時還不能解決，也可以留到以后去解決，但無論如何要通過和平的方式去努力，使彼此的利益不受損害。1960年3月，毛澤東在會見尼泊爾王國首相柯伊拉臘時，希望中尼邊界要永遠和平友好，并建議將雙方有爭議的珠穆朗瑪峰稱為“中尼友誼峰”，由雙方共有。1960年9月，毛澤東在會見緬甸總理吳努時堅信，“只要雙方友好，邊界問題就好解決。”毛澤東在與周邊鄰國商談解決邊界和領土問題時，始終堅持以友好與和平談判的方式，做到“互不損害，我不損害你，你不損害我”，以達到“互相有利”。 對于有爭議的邊界問題，中國第一代領導集體本著友好協商、互諒互讓的精神，同緬甸、阿富汗、蒙古、朝鮮等國簽訂了邊界條約，公平合理地解決了歷史遺留的邊界問題，為國際和平解決歷史遺留邊界與領土問題樹立了典范。
（四）支持正義事業，捍衛鄰國民族解放事業
毛澤東積極支持中國周邊國家的民族獨立和解放運動，希望建立和平的周邊環境。早在抗日戰爭期間，毛澤東就曾經表示，“對于南洋各國 —— 緬甸、馬來亞、印度尼西亞、越南、菲律賓，我們希望這些國家的人民在日本侵略者被打敗以后，能夠得到建立獨立的民主的國家制度的權利”。新中國成立后，為了維護新中國的安全和周邊地區的穩定，毛澤東以軍事和經濟援助的方式，積極支持周邊鄰國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斗爭。毛澤東認為，“全世界各國的事務應由各國人民自己來管，亞洲的事務應由亞洲人民自己來管……美國對朝鮮、菲律賓、越南等國內政的干涉，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全中國人民的同情和全世界廣大人民的同情都將站在被侵略者方面，而決不會站在美帝國主義方面。”1950年10月，為了支持朝鮮人民正義事業，保家衛國，中國政府決定向朝鮮派出志愿軍。毛澤東同時向進入朝鮮境內的中國人民志愿軍發出命令：“必須對朝鮮人民、朝鮮人民軍、朝鮮民主政府、朝鮮勞動黨（即共產黨）、其他民主黨派及朝鮮人民的領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愛和尊重，嚴格地遵守軍事紀律和政治紀律，這是保證完成軍事任務的一個極重要的政治基礎。”毛澤東還要求，教育指揮員戰斗員愛護朝鮮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鮮人民的一針一線。越南戰爭發生后，在中國國內極其困難的條件下，毛澤東決定向越南人民伸出了援助之手，無條件地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財力和物資，支持越南人民反抗美國的入侵。20世紀70年代，美國又策劃與越南軍隊入侵柬埔寨。毛澤東同樣發出號召，支持西哈努克親王領導的柬埔寨民族解放運動，直至柬埔寨的全國解放。
（五）提供無私援助，促進鄰國共同發展
新中國雖然自身經濟建設面臨很多困難，但對于更加困難的一些周邊鄰國，中國政府還是提供了大量的無私援助。其中，越南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提供援助最多的國家之一。有資料顯示，中國政府對越南的援助按照當時美元與人民幣的匯率，“總額超過了200多億美元。”在對外援助過程中，中國政府嚴格尊重受援國的主權，絕不附帶任何條件，絕不要求任何特權，中國政府派到受援國幫助進行建設的專家不容許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中國政府盡量減少受援國的負擔，幫助受援國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經濟上獨立發展的道路。中國在對外援助方面不附帶任何條件的做法，充分體現了毛澤東和平外交理論的基本要求，從而贏得了周邊鄰國的支持和贊揚。
第五節 國際戰略合作外交理論的成就和影響
值得指出的是，歷史發展到了今天，國際局勢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但是天下并不太平，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及其強權政治仍未消失。在新的形勢下，總結毛澤東外交理論的巨大成就，學習和研究毛澤東在外交方面深邃的戰略思考，掌握其分析錯綜復雜的國際關系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領會其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結成最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的策略理論，對于指導當代中國的外交工作，進一步發展同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其他類型國家的友好合作，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及其強權政治，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人類進步事業，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現實意義。
一、毛澤東國際戰略合作外交理論的歷史性巨大成就
在1949～1976年期間，新中國外交在毛澤東的國際戰略理論指導下，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努力爭取和維護世界和平，在平等的基礎上發展同世界各國的關系，經過不懈的努力和奮斗，終于打破了西方帝國主義的封鎖和包圍，頂住了美蘇霸權主義及其強權政治的巨大壓力，維護了國家的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錯綜復雜的國際社會中牢牢站穩了腳跟，成為一支不容忽視的巨大力量，保障了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建設。這是一項舉世聞名而了不起的偉大成就。
1949年，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建立之時，只有屈指可數的十幾個國家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系。在毛澤東國際外交理論的指導下，經過二十幾年的努力奮斗，當1976年毛澤東逝世時，世界上已有110個國家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系，并且開展了廣泛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往來，并且恢復了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這些成就為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二、毛澤東周邊外交理論的歷史性卓越貢獻
新中國遵照毛澤東和平外交理論和政策處理與周邊國家的關系，打消了周邊國家人民心中的疑慮，不僅打破了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對新中國的封鎖和遏制，而且也為新中國的發展創造了相對穩定的周邊安全環境。毛澤東外交理論是以國際戰略為主導，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核心，積極倡導和平外交，為發展與周邊國家睦鄰友好關系樹立了典范。毛澤東在發展與周邊國家關系上的外交實踐，得到了周邊許多鄰國的理解、支持和贊揚，也為亞洲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做出了積極貢獻。
（一）樹立與周邊國家發展和平友好關系的理念，為新中國睦鄰友好的和平周邊外交進行了開創性探索
新中國成立后，一個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新中國必然引起周邊鄰國的關注和擔心，如何處理與周邊國家的關系，如何消除周邊國家對自己的疑慮、畏懼，一直是中國周邊外交的重點和難點。除了社會制度的不同，加之歷史與文化傳統的差異，與周邊國家的關系具有非同尋常的特殊性，這些都是新中國周邊外交實踐中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在發展與周邊其他國家關系上，毛澤東等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堅持執行和平、友好、平等的睦鄰外交政策。無論是在推動與周邊國家經貿關系上，還是在解決由于帝國主義侵略而遺留的棘手歷史問題上，以及在解決與周邊國家的矛盾與分歧方面，毛澤東、周恩來等開國領袖都本著和平、睦鄰的原則，以平等的姿態對待周邊鄰國。毛澤東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和開創性探索，也為當今的中國睦鄰周邊外交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二）打破了美帝國主義對新中國的遏制和孤立，開創了中國國際和平外交新局面
新中國成立不久，不僅同瑞典、丹麥、瑞士、芬蘭四個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而且同印度、印度尼西亞、緬甸和巴基斯坦等亞洲民族獨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通過與這些國家建交，新中國向周邊國家傳達了睦鄰友好的信息，向世界昭示了‘一個中國’的原則，邁出了打破美國對新中國實行遏制和孤立政策的重要一步。”毛澤東執政期間，中國政府通過正確的方式處理了周邊國家的華僑問題，排除了周邊國家領導人的擔憂和恐懼，贏得了周邊國家人民的尊重和信任，為新中國改善了國際生存環境。以毛澤東為首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堅持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處理與周邊國家的關系，緩和了與周邊國家的矛盾，迅速打開了新中國的外交新局面，鞏固和發展了與周邊國家的團結友好。
（三）明確新中國周邊外交的戰略目標，為中國周邊外交制定了明確的發展方向
毛澤東周邊外交理論的宗旨就是建立和維護和平穩定的周邊環境。毛澤東執政期間，除了接見印度、緬甸領導人之外，還會見了如巴基斯坦、尼泊爾、印度尼西亞、越南、朝鮮、柬埔寨等周邊國家領導人和代表團，他明確了中國周邊外交的戰略目標和發展方向。新中國的外交實踐表明，新中國自成立時起就不斷努力與周邊鄰國發展睦鄰友好合作關系，在發展自己的同時，也促進周邊鄰國的發展與進步，進而建立和平的地區環境和國際環境。毛澤東執政期間，在外交工作中，中國政府始終堅持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之間的一切分歧或爭端，反對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主張通過對話協商增進相互了解和信任，通過多邊、雙邊協調合作逐步解決彼此間的矛盾和問題。這也為世界各國和平友好地處理國家間關系樹立了典范。
（四）確立新中國周邊外交工作的基本方針，為中國睦鄰友好的周邊外交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礎
毛澤東、周恩來等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處理與周邊國家關系過程中，從探索處理與周邊國家邊界問題、華僑問題及其他歷史遺留問題開始，逐步提出了處理國與國之間關系應遵循的原則，確立了中國政府解決各國之間矛盾與分歧的原則和立場，以和平協商方式解決各國之間的爭端，而不應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最后形成處理國家間關系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得到了印度和緬甸等國家領導人的歡迎和接受。新中國的外交方針為我國發展與周邊鄰國的友好關系奠定了基礎。實踐證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新中國處理與其他國家關系的一個長期的方針和準則，得到了包括第三世界在內的大多數國家的廣泛支持和認可，它不僅僅是處理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的原則，后來也成為中國處理與一切國家關系的準則。毛澤東的和平周邊外交理論和政策，不僅鞏固了中國與周邊鄰國的友好關系，也為亞洲地區乃至世界各國之間的和平相處做出積極貢獻。
新中國成立以來，與鄰國發展睦鄰友好關系，保持周邊環境的和平穩定一直是中國周邊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這是與中華民族睦鄰友好傳統一脈相承的，也是中國社會主義制度決定的，是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領導人奠定的周邊外交原則。以毛澤東為主席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在周邊外交實踐中積累了許多寶貴經驗，不僅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國際關系的理論，而且成為建國幾十年來，中國處理與周邊國家關系的重要理論依據。毛澤東的周邊外交理論，成為中國發展與周邊國家友好關系的理論基礎，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
新中國成立幾十年來，國際形勢不斷變化，中國的周邊環境也在不斷變化，中國的國力也在不斷增強，但是中國堅持毛澤東和平周邊外交理論和政策的一貫作法沒有改變。在新的時期，毛澤東的周邊外交理論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2013年10月，習近平主席在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指出，中國周邊外交的戰略目標就是服從和服務于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的中央領導集體主張全面發展同周邊國家的關系，鞏固睦鄰友好，深化互利合作，維護和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努力使周邊同我國政治關系更加友好、經濟紐帶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聯系更加緊密。這是新的歷史條件下對毛澤東和平周邊外交理論的繼承、發展和創新。
三、毛澤東國際戰略合作外交理論的深遠影響
（一）獨立自主的原則仍然是當代中國外交應繼續堅持的立場
獨立自主是毛澤東外交理論的主要特征，毛澤東外交戰略所要實現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在國際社會的驚濤駭浪中維護國家的主權、民族獨立和領土完整。在國際風云急劇變幻的今天，中國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還須要繼續堅持獨立自主的立場，并以此為出發點來確定自己的和平外交政策，維護國家民族的最高利益，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發展同世界各國的正常關系。
（二）反對霸權主義，爭取和維護世界和平，仍然是中國外交長期艱巨的任務
毛澤東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劃分三個世界戰略時，曾經深刻揭示出帝國主義及其霸權主義是世界不得安寧的根源。在新時期，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仍然是導致世界動蕩不安的重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的形勢下，霸權主義正在呈現出某些新的特點。“武力干預”、“人權外交”、“經濟制裁”、“貿易戰”、“顏色革命”等，成為霸權主義向別國極限施壓和瘋狂干涉別國內政的重要手段，甚至出現了以所謂的“人道主義”，甚至以隨意捏造的謊言為借口，對一個主權國家實施軍事打擊，推翻其政權。在這種局面下，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仍然是中國外交的一項艱巨的任務。
（三）繼續加強同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團結與合作仍然是中國外交的基本立足點
毛澤東在20世紀50年代曾多次指出，中國交朋友的重點應放在亞非拉三大洲；在70年代劃分三個世界的戰略中，又突出強調了第三世界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且表明了中國與第三世界國家同呼吸共命運的基本立場。在毛澤東看來，占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第三世界是“推動世界歷史車輪前進的革命動力”，是反對超級大國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主力軍。在新的歷史時期，亞非拉廣大發展中國家仍然是維護世界正義，促進人類進步事業的一支重要力量。20世紀90年代以來，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連續挫敗西方勢力所謂人權問題的反華提案，亞非拉國家對中國的有力支持，是這一斗爭取勝的最重要的因素。因此，鞏固和加強與廣大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團結與合作仍然是中國外交的基本立足點。
總之，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始終關注著世界風云的變幻和人類進步事業的發展，并根據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運用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基本原則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唯物辯證法的基本原理，及時制定和調整我國的外交方針和政策。毛澤東關于國際關系和中國外交方針的一系列論述，集中體現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偉大戰略家的遠見卓識和務實精神，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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