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論社會主義經濟管理根本大法
毛澤東把“兩參一改三結合”的管理制度稱之為“鞍鋼憲法”，使之與蘇聯的“馬鋼憲法”(指以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冶金聯合工廠經驗為代表的蘇聯一長制管理方法)相對立。1960年3月22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批轉《鞍山市委關于工業戰線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的報告》的批示中，以蘇聯的經驗教訓為鑒戒，對我國社會主義企業的管理工作作了科學的總結，強調要實行民主管理，實行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即“兩參一改三結合”的制度。這個制度實際上是我國整個社會主義經濟管理的根本大法，具有深遠的意義。
第一節 鞍鋼憲法的由來及其深遠影響
毛澤東同志親自批示的“鞍鋼憲法”至今已經整整五十多年了。鞍鋼是鞍山鋼鐵公司的簡稱，是1948年11月東北解放后成立的，是我國第一個鋼鐵基地。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全國各地大批技術人員奔赴鞍鋼投入建設，一開始的時候學習蘇聯的馬鋼經驗，后來發現這種經驗過于強調企業主要領導干部的絕對權威，工人根本沒有地位，并不適合鞍鋼管理。“鞍鋼憲法”即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誕生，發揮了社會主義經濟管理制度開創性的巨大作用。隨著時代的進步和社會主義企業和經濟的發展，“鞍鋼憲法”在鞍鋼這片熱土上不斷賦予新的內涵，煥發出無限的生機與活力，放射著愈發璀璨的光芒。
毛澤東說過，兩個問題解決了，事情就好辦了：一個是糧食，一個是鋼鐵。1959年，鞍鋼的生產曾一度下滑，毛澤東十分著急，特派彭真赴鞍鋼進行檢查和指導。鞍鋼受到毛主席、黨中央的關懷，精神鼓舞激勵，生產熱情高漲，很快抑制生產下滑。更為可貴的是，鞍鋼人從中體會到了黨的領導、群眾路線和科學管理的巨大威力。在中共鞍山市委主持下，在深入細致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起草了5000多字的《關于工業戰線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的報告》，1960年3月11日呈送毛澤東。毛澤東仔細研讀后，欣然對這個報告做了長篇批示，多達600多字。在這個鮮見的長篇重要批示中，毛澤東最有神采和豪邁氣概的一句話就是：“鞍鋼憲法在遠東，在中國出現了。”毛澤東以詩人般的浪漫情懷、超凡想象力和深思熟慮的智慧，把一個關于工業企業管理原則和行為規范的報告，冠之以“憲法”——一個國家的根本大法的稱謂，這真好比晴天里的一聲春雷，在全中國以至在全世界境界里炸響。
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簡稱的馬格尼托哥爾斯克鋼鐵廠的“馬鋼憲法”催生了鞍鋼的《鞍鋼憲法》。馬格尼托哥爾斯克鋼鐵廠是當時蘇聯最大的鋼鐵冶金聯合企業，蘇聯冶金部門的示范企業，最早掌握了在巨型平爐生產合金鋼的方法、在初軋機上軋制裝甲板的技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對蘇聯戰勝希特勒做出過巨大貢獻。鞍鋼憲法的橫空出世之時，正是中國工業企業執行“馬鋼憲法”的第十個年頭，其生產下滑不能不引起毛澤東的極大關注和深思，究其原因，制定決策，勢在必然。
“兩參一改三結合”是鞍鋼憲法的核心與精髓，即“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正像馬克思在文學理論方面的論述，“莎士比亞化”是經后人不斷概括和總結出來的，毛澤東所說的《鞍鋼憲法》，也是經過領導和專家從“報告”中研究歸納出來的。《鞍鋼憲法》之所以具有鋼鐵般的硬度和力量，不僅僅符合了偉人毛澤東對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國內國際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斗爭的需要，糾正“大躍進”中出現的瞎指揮、亂指揮和盲目蠻干“左”傾錯誤的需要，它的寶貴之處更在于，真正探索出了一種新中國社會主義工業企業的管理模式。
這體現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一年來黨和國家對工業企業管理的高度重視，在我國企業管理史上具有劃時代的里程碑意義。但在當時正是“大躍進”中出現急于求成、瞎指揮、亂指揮、浮夸風、鋪張浪費、刮“共產風”“左”傾的非正常情況，毛澤東及時覺察，巡視調研，在鄭州、上海、南昌、成都等地多次召開會議，下功夫全力糾正“左”傾錯誤之際。正在此時，“鞍鋼憲法”應運而生?？v觀中國國營企業幾十年的發展歷程，鞍鋼憲法對我國企業管理普遍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我們現在耳熟能詳的黨委領導下的職工代表大會、職工合理化建議、科技革命群眾運動等都與這部憲法所代表的含義相關。此外，鞍鋼憲法在西方的現代化管理中也產生了一定影響。譬如日本的“全面質量管理”——亦即“豐田生產方式”，強調“團隊精神”，重視工人在企業管理中的地位與作用，被我國管理學者們發現，這是“鞍鋼憲法”經歷了“墻里開花墻外香”的過程，又回到了中國。原冶金部副部長周傳典在1999年的一次座談會上說：1982年我在日本訪問時，原新日鐵社長、日本經團聯會長稻山加寬先生對我說，我辦新日鐵就是學習了《鞍鋼憲法》的辦法，學習了“兩參一改三結合”。
“鞍鋼憲法”的產生并不是偶然的，它是鞍鋼工人階級關于中國工業發展道路的積極探索和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工業發展道路思考的結晶。作為曾經對中國工業發展道路有過重大影響的“鞍鋼憲法”，對于鞍鋼這個新中國成立后最早恢復和建立起來的第一個大型現代化鋼鐵聯合企業的生產和發展，以致對于中國鋼鐵事業的持續發展，無疑起到了歷史性的重大推動作用。歷史證明，在“鞍鋼憲法”的發源地，歷史地、科學地、全面地縱觀“鞍鋼憲法”，理解其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時期，特別是我國工業戰線上的歷史成因和歷史作用，深刻理解其重要的歷史地位和產生的重大影響，對于今天的鞍鋼和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仍然有著深遠的歷史意義和不可低估的現實意義。“鞍鋼憲法”的核心內容，黨委領導下“兩參一改三結合”也正在新的歷史時期被鞍鋼人不斷賦予新的內涵。站在歷史的高度，拂去歷史的煙塵，經過五十多年的風雨洗滌，“鞍鋼憲法”這面經濟管理大法旗幟非但沒有褪色，卻愈加顯現出它特有的光輝。“鞍鋼憲法”倡導的是黨的領導下中國工人階級主人公創新精神。黨的領導和主人公創新，一直是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企業發展的靈魂。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和一個企業，如果沒有黨的領導，沒有主人公創新精神，就將一事無成。有了黨的領導，有了主人公創新精神，就會充滿生機與活力。多年來，鞍鋼正是積極堅持和倡導了黨的領導和主人公創新精神，才使鞍鋼這個老工業基地煥發了勃勃生機。改革開放以后，鞍鋼經歷了“九五”、“十五”改造，發生了令世界矚目的重大變化，充分體現了黨的領導下主人公創新——這一國家、民族和企業的靈魂所發揮的巨大潛能和作用。“鞍鋼憲法”倡導的就是加強黨的領導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辦企業的民主精神。就是堅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辦企業的原則，尊重職工的首創精神。鞍鋼在生產建設中的每一步發展，都離不開廣大鞍鋼人艱苦奮斗，團結拼搏的精神。正是堅持了黨的領導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辦企業的原則，激發廣大職工的創造活力，鞍鋼才會戰勝一個個困難，實現跨越發展。從上世紀鞍鋼遇到購煤款緊缺到本世紀百年一遇大風雪和金融危機的突襲，鞍鋼人在嚴峻的考驗面前，臨危不懼，團結奮斗，萬眾一心，共克時艱。特別是在當今世界金融風暴和經濟危機先后席卷全球的嚴峻時刻，鞍鋼人在黨的領導下，在新的挑戰面前，知難而上，群策群力，同心同德，全心全意依靠職工群眾，共渡難關，生產經營創歷史最好水平。實踐證明，鞍鋼沒有戰勝不了的困難。
鞍鋼憲法，是毛澤東對中國國有大型企業管理模式探索的第一個豐碩成果，經驗證實黨委領導下“兩參一改三結合”是促進生產力大提升，推動經濟大發展的管理理論和政策。以“憲法”來定義鞍鋼的管理模式，表明它是中國所有企業必須認真貫徹執行的由一般“法律、法規”提升到國家大法的地位。如果說確定鞍鋼憲法是毛澤東關于國家公有制企業管理的理論和政策的形成，那么，鞍鋼憲法與工業學大慶的結合則是毛澤東企業管理理論和政策的進一步豐富和完善。其精髓就在于：“黨委領導下的廠長(經理)分工負責制”、“以人為本”“兩參一改三結合”、“大搞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
黨委領導下的“廠長(經理)分工負責制”。首先，把黨委建在企業，是要用制度在企業落實為人民服務這個黨內宗旨性“法律”，這就是社會主義方向，也是“政治掛帥”的要義。就像在戰爭年代把黨支部建在連隊以確保黨指揮槍的原則。其次，實現了決策權與執行權的分離，充分體現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使權力有了相互監督、制衡、約束的機制。這是吸收了西方集權與分權現代管理理論，類似于董事長(董事會)與總經理(行政班子)的關系。與過去學習蘇聯的廠長(經理)負責制集大權于廠長(經理)制的根本性重大改革，具有世界最先進的水平。
以人為本。首先確立了工人在企業的主人公地位，這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明文規定的國體內涵相一致，同時在工人的行為動機上設定了“以廠為家”的前提及其忠誠和責任精神，清除了資本主義經濟人的假設。其次，預設了社會主義利潤與利益的內在關系，實現利潤的最大化，是要兼顧國家、企業和職工三者的利益。第三，改革了過去資本主義私有制下見物不見人的傳統管理，把人提升到管理的中心，維護勞動者的主人公精神、責任感和創新積極性，激發高層次競爭動機，實現更高的效率。
兩參一改三結合，敘述了堅持群眾路線和實現大搞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一種有效途徑。同時“兩參”包含了工人監督干部的職能，也是預防官僚主義及其特殊化腐敗的機制，體現了“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三結合”的團隊可以眾志成城，彌補任何一方的不足，經驗證明它在技術革新與技術革命中貢獻了一條提高效率的新路子。“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包括廠長(經理)制、專家治廠、利潤掛帥、物質刺激、一長制的“管卡壓”等，因為這些制度和理念還基本停留在西方資本主義企業管理的放任制、泰勒制、福特制的階段，它們片面強調一種機械的壓迫性的紀律和低層次的競爭，來獲得對勞動者的管制和剝削。歐美和日本的管理學家認為，鞍鋼憲法的精神實質是“后福特主義”，即對福特式的僵化、以垂直命令式的企業內分工理論的挑戰。用時下流行的管理學術語來說，“兩參一改三結合”就是提倡“團隊精神”、“團隊合作”、“人本管理”。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托馬斯明確指出，“鞍鋼憲法”是“全面質量管理”和“團隊合作”理論精髓的有機結合，它弘揚的“人本管理”、“經濟民主”恰恰是現代企業管理的關鍵之一。
歷史與現實是不會也永遠不會割裂的?；仡櫄v史，可以更好地汲取歷史給予我們的啟示，更好地昭示未來。有著光榮傳統的鞍鋼工人階級就是傳承歷史、創造未來的一支偉大的力量。他們以創造性的勞動鑄就了鞍鋼發展的歷史。幾十年來，以老英雄孟泰、“走在時間前面的人”王崇倫為代表的老一輩鞍鋼人，不畏艱難困苦，不辱歷史使命，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在鞍鋼這片曾被預言“只能種高粱”的廢墟上恢復起生產，開辟了我國鋼鐵事業的新紀元。在此基礎上，鞍鋼人在“鞍鋼憲法”旗幟的指引下，在“鞍鋼憲法”精神光輝照耀下，艱苦創業，歷經滄桑巨變，創造了鞍鋼的輝煌。如今，鞍鋼已累計為國家生產精品鋼4億多噸;奉獻利稅相當于國家對鞍鋼投入的23倍，向全國輸送技術管理人才5萬多人。今天的鞍鋼像鋼鐵的巨人屹立在東方地平線上。站在新的歷史發展起點，鞍鋼提出加快“四個轉變”，到2010年進入世界500強;到2015年，年產鋼進入世界鋼鐵行業前10位，成為鋼鐵業特強、具有國際競爭力、能夠引領世界鋼鐵工業發展的特大型跨國集團“全面騰飛”戰略目標，向著承載幾代鞍鋼人的光榮夢想闊步前進。
在新的歷史時期，傳承企業文化，繼承和弘揚“鞍鋼憲法”精神，對我們今天乃至以后企業的發展有著重大的戰略意義。當前，我們仍然面臨著全球后金融風暴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嚴峻考驗，只有弘揚“鞍鋼憲法”倡導的主人公創新精神、民主精神，鞍鋼才會實現跨越發展，實現全面騰飛的目標，才會再造百年鞍鋼的輝煌。
“鞍鋼憲法在遠東，在中國出現了。”隨著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管理實踐的不斷發展，發揮了越來越大的偉力。不論是不識事務者、別有用心者、敵對勢力，如何不懂它、否定它、歪曲它、攻擊它，但其“經濟民主”、“經濟管理科學”的精神實質，仍然是中國社會主義企業擁抱二十一世紀的強大法寶。逝者如斯，但唯有精神是不滅的。
第二節 鞍鋼憲法是我國公有制企業的管理制度
鞍鋼憲法形成于1960年初期,鞍山鋼鐵公司是我國第一個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鋼鐵基地。如前所述，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全國各地大批技術人員奔赴鞍鋼投入建設，最初十年學習蘇聯的馬鋼經驗，經過實踐，終于發現這種廠長負責制的管理經驗并不適合鞍鋼企業管理。“鞍鋼憲法”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實行重大改革而誕生的。
1960年3月，在中共中央下發文件的批示中，將“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概念賦予鞍鋼，這才使得鞍鋼獲得“兩參一改三結合”的發明權，毛澤東在鞍山鋼鐵公司《關于工業戰線上大搞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報告》上批示，稱“鞍鋼憲法在遠東、在中國出現了”。“鞍鋼憲法”的主要內容是“兩參一改三結合”，即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程技術人員、管理者和工人在生產實踐和技術革新中相結合。“鞍鋼憲法”確定的不僅是保護勞工的權益，并把這種權利延伸到參加管理。1961年制定的“工業七十條”，正式確認這個管理制度，并建立黨委領導下的職工代表大會制度，使之成為擴大企業民主，吸引廣大職工參加管理、監督行政，克服官僚主義的良好形式。當時，把“兩參一改三結合”的管理制度稱之為“鞍鋼憲法”。
鞍鋼憲法雖然產生于上世紀我國實施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毛澤東時代,距今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各方面的環境和情況也發生了很大變化,最為明顯的是所謂“由計劃經濟轉軌到市場經濟”，我國已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鞍鋼憲法的理論和經驗對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企業建設，仍更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鞍鋼憲法最大的特點是確立工人的主人公地位
在鞍鋼憲法中規定，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這樣，干部和工人都是企業的主人。干部參加勞動有利于和工人打成一片，既利于接受監督，改造思想，防止官僚主義作風，又便于了解基層生產經營情況，職工思想動態，鼓舞士氣，掌握第一手的資料，為以后決策提供最詳實可靠的資料，干部參加勞動仍然具有重要意義。正如毛澤東說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作為企業的經營者與決策者，一定得去基層，在勞動中了解情況，去基層車間，去銷售一線，去客戶群中調查研究。舉個例子，車間的領導除了日常管理工作外，要定期到一線參加勞動，進行調查，了解其工作的實際情況，聽取并落實一線工人對生產中存在問題的反映，鼓勵工人大膽對車間在生產過程中應改進的地方提出自己的意見，因為車間是生產第一線，對于生產情況一線的工人最具有發言權。對于工人來說，參加了企業管理，實質上體現了自己也是企業的主人，這種管理體現在對企業的關心和監督，職工代表大會與平時的各種調查反饋活動，如定期向職工群眾進行調查：了解對生產經營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建議與解決思路，并給予物質與精神的獎項。激發工人的積極主動性與創新熱情，增加其對企業的歸屬感。只有員工牢固樹立主人翁意識，也就是說，要使員工樹立這樣一種意識，生產車間并不是給別人生產，而是給自己生產，就像給自己家生產東西一樣，才能真正的把工作干好。如果用這種思想把銷售、研發、生產、采購中人員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不難想象，企業的產品質量和效益會更一步得到提高。當然,這種參與有一個前提,首先是,各人分工不同,必須把自己本崗位的工作干好,其次是,要有公心，集體主義精神，關心企業的經營、生產和發展。如果不把工人當作企業的主人，或者工人不覺得自己是企業的主人，遇到問題就會冷漠，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能推就推，沒有領導指示，就不解決問題。如果企業或車間領導不尊重工人，甚至說：工人算什么東西?那就和資本家企業沒什么兩樣了。對于公有制企業的領導來說，這是極其不負責的。在中國公有制企業里，只有把工人當主人，才能把他們的積極主動性和創造精神調動起來，這樣就沒有干不成的事。缺少主人翁意識的想法和做法，必然會嚴重制約企業的經營和發展。
二、鞍鋼憲法調動各方面的積極因素實現企業良性發展
毛澤東曾經說過，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去爭取中國革命的勝利。對于國家革命事業是這樣，對企業也適用，尤其是在金融危機、世界性經濟危機面前，如果最終以銷售為企業利潤來源的大型國營企業更應考慮這一點。在現在國內外市場競爭已達白熱化，這種大環境下，一個企業能不能在市場上有立足之地，最主要的方面取決于它向市場所提供的產品能否滿足客戶需求，能否以其可靠與過硬的質量去爭取后續定單。鞍鋼憲法中提出：工程技術人員、管理者和工人在生產實踐和技術革新中相結合。其實，這樣的結合可以體現在我們企業的方方面面。如營銷到生產，例如在營銷中，我們要把客戶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定期進行走訪活動，了解客戶的需求，對他們對產品提出的不足與建議及時反饋，同時也要邀請客戶來廠進行參觀考察，了解企業生產經營情況。這樣的“走出去，請進來”活動，拉近了客戶與企業的距離。在產品質量方面，一定要將客戶、研發、生產、采購等幾個與生產掛鉤的部門意見匯總起來。定期分析、解決，要創造一種百家爭鳴的氣氛，要使企業中的員工積極對企業建言獻策，重視企業基層工作人員提出的意見，讓“上面的人”下去，下面的人“上來”實現上下互動、智慧凝聚的良好機制，當然，這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將各方所提出的改進建議及時地分析研究，加以落實。
如果我們現在向什么“國際標準”看齊或進一步創新時，我們是不是考慮有些標準是否適合我國企業，是否能使我國企業發展再上一個臺階，根據鞍鋼憲法的精神，那就是一句話：相信群眾，依靠群眾。
第三節 鞍鋼憲法是社會主義經濟管理大法
毛澤東對勞動者直接參加國家經濟管理的探索，起源于馬克思主義的民主理論。這一探索包括：提出了“人人起來負責”的總體思路;制定了“工人參加管理”的企業制度;試行了“三結合”的國家機關的改革等等。
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多次講到經濟管理領域權力過分集中，并批評蘇聯的“一長制”問題。在經濟管理問題上，毛澤東的批評主要是針對工礦企業中黨的領導和勞動者作用弱化的問題，并直接促成中共八大正式確定國營企業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和職工代表大會制。毛澤東指出：“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即全民所有制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集體所有制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這也就是人與人的關系問題。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他強調，必須重視工人、農民對企業或社隊的經營管理的直接參與。毛澤東這里所提出的實際上就是工人、農民的主人翁地位問題。
還在西柏坡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時，毛澤東就指出，全國解放后，甚至是大城市解放后，立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任務，就是說一切其他工作，都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中心任務，始終沒有變更。三年經濟恢復，五年社會主義改造，156項重點項目的建設，科學技術的趕超大躍進等，都是圍繞著經濟建設的。1960年提出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從國家任務來講，是反映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人類社會來講，是為了發展生產力。 1958年“大躍進”中出現的，不少領導干部急于求成、瞎指揮、亂指揮、盲目蠻干等“左”傾錯誤的教訓，是在發展生產力方面忽視生產力中的首要因素——勞動者，忽視了生產關系方面的管理工作。在這種背景下，毛澤東組織調查研究，力糾錯誤，并重新組織研讀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不久又提出了《鞍鋼憲法》。進入60年代時，毛澤東指出：“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等等。這些方面都是屬于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這種關系改變還是不改變，對于推動還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都有直接影響。”
毛澤東在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批評說“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他指出，“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他由此分析說，蘇聯“變修”的原因就在于，它的政權結構不是人民民主的。在工廠里，工人沒有管理工廠的實際權利;在集體農莊里，農民沒有管理集體農莊的權利;在軍隊里，士兵沒有管理軍隊的權利。工人、農民、士兵，他們都不是主人，那么，說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那就是一句空話，所以，蘇聯才會“變修”。他還認為，中國也存在這方面的問題，必須注意解決。毛澤東對實現勞動者的根本權利進行了歷史的總結：“要領導者采取平等態度待人;一年、兩年整一次風;進行大協作;對企業的管理，采取集中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不斷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等等。”顯然，毛澤東維護勞動者權利的重心，已經由國家經濟的治理層面轉移到國家政權存亡的政治層面，關注點的轉變也成為他關于防止國家管理階層官僚化、腐化墮落以及反修防修的理論和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
透過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仍舊可以看到他為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所作的深層思考和不懈努力。當時，他最為憂慮的是黨和政府工作人員脫離群眾、官僚主義、搞特權、腐化墮落、當權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
他提出：“國家機關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條，就是聯系群眾”。在四屆人大召開前后，來自生產第一線的一批群眾代表被先后安排進入中央一級政權機構。毛澤東特別重視干部“參加生產勞動”這一條，他在黨的九大上對參加中央委員會的產業工人和農民代表說：“要注意一個問題，不要脫離生產。比如這次參加大會的，他們在單位要做工作，又要到省、地、縣做工作，如果脫離生產就和我們一樣。”同時，毛澤東在另一方面，又要求領導干部參加生產勞動，包括在職干部參加生產勞動和部分干部下放勞動，改造思想，轉變作風，解決國家機關干部脫離群眾的問題，保證黨和國家機關人民的屬性，堅持貫徹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從理論上看，毛澤東關于參加國家管理是勞動者最大最根本的權利的理論，已經涉及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層面。毛澤東認為，勞動者直接參加國家管理，既是社會主義的目的，又是保持國家社會主義性質的方法，是目的和方法的高度統一。
1957年3月，中共中央《關于民主辦社幾個事項的通知》要求讓農民參與社隊經營管理，社隊的重要問題必須實行民主決策，社隊的財務收支必須實行公開，并接受群眾評議。1957年4月，中共中央《關于研究有關工人階級的幾個重要問題的通知》又指出：“必須擴大企業管理工作中的民主，擴大職工群眾參加企業管理的權利，發揮職工群眾對于企業行政的監督作用”，并且確定了職工代表大會(在較小的企業中為全體職工大會)的組織形式，規定要“適當地擴大它的權力”。在這兩份文件中，普通的工人和農民作為參與企業或社隊治理的主人公地位被突出出來。
1958年初，一家百余人的公私合營小廠——濟南成記面粉廠，最先創造出“兩參一改”經驗。我國第一個鋼鐵基地——鞍鋼也創造并初步總結了依靠群眾辦企業的經驗。
1960年3月11日，中共鞍山市委將馬賓主持創造的鞍鋼經驗，即以加強黨的領導、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大搞群眾性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為核心內容的一整套管理經驗，給遼寧省委的報告轉報中央后，令毛澤東興奮不已，欣然批示，命之為“鞍鋼憲法”，以區別于蘇聯的“馬鋼憲法”(蘇聯最大鋼廠馬格尼托哥爾斯克鋼鐵公司的一套廠長管理制度，對中國很有影響)。這是毛澤東著力探索的“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一個重大成果，具有重要標志性的意義。
這個報告總結的鞍鋼管理經驗主要是：(一)鞍山地區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已經形成波瀾壯闊的群眾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運動的主要特點有三：一是廣大職工干勁很大，參加的人很廣泛，進展很快;二是職工的首創精神大大發揚，短時期內就出現了重大的新技術和尖端技術;三是促進了生產繼續躍進。(二)兩個多月來所取得的初步經驗。第一，必須不斷地進行思想革命，堅持政治掛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第二，放手發動群眾，一切經過試驗;第三，全面規劃，狠抓生產關鍵;第四，自力更生和大協作相結合;第五，開展技術革命和大搞技術表演賽相結合。(三)鞍山地區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向高、大、精、尖、新和世界先進水準進軍，各種主要技術經濟指標，要力爭趕上和超過國內外先進水準，攀登科學技術高峰。目前，鞍山地區工業戰線上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主要內容和要求是：第一，大力改進操作技術，挖掘設備潛力，不斷提高設備利用率。第二，普遍提高半機械化、機械化、電氣化和自動化的水準。第三，積極試制高、大、精、尖、新產品，掌握尖端技術。第四，大搞資源綜合利用。第五，大力改善勞動組織和改進工藝過程，實現增產減人。(四)加強黨對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的領導。首先，要堅持政治掛帥。要結合學習毛主席著作和總結工作，繼續批判右傾保守思想;批判堅持一長制、實行經濟和技術掛帥、依靠少數專家辦企業的資產階級路線;批判教條主義和賈桂思想，進一步樹立敢想敢說敢干的共產主義風格。其次，各級領導要改進工作方法，應抽出時間來學習和務虛，以虛帶實。要切實精簡會議，以便有更多的時間親臨生產第一線。要抓兩頭帶中間，除注意抓薄弱環節外，要特別注意插紅旗、立標兵，不斷總結、推廣他們的先進經驗，造成“比、學、趕、幫、超”的熱潮。再次，要大抓技術表演競賽，同時還要不斷搞文化革命，舉辦業余文化學校、技術訓練班等，迅速培養和壯大科學技術隊伍。在運動中，要關心職工生活，使他們有充沛的精力從事革新創造。
3月22日，毛澤東對鞍山市委這個關于鞍鋼技術革新、技術革命和企業管理經驗的報告作了六百字的批示，將這個管理經驗提到“憲法”高度發給全黨。批示指出：“鞍鋼是全國第一個最大的企業，職工十多萬，過去他們認為這個企業是現代化的了，用不著再有所謂技術革命，更反對大搞群眾運動，反對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方針，反對政治掛帥，只信任少數人冷冷清清地去干，許多人主張一長制，反對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他們認為‘馬鋼憲法’(蘇聯一個大鋼廠的一套權威性的辦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這是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以前的情形，這是第一階段。一九五九年為第二階段，人們開始想問題，開始相信群眾運動，開始懷疑一長制，開始懷疑馬鋼憲法。……現在(一九六○年三月)的這個報告，更加進步，不是馬鋼憲法那一套，而是創造了一個鞍鋼憲法。鞍鋼憲法在遠東，在中國出現了。這是第三個階段?，F在把這個報告轉發你們，并請你們轉發所屬大企業和中等企業，轉發一切大中城市的市委，當然也可以轉發地委和〔小〕城市，并且當作一個學習文件，讓干部學習一遍，啟發他們的腦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在一九六〇年一個整年內，有領導地，一環接一環、一浪接一浪地實行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城鄉經濟技術革命運動。”
毛澤東這個關于“鞍鋼憲法”的批示，內容可以歸納為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政治掛帥和黨的領導。這不但是針對國內而且是針對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自從赫魯曉夫上臺，就大搞三無(無戰爭，無武器，無軍隊)，三和(和平過渡，和平共處，和平競賽)以及兩全(全民國家和全民黨)那一套。毛澤東這里針對蘇聯出現修正主義的嚴重教訓強調提出了黨的領導和政治掛帥。
第二部分是總結大躍進中出現的不重視科學、不講究技術和實際情況而瞎指揮、亂指揮、盲目蠻干、不講效率等現象的經驗教訓，提出了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
第三部分，是兩參一改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指生產勞動工人)參加管理，對人財物，產供銷，直接參與討論決策。一改是改革不合理規章制度。三結合，即是領導干部、技術人員、工人結合。這全是直接表現在生產力中的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系的改進，這是毛澤東在私有制改造為公有制的生產關系后，進一步在公有制企業內部人的關系方面的改進，即社會主義企業管理的改進。
第四部分，大搞合理化建議的群眾運動。毛澤東十分注重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對任何工作，都要依靠群眾，發動群眾，走群眾路線，并為之而奮斗。當時，不但在鞍鋼，而且在全國范圍內強調三老四嚴作風的大改革，群眾發動起來之后，不到三年時間就糾正了大躍進中出現的“左”的錯誤，創造了許多嶄新的業績。
時任鞍鋼總經理的馬賓后來回憶說：“毛澤東同志提出與《馬鋼憲法》對立的《鞍鋼憲法》，就是直接反對蘇共修正主義的斗爭。五十年代，我在蘇聯一個大學學習，在一個蘇聯第二大鋼廠庫茨涅次克廠實習。很明顯，蘇聯大企業的廠長是蘇共中央委員，但實行的不是列寧的一長制而是廠長獨裁，黨委、工會變成廠長的‘小伙計’，什么工作都是廠長說了算，任人唯親，特殊待遇。比方，我以鞍鋼總經理身份去當學生，要給我配備專車，每周可到特供俱樂部休息，我都拒絕了。學生、老師公開地贊佩毛澤東，他們學習《矛盾論》和《實踐論》。赫魯曉夫大講‘沒有武器，沒有軍隊，沒有戰爭’的‘持久和平’，‘和平過渡’、‘和平共處’、‘和平競賽’的‘三和世界’，‘階級消滅’了，共產黨再不是工人階級的黨而是‘全民黨’了。毛澤東領導中國黨與蘇聯修正主義者持續論戰了十多年。而我們鞍鋼是在蘇聯幫助下恢復發展的，蘇聯派到鞍鋼工作的專家成百上千，鞍鋼幾乎所有技術干部不是到蘇聯學習就是在國內培訓。而且我國規定對蘇聯專家的建議要絕對尊重，不能執行時也不要對抗。在這種情況下，為了解放思想，毛主席點了馬鋼的名，是有國際國內反對修正主義的意義的。有人說，大躍進把規章制度都燒了，事實上，那些技術規格、操作規程，都沒有什么錯，后來即使來不及成文，又恢復了。事實上，文件燒了，操作還是按那些，否則無法生產。另外，這些規格、規程，根據我在蘇聯學習知道，基本上也都是蘇聯在引進美國建設的大工廠時的全套規章制度。另外，講到技術，蘇聯早就提出‘技術決定一切’(斯大林)，從美國引進‘技術進步’，后來又提出改革。不過他們先是用Пеρеворот，說這是‘變更’，太嚴了，改為реконструктур，意即‘結構改革’。一九八九年以后改為реφорм，即Reform，也就是西方用的英文‘改革’。中國改革開放一開始也還是向俄羅斯學，向東歐學，如蘭格的‘市場社會經濟’和科爾納的‘短缺經濟學’。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后，改為全面向美國學。這時，已不是學管理、學技術，而是學資本主義私有化了。而毛澤東在《鞍鋼憲法》中強調以技術革新、技術革命及科學管理發展生產力，既堅持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又防止了‘唯生產力論’和走資本主義道路。……《鞍鋼憲法》使工人階級的不同成員都覺悟到本人與整個階級利益的一致，勞動的積極性和熱情怎能不被激發起來呢?而積極性越高，工作得越好，按勞分配所得就越多，這不就是物質利益嗎?毛主席不但指出企業管理的重要，防止資產階級的‘管卡壓’，還指出要認識到‘管理就是社教’，要從社會主義企業的上述實踐中培養和教育國家管理人才和黨的領導干部。”
毛澤東肯定鞍鋼憲法的原因，不僅限于把“社會分工”還原為“技術分工”，其精神實質還在于“經濟民主”，真正體現了政治在經濟領域里的保障作用。自那以來，在整個毛澤東時代，中國工人階級把它作為社會主義企業管理大法遵行，把它作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來學習。
為防止這部分商品經濟可能帶來的消極作用，毛澤東發明的管理機制也是一種很有效的制約機制，即普遍的二元結構。在毛澤東時代，所有的單位都有兩個平級的第一把手，例如支部建在連上就確立了一種特殊的民主機制。用在經濟建設上，政府管理上，工廠就是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政府是分為書記和省長、市長，黨的領導與行政事務是兩條線管理。以當年的國營工廠為例，可以看到當年的那一套機制是怎樣運作的。
一個國營工廠會有一個黨委書記，一個廠長。當年是黨領導一切，所以從總體上講，黨委書記比廠長權力大。但是，到具體實際中，由于廠長是管生產的，也就是說，金錢和物資是由廠長直接管的。所以，這個制度對廠長的制衡表現在：企業經營規劃、計劃和重大決策要經過黨委集體研究，職工代表大會審查通過，對于從事更具體的事情的下級部門，尤其是一些關鍵部門，如財務、物資、統計和質檢等等的干部的任免和考核是組織部的事，組織部是歸口黨委管的，這就對廠長形成了制約。同時還有一個紀委，專門用來監督黨員和干部的違法違紀事件。
雖然，改革開放以后的國營企業里這三個部門都還存在，但這套機制卻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原因在于：首先，在打著便于管理，提高效率的旗幟下，實行了廠長負責制，所有人財物權力集于一身，最后干脆廠長兼書記，完全沒有了制約。其次，在紀委問題上，要紀委能夠很好的監督當地的領導，有一個很大的前提是，紀委書記絕不能由當地領導指派。而當年的紀委正是由上級部門任命的，現在被改革成了由本地領導任命，那還怎么監督?
所謂的廠長負責制這種東西，并不是新東西，而是當年就曾經嘗試過的，也就是說，當年的中國共產黨人正是在總結了各種經驗教訓之后，才逐步完善了對權力的制衡機制。這些，后來一些企業改革的領導者們不是不知道，而是知道得非常清楚，正因為他們是當年這個廠長負責制的始作俑者，同時也因為這個而受到過批判。如果說當年他們是沒有經驗還情有可原，而在這種制衡已經完善的情況下，仍熱衷于蘇聯那一套，強行取消制衡去重新實施當年的廠長負責制，從而使“高管”逐步走向大面積腐敗，不能不吸取這一深刻的教訓。
這個過程清晰地表明，問題的根源就出在人民群眾(所有者)喪失了對政府(占有者或委托人)和國營企業管理的監督權和參與權。所以，這是個關系到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民共和國性質的普遍性問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民主這個最基本的基礎和前提被削弱了，與“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相適應，轉化為少數人的集中制。這些問題，毛澤東早就有預見和部署，而且深得民心和擁護。幾十年來的經驗教訓，進一步證明晚年毛澤東的英明、正確和偉大。
第四節 鞍鋼憲法對新中國經濟發展的偉大作用
馬克思主義者主張不斷革命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的統一。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各個歷史階段，都適時地提出新的任務，不斷把革命和建設引導到新的階段。1958年1月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的第21條中寫道：“我們的革命是一個接一個的。從1949年在全國范圍奪取政權開始，接著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開始農業合作化，接著又是私營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即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在1956年基本完成。接著又在去年進行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這個革命在今年7月1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但是問題沒有完結，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每年都要用鳴放整改的方法繼續解決這一方面的問題。現在要來一個技術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點的時間內趕上和超過英國。中國經濟落后，物質基礎薄弱，使我們至今還處在一個被動狀態，精神上感到還是受束縛，在這方面我們似乎還沒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勁。”應該說，鞍鋼憲法就是在毛澤東的這一理論指導下制定出來的。1960年3月22日，毛澤東對由時任鞍山鋼鐵公司總經理的馬賓同志促成而以鞍山市委名義呈上的報告作了一個批示，指出：“這個報告很好，使人越看越高興，不覺得文字長，再長一點也愿意看，因為這個報告所提出來的問題有事實，有道理，很吸引人。鞍鋼是全國第一個最大的企業，職工二十多萬，過去他們認為這個企業是現代化的了，用不著再有所謂技術革命，更反對大搞群眾運動，反對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方針，反對政治掛帥，只信任少數人冷冷清清的去干，許多人主張一長制，反對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他們認為‘馬鋼憲法’(蘇聯一個大鋼廠的一套權威性的辦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這是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以前的情形，這是第一階段。一九五九年為第二階段，人們開始想問題，開始相信群眾運動，開始懷疑一長制，開始懷疑馬鋼憲法。一九五九年七月廬山會議時期，中央收到他們的一個好報告，主張大躍進，主張反右傾，鼓干勁，并且提出了一個可以實行的高指標。中央看了這個報告，極為高興，曾經將此報告批發各同志看，各同志立即用電話發給各省、市、區，幫助了當時批判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F在(一九六○年三月)的這個報告，更加進步，不是馬鋼憲法那一套，而是創造了一個鞍鋼憲法。鞍鋼憲法在遠東，在中國出現了。這是第三個階段?，F在把這個報告轉發你們，并請你們轉發所屬大企業和中等企業，轉發一切大中城市的市委，當然也可以轉發地委和(小)城市，并且當著一個學習文件，讓干部學習一遍，啟發他們的腦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在一九六○年一個整年內，有領導地，一環接一環，一浪接一浪地實行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城鄉經濟技術革命運動。”毛澤東的這一批示，宣告了鞍鋼憲法的誕生。
鞍鋼憲法之所以以鞍鋼之名命名，是因為它誕生在鞍鋼，是鞍鋼工人階級遵照毛澤東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新經驗、新創造，并不是說它只是一個企業的法規;應該說，它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微觀管理和宏觀管理的相結合，不僅適用于指導每一個社會主義企業，而且適用于指導整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民經濟發展。它誕生50多年以來的一系列事實也證明，鞍鋼憲法對新中國的經濟發展發揮了極其偉大的作用。
一、極大地提高了我國社會生產力的水平
舊中國是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經濟和文化都非常落后。雖然經過解放后幾年的艱苦奮斗，情況已經有了很大改變，但是落后面貌并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變?，F在，人們往往對于第一個五年計劃所取得的成績給予很高的評價，而對于這以后的經濟發展往往持有異議。這顯然是不客觀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我國的經濟發展確實很快，特別是工業，年增長率達到18%，但是，也應該看到，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蘇聯曾經給予我國以巨大的援助，由蘇聯援建的重大項目多達156項，這對于我國的經濟發展是雪里送炭，無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以后的情況則與此完全不同。我國在1959～1961年曾經發生了嚴重的自然災害，而中蘇之間的關系，由于意識形態的嚴重分歧，蘇聯在1960年撕毀協議、撤回專家、催討貸款，更如同雪上加霜，加重了我國的經濟困難。但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國在發展經濟方面仍然取得了驕人的成績，而這又和毛澤東所倡導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勤儉建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路線，并實行鞍鋼憲法是分不開的。
鞍鋼憲法強調，堅持政治掛飾，大搞技術革新、技術革命的群眾運動，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這是調動群眾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精神，發展社會生產力的一個根本途徑。馬克思說，“最強大的一種生產力，就是革命階級本身。”毛澤東則說，“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他們總是把人看得比物更為重要，而對于“見物不見人”的思想總是持批判的態度。而整個鞍鋼憲法的精神也正體現在這方面。
由于重視了人的作用，特別是重視了工人群眾在生產中的巨大作用，通過大搞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群眾運動，極大地煥發了工人階級在生產和管理中的積極主動性和創造精神。我們是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對于當時工人階級的精神面貌至今仍記憶猶新，為了寫作此文，編著《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理論輯要》，查看當時的《人民日報》，對此的印象也極為深刻。當時的《人民日報》，關于工農業生產和技術革新、技術革命的報道總是占據報紙的首要地位，而有關領導人的活動則以很小的篇幅被放在不起眼的地位。如1960年3月2日的第一版就以顯著地位報道了鞍鋼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情況，稱：從年初到2月26日止，全公司職工提出了41萬多件技術革新建議，突破了許多生產關鍵，把鋼、鐵和鋼材的生產推上了新高峰。報道說到鞍鋼第一煉鋼廠提前一天完成了一季度計劃。其措施是，擴大平爐裝入量，縮短煉鋼時間，維護好平爐爐體，把3月份的爐底利用系數由2月份的10.34提高到11.2，創造了開工以來月爐底利用系數的最高水平。又如3月7日頭版置于重要地位報道的兩條消息是：一條是石景山鋼鐵廠提前27天完成第一季度鋼產量計劃，另一條是武鋼、包鋼、太鋼加快新建工程。再如3月27日頭版著重報道的是廣東、湖南、山西和山東幾個省的農業生產，而周恩來、朱德等黨中央領導人接見解放軍政治思想工作會議、后勤工作會議代表的消息則以極少的幾行文字被放置在很不起眼的右下角。在當年3月份舉行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其報道同樣也體現了這一精神。除了大會的報告全文發表外，來自基層的代表在大會上的發言也都全文在《人民日報》上刊登，不僅讓全國人民能夠及時了解大會的情況，也體現了對代表民主權利的極大的尊重。毛主席和黨中央把廣大人民群眾提高到如此高的地位，他們怎么會不拿出最大的干勁和創造熱情來進行生產和各項工作呢?!
問題還在于，當時為了發揮廣大群眾的生產積極主動性和創造精神，毛主席和黨中央還制訂了一整套的“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如工業和農業同時并舉的方針，重工業和輕工業同時并舉的方針，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同時并舉的方針，大型企業生產和中小型企業生產同時并舉的方針，土法生產和洋法生產同時并舉的方針等。按照毛澤東的說法，有兩個積極性總比只有一個積極性要好，“人多熱氣高，議論多，干勁大”，總比少數人冷冷清清地干更能提高生產力。事實上，我國那些年的經濟之所以能夠較快的發展，是和發展地方工業、中小型生產、土法上馬生產極大地調動了群眾的積極主動性和創造精神有關。我們曾在1982年到當時的“明星城市”常州市去進行調查，發現那里的許多企業都是在1958年大躍進中由一些土法上馬的街道工廠發展起來的。可以說，如果沒有當年的土法上馬，就沒有這些企業后來的輝煌。常州如此，全國又何嘗不是如此?應該說，我國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以后經濟能夠有較快的發展，是和毛澤東所倡導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勤儉建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路線，并實行鞍鋼憲法的精神，是和政治掛帥、大搞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群眾運動，是和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方針分不開的。
當時我國的國民經濟核算所用的是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MPS)，而西方國家國民經濟核算是用的國民賬戶體系(SNA)，兩大體系由于理論基礎不同，統計口徑不同，是無法進行直接比較的。而且，在進行不同國家的比較時，要按一定的匯率進行換算，由于受匯率變動因素的影響不同，也不能很真實地反映不同國家的真實的經濟增長情況。至于用人均數字進行比較，還受到人口增長快慢因素的影響。顯然，用這樣的數字進行比較是不能真正反映不同國家經濟增長的快慢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直接采用主要產品實物量的變化來進行比較，就可以排除這些干擾因素，得出比較正確的結論來。下面就是從聯合國提供的有關的統計數據：
1978年前我國主要工業產品居世界排位的變化
注：① 1950年數字。②1960年數字。
國外資料來源：聯合國《統計月報》1996年1月號和3月號;《工業統計年鑒》1993年版;聯合國糧農組織《生產年鑒》1994年版;《肥料年鑒》1994年版。
這些數據表明，除了糖這一項由于當時通過外貿可用1噸大米換1噸糖比較合算而沒有大發展以外，其它所有的主要工業產品都有了較大的發展，這些產品在世界上的排位都大大提前了。這說明，由于我國在上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主要工業產品的增長速度都明顯地高于世界平均的增長速度，這樣就使它在世界上的排位也就不斷靠前，否則，如果它的增長速度落后于世界的平均速度，它在世界的排位就會不斷靠后。實際上，這些主要工業產品排位的靠前，就已經用事實說明，我國經濟已經明顯地拉近了與世界上發達國家的距離。
鄧小平在1979年3月所作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報告里說，“我國工農業從解放以來直到去年的平均增長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較高的。”后來在1982年4月對外賓談話時又說：“蘇聯在斯大林時期對我們有些幫助，赫魯曉夫上臺以后，不僅不幫助我們，反而對我們采取敵視態度，以后又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威脅我們。在很長一個時期內，美國也敵視我們，直到1972年才有些變化。從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即在建國32年多的時間里大體上有二十幾年，我們完全或基本上處于沒有外援的狀況，主要靠自力更生。沒有外援也有好處，迫使我們奮發努力。在這種精神的激勵下，我們在這個期間搞出了原子彈、氫彈、導彈，發射了人造衛星等等。所以，我們向第三世界朋友介紹的首要經驗就是自力更生。”強調了自力更生發展高科技、不依賴“外援”的的實際情況。至于美國在1972年以后“有些變化”，那只是做生意賺錢而已。毛澤東曾說，“我們同這些國家做生意以及假設這些國家在將來愿意在互利的條件之下借錢給我們，這是因為什么呢?這是因為這些國家的資本家要賺錢，銀行家要賺利息，借以解救他們自己的危機，并不是什么對中國人民的援助。”
二、大大地改善了我國生產力的布局
舊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不僅社會生產力極其落后，而且社會生產力的布局也極不合理。僅有的一點現代工業和現代運輸業，基本上都集中在沿海地區，而廣大的內陸地區基本上處于沒有現代工業和按現在的說法是“推光頭”的狀態，不僅社會生產力的布局極不均衡，不利于社會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而且全部生產力的絕大部分都瀕臨沿海地區，從國防上來說也是極不安全的。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我國曾經加大了在中西部地區的投資，在中西部地區建設了一批現代化工廠，包括蘇聯援建的一些重點項目。比如在西安、鄭州、蘭州等地建設了一批發電廠、棉紡織廠，在洛陽建設了滾珠軸承廠、礦山機械廠和拖拉機廠，在新疆建設了克拉瑪依油田，在蘭州建設了煉油廠等。而在鐵路建設方面，進行了成渝鐵路、蘭新鐵路和蘭青鐵路和寶成鐵路的建設。但是，總的來說，生產力布局有所改觀，但不合理狀況仍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
我國生產力布局的不合理，在能源生產上表現得很突出。我國的能源生產集中在西部和北部地區，而對能源的需要則主要是在東部和南部。以石油工業來說，我國在解放前的石油生產主要是一個規模不大的甘肅河西走廊的玉門老君廟油礦，解放后在新疆的克拉瑪依發現和開發了新的油田。但是，老君廟的油田也好，克拉瑪依的油田也好，不僅產量有限，不能滿足我國經濟建設的需要，而且它們都在西北邊遠地區，用它們來滿足東部沿海地區對石油的需要，勢必要經過長途運輸，因而就大大地增加了成本，在經濟上也是極不合算的。而在中蘇交惡以后，蘇聯在供應石油方面也卡我們的脖子，不能保質保量地供應。在這種情況下，在東部地區勘探和開采新的油田，對我國的經濟發展就成了一個十分急迫的問題。但是，用常規的方法，只依靠少數人冷冷清清地干，根本就不可能在一個較短的時間里拿下一個大油田;只有按照鞍鋼憲法的精神，堅持政治掛帥，大搞群眾運動，集中全國各方面的力量進行石油大會戰，并且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方針，大打殲滅戰，才有可能解決這個問題。事實也是這樣，大慶石油會戰依靠像王進喜這樣“寧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鐵人和 1202、1203這樣的鉆井隊，依靠像余秋里、康世恩這樣的革命領導干部和像李四光等這樣的老科學家以及一大批解放后自己培養的技術人員，依靠他們的革命精神和他們的“兩參一改三結合”，才攻克了種種困難，在短時間內拿下了這個大油田，徹底改變了我國東部地區沒有油田的不合理布局，也證明了鞍鋼憲法對于改變生產力布局所起的重要作用。
除了大慶，三線建設對于改變我國社會生產力布局的不合理狀況也起了極大作用。所謂三線，是指四川、貴州、陜西、甘肅、湖南、湖北等西部和中部的內陸地區。1964年5月，為了準備應付可能發生的對我國的侵略戰爭，毛澤東提出要搞三線建設，改變我國工廠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區的局面。經8月的中央書記處會議研究，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包括整個第四個五年計劃，三線建設即大規模展開。那時許多沿海的工廠都一分為二，向內地搬遷，而且集中了全國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進行此項工作。這顯然也是運用了鞍鋼憲法政治掛帥、大搞群眾運動的辦法。當時提出，“好人好馬上三線”。1966年5月，國家計委和建委總結三線建設經驗，提出用“三老帶三新”的辦法，即由“老基地帶新基地，老廠礦帶新廠礦，老工人帶新工人”，這樣既加快了三線建設，又充分發揮了老廠礦的潛力。這些做法，其實也是對鞍鋼憲法的具體運用。經過三線建設，完成了一大批重大的基建項目，如成昆、川黔、滇黔鐵路的建設，以重慶為中心的常規兵器工業基地、以成都為中心的航空工業基地、以重慶-萬縣為中心的造船工業基地、陜西的航空工業兵器工業基地、甘肅的航空工業基地、攀枝花鋼鐵基地、酒泉鋼鐵公司、貴州水城鐵廠的建設。此外，還有四川德陽的東方電機廠，湖北十堰第二汽車制造廠的建設，甘肅金昌的有色金屬工業的建設，等等。這些重大項目的完成，極大地改變了我國生產力的布局，使中西部內陸地區的經濟和沿海地區經濟的差距有所減小，使全國的經濟有了一個比較均衡的發展。應該說，這是鞍鋼憲法指導下進行經濟建設所取得的又一個偉大成果。
三、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舊中國的經濟是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許多東西都不能自己生產，而要向帝國主義國家進口。從舊社會過來的人都知道，中國人穿的衣服是用“洋布”做的，中國人吃的食品是用“洋面”加工的，中國人蓋房子要用“洋灰”(水泥)，而代步工具則是“洋車”(人力車)，甚至用的釘子也是“洋釘”。百貨商店賣的商品也多是洋貨，服裝是“西裝”，襪子是“洋襪”，鋼筆是“洋筆”，奶粉是“洋奶粉”，連兒童的玩偶也是“洋娃娃”。還有專賣洋煙(香煙)、洋火(火柴)、洋皂(肥皂)、洋燭(蠟燭)和洋油(煤油)五種洋貨的“五洋店”，幾乎遍布當時城鎮的大街小巷。可以說，無處沒有一個“洋”字。雖然這些東西后來有一部分已經是中國自己生產的了，但是，人們還是習慣地稱它們帶“洋”字的名子。新中國成立后，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這些帶“洋”字的名子都改了，沒有什么人再說它們是什么“洋”的了。但是，中國還有許多東西不能自己制造，這又是一個不能回避的客觀事實，不是改一改名字就能夠解決問題的。毛澤東在1954年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時頭腦里就想到了這件事。他說，“我看，我們要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大概經過五十年即十個五年計劃，就差不多了，就像個樣子了，就同現在大不一樣了?，F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他的話告訴人們，我們雖然已經能夠生產一些輕工業產品，但是，許多重工業產品還是不能生產。后來，在蘇聯的援助下，我們通過兩個五年計劃的建設，這些重工業產品也能制造了。但是，一些關鍵的設備，特別是屬于高精尖的東西自己還是不能制造。正是這種情況，使毛澤東痛切地感到，“中國經濟落后，物質基礎薄弱，使我們至今還處在一個被動狀態，精神上感到還是受束縛，在這方面我們似乎還沒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勁。”而“大躍進”、“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一整套“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和“鞍鋼憲法”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提出來的，其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國建成為一個不受制于人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偉大社會主義國家。
這之后，由于發生了三年自然災害，蘇聯又把意識形態的分歧擴大到國家關系方面來，它撕毀合同，停止供應圖紙，停止供應設備，撤回蘇聯專家，催逼討要貸款，使我國的國民經濟受到了極大的影響。這樣，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歷史任務就再一次緊迫地擺在了在毛主席和黨中央的面前，至于正式提出這一理論，則見之于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論十大關系》的重要報告和周恩來在1964年12月召開的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所作政府工作報告中對“兩步走”戰略的表述中：“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的國民經濟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考慮：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
應該看到，在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過程中，鞍鋼憲法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這里不妨再舉兩個例子：
一個是研制萬噸水壓機的例子。
我們知道，機械制造是一個提供工作母機的生產部門，對于工業發展意義十分重大。在機械工業中，鑄造、鍛造、金屬切削加工和裝配是其生產的不可缺少的部分。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電力、冶金、重型機械和國防工業都需要大型鍛件，而這就需要有大型的鍛造設備，需要有萬噸水壓機，但是，我國卻從未制造過這樣大型的鍛壓設備，世界上能夠制造萬噸水壓機的也沒有幾個國家。1958年，既是老革命又是機械專家的沈鴻同志正任第一機械工業部的副部長，他向毛澤東提出了制造萬噸水壓機的建議。建議獲得了毛澤東的親自批示同意，于是由他掛帥擔任總設計師，由他的助手林宗棠擔任副總設計師，建立了一支由領導干部、技術人員和工人組成的三結合的攻關隊伍，進行調研、設計、試驗和研制。經過四年的艱辛努力，于1962年4月完成投產，不僅填補了我國的這一空白，而且在工藝上還有所創新，為中國人爭了一口氣。
再一個是研制火車車輪輪轂的例子。
車輪輪轂，鄧小平形象地把它稱為“火車的鞋子”。由于火車車輪輪轂對于材料和加工的精度都有特定的要求，過去我國長期不能生產。在這方面，由于帝國主義對我國長期進行封鎖，我們長期依賴蘇聯供應。但是，1960年，蘇聯撕毀協議，撤走專家，一旦蘇聯停止供應，我國火車就有停駛的危險。幸好，在大躍進中我國有人進行了這方面的試制，生產出了車輪輪轂的半成品。僅僅是半成品當然不能解決問題，又是上面提到的那位第一機械工業部副部長、機械工程專家沈鴻，他率領一機部的一些干部，和冶金部通力合作，再次用三結合的辦法，在大躍進生產的半成品的基礎上，用了兩年時間，在馬鞍山鋼鐵公司建立起了一個中國自己的生產車輪輪轂的工廠，填補了中國的又一空白，扭轉了西方封鎖、蘇聯斷援，火車有可能停駛的局面。
當然，諸如這樣的例子還很多。包括研制原子彈、氫彈、導彈、人造地球衛星、人工合成結晶牛胰島素、高性能計算機等重大科技成果以及大型飛機運10、載人航天服和航天器的研制，又有哪一個不需要政治掛帥，不需要發揮人的積極主動性和創造性?又有哪一個不需要發揮集體智慧，不是“三結合”“會戰”攻關的結果?!
1980 年時，鄧小平曾說，“經過(建國初)三十一年的努力，我們的全部工交企業單位己經發展到近四十萬個，國營企業固定資產比解放初期增長近二十倍。培養了大批熟練工人和上千萬專業人才，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全國人民的生活比解放前好得多了。同一些比較大的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們所取得的成績比它們大，建設的速度也比它們快。”
當然，我們也不必過分看重最初提出和最后宣布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具體時間。事實上，在我們進行工業化建設之初，就已經拒絕蘇聯所謂“國際分工合作”建議，而在為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而努力了;而即使在宣布建立了獨立的和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之后，我們也還要繼續不斷地為此而努力。因為這是一個不斷發展和完善的動態的過程，如果停止了，僵化了，不再繼續為之而努力了，我們的工業和國民經濟體系就會出現問題，而不能滿足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需要。
事實上，即使在今天，我們還有許多核心技術沒有掌握，許多技術仍然被別人卡著脖子，受制于人的事情還很多，還面臨著許多需要填補的空白，在這方面，強調鞍鋼憲法的精神，強調政治掛帥，強調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發揮勞動群眾集體的智慧和力量進行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仍然具有極其偉大的現實意義和極其深遠的歷史意義。應該說，鞍鋼憲法作為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經濟的一部根本大法，它的基本精神今天沒有過時，將來也不會過時。讓我們高舉鞍鋼憲法的旗幟，繼續奮勇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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