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經典政治經濟學理論輯要》第二十章 論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

         第二十章 論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

    1952年下半年，毛澤東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總任務的建議，1953年6月15日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了比較完整的表述，1953年8月正式寫到周恩來在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的結論報告中，1954年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批準，并載入1954年9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毛澤東審閱周恩來在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的結論報告，以及中共中央宣傳部編寫的《為動員一切力量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斗爭——關于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文稿時，進行了補寫、改定，就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有關內容明確指出：

    “我們說標志著革命性質的轉變、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基本結束和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開始的東西是政權的轉變，是國民黨反革命政權的滅亡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并不是說社會主義改造這樣一個偉大的任務，在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國一切方面著手施行了。不是的，那時，我們還須在廣大的農村中解決封建主義與民主主義即地主與農民之間的矛盾。那時在農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義與民主主義之間的矛盾，而不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矛盾，因此需要有兩年至三年時間在農村實行土地改革。那時我們一方面在農村實行民主主義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著手接收官僚資本主義企業為社會主義的企業，建立社會主義的國家銀行，同時在全國范圍內著手建立社會主義的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并已在過去幾年中對私人資本主義企業開始實行了國家資本主義的措施。所有這些顯示著我國過渡時期頭幾年中的錯綜復雜的形象。”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各項工作離開它，就要犯右傾或‘左’傾的錯誤。”  

　　“這條總路線的許多方針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則性的解決。可是許多同志卻不愿意遵照二中全會的規定去工作，喜歡在某些問題上另鬧一套不符合于二中全會規定的東西，甚至公然違反二中全會的原則。”

    “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實質，就是使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成為我國國家和社會的唯一的經濟基礎。我們所以必須這樣做，是因為只有完成了由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會主義所有制的過渡，才利于社會生產力的迅速向前發展，才利于在技術上起一個革命，把在我國絕大部分社會經濟中使用簡單的落后的工具農具去工作的情況，改變為使用各類機器直至最先進的機器去工作的情況，借以達到大規模地出產各種工業和農業產品，滿足人民日益增長著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確有把握地增強國防力量，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以及最后地鞏固人民政權，防止反革命復辟這些目的。要完成這個任務，大約需要經過三個五年計劃，就是大約十五年左右的時間(從一九五三年算起，到一九六七年基本上完成，加上經濟恢復時期的三年，則為十八年，這十八年中已經過去了四年)，那時中國就可以基本上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毛澤東關于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總任務的理論和決策的提出，既不是偶然的，更不是隨意的，而是在長期的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結合中國實際，艱辛探索，系統深思熟慮后的科學結論。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迅速恢復舊中國遭到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后，如何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偉大征程?毛澤東為我們黨系統論述了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問題，并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和總任務的主要內容可以概括為“一化三改”、“一體兩翼”的總路線。“一化”，即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這是主體（總目標和總任務）。“三改”，即逐步實現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是“兩翼”,是動力和手段，三項基礎性任務。“化”與“改”之間，這一“改”與那一“改”之間，互相聯系，互相促進，互相制約，是辯證法的統一，體現了發展生產力和變革生產關系的有機統一，是一條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同時并舉的總路線。在這條總路線的指引下，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比較順利地在我國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為我國社會的持續發展和不斷進步奠定了可靠而強勁的基礎。這是毛澤東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辯證法極其重要而偉大的創新，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寶庫的重要貢獻。

            第一節 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理論的形成

　　毛澤東提出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用先進的生產手段改造和裝備工業及整個國民經濟，使國家由落后的農業國轉變為先進的工業國的這一根本任務，不僅符合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而且也反映了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

　　一、實現工業化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歷史任務

　　毛澤東指出：“中國工人階級的任務不但是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國家而斗爭，而且是為著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而斗爭。”這一任務的提出，并不是偶然的。實現中國工業化，這本是近代資產階級應該完成的歷史使命。然而，由于其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外受帝國主義的控制，內受封建主義的壓迫，加之其自身的階級局限性，即軟弱性和妥協性，這就決定了中國的資產階級如同沒有能力領導中國民主革命勝利一樣，同樣也沒有能力擔負起領導實現中國工業化的重任。這樣，在中國實現工業化這一重大而艱巨的任務，就歷史地落到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肩上。

　　毛澤東適應這一時代要求，早在民主革命時期就著手開始了他的偉大探索。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黨的七大政治報告中就明確指出：“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獲得之后，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采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我國由農業國變成工業國。”因為如果不這樣做，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就無鞏固的國防，就無雄厚的經濟基礎，就無人民的幸福，就無國家的富強。舊中國用血的事實告訴我們，要使我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因落后而挨打，就必須使國家工業化。據此，1949年3月5日，即新中國建立前夕，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再次強調了關于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問題。他指出：“在革命勝利以后，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這些理論，充分反映了毛澤東遵循歷史發展規律，對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不懈追求，這的確是難能可貴的。

　　二、要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

　　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是在基礎差、起點低的情況下起步的。新中國建立之初，在政治上無產階級的新生政權剛剛成立，經濟上現代工業總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17%，鋼產量只有15.8萬噸，煤只有320萬噸，發電量只有43億度。雖然經過三年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到1952年工業生產已恢復到解放前最高水平，但生產水平仍然很低，工農業總產值僅827億元，現代工業只占工農業總產值的28%，鋼產量僅135萬噸，棉布每人平均僅約9米，至于汽車、飛機、拖拉機、機車車輛、重型和精密機械工業，以及國防工業，則完全沒有。加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國實行禁運和封鎖，特別是美帝國主義還與我們實際上處于軍事對峙狀態。面對上述狀況，不進行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不僅無法建立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廣大勞動人民不能擺脫貧困狀態，而且也無法鞏固人民政權、抵御帝國主義侵略。為此，毛澤東于1952年下半年，在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中，明確提出要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三、要將社會主義的中國建成一個具有高度工業現代化的國家

　　在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起步之后，1954年9月，毛澤東及時提出：將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經濟上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化程度的偉大國家的任務。后來，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等文章中，又進一步提出：我們一定要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1959年，毛澤東在研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強調建設社會主義除了要求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之外，還要加上國防現代化。這是毛澤東四個現代化思想的第一次完整表述。與此同時，毛澤東還講到要全面實現這一任務，需要100多年時間，并且要分兩步進行。毛澤東關于要用長時期、分階段、有步驟地實現包括工業現代化在內的四個現代化的理論的提出，是完全符合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發展趨向的，是他的中國工業化理論演進的最高階段。毛澤東這一寶貴理論，至今也不失其指導作用。

　　四、借鑒蘇聯經驗開創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

　　在中國究竟怎樣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這對于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來說，的確是一個全新的課題。毛澤東堅持了他一貫倡導走自己的路這一主張，在借鑒蘇聯經驗的同時，開創本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就當時世界范圍來看，主要有兩種工業化類型供參考：一是歐美模式(即傳統型)。無論是工業化最早的英國還是后起的美國和日本，都無例外的以市場經濟體制為基礎，以追求利潤為動力，而且從輕工業開始，經過一段時間，重工業才發展起來，并代替了輕工業的主導地位；二是蘇聯模式(即趕超型)。它是以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為基礎，依靠集中體制具有的高資金和資源動員能力，實行高積累、高投資，優先發展重工業來實現工業化。戰后，發展中國家在實現工業化的道路上，基本上是采取了趕超型的戰略。

　　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的情況下，搞社會主義工業化，學習蘇聯的經驗，沿用蘇聯的一些做法，是必要的，也是有積極意義的。其理由：從國內環境看，重工業是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為它集中了一切科學技術成就，同時又是為其他工業部門和農業提供技術裝備的部門。而我國重工業情況正如毛澤東指出的：“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可見，只有優先發展重工業，才能使輕工業、農業和交通運輸業獲得改造和發展的技術裝備，從而為獨立自主的工業基礎創造條件。從國際環境看，我們的工業化環境和蘇聯工業化時期的國際環境差不多。新中國建立后，受到了帝國主義的包圍和侵略威脅。因此，必須建立強大的國防，這就必然要注重發展重工業。

　　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是從1953年開始的。“一五”期間，總的看，執行情況是好的，為社會主義工業化初步奠定了基礎。但由于我們當時缺乏經驗，曾一度出現盲目照搬的傾向，因此，也暴露一些蘇聯那樣不協調的弊病。毛澤東對此及時作了實事求是的分析和總結，概括起來主要是：片面強調優先發展重工業，忽視輕工業，更忽視農業；片面強調增加積累，忽視群眾消費和群眾利益，尤其是農民的利益；忽視運用經濟杠桿的作用等等。毛澤東正是在審視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中的問題和對蘇聯傳統模式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中，才形成了一套適合我國國情的科學做法。

　　1956年4月，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論述了發展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辯證關系，同時提出了發展重工業的兩種辦法：“一種是少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一種是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他認為，從長遠觀點來看，“后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的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會使它發展的基礎更加穩固。”1957年2月，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對中國工業化道路問題做了明確闡述，他指出：“這里講的工業化道路問題，主要是指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關系問題。我國的經濟建設是以重工業為中心，這一點必須肯定。但是同時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1959年，毛澤東再次提出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的理論。此后，毛澤東進一步將農、輕、重關系概括為“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毛澤東這一系列論述，從指導思想上正確地解決了我國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之間本質的內在聯系。這些正確的結論，盡管在實際工作中沒有完全得到認真貫徹，但在世界工業化歷史上卻是一個重大突破，對探索社會主義國家實現工業化的不同模式作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是對馬克思主義再生產理論的進一步豐富和發展。

             第二節 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理論的特點

　　毛澤東在對社會主義工業化進行理論探索的過程中，一方面注意學習、借鑒蘇聯的經驗，吸取對我國有用的東西；另一方面對蘇聯的經驗，既不完全照搬照抄，盲目運用，又注重從本國國情出發，實事求是地總結經驗教訓，講求實效，有自己的獨立思考和創新發展，從而提出了具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理論。主要是：

　　一、社會主義工業化要和社會主義改造，特別與農業合作化同步進行

　　毛澤東從1952年下半年開始提出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時，就明確指出，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中，中國人民面臨著兩項互為條件的任務，即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是社會主義改造的物質基礎的必要保證。因為只有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才能吸引、改組和代替資本主義工商業；才能用新的技術改造個體農業和手工業；才能迅速地發展生產，積累資金，培養和造就社會主義建設人才，從而為社會主義在我國的勝利準備經濟、政治、文化等前提條件。社會主義改造是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不可缺少的條件。他認為，只有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才能改變私有制生產關系，才能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否則，社會主義工業的發展不僅得不到資本主義工商業和農業、手工業的大力支持，而且還會同社會主義工業化發生種種矛盾，以至于對社會主義整個建設事業產生消極和破壞的影響。

　　毛澤東特別強調社會主義工業化不能離開農業合作化孤立地去開展。這是毛澤東建立在對中國國情正確分析基礎上得出的又一重要結論。這是因為，我國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生產的水平還很低，而國家對這些物資的需求卻在逐步增加，這是一個尖銳的矛盾。如果我們不能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基本上解決農業合作化的問題，我們就不能解決年年增長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的需要同現實主要農作物產量低的矛盾，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就會遇到絕大的困難，我們就不能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同社會主義工業化密切相關的重工業發展，如拖拉機、農業機器、化學肥料、農用煤油和電力的增長等，缺乏農業市場需求，在發展上也會遇到種種困難。因此，只有在農業合作化的基礎上，上述農業機械、農業生產資料以及部分能源等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大量被使用。正如毛澤東所指出：我們“對于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和社會主義的農業改造這樣兩件事，決不可以分割起來和互相孤立起來去看，決不可以強調一方面，減弱另方面。”

　　蘇聯在工業化的資金來源和手段上，采取的是剝奪剝奪者的政策，即對資產階級和富農用暴力沒收、驅逐、甚至肉體上消滅的手段來實現積累。對廣大農民用征收“超額稅”或“貢稅”的辦法，來加快其工業化速度的。“蘇聯的辦法把農民挖得很苦。他們采取所謂義務交售制等項辦法，把農民生產的東西拿走太多，給的代價又極低。他們這樣來積累資金，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極大的損害。你要母雞多生蛋，又不給它米吃，又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不吃草。世界上哪有這樣的道理!”在中國對資產階級則是實行和平贖買，由限制富農到逐步消滅富農經濟、而且支持農民發展農業生產而實行積累的。這既減少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阻力，又能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既保證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同其他行業的協調發展，又避免了出現經濟震蕩和經濟危機。這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上是一個偉大的創舉，是毛澤東對馬列主義的又一重要貢獻和發展。

　　二、社會主義工業化必須“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按農、輕、重為序發展國民經濟

　　毛澤東在反復論述發展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辯證關系的同時，還一再強調按農、輕、重次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并進一步將農、輕、重的關系概括為“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

　　毛澤東從中國國情出發，認為必須合理安排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關系。不能照搬照抄蘇聯的做法，把優先發展重工業這一戰略絕對化，從而忽視農業和輕工業。蘇聯在十月革命后，在當時嚴峻的國際國內形勢下，提出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口號是正確的，是符合蘇聯當時社會經濟條件的，也是符合馬克思關于生產資料應優先增長的觀點的，在實踐中也取得了顯著成績。問題在于，蘇聯后來把這一理論和政策加以絕對化，片面注重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的協調發展，致使人民群眾必需的日用消費品非常奇缺。

　　我們吸取了蘇聯的教訓，在發展重工業生產的同時，注意抓了農業和輕工業，因而在相當程度上保證了發展工業所需要的糧食和原料，也在相當程度上豐富了人民的日用商品，同時物價和貨幣也是穩定的。“一五”期間，我們比較重視農業的作用，也比較注重農、輕、重的協調發展。這一時期，每年平均增長速度是：農業總產值4.5%，輕工業總產值12.9%，重工業總產值25.4%。這種情況說明“一五”時期重工業發展很快，是完全必要的，農業和輕工業發展也不慢，基本上保證了人民生活消費品的需要，又為重工業的發展提供了資金積累和市場需求。因此，這一時期農、輕、重比例關系是基本協調的。

　　毛澤東講的按照農、輕、重的次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其含義是：國家制定計劃時，必須首先安排農業的發展，在分配資金、物資和勞動力時，也應首先安排農業，再安排保證市場供應的輕工業，然后再根據農業、輕工業的情況，安排重工業的發展規模和速度。同樣，在安排重工業的同時，又要首先安排好同農業、輕工業有關的機器、化肥、農藥、建筑材料、燃料動力、運輸工具等生產資料的生產，重工業是為農業、輕工業以及國民經濟各部門提供生產資料的，發展重工業的目的，歸根結底還是為了提高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而并非是為發展重工業而發展重工業。

　　按農、輕、重次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將農業、輕工業放在重工業之前，絲毫不意味著重工業就不優先發展。毛澤東認為重工業仍然是為主的。他指出：“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還要適當地調整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例，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這樣，可以保證農業、輕工業發展的資金、物資、動力不再被擠掉。

　　毛澤東對農、輕、重關系所作的科學分析，不僅正確地解決了蘇聯所沒有解決好的發展重工業與發展農業、輕工業的關系問題，而且豐富和發展了馬列主義關于生產資料優先增長規律的理論。

　　三、合理調整工業布局，建立相對獨立的工業體系

　　這是毛澤東在對社會主義工業化進行理論探索時，強調的又一非常重要的問題。談到工業布局問題，除了要考慮資源、市場和交通條件外，還要考慮沿海與內地的關系。我國的工業布局過去多集中在沿海，據1952年統計，我國沿海各省市工業產值，大體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70%左右，內地占30%左右，鋼鐵工業約有80%分布在沿海，特別集中的是遼寧的鞍山。而鐵礦資源非常豐富的內蒙古、西南、西北和華中，當時鋼鐵工業基礎都很薄弱。紡織工業80%的紗錠和90%的布機分布在沿海，其中主要部分又集中在上海、天津、青島等少數幾個工業城市，而在各主要產棉區，近代化的紡織工業卻很少。這種不合理的工業布局，是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反映，是帝國主義經濟侵略歷史造成的極不平衡狀態。

　　針對上述不合理的工業布局，毛澤東指出：“新的工業大部分應當擺在內地，使工業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備戰，這是毫無疑義的。”他還把這一問題提到“對于發展內地工業是真想還是假想”的高度來強調。根據毛澤東這一指導思想，黨和國家將“一五”期間的建設項目，特別是蘇聯援建的項目，多配置在東北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新建工業這樣做的布局，主要考慮三個因素：(1)資源利用。鋼鐵廠、有色金屬冶煉廠、化工企業，主要擺在礦產資源豐富或能源供應充足的地區；機械加工企業，主要擺在原材料生產基地的附近。如，在建設鞍山鋼鐵公司的同時，把一大批機械加工企業擺在了東北地區。長春汽車城，沈陽飛機城，富拉爾基重型機械加工基地，就是按上述精神安排的。(2)改變落后地區經濟面貌。在落后地區擺一些項目，可以帶動那里的工業、交通運輸、商業、服務業和城市建設的發展，也便于城鎮人口就業。(3)國防軍事上的需要。在開始編制“一五”計劃時，當時朝鮮戰爭還未結束，蔣介石集團叫囂反攻大陸，這就迫使我們不得不把新的工業企業放在后方地區。特別是國防工業，除有些造船廠必須擺在海邊外，其他都沒有擺到沿海地區。

　　毛澤東提出加強內地工業的同時，還指出：“好好地利用和發展沿海的工業老底子，可以使我們更有力量來發展和支持內地工業。如果采取消極態度，就會妨礙內地工業的迅速發展。”如果只是在內地布點設廠，忽視加強沿海工業基地的建設，就會與預期的愿望不合，甚至適得其反，拖延我們工業化的速度。在毛澤東這些正確理論指導下，“一五”期間的工業布局是合理的。主要表現在基本建設投資的分配發生了變化，1957年內地所占比重上升為49.7%，沿海地區則下降為41.6%，內地工業隨著國家投資比重的提高有了很大發展，沿海地區的投資比重雖然在下降，但其工業在國民經濟中仍發揮著重要作用。

　　以上比較合理的工業布局，有利于逐步建立相對獨立的工業體系。其主要標志是：自力更生為主，工業門類基本齊全，一方面能夠生產各種主要機器設備和原材料，基本上能夠滿足擴大再生產的需要，能夠滿足人民生活水平需要的各種消費品。另方面在高科技領域逐步發展，越來越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這些情況表明，社會主義工業化不僅有了初步基礎，而且在一些方面已經現代化了。

　　四、實現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必須學習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

　　關于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經驗，毛澤東主要強調了五點：

　　一是要勇于放下架子。毛澤東說：我們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我想是提得對的。現在有些國家的領導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這個口號。這是要有一點勇氣的，就是要把戲臺上的那個架子放下來。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

　　二是要學習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毛澤東強調：“對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制和批判。但是這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用人少，效率高，會做生意，這些都應當有原則地好好學過來，以利于改進我們的工作。一切國家的好經驗我們都要學，不管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

　　三是發揚和創造本民族的東西。毛澤東指出：我們要熟悉外國的東西，讀外國書。但這并不等于中國人寫的東西要象翻譯的一樣，中國人還是要以自己的東西為主。學習外國的東西，是要用來研究中國的東西，中國的和外國的要有機地結合，而發揚中國的東西，創造中國的獨特的新東西。這樣道理才講得通，也才不會喪失民族自信心。

　　四是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學。在談到學習外國的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時，毛澤東強調了一個學習原則，即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他批評了有些人對待外國科學、技術和文化的不正確態度，指出：對待外國科學、技術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都對我們的事業不利。我們不要搞教條主義，我們要學的是屬于普遍真理的東西，并且一定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

　　五是要吸引和利用外國資本。早在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同斯諾談話時就表示，民主革命勝利后，“歡迎外國資本的投資”。1945年，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中也談到吸引外國資本的問題。他說，為著發展工業，需要大批資本。從什么地方來呢？不外兩方面：主要依靠中國人民自己積累資本，同時借助外援。在服從中國法令，有益于中國經濟的條件之下，外國投資是我們所歡迎的。1949年，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又進一步闡述了同外國人做生意問題。他指出，我們必須盡可能地首先同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做生意，同時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

　　毛澤東關于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以及吸引和利用外國資本的思想不僅是很明確的，而且是一貫的。遺憾的是，這些可貴的理論在實踐中沒有得到良好的貫徹。究其原因，主要有兩點：第一，從客觀上說，當時的國際大氣候不允許，帝國主義在封鎖我們。正如鄧小平指出的：“毛澤東同志在世的時候，我們也想擴大中外經濟技術交流，包括同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濟貿易關系，甚至引進外資、合資經營等等。但那時候沒有條件，人家封鎖我們。”第二，從主觀上看，當時的對外經濟交往，還僅限于易貨貿易，物物交換，對于吸引外國資金，缺乏必要的認識。同時，后來在指導思想上“左”的錯誤的干擾，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所進行的理論探索，突破了蘇聯工業化的模式，為走出具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初步實現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論基礎。雖然由于指導思想上一度受急于求成“左”的思想和錯誤的影響，有些好的想法在實踐中也未能貫徹始終，但是，我們不應苛求前人。毛澤東作為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先驅者，他的探索的重要意義和價值，是不應低估的。

 第三節 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

    中國共產黨在1953年制定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總任務中，把逐步實現中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規定為全黨和全國人民必須實現的首要任務。而社會主義工業化是中國無產階級成為統治階級后，為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建立自己的物質技術基礎，使機器大工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取得優勢地位，使社會主義國家由落后的農業國轉變為先進的工業國的過程。在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由周恩來、陳云同志主持制定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簡稱“一五”計劃(1953～1957年)，1955年7月經全國人大一屆二次會議審議通過。至1957年，“一五”計劃超額完成了規定的任務，實現了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超額完成初步改變我國工業落后的面貌，為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奠定初步基礎。中國在新的歷史時期中要實現的工業現代化，就是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繼續和發展。

一、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性質和意義

（一）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性質    

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資本主義工業化在本質上是不同的。后者是以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和雇傭勞動者相結合的生產方式為基礎，以榨取最大的利潤為目的，依靠對國內外人民的殘酷剝削來實現的。前者是以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生產方式為基礎，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需要的目的，它立足于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主要依靠社會主義的內部積累，同時也根據平等互利原則擴大對外經濟技術交流來實現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符合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和長遠利益。

（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重要意義    

社會主義工業化，是各國無產階級尤其是原來經濟落后的國家的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后所面臨的共同任務。只有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才能用它提供的先進的生產資料來裝備、改造工業、農業、運輸業和國民經濟其他部門，盡快提高勞動生產率，滿足社會主義建設和人民生活日益增長的需要；才能加強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大團結，維護國家的安全與獨立，履行工人階級的國際義務，并逐步地為在將來向共產主義過渡準備好物質條件。對于已經走向社會主義道路，但原來工業基礎比較落后的國家來說，只有大力推進社會主義工業化，完成由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使社會主義國家擁有自己的強大的物質技術基礎以后，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才能充分顯示出來。

二、探索中國自己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道路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所作的《論十大關系》的報告，是中國共產黨比較系統地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始，同時也是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的開始。

“十大關系”前三條講重工業和輕工業 、農業的關系。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實際上是思考開辟一條跟蘇聯有所不同的中國工業化道路的問題。蘇聯的做法是忽視輕工業和農業，片面地注重重工業，造成農、輕、重發展的不平衡，糧食產量長期達不到十月革命前的最高水平。報告肯定我們過去在處理這些關系上沒有犯大的錯誤，同時強調根據形勢和經驗，今后應該適當調整，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更多地利用和發展沿海工業，降低軍政費用的比重，多搞經濟建設。只有經濟建設發展得更快了，國防建設才能有更大的進步。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之十二題中國工業化的道路中專門論述了《中國工業化的道路》問題。他明確指出：“我國是一個大農業國，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并舉，工業才有原料和市場，才有可能為建立強大的重工業積累較多的資金。大家知道，輕工業和農業有極密切的關系。沒有農業，就沒有輕工業。重工業要以農業為重要市場這一點，目前還沒有使人們看得很清楚。但是隨著農業的技術改革逐步發展，農業的日益現代化，為農業服務的機械、肥料、水利建設、電力建設、運輸建設、民用燃料、民間建筑材料等等將日益增多，重工業以農業為重要市場的情況，將會易于為人們所理解。在第二個五年計劃和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如果我們的農業能夠有更大的發展，使輕工業相應地有更多的發展，這對于整個國民經濟會有好處。農業和輕工業發展了，重工業有了市場，有了資金，它就會更快地發展。這樣，看起來工業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實際上不會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經過三個五年計劃，或者再多一些時間，我國的鋼產量仍然可能由解放前最高年產量，即1943年的90多萬噸，發展到2000萬噸，或者更多一點。這樣，城鄉人民都會感到高興。”

此后，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投資結構堅持農、輕、重為序，不再是重、輕、農業為序。

三、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發展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前，中國是一個生產力水平低下、經濟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新中國成立后，全國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正確領導下，一直為努力實現中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而奮斗。建國頭三年，就迅速地恢復了遭受戰爭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從1953年開始，執行以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為目標，逐步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為內容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開展了大規模的、有計劃的經濟建設。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1957年，超額完成了第一個五年國民經濟建設計劃。按可比價格計算，如以1952年為100，1957年工農業總產值增加到167.8，農業總產值增加到124.8，工業總產值增加到228.6，其中輕工業總產值增加到183.3，重工業總產值增加到310.7。在這個時期，不僅經濟發展比較快，而且各重要經濟部門之間的比例也比較協調，經濟效益較好，市場繁榮，物價穩定，人民生活普遍得到改善。這表明，新中國已經建立了工業化的初步基礎，在由落后的農業國轉變為先進工業國家的道路上跨出了具有決定意義的一步。

1956年，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決議，提出要尋求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可惜的是，由于“大躍進”中受到領導干部頭腦發熱，急于求成，搞“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等“左”傾錯誤的嚴重干擾，使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事業遭受了不應有的挫折和損失。但是，盡管經歷曲折，走了點彎路，好在毛澤東親自深入各地，調查研究，率先發覺，狠抓糾正，從1958～1975年間，經過全黨努力，全國人民艱苦奮斗，克服困難，盡可能堅持實事求是，講求實效，采用先進科學技術，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建成了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社會主義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發展了鋼鐵、機械、化工、煤炭、電力、石油、輕紡等傳統工業，建立了汽車、飛機、電子、宇航、核能工業、石油化工、合成材料、自動化儀表儀器等新興工業。全民所有制經濟的固定資產原值，從1957年的522.9億元增加到1978年的4488.2億元，即增加了近8倍。這是新中國成立不久就取得的偉大成就。

第四節 實行社會主義的改造

社會主義改造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重要任務，是新中國在20世紀50年代，以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代替生產資料私有制的革命過程。社會主義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是生產社會化發展的客觀要求，是人類社會經濟制度向前發展的歷史必然趨勢。由于剝削階級頑固維護私有制，新型社會主義公有制不可能在舊社會中自發產生和發展，只有在推翻了剝削階級的統治，建立了無產階級的政權以后，才有可能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以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代替生產資料私有制，這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繼續。

生產資料私有制有兩種基本類型：勞動者的私有制和非勞動者的私有制。兩者在性質上不同，因而改造的途徑和方法也不一樣。

農業中的個體所有制是勞動者的私有制。馬克思主義者歷來認為，對勞動者絕不能采取剝奪手段，無產階級國家只能通過合作化的辦法，在勞動者自愿聯合的基礎上，把個體私有制改變成為勞動群眾的集體所有制。在蘇聯，蘇維埃政權建立以后，就開始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當時，由于缺乏經驗，加上富農反抗，花費的時間比較長，在農業集體化過程中損失也比較大，一直到30年代中期才基本完成。中國共產黨遵循馬克思主義原則，堅持從實際出發，創造了一套適合國情的中國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政策、步驟和方法。整個農業改造采取三個互相銜接的步驟：第一步先組織僅僅帶有某些社會主義萌芽的農業生產互助組；第二步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則，號召農民組織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第三步仍然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則，逐步過渡到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廢除土地、牲畜、農具等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實行按勞分配制度。采取上述政策、步驟和辦法，使農民在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逐步提高社會主義覺悟，逐步適應新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使他們較快地自愿擺脫生產資料私有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從而避免了由于突然變化可能引起的各種挫折和損失。

中國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同樣是沿著合作化的道路，采取逐步過渡的辦法。先組織手工業代銷小組，以后發展為手工業代銷合作社，再發展為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其他行業如運輸業、商業等，個體勞動者的社會主義改造也大體上采取類似的辦法。

工商業中的資本主義所有制，是非勞動力者的私有制。它們所占有的生產資料，是剝奪來的，是資本化了的剩余價值。無產階級國家在原則上完全可以采取無代價沒收的辦法，把它收歸國有。但是，為了減少資產階級的抗拒和破壞，馬克思主義者歷來認為，最好能用贖買的辦法把他們占有的生產資料轉歸公有。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后 ，列寧曾提出要對接受國家資本主義的資本家進行贖買，但是由于俄國的資本家拒不接收任何妥協，列寧的設想未能實現。在中國，資產階級當中的一部分即官僚資產階級反對革命，對他們只能采取直接沒收的辦法。民族資產階級在民主革命階段有兩面性，即革命性和妥協性；在社會主義革命階段，仍然具有兩面性，即既有剝削工人取得利潤的一面，又有擁護憲法、愿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一面。基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這種特點，在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國家有可能不采取沒收的辦法，而是通過贖買把他們的企業改造成為社會主義企業。同時，對民族資本家實行團結、教育和改造的政策，把企業的改造和人的改造結合起來，教育他們接受工人階級的領導。鼓勵他們利用自己的科學技術知識和經營管理經驗來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使他們由剝削者變成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從低級到高級逐步實現的，其后這些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已經全部變為社會主義國營企業。中國無產階級對資本主義經濟進行和平改造的成功，在社會主義發展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新中國的社會主義繼續革命，通過社會主義改造的方式，在新中國建立了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同時，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社會主義改造中的運用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成就。

第五節 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中國在人民民主專政，其實質就是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繼續革命，通過合作、聯合的方式，逐步把小農經濟引導、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的合作、聯合經濟，實現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變革。

一、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理論

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理論是馬克思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和恩格斯都論證過改造小農經濟的必要性。馬克思指出，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排斥生產資料的積聚，排斥分工，排斥生產力的發展。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小農經濟不是逐漸變成剝削別人勞動的小資本家，就是喪失自己的生產資料變成雇傭工人。恩格斯也指出，小農經濟是過了時的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的大生產將把他們那無力的過時的小生產壓碎。毛澤東認為，對小農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生產力大發展和共同富裕的前提。這樣做的目的是：一是實現產權的變革，建立公有制，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二是在技術、機器和資金稀缺一時無法解決的樣態下，通過組織和教育，有效地動員、提高和擴大勞動的生產力;三是為生產要素的科學技術改造以及農業生產的持續增長提供“集體力”的載體和機制。這種所有制改造從實踐境遇經過互助組、合作社，最后定型于人民公社;從理論建構上形成了社會主義改造理論到人民公社理論的認識飛躍。

（一）改造小農經濟的形式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合作社是改造小農經濟的主要形式。1866年，恩格斯在《致奧古斯特·倍倍爾》的信中說，把合作社生產作為向完全共產主義過渡的中間環節，這一點馬克思和他本人從來沒有懷疑過。1894年，恩格斯在《法德農民問題》中明確指出：“我們對于小農經濟的任務，首先是把他們的私人生產和私人占有變為合作社的生產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過示范和為此提供社會幫助。”但是，馬克思、恩格斯并不拒絕其他形式，他們曾經設想當時俄國的土地公社有可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起來的形式。

新中國成立之初,大量地存在著分散的個體農業經濟。這種經濟規模小、生產水平低,帶有很大的脆弱性和自發性,因而是一種落后的經濟形態。不改變這種經濟形態,不但農業生產力得不到發展、中國農業現代化邁不開步子,而且還會產生新的兩極分化。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提出要通過“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一經營形成新生產力的階段,去動搖私有制基礎。”基于這種理論,毛澤東在全國土地改革剛剛完成后便積極提倡農業合作社。毛澤東認為,合作化是對個體農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必由之路。早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毛澤東就講到“沒有合作社經濟,我們就不可能領導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逐步走向集體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到將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就不可能鞏固無產階級在國家政權中的領導權。”1953年6月15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表講話指出,我國農業的惟一道路是社會主義道路。但是,建成社會主義不是一蹴而就的,要逐步地過渡到社會主義。怎樣過渡?他認為,合作化是對個體農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必由之路。這個講話把發展互助合作運動、不斷地提高農業生產力,看作是黨在農村中工作的中心。合作化實質是把農民統一在集體經濟組織內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以此解決個體經濟與規模經濟的矛盾,實現農業規模經營。農業生產合作社是將個體分散的小農業逐步改造為社會主義集體農業的基本形式。

（二）改造小農經濟的原則和方法

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在取得政權以后，一開始就應當促進土地私有制向集體所有制過渡，但不能采取損害農民的措施。恩格斯分析了農民的各個階層，指出絕對不能用暴力去剝奪小農，只能通過示范和為此提供社會幫助的方法，逐步地過渡。列寧進一步分析了小農的二重性，指出農民是私有者又是勞動者，明確指出在改造農民個體經濟時，要遵循自愿原則，任何強迫，暴力手段，任何急躁輕率的行政和立法手段，只能給社會主義帶來困難。列寧特別重視流通領域的合作社，主張首先發展銷售、供應、信用方面的合作社，并逐步發展生產領域中的合作經濟組織。列寧強調發展大工業和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指出這些是改造小農的重要條件。他還指出改造小農的長期性，他說，為了完成這一任務，需要經過整整一個歷史時代，在最好的情況下，也要一、二十年。

毛澤東以西方工場手工業階段依靠分工形成新的生產力為由,推斷出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一經營形成新的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基礎,也是可行的”;互助組因土地等生產資料私有而不能統一經營,還不能阻止農村兩極分化的發展,有必要組織土地入股、統一經營的初級社;又因初級社存在土地等生產資料的分紅,仍然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之上,在社內社會主義因素與私有制也是有矛盾的,解決的方法是實行土地集體所有制,在農村消滅富農經濟制度和個體經濟制度,使全體農村人民通過建立高級社，走集體化道路，共同富裕起來。

在農業改造這一過程中,毛澤東認為人的因素至關重要,實現農業的社會化、現代化,離不開充分調動廣大農民的積極性。毛澤東曾講:“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農民的經濟是分散的,需要很長的時間和細心的工作,才能做到農業社會化。”毛澤東歷來重視思想政治工作,認為“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他相信,勞動人民中的缺點或錯誤,是能夠經過適當的政治工作使他們加以克服或改正的。要發揮廣大農民群眾的積極性,除了要注意發揮黨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優勢外,還要注意尊重農民群眾,不損害他們的利益。任何強迫命令、簡單粗暴的方法都是應當避免的。除了要求向廣大農民灌輸社會主義思想外,毛澤東還要求在全國廣大農村,凡是有條件的地方都應建立農業技術夜校、農業技術學校,成立農業科學技術站,把農民的學習技術同消滅文盲結合起來,提高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因為農業現代化,不僅包括了廣大農民良好的政治素質,而且包括了廣大農民的文化素質、思想觀念等方面的現代化。

二、中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實踐經驗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即農業合作化的實踐經驗，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改造小農經濟的理論。在1943年，毛澤東就指出：“在農民群眾方面，幾千年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于永遠的窮苦。克服這種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地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道路，依據列寧所說，就是經濟合作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中國共產黨立即在廣大的新解放地區開展了土地改革運動，到1952年底，在全國范圍內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廢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了農民的土地所有制，解放了農村生產力，使農業生產有了發展。但是，農民的土地所有制是小私有經濟，它在發展農村生產力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⑴以手工勞動為基礎的個體農民經濟、生產單位小，生產技術落后，勞動生產率低，積累有限，經濟力量薄弱，無力進行擴大再生產。⑵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農業與社會主義工業的發展不相適應，它既不能為社會主義工業化提供日益增多的商品糧食、農業原料，也不能為工業化提供必要的資金、市場和勞動力。⑶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小農經濟，具有不穩定性和脆弱性，經不起天災人禍，發展下去，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兩極分化。這些情況決定了必須把分散的小農經濟逐步聯合起來成為合作經濟。

1953年10月2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出結論。他說：農民的基本出路是社會主義，由互助合作到大合作社，不一定叫集體農莊。現在是“青黃不接”，分土地的好處有些農民已開始忘記了，他們正處在由個體經濟到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過渡時期。我國經濟的主體是國營經濟，它有兩個翅膀即兩翼，一翼是國家資本主義，即對私人資本主義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糧食征購，即對農民的改造。糧食征購、整頓私商、統一管理這三個問題勢在必行。因為小農經濟增產不多，而城市對糧食的需要年年增長，配售問題也勢在必行。由此可見，中國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實質上是對中國個體農民的改造。

三、中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方針政策和步驟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對個體農業，主要是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國家幫助的原則，大力開展農業合作化運動；在理論和實踐中，既重視生產領域的合作，又重視流通領域的合作；在生產領域的互助合作方面，采取了三個互相銜接的步驟：第一步，組織帶有社會主義萌芽的互助組；第二步，在互助組織的基礎上組織以土地入股分紅和統一經營為特點的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第三步，組織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土地、牲畜、農具等主要生產資料歸集體所有。通過這些步驟和形式，逐步改變農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使農民逐漸適應而不感到突然。

根據農村各階層在土地改革后的經濟地位和對互助合作的態度，中共中央制定了農業合作社的階級路線：依靠貧農和消滅富農。土地改革以后，貧農分得了土地，生產和生活雖都有了改善，但生產仍有困難，下中農也不富裕，他們對互助合作有較高的積極性，是農業合作化的依靠力量。中農，特別是富裕中農對合作化的態度是動搖的，因此對他們采取團結的方針。在中國，貧農和下中農占農村人口的60～70%，堅持依靠貧農和下中農，才能鞏固地團結其他中農，戰勝富農，比較勝利地實現農業合作化；對富農，在合作化過程中，有區別地逐步吸收他們加入合作社，通過勞動把它們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四、中國農業社會主義合作化的進程

中國民主革命時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根據地曾經創建各種形式的農業互助合作組織，積累了經驗，但是作為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提到日程上來，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1951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到1952年參加互助組的農戶已占全國農戶總數的40%，并建立了3600多個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1953年12月，中共中央通過了《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此后，在1955年11月和1956年6月又先后公布了《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用以指導農業合作化運動。

中國農業合作化開始的初期比較謹慎，因而發展比較緩慢。1955年下半年起，在批判“右傾保守”、“小腳女人”后，很快地就掀起了農業合作化高潮。原來預計在15年內完成農業合作化，實際上只用4年就基本上完成了。1956年，有75萬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入社農戶達1.2億戶，占農戶總數的96.3%；其中高級社的戶數達1億多戶，占農戶總數的88%。中國農業合作化的方向是正確的，在這場涉及幾億人口極為深刻的社會變革中，不僅避免了在這類情況下通常難以避免的生產力下降，而且還促進了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這是一個很大的成就。

 第六節 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一個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扶持下，經過合作化的道路，使分散的個體手工業經濟轉變為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的過程。

一、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必要性

對手工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狀況規律的要求。個體手工業，以一家一戶為一個經營單位，工具簡陋，生產規模狹小，技術落后，勞動生產率低，是小生產，限制著生產力的發展。據1954年調查，中國有個體手工業勞動者約800萬人，農村兼營商品性手工業生產的約1200萬人，手工業產值占當年全國工業總產值的20%，個體手工業勞動者每人平均年產值僅占全國人均年產值的1/10。個體手工業是小商品經濟，生產不穩定，具有盲目性，如果任其自由發展就會走向兩極分化，大多數手工業者難以擺脫貧困的處境。為了解放生產力，克服個體生產的自發性和落后狀態，必須對手工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手工業在中國國民經濟中有著重要地位和作用。在建國初期，手工業是供應城鄉人民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重要來源，農村生產資料的90%、生活資料的70%來自于手工業，其品牌工業品大都是傳統的出口商品。對手工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不僅有利于手工業本身的發展，而且有利于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加強工農聯盟。據國家統計局1952年的初步統計，全國城鄉手工業工人和手工業獨立勞動者達1930余萬人，手工業產值由1949年的32.37億元增加到73.12億元，占工業總產值的20.6%。

二、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方針和政策

1953年11月至12月，中華全國合作社聯合總社召開第三次全國手工業生產合作會議。會議經過討論，確定了對手工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方針和政策，即“在方針上，應當是積極領導，穩步前進；在組織形式上，應當是由手工業生產小組，手工業供銷生產合作社到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在方法上，應當是從代銷入手，實行生產改造；在步驟上，應當是由小到大，由低級到高級。”

1954年6月，中共中央批準了第三次全國手工業生產合作會議的報告和計劃，要求各級黨委指定一定的部門及人員負責對手工業生產和手工業合作化工作的領導。同時要求國營經濟各個有關部門，供銷、消費合作社和全國工會系統對手工業生產合作社進行必要的援助，并采取具體措施，有效地協助手工業實現社會主義改造。這次會議精神的貫徹，有力地推動了手工業合作化的進程。到1954年底，全國手工業合作組織達到4.17萬多個，社（組）員121.35萬人，當年產值11.7億元，相當于1953年產值5.06億元的3倍。這一階段手工業的生產合作，主要是在全體成員自愿的基礎上從供銷環節入手組織起來，開始有了一些公共積累和統一經營，并初步采取工資或勞動分紅的形式，因此手工業的供銷生產合作很有生氣，社（組）員勞動積極很高，勞動生產率也相應提高，發揮了小生產者組織起來的優越性。

1954年12月，第四次全國手工業生產合作會議討論了手工業同地方工業發展，同農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如何統籌兼顧、合理安排等問題。中共中央批準了第四次全國手工業生產合作會議的報告。

根據中央要求，各地進一步加強對手工業工作的領導，經常地進行監督和檢查，及時地予以工作上的指導和幫助，并相應地建立和健全手工業管理機構和手工業生產合作社聯合社，調配與充實各級手工業部門的干部，特別是領導骨干，對手工業的經營管理普通地進行了一次整頓。據1955年上半年統計，全國手工業社（組）發展到4.98萬個，較1954年底增加8100個；社（組）員143.4萬人，較1954年底增加22.55萬人。整個來說，這一時期手工業合作化的發展是積極的，也是穩步、健康的。同時，發展中也存在一些問題。

從1955年下半年起，隨著在農業合作化上批判所謂“小腳女人走路”、“右傾保守”思想的形勢下，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也不可避免地加快了步伐。

12月9日，中央手工業管理局、中華全國手工業合作聯合總社等機構，召開全國重點地區手工業組織檢查工作座談會，檢查“與總路線要求不相適應的保守思想”，提出“加快發展，迎接高潮，全面規劃，計劃平衡”的新任務。12月21日至28日，第五次全國手工業生產合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前，劉少奇聽取匯報時提出：手工業改造不應比農業慢。與其怕背供銷包袱，還不如把供銷包袱全部背起來好搞些。他要求手工業合作化在1956年、1957年兩年內搞完，說“時間拉長了，問題反而多”。12月27日，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序言中，也提出在1956年上半年，應當解決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問題。

在這樣的形勢下，第五次全國手工業生產合作會議著重批判了怕背供銷包袱而不敢加快手工業合作化步伐的“右傾保守”思想，研究制定了“一五”計劃期間基本完成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全面規劃。這個規劃的總要求是，1956年組織起來的社（組）達到手工業從業人員的74%，1957年達到90%，1958年全部組織起來。這就大大加快了手工業合作化的進程。中共中央同意并批轉了這次會議的報告，并在批示中指出：“加快手工業合作化的發展速度，是當前一項迫切的任務”。

剛剛進入1956年，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高潮開始出現。1月11日，北京市宣布手工業全部實現了合作化。全國各大城市紛紛學習北京的經驗，改變原來以區為單位，按行業分期分批分片改造的辦法，采取全市按行業將手工業全部組織起來的方式。隨后，天津、南寧、武漢、上海等城市很快實現手工業合作化。2月底，全國有143個大中城市（占城市總數的88%）和169個縣基本上實現了手工業合作化，參加合作組織的手工業從業人員達300萬人。

1956年3月4日，毛澤東明確要求“加強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后，全國手工業改造的步伐繼續加快。各地分別采取直接組織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的建新社方式，或將原來手工業供銷生產社或生產小組并入生產合作社的半社方式，以及將供銷生產社改為生產合作社的轉變方式，使擴展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的速度大大加快。到1956年底，全國手工業合作社（組）發展到10.4萬余個，社（組）員達到603.9萬余人，占全部從業人員的91.7%。其中，高級形式的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發展到7.4萬余個，社員484.9萬余人，占全部從業人員的73.6%。合作化手工業的產值108.76億元，占手工業總產值的92.9%。至此，手工業由個體經濟向集體經濟的轉變基本完成。除了某些邊遠地區以外，全國基本實現了手工業合作化。

由于手工業合作化高潮來勢迅猛，各級領導機關對此思想準備和組織準備不足，尤其對我國手工業長期形成的分散生產、獨立經營的特點注意不夠，以致在手工業內部和外部關系上出現了不少問題。主要表現在組織形式上的盲目合并，原有的供、產、銷關系被打亂，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手工業的發展。

上述手工業改造高潮中出現的問題，主要是由于指導方針上急于求成、盲目集中、合并，忽視手工業分散生產、獨立經營的特點造成的。黨中央、國務院發現并注意到這些問題，要求予以糾正。由此實行生產經營方式的初步調整。經過初步調整，手工業生產合作社普遍增加了生產，提高了收入，表現了集體經濟的優越性。但在調整中也存在一些問題，如忽視手工業生產對于滿足國內市場需要及供應外貿出口的必要性，使一些歷史悠久的傳統手工業和享譽國內外的手工業名牌產品日漸萎縮，有的幾近失去傳承。

第七節  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過程中，經過國家資本主義形式，將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逐步改造成為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的過程。

一、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贖買政策

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采取有償辦法實行社會主義國有化的政策。

（一）關于贖買政策的理論

馬克思主義從不認為沒收是奪取資本家的生產資料的唯一途徑。1847年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中提出，無產階級可以通過沒收、國營工業競爭、直接用貨幣贖買等幾種方式廢除私有制。1894年恩格斯在《法德農民問題》中論及如何剝奪資本主義性質的大土地所有者時說：“我們決不認為，贖買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允許的；馬克思曾向我講過（并且講過好多次）他的意見：假如我們能用贖買擺脫這整個匪幫，那對于我們是最便不過的事情了”。列寧也主張“在一定條件下，工人決不拒絕向資產階級贖買”，為了保存大的生產組織、文明地、有組織地轉向社會主義，“給資本家付出較高的價線，向他們贖買，這種思想是完全可以容許的。”在俄國十月革命以后，列寧于1918年5月曾提出把贖買和鎮壓結合起來，把贖買和國家資本主義結合起來的政策，即一方面對那些反對蘇維埃政權，不肯接受國家資本主義的資本家“加以無情的懲治”，另一方面對那些肯接受國家資本主義，能組織大生產的“對無產階級有益的資本家妥協，或向他們實行贖買”。由于俄國資產階級勾結帝國主義發動武裝叛亂，列寧的計劃未能實現。1921年國內戰爭結束后，列寧重新提出這項政策，也因資本家怠工和不接受合同等原因而沒有取得多大進展。列寧的設想在俄國也沒有來得及變成現實。

新中國成立前夕，面對國際帝國主義反動勢力對我國實行全面封鎖，國內一窮二白、百廢待興的歷史局面，毛澤東未雨綢繆，深入思考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中國的出路問題。在認真分析了中國當時的現實國情基礎上，他認為，中國社會主義不能一步到位，必須通過和平贖買，采取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式逐步引導他們進入社會主義。同時，毛澤東還學習借鑒了俄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經驗，特別是列寧提出對資本主義經濟采取“沒收”和“贖買”兩種策略，這些做法為毛澤東提出一系列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方針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

　　經過一段時間的深思熟慮，1949年3月毛澤東在廣泛聽取調研與討論意見的基礎上，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國家資本主義是國家同私人資本合作的經濟,是新民主主義國家五種經濟成分之一。在接下來1949年9月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又通過《共同綱領》以憲法的形式肯定了“國家資本主義”這一提法,并對其概念和內涵作了解釋，即：“一是國家資本和私人資本合作的經濟為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二是在必要和可能的條件下，應鼓勵私人資本向國家資本主義方向發展，例如為國家企業加工,或與國家合營，或用租借形式經營國家的企業，開發國家的資源等。”

　　1952年9月24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進一步闡述了國家資本主義定義，他指出，資本主義工商業正通過公私合營、加工訂貨、工人監督、資本公開等方式發生了性質上的變化，轉變為新式的資本主義。這個所謂“新式的資本主義”就是國家資本主義。1953年2月19日，毛澤東在武漢中南局又提出：對民族資產階級，可以采取贖買的辦法。之后，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李維漢帶領調查組到上海、南京、武漢等地進行了“以國家資本主義問題為中心”的調查，并形成書面報告。結合全面的實際調查研究情況，毛澤東指出：“現在的資本主義企業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和社會主義經濟聯系著并受其領導的受工人監督的資本主義即國家資本主義。”“中國現在的資本主義經濟其絕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種形式和國營社會主義經濟聯系著的，并受工人監督的資本主義經濟。”

　　1953年7月29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再次強調指出：應當說服工人作這個讓步，以換得國家資本主義；如果不讓這一步，資本家無利可圖，無利可得，就不能換得國家資本主義。毛澤東認為，“現在所說的改造，還不是取消資本家私人所有制，使之變為社會主義企業的最后改造步驟，而是指在承認資本家的受限制的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條件下，使資本主義企業逐步變為國家資本主義企業，即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用各種方式同國營社會主義經濟聯系著和合作的、受工人監督的國家資本主義企業。這種資本主義企業，已經不是解放前的那種資本主義企業，它們主要是為國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產，資本家已不能唯利是圖。因此，這種資本主義，已經不是普通意義上的資本主義，而是特殊的、新式的資本主義，即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資本主義，它帶有若干社會主義的性質。在國家資本主義中，公私合營是有社會主義成分的，它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但是把一切國家資本主義，比如接受加工訂貨，都叫做半社會主義是不妥當的，應該說它是帶有若干社會主義的性質”。 1953年9月7日，毛澤東同民主黨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談話時再次明確指出：“國家資本主義是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和逐步完成社會主義過渡的必經之路。”至此，毛澤東關于通過“和平贖買”的方式，利用、限制和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總方針的理論，已逐步成熟并完善起來。

（二）對民族資產階級實行贖買政策

在中國民主革命階段，毛澤東深刻地分析了官僚資本和民族資本的性質和特點，制定了沒收官僚資本和保護民族工商業的綱領，實行了對民族資產階級又聯合又斗爭的統一戰線政策，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偉大勝利。民主革命勝利以后，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通過沒收官僚資本掌握了建立社會主義經濟的物質基礎。在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民族資本主義是有兩重作用，既有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積極作用，又有不利于國計民生的消極作用；民族資產階級也具有兩面性，既有剝削工人階級取得利潤的一面，又有擁護憲法，愿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一面。工人階級還要和他們保持統一戰線的關系。根據這些情況和條件，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決定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對民族資產階級實行贖買政策。

中國對民族資產階級的贖買，不是由國家另外拿出一筆錢來作為贖金，而是在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中，工人在為國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產的時候，也為資本家生產一部分利潤，作為贖買的代價。從1953～1955年，資本主義企業逐步納入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國家采取“四馬分肥”的贖買形式，即按照國家所得稅、企業公積金、職工福利獎金和資本家的股息紅利四個方面分配企業盈余，資本家所得被限制在企業盈余的1/9左右。這就使得工人的勞動主要是為社會主義服務，只是部分地使資本家獲利。1956年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以后，贖買改用定息的辦法，即在一定時期內，國家按公私合營企業中核定的私股額每年付給資本家5%的股息。此外，還保留在職資本家較高的薪金。定息的形式已使資本家的剝削與企業盈余多少無關，也與企業資金的調配，使用脫離了關系，企業的私股只是領取定息的憑證。1966年取消定息，企業就完全成為全民所有制的企業了。贖買政策對企業生產關系的改造發揮了重要作用。贖買形式的發展，反映著剩余價值的生產從受到限制到歸于消滅的過程。

贖買不是購買。它是正確處理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矛盾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政策。贖買的總金額不是決定于資本家生產資料的價值，而是決定于改造的需要和進度。中國的贖買政策不僅緩和了民族資產階級對社會主義改造的抵制和反抗，而且調動了民族資產階級的積極性，使之為社會主義服務。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整個過程中，不僅生產力沒有遭到破壞，而且推動了生產的發展，促進了資本家的政治思想改造，使他們逐步成為社會主義的勞動者。

中國的贖買政策，這就使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曾經設想但未能實現的贖買，第一次在中國變成了現實。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在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中的運用、創新和發展。

（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利用、限制和改造政策

1、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

中國原是一個經濟極為落后的國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在發展生產力、培養技術人員、維持就業和積累資金等方面仍有一定積極作用。但是，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之間存在著矛盾，是對立的關系。隨著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資本主義的盲目性、投機性和無止境的剝削又會沖擊國家經濟計劃，危害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中國共產黨和人民共和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采取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即在利用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積極作用的同時，限制它們的不利于國計民生的消極作用，并通過各種不同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把它們逐步改造成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經濟。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之所以成為可能，是由于：⑴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具有兩面性：剝削工人階級取得利潤的一面和擁擠憲法、愿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一面；⑵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強大的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和鞏固的工業聯盟，是民族資產階級能夠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客觀條件；⑶中國共產黨制定和實行了正確的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政策，這些政策為大多數工商業者所接受。

新中國成立以后，面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黨內外人士看法不一。1950年4月，毛澤東基于世情、黨情和國情的現實，就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幾個政策問題》的批語中指出：“今天的斗爭對象主要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殘余，而不是民族資產階級。對于民族資產階級是有斗爭的，但必須團結它，是采用既團結又斗爭的政策，以達團結它共同發展國民經濟之目的。”1953年3月7日，毛澤東對有關文件寫的一段文字就是《關于國家資本主義經濟》。1953年9月7日，毛澤東同民主黨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談話的要點，就講了《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必經之路》。隨后，毛澤東講我國國民經濟的“一體兩翼”，其中一翼是國家資本主義（對私人資本主義改造）。1956年12月7日，毛澤東《同民建和工商聯負責人的談話》，8日毛澤東《同工商界人士的談話》，都是與私營工商業改造有關的。由此可見毛澤東對私營工商業改造十分重視，政策十分明確。

2、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過程

第一步是把盲目發展的私人資本主義改造成為在國家管理、國營經濟領導、工人群眾監督之下的資本主義，即列寧所說“我們能夠加以限制，能夠規定其活動范圍”的國家資本主義。第二步是把國家資本主義經濟轉變為社會主義國營經濟。這個過程是從1949年開始，到1966年（停發定息）最后完成的。

建國初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國民經濟中還占有相當大的比重，私營工業的產值占全部工業總產值的63.2%，商品銷售占全國商業機構批發額的76%，零售額的85%，到1952年，資本主義工業的戶數增加了21.4%，產值增加了54.2%；私營商業也有所發展。在此期間，出現了少量的國家資本主義企業。

1953年起，國家開始有計劃地引導資本主義企業過渡到各種國家資本主義形式。首先是國家資本主義的初、中級形式，如私營工業接受國營經濟的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私營商業為社會主義商業經銷商品等。這種形式有利于解放生產力和加強計劃性，但不能根本解決公私之間和勞資之間的矛盾，因而進一步又發展為高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即公私合營。到1955年，公私合營工業產值已占合營戶和未合營戶合計總產值的49.7%；未合營戶的產值已有81.7%納入國家的加工訂貨。私人商業的零售額也有45%納入經銷代銷。

1956年下半年，中國出現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在它的推動下，城市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也在1956年以全行業公私合營的形式基本完成。該年有298萬余家私營工業、商業和飲食服務業實現了所有制的轉變，其中59.7萬余家實行公私合營，其余的小戶則實現了合作化。私營運輸業在這以前已基本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中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包括對資本家、資方代理人和其他資產階級分子的改造，目的是使他們脫離剝削者的立場，逐步轉變成為社會主義的勞動者。由于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具有兩面性，對他們的改造是采取民主的方法，即團結、批評、教育的方法，并結合企業改造的實踐進行的。對資本主義企業的改造過程，不是把資本家排除在外，而是通過安排工作和學習，使他們參與企業的改造，把企業的改造和人的改造結合起來。經過多年的教育和改造實踐，資本家階級作為階級已在中國消滅了，他們中有勞動能力的絕大多數人已經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勞動者。

3、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歷史意義

中國通過國家資本主義道路改造資本主義經濟，成功地實現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在一定條件下對資產階級實行贖買的設想，使得數以百萬計的私人企業和平地、有秩序地轉變為社會主義企業。在所有制的巨大變革中，沒有發生生產力的破壞和停滯現象，并隨著生產關系的改造，發展了生產力和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公私合營的經濟效果可由下表（歷年產值對比）得到證明：

資料來源：《中國大百科全書·經濟學·Ⅱ》第1383頁。

在1956年的全行業公私合營中，實行合營的工業產值比1955年這些企業的產值增加了32%；公私合營商店、合作商店、合作小組的零售額增加了15%強。

（三）中國過渡時期的國家資本主義

國家資本主義，是在新民主主義的過渡時期，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的管理之下，用各種形式和社會主義國營經濟聯系著，并受工人監督的資本主義經濟。

1、過渡時期國家資本主義的性質決定于無產階級國家的性質。列寧說：“在政權屬于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資本主義和無產階級國家的國家資本主義，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國家資本主義為國家所承認并受國家監督，它有利于資產階級和反對無產階級。在無產階級國家里，國家資本主義也為國家所承認并受國家監督，但它有利于工人階級，目的在抵抗依然很強大的資產階級并和他們作斗爭。”列寧還說，過渡時期的國家資本主義是無產階級“能夠加以限制，能夠規定其活動范圍的資本主義”。無產階級國家管理下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主要地不是為了資本家的利潤而存在，而是為了供應人民和國家的需要而存在，同時為其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創造條件。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以后，列寧便提出利用國家資本主義的問題。由于俄國資產階級發動了反蘇維埃政權的內戰，列寧的計劃未能實現。1921年新經濟政策開始，列寧重新提出國家資本主義的主張，要求利用國家資本主義同私人資本主義和小資產階級勢力作斗爭，把國家資本主義作為提高生產力，活躍商品流通和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階梯。列寧曾經提出了國家資本主義的四種形式，即租讓制、租借制、合作制和吸引商業資本家推銷國家貨物和收購小生產者的產品，供給傭金。但限于當時的歷史條件，蘇維埃俄國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沒有發展起來。

    一九五三年七月九日，毛澤東在全國財經工作會議的一個文件上關于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批語指出：“中國現在的資本主義經濟其絕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種形式和國營社會主義經濟聯系著的，并受工人監督的資本主義經濟。這種資本主義經濟已經不是普通的資本主義經濟，而是一種特殊的資本主義經濟，即新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它主要地不是為了資本家的利潤而存在，而是為了供應人民和國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錯，工人們還要為資本家生產一部分利潤，但這只占全部利潤中的一小部分，大約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為工人（福利費）為國家（所得稅）及為擴大生產設備（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為資本家生產利潤的）而生產的。因此，這種新式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是帶著很大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是對工人和國家有利的。

2、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實踐經驗

毛澤東在實踐中創新發展了列寧關于過渡時期國家資本主義的理論，肯定國家資本主義在中國是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和逐步完成社會主義過渡的必由之路。并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規定了從低級到高級的各種國家資本主義形式，有步驟地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可以在充分利用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積極性，限制它的消極性的過程中逐步改造資本主義生產關系。

從1949年到1956年，中國各地的私人資本主義工業、商業、交通運輸業，除西藏自治區外，全部實行了國家資本主義，并且在實踐中表現出了明顯的優越性。在生產關系變革過程中，這部分生產力不僅沒有遭受破壞，反而連年增產，物價穩定，市場繁榮。

在中國，過渡時期國家資本主義區分為三種形式，分別反映了社會主義經濟同資本主義經濟之間不同程度的聯系，以及它們在變革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的不同作用。

一是初級形式，包括工業上的收購產品，即國營商業臨時或定期收購私營工廠的自銷產品，商業上的批購零銷，即私營商業以現款向國營商業批購部分商品，拆零銷售，賺取批零差價，但私商仍可從自由市場購進并銷售同類商品。這種形式，使社會主義經濟同資本主義經濟在流通領域發生部分的，一般性的聯系。私營企業并未因此而改變其生產關系的性質，但產生了對社會主義經濟有限度的依賴，它意味著居于主導地位的社會主義經濟對私營企業的生產經營開始發生領導作用。

二是中級形式，包括工業上的加工、訂貨、統購、包銷，商業上的經銷、代銷等。加工，指社會主義國營企業，或國家其他單位與私營工廠訂立加工合同，供給原料或半成品，私營工廠按照規定的產品規格、質量、數量和交貸期限進行生產，產品交給國營企業，并按規定取得加工費。訂貨，指國營企業規定所需產品的規格、質量、數量、價格和交貨期等，向私營工廠訂購產品。統購，指對某些與國計民生關系重大的產品，以國家法令規定由國營商業部門按照合理價格統一收購。統購的產品，通常采取加工的方式向私營工廠收進，不準私營工廠將該類產品在市場上自行銷售。包銷，指國營商業部門對私營工廠規定其產品規格、質量和合理價格，在一定時期內收購并銷售其全部或部分產品。經銷，指國營商業通過訂立合同，將國家已經掌握全部或大部分貨源的商品，批售給私營經銷店。經銷店用現款以批發價進貨，并按國營商業規定的零售牌價出售，從批零差價中獲取經銷利潤。經銷店對經銷商品不得再從自由市場進貨。代銷，指國營商業通過訂立合同，將商品委托給私營零售店代銷。代銷店按照國營商業規定的供應辦法和零售牌價出售，取得一定手續費。代銷店不需用現金進貨，但必須先交存一定數額的保證金，并將銷貨款及時交回國營商業。它們對代銷的商品不得再從自由市場進貨。在國家資本主義中級形式下，私營企業只能按照合同規定從事生產經營。在企業內部，生產經營計劃要經過工人討論決定，執行中要接受工人監督。企業的利潤水平，如加工費用、經銷受工人監督。企業的利潤水平，如加工費用、經銷代銷利潤數額等均由國家規定；企業的盈余按“四馬分肥”的原則進行分配。根據1953年國家規定，私營企業的盈余按四個方面進行分配，即國家工商所得稅一般占30%，企業公積金占10～30%，職工福利資金占5～15%；資本家股息、紅利占25%左右。這種盈余分配方式，當時人們形象地稱之為“四馬分肥”。在這種形式下，資本家對企業的所有權、經營管理權和分配權（剝削數量），無不受到一定限制，已是一種不完全的私有制了。社會主義經濟同資本主義經濟的關系，雖然仍是外部聯系，但已增加了它的廣度和深度，從流通領域部分地擴展到生產領域和分配領域，私營企業對國有經濟的依賴日益加深，這時私營企業的生產經營已有一部分納入國家計劃或受國家計劃支配，盲目性受到限制，生產力得到較充分的發揮，還可以為國家提供一部分公共積累。在這里，社會主義經濟規律和資本主義經濟規律已經同時發展。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加工訂貨已有相當發展。1952年，加工訂貨的產值已占到私營工業總產值的56%；到1955年即改造工作完成的前一年，增長到81.9%。

三是高級形式，包括單個企業公私合營和全行業公私合營。單個企業公私合營，是在早期實行于個別比較大型的私營企業。其主要特點是，社會主義經濟同資本主義經濟的聯系由企業外部進入企業內部，私營企業增加公股，國家派駐公方代表負責企業的經營管理，由此引起企業的生產關系在多方面發生深刻的變化：⑴企業由資本家所有變為公私共有，資本家私股失去獨立地位，企業領導權基本屬于國家，生產經營基本納入國家計劃；⑵資本家開始喪失企業經營管理權，處于被領導、被改造地位，工人雖未完全擺脫剝削，但已開始成為企業的主人和領導力量；⑶企業盈利按照“四馬分肥”的原則分配。資本家的剝削受到很大限制，工人的工資已部分地具有按勞分配的性質。公私合營企業已在很大程度上受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制約，具有半社會主義的性質。全行業公私合營，指不分大型和中小型，按行業同時實行公私合營。合營之后，資本家將生產資料交由國家統一調配，同時進行清產核資，對資本家支付定息。定息是國家根據指定的私股額，按期付給資本家以國定息率的股息。1956年7月國務院規定：根據企業合營時清產核資確定的私股股額，不分工商，不分大小，不分盈余戶虧損戶，不分行業，不分老合營企業新合營企業，統一規定為年息5厘，個別企業可以超過5厘。全行業公私合營之后，各企業的生產經營直接納入國家計劃，并由國家統一進行企業改革和經濟改組，原來的資方人員由國家適當安排，他們不再以資本家身份行使職權，而成為企業的一般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工人則成為企業的主人；資本家的剝削被限制在固定的股息范圍內，同企業的經營成果完全脫離，工人工資則變成按勞分配的形式。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經后，資本主義企業已基本上改造成為社會主義性質的企業。

單個企業的公私合營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即已出現。有的是將私營企業中官僚資本投資或敵偽財產沒收后的私股，改組為公私合營企業的，有的是在“五反”運動后，將資本家違法所得轉為公股合營而成的，有的是大工廠因為財務困難，要求國家投資而合營。到1952年底，實行公私合營工業企業已有997家，公股占合營企業資金比重平均為52.9%。

但是，單個企業公私合營在實踐中也表現出某些局限性，如合營企業與非合營企業之間的矛盾，合營企業內部公私之間的矛盾，部分合營企業資本家剝削收入仍然過高，國家統一調配和改組生產仍受到限制等，因而要求對整個行業實行合營，以便統一安排，全面改組。在1955年底，農村社會主義改造高潮的推動下，1956年初出現了全國范圍內全行業公私合營高潮，并于上半年基本完成。合營企業延至1966年取消，企業最后轉變成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

總之，通過社會主義的三大改造，在中國建立了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

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特別是在前期，總的說來，是成功的，它避免了生產關系大變動時生產大幅度下降的現象，對于發展中國國民經濟起了積極作用。這是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理論在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中的運用和發展。中國社會主義改造情況和成就如下表：

資料來源：《中國大百科全書·經濟學·Ⅱ》第137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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