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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經典政治經濟學理論輯要》第四十章:中國人口和計劃生育的理論

蕭紹良 · 2021-05-10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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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根據我國人口發展的實際狀況,適時地提出了計劃生育這一重要理論,并在一個五六億人口的大國開始實踐,取得了顯著成效。

  第四十章  中國人口和計劃生育的理論

  敵對勢力及其歷史虛無主義往往拿中國的人口問題來詆毀毛澤東,認為毛主席“人多力量大”的一句話就讓中國多生了幾億人口,這其實是最大的造謠污蔑。自從有了私有制,就有了剝削和壓迫,就有了階級和階級斗爭,中國的人口在奴隸社會和封建時代由于周期性危機與戰亂,長期受到抑制,到明末清初時只有幾千萬,只是到了清康煕年間,實行“圣世滋丁,永不加賦”,而田土卻按人頭分的籠絡漢人政策,才使中國的人口迅猛增長,到抗日戰爭時期是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到新中國成立時已超五億。在這樣的人口基數下,加上人民生活的不斷改善、社會環境的安定,新中國人口的大幅度增長是必然的趨勢。但是三十多年來,國內外別有用心的人卻制造出的這一人口謊言卻流毒至今。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根據我國人口發展的實際狀況,適時地提出了計劃生育這一重要理論,并在一個五六億人口的大國開始實踐,取得了顯著成效。重溫毛澤東人口和計劃生育的理論,回顧以毛澤東為主席的第一代中共中央領導集體實行計劃生育的歷程,總結歷史經驗,繼承和發展這一份珍貴遺產,對我們建設具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實現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第一節  一個大國要有合理的人口規模

  毛澤東對中國人口歷來是十分關注的,認為中國作為一個大國,要有一定的合理的人口規模。新中國成立前夕,他就指出: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我們的極好條件是有四萬萬七千五百萬的人口和九百六十萬公里的國土。我們面前的困難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但是我們確信:一切困難都將被全國人民的英勇奮斗所戰勝。”1954年8月24日,他在會見英國工黨代表團時又說:我們沒有別的本錢,只有一樁,就是老百姓。人多,地大,是我們的兩樁本錢。1958年4月15日,毛澤東在《介紹一個合作社》一文中又指出:除了黨的領導之外,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

  毛澤東論述人口問題,集中表現在中共八大之后。從中可以看出毛澤東設想中的人口規模。1957年2月14日,他同全國學聯負責人談話時說:“中國人多也好也壞,中國的好處是人多,壞處也是人多。北京現在有三百六十萬人口,將來要是有三千六百萬人口,北京市市長如何得了。你們將來當了市長怎么辦?要安排工作,安排小孩子,解決交通運輸問題,那時逛公園也要排隊。”“六億人口怎么能沒有困難呢?往后還會有困難,將來發展到九億、十億人口,那時你們會覺得現在的日子好過得很。”毛澤東在會上又講到:“在這里,我想提一下我國的人口問題。我國人口增加很快,每年大約要增加一千二百萬至一千五百萬,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近來社會上談這個問題的人多起來了。對于這個問題,似乎可以研究有計劃地生育的辦法。……并且要得到人民的完全合作。”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這個國家有這么多的人,這是世界上各國都沒有的。要提倡節育,要有計劃地生育。我看人類是最不會管理自己了。工廠生產布匹、桌椅板凳、鋼鐵有計劃,而人類對于生產人類自己就沒有計劃了,這是無政府主義,無組織無紀律。這樣下去,我看人類是要提前毀掉的。中國六億人口,增加十倍是多少?六十億,那時候就快要接近滅亡了。我今天不著重談節育問題,因為我們邵力子先生是個專門的名家,他是大學專科畢業的,比我高明。還有我們李德全部長,也很注意這個問題。關于這個問題,政府可能要設一個部門,或者設一個節育委員會,作為政府的機關。人民團體也可以組織一個。因為要解決技術問題,設一個部門,要有經費,要想辦法,要宣傳。” 3月1日,他在《在第十一次最高國務會議作結束語的提綱》里指出:“控制在六億人口(控制一個時期少增長,以待條件具備,再作適當增長)。” 12月14日,他在會見緬甸友好代表團和緬甸友好經濟考察團的全體人員時說:我們人口在增加著,估計到二十世紀末中國人口將達到十億。

  1958年1月28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指出:人多好還是人少好?我說現在還是人多好,恐怕還要發展一點。我看要搞到七億人口,就會緊張起來,邵(力子)先生那個道理就會大興。邵先生之道大興之時,是什么時候呢?就是七億人口到八億人口那個時候。3月23日,他在成都會議上的一次插話中說:實際人口七億五到八億時再控制。

  1964年5月中旬,毛澤東聽取國家計委領導小組匯報關于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初步設想時,提到了他越來越關注的人口問題。他說:1970年人口將要增長到八億,這是個大問題。1965年8月13日,周恩來指出:我們搞十五年規劃,要為把人口控制在八億以內而奮斗。

  1974年12月17日,毛澤東聽取鄧小平匯報起草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的情況。當鄧小平說到1985年恐怕就十億人口了,他立即表態說:人口非控制不可。

  可以看出,毛澤東設想中的人口規模是到二十世紀末達到十億人口。據此認為,從六億人口控制一個時期,到八億人口就要大抓節育工作,人口的峰值是十億。

  

  第二節  人類自身的生產也要有計劃

  事關國計民生的社會生產,包括物質的、精神的產品和服務的生產、流通等經濟活動,即農業、工業、交通通信業、商業服務業、建筑業、文化產業等物質生產和服務部門,也包括教育、文化、知識、信息、藝術、體育等精神產品的生產和服務部門。社會生產始終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都要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人類自身的生產也要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這是人類與自然環境和諧共榮的必然要求。

  一、毛澤東主張中國人口有計劃的生育

  什么叫有計劃生育?1957年3月1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結束語中指出:“總而言之,人類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時候使他能夠增加一點,有時候使他能夠停頓一下,有時候減少一點,波浪式前進。有些時候增加一點,有些時候停頓一下,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計劃的生產。”毛澤東關于中國人口的這個設想,揭示了計劃生育的科學內涵。毛澤東根據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特征和中國人口發展現狀,提出了計劃生育這一新理論,折射出他深遠的世界歷史眼光。

  人類能不能實行計劃生育,從理論上講,這是可行的。1956年10月12日,毛澤東會見南斯拉夫婦女代表團時說:“社會的生產已經計劃化了,而人類本身的生產還是處在一種無政府和無計劃的狀態中。我們為什么不可以對人類本身的生產也實行計劃化呢?我想是可以的。”

  從實踐上講,這又是一個很復雜,也很困難的問題。對此,毛澤東有著清醒的認識。1957年3月1日,他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說:“人口控制在六億,一個也不多啦?這是一種假設。……現在我國人口每年增長一千多萬。你要他不增長,很難,因為現在是無政府主義狀態,必然王國還沒有變成自由王國。在這方面,人類還完全不自覺,沒有想出辦法來。我們可以研究也應該研究這個問題。政府應該設立一個部門或一個委員會,人民團體可以廣泛地研究這個問題,是可以想出辦法來的。總而言之,人類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時候使他能夠增加一點,有時候使他能夠停頓一下,有時候減少一點,波浪式前進,實現有計劃的生育。這一條馬(寅初)老今天講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從前他的意見沒有放出來,有人反對,今天算是暢所欲言了。這個問題很值得研究,政府應該設機關,還要有一些辦法。人民有沒有這個要求?農民要求節育,人口太多的家庭要求節育,城市、農村都有這個要求,說沒有要求是不適當的。”“我看人類自己最不會管理自己。對于生產人類自己就是沒有計劃,就是無政府主義。”因此,他強調指出,“要研究計劃生育的問題。”

  毛澤東一貫主張節育。他是我國計劃生育工作的積極倡導者和主要決策人。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直至七十年代,毛澤東一直都是明確表示要提倡節育的。從現有的文獻來看,至少講過19次。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會議上指出:這里頭要提倡節育,少生一點就好了。“我們這個國家有這么多的人,這是世界上各國都沒有的。要提倡節育,要有計劃地生育。……中國六億人口,增加十倍是多少?六十億,那時候就快要接近滅亡了。”1960年5月11日,毛澤東在鄭州同河南省委負責人吳芝圃、楊蔚屏談話。當他得知河南人口是五千一百萬時,嚴肅地說道:“恐怕要提倡一下節育,多印一點避孕的書,制造避孕的藥品和器具。”1975年2月,毛澤東再次強調:“人口非控制不行。”

  從這里可以看出,建國后,毛澤東是一直提倡節育和計劃生育的。愈到后來,這個思想愈堅定,愈強調計劃生育。

  二、為什么要搞計劃生育

  (一)人口增加的嚴峻形勢和人民的要求

  1953年全國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結果表明,從1949年到1952年各年凈增人口為1千萬左右。1956年全國總人口為6.2億。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會議上指出:“我國的人口增加很快,每年增加的,大約在一千二百萬以上。” “在許多人口稠密的城市和鄉村,要求節制生育的人一天一天多起來了。我們應當根據人民的要求,作出適當的節制生育的措施。這個工作的推行,應當得到人民的自愿合作。”

  1957年3月1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結束語中指出:“人民有沒有這個要求?農民要求節育,人口太多的家庭要求節育,城市、農村都有這個要求,說沒有要求是不適當的。”

  (二)人口多帶來吃飯、穿衣、住房問題,影響人民生活的改善

  新中國成立后,就人口多帶來吃飯等一系列問題,毛澤東談了20次,其中與外賓談了15次。可見,他對這個問題的高度關注。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國人口如果繼續按現在的速度增長,那么,全國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就要降低,許多困難問題的解決就要延遲,這是很明顯的。”

  1963年5月3日,毛澤東會見幾內亞政府經濟代表團和婦女代表團時說:“我們的國家有一個很大的缺點,人太多,這么多人要吃飯,要穿衣,所以現在還有不少困難。”兩天后,即5月5日,毛澤東會見馬里文化代表團時說:“中國大是大,但人太多,難辦,這么多人要吃飯、穿衣、住房子。”

  1970年5月11日,毛澤東會見越南勞動黨中央第一書記黎筍時說:“中國人多,他們怕。我們也怕,因為人多要吃飯,要穿衣,那個問題可多了。”

  (三)四個重要的國際因素

  第一個國際因素:人均理論才能夠真實反映國際比較的發展水平。當年毛澤東提出人均理論,這是很寶貴的,折射出毛澤東的世界眼光。關于人均理論,毛澤東一共講了14次。

  1956年2月25日,毛澤東在聽取重工業部匯報時說:“我們永遠不要這個什么‘中國第一’。你人口這么多,按人口比例一算(系指按人口計算生產水平,如一個人擁有多少噸鋼),荷蘭、挪威都比我們多,總不要吹中國第一。”

  1968年11月10日,毛澤東會見葉海亞·汗總統率領的巴基斯坦武裝部隊友好代表團時說:“我們現在比蔣介石時候有些進步,但是和別的工業國比較,還差得很,在許多方面,還不行。更不要說工業水平按人口比例與英國、法國、西德、意大利、日本、美國、加拿大和蘇聯比了。”

  在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始終清醒地堅持用人均理論來考慮中國的發展問題。這是實事求是,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第二個國際因素:人口多不是侵略的理由。面對“中國人多,將來出路成為問題”的質疑,毛澤東從理論上回答了人口多不是侵略的理由,從實踐上踐行了中國不稱霸的諾言。但是,中國人口多的現實引起的國際關注,也是我們推行節育政策的一個外部因素。

  毛澤東認為,靠發展經濟來解決人口吃穿問題。1954年12月1日,毛澤東會見緬甸總理吳努時說:“我們人口多的問題,可以用發展生產的方法來解決。我們反對過去希特勒說過的話,他說,人口多就應該向國外擴張,在國外取得東西。”

  關于這個問題,1957年6月6日,周恩來接見日本醫學代表團時就十分坦誠地說道:“大力宣傳節育,可以使鄰國安心。有人擔心我們人口多了是否會侵占別人國土。中國不會走羅馬帝國的道路,也不會侵犯別的國家。”

  可見,中國實行計劃生育,也是對國際輿論的正確回應。

  第三個國際因素:關注外國人口、國土比例的有益經驗。

  1961年12月5日,毛澤東會見委內瑞拉加拉斯加市議會代表團時說:“你們是七百萬人口住在九十一萬二千平方公里土地上,所以你們國家的前途是大有可為的。你們事業的環境是很好的,人口、國土比例是很好的,有發展余地。革命之后,這么大的國土,豐富的資源,解決七百萬人口的衣、食、住、行,就同我們完全不一樣了。”還舉例說,“我國浙江省二千六百萬人口住在十幾萬平方公里面積上。”

  1963年5月5日,毛澤東會見馬里文化代表團時詢問馬里的人口和面積。當得知馬里450萬人口居住在124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上,毛澤東稱贊說:“你們國家大有發展前途。”還拿江蘇、上海來作比較。他說,“馬里有中國的十二個江蘇省那么大,江蘇省是十萬平方公里,人口太多了,有四千八百萬。上海市區和郊區共一千萬人,只有不到六千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積。”

  毛澤東會見外賓時,經常贊賞他們國家地廣人稀、人口和國土的比例很好,并與中國做比較。可見,他是始終在思考著中國人口問題的。

  第四個國際因素:外國人口節育的實踐經驗。

  1958年1月23日,毛澤東會見奉調離任的印度駐中國大使尼赫魯和夫人時說:“英國、法國、日本已經控制了人口的增長。”1月28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我們的人口要“像日本人一樣能控制,像英國一樣能控制。”

  1963年1月21日,毛澤東會見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第二副主席約多一行時說:“要像日本、法國一樣來一個計劃生育。在法國、日本,可能還有德國、英國,都有控制,我問過日本人。他們說,他們一般不超過九千萬。法國幾年中都控制在四千多萬以內。”就在這次會見結束時,毛澤東揮起大手,突然加重了語氣說道:“資產階級能控制人口的發展,難道馬列主義者的我們不能做到嗎?”這顯示了他對堅持搞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堅強決心和信心。

  可見,外國卓有成效的節育工作,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影響著他對中國計劃生育工作的思考和決策。

  三、怎么樣搞好計劃生育工作

  (一)從人本的視角看節育工作

  1、節育工作要從使用上方便人民。

  1965年1月9日,毛澤東會見斯諾時說,“最好能制造一種簡便的口服避孕藥品。”

  節育工作要從經濟上關心人民,提倡免費,實行少收費、不收費。1965年7月19日,毛澤東與醫務人員談話時說:“在天津避孕藥不收費,似乎是賠錢,可是切實達到節制生育的目的,出生率受到控制,城市各方面工作都容易安排了,這是賠錢還是賺錢?”他還說,“藥品醫療不能以賺錢不賺錢來看。一個壯勞動力病了,給他治好病不要錢,看上去賠錢,可是他因此能進行農業或工業生產,你看這是賺錢還是賠錢?” 1972年7月24日,與幾個同志的談話時又說:“ 關于避孕工作,我看要送上門去,避孕藥物、器械這些東西,免費提供,挨家送,因為人家不好意思來領嘛。人體的八大系統都要研究,包括男女關系這種事情。要編成小冊子,挨家送。不然,人家不好意思啊。”這些都是從政治家的視角看問題的,而且對人民是體貼入微的。

  2.要做好宣傳教育工作,爭取群眾支持。

  要做好群眾的宣傳教育工作,首先要做好青年學生的宣傳教育工作。1957年3月7日,毛澤東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談會上指出:“學生談戀愛的風氣應當加以扭轉。婚姻法有關結婚年齡的規定不必修改,但要勸青年晚點結婚。” 他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我主張中學要上課,要教育怎么樣生孩子,怎么樣養孩子,怎么樣避免生孩子,要生就生,要不生就不要生。”毛澤東提出計劃生育要從中學抓起,這是很有遠見的。

  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還說:“計劃生育無非也是來個大鳴大放,要來個大辯論,要公開作教育。”他強調指出:“將來要做到完全有計劃的生育,沒有一個社會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來做,那是不行的。”

  1972年7月24日,毛澤東在與幾個同志的談話時主張把計劃生育的內容編成小冊子,挨家送。這種做法,就是把宣傳教育工作做到千家萬戶。

  3.強調規劃,分步驟進行,先城市后農村。

  1957年10月9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說:“計劃生育,也來個十年規劃。少數民族地區不要去推廣,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廣。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進行試點,逐步推廣,逐步達到普遍計劃生育。”他認為,“抓人口問題恐怕也是三年試點,三年推廣,四年普遍實行。十年不搞,將來又增加到八億。來個十年計劃,三年宣傳試點,再有三年推廣,過去六年了,還剩下四年,就普遍推廣。”

  當時,中國城市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很高,就業的壓力主要來自城市。農村中的農民都參加生產隊的集體勞動,無所謂就業問題。這些都促使毛澤東把節育的重點放在城市。

  1963年3月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全部完成和力爭超額完成精減任務的決定》指出:現在有必要在全國人民中,特別是在城市人民中,大力提倡晚婚和計劃生育。

  在中國這樣一個農村人口占很大比重的國家里,要想真正取得控制人口的實效,除城市外,還必須把農村的計劃生育普遍搞起來。

  毛澤東把節育工作的重點放在城市的同時,也很關注農村的節育工作。1965年1月9日,毛澤東會見斯諾時還說,他對中國的計劃生育的進程感到不滿意,因為在農村還沒有推廣。城市人口從1964年開始呈現下降趨勢(包括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到1974年,上海、北京、天津、江蘇、河北等五個省、市,提前完成了“四五”人口規劃指標。當時人口增長率控制在1.5%以下的有七、八個省市。應當說,這是很有成績的。

  4.提高人口的科學文化素質,有利于節育工作。

  1958年1月23日,毛澤東會見奉調離任的印度駐中國大使尼赫魯和夫人時說:“我們現在還無法控制人口的增長,大概到這個問題的威脅更大時,情況會好些。這同文化、教育水平有關。”1958年3月23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一次插話時說:“到趕上英國時,人民有文化了,就會控制了。”毛澤東希望人民有文化了就會自覺控制生育。他的這種人口文化素質提高反過來有助于控制人口數量的觀點,是完全正確的。人民的科學文化素質提升了,就比較容易克服傳統觀念,這樣又會反過來促進節育工作的開展。

  5.設立專門機構,為落實計劃生育提供有力的組織保障。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會議上指出:“關于這個問題,政府可能要設一個部門,或者設一個節育委員會,作為政府的機關。人民團體也可以組織一個。因為要解決技術問題,設一個部門,要有經費,要想辦法,要宣傳 。”

  1964年1月,國務院成立計劃生育委員會,下設辦公室,各直轄市和多數省先后成立了計劃生育委員會或領導小組。1973年7月,毛澤東又建議成立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各地區亦相應建立計劃生育工作機構。

  6.少數民族要發展人口。

  節育要分具體情況,不搞一刀切,這是符合計劃生育精神的。所謂計劃生育,不是一味地增加,也不是一味地減少,而是根據實際需要有計劃地增減。這體現了人口總體控制過程中的辯證法。

  毛澤東十分關心少數民族人口的發展。1952年10月8日,毛澤東接見西藏致敬團代表時說:“西藏地方大、人口少,人口需要發展,從現在二三百萬發展到五六百萬,然后再增至千幾百萬就好。還有經濟和文化也需要發展。” “共產黨實行民族平等,不要壓迫、剝削你們,而是要幫助你們,幫助你們發展人口、發展經濟和文化。”

  1971年8月28日,毛澤東接見韋國清、丁盛、劉興元時還說:“你們那個民族(壯族)人口要增加些才好。”

  7、計劃生育與增產節約相結合。

  毛澤東明確指出:“我看中國就是靠精耕細作吃飯。將來,中國要變成世界第一個高產的國家。有的縣現在已經是畝產千斤了,半個世紀搞到畝產兩千斤行不行呀?將來是不是黃河以北畝產八百斤,淮河以北畝產一千斤,淮河以南畝產兩千斤?到二十一世紀初達到這個指標,還有幾十年,也許不要那么多時間。我們靠精耕細作吃飯,人多一點,還是有飯吃。我看一個人平均三畝地太多了,將來只要幾分地就盡夠吃。當然,還是要節制生育,我不是來獎勵生育。”

  1958年1月28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時說:“人多好還是人少好?我說現在還是人多好,恐怕還要發展一點。你現在要人家節育,但我們一是工具不夠,二是宣傳不夠。農民字都不認識,還有早婚的習慣,你強迫他節育,又不行,他不能控制自己。人類還不能掌握這個勞動力的擴大再生產,幾億人口還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我看要搞到七億人口,就會緊張起來,邵(力子)先生那個道理就會大興。邵先生之道大興之日,是七億人口到八億人口之時。你現在講,他橫直不聽。但是我并不是說不要做宣傳,不要制造工具。要做宣傳,要盡可能做宣傳。我是贊成節育的,并且贊成有計劃地生育的。像日本人一樣能控制。現在人多一些,氣勢旺盛一些。要看到嚴重性,同時也不要那么很怕。我是不怕的,再多兩億人口,我看問題就解決了。走到極點就會走向反面。現在我看還沒有達到極點。中國地大物博,還有那么一點田。人多沒有飯吃怎么辦?少吃一點。要節省。一方面講節育,一方面要節省,要成為風氣。”

  8、重男輕女的風俗要改變。

  埃德加·斯諾(以下簡稱斯):“現在中國的農業情況很好。”毛澤東(以下簡稱毛):“中國的農業還是靠兩只手,靠鋤頭和牛耕種。”斯:“這次來,我去看了一些我十年前參觀過的公社。這些公社都取得了很大進步。”毛:“現在有些進步了,但還很落后,識字的人還不多,女人節育的還不多。”斯:“還是很不錯,同十年前或五年前相比較。”毛:“說有所進步,我贊成;‘很大的’,不能講。要謹慎。”斯:“但是現在沒有人反對節育了。”毛:“你這個人受人欺騙喲!農村里的女人,頭一個生了是個女孩,就想要個男孩子。第二個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個男孩子。第三個生了,還是女孩子,還想要男孩子。……一共生了九個,都是女孩子,年齡也是四十五歲了,只好算了。”斯:“是啊,但是現在反對節育的人不多了,年輕人不反對了。”毛:“重男輕女。這個風俗要改。我看你們美國可能也是重男輕女,要有一個時間才能改變。”

  第三節 努力提高中國人口的素質

  建國伊始,毛澤東就關注人口的素質問題。提高人民的素質,首先是提高人民的科學文化水平。1949年9月21日,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致開幕詞說:“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于世界。”建國后,黨和毛澤東十分重視在全國開展掃盲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出:“我們一為‘窮’,二為‘白’。‘窮’,就是沒有多少工業,農業也不發達。‘白’,就是一張白紙,文化水平、科學水平都不高。”

  要從根本上改變我國科學文化落后的狀況,提高人民的整體素質,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從全局考慮,確立一條正確的教育方針,從青少年抓起。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會議上指出:“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這個方針既是提高青少年學生素質的教育方針,也是提高公民素質的根本方針。

  1957年3月20日,毛澤東在南京部隊、江蘇安徽兩省黨員干部會議上的講話時指出:“剛剛革命,剛剛搞社會主義,這個生活怎么會好起來?糧食怎么會多起來?糧食多了沒有呢?是多了。一九四九年,人民政府成立的那一年,我們只有二千二百億斤糧食,去年我們就有三千六百多億斤糧食,增加了一千四百多億斤。但是多少人吃呢?我們這個國家的好處就是人多,缺點也是人多,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糧食多,增加這一千四百億斤糧食就不見了,有時還覺得沒有糧食。一九四九年缺少糧食,現在還是不夠。要過好生活,現在我們搞出十二年的生產計劃、科學計劃、農業計劃、工業計劃,一步一步來生產、工作。我們年紀大一點的人,這個問題容易懂,青年人可不容易懂,好像他們一到世界上樣樣要像個樣子。因此,要向他們進行教育,要向廣大人民群眾進行教育,特別是對青年進行教育,要進行艱苦奮斗,白手起家的教育。”

  1958年8月,毛澤東指出:“我們所主張的全面發展,是要使學生得到比較完全的和比較廣博的知識,發展健全的身體,發展共產主義的道德。”努力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勞動者,也是提高我國人口素質的一個重要目標。

  

  第四節 計劃生育的光輝實踐與歷史啟示

  我們應當牢記以毛澤東為主席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實行計劃生育的光輝實踐及其歷史啟示,永遠高度重視中國人口問題,始終做好我國的計劃生育工作。這是我們建設具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實現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戰略需要。

  一、以毛澤東為主席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實行計劃生育的光輝實踐

  1953年,新中國進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人口普查的數據表明,中國人口已經不是通常估計的4.5億,僅大陸地區的人口就已達到5.9億。人口過快增長,給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帶來多方面的不利影響越來越明顯,以毛澤東為主席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對此深感憂慮并高度關注。中央主要領導人都明確表態支持節育和開展計劃生育工作。

  中國的計劃生育是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提出,60年代在城市和少數農村推行,70年代逐步在全國推行。回顧這一段走過的歷程,是很有意義的。

  1953年9月29日,周恩來在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所作政治報告中指出:“我們大致算了一下,我國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一千萬,那么十年就是一萬萬。中國農民對生兒育女的事情是很高興的,喜歡多生幾個孩子。但是,這樣一個增長率的供應問題,卻是我們的一個大負擔。”

  1954年5月28日,鄧小平明確指出:“我認為避孕是完全必要和有益的……應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1954年12月27日,劉少奇召集關于節制生育問題的聯席座談會,并在總結時說:“現在我們要肯定一點,黨是贊成節育的。” 1955年2月,衛生部根據劉少奇講話的精神,寫了一份關于節制生育問題的報告。中共中央在批轉這份報告時指出:“節制生育是關系廣大人民生活的一項重大政策性的問題。在當前的歷史條件下,為了國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們黨是贊成適當地節制生育的。” 第一次把節制生育上升到黨的重大政策。

  1957年8月20日,陳云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指出:“中國人多,必須提倡節制生育。這是有關經濟建設的大問題。現在糧食、布匹、學校等緊張,都與人口多而且增長快有關系。” 這次會議決定,由陳云兼中央節育委員會主任。一個月后,陳云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的發言中指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除了農業增產外,“還要有一個重要條件,就是娃娃要少生一點。”1957年10月國家公布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提出:“除了少數民族的地區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傳和推廣節制生育,提倡有計劃地生育子女。”

  1962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的《關于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農村提倡節制生育,適當控制人口自然增長率,使生育問題由毫無計劃的狀態逐漸走向有計劃的狀態,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既定的政策。”

  為了抓好全國的人口控制,毛澤東還建議采取一些重大的行政措施。1971年,在他和周恩來的直接關懷下,國務院專門批發文件,提出了在第四個五年計劃時期的人口增長規劃。1973年7月,毛澤東又建議成立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各地區亦相應建立計劃生育工作機構,牽動億萬個家庭的計劃生育活動便在全國開展起來了。

  我國的計劃生育工作取得了顯著成績。全國總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12下降到1978年的2.30,凈增人口數由2321萬降至1285萬,自然增長率由2.88%大幅度下跌到1.20%。在回顧以毛澤東為主席的第一代中共中央領導集體在中國倡導和實行計劃生育的光輝實踐之后,再來看看所謂“錯批一人,誤增三億”之說,還站得住腳嗎?

  “錯批一人,誤增三億”的由來。“如果在50年代中期就像70年代那樣注意控制人口增長,那么中國人口就不會增加3億”,這是“誤增三億”的基本根據。對馬寅初的批判始于1957年底,批判高潮是在1959年底。對馬寅初以及他的《新人口論》的公開平反是在1979年6月,“錯批一人,多增三億”觀點的出籠是在1979年8月。1957年,我國的人口總數為6.46億,而到1979年年中,我國的人口總數為9.69億。22年間,總共增加3.1億。稍有人口學常識的人都知道,即使我國在馬寅初提出控制人口的當時就采取最為嚴厲的措施,把全國的婦女總和生育率立即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而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人口增長的巨大慣性,也不可能使這段時期的人口就達到“零”增長。

  建國后的第一次人口高峰發生在1952~1957年間,在批判馬寅初之前,毛澤東早已提出人口和計劃生育的理論;第二次人口高峰發生在1962~1967年間,此時中央已經出臺了計劃生育政策,在城市和少數農村推行,明確表示支持節育,與“批馬寅初”浪潮無關;對人口增長直接施加影響的是人口政策,而不是人口理論,當時的人口政策即計劃生育政策并沒有因“批馬寅初”而改變,更沒有鼓勵人口增長的政策;實際上人口增長具有慣性,將22年人口增長3億定性為“誤增”顯然是不科學的。如果這期間嚴格執行節育和計劃生育政策,人口是可以少增加一點的。這只能說明我們當時對計劃生育問題及其政策的認識和執行力都不夠而已。

  改革開放新時期,我們實行計劃生育的決心之大,力度之大,措施之嚴厲,可謂前所未有。也是來源于對過去的經驗教訓的總結。

  二、以毛澤東為主席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實行計劃生育的歷史啟示

  (一)必須始終堅持我國的基本國策實行計劃生育

  早在1955年3月,中共中央在批轉衛生部黨組關于節制生育問題的報告時指出:“節制生育是關系廣大人民生活的一項重大政策性的問題。” 第一次把節制生育上升到黨的重大政策。

  1962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的《關于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農村提倡節制生育,適當控制人口自然增長率,使生育問題由毫無計劃的狀態逐漸走向有計劃的狀態,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既定的政策。”

  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在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中人口問題始終是極為重要的問題。正如陳云指出:“人口問題解決不好,將來不可收拾。”因此,我們必須把實行計劃生育確立為我國的基本國策。

  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指出:實行計劃生育,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第一次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把計劃生育確立為我國的基本國策。此后,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繼續重申這一基本國策。

  (二)必須使計劃生育工作堅持法制化的軌道

  1979年3月23日, 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指出:“人口增長要控制。爭取到1985年把人口增長率降到10‰以下,降不到這個水平不行,國家負擔不起。在這方面,應該立些法,限制人口增長。”陳云和李先念也都主張法制。

  1978年3月,在全國人大五屆一次會議上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五十三條規定:“國家提倡和推行計劃生育。”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把計劃生育納入國家的根本大法,使人口和計劃生育的實行有了堅實的法律基礎。

  1980年9月10日,全國人大五屆三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規定:夫妻雙方都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

  2001年12月29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五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

  憲法、婚姻法和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有關計劃生育的規定和省、自治區、直轄市制定的地方計劃生育法規,對于穩定計劃生育政策,把計劃生育工作納入法制軌道,逐步建立依法管理計劃生育的新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20世紀七十、八十年代的一個時期,一些地方在計劃生育工作中出現了強迫命令的做法。這就說明了在依法抓計劃生育工作的同時,還要強調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人們堅持計劃生育的認識和自覺性。

  (三)必須提高計劃生育工作的執行力

  計劃生育工作的執行力主要是圍繞人口自然增長率和婦女總和生育率兩個方面來展開。

  在以毛澤東為主席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領導下,我們在計劃生育工作中很注意人口自然增長率問題。

  1965年7月19日,毛澤東在對醫務人員的談話時說,在天津避孕藥不收費,似乎是賠錢,可是切實達到節制生育的目的,出生率受到控制,城市各方面工作都容易安排了。

  1965年8月13日,周恩來要求上海市在五年內應把人口純增率降到1%。11月1日,他在接見中華醫學會第一屆全國婦產科學術會議代表時說:要使全社會都能夠按照計劃生育的要求,在二十世紀以內把人口年純增率控制在1%。

  在六十年代,提出人口自然增長率1%的目標,是有現實意義的。

  1971年國務院51號文件提出了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的人口控制指標,要求在“四五”期間,使人口自然增長率逐年降低,力爭到1975年,一般城市降到10‰左右,農村降到15‰以下。上述指標,在1973年6月召開的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第一次被納入國民經濟計劃。此后,歷次國家計劃均包括有人口指標,使計劃生育真正做到名實相符。

  在改革開放新時期,我們仍然注意人口自然增長率。1981年6月12日,鄧小平會見尼日利亞民族黨代表團時說:我們把計劃生育問題當作一個戰略問題,試圖在較短的時期內使人口年增長率不超過千分之五至六。我們必須定這個目標,否則,經濟的增長就被人口的增長抵消了。

  2008年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為5.2‰,鄧小平的設想終于實現了。要真正控制住人口增長,人口自然增長率必須為零,甚至一段時間為負數。

  在人口統計中有一個關鍵指標叫做人口總和生育率,即全社會平均每個婦女一生所生子女數。從控制論關于系統穩定性的觀點出發,容易證明,對每一個國家的人口總和生育率存在一個極限值,即“雙向生育率極限”。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臨界生育率是2.16。

  一般維持人口不增不減平均生育率在2.1左右。值得注意的是,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如果以后一直保持1975年的婦女平均生育數(3胎),100年后我國人口將達到42.64億;如果保持1978年的婦女平均生育數(2.3胎),100年后我國人口將約為21.19億。

  當時我們選擇的是,全國育齡婦女盡快實現“一胎化”,那么到20世紀末我國人口的自然增長率便可降低到零左右,總人口又不超過11億,隨后由于人口的慣性發展將出現人口減少的趨向。這可能是解決我國人口問題比較理想的一個方案。

  早在20世紀五十、六十、七十年代就提倡過生育兩個孩子就夠了。

  到了80年代,根據人口壓力增大的狀況,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中指出:“為了爭取在本世紀末把我國人口總數控制在十二億以內,國務院已經向全國人民發出號召,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這是一項關系到四個現代化建設的速度和前途,關系到子孫后代的健康和幸福,符合全國人民長遠利益和當前利益的重大措施。”

  用公開信的形式向黨團員發出號召,這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表明中共中央對計劃生育工作的高度重視。

  在過去的30多年里,中國的人口控制工作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從1978年的2.3下降到了1997年的1.8,已低于臨界值。1998年人口自然增長率首次下降到了10‰以下。為未來中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創造了較好的人口環境。

  同時,中國的人口控制也為減緩世界人口的快速發展態勢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是,外國一些人士認為,中國控制人口、節制生育是不人道的。對此,鄧小平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控制人口,使國家發展起來就是最大的人道主義。”

  計劃生育政策實施以來,全國少生4億多人。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由1978年的12‰下降到2008年的5.2‰;總人口由1978年末的96259萬人增加到2007年末的132129萬人,年均增長1.1%,比改革開放前的年均增速下降0.9個百分點,進入平穩增長期。

  中國的總和生育率穩定在什么水平最有利于中華民族的可持續發展?2006年12月,300位人口專家歷時兩年研究完成的《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生育率應穩定在1.8,就是現在這個水平,過高或過低都不利于我國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及其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今后十幾年,我國總人口每年仍將凈增800萬人左右,到2033年左右達到峰值15億人,人口數量仍然是長期制約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關鍵問題。因此,穩定低生育水平、控制人口數量仍然是現階段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的重要任務,必須保持人口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

  (四)堅持做好我國人口和計劃生育的思想政治工作

  我國計劃生育工作開展的歷史并不長,但幾乎涉及到每個家庭和每個人的現實生活。計劃生育的本質其實是人口問題和家庭問題反映在黨和國家管理中的一種手段,涉及到人的行為方式等各個范疇。這種手段不能簡單的浮于表象,而是要深入到人的思想境界和潛意識中,因此,采用已被長期實踐證明,同時在黨和國家管理活動中一直發揮著重要作用的思想政治工作,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主觀能動意識,積極推動計劃生育工作在我國的長期堅持實行。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們黨和國家的重要政治優勢,是團結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實現黨和國家各項任務的中心環節,是經濟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線。人口計劃生育政策又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需要長期堅持實行。要使這項基本國策長期有效地落到實處,還必須堅持從“五個結合”做好人口計劃生育思想政治工作。

  1、注重思想政治工作與宣傳教育工作相結合,營造思想政治工作氛圍。思想政治工作本身就是一門綜合性的應用科學,正是這種綜合性,才有可能解決各種復雜的思想問題和實際問題。這就要求必須掌握一些相關的專業知識和輔助知識。這有助于我們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更好、更活、更富有成效。

  計劃生育工作就是解決育齡群眾在生育與節育上的思想矛盾,受幾千年封建思想和傳統婚育觀念的束縛,“重男輕女”、“多子多福”等陳舊的婚育觀念依然存在,婚育觀念的轉變是人口計生工作的根本。只有堅持宣傳教育為主的原則,將思想政治工作與宣傳教育工作相結合,兩者有機統一,才能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才能引導好、保護好、發揮好廣大育齡群眾自覺實行計劃生育的積極性,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2、注重溝通交流疏導與管理服務相結合,拓展思想政治工作渠道。以情動人,計劃生育工作者要熱愛計劃生育事業,在做群眾的思想政治工作時,要做群眾的“貼心人”。只有對群眾懷有深情厚誼,才能深入地把握群眾的思想脈搏,找準問題癥結,才能有針對性地搞好宣傳教育,提供讓群眾滿意的各項服務;才會有更大的耐心和韌性去做工作。與育齡群眾交心談心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計劃生育干部要學會溝通交流的技巧,放下架子、尊重群眾、以心換心、縮短感情距離。要循循善誘,寬以待人,對群眾反映的問題進行分析,旗幟鮮明地指出錯誤的觀點,及時恰當地給予批評教育。

  3、注重解決思想問題與利益導向相結合,增強思想政治工作活力。只有把提高群眾的思想認識和解決實際問題結合起來,才能轉變人們的思想,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思想政治工作也才會有更強的說服力和感染力。如果不注意解決群眾的實際問題,思想政治工作就容易脫離實際,就難以收到實效。完善利益導向機制,出臺有利于計劃生育的優惠政策和獎勵激勵措施,在就業政策、住房分配、社會保障等方面向計生家庭傾斜,使群眾看到黨和政府的溫暖,群眾的實際問題、思想問題也就自然得到解決。

  4、注重思想政治工作與改革創新相結合,推動計劃生育工作上水平。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開拓創新,要由“灌輸性”向“啟發性”轉變,由“說教型”向“務實型”轉變。學會“換位思考”,要成為群眾的知音和朋友。面臨新形勢,必須拋棄簡單生硬的說教,理解和尊重群眾的個人利益和物質需求,把思想政治工作融入解決實際問題之中。基層計劃生育工作干部要熟練地掌握做思想工作的本領,在開創新局面上有新思路、新辦法。除此之外,還應該是計劃生育業務上的內行,結合計劃生育工作去做思想政治工作,成為一名一專多能的復合型干部。

  5、注重典型引路示范與做好表率相結合,活化思想政治工作途徑。運用典型示范,通過宣傳先進的計劃生育人和事,用身邊事教育身邊人,是活化計劃生育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途徑,可以增強計劃生育的號召力,用先進的事跡教育、啟發思想較為落后的育齡群眾,也是一種常用的、有效的工作方法。學先進,趕先進,調動育齡群眾實行計劃生育的自覺性,促進人口計劃生育工作的有效開展。同時,這就要求把計劃生育工作隊伍建設成為精神風貌健康向上,職業道德高尚優良,干部隊伍勤政廉潔,廣大職工愛崗敬業,人際關系團結和諧,文化氛圍濃厚高雅,單位環境整潔優美的高素質隊伍。黨員干部要率先垂范、做好表率,要求群眾不違背計劃生育政策首先自己不違背,要管好自己、子女、親戚、朋友和鄰居,以無聲的行動和榜樣的作用教育人、影響人。只有建設一支高素質的計劃生育工作隊伍,才能更好地適應計劃生育工作的發展,才能使人口計劃生育工作長期有效地堅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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