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論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總方針和基本政策

　　新民主主義經濟，是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以前，即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以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為領導的，由國營經濟、合作經濟、個體經濟和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等多種經濟成份組成的過渡性經濟。

　　毛澤東在《〈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一文中指出:“戰爭不但是軍事和政治的競賽，還是經濟的競賽。”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地域偏僻、經濟落后，并且屢遭日寇“掃蕩”和“三光”政策的破壞，以及國民黨的重重封鎖，但中國共產黨在極端艱苦險惡的環境中，奮力競爭，實施了卓有成效的財政經濟方針和政策，為鞏固根據地、堅持抗戰和保障解放戰爭勝利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并且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正如毛澤東在聽取賀晉年關于警三旅開展大生產情況匯報后高興指出的：“這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奇跡，這是我們不可征服的物質基礎。”

　　通過本章綜合分析，深知黨和毛澤東高度重視經濟建設，早在根據地就將“發展經濟，保障供給”作為經濟建設的總方針;因地制宜，實行了各項促進經濟發展的具體政策;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豐富的經驗。可以說，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開辟的農村革命根據地的經濟建設實踐，為中國革命和建設道路的開辟和無產階級革命奮斗精神的培育和成長，發揮了決定性的基礎作用，顯示了強大的政治經濟生命力和勇往直前戰無不勝的威力。

　　第一節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公營經濟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是在中國共產黨只是掌握了中國革命的部分領導權的特殊歷史背景下提出的。第二次國共合作破裂后,中國共產黨掌握了中國革命的全部領導權。由此,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也就轉變成為初級社會主義理論。作為這一理論轉型的中心環節之一,毛澤東在延安時期提出的新民主主義國營經濟理論,這時也轉變為西柏坡時期的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理論。按照毛澤東的真實想法,我國建國初期將實行的,實際上并不是延安時期所設想的以新民主主義國營經濟為主導的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制度,而是以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為主導的、五種經濟成分并存的初級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但毛澤東出于策略上的考慮,還是稱之為“新民主主義經濟”。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革命根據地內由政府和軍隊、機關、學校直接經營的農工商業，實質上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它是革命根據地經濟的領導成份，代表著國民經濟發展的方向，擔負著保障財政供給，領導和帶動合作社經濟和私人經濟發展的任務。

　　公營經濟開始創建于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初期。1927年建立的井岡山根據地就有軍械處、被服廠、公賣處、公營商店等。1931年11月中央工農民主政府在江西成立后，公營經濟有了顯著發展，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發行貨幣，興辦了軍械、織布、造紙、印刷、制藥、農具、采煤、鎢礦等工礦企業，設立了對外貿易局、糧食局，并直接經營食鹽、棉布的進口和糧食、鎢砂的出口以及根據地內部市場的糧食調劑等重要商品的流通。

　　抗日戰爭時期，為了克服因日本帝國主義者和國民黨政府加緊經濟封鎖而造成的經濟困難，減輕人民的財政負擔，并為抗日戰爭建立可靠的物質基礎。根據地人民政府領導人民貫徹執行中共中央制定的“發展經濟，保障供給”、“公私兼顧”、“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方針政策，開展大規模的生產運動，公營經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一方面，政府統一經營的工業迅速增長，如陜甘寧邊區，1937年公營工廠職工只有700人，1942年增至約7000人，占邊區工廠職工總數的一半以上。紙張、藥品、火柴和公用棉布基本自給，并能煉鐵，制造小型機器和化工原料，煉制汽油、柴油。另一方面，部隊、機關、學校以農業為主，包括工業、手工業和商業的生產事業也蓬勃成長。這就使部隊、機關、學校自己動手克服了物質困難，減輕了人民的負擔，增強了軍民團結。

　　到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解放區隨著革命戰爭的勝利而擴大，公營經濟在老解放區繼續發展，在新解放區沒收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產業和國民黨政府官僚資本歸人民政府所有，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逐步發展成為掌握全國國民經濟命脈的社會主義國營經濟。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時，多年戰亂基本結束，但國民經濟特別是城市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一是基礎設施受到嚴重破壞。國民黨軍事較量失敗后期，大量破壞城市及其工廠基礎設施，極力搜刮金銀錢幣，加上帝國主義對新中國進行經濟封鎖，經濟發展舉步維艱。二是經濟基礎相當薄弱。中國長期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狀態，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國關稅不能自主、“自由貿易”受限制，使得中國一直未能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重工業基礎相當薄弱，在帝國主義的長期掠奪和官僚資本的大肆搜刮下，造成工農業生產下降，人民生活極端貧困。三是物價飛漲。在國民黨政府滯留大陸的最后一段日子里，由于維持大量軍費開支，連年出現巨額赤字。彌補的唯一辦法，就是濫發紙幣，其結果是，通貨膨脹愈演愈烈。法幣和金圓券，形同廢紙。舊中國的軍、政、公、教人員，加上災民和城市失業人員，數以千萬計，需要接管。造成糧食、棉紗、化工、五金等人民生活必需品，價格飛漲。四是由于中國近代資本主義沒有得到發展，還是以小農經濟為主，生產方式落后。當時，我國農業基礎薄弱、工業素質不高、服務業發展滯后。在整個產業構成中，農業居主導地位，第一產業勞動力所占比重占到八成以上，從事工業生產的不足一成，服務業也是不足一成。當然，建國初期的困難沒有難倒我們的黨，堅持正確的財政經濟方針和政策，首先穩定了物價，打擊投機倒把，嚴厲制裁囤積居奇。大力恢復生產，沒收官僚資本，合理調整工商業。到1952年底,國家財政經濟取得基本好轉。

　　第二節財政經濟工作的總方針

　　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領導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的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的總方針，就是發展經濟，保障供給。

　　從1927年創建井岡山根據地起，中國共產黨和根據地人民政府就把增加生產，進行可能而必需的經濟建設，以建立足夠給養的經濟力，作為建設鞏固的根據地的基本環節。1942年，毛澤東針對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和破壞以及國民黨政府的經濟封鎖給根據地造成極為嚴重的物質困難，并為了糾正一部分同志企圖從收縮必不可少的財政開支去解決財政困難的保守觀點，以及單純向人民要東西而不幫助他們發展生產的錯誤思想，總結歷史經驗，及時提出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是我們的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的總方針”。

　　發展經濟的目的在于保障供給。供給從財政上來說，就是軍隊和機關工作人員的生活費和事業費，亦即革命戰爭經費的供給。它的重要來源：一是根據地人民的賦稅。為了抗日救國，人民承受一定的負擔，但有個限度，在抗日戰爭最困難的時期，政府規定救國公糧征收額平均不能超過農業收入的20%，脫離生產的人員不能超過該根據地人口的5%;尤其重要的是，要采取適當的步驟和辦法，發展生產和流通，鼓勵農民發家致富，使他們所得大于負擔。二是公營經濟的生產經營收入。除發展政府經營的經濟事業之外，還組織軍隊、機關、學校從事自給性的農工商業，減少消費性的支出。同時，為了發展經濟，根據地還開展對敵占區和國民黨統治區的金融貿易斗爭，打破他們的經濟封鎖。例如，陜甘寧邊區就實行獨立發行邊幣，在發展生產，平衡財政收支的基礎上充實其物質準備，穩定市場金融和物價的政策;政府統一管理對外貿易，組織公私力量，增加食鹽和土特產的出口，換回棉花紗布、藥品、通訊器材等必要的物資;在對內貿易方面，則繼續實行自由開放的政策，疏通流通渠道，組織各種供銷社和消費合作社，促進城鄉物資交流。

　　特別是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后和財經辦事處及各地財經分會成立以來，一九四三年邊區財經工作獲得了很大成績的，最主要的表現：一是確實開展群眾性的生產運動，軍隊也貫徹實行了屯田政策，使邊區的糧食棉花大量增產;公營企業、合作社都有一定發展。二是分區各自負責從農工商業及一部分稅收中保障了自己的供給。這一方面刺激了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減輕了政府財政負擔，渡過了財政上的困難。三是人民政府和部隊機關建立了相當雄厚的家低，打下了自力更生的基礎。四是貫徹了統銷政策，這對政府財政收入和供給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糧食稅收工作也有了改進。五是使陜甘寧和晉西北的財經趨于統一。六是在分區財經領導統一的基礎上，使所有根據地財政經濟工作的領導進一步統一。這些成績如果沒有高級干部會的整風，毛主席關于財經工作的理論指示，西北局和財經辦事處的領導和督促，以及全黨同志的努力，是不可能取得的。

　　根據地經濟建設的成績是空前的，獲得如下政治經濟的巨大收獲：一是人民群眾、部隊和機關的生活改善了，部分真正達到了豐衣足食的標準。二是黨和政府同人民的魚水關系大大地改善了，人民對黨和政府表示更親切的擁護和愛戴，充實了民主政權的內容。三是由于經濟上的發展，人民群眾生活的改善，使黨和根據地在全國的政治影響更深入更擴大了。

　　根據地在生產事業上的勝利和發展，給了全國人民以奮斗的方向和信心。事實證明共產黨不僅能夠破壞舊社會，而且有能力來建設新社會。當它認真來干這件事的時候，它可以依靠群眾力量克服任何可能克服的困難，而且是極富于創造能力的。

　　由于根據地生產獲得成績，使各方面的工作也隨之獲得進步，如軍隊工作、政府工作、群眾工作、防奸工作、文化事業等，特別是領導作風，經過反官僚主義傾向與反軍閥主義傾向后有巨大的轉變。在大生產運動中，黨政軍民的關系更加團結與鞏固，黨在群眾中的威望更加提高。

　　由于大力發展公營和民營經濟，使陜甘寧邊區和各根據地徹底粉碎了國民黨政府的經濟封鎖，保證了軍需民用，在抗日戰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到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重申解放區解決財政問題的“第一個原則是發展生產，保障供給”，繼續以此作為指導財政經濟工作的總方針。

　　第三節革命根據地的基本經濟政策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處理革命根據地經濟中公營經濟與私人經濟、雇傭勞動者與民族資本家之間關系的基本政策，就是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

　　1934年初，國民黨反動派繼續組織武裝力量對蘇區進行“圍剿”，并在經濟上實行重重封鎖。為了發展革命根據地的經濟建設,黨在瑞金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上，毛澤東作《我們的經濟政策》的報告，論述了中國革命根據地經濟建設的方針和政策。

　　毛澤東指出：我們的經濟政策的原則，是進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須的經濟方面的建設，集中經濟力量供給戰爭，同時竭力改良民眾的生活，鞏固工農在經濟方面的聯合，保證無產階級對于農民的領導，爭取國營經濟對私人經濟的領導，造成將來發展到社會主義的前提。

　　紅色區域經濟建設的中心,應當是發展農業生產,發展工業生產,發展對外貿易和發展合作社,而農業生產是紅色區域經濟建設中的第一位。它不僅需要解決最重要的糧食問題，而且需要解決衣服、砂糖、紙張等項日常用品的原料的供給問題。森林的培養、畜產的增殖，也是農業的重要部分。在小農經濟基礎上，對于某些重要農產品生產作出適當計劃，也是容許和必須的。要發展農業生產，要領導農民解決勞動力、耕牛、肥料、種子、水利等困難問題。為著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各地應組織小范圍的農事試驗場，設立農業研究學校和農產品展覽所。要恢復和發展紅色區域的手工業和某些工業生產，其中重要的是煙、紙、鎢砂、樟腦、織布、制藥、制糖、農具和肥料等。在散漫的手工業基礎上，不可能作到全部精密的計劃，但對國家經營和合作社經營的事業，要作相當的精密的計劃，確切地計算原料生產，計算到國民黨占領區和在紅色區域內部的市場。要有計劃地組織對國民黨占領區的貿易。由紅色政權直接經營若干項必要的商品流通，如食鹽和布匹的輸入，糧食和鎢砂的輸出，糧食在紅色區域內部的調劑等。

　　毛澤東還指出：在紅色區域內的經濟成份，是由國營事業、合作社事業和私人事業這三方面組成的。國家經營的經濟，目前只限于可能的和必要的一部分。但它們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而私人經濟是國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只要它不越出政府法律范圍之外，不僅不加阻止，而且要加以提倡和獎勵。

　　毛澤東認為：只有發展經濟,才能增加財政收入,這是財政政策的基本方針。同時指出在財政支出上，應該根據節省的方針。

　　毛澤東在這個報告中為革命根據地經濟建設所制定的方針、政策和措施，對根據地的經濟發展、對克服由于國民黨反動派的經濟封鎖所造成的困難、對供應革命戰爭的需要和改良人民群眾的生活起了重要作用。

　　私人經濟是根據地國民經濟的重要成份，其中屬于農民和手工業者所有的采取小規模經營形式的個體經濟在數量上占著絕對的優勢，此外，還有一定數量的中小資本家經營的私人工商業。由于當時的中國，特別是農村經濟的落后狀況，還由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民族資產階級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的同盟者，因此，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前期，中國共產黨在根據地實行提倡和獎勵私人經濟的政策。到了后期，由于王明的“左”傾路線及其錯誤政策，在勞資關系方面提出過高的勞動條件，實行過高的所得稅率，在土地改革中侵犯工商業者利益，給根據地經濟造成不應有的損失。到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根據新民主主義革命綱領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要求，糾正了歷史上“左”的錯誤，提出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

　　根據地的公私關系，主要指政府、軍隊、機關、學校同人民群眾的關系，歸根結底，是國家利益同農民利益之間，革命戰爭的需要同農民的實際負擔能力之間的關系，也就是農民的長遠的整體的利益同眼前的局部的利益之間的關系。對于這兩個方面，政策規定必須統籌兼顧，適當安排;在農民負擔問題上，既要取之于民，更要使人民經濟有所增長。關于勞資關系，中國共產黨和根據地人民政府規定，為了發動工人的抗日積極性，必須改善工人的生活，但加薪和減少勞動時間均不應過多，勞資之間在簽訂契約以后，工人必須遵守勞動紀律。稅收政策方面，實行統一累進稅，除資本家必須繳納稅收以外，及收入在政策規定的免征點以上的工人和農民，也必須按收入多少納稅。勞資兩利的財政經濟政策，使資本家有利可圖，收到既鼓勵本地資本家放心創業，也吸引外地資本家前來根據地投資興辦工商業的實效。

　　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完整地提出了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基本政策，在土地改革中嚴禁侵犯工商業者的財產及其合法經營，在城市工作中對民族資產階級原則上采取一律保護的政策，并要求工人和資本家在當地政府領導下，共同組織生產管理委員會，盡一切努力降低成本，增加生產，便利推銷，增加收入，以支援解放全中國的革命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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