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五章 毛澤東工業現代化的理論和實踐
毛澤東早期講工業，就講工業化，后來講工業現代化，其實是一回事，只是內涵在不斷創新發展豐富而已。所以，我們黨一開始就主張工業化，就是要發展現代工業。以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工業化的關系，從時間上看，大致可以分為兩個時期：1921～1949年為第一個時期，即中國共產黨為中國工業化掃清障礙的歷史階段;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到1978年為第二個時期，即以社會主義工業化為目標模式，以公有制、計劃經濟和商品經濟為基礎，實行優先發展重工業。在這個時期，通過高積累和集中有限財力，基本建立起相對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為后來的工業現代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毛澤東作為第一、二兩個時期黨的主要領導人，他的工業化理論，或者說工業現代化理論，處于主導地位，是黨制定工業現代化方針政策的重要依據，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第一節 中國現代化復興主題的認識
現代化成為中國復興主題始于1840年的鴉片戰爭。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封閉的大門，使中國由一個獨立的封建國家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于是，實現現代化以擺脫被侵略、屈辱和苦難的困境，就成為一百多年近代史上先進中國人反復求索的首要問題。從“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開始，到洋務運動，到維新變法運動，再到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先進的中國人前赴后繼，力圖把中國引上西方式的現代化道路。然而這一切的努力終歸失敗。中國因現代化努力的失敗而倍受西方列強侵略、掠奪和屈辱的慘痛歷史，使現代化這一復興主題得到了愛國主義情感的充分表達。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毛澤東開始認同現代化的復興主題，并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以后的歲月里，不斷探索而深化對中國社會經濟現代化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認識。
1940年1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在這里，毛澤東實際上已經系統地提出了中華民族現代化的復興綱領。
1945年，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作《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指出：“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獲得以后，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采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如無鞏固的經濟做它的基礎，如無進步的比較現時發達得多的農業，如無大規模的在全國經濟比重上占極大的優勢的工業以及與此相適應的交通、貿易、金融等事業做它的基礎，是不能鞏固的”。毛澤東明確指出：“中國工人階級的任務，不但是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而斗爭，而且是為著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而斗爭”。
1947年12月，毛澤東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中指出：“中國人民的任務，是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帝國主義被打倒以后，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義的改革，實現國家的統一和獨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
1949年3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在革命勝利以后，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1949年6月，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指出：“沒有農業社會化，就沒有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必須有步驟地解決國家工業化的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中國社會經濟的現代化問題開始作為政府政策和國家發展目標，系統地提出并得以實施。1953年，毛澤東在提出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時，把工業化作為總路線的主題。1954年，他把社會主義工業化、農業的社會化和機械化，理解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內涵。1956年在黨的八大預備會上，毛澤東把中國能否搞成現代化與在世界上的生存權問題聯系起來。同年11月，他又進一步強調要把中國“變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中國應當這樣”。他對于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個偉大任務，始終熱情關注，高度重視，并且為之持續付出了極大的精力。
從上述毛澤東關于中國現代化復興主題的論述中，可以看到，一方面他的現代化理論有著深廣的歷史淵源;另一方面，他在充分認同現代化復興主題的同時，又推進了現代化理論的深化和發展。主要體現在毛澤東把現代化問題置于中國近代史發展的歷史必然之中，來把握中國現代化的現實可能性，堅定明確地指出，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中國現代化的唯一途徑。從而解決了鴉片戰爭以來，幾代先進中國人殫精竭慮，不斷奮斗，力圖將中國引上現代化道路，但終究未能如愿以償的問題，使現代化在中國具有了現實的可能性。
第二節 中國工業現代化的根本任務
毛澤東提出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工業現代化，用先進的生產手段改造和裝備工業及整個國民經濟，使國家由落后的農業國轉變為先進的工業國的這一根本任務，不僅符合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而且也反映了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的客觀必然要求。
一、實現工業現代化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歷史任務
毛澤東指出：“中國工人階級的任務不但是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國家而斗爭，而且是為著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而斗爭。”這一任務的提出，并不是偶然的。實現中國工業化，這本是近代資產階級應該完成的歷史使命。然而，由于其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外受帝國主義的控制，內受封建主義的壓迫，加之其自身軟弱而動搖的階級局限性，這就決定了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如同沒有能力領導中國民主革命勝利一樣，同樣也沒有能力擔負起領導實現中國工業化的重任。世界歷史已經由近代發展到現代，其標志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誕生和發展，俄國共產黨的誕生和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無產階級已經有了社會主義的國家和社會制度。中國的民主革命已經成為世界共產主義革命運動的組成部分。這樣的歷史前提下，在中國實現工業化這一重大而艱巨的任務，也就必然歷史地落到了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肩上。
毛澤東適應這一時代要求，早在民主革命時期就開始了他的偉大探索。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黨的七大政治報告中就明確指出：“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獲得之后，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采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我國由農業國變成工業國。”因為如不這樣做，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就無鞏固的國防，就無雄厚的經濟基礎，就無人民的幸福，就無國家的富強。舊中國用血的事實告訴我們，要使我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因落后而挨打，就必須使國家工業化，盡快建立和發展壯大近代工業。據此，1949 年3月5日，即新中國建立前夕，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再次強調了關于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問題。他指出：“在革命勝利以后，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這些理論，充分反映了毛澤東遵循歷史發展規律，不懈追求中國由落后的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并預示著新中國要追求的不是資本主義的近代工業國，而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工業國，早已深謀遠慮，遠見卓識，這的確是難能可貴而偉大的。
二、要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
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是在基礎差、起點低的情況下起步的。新中國建立之初，在政治上無產階級新生政權剛剛成立，經濟上近代工業總產值僅占工農業總產值的17%，鋼產量也只有15.8萬噸，煤只有320萬噸，發電量只有43億度。雖然經過三年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到1952年工業生產已恢復到解放前最高水平，但生產水平仍然很低，工農業總產值僅827億元，近代工業只占工農業總產值的28%，鋼產量僅135萬噸，棉布每人平均僅約9米，至于汽車、飛機、拖拉機、機車車輛、重型和精密機械工業，以及國防工業，則完全是空白。加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國實行禁運和封鎖，特別是美帝國主義還與我們實際上處于軍事對峙狀態。面對上述狀況，不進行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不僅無法建立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廣大勞動人民不能擺脫貧困狀態，而且也無法鞏固人民政權、抵御帝國主義侵略。為此，毛澤東于1952年下半年，在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中，明確提出要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三、要將社會主義中國建成具有高度現代化工業的國家
在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起步之后，1954年9月，毛澤東及時提出：將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經濟上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化程度的偉大社會主義國家的任務。后來，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又進一步提出：我們一定要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1959年，毛澤東在研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又強調建設社會主義除了要求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之外，還要加上國防現代化。這是毛澤東四個現代化理論的第一次完整表述，并清楚無誤地闡明中國要建設的是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而不是資本主義的四個近代化。與此同時，毛澤東還講到要全面實現這一任務，需要100多年時間，并且要分兩步進行。毛澤東關于要用長時期、分階段、有步驟地實現包括工業現代化在內的四個現代化的理論的提出，是完全符合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發展趨向的，是他的中國工業化理論創新發展的最高水平。毛澤東這一寶貴理論，至今也不失其根本性長遠指導作用。
四、借鑒蘇聯經驗開創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
在中國究竟怎樣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這對于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來說，的確是一個全新的艱難課題。毛澤東堅持了他一貫倡導獨立自主走自己的路這一理論，在借鑒蘇聯有益經驗的同時，開創本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就當時世界范圍來看，主要有兩種工業化類型供參考：一是歐美式，即近代傳統型。無論是工業化最早的英國還是后起的美國和日本，都毫無例外地在資本家私有制的基礎上，靠國際剝削和掠奪積累資本，從輕工業開始，經過一段時間，重工業才迅速地發展起來，并代替了輕工業的主導地位;二是蘇聯式，即現代追趕型。它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為基礎，依靠公有制和集中計劃體制具有的高資金和資源動員能力，而且長期犧牲農業和輕工業發展，實行高積累、高投資，優先發展重工業來實現工業化。戰后，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在實現工業化的道路上，基本上都采取了現代追趕型的戰略。
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的情況下，搞社會主義工業化，學習蘇聯的經驗，一開始沿用蘇聯的一些做法，是必要的，也是有積極意義的。其理由是：從國內環境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基礎上，重工業是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為它集中了一切科學技術成就，同時又是為其他工業和經濟部門提供技術裝備的部門。而我國重工業面臨的情況正如毛澤東指出的：“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可見，只有優先發展重工業，才能使輕工業、農業和交通運輸業獲得改造和發展的技術裝備，從而為獨立自主的現代工業基礎創造條件。從國際環境看，我們的工業化環境和蘇聯工業化時期的國際環境差不多。新中國建立后，受到了帝國主義的封鎖、包圍和侵略威脅。因此，必須建立強大的國防，這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就必然要重視發展重工業。
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是從1953年開始的。“一五”期間，總的看，執行情況是好的，為社會主義工業化初步奠定了基礎。但由于我們當時缺乏經驗，曾一度出現忽視國情、盲目照搬的不良傾向，因此，也暴露了蘇聯模式那樣的弊病。毛澤東對此作了實事求是的分析和總結，概括起來主要是：片面強調優先發展重工業，忽視輕工業，更忽視農業;片面強調增加積累，忽視群眾消費和群眾利益，尤其是農民的利益;忽視運用政治工作和經濟杠桿的作用等等。毛澤東正是堅持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在審視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中的實際問題和對蘇聯現代模式進行批判性分析分析中，才初步形成了一套適合我國國情的工業現代化的理論和舉措。
1956年4月，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精辟地論述了在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基礎上，發展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辯證關系，同時提出了發展重工業的兩種辦法：“一種是少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一種是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他認為，從長遠觀點來看，“后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的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會使它發展的基礎更加穩固。”1957年2月，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對中國工業化道路問題做了明確闡述，他指出：“這里講的工業化道路問題，主要是指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關系問題。我國的經濟建設是以重工業為中心，這一點必須肯定。但是同時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1959 年，毛澤東再次提出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的理論。此后，毛澤東進一步將農、輕、重關系概括為“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毛澤東這一系列論述，從指導思想上正確地解決了我國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之間本質的內在聯系。這些正確的建設理論在世界工業化歷史上卻是一個重大的突破和創新，對探索社會主義國家實現工業化的不同模式作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是對馬克思主義再生產理論的進一步豐富和發展。
第三節 毛澤東工業現代化理論的形成
綜合來看，毛澤東的工業現代化理論有四個來源，一是與商品經濟相聯系的以手工業為主體的中國傳統工業史料，中國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已經士、農、工、商四民分工分業，并有相應的古典政治經濟學說創立，毛澤東是深諳中國史書典籍的，是十分了解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及其工業學說的;二是中國近代史，帝國主義的侵略史，以及工業發展史和有關工業經濟的學說;三是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一聲炮響，送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和蘇聯工業現代化的經驗教訓;四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根據地自己創辦工業經濟的實踐經驗。前兩個來源是工業經濟現代化的啟蒙，后兩個來源是繼承和創新而創立自己工業現代化理論的基礎。
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處的地點和時代，正是近代工業化最早的誕生地和最早顯示其偉大力量的時代，與此相伴，則是資本主義在世界范圍的迅速擴張和資本主義矛盾的充分暴露。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馬克思和恩格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方法，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在這個理論體系中，無論是他們的實證研究還是邏輯推理，工業化都是近代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經濟途徑;而社會主義則是在資本主義已經不能容納的社會化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基礎上誕生而取而代之的社會經濟形態，因此無產階級通過暴力革命奪取政權以后，社會主義就建立在已經近代工業化的基礎上，所以，就不存在工業化的問題了。顯然，從整個理論體系來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資本論》和《反杜林論》等著作中對西方工業化的論述，正是揭示其近代工業化中出現的資本主義剝削關系的結果。換句話說，他們的工業現代化理論是揭示資本主義通過工業化途徑殘酷剝削工人階級剩余價值的必然結果。
馬克思和恩格斯有關工業化的論述，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對工業化產生的分析，當時稱之為工業革命或大工業發展的分析，提出大力發展商品經濟是工業化的必要前提和條件;二是對工業化的客觀描述和實證研究，指出工業化使社會生產力飛速發展，并引起經濟結構、生產關系、階級社會以及階級斗爭的巨大變化;三是通過對工業化導致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尖銳化、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貧富兩級分化的深刻分析，推導出近代工業化必然導致無產階級革命，導致資本主義被社會主義所取代，深刻地反映了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
列寧領導俄國無產階級“十月革命”，建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將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一個嶄新的階段，對馬克思主義工業化理論尤其如此，因為自此以后，馬克思主義的工業現代化理論就主要體現在社會主義國家如何以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為基礎發展工業化，造福于人民，繁榮于社會。以斯大林為代表的工業現代化理論，內容比較豐富，它作為20世紀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蘇聯的主流理論和指導思想，不僅對蘇聯，也對其它社會主義國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斯大林關于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理論，概括起來，主要有四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優先發展重工業;二是爭取工業高速度增長;三是工業化以社會主義改造為條件，即工業化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以計劃經濟手段為保障;四是農業先期以稅收和價格“剪刀差”做貢獻，為工業化積累發展資金。
總之，從馬克思和恩格斯雖然科學地描述了資本主義工業化的規律和結果，列寧提出了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的工業化任務，斯大林提出了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方針政策和措施，但是都沒有也不可能解決像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發展極端不平衡、小農經濟仍似汪洋大海而非常落后的農業大國如何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問題。
怎樣實現中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這是中國共產黨早在民主革命時期就開始考慮的重要問題。還在抗日戰爭時期，1944年5月22日，毛澤東在延安舉辦的一次招待會上就指出：“日本帝國主義為什么敢于這樣地欺負中國，就是因為中國沒有強大的工業，它欺侮我們的落后。”“要中國的民族獨立有鞏固的保障，就必需工業化。我們共產黨是要努力于中國的工業化的。”他進而談到：“中國社會的進步將主要依靠工業的發展。”1945年4月，在延安召開的中共“七大”上，毛澤東就強調了中國實現工業化的迫切性。他說：“沒有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不可能建設真正大規模的工業。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同時論述了工業化與民主革命以及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問題。1949年3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又提出中國工業化的實現必須以“節制資本”和“統制對外貿易”為前提。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前，毛澤東對中國工業化的道路不僅有明確的認識，而且深思熟慮如何為工業化掃清道路的問題，即努力完成民主革命、建立人民政權的任務。
新中國成立之初，為了使國家迅速改變積貧積弱的落后面貌，毛澤東及時提出：“中國必須建立強大的國防軍，必須建立強大的經濟力量，這是兩件大事。”他一方面為“國家獲得工業化的基本條件而表示高興，表示慶賀”，另一方面他也深知，一個落后的農業大國要真正實現工業化，必然是任重而道遠，“中國民族和人民要徹底解放，必須實現國家工業化，而我們已作了的工作，還只是向這個方向剛才開步走”。當國民經濟恢復任務基本完成、我國轉入大規模經濟建設后，如何實行工業化的問題凸顯出來。由于當時我國還缺乏經驗，毛澤東基本采納了斯大林的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發展戰略。
1953年6月15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第一次對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的內容作了比較完整的表述：“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中央政治局會議后，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宣傳部起草的關于總路線的宣傳提綱上，把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進一步完整準確地表述為：“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并指出，“這條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各項工作離開它，就要犯右傾或‘左’傾的錯誤。”12月，中共中央批準并轉發了《為動員一切力量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斗爭——關于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標志著總路線的最終形成。1954年2月中共七屆四中全會通過決議，正式批準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并于同年9月載入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該《宣傳提綱》于1953年12月公開出版，廣為發行，成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權威解釋。由此在全國掀起了學習過渡時期總路線的熱潮。在此以前，黨和政府在談到中國的經濟發展時一般都是用“工業化”這個詞，《宣傳提綱》首次明確提出中國要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工業化”并解釋了其含義，即：社會主義工業化具有兩個重要特點，一是將發展重工業作為工業化的中心環節;二是優先發展國營經濟并逐步實現對其他經濟成分的改造，保證國民經濟中的社會主義比重不斷增長?？偮肪€還認為小農經濟與社會主義工業化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認為小農經濟不是社會主義的基礎。《宣傳提綱》引用斯大林的話“可以在相當長久的時期內，把蘇維埃政權和社會主義事業建筑在兩個不同的基礎上，建筑在最巨大集中的社會主義工業基礎上和最散漫落后的小商品農民經濟基礎上么?當然是不可以的。長此以往，整個國民經濟都會有完全瓦解的一日。出路何在呢?出路就在于使這個農業成為巨大的農業，使它成為能夠實行積累，能夠實現擴大再生產的農業，并依此而改造國民經濟的農業基礎。可是，怎樣才能使它成為巨大的農業呢?為要達到這一步，只有兩條道路可走。一條是資本主義的道路，……另外一條是社會主義的道路”。“同樣，社會主義的道路也是我國農業唯一的出路。”
1953年，“一五”計劃開始實施，新中國進入大規模經濟建設時期。毛澤東信心百倍地提出“準備以20年時間完成中國的工業化”。同年6月，在談到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時，他對國家工業化的認識作了這樣的表述：“什么叫國家基本工業化?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至少要達到51%，或者達到60%吧!按照蘇聯的經驗，工業的比重要達到70%才算工業化，我們現在還差42%。我國的工業化，工業比重也要達到70%。”1955年7月，毛澤東在《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講話中再次指出：“如果我們不能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基本上解決農業合作化的問題，……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事業就會遇到絕大的困難，我們就不可能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
1956年8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大預備會議上提出了“趕超美國”的設想：“六億人口的國家，在地球上只有一個，就是我們。過去人家看我們不起是有理由的。”今后，“我們這個國家建設起來，是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將完全改變過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種情況，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種情況，倒霉的那種情況，而且會趕上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美國”。“這是一種責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塊大地方，資源那么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么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所以，超過美國，不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應該。如果不是這樣，那我們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們對人類的貢獻就不大。”
毛澤東迫切希望改變中國工業落后的現狀，是同他記憶深處舊中國“落后就要挨打”的歷史悲劇緊緊聯系在一起的。青少年時代的毛澤東，曾目睹和感受舊中國的屈辱慘狀。他曾有這樣的回顧：“我國從19世紀40年代起，到20世紀40年代中期，共計105年時間，全世界幾乎一切大中小帝國主義國家都侵略過我國，都打過我們，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戰爭，由于國內外各種原因以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告終以外，沒有一次戰爭不是以我國失敗、簽訂喪權辱國條約而告終。”究其原因，毛澤東認為主要是兩點：“一是社會制度腐敗，二是經濟技術落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就是要為發展經濟技術創造政治前提，就是為了解放生產力。如今，新社會已經建立起來了，重要任務自然就是發展生產力的問題。為此，他強調：“如果不在今后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后于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們應當以有可能挨打為出發點來部署我們的工作，力求在一個不太長久的時間內改變我國社會經濟、技術方面的落后狀態，否則我們就要犯錯誤。”
到1959年，毛澤東在研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則說：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后，就宣布實現了工業化。估計，我們國家1959年工業總產值在工農業總產值中會超過70%。但我們不宣布實現工業化。因為我們還有五億多農民從事農業生產，如果現在宣布實現工業化，不僅不能確切地反映我國國民經濟的實際狀況，而且由此可能產生松勁的情緒。由此可見，當時毛澤東已經感到僅憑工業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是不足以衡量工業現代化的。
毛澤東所思考的工業化，并不只局限在工業領域。在希望加速實現國家工業化的同時，他已考慮到農業、輕工業等相關產業以及文化事業應與之同步發展。新中國成立初期，他就指出：“完成工業化當然不只是重工業和國防工業，一切必要的輕工業都應建設起來。為了完成國家工業化，必須發展農業，并逐步完成農業社會化。”“我國是一個六億人口的大國，要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要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化、機械化。”“一五”計劃完成以后，即1957年1月，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又精辟論述了中國的農業問題，更加強調：“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農業就是工業。要說服工業部門面向農村，支援農業。要搞好工業化，就應當這樣做。”“必須實行工業與農業同時并舉，逐步建立現代化的工業和現代化的農業。過去我們經常講把我國建成一個工業國，其實也包括了農業的現代化。”
“大躍進”運動中出現“左”傾錯誤的深刻教訓，也促使毛澤東對中國經濟建設的規律有了新的更加全面的認識。1959～1960年，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進一步明確提出了現代化的奮斗目標，他說：“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在我們這樣的國家，完成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艱巨任務，建成社會主義不要講得過早了。” 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又強調：“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后，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 1963年8月，經他修改的《關于工業發展問題》初稿指出：我們要“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所確定的“四個現代化”很快被全黨和全國人民所接受。
1964年12月，周恩來在第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鄭重宣布：今后發展國民經濟的主要任務，總起來說，就是要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在經過連續8年“文化大革命”后，1975年1月召開第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和步驟，并指出：“第一步，用十五年時間，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他還指出：今后十年，是“實現上述兩步設想的關鍵的十年”。在這個時期內，“我們不僅要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而且要向實現第二步設想的宏偉目標前進”。周恩來這個報告是經毛澤東審核同意的。
關于實現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目標和步驟，既反映了以毛澤東為主席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十幾年來的艱難探索和實踐，也凝聚了全國各族人民為改變“一窮二白”、“一貧二弱”面貌的奮斗成果和寶貴經驗。在這期間也有在“大躍進”運動中遭遇急于求成、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等違背經濟發展規律的“左”傾錯誤那樣的教訓。總之，新中國前30年終于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基本實現了毛澤東心目中的“工業化”目標，進而為后來中國的持續發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和技術條件。在此，我們不能不感念毛澤東那一代中國共產黨人當年的高瞻遠矚、深謀遠慮以及艱苦卓絕的奮斗。
第四節 毛澤東工業現代化理論的特點
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袖的毛澤東，其工業現代化理論經歷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1953～1956年)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1957～1976年)四個階段。在上述四個階段里，不同的歷史環境和嚴酷條件，對毛澤東工業現代化理論的形成和發展都具有明顯的影響，因此，毛澤東的工業現代化理論也是逐步創新而發展的。但是，總的來說，毛澤東工業現代化理論與中外前后的工業現代化理論相比較，仍然具有顯明的特點。
第一、毛澤東為了實現效率和公平兼顧的目標，堅持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基礎上的工業現代化。
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從中國革命的性質和特點出發，根據馬克思主義生產關系必須與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的基本原理，從當時的政治經濟條件出發，提出了在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義體制下，基本實現工業化，然后再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大致設想。這種設想在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1948年9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49年9月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中都體現出來。毛澤東的工業現代化理論也成為全黨的共識，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得到一致的貫徹。
新中國成立以后，1952年下半年，隨著政治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例如政權的穩固、國民經濟的迅速恢復、國營經濟的日益壯大、農業合作化、對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探索等，毛澤東發現向社會主義過渡是可以與工業化同步進行的，這也符合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相適應的原理。同年9月，毛澤東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講：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不是10年以后才過渡到社會主義。這個估計是與黨對我國工業化速度的看法分不開的。受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巨大經濟成就的鼓舞，黨對我國實現工業化所需時間的估計，比建國之初更為樂觀。參考蘇聯實現工業化的時間表，中共中央準備用15年左右的時間(即3個“五年計劃”)基本上實現我國的工業化。當時中國共產黨將上述兩項工作同時進行，是出于如下的邏輯推理：根據馬克思主義生產關系必須適應生產力的原理，社會主義制度(公有制、計劃經濟和商品經濟相結合)只能建立在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之上。因此，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也必須以實現工業化為前提。但是在工業化過程中，能不能也同時逐步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即當工業化實現之日，也就是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之時?
1953年2月27日，毛澤東外出視察回到北京后，在中央政治局的會議上，講了他在湖北視察時同孝感地委負責人談話的內容。他說：“什么叫過渡時期，過渡時期的步驟是走向社會主義。我給他們扳手指頭的辦法解釋，類似過橋，走一步算是一年，兩步兩年，三步三年……10年到15年走完。我讓他們把這話傳到縣委書記、縣長。在10年到15年或更多一點時間，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及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要水到渠成，防止急躁情緒。”
1953年6月1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又說：“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但是，1953年的糧食供應緊張、1955年的農業拖了工業建設的后腿(1954年農業未完成計劃導致1955年工業原料不足)導致毛澤東重新回到蘇聯的經驗：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改造來為快速工業化提供保障，即以農業集體化來加快農業發展和提供更多農業剩余。1953年10月，毛澤東在兩次與中央農村工作部負責同志的談話中即表達了這個理論。1955年8月的《農業合作化問題》報告、年底與私營工商業家的談話，更是進一步明確強調了社會主義改造必須先于工業化實現，以此來保證工業化的順利進行。于是，從1952年到1953年，毛澤東完成了由新民主主義工業化理論(先工業化再消滅私有制)向傳統社會主義工業化理論(社會主義改造與工業化同步進行甚至先行完成)的轉變。
當然，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改造應該先于工業化的理論，除了上述因素外，還出于對社會公平和人民利益的考慮。因為國內外的歷史經驗證明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工業化，往往是以犧牲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廣大農民的利益為代價的，舊中國的農民失去土地后并未能轉為工人和享受工業化的成果，而往往是流離失所，無以為生。同時，由于中國勞動力的幾乎無限供給，工人的待遇也被壓得很低。毛澤東認為農業合作化不僅可以加快農業發展，充分利用農村富余的勞動力，還可以避免兩極分化;而城市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同樣也可以避免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毛澤東在1955年論述廣大農民具有社會主義積極性時就說：“中國的情況是：由于人口眾多，已耕的土地不足(全國平均每人只有三畝田地，南方各省很多地方每人只有一畝田、或只有幾分田)，時有災荒(每年都有大批的農田，受到各種不同程度的水、旱、風、霜、雹、蟲等災害)和經營方法落后，以致廣大農民的生活，雖然在土地改革以后，比較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為改善，但是他們中間的許多人仍然有困難，許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農民只占比較的少數，因此大多數農民有一種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對于他們說來，除了社會主義，再無別的出路。這種狀況的農民，占全國農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這就是說，全國大多數農民，為了擺脫貧困，改善生活，為了抵御災荒，只有聯合起來，向社會主義大道前進，才能達到目的。”
此外，1951年底開始的“三反”、“五反”運動所揭露出來的問題，也使毛澤東看到了私營工商業的不少弊病，認為私營工商業無論在效率、公平還是高積累方面都不如公有制經濟。
第二、毛澤東為了盡快擺脫貧困，實現中華民族復興，實行了“趕超”型的工業現代化發展戰略。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面對中國的工業化水平遠遠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和蘇聯后面，也吸取近代以來落后就要挨打的慘痛教訓，同時也是基于列寧對時代的判斷，帝國主義就是戰爭(帝國主義侵略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認為戰爭不可避免)，因此，毛澤東把加快工業化速度置于關系到社會主義中國生死存亡的最重要位置。
建國以后，我國不僅經濟落后，現代工業所占比重很低，而且重工業尤其落后，正如毛澤東所說：“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壺茶碗，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這種與大國地位極不相稱的經濟落后狀況，是導致新中國選擇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戰略的基本原因。
毛澤東堅信人民群眾的力量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強調：“我們黨同這6億人口結成了血肉聯系，依靠這個偉大的力量，凡是人類能夠做的事，我們都能做……沒有什么事我們不能做的”，同時，“我們有一個具有偉大生命力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這就完全能夠保證我們在不太長的時間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富裕、強大的國家”。
1960年1月，毛澤東在研讀到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里說到工業化速度時，又說到：“現在我國工業化速度也是一個很尖銳的問題。原來的工業越落后，速度問題也越尖銳，不但國與國之間比較起來是這樣，就是一個國家內部，這個地區和那個地區比較起來也是這樣。”
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工業現代化建設趕超戰略的設想是全方位的，主要包括：戰略模式上的從“走蘇聯的路”到“以蘇為鑒”走自己的路的理論;戰略步驟上的從“超英趕美”到“兩步走”的理論;戰略布局上的“從工業化到四個現代化”的理論。
一是從“走蘇聯的路”到“以蘇為鑒”走自己的路。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建設還缺乏經驗。毛澤東指出，“要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1955年7月，毛澤東在《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又重申，蘇聯所走過的道路“正是我們的榜樣”。盡管如此，但是兩國的國情不盡相同，對照搬蘇聯的經驗，毛澤東“總覺得不滿意，心情不舒暢”。自斯大林逝世后，蘇聯發生的“全面批評”事件，又使人們看到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并非完美無缺。毛澤東又提出了“以蘇聯為鑒戒”走自己的路的建設思路。1956年4月4日，毛澤東曾明確指出：“我認為最重要的教訓是要獨立自主，調查研究，摸清本國國情，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我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制定我們的路線、方針、政策。” 1956年4月，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的報告中指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于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
二是從“超英趕美”到“兩步走”。 1957年4月，毛澤東寫《介紹一個合作社》的批語時說：“十年可以趕上英國，再有十年可以趕上美國，說‘25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趕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15年趕上英國’的口號仍不變。”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的工作會議上總結“大躍進”的經驗教訓時說：過去總是冷得不夠，熱得多了一點?，F在看來，搞社會主義建設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辦不成事，越急就越辦不成，不如緩一點，波浪式地向前發展。1962年，他在七千人大會上再次強調，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100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既要堅持趕超戰略，又要步驟穩妥。1963年八九月間經毛澤東修改《關于工業發展問題》初稿時指出：“在三年過渡階段之后，我們的工業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考慮：第一步，搞15年，建立一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使我國工業大體趕上世界先進水平;第二步，再用15年，使我國工業接近世界的先進水平。”1964年12月召開的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對“兩步走”戰略進一步表述為：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的國民經濟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考慮：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
三是從工業化到四個現代化。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就指出：“中國工人階級的任務，不但是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而斗爭，而且是為著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而斗爭。”新中國成立后，經過三年的國民經濟恢復，黨明確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但我們在因循蘇聯工業化道路時也出現了一些不相適應的問題。1956年初，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的報告中指出，不能片面地注重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而應走在大力發展農業和輕工業的基礎上去發展重工業的道路。1958年，在糾正“大躍進”中的“左”傾錯誤時，毛澤東又進一步闡述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辯證關系，明確說“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工農業同時并舉。我們實行的幾個同時并舉，以工農業同時并舉為最重要。”到1962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這一理論又完善為“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總方針。至此，毛澤東基本形成了以重工業為主，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同時并舉為主要內容的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的理論。隨著對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認識的不斷深化，毛澤東逐步形成了現代化理論。1957年春的最高國務會議和黨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兩次講話都講到要建設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澤東在研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強調：“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1963年8月，經他修改的《關于工業發展問題》初稿也指出：我們要“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1964年12月，周恩來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鄭重宣布：今后發展國民經濟的主要任務，就是要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
第三、為了反對帝國主義圍堵和侵略，保證國家安全和應對未來戰爭，毛澤東將“備戰”列入工業現代化戰略。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并危及我國安全，中國被迫卷入戰爭，由此導致中美兩國的直接對抗和來自西方帝國主義的威脅，其實1840年以來這種威脅就幾乎沒有停止過。這種國際環境和歷史教訓都迫使中國必須加強國防力量，而優先發展重工業和盡快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則是加強國防力量、維護國家安全的基本經濟措施。
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就把建立強大的國防軍隊和加強經濟力量作為當時中國人民的兩件大事，及時提出了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的任務。早在1949年9月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他就明確指出：“在英勇的經過了考驗的人民解放軍的基礎上”，“我們將不但有一個強大的陸軍，而且有一個強大的空軍和一個強大的海軍”。這就為新中國國防和軍隊建設指明了奮斗方向。
1960年5月，根據國際形勢，毛澤東指出：“現在，美帝國主義在東方，比如在日本、臺灣、南朝鮮、菲律賓、南越、泰國、巴基斯坦，建立了很多軍事基地，對我們威脅很大。”1961年8月，毛澤東又提出：按照我們的意見，是不要打世界大戰的，但是按照帝國主義的意見，是要打世界大戰的。“所以要警惕，每天說不會打，使大家睡覺，使大家認為是共產黨說不會打了，一個早上忽然打起來怎么辦?還不如說帝國主義要打，準備好對付帝國主義要打好一些。就是說做壞的方面準備，這么做了準備，也許可以不打。”
因此，當國民經濟調整基本結束后，在1964年制訂“三五”計劃草案時，毛澤東即調整60年代初期提出的按農輕重為序的方針，提出“兩個拳頭”和“一個屁股”的投資政策。毛澤東還說：“酒泉和攀枝花鋼鐵廠還是要搞，不搞我總是不放心，打起仗來怎么辦?”1965年6月毛澤東在聽取匯報時又指出：計劃要考慮三個因素，第一是老百姓，不要喪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災荒。農輕重次序要顛倒一下，吃穿用每年略有增加就好。1965年在關于農業機械化問題給劉少奇的信中，又提出將備戰作為第一因素，同時與農業機械化聯系起來。
1965年以后，以備戰為第一考慮，毛澤東從存在著新的世界戰爭的嚴重危險的估計出發，提出原子戰爭時期，沒有強大、穩固的后方不行。據此他提出了把全國劃分為一、二、三線的戰略布局，下決心搞好三線建設。這一著名的“三線建設”理論，最能夠反映出毛澤東社會主義工業現代化理論中的“備戰”理念。
第五節 毛澤東社會主義工業現代化理論的創新
由于毛澤東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并努力將蘇聯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理論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進行了長達半個世紀的探索，留下了極其寶貴的歷史經驗和創新理論，非常值得結合當前我國改革和發展國民經濟的實際來認真學習、繼承和發揚。
一、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工業現代化理論的艱辛探索與卓越創新
優先發展重工業和高速度發展工業，即快速實現社會主義工業現代化，是蘇聯經濟建設模式的顯著特點，是上世紀30年代的成功經驗。在新中國經濟建設中，毛澤東提出先要學習蘇聯的經驗，將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模式作為中國的榜樣。中共八大前后，基于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估計和蘇聯經驗的借鑒，生產關系問題基本解決，面對帝國主義的封鎖和國內人民快速發展的要求，毛澤東對高舉三面紅旗，爭取經濟建設快速發展充滿信心，但沒有想到“大躍進”中黨內出現急于求成、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否定商品經濟等“左”傾錯誤，以及敵對勢力干撓破壞的情況，這使毛澤東高度警覺，親自深入各地，調查研究，率先發現問題，多次召開中央工作會議，開展自我批評，自擔領導責任，反復分析論述，講明科學真理，耐心動員全黨逐步糾正了“左”的錯誤。
1961年以后，毛澤東又總結了過去十幾年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在農輕重關系、經濟發展速度等問題上都進行了創新?？傊珴蓶|針對蘇聯模式的弊病，積極探索中國自己的工業化道路，提出了不少符合中國國情的工業現代化理論和政策，這里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敘述毛澤東有關社會主義工業現代化理論的探索與創新。
第一、針對蘇聯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理論和失調，提出以農、輕、重為序協調發展國民經濟的理論和政策。
蘇聯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理論，是以列寧和斯大林在十月革命成功后，面對帝國主義壓力，為快速完成蘇聯工業化任務而提出的理論和政策。由于后來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上都發生在經濟落后的國家，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后普遍面臨著工業化的任務，因此以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為基礎的優先發展重工業理論就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共識。對此，毛澤東通過對蘇聯和本國經濟建設經驗教訓的深思熟慮，對工業化過程中如何協調發展農、輕、重產業提出了新的理論和政策。
在對待農輕重關系方面，雖然優先發展重工業對建立本國的工業體系至關重要，當時的產業結構也需要優先發展重工業，但是毛澤東針對蘇聯過分長期強調工業、尤其是重工業而忽視輕工業和農業的弊病和幾年來我國的具體情況，提出了農、輕、重為序協調發展的方針。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報告中提出：“我們現在發展重工業可以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少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一種是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從長遠觀點來看，前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礎不那么穩固，幾十年后算總賬是劃不來的。后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的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會使它發展的基礎更加穩固。”“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還要適當地調整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例，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1957年1月，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講農業重要性時說：“因此，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農業就是工業。要說服工業部門面向農村，支援農業。要搞好工業化，就應當這樣做。”同年2月，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講話中專門論述了中國工業化的道路：“這里所講的工業化道路的問題，主要是指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關系問題。我國的經濟建設是以重工業為中心，這一點必須肯定。但是同時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
“農業和輕工業發展了，重工業有了市場，有了資金，它就會更快地發展。這樣，看起來工業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實際上不會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1957年10月9日，毛澤東在擴大的八屆三中全會上又提出：“講到農業與工業的關系，當然，以重工業為中心，優先發展重工業，這一條毫無問題，毫不動搖。但是在這個條件下，必須實行工業與農業同時并舉，逐步建立現代化的工業和現代化的農業。過去我們經常講把我國建成一個工業國，其實也包括了農業的現代化。”
毛澤東在1959底至1960年2月研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期間，又多次闡述了上述理論。應該說，毛澤東提出的這個工農業并舉的理論，將農業現代化納入了工業化范疇來考慮，與當時無論是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相比，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創新貢獻。
在對待積累與消費關系方面，根據蘇聯工業發展很快但幾十年內人民生活提高緩慢的教訓，毛澤東提出要處理好國家與企業、企業與個人三者之間的關系，要做到三者兼顧。毛澤東特別提出要處理好國家與農民的關系，指出“蘇聯的辦法把農民挖得很苦。他們采取所謂義務交售制等項辦法，把農民生產的東西拿走太多，給的代價又極低。他們這樣積累資金，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極大的損害。”“我們對農民的政策不是蘇聯的那種政策，而是兼顧國家和農民的利益。”“鑒于蘇聯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我們必須更多地注意處理好國家與農民的關系。”
努力糾正“大躍進”中出現的急于求成、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弄虛作假和“一平二調三收款”等“左”的錯誤和人為破壞，并于1961年國民經濟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之后，毛澤東又及時總結了建國以來工業化的經驗教訓，提出了“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工業化理論。1962年9月，在中共中央八屆十中全會上進一部強調提出“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總方針。1963年9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工業發展問題(初稿)》文件，提出我國工業發展的方針：一是工業和農業密切結合，發展工業和發展農業并舉。二者的關系是：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二是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生產密切結合，發展重工業和發展輕工業密切結合。二者的關系是：重工業是建設的中心，但是，可用多發展一些輕工業的辦法來促進重工業的發展。三是民用工業和國防工業密切結合，發展基礎工業和發展尖端技術同時并舉。二者的關系是：基礎工業為為尖端技術創造廣泛發展的條件，反之，尖端技術又為基礎工業創造提高的條件。文件還指出，所謂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就是要有能力為農業、工業、國防、交通運輸業提供成套技術裝備的基礎工業體系。
第二、針對中國人口多、底子薄、起點低，提出大中小企業并舉、城市工業和鄉村工業共同發展的理論和政策。
建國初期，針對中國農村人口眾多、農業勞動力過剩以及城市失業問題嚴重的狀況，中國共產黨就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提出了關于農業勞動力就地轉移的理論和政策。
在以往學習和研究毛澤東社會主義工業現代化理論時，人們對毛澤東提出的工業與農業并舉、中央工業與地方工業并舉的理論和政策關注較多，實際上，大型企業與中小型企業并舉、城市工業與農村工業并舉的理論和政策在毛澤東的工業現代化理論和政策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在實際工作中有所忽視，未能全面貫徹，影響至今。
1958年成都會議在發展工業問題上，提出了發展中央工業和發展地方工業同時并舉的方針。毛澤東認為：由于地方工業同農業有更為直接、更為密切的聯系，所以，實行這個方針，就可以更有成效地使發展工業和發展農業同時并舉和相互支持;就可以把地方辦工業的積極性、人民群眾辦工業的積極性更廣泛、更充分地調動起來，從而必然會加快我國工業化的速度和農業技術改造的速度。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發展地方工業問題的意見》指出：“地方工業的任務是：為農業服務(這是基本的);為國家大工業服務;為城鄉人民生活服務;為出口服務。實現這些任務的方法是：打破對于工業化的神秘觀點，全黨辦工業，各級辦工業，全面規劃，加強領導，走群眾路線。各省、自治區應該在大力實現農業躍進規劃的同時，爭取在五年或者七年的時間內，使地方工業的總產值趕上或者超過農業總產值。”中央提出：“各省、市、自治區在制訂地方工業發展規劃的時候，……應該包括縣、鄉、社所辦的工業在內，……縣以下辦的工業主要應該面向農村，為本縣的農業生產服務。……現在各地縣以下工業企業的形式，大體上可分為縣營、鄉營，合作社(農業社或手工業社)營，縣、社或鄉、社合營等三種。農業社辦的小型工業，以自產自用為主，如農具的修理，農家肥料的加工制造，小量的農產品加工等。”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通過的涉及社辦工業的文件。
1958年7月1日，《紅旗》雜志第3期發表文章，最早提出“把一個合作社變成一個既有農業合作又有工業合作的基層單位，實際上是農業和工業相結合的人民公社。”不久，毛澤東視察人民公社時贊同說：“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便于領導。”8月份，北戴河會議發布《關于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決定在全國普遍建立人民公社。而人民公社又在“大躍進”和“大辦工業”的熱潮中，大力發展工業，形成了建國以后農村工業發展的第一次浪潮。關于大中小企業共同發展的理論，是在“一五”計劃期間就提出的，當時主要針對有些人忽視沿海那些技術落后的中小企業現象提出的。
1957年2月，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中指出：“我們必須逐步地建設一批規模大的現代化的企業以為骨干，沒有這個骨干就不能使我國在幾十年內變為現代化的工業強國。但是多數企業不應當這樣做，應當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業，并且應當充分利用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工業基礎，力求節省，用較少的錢辦較多的事。”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同時并舉的工業化方針和方法，是毛澤東主要根據我國財力有限、人口眾多、資源技術配置多層次的特點而設計的。
1963年9月，中共中央下發征求意見的《關于工業發展問題(初稿)》再次提出了實行大中小企業相結合的發展思路，由于中小企業具有投資少、收效快、適應性強、利于專業化和便于轉產等優點，要更多地建立現代化的中小型工廠。
最后應該說，上述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工業現代化的理論和政策，都是既符合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又符合我國國情的，是非常正確而科學的，成為我們黨的寶貴理論和政策財富。但遺憾的是，毛澤東逝世以后，上述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工業現代化正確理論和政策未能全面貫徹始終，還遭遇了貧富兩極分化和“三農問題”，甚至遭到敵對勢力及其歷史虛無主義的否定、污蔑和攻擊。這必然遭到人民的堅決反對和有力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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