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偉東：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世界和人類的地位、作用和意義(2)——隆重紀念中國共產黨100周年華誕

　　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世界和人類的地位、作用和意義(2)

　　——隆重紀念中國共產黨100周年華誕

　　譚偉東

　　中美戰略研究院總裁兼院長

　　三、中國共產黨的大邏格斯：黨史同國際傳播學和世界大歷史

　　前蘇聯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曾經風靡于蘇聯和整個社會主義集團。中國、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學研究如今已有了一批專門的史學家，但如今除了金沖及的《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之外，還沒有像樣的史學著作。《毛澤東年譜》和《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下兩冊)，在逢先知、金沖及、李捷、安筆下有相當好的展示，北京大學前副校長沙健孫、梁柱分別都有多篇黨史方面的上乘文章。陳晉無疑是位難得的黨史和毛澤東研究的大家。朱繼東、李玲、王立華、王今朝、老田、韓毓海、孔慶東、張宏良、江宇、許光偉等等，都有高水平的黨史力作。

　　多少年來，全世界風行著的說法叫做中國人民解放軍是土八路;中國革命叫做農民革命;中國革命戰爭叫做農民戰爭——相對應的什么依靠人海戰術，不過是小農意識罷了，治國與建政充斥著家長制作風，中國社會與國家長期陷于封閉與落后的封建意識之中。諸如此類的貌似公正、理性的帽子滿天飛，棍子到處打，把中國的一切糟蹋到甚為不堪的地步。比如對氣吞山河，彪炳史冊，為美國唯一一次戰敗的對外戰爭(有美軍五星上將名言為證：“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同錯誤的對手，打了一場錯誤的戰爭”)，絕對堪稱偉大的抗美援朝被所謂公知們一味地任意地解構，放肆地編排，甚至于對領袖長子烈士毛岸英胡言亂語，胡編亂造。中國共產黨的大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歷史，依憑所謂的文革敘事，看是實事求是，真誠反思，實則卻是抓住一點，不及其余，以偏概全，刻意詆毀，并事實上為把共和國扣上極權主義的帽子，變成浸染著封建主義糟粕，從而從根本上對其加以巫毒化、臉譜化，以便進一步最終加以徹底肢解、宰割掃平道路，亦即借助于歷史虛無主義和顏色革命的輿論和實際操作徹底否定中共和新中國的一切，并將其徹底顛覆而后快。

　　隨著史料的逐步揭秘，隨著真相逐步大白于天下，蘇共斯大林肅反擴大化和中國的一系列的謊言，諸如斯大林迫害6千萬，槍斃鎮反數百萬蘇軍中高級軍官，中國大躍進餓死三千萬，文革整了一億人，文革使得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等等，原來這一切都是都是海內外聯手經營和偽造和傳播的超級世界謊言，而涉及到毛澤東本人、毛家，甚至烈士毛岸英的謊言，就更是無比惡毒。謠言公司從揚周抑毛開始，經大捧特捧鄧過渡，最后走向捧胡到趙。而最終將其真正的政治意圖和顏色革命的本來面目完全暴露。

　　一路走來，有頭腦的人，真正的戰略家愈益認清，從中美大門打開伊始的中國熱，繼《西行漫記》首開紅色中國毛澤東熱以后，毛澤東再熱，迅即轉向了揚周抑毛，不久就轉向了把周拉下圣壇，其集中體現在張戎夫婦的《叫父親太沉重》和《周恩來傳》編寫小組的高文謙的東西，由周轉向鄧，由鄧轉向胡，由胡變趙。在西方看來，趙才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而周朱事實上與毛生死與共，鄧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胡對共產主義的認知和情感，確實是西方顏色革命不能容忍的，有著不可逾越的價值觀和制度的根本分歧。唯有趙的徹底地不妥協的絕裂與決絕，才是西方文明，從制度、政治、文化上可以認可的接受的。當然其也會根據國際政治氣候和宣傳效應，而在鄧、胡、趙之間，不斷地變換名頭和旗號。這在國際輿論和傳播學上的手法不足為奇。

　　而歷史真實與無情卻是如下的這些：

　　第一法西斯主義、極權主義，亦即借助于現代的一切技術發展手段和成果，不但從經濟、政治、軍事上對社會和民眾實行全面的統治，并分化和瓦解社會反抗，而且在思想意識、靈魂心知、知識與心理態勢上，甚至輿論導向和趣味偏好上，進行全面洗腦，完成整裝性的全方位的絕對警察和愚民民治理的邪惡統治，恰恰是壟斷寄生腐朽的帝國主義的基本國家治理形式。其極端化的典型正是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日本軍國主義的東、西方法西斯主義，和美國麥卡錫主義時代的瘋狂，美國是麥卡錫主義在當代的回潮，政治特朗普主義是當代的體現。其之所以未能演化成新的美式法西斯主義，并非是這些集團人士不愿，而是現代社會的反抗，使其不可能。但這種極權主義苗頭與趨勢并未從美國完全消失。

　　第二斯大林盡管存在著早期否定階級斗爭，甚至否定社會主義時期矛盾和不和諧的現實存在，表現出過左的一面，與此同時，又過度地強調技術決定一切，干部決定一切，高度重視甚至強化物質刺激，金錢掛帥，至少是容忍和放縱了黨政干部的奢侈腐化情緒的自增長自大，又表現出了右的一面，且與此同時，在個人工作作風和行事決斷風格上，有獨斷專行和認可個人崇拜的問題，但總體說來，他仍然是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列寧主義的忠實傳人，是位英明的統帥和卓越的舵手。盡管他無法企及馬克思、列寧，哪怕是恩格斯的理論創造水平，但依舊還是一位卓越的馬列主義理論家，和具有鮮明風格的馬列主義思想家。

　　斯大林犯有錯誤，有一定的缺點，斯大林模式、道路有其弊端，但本質上其依舊是社會主義似的，而且無論是在社會公平還是社會經濟效率上，都遠遠超出了西方資本的方式與道路。客觀地說，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斯大林模式與道路中的錯誤、缺點和所走的彎路，是難以避免和當時得以克服的，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世上原本就沒有一條筆直的大道可走。同人類史上一切先前的歷史曲折迂回相比較而言，斯大林模式與道路的代價是微不足道的。

　　而西方的二戰時期的三巨頭中另外的兩位，羅斯福和丘吉爾，對斯大林都是敬佩有加的。且他們對斯大林的功勛，無論是軍事上還是經濟建設方面的成就，都是給以高度評價的。特別是丘吉爾在斯大林時寫下的話：“斯大林是一個具有非凡的精力不不屈不撓意志的人，在會談時不顧情面，毫不留情，甚至像我這樣的從不列顛的會議的人，也無法與他分庭抗禮。斯大林首先具有很強的幽默感，關于冷嘲熱諷，具有準確地領會別人的想法的能力。斯大林身上這股力量非常大，使得人們覺得他各個時代和各族人民的高級領導人當中是獨一無二的。”“斯大林留給我們極其深刻的印象。他具有深厚的智謀，遇事不慌，干得合情合理。他是一位不可戰勝的能手，能在困難時刻找到走出絕境的出路，此外 ，斯大林在最緊急的時刻以及在勝利的時刻都能保持克制，從來不陷入幻想。他是一個非常復雜的人。他建立了巨大的帝國并使服從自己。這是一個利用自己的敵人消滅自己的敵人的人。斯大林是一個偉大的、世界上無人能與他相比的獨裁者，他接管的是使用木犁的俄羅斯，而交出的則是一個擁有原子武器的國家。丘吉爾用熱情的話語說了他對戰爭年代盟友斯大林的看法。他雖然認為斯大林是一個復雜的人，但肯定他是最杰出的人物，俄羅斯在戰爭年代他來領導是巨大的幸福。他認為歷史、人民不會忘記這樣的人。丘吉爾的這些話說明，斯大林建立的豐功偉績已獲得國際社會的承認，從而給帶來了巨大的聲譽。”

　　對斯大林的妖魔化和整個的冷戰基調，當然源頭應追溯到凱南的那封八千字的超長電文。但其真正的始作俑者是作了秘密報告的赫魯曉夫。這些蘇共內部的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面派，充當了極其惡劣的雙面人角色。其同二十大的產兒們一道，徹底地摧毀了整個蘇聯和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集團。在這個災難性的地緣政治大變局后，美歐本來處于國家、國際破產邊緣，至少是處于下風的情勢之下，一翻逆勢，掌控大局，一舉收獲了遠遠超過了世界大戰勝利之師可以獲得的無限的戰果，使得世界與人類文明倒退著四十年，至少遲緩了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四十年。

　　斯大林時代的擴大化，最新的真實數據為三百萬左右。而《古拉格群島》這部鴻篇巨制的天大謊言卻是六千萬之巨。為其二十倍之多。斯大林這位小爹爹，人民的小爹爹，就這樣無端地被妖魔化了幾十年。而在七十年大限的蘇聯解體下的后的三十年后的今天，歷史天平在俄羅斯大地上重新復歸。

　　第三中國的情形，毛澤東的境遇，中蘇結局的不同，顯示出了另外的一種情勢。從大格局和總體態勢講：(1)中國沒有陷入蘇聯似陷阱。這既是指堡壘最容易從內部奪取，又是指歐美包括星球大戰在內的一系列的為蘇聯對手挖的陷阱;(2)中國的官方與民間的反應與作為都不同于蘇聯、蘇東。官方吸取了赫魯曉芙、勃列日涅夫直到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的反面教訓，而民間捍衛毛主席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更形成了海內外排山倒海之勢;(3)中國漸進主義的增量游戲加上抓大放小的方式方法，避免了蘇聯的激進的存-增量并舉的大小一次性的休克療法之弊端，但中國在以經濟、法學、教育和幾乎所有的柔性意識形態領域，甚至于國語、安全(含國防安全)和戰略領域，學理和思想意識方面的西化與解體，卻可能比之蘇俄更加嚴重;(4)關于歷史虛無主義，新自由主義乃至歐洲虛無主義和歐洲中心主義，中國的所謂公知和第五縱隊，比蘇俄的問題遠更加嚴重得多;(5)從毛澤東、孫中山、魯迅、錢學森、郭沫若到劉胡蘭、雷鋒等幾乎所有的時代英雄人物，又從黃土地和黃色文化，一直回溯到黃帝、神農、伏羲，和所有的中華神話及其話語體系，在所謂的現代化、現代性的背景之下，遭到了系統的批判，至少是深度的懷疑;(6)中國共產黨的領袖、締造者、共和國之父，空前的民族英雄，人類與世界史上絕無僅有的空前絕后的真正超級巨人、偉人，毛澤東及其家屬、家族、家人被妖魔化了幾十年，成為所有國家杰出人物都清一色一貫正確，惟有他一個人晚年犯有嚴重錯誤的不可思議的輿論靶子、爭議大人物、無窮無盡的社會聚焦。

　　中國共產黨和人民共和國并非第一次面臨這樣的國際風云和局面。大體說來，最嚴重的有這樣幾次：

　　第一次是王明及其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對中共，包括中央蘇區災難性的影響。這次并非是斯大林時期或蘇共領袖真實直接意圖。而是左傾路線與人物的陰錯陽差。而經過第五次反圍剿和湘江之戰的慘敗，同前四次反圍剿輝煌勝利的強烈對比，到了遵義會議，就出現了根本性的逆轉，到了延安整風運動時期，尤其是七大的勝利召開，則中共已經完全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向著勝利大踏步進軍了。

　　第二次赫魯曉夫下臺后，周恩來作為團長率領代表團成員訪問蘇聯期間，出現了蘇聯國防部長先后兩次對中方的挑釁。他們放肆地挑撥離間，要中國團效仿他們像搞掉赫魯曉夫一樣搞掉毛澤東。雖經周恩來、賀龍公開直接的反擊，被頂了回去，但中蘇分歧，蘇聯領導對中方的滲透和圖謀，到彭德懷事件才得以完全解決。這同毛澤東五七年訪蘇的巨大成功，使得毛澤東、中共的理論領袖形象與地位在整個社會主義集團空前的提升，并形成了壓倒優勢的擴散形成了鮮明地對照。

　　第三次則情形不同，不是來自于蘇聯方面而是來自于美歐西方世界。這次同歷史上的所為美蔣匪特明顯的赤裸裸的敵對宣傳不同，而是以一種所謂的解密、公開性、交流、傳播的方式，進行更加隱蔽的迂回的洗腦似的，讓國人在舒心的心理戰、思想戰和文化瓦解下自動認可，繳械投降：靠港臺和美歐的正式出版物，先后以《毛澤東私人醫生李志綏回憶錄》，和《毛澤東和他的女人們》等為主要代表，同稍早一些時期的擴散很廣但不實憑的《紅度女皇》遙相呼應，并以所謂的四千人大會的郭道暉們的東西，同傷痕文學，張志新、遇羅克事件等一道，形成了一股思潮。而網絡輿論則是西方此次國際傳播策動的最大推手和風暴源頭，當然使得西方始料不及的是，當中國90后加入而立之年后，歷史、現實教育了他們，中國青年網絡大軍，同人民大眾成為中國和西方世界的強大對手和難以逾越的鋼鐵長城。

　　這股國際輿論鼓噪的國際傳播學思潮，同國內風行的精神污染形成了同行共振，并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及其《歷史決議》的右派解讀上，找到了高度共識，并隨后借助于鄧小平南巡講話的誤導性宣傳，更在經濟改革，對外開放，尤其是思想解放，搞活經濟的名義下，制造出了所謂的三次不問姓資姓社的輿論戰。

　　而人文社會科學戰線，則從學理到教科書，幾乎清一色地徹底西方化，主要是美國化了。

　　這里的要害問題是一系列的重大的歷史成就和偉大功勛已經徹底地歷史虛無主義化了：(1)首當其沖的是新中國工業化大推進和完成了世界經濟不可能的完整的門類齊全的國民經濟體系，特別是制造業的偉大創造，如此豐功偉績卻被所謂的“國民經濟頻臨崩潰邊緣”，或者“耽誤了20年”所替代;(2)新中國一雪百年恥辱，并以制度、社會、經濟和文化上的徹底逆轉舊中國幾千年剝削壓迫制度，并走向了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被認定為走上了僵化、保守、落后的道路上去，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共和國，被認定為走上至少是選擇了完全錯誤的經濟體制和運營方式的歧途或曲折迂回道路之上;(3)已經出現了包括高科技、高等教育與科研現代化在內的密切跟蹤世界領先于發達腳步的全部新中國的建構，僅僅由于中國人口規模與預期壽命的雙倍增，從而必然造成了人均生活改善不足，且由于重化工業道路自然對輕工和農產業的擠壓，帶來的短缺與不足，被完全無根據的科爾奈所謂的短缺經濟與軟預算約束乃至內部所有人缺失等話語所替代;(4)人民民主專政的人民當家作主的工農聯盟，和甚至工農階層涌現出來的黨和國家領導人等的人類統治方式空前的直接民主和偉大社會政治創造，被當成人治和封建乃至個人崇拜，被無端徹底顛覆和否定;(5)包括《鞍鋼憲法》的兩參一改三結合等一系列的偉大創造和先進的管理方式，也包括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全國學解放軍的精神價值取向，和組織紀律性，被完全的盲目的過渡放任的物質利益原則和市場化傾向所取代。

　　到了18八大以前，經濟與商業腐敗已成社會化腐敗趨向，中國已經真正面臨著改旗易幟的歷史選擇。

　　十八大以來完成了如下的道路重新定位和歷史性的偉大轉折：

　　(1)已經基本上認清了以市場換技術，靠引進一個現成核心技術的現代化是不可能的。只有靠自己，進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地解決卡脖子的技術，以最終突破產業和整個經濟的發達與高端挺進才是中國的必由之路。特朗普的貿易戰、金融戰、科技戰只是使得這種國家意志更為堅定與明確而已。

　　(2)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之路、目標函數、最終結果不是昔日的東方亞洲中國，變成如今的西方歐洲和美國這樣的所謂發達國家。中美不但資源稟賦、資源條件和環境不同，制度和文明結構也根本不同。中國的現代化之路，不可能沿著既定的歐美之路，必須從生產力到生產關系，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從經濟行為主體到組織結構與方式，從生活方式、娛樂方式、教育方式到管理和經營方式都不盡相同甚至完全不一樣。那種以為世界的和國家經濟會出現羅斯托似的經濟成長階段論，從發展中國家到發達國家，各國都會美國化、西方化的想法是幼稚的，甚至極端愚蠢的。

　　(3)上述這種道路與方式的不同，絕非僅僅是由于美國霸權和歐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不容許、干擾和破壞所致，更重要的是從生產力內容到生產關系，和社會生產方式，并同自然歷史資源不同，所必然出現的中國東方式的社會主義發達國家的內在要求和實踐所致。

　　(4)中國、東方、亞洲歷史上的輝煌，文化上的先進，制度與管理上的優異，人們的高度發達與自信，是客觀存在的，是不容許被主觀變更的。中國是東方哲學和人們的自信既有深刻的歷史淵源和根據，更會變成偉大的社會生產力。

　　(5)新中國七十年的偉大風雨歷程，不但逆轉了近代中國的衰敗，更在復興中華民族的歷史輝煌，而且會引領人類與世界的未來。

　　四、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及其在世界與人類中的意義

　　迄今為止，古今中外沒有任何一個組織、團體、政黨成就中國共產黨這樣的歷史功勛和天下政治己任。

　　西方社會的資產階級政黨，是一種利益集團和多元文化之下的社會小集團、大派對似的松散社會政治群體。其缺乏政治信仰、政治哲學、政治原則和理念，更缺乏道綱紀常、組織紀律和品格操守。西方政黨比之文化俱樂部、群眾激情運動組合、社會精英集團黨幫，甚至于邪教的黑社會組織與“匪幫”強不到哪里去。這是由于整個西方的政治、文化生態和精神文明土壤，特別是資本集團壟斷與操控社會，資本人格化的天然資本主義經濟本質所決定的，更是由于資產階級的階級本性與操守所決定的。

　　歷史上的一切黨派組織，社會團體，自階級社會以降，基于一切哥兒義氣、血緣紐帶、語言文化、投緣愛好，或直接的功利所建構起來的，都在本性上逃脫不了資產階級政黨這樣的命運。個人英雄主義，英雄創造歷史，加上尊卑貴賤、等級秩序、禮尚往來，或者沽名釣譽，無利不起早似建構和運作的根本支撐。

　　兩黨競爭，輪流坐莊成為當下的資產階級政黨憲政掌權執政的基本模式。政治分肥成了西方社會經經運營在政壇和國家的建構中的根本方式方法，從而為資產階級政黨運作定了根本性的基調。在政黨、官僚吏治系統和法權系統之外，又演化出來了一個影子政府，一個非政府組織，至于民眾團體、社會運動、“無冕之王”等等，都基本上成了最后閾值閥門。只有到了由社會聚焦演變成劇烈的政治需要，并在極為罕見的社會條件成熟和相應的多方機緣耦合情況之下，才能變成有序的政治訴求，和立法執法乃至行政方案與社會性妥協后之后的基本解決。

　　中國共產黨在自己百年的歷史風云中，從其無產階級政黨的階級屬性和人類胸懷，就始終堅守政治解放和人類解放的雙重使命，并由于“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而將自己的綱領化作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兩個部分。這個最低和最高綱領，又因由黨的是在中華民族的歷史洪流中存在的，其又將最低綱領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緊密地聯系了在一起。又因有人類胸懷和人類解放的最終偉大使命召喚，在最高綱領中指向了世界大同。而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階段論和革命目標論，又不是教條性地截然分開的。故而，中國共產黨就在每一次的工作中心轉移，每一歷史階段，每一革命征程上，始終高舉著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解放和發展中國，和同時盡可能事實求是地推進人類事業同時并舉。

　　中國共產黨以馬列毛主義為自己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這個基礎是人類文明迄今為止最為堅實的哲學體系、方法論原則和行動綱領。其以辯證-歷史唯物主義為根本認知路線和實體性原則，以矛盾和對立統一作為根本存在和內在驅動法則，以實踐作為存在和認識的核心紐帶和根本性的本體論堅守，在自然化人和人化自然，必然王國和自由王國的無窮盡的自然-歷史耦合的辯證循環中，解釋世界并同時改造世界。

　　中國共產黨以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與建設實踐相結合，誕生了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與理論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并在歷史不斷演進的動態中，據實直言，創造出新的思想與理論，永不僵化、永不保守，決不固步自封、夜郎自大。

　　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執政之路，已經創造出了全世界最杰出的領導方式、領導藝術、領袖體系、領袖文化。其合宜性、公道性、高效性、自主性、動態糾錯性、自明性，正在借助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國人民的一切成就、功勛、作為和無限的生機與潛力而顯示出來。

　　中西、中外、中古的對照已經表現出這樣一些基本結論：

　　第一以主要是高鐵為現代傳輸網絡，以現代智能移動通信為信息神經傳導和網絡為代表的中國跨越式發展和中國智能創造，已經顯示出中西，尤其是中美之間的結構性的進退。早在美國內戰前后，并隨后一飛沖天的美國大陸鐵路網，并由此在聯邦政府大一統社會之下的美國的現代化大市場，是美國從同量級的國土與資源大國的蘇聯、中國、加拿大、巴西等國中異軍突起，成為世界超強的最根本的基礎設施建構。今后十幾年到半個世紀，中國這一現代或超現代的最根本的基礎設施建構，將造成斯密的分工-市場規模-交通半徑決定模式下的，包括規模-范圍-混合經濟的超級效應爆發。

　　第二以美國版和美式的西方文明現代化的發達國家模式如同歷史上的希臘城邦國家、羅馬帝國、日耳曼帝國、盎格魯-撒克遜帝國，以當今的歐美發達國家為根本標本，已經顯示出其歷史的盡頭，其衰敗的顯性標志有：(1)絕對的雙標，自己定的游戲規則自己不遵守，一旦被超越，不檢討自己，立刻掀翻座子，另起爐灶;(2)第一財政、金融、貨幣或所謂規則已成無序狀態，失去了價值錨、精神家園和自我平衡能力，甚至根基，已在財政破產、國家破產、國際破產道路上越走越遠;(3)不但歐洲虛無主義，絕對的相對主義，冷酷的科學分析主義，價值無涉的工具理性成為社會根本價值觀，而且泡沫經濟、虛擬虛擬經濟、非理性繁榮相互支持，大肆活絡，除了自然生態之外，出現了全社會的整體上的系統性危機;(4)反智主義和絕對自我，同民粹主義聯手，禍亂天下，可謂不一而足，群魔亂舞。

　　中國從改開伊始瞄準東亞四小龍，迅速就轉向了雁陣模型的頭雁日本，后起的南韓，又更為歐洲這個第二世界的發達國家為樣板，并在加入WTO之后，把直接的樣板鎖定為美國。

　　杯葛亞運會、奧運會，轟炸南斯拉夫中國領館，南海沖突等等，都僅僅一時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憤怒，并沒有改變國人對于歐美的現代崇拜和追逐。而新冠疫情已經并將從根本上改變國人的視鏡與觀感。

　　發達國家理應在必需品、方便品、公共品等所有的層級上都遠遠高于和優于發展中國家。然而從毛澤東時代就呈現出不可思義的逆轉，到了當下，甚至可追溯到SARS，中國在防御和根本控制高度傳染和致死率極高的疾病方面，卻顯示出了遠遠高于和領先于發達國家的治理體系、人文環境和社會一致性。

　　面向中國，面向東方，學習中國，請教于中國，老老實實，虛心求教，而非莫名其妙的西方傲慢，才是西方社會和世界應有的姿態。歐盟各國和除五眼聯盟國之外，特別是美國以外的世界各國，都在盡可能地這樣去做。

　　第三毛澤東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中國的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中國的睦鄰安天下外交法門，中國的大小國與民族一律平等，正在成為新的國際政治重疊公共識，正在成為同西方民主主流價值相一致的國際民主和世界大家庭的新的普世理念和國際法理準則。

　　德國總理默克爾在國際論壇上反復指出的這個國際民主倡議，看似針對拜登政府對中歐投資協定的攪局，實則卻顯示出毛澤東當年一再告誡歐洲各國朋友的歐洲太軟弱了，沒有自己軍事、政治和經濟的獨立性，僅僅是美國核保護傘和北約旗幟下的馬仔。歐洲的覺醒，全世界各國與中國的保持不結盟運動的國際社會大格局，正在宣告美國任何以強迫選邊站，促成反華聯盟與統一戰線的破產。

　　毛澤東是黨魂、軍魂、國魂、民魂。他以其罕有其匹的歷史巨人之永恒價值，上承伏羲、神農、黃帝，中接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下啟東方中國和全人類的英雄與精英，正導引著中國共產黨從其百年華誕領導著中華民族走向千年盛世，并協同全球走向世界大同。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