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 論國家資本主義
如果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比作一條奔騰不息的長河，那么，到了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這一歷史段，則更加浩浩蕩蕩、波瀾壯闊。尤其是在領導新中國的建設和發展過程中，作為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奠基者、探索者和先行者，毛澤東凝聚了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在實踐中創造了加工訂貨、統購統銷、經銷代銷、公私合營等一整套由低級到高級的合理的改造步驟，將國家資本主義的初級形式，過渡到公私合營的高級形式，把資本主義經濟與社會主義經濟的外部聯系推進到內部聯系，從而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具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
第一節 國家資本主義理論的形成
新中國成立前夕，面對帝國主義反動勢力對我國實行全面封鎖，國內一窮二白、一窮二弱、爛灘子百廢待興的歷史局面，毛澤東未雨綢繆，深入思考，謀劃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中國的出路問題。在認真分析中國當時的現實國情基礎上，他認為，中國社會主義不能一步到位，必須通過和平贖買，采取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式逐步引導他們進入社會主義。同時，毛澤東還學習借鑒了俄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經驗，特別是列寧提出對資本主義經濟采取“沒收”和“贖買”兩種策略，這些做法為毛澤東提出一系列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方針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
經過一段時間的深思熟慮，1949年3月毛澤東在廣泛聽取調研與討論意見的基礎上，集中全黨和人民的智慧，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中明確指出，國家資本主義是國家同私人資本合作的經濟,是新民主主義國家五種經濟成分之一。在接下來1949年9月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又通過《共同綱領》以憲法的形式肯定了“國家資本主義”這一提法,并對其概念和內涵作了解釋，即：“一是國家資本和私人資本合作的經濟為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二是在必要和可能的條件下，應鼓勵私人資本向國家資本主義方向發展，例如為國家企業加工,或與國家合營，或用租借形式經營國家的企業，開發國家的資源等。”
1952年9月24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進一步闡述了國家資本主義的定義，他指出，資本主義工商業正通過公私合營、加工訂貨、工人監督、資本公開等方式發生了性質上的變化，轉變為新式的資本主義。這個所謂“新式的資本主義”就是國家資本主義。1953年2月19日，毛澤東在武漢中南局又提出：對民族資產階級，可以采取贖買的辦法。之后，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李維漢帶領調查組到上海、南京、武漢等地進行了“以國家資本主義問題為中心”的調查，并形成書面報告。結合全面的實際調研情況，毛澤東指出，“現在的資本主義企業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和社會主義經濟聯系著并受其領導的受工人監督的資本主義即國家資本主義。”“中國現在的資本主義經濟其絕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種形式和國營社會主義經濟聯系著的，并受工人監督的資本主義經濟。”
在1953年7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毛澤東再次強調指出，應當說服工人作這個讓步，以換得國家資本主義;如果不讓這一步，資本家無利可圖，無利可得，就不能換得國家資本主義。毛澤東認為，“現在所說的改造，還不是取消資本家私人所有制，使之變為社會主義企業的最后改造步驟，而是指在承認資本家的受限制的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條件下，使資本主義企業逐步變為國家資本主義企業，即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用各種方式同國營社會主義經濟聯系著和合作的、受工人監督的國家資本主義企業。這種資本主義企業，已經不是解放前的那種資本主義企業，它們主要是為國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產，資本家已不能唯利是圖。因此，這種資本主義，已經不是普通意義上的資本主義，而是特殊的、新式的資本主義，即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資本主義，它帶有若干社會主義的性質。在國家資本主義中，公私合營是有社會主義成分的，它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但是把一切國家資本主義，比如接受加工訂貨，都叫做半社會主義是不妥當的，應該說它是帶有若干社會主義的性質”。1953年9月7日，毛澤東同民主黨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談話時再次明確指出：“國家資本主義是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和逐步完成社會主義過渡的必經之路。”至此，毛澤東關于通過“和平贖買”的方式，利用、限制和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總方針的理論，已逐步成熟并完善起來。
第二節 國家資本主義理論的內容與實踐
毛澤東研究國家資本主義的性質、地位、作用等方面形成的認識，構成較為系統的國家資本主義理論。首先，毛澤東總結了我國過渡時期的國家資本主義的性質和地位，肯定了在新民主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經濟已成為新式的國家資主義經濟，并含有很大的社會主義性質，其根據就在于接受政府管理和工人監督，與國營經濟相聯系，有利于國家和工人階級。其次，毛澤東揭示了國家資本主義的作用，他強調國家資本主義是在改造私人資本的基礎上產生的，在國計民生中有很大的作用，不僅為國家供給商品，滿足城鄉工業品的需要，為生產和生活提供貨源，還為國家積累資金，以上交稅金的形式滿足國民經濟建設的需要，同時，還能夠為國家訓練經濟管理干部發揮了作用。第三，毛澤東根據我國社會主義改造的實際需要，明確了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形式。他指出：“公私合營、全部出原料收產品的加工定貨和只收大部產品，是國家資本主義在私營工業方面的三種形式。私營商業亦可以實行國家資本主義，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這方面經驗較少，尚須研究。”他認為，“國家資本主義，是講逐步實行。國家資本主義不是只有公私合營一種形式，而是有各種形式。一個是‘逐步’，一個是‘各種’。這就是逐步實行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以達到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毛澤東還指出，“我國政府對私營資本主義企業的加工定貨，就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一種形式。這種形式在解放區，例如東北的一些城市，早已經存在。在全國解放以后，就得到普遍發展”。
毛澤東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國家資本主義的方法和策略，他認為在我國的具體條件下，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對抗性的矛盾如果處理得當，可以轉變為非對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決這個矛盾。在具體的矛盾處理方面，毛澤東贊同李維漢的報告《資本主義工業中的公私關系問題》中的觀點：“國家資本主義的各種形式，是我們利用和限制資本主義工業的主要形式。抓住了這個主要形式和主要環節，在經濟和政治上都有利于領導和改造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分子的其他部分。”1953年6月1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強調，對資本主義工業的改造同對資本主義商業的改造是區別開來的：對工業采用加工訂貨、公私合營兩種方式加以改造;對商業，則是“逐年把它擠掉，使商業資本家轉為工業家”。基于這一考慮，毛澤東將“利用、限制和改造”定為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總方針。毛澤東認為，國家資本主義走的是合作的路線，合作的事業，既然是合作就不能強迫。為此，“需要繼續在資本家中間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為此需要有計劃地培養一部分眼光遠大的、愿意和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進的資本家，以便經過他們去說服大部分資本家。”1955年10月27日，毛澤東同工商界代表談話，并開導他們，“要了解社會發展趨勢，站在社會主義方面，有覺悟地逐漸轉變到新制度去”。
毛澤東善于把握國家資本主義發展時間節點，他指出：“我們現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不是國家用一筆錢或者發行公債來購買資本家的私有財產，也不是用突然的方法，而是逐步地進行，延長改造的時間，比如講十五年吧，在這中間由工人替工商業者生產一部分利潤。”在1956年12月7日，他進一步指出，“定息拿多長的時間?原則是要解決問題，時間服從原則”。 “我們團結的主要對象、定息的主要對象是大的資本家，這些人是主客不是陪客。當然，中小資本家也有作用，也要照顧”。毛澤東指出，“我主張把占百分之九十的中小資本家不劃入資產階級范圍，拿到的定息只夠買幾包香煙的，就叫他們小資產階級。工商聯大會的代表中，中小資本家占多數。毛澤東認為，如果將全國私營工商業基本上引上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至少也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時間。至于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即基本上完成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則需要幾個五年計劃的時間。
在毛澤東國家資本主義理論指導下，我國根據《共同綱領》制定的“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原則和各種社會經濟成分在國營經濟領導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原則，國家對私營工業采取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等方式，對資本主義商業采取經銷代銷的方式，雙方實行外部合作，用簽訂合同等辦法與國營經濟建立聯系，引導私營企業朝著社會主義方向發展。在私營工業中，1950年，國家向私營工廠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的產品產值占私營企業產值的27%，1952年增至56%，1955年達到81.69%。在私營商業中，1955年全國共有私營零售商295.4萬戶，其中為國家經銷代銷的有70萬戶，占總戶數的23.7%，占資本總額的35.9%。在1950年至1956年期間，國民經濟有了顯著恢復和發展。1956年的工業總產值達到586億元，超過了五年計劃所要求的1957年的指標。農業、基本建設、文化教育事業也都發展很快。至此，新中國終于有效地將經濟制度的改造和對人的改造相結合，實現我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社會變革，為解放生產力、在我國開展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奠定了基礎。
第三節 國家資本主義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上述巨大成就的取得，原因在于毛澤東關于通過國家資本主義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理論，既是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堅持，又是在實踐中不斷總結中國新鮮經驗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對資產階級實行和平贖買的設想，由于時代的限制未能變成現實。列寧力圖實踐馬克思、恩格斯的設想，由于俄國資產階級的怠工、反抗乃至發動武裝暴亂，也未能變成現實。直到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國共產黨，開創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境界，繼承和發展了國家資本主義贖買理論和政策，并在實踐中完成了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終于取得消滅中國資本主義所有制和資產階級的勝利。
毛澤東的國家資本主義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方面體現在毛澤東準確把握了中國當時的國情特征，他認為，“中國的資產階級和俄國的資產階級不同。我們歷來把中國資產階級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官僚資產階級，一部分是民族資產階級。我們把官僚資產階級這個大頭吃掉了，民族資產階級這個小頭，想反抗也沒有力量。他們看到中國無產階級力量強大，同時我們又采取適當的政策對待他們，所以在民主革命勝利后，他們就有可能接受社會主義改造”。毛澤東還指出，解放以后，民族資產階級走上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這是逼出來的。他明確指出，“國家資本主義的理論是列寧提出的,但蘇聯沒有怎么搞起來。新經濟政策時期,蘇聯是否在商業方面多搞了一點國家資本主義?我們現在的辦法,不僅使資產階級不搞破壞,還要使他們的生產增長。”
毛澤東國家資本主義理論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深刻把握和創新精神。毛澤東在1953年7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出：“過渡時期，我們對私營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必須通過國家資本主義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我們的國家資本主義，其性質和蘇聯的國家資本主義是相同的，蘇聯是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我們也是共產黨領導的國家，但實行的辦法則有很多不同。我們對資產階級不實行國家資本主義，也沒有別的路，因為現在不能沒收他們的財產，而且需要他們。”毛澤東也承認，“我們現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實際上就是運用從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提出過的贖買政策。我們現在采取的這個方法，是經過許多的過渡步驟，經過許多的宣傳教育，并且對資本家進行安排，應當說，這樣的辦法比較好。”毛澤東還指出，“教科書關于中國的資本主義所有制轉變為全民所有制的問題，說得不對。它只說了我們對民族資本的改造政策，沒有說我們對官僚資本的沒收政策。我們在處理資產階級的問題上，有很豐富的經驗，創造了許多新的經驗。例如，公私合營以后給資本家定息，就是一個新經驗。”
事實上，通過具有中國特點的國家資本主義形式，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在改造資本主義企業的同時改造資產階級分子，這是世界社會主義史上一個創舉。誠如毛澤東所說：“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包括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不僅有全國的意義，還有國際的意義。整個世界都是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在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方面，我們在世界上是走在前面的，中國的資本家將來是先進者，我這個支票也是可以開的。中國人是要走在前面的。”也正是得益于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國家資本主義的理論，從理論上和實踐上順利解決了把私人資本主義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最后變國家資本主義為社會主義的問題，這既符合生產關系的根本變革，又避免了激烈的社會動蕩，并對世界其他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建設具有借鑒意義。
第四節 國家資本主義理論的結論與若干啟示
綜上所述，毛澤東國家資本主義理論，融時代性、開明性、科學性于一體，具有鮮明的中國特點。雖然受當時經濟體制的制約和局限，毛澤東的某些理論觀點，還帶有時代的痕跡。但這并不影響毛澤東國家資本主義理論的價值光輝。當前重新學習毛澤東國家資本主義理論，對于當前我國正在進行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仍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第一，要實事求是，準確理解毛澤東國家資本主義理論。毛澤東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研究和處理經濟問題時，尊重經濟運行的客觀規律，注重從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出發，靈活把握，爭取最大最好的政治經濟效果。這在他的國家資本主義理論創新和發展的過程中均有明顯體現。
第二，要獨立自主，堅持走自己的道路。毛澤東堅持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思維，善于獨立思考，善于把握中國特點的無產階級革命道路和社會主義改造道路。毛澤東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模式的深刻分析和有益借鑒，他認為不顧實際國情的區別，簡單復制別國模式，無疑是取亂之道。
第三，堅持群眾路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毛澤東一生堅定徹底地為人民服務，他全心全意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他深深熱愛的中國人民。他深深地認識到，黨的力量來源于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只有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方法，集中人民的智慧，依靠人民的力量，才能取得各項事業的偉大勝利。
第四，善于運用唯物辯證思維，全面準確地指導宏觀現實問題的解構。毛澤東深諳中華傳統哲學文化，是胸懷世界、深具戰略眼光的政治經濟學家，在新中國社會的歷史過渡時期，發展國家資本主義的具體過程中，他慎思明辯，正視本質矛盾并細密地剖析事物的兩面性，指出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總是要有秩序、有步驟地進行，這樣才能快速而有效。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比較自然。
五是勇于創新、能夠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毛澤東不僅重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理解與發揮，更重視對其運用，他能夠科學地對待馬克思主義，在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敢于創新，善于創新，不拘泥，不僵化，能夠及時地作出有價值的理論概括。這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人們，如今同樣應該以更延展的歷史眼光和更寬廣的世界眼光透視中國當代的社會主義改革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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