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論社會主義按勞分配
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理論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成果，無疑是中國特點社會主義建立的寶貴理論財富。按勞分配理論是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認真學習和發掘其理論內涵，科學總結其實踐經驗、是非得失，對于堅持以人為本，正確處理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構建科學合理的社會主義分配制度，有著極為重要的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
第一節 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分配的理論
生產決定分配，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理。人們在學習政治經濟學時經常會提到，然而在研究當前我國分配問題時卻常常忘記了。馬克思在談到生產與分配、交換、消費的一般關系時指出：“分配的結構完全取決于生產的結構，分配本身就是生產的產物，不僅就對象說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說也是如此。就對象說，能分配的只是生產的成果，就形式說，參與生產的一定方式決定分配的特定形式，決定參與分配的形式。”馬克思在批判拉薩爾主義時又說：“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
“生產條件的分配”實質上主要就是指生產資料所有制。這兩段話表明，社會產品的分配方式，不是人們主觀地選擇的，而是由生產方式決定的，因而具有客觀必然性。人們可以改變分配的具體做法，但分配的性質和方式卻是由生產方式決定的。除非改變生產方式、改變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和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們是不能改變分配方式的。因此，不能撇開生產關系，尤其是不能撇開作為生產關系基礎的所有制形式，孤立地就分配談分配。馬克思強調，如果撇開生產方式、尤其是撇開生產資料所有制，而一味“在所謂分配問題上大做文章并把重點放在它上面”，并“把分配看成并解釋成一種不依賴于生產方式的東西，從而把社會主義描寫為主要是圍繞著分配兜圈子”，那就是仿效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庸俗社會主義”。20世紀50年代中期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就出現過這樣的錯誤。
毛澤東堅持并發展了馬克思關于生產決定分配、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這一基本原理。他在研讀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對研究分配問題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方法論原則：必須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出發來研究分配問題，即聯系生產條件的分配來研究消費品的分配。他批評教科書中撇開生產資料的分配來談論消費品的分配、并把消費品分配當作決定性動力的有關論述，指出：“這是一種分配決定論的錯誤觀點。就以分配問題來說，按照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中所說的，分配首先是生產條件的分配，生產資料在誰手里，這是決定性的問題。生產資料的分配決定消費品的分配。教科書在這里不講生產資料的分配，只講消費品的分配，并且把消費品的分配當作決定性的動力，這是對馬克思上述正確觀點的一種修正，是理論上的一種極大的錯誤。”他還指出，講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如果不講公有制，只講漲工資，那是錯誤的。他說：“教科書說，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根本優越的地方就在工資不斷提高，很不對。工資屬于消費品的分配，有什么樣的生產資料的分配，就會有什么樣的產品的分配，有什么樣的消費品的分配。前者是決定后者的。”毛澤東這些論斷對研究當前分配問題是有重要指導意義的。
我們運用毛澤東指出的必須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出發研究分配問題這一方法論原則，來分析一下當前議論最多的兩個問題：兩極分化和共同富裕。我們知道，鄧小平曾經認為社會主義不可能出現兩極分化，他甚至認為，如果出現兩極分化，改革就失敗了。但隨著改革的深化，到了晚年，他改變了看法，認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兩極分化自然出現”，應該積極采取措施，解決兩極分化帶來的社會矛盾。顯然，這是他從改革開放的實際情況出發進行思考得出來的結論。
圍繞兩極分化，在理論上必須回答這樣幾個問題：什么叫兩極分化?為什么會出現兩極分化?怎么對待兩極分化?運用毛澤東指出的必須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出發來研究分配問題的原理，就可以回答這些問題。人們往往把兩極分化理解為收入差距過大。這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這種解釋并沒有科學地回答問題，只是看到了現象。收入差距達到什么程度才叫兩極分化，量的界限在哪里?質的規定性在哪里?誰也沒有說明白這些問題的實質。其實兩極分化是一種生產關系，它有質的規定性，這種質的規定性一般來講，人們在使用“兩極分化”這一概念時，指的是這樣一種特殊的社會經濟現象：一極是資本家財富的不斷積累，另一極是工人貧困的持續積累。馬克思科學地分析了這種社會經濟現象的根源，指出資本主義私有制造成了資本與勞動的對立，在這種對立的基礎上產生了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而兩極分化則是資本主義積累一般規律發揮作用的必然結果。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23章中明確指出，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制約著同資本積累相適應的貧困積累，因此，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所以，兩極分化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產物，在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反映。如果把兩極分化僅僅看作財富分配的不公平，僅僅看作分配問題，那么，這種認識只是停留在現象的表面，并沒有抓住問題的本質。只有分析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度，才能弄清兩極分化的實質。
那么，怎樣對待目前我國存在的兩極分化現象呢?按照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的原理，從根本上說，還是要認真貫徹毛澤東關于利用資本主義的理論和政策。首先，要強調堅持和增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大力發展和維護公有制經濟，使其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日益擴大，而不是縮小，起到絕對的領導作用。堅決與高官和高管行使特權、內外勾結、化公為私、轉制為私、貪污盜竊為私等損害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一切貪污腐敗行為作毫不妥協的斗爭，使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成分處于輔助地位，受限制的地位，縮小的地位，不起主宰作用，從而把兩極分化現象限制在較小的范圍內，不致蔓延到全社會，并使之逐步消失。鄧小平說：“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其次，要嚴格限制并努力引導非公有制經濟朝著有利于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堅決保障私有制經濟中工人階級的社會經濟地位及其生活水平的保障和改善，保障國家和人民的整體利益，逐步改革私有制經濟。第三，私有制資本主義經濟絕不能進入社會主義國民經濟的命脈——鐵路、航空、軍工、糧食、水利、金融、郵電通訊和信息網絡等事關國家安全、人民生命安全和社會主義穩定發展的行業。這三條既是毛澤東維護公有制經濟和利用資本主義的重要經驗，也是諸多國家發展經濟的經驗教訓，是當今我國應當堅持采取的主要的帶根本性的措施。
為了緩解兩極分化帶來的社會矛盾，在上述前提下，還必須在分配領域采取一定的措施，例如，實行差額所得稅制、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和醫療保險制度等，注重改善民生，努力縮小貧富差距。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應該指出，在再分配領域里采取措施，終究是第二位的。
我們再來分析共同富裕問題。實現共同富裕，這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我們搞社會主義，就是要消滅私有制，消滅階級，消滅剝削，實現共同富裕。正如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的，我們“必須堅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問題”。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共同富裕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經濟關系，它屬于分配領域的事情，是由所有制決定的，因而必須從所有制出發來研究共同富裕問題。在公有制條件下，由于勞動人民共同占有生產資料，人們在生產資料面前是平等的，誰都不能憑借占有生產資料來參與生產成果的分配，這就排除了剝削的可能性。雖然在生產力不夠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還只能實行按勞分配，由于為社會提供的勞動數量和熟練程度不同，人們的生活水平還會有一定差距，人們勞動數量和質量的差距終究是有限的，不可能太大，人們可以通過努力來改進的，這個差距既是客觀矛盾，也是動力，這就為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礎。私有制及其剝削、兩極分化，與公有制、共同富裕是水火不相容的，有私有制、有剝削就談不上共同富裕，要實現共同富裕就必須消滅私有制和剝削。只有在公有制基礎上才能避免剝削，從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由此可以得出結論：為了實現共同富裕，必須大力發展和壯大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這是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第二節 社會主義必須實行按勞分配的理論
關于按勞分配的實質問題，馬克思是這樣論述的：“每一個生產者，在作了各項扣除以后，從社會領回的，正好是他給予社會的。他給予社會的.就是他個人的勞動量。”“他以一種形式給予社會的勞動量，又以另一種形式領回來。”這就是說，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社會是按照勞動者在生產勞動中提供給社會的勞動數量和質量來分配消費品的：多勞多得，少勞少得;等量的勞動得到相同的勞動報酬;不勞動者不得食;反對平均主義，也反對過于懸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個人消費品分配的基本內涵。
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必須按勞分配，反對平均主義的論述，最早見于1929年的《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一文。在這篇著作中，毛澤東指出：“就是在社會主義時期，物質的分配也要按照‘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的原則和工作的需要，決無所謂絕對的平均。”他進一步指出：“絕對平均主義的來源，和政治上的極端民主化一樣，是手工業和小農經濟的產物，不過一則見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則見之于物質生活方面罷了。”1942年，毛澤東提出：“平均主義的薪給制抹殺熟練勞動與非熟練勞動之間的差別，也抹殺了勤惰之間的差別，因而降低勞動的積極性。”1948年，《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進一步指出：“絕對平均主義的思想，它的性質是反動的、落后的、倒退的。”全國解放后的20世紀五六十年代，隨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高潮的到來，毛澤東更多地論述必須堅持按勞分配，反對平均主義，并且在政策上予以體現。1958年12月毛澤東主持制定的《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明確指出：“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繼續保持按勞分配的原則，對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是兩個重大原則問題，必須在全黨統一認識。”文件指出：“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是經濟發展上程度不同的兩個階段。社會主義的原則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 共產主義的原則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共產主義的分配制度更合理，但是這只有在社會產品極大地豐富了以后才可能實現。沒有這個條件而否定按勞分配的原則，就會傷害人們的積極性，就不利于生產的發展，不利于社會產品的增加，也不利于促進共產主義的實現。”“企圖過早地否定按勞分配的原則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則，也就是說，企圖在條件不成熟的時候勉強進入共產主義，無疑是一個不可能成功的空想。”1959年在《鄭州會議紀要》中，毛澤東規定了十四句話作為當時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方針，其中就包括“物資勞動，合理調劑;按勞分配，承認差別”四句話。1962年，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的《農村人民公社條例修正草案》規定：“生產隊必須認真執行按勞分配，多勞多得，避免社員和社員之間在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在工業企業內部，由毛澤東提出制定并經黨中央批準的《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也明確規定：“國營企業的分配制度必須體現按勞分配的原則，按照員工的技術業務的熟練程度、勞動數量的多寡和產品質量的高低決定勞動報酬的大小，反對平均主義。”
毛澤東認為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社會對個人消費品實行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原則和制度，它包含兩個原則，一是凡有勞動能力的社會成員都必須盡自己的能力積極參加勞動，不勞動者不得食;二是社會總產品在作了各項必要的扣除之后，個人消費品按照他向社會提供的勞動量正比例地進行分配，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也就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這是社會主義特有的經濟規律，也是社會主義社會不同于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特征之一。毛澤東特別強調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兩句話密切相關，是一個完整的概念，不可分割。他在批評教科書片面強調物質利益時說：“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前一句話是講要盡最大努力來生產。為什么把這兩句話分割開來，總是片面地講物質鼓勵呢?”“列寧說過，唯物主義者最‘唯心’。他們最能夠刻苦，最不怕死。金錢是物質，可是金錢收買不了唯物主義者。他們有最偉大的理想，因此他們有頑強的戰斗性。”可是在唯心主義者那里，“唯物主義者就成為不戰斗的了”。
總而言之，毛澤東的按勞分配理論概括起來就是：第一，肯定按勞分配的性質是社會主義的，在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在公有制范圍內，分配領域必須堅持按勞分配原則，但按勞分配原則仍然存在資產階級法權，是有“弊病”的，存在資本主義的傾向;第二，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必須把貫徹按勞分配原則同維護集體利益、國家利益和長遠利益，同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結合起來，“徹底實行按勞分配”是會導致自私自利個人主義的，不利于社會主義事業正常發展;第三，在社會主義階段，既要按勞分配，又要注意按需分配的問題，后者本質上是滿足公共需要的;第四，按勞分配原則是歷史的范疇，并不是我們的最終理想，隨著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逐步過渡，按需分配將逐步取代按勞分配，未來是要實行按需分配的。
第三節 防止和反對分配中兩種錯誤傾向的理論
貫徹按勞分配要物質鼓勵與精神鼓勵相結合，反對錢能通神，唯錢是圖。毛澤東說：“反對平均主義，是正確的;反過頭了，會發生個人主義。過分懸殊也是不對的。我們的提法是既反對平均主義，也反對過分懸殊。”因為脫離勞動實際及差別、勞動報酬上高低過分懸殊，也是違反按勞分配原則的。這是因為勞動者之間的勞動差別是有一定限度的，而且隨著科學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這種差別將會逐步縮小。因此脫離勞動實際及其差別，任意擴大報酬差別，造成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勞動成果的無償占有，違反和破壞按勞付酬的分配原則，就會挫傷勞動的積極性，影響國家經濟的正常發展。管理者也是勞動者，也應當認真貫徹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反對干部搞特權、搞特供，多吃多占，貪污腐敗。
毛澤東指出，實行按勞分配，重視勞動者的物質利益，有利于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但在社會主義社會，勞動仍是個人謀生的手段，舊社會遺留的私有觀念尚未從人們頭腦中完全清除，因此斤斤計較個人得失，甚至損公肥私、損人利己的嚴重個人主義行為仍在一部分人們中存在。這就需要除了實行按勞分配，給勞動者以物質鼓勵外，還必須輔以“精神鼓勵”，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只有把物質鼓勵和精神鼓勵正確地結合起來，按勞分配的原則才能充分地發揮作用，廣大勞動者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也才能持久地、長期地發展下去。對教科書中的“利用每個工作者從物質利益上對勞動結果的關心是社會主義經營的根本方法之一”，毛澤東認為“這個提法可以贊成”，但對教科書中說“讓工作者從個人的物質利益上關心勞動結果是刺激生產發展的決定因素之一”，毛澤東說把物質利益“當作決定性動力，就不對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那些機會主義者，如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批判拉薩爾的“工資鐵律”，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批判杜林的暴力決定論，以及列寧在《做什么》中批判的俄國“經濟派”，都是把物質刺激當作社會發展的決定動力。他們“把分配看成并解釋成一種不依賴于生產方式的東西，從而把社會主義描寫為主要是圍繞著分配兜圈子”，這其實是一種“開倒車”的現象。毛澤東強調：“要保證人們吃飽飯，然后人們才能繼續生產。沒有這一條是不行的。物質利益是一個主要原則，但總不是唯一的原則，總還有另外的原則，教科書中不也常說‘精神鼓勵’原則嗎?同時，物質利益也不能單講個人利益、暫時利益、局部利益，還應當講集體利益、長遠利益、全局利益，應當講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暫時利益服從長遠利益，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他們現在強調的是個人、暫時、局部的利益，不強調集體、長遠和全局的利益。”毛澤東指出：“這本書很多地方一有機會就講個人物質利益，好像總想用這個東西來引人入勝。錢能通神。……似乎離開了個人物質利益，就什么事也辦不成。試問達爾文的進化論是物質鼓勵出來的嗎?”“教科書把物質利益片面化、絕對化，不把提高覺悟放在主要地位，這是很大的原則性錯誤。”
毛澤東進一步指出：“他們所強調的個人物質利益，實際上是最近視的個人主義。這種傾向，是資本主義時期無產階級隊伍中的經濟主義、工團主義在社會主義時期的表現。歷史上許多資產階級革命家英勇犧牲，他們也不是為個人的眼前利益，而是為他們這個階級的利益，為這個階級的后代的利益。”毛澤東認為教科書“要重新另寫，換種寫法。應當強調艱苦奮斗，強調擴大再生產，強調共產主義前途、遠景，要用共產主義理想教育人民。要強調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眼前利益服從長遠利益。要講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把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像他們那樣強調個人物質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個愛人，一座別墅，一輛汽車，一架鋼琴，一臺電視機’那樣為個人不為社會的道路上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只看到足下，不想到前途，不想到遠景，那還有什么千里旅行的興趣和熱情呢?”像蘇聯那樣，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搞特權、搞特供，搞特殊化，脫離群眾是不行的。蘇聯修正主義者只強調個人物質利益，歸根結底是強調他們自己的個人利益，少數人富起來。這豈不導致了少數人剝削人、人吃人的黑暗境地，重新回到腐朽沒落的資本主義老路上去了?!
第四節 物質鼓勵與精神鼓勵相結合的理論
實行按勞分配，尊重勞動者的物質利益，有利于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但是，要充分發揮廣大勞動者的聰明才智，單靠物質鼓勵是不夠的;必須在堅持按勞動分配的同時，加強政治思想工作，把物質鼓勵和精神鼓勵正確地結合起來。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社會要有“物質鼓勵”和“精神鼓勵”。歷史經驗表明，貫徹按勞動分配，只強調物質鼓勵，忽視政治思想工作，取消精神鼓勵，會帶來嚴重的后果，也難以充分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不利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經濟的發展。因此，貫徹按勞分配原則的唯一正確方針，就是是政治掛帥，把物質鼓勵和精神鼓勵正確地結合起來。只有這樣，才能充分地和持久地調動勞動者包括管理干部的積極性，推動經濟的持續發展。
毛澤東指出，“政治工作，同必要的按勞分配要結合，我看這是個好東西。”在社會主義社會，勞動仍是個人謀生的手段，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自私自利的私有觀念尚未從人們的頭腦中完全清除。在這種條件下，如果不在實行按勞分配的同時加強政治思想工作，把物質鼓勵和精神鼓勵結合起來，就會有人用舊眼光來對待按勞分配，著眼于個人和目前的利益，忽視或不顧整體長遠的利益，斤斤計較個人的得失，不愿比別人多做半小時工作，不愿比別人少得一點報酬，甚至發生損公肥私和損人利己的嚴重個人主義行為，危害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而加強政治思想工作，就會幫助人們清除和抵制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的思想影響，自覺地把個人利益和國家、集體利益正確地結合起來。毛澤東說過，要使一部分不老實對待自己義務的人轉變過來，也不能光靠物質刺激，還必須通過批評教育，提高他們的覺悟。他批評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把物質刺激片面化和絕對化，不把提高覺悟放在重要地位。這是很大的原則性錯誤。因此，政治思想工作同按勞分配是統一的，是相互促進，而不是相互排斥的。任何把二者對立起來的觀點和做法都是錯誤的。
毛澤東關于物質利益原則，作過許多非常重要而精辟的論述，需要系統深入地學習貫徹。他曾經明確指出：
第一，要保證人們吃飽飯，然后人們才能繼續生產。沒有這一條不行。物質利益是一個重要原則，但不是唯一的原則，總還有另外的原則。比如“精神鼓勵”原則。物質利益是社會主義經營的“根本方法之一”，但當作決定性動力就不對了。
第二，物質利益也不能單講個人利益、暫時利益、局部利益，還應當講集體利益、長遠利益、全局利益，應當講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暫時利益服從長遠利益，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要講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把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
第三，公和私是對立的統一，不能有公無私，也不能有私無公。我們歷來講公私兼顧，早就說過沒有什么大公無私，又說過先公后私。個人是集體的一個分子，集體利益增加了，個人利益也隨著改善了。
第四，在社會主義社會，每個人進學校，學文化，學技術，首先應該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為了工業化，為了為人民服務，為了集體利益。應當強調艱苦奮斗，強調擴大再生產，強調共產主義前途和遠景，強調用共產主義理想教育人民。
第五，只強調個人物質利益，實際上是最近視的個人主義。這種傾向，是資本主義時期無產階級隊伍中的經濟主義、工團主義在社會主義時期的表現。只強調個人物質利益，引導人走向個人主義，一定要出毛病，一定會走向自己的反面。
毛澤東批評了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這本書很多地方一有機會就講個人物質利益，好像總想用這個東西來引人入勝，錢能通神。這本書沒有體系，可是在這點上卻有體系。似乎離開了個人物質利益，就什么事也辦不成。這樣強調個人物質利益原則，反映了他們相當多的經濟工作人員和領導人員精神狀態，也反映了他們不重視政治思想工作。在這種情況下，不靠他們的所謂物質鼓勵，他們就沒有別的辦法了。毛澤東說，“列寧說過，唯物主義者最‘唯心’。他們最能刻苦，最不怕死。金錢是物質，可是金錢收買不了唯物主義者。他們有最偉大的理想，因此，他們有頑強的戰斗性。”
第五節 正確處理生產與生活關系的理論
如何處理生產與生活的關系，也是能否正確處理按勞分配的重大原則問題。處理不好這一關系，也會出問題的。毛澤東指出，“生產、生活同時抓，兩條腿走路，不要片面性”。又指出，要“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改善工人和勞動人民的生活”。毛澤東這些重要論述，是我們正確處理生產與生活的指導原則。
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物質資料生產是人類社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在生產與消費的關系中，生產處于主導地位，它決定消費。沒有生產創造各種物品和消費設施，也就沒有消費對象。而沒有消費對象，也就不成其為消費。然而，消費對生產也不是消極的和被動的，它也反作用于生產，積極影響生產。從社會再生產環節來看，消費是生產行為的終結，同時又是新的生產行為的發動和起點。消費不能停止，生產也不能停止。從這個意義上說，消費又反過來成為生產的前提和起點，并重新引起整個生產過程，使生產成為連續不斷的再生產過程。總之，生產與消費，存在著密切的內在聯系和辯證關系。
毛澤東根據馬克思的社會再生產理論和社會主義原則明確指出，“我們的重點必須放在發展生產上，但發展生產和改善人民生活二者必須兼顧”。毛澤東指出，“我們歷來提倡艱苦奮斗，反對把個人物質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時我們也歷來提倡關心群眾生活，反對不關心群眾痛癢的官僚主義。”
從馬克思的社會再生產理論來看，要提高勞動報酬，增加工資收入，改善人民的生活，首先要從發展生產著手。消費的基礎是生產，生產不僅決定消費的性質和方式，也決定消費的數量和質量的水平。人民生活消費數量和質量的水平，直接取決于生產發展的狀況和水平。在正常情況下，勞動者的個人收人要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逐步提高，職工工資增長的幅度應當低于社會勞動生產率增長的幅度。否則，就會阻礙擴大再生產的發展，而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不可能繼續得到改善和提高。如果工資收入增加的速度超過了社會生產發展和勞動生產率增長的速度，就會造成市場消費品供應不足而引起通貨膨脹和物價上漲，或者是因人為地限制物價，有錢買不到東西，結果是增長了工資，仍不能使勞動者的實際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因此，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必須有堅實的物質基礎，與生產發展相適應。
隨著社會主義經濟的增長，勞動者的消費水平必將日益提高。勞動者生活消費水平提高，體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實現，對國民經濟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然而，社會主義國家絕不能盲目地學西方國家，走所謂“高消費”的道路，必須從本國國情出發，根據社會主義消費的發展規律，對生活和消費進行科學的指導。任何超越生產發展實際水平的所謂“超前消費”的觀點和做法都是錯誤的，其后果也必然會危害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第六節 處理好按勞分配與集體福利關系的理論
毛澤東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歸勞動者享受的消費資料，一部分是個人財產，一部分是公共財產，如文化教育、公共醫療、體育設施、交通設施等設備，以及像西湖這樣的游覽區。而且，這一部分財產，會愈來愈多。當然，這一部分也歸勞動者享受，但它不是個人財產，而是共享財產。毛澤東批評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只講個人的消費，不講社會的消費，如公共的文化福利事業。這是一種片面性”。還成什么社會主義?毛澤東這些論述，不僅是重要的，而且是具有深遠意義的。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實行按勞分配，發展集體福利，都是實現勞動者物質利益的必要手段和重要方面。可是，也必須指出，社會主義勞動者的生活來源，主要是依靠按勞分配所獲得的收入;而舉辦社會主義集體福利事業，也是消費品分配的另一種補充形式，是提高和改善勞動群眾生活的一個重要途徑。因此，如何處理按勞分配與集體福利的關系，也是正確貫徹按勞分配原則的重要內容。 消費方式，作為人們消費生活資料所采取的社會方式，有著深刻的社會、經濟和歷史的根源。在社會主義階段，生產力水平還不高，生活消費不豐富，勞動還是個人謀生的手段，消費資料歸個人所有，是實現勞動者的物質利益，調動勞動者積極性所不可缺少的;同時，人們的愛好、習慣、興趣和特長又各不相同，消費方面的需求千差萬別，個人消費方式將長期存在。在社會主義階段。要求勞動者具有文化科學知識、健康的體魄和熟練的勞動技能，要求他們有較高的覺悟、素質和集體主義精神。培養這樣的勞動者，單靠在家庭范圍內個人消費方式是不夠的，還必須處理好公共消費，在社會范圍內發展公共的文化教育、衛生保健、交通運輸和水、電、氣、通訊網絡等各種生活服務設施。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物質財富的豐富，社會公共消費在滿足人們全面發展需要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重要。個人消費和公共消費，在滿足人們的需要中各占不同的地位，起著不同的作用。它們互相結合，相互補充，缺一不可、不斷辯證地發展。這正是社會主義制度比資本主義制度優越的具體表現。
由此可見，個人消費與社會公共消費的關系，直接關系著按勞分配原則的正確貫徹實施問題。用于集體福利的經濟來源，是對勞動者進行個人消費品分配以前，由社會扣除的勞動成果中的一部分。在社會總產品量既定的情況下，集體福利部分占的比例多了，按勞分配部分就少了。因此，發展集體福利事業，必須考慮現階段生產力發展的水平。目前，我國經濟較為落后，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消費水平還不高。在這種情況下，處理按勞分配和集體福利在消費基金中比例關系時，首先應當保證按勞分配的個人收入部分占有較大的份額，然后再根據需要和可能，舉辦和改進集體福利事業。隨著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在保證勞動者個人收入部分不斷增長的同時，要相應地、積極地、逐步地擴大集體福利事業。集體福利在消費品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必將隨著經濟的發展而逐步有所增加。因此，我們必須正確處理按勞分配與集體福利的關系，很好地貫徹按勞分配原則。
第七節 按勞分配中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理論
按勞分配這種分配方式，是由社會主義的客觀經濟條件，首先是由生產資料公有制決定的。只要這些客觀條件存在，它就具有不依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必然性。遺憾的是，現在討論我國的分配問題時，往往不講在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必須實行按勞分配的基本道理，甚至完全不提按勞分配原則，只是研究一些具體的操作性的問題。仿佛無論是公有制、還是私有制，分配都是一樣的。什么按勞分配，什么按要素分配，都置諸腦后了。這樣的研究方法，不僅在理論上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而且會誤導和貽誤實際工作。
毛澤東曾經明確指出，總而言之，中國屬于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動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又說，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還提出“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理論。這一理論往往引起誤解，不得不說其由來。按勞分配原則還存在資產階級法權問題，這是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第一次提出來的。資產階級法權的特點是，形式上是平等的，但實際上卻不平等，形式上的平等掩蓋了事實上的不平等。資產階級法權與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法權相比較，雖然都是階級剝削和壓迫的工具，但表現形式卻是不一樣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法權，不僅形式上，而且在事實上也是不平等的，奴隸主、封建地主享有特權，“刑不上大夫”，被統治者沒有任何平等可言，法權上有嚴格的規定。資產階級法權則不同，它在形式上是平等的，“天賦人權”，每個人都享有民主、自由的權利，但實際上是不平等的，是虛偽的，生產資料占有的不平等決定了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之間的權利不可能是平等的。然而這種不平等的本質卻被形式上的平等掩蓋著，很有欺騙性。馬克思還說，這種資產階級法權是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又說，“這些弊病”，“是不可避免的”。它的完全消失還得有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和條件。列寧進一步論述了馬克思這個理論，他說，“在共產主義下，在一定時期內，不僅會保留資產階級法權，甚至還會保留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 俄國十月革命后，列寧執行巴黎公社原則，堅持社會主義按勞分配。他限制和降低黨政人員的工資收入，縮小與工農的差距，防止黨政人員享受特權和官僚化;同時，又大力提倡共產主義勞動態度。他還提出，“要求在事實上，而不是在口頭上同升官發財的思想作斗爭。”當時，列寧只是同意付給資產階級專家高額薪金，他說，“我們用非常高的薪金來吸收資產階級專家，這是離開了公社原則的;如果對群眾隱瞞這一點，那我們就是墮落到了資產階級政客的水平，那就是欺騙群眾。”還說，“高額薪金的腐化作用既要影響到蘇維埃政權……，也要影響到工人群眾。”
后來，斯大林受既得利益集團或者說特權階層的制肘，違背了巴黎公社原則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不僅擴大了工資等級差別，還有高官高管少數人享有的特供福利待遇。有關資料表明，沙皇時代，專家工資為工人最低工資的 20倍。俄國十月革命以后，在二十年代，最高工資為最低工資的8倍;三十年代以后，這個比例是10倍、20倍乃至30倍、40倍。這是斯大林的一大錯誤。這個錯誤，后果極其嚴重，正如毛澤東指出的，在蘇聯形成了高薪階層、既得利益集團。當年，外國進步人士到蘇聯訪問也感到蘇聯出現了“無產階級貴族”和“特權階級”。比如法國作家羅曼·羅蘭1935年訪蘇，他在《莫斯科日記》中寫道，蘇聯“宮廷中的上層達官顯貴過著特權階級的生活，但人民卻仍然不得不為了謀取面包和空氣(我說的是住房)而進行艱苦的斗爭”。而這個高薪階層和“特權階級”，正是后來出現赫魯曉夫等現代修正主義的途徑和他們篡黨奪權的社會基礎。也正是這些人，成為資產階級在共產黨內的代表人物，是堅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政治上瘋狂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經濟上全面復辟資本主義，使蘇聯改變顏色，最終瓦解。值得注意的是我們黨內的不少留學和訪蘇人員，成為高官和高管，也曾受到蘇聯高薪和特供福利制度的薰陶，也曾鬧過高薪和特供事項，受到毛澤東的帶頭嚴厲抵制。
分析總結蘇聯共產黨變修垮臺的教訓，不禁令人聯想到習近平總書記最近多次強調的樹立共產主義理想、堅定馬克思主義信念的重要性，他把理想信念比喻為“精神上的‘鈣’”，沒有理想信念就會得“軟骨病”，一到關鍵時刻是會導致亡黨亡國的。習近平這一理論是同毛澤東完全一致的。在分配領域，如果只講物質激勵，不講思想政治工作，聽任資產階級法權膨脹泛濫;只講個人利益，不講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長遠利益，長此以往，形成一種自私自利的慣性，“一切向錢看”，“有權就是一切”，“有錢能使鬼推磨”，“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等等，把個人獲得物質利益和權力看作人生的根本目的，看作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這樣下去勢必導致共產黨人腐化墮落、蛻化變質，黨政“和平演變”，導致資本主義復辟，其后果會是極其嚴重的。
毛澤東正是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總結蘇聯的經驗教訓，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系統地提出和論述了有關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理論原則和方針政策。這是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提出的重大的科學論斷。這個科學論斷，對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復辟有著極為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指導意義。
第八節 解決既得利益集團問題的理論
1974年12月，毛澤東在《關于理論問題的談話要點》中特別鄭重地指出：“列寧為什么說對資產階級專政，……這個問題搞不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都知道。” 實踐表明，堅持按勞分配是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重大原則問題。共產黨人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但是，如果對資產階級法權不加限制，過分懸殊地擴大工資等級差別，尤其過度提高高官和高管的工資待遇以及特別權利、特供福利，就會像蘇聯那樣出現高薪階層和“特權階級”，會給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事業構成極其嚴重的威脅。毛澤東指出：“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有自己的企業)比資本家還厲害。”黨內出現走資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正是在資產階級法權的腐蝕下，成為“既得利益集團”，逐步腐化墮落，追求發財富貴，保護既得利益，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成了同工人、貧下中農尖銳對立的資產階級。 因此，毛澤東一再告誡全黨說，在社會主義社會里，一部分干部，一部分想擴大資產階級法權的人，想退回到資本主義去，多數人想干共產主義。因此，必不可避免地要有斗爭，要有長期的斗爭。又說，所以，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馬列主義的書，要努力改造世界觀。 這一重大問題，實際上，毛澤東1958年11月23日《在武昌會議的講話》中早已經提出來了。他說，方針是破除迷信，但科學是不能破的。他說，現階段，資產階級法權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風五氣”(即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作風;官氣、暮氣、闊氣、傲氣、嬌氣。指一些工作人員的不良作風和習氣)，等級過分懸殊，老爺態度，貓鼠關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徹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資等級，上下級關系，國家一定的強制，還不能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有一部分可暫用的過渡措施，在社會主義時代是有用的，必須保護，使之為社會主義服務。把它打得體無完膚，會有一天我們要陷入被動，要承認錯誤，向有用的資產階級法權道歉。因此要有分析，分清哪些有用，哪些要破除。鑒于蘇聯對于資產階級法權應破者沒有破，秩序相當凝固，我們應當應破者破，有用的部分保護。
毛澤東特別反對分配上的過分懸殊，主張逐步縮小黨和國家工作人員同人民群眾之間個人收入的差距。他認為蘇聯赫魯曉夫集團脫離群眾實行領導干部高薪政策是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社會基礎。1959年12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長篇講話：“敵人的策略是什么?硬的軟的兩種策略。目的是保存自己——保存資本主義，消滅敵人——消滅社會主義。策略：一是在和平的旗幟下準備戰爭，大搞基地、導彈，準備用戰爭的方式消滅社會主義。這是第一手。二是在和平的旗幟下，大搞腐蝕、演變，用各種辦法包括文化、人員往來等等，以腐蝕，演變的方法消滅社會主義。這是第二手，是著重的一手。杜勒斯在世的時候，這個政策就定下來了。”毛澤東強調：“杜勒斯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演變策略，是有社會基礎的，高薪階層，重技術不重政治，圖享受不講斗爭，斗志不旺等等。社會主義社會出高薪階層，就像列寧說的修正主義與工人貴族一樣。現在北京有所謂‘三等’：一等禮拜六，二等發薪，三等死。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意志衰退。”
在《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中，毛澤東把“絕不要實行對少數人的高薪制度”作為馬列主義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主要內容之一，指出：“應當合理地逐步縮小而不應當擴大黨、國家、企業、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員同人民群眾之間的個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員利用職權享受任何特權。”強調社會主義階段對少數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實行高薪是必要的，但在黨內、在工人階級內都是不允許的。對少數資產階級分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保留高薪，這是“贖買性的”，是對資產階級的政策，工人階級不要和資產階級比，比不得。這是兩個不可比的階級。
毛澤東不僅反對收入分配上過分懸殊，還率先垂范，帶頭降低國家領導人和他本人的工資。1956年，毛澤東對我國現行工資制度表示不滿，他曾提出過：“現在的工資標準把收入的差距拉得太大了。”這一年的工資改革前夕他又提出，工資可以增加一些，“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縮小上下兩方面的距離”。但1956年公布的新工資標準較以前沒有任何降低差距的趨向性變化，毛澤東的提醒沒有發生作用。可見限制“既得利益集團”很不容易。對此，他在1956年11月的八屆二中全會上提出嚴厲批評：“現在高級干部拿的薪金和人民生活水平相比，懸殊是太大了，將來可以考慮也減少一些薪金。”他堅持自己不接受最高級別的工資待遇，只同意拿400元左右的工資。當人們提出黨和國家領導人正職都應拿國家行政一級的工資時，毛澤東說：“我看我們都拿行政二級的吧，把一級工資留給那些為革命犧牲的烈士吧。”結果，包括毛澤東在內的正副國級領導人都拿行政二級工資，只有宋慶齡副主席由周恩來特批拿國家一級工資。也就在這次全會的15日會議上，毛澤東說：“要勤儉建國，反對鋪張浪費，提倡艱苦樸素，同甘共苦。過去長征路上過草地，根本沒有房子，朱總司令走了40天草地，也沒有什么地方睡。我們的部隊，沒有糧食，就吃樹皮樹葉。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禍同當，這是我們過去干過的，為什么現在不能干呢?只要我們這樣干了，就不會脫離群眾。”為此他提出在全黨、全國人民中發動一個增產節約運動。1957年2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1957年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指示》，其中就有“逐步改革某些不合理的工資福利制度，并且徹底地消滅鋪張浪費現象”這樣的明確規定。1960年1月7日，在上海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又說：“工資在400元以上的干部，永遠不再增加工資。”
1958年，毛澤東指出：“事物總是有始有終的……各種東西都是逐步發展、逐步變動的。講這些，是為了解放思想，把思想活潑一下。腦子一固定，就很危險。”按勞分配是歷史范疇，有它發生、發展和消亡的過程，不能是一成不變的。赫魯曉夫的“徹底鞏固”論是錯誤的，一種社會制度在一定條件下要鞏固，但總要有個限度，不能永遠鞏固。按勞分配是一個歷史范疇，怎么能“徹底鞏固”?如果“徹底鞏固”，集體所有制怎么向全民所有制過渡?如果“徹底鞏固”，按勞分配又怎么能過渡到按需分配?質變是由量變的積累和部分質變開始的。量變質變是統一的，沒有大部分的量變和部分的質變，最后不可能有根本的質變。從按勞分配向按需分配過渡是一個量變到部分質變再到全面質變的長期過程，它不是突然的，而是漸進的。因此赫魯曉夫把按勞分配看作是社會主義唯一的分配形式，與社會主義社會的實際情況是不符合的。在社會主義社會里，除按勞分配外，毛澤東認為還有按需分配的因素，《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中提到的“社會主義物質分配也要按照‘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和工作需要”，這里的“工作需要”就是按需分配。所以按需分配在社會主義社會中雖然比例很小，但也是存在的。又如公費醫療，不同工種的不同待遇，工作人員、工人的防護用具等等，都屬于按需分配。他指出按需分配也是從局部開始逐步實現的，在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的基礎上，在主要物資上首先實行按需分配，然后根據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再在其他物資方面實行按需分配。在這里，毛澤東預示按勞分配向按需分配過渡從主要物資上實行的目標指向，其高瞻遠矚的科學預見是值得我們高度注意的。
1959年，毛澤東特別提出在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過程中，“還存在‘既得利益集團’的問題，每一個時期，總會有這樣一部分人，保持舊制度對他們有利，用新制度代替舊制度對他們不利。他們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變這種制度。任何一種新制度的建立，總要對舊制度有所破壞，不能只有建設，沒有破壞。要破壞，就會引起一部分人的抵觸”。“既得利益集團”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出現的新的特殊階層，也是新的剝削階層，將在歷史上產生重要影響。“既得利益集團”是“和平演變”的重要社會基礎，這個問題一定要解決。因而這一理論的提出，是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貢獻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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