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鄧小平總理指出:馬克思根據歷史唯物主義所揭示的——封建社會代替奴隸社會，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后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的五個階段論是科學，是真理。雖然過去在中國頗受質疑，因為在中國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失敗了，毛主席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成功了，中國在沒有實現工業化的情況下直接進入社會主義。
雖然1949年至1952年間短暫的實行新民主主義，但是顯然不能代替資本主義這一整個階段。于是有學者指出，馬克思的五個階段論不適用于中國。中國的工業化可以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進行，然后逐步進入到生產力發達的共產主義階段。然而改革開放以后這種質疑越來越少，即使蘇聯、中國在無產階級專政下一定程度的完成了工業化，但是并沒有順利的走到共產主義：蘇聯變修，解體，變成資本主義國家;中國改革，社會主義變成特色社會主義。人們對于五個階段論的質疑轉為對共產主義的質疑——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開始實行市場經濟，而資本主義國家在沒有革命的情況下，一些公司出現員工持股生產資料公有化的現象。雖然當今階級矛盾仍然存在，但是國際上共產主義運動卻不及上個世紀，人們對于共產主義的信仰也不及當年。
其實對于共產主義的質疑我認為不合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內部競爭趨于緩和，西方對世界的資本輸出全面加強。由于西方可以把勞動密集型產業等低端制造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利用其資源和勞動力進行生產，對本國無產階級的剝削大大減輕，實現了矛盾轉移。隨著西方資本力量的增強，國家可以為無產階級提供更高的工資和更好的福利待遇，加上簡單勞動產業的轉移，國內更多人可以從事服務業和管理層的工作，中產階級成為主力軍。這就是美國“紡錘形”人口結構的原因。中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諂媚態度和資本主義國家勞資矛盾的轉移，就演化成了對共產主義的質疑。對于邊緣的發展中國家，因為西方資本的輸入，其內部矛盾被大大的激化，出現嚴重的社會問題。因此，所謂資本主義國家的“中產繁榮”，其實是建立在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上的。單就從事實上說，2020年COVID-19在全球的肆虐，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的不作為已經證明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才是全人類的希望。
回到前面關于歷史的討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對馬克思五個階段論的質疑越來越少，但是仍有何新，溫鐵軍等學者的質疑。但這種質疑只局限在中國歷史的特殊情況。真正的“分封建制”的封建社會在秦的中央集權制建立以后就結束了，至多在西漢初期，魏晉南北朝時期有復辟。漢武帝實行推恩令后的盛世，唐朝的開元盛世，都不能算嚴格意義的封建社會，更應該叫秦制社會。就是這種中央集權的秦制，秦制的優點(大一統，中央集權)奠定了古中國強大的基礎。因此馬克思的五個階段論沒有秦制社會，不適用于中國的歷史遭到質疑，是合理的。但是馬克思本人晚年說過，五個階段論僅適用于歐洲大陸，關于是否適合中國的爭論實在沒有必要。
雖然馬克思沒有為中國總結歷史規律，但是我們可以利用和馬克思一樣的科學的唯物史觀自己總結。馬克思指出，一切具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這一點我們承認，中國古代的朝代更迭，都是因為被統治階級和統治階級的矛盾爆發，被統治階級的一部分帶領被統治階級成為統治階級。每個朝代都可以視作一個矛盾爆發的周期。類似于今日的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中國古代的秦制社會也有這樣的周期。之所以產生這樣的周期，在于秦制的弱點——一小撮人的特權沒有被監督而利用權力來為自己謀取利益。這樣的弱點在資本主義國家甚至社會主義國家也存在，馬克思把它叫做資產階級法權，這是一種自然法權，在現在世界上的任何國家，都存在資產階級法權。所以馬克思在評論巴黎公社時指出：工人階級不能簡單的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并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因為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無產階級先鋒隊(即共產黨)在帶領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后，如果缺乏有效的無產階級專政，缺乏普遍的撤換制和監督權，就會出現一個操作和管理生產資料的新階級成為剝削者，這個剝削者就是“黨自身”。毛主席就經常批評一些老干部出現官僚主義脫離群眾。為了避免黨自身發展為官僚，毛主席數次發動“整風”運動，為的就是保持黨的純潔性。但是數次運動皆被黨內的官僚集團利用：你要百花齊放，我就全面否定;你要反右，我就亂扣帽子擴大化;你要文革，我就武斗;你要批判斗官僚，我就鼓動民眾斗民眾……如果僅僅是一兩次被利用就罷了，可是數次運動皆被利用，我們就需要反思是不是制度本身出了問題。我們應該承認，中國現今的制度，仍然是秦制的延續，只是換了名字，制同政不同而已。我不是說秦制是落后的制度，相反，這是一種先進的制度，秦制為我國廣袤的國土面積，強大的人民凝聚力創造了條件，使得我國有了強大的基礎。但是我們也應該承認，秦制的弱點也是在我們國家出現了——龐大的官僚利益集團。因為我認為我們通往共產主義的道路必定是曲折的，甚至會再次陷入秦制的周期中。官僚特權的存在阻礙了中國社會主義國家的進程。
那么怎么辦呢?列寧指出需要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更完全的民主，廢除常備軍，對一切公職人員進行全面的選拔制和撤換制……變成了一種不是原來的國家的東西。這個和中國古代儒家提出的“大同社會”有異曲同工之處，即一切權力為全民的公權。我們應該怎樣達到這樣的社會呢?我認為“全民為公”不是秦制的周期性革命就能達到的，這是一種文化素養。因此真正的共產主義社會或大同社會，必須要有這樣一個階段:無產階級先鋒隊在帶領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后，再發動全民參與的文化革命，之后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實行公權政治，才可以順利的通往共產主義。
因此我們看到在中國通往“大同社會”的道路中，已經走過了中央集權的正確道路，給中國提供了強大的基礎。第二條道路，是全世界絕無僅有的，而中國已經埋下了種子，那就是——文化大革命。當中國可以科學的評價文化大革命，并且再次集全民之力參與，中國就離共產主義社會不遠了。
參考文獻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鄧小平
《互聯網是人類歷史的一段彎路嗎》赤潮AKASHIO
《北大馬會文革史》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會
《封建論》柳宗元
《八次危機》溫鐵軍
《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
《怎么辦》列寧
《法蘭西內戰》馬克思
《資本論》馬克思
《國家與革命》列寧
2021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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