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毛澤東資本主義論的形成和發展

　　如何認識和對待資本主義，如何認識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持續關注、思考和爭論的極為重大的問題，既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理論課題，又是當代中國始終繞不開的基本現實政治經濟問題，而作為黨中央主席的毛澤東，對資本主義的理論認識，無疑是最具代表性、最具影響力、最關根本重大決策的理論與實踐問題。全面、完整、準確地學習、研究和理解毛澤東關于資本主義的論述，分析探討其資本主義論的形成和演進及其所產生的深遠影響，對于我們正確認識中國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既吸收資本主義現代文明的積極成果，又總結吸取“和平演變”以致資本主義復辟的國際經驗教訓，堅持推進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第一節  毛澤東資本主義論的形成和演進

　　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偉大進程中，對資本主義的分析研究是至關長遠大局的重要問題，經歷了從否定到基本肯定，再到徹底否定，亦即從主張消滅到主張“廣大的發展”，再到主張徹底消滅的歷史演進過程。這一歷史發展過程有其客觀的必然性，可以從中國革命和建設的三個歷史發展階段中來逐步認識和理解。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資本主義論

　　馬克思的《資本論》是在西方資本主義發展成熟的英國國情的基礎上研究形成的。中國共產黨成立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的舊中國，建黨初期，陳獨秀、王明等黨的主要領導人，由于對中國國情缺乏清醒而正確的認識，對馬克思主義關于“消滅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理論脫離實際的理解，導致對中國革命目的、對象、革命性質以及發展階段認識的模糊、混亂、甚至錯誤，以致在黨的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中，提出“消滅資本家私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歸社會公有”的主張。這種僅僅從馬克思主義理論出發，把中國整個資產階級當成革命對象，主張用無產階級革命的辦法來消滅資本主義的綱領，沒有從當時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情出發，沒有科學區分官僚買辦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還沒有認識到中國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尚未完成，直到黨的二大時才有了改變，二大確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1925年12月，毛澤東發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極具創造性地科學地將中國的資產階級劃分為買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兩部分，指出，地主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代表中國最落后和最反動的生產關系，而代表城鄉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民族資產階級，對中國民主革命具有矛盾的態度，既有參與的積極性，又有對內外強敵的妥協性，是一個動搖不定的階級。大革命失敗后，民族資產階級就退出了革命陣營，致使黨內許多人在較長一段時間里認為，民族資產階級已成為革命的阻力，“只有反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中國革命“方才能夠進行到底。”在土地革命戰爭前期，“左”傾錯誤不僅主張反帝反封建，還要反資本主義，甚至提出“沒收中國資產階級工廠”的激進政策。這一政策引起毛澤東的深深疑慮和高度重視，1934年1月，毛澤東在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明確提出了黨對私營工商業的理論和政策：“我們對于私人經濟，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圍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獎勵。因為目前私人經濟的發展，是國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此后，隨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實施和抗戰策略的轉變，鼓勵私人工商業發展的方針得到切實執行，而且在政治上承認工商業資本家享有公民權。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基于對這個問題長期的研究和思考，在《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以及在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中，反復深入地闡明了允許資本主義工商業長期存在，并鼓勵其有利于國計民生部分“廣大的發展”的理論。毛澤東在黨的七大口頭政治報告中強調：“我們這樣肯定要廣泛地發展資本主義，是只有好處，沒有壞處的。對于這個問題，在我們黨內有些人相當長的時間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種民粹派的思想。”毛澤東批評說：“這種思想，在農民出身的黨員占多數的黨內是會長期存在的。所謂民粹主義，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經濟發展到社會主義經濟，中間不經過發展資本主義的階段。俄國的民粹派就是這樣。”“他們‘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會主義，不發展資本主義。結果呢，他們變成了反革命。布爾什維克就不是這樣。……我們不要怕發展資本主義。……我們的同志對消滅資本主義急得很。”“我們的同志在這方面是太急了。”但是，在解放戰爭后期，隨著形勢的發展，毛澤東對資本主義的研究已經開始較多地強調“節制”和“限制”了。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我們現在的方針是節制資本主義，而不是消滅資本主義。他還指出：“就我們的整個經濟政策說來，是限制私人資本的，只是有益于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才不在限制之列。”絕對不容許帝國主義資本和官僚買辦資本主義在中國繼續存在和發展。

　　二、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資本主義論

　　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基本上延續了40年代對資本主義采取利用和限制的理論和政策主張。1950年5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指出：“今天的資本主義工商業對社會是需要的，有利的。……因為適應了人民的需要，改善了工人的生活。”1950年6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三中全會上指出：“有些人認為可以提早消滅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這種思想是錯誤的，是不適合我們國家的情況的。”與此同時，隨著政權的穩固、國民經濟的逐漸恢復和政治經濟形勢的逐步發展，我國出現限制與反限制的斗爭，特別是資本家行賄、拉攏、腐化黨和國家干部、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進行惡意競爭，甚至蓄意破壞等反革命罪惡行徑，隨著階級矛盾和斗爭的發展變化，毛澤東對資本主義的認識也相應改進，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戒備和警惕，也必然逐漸增強。1952年，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關于民主黨派工作的決定》的草稿上批示曰：“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后，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這可以視為毛澤東改進對新民主主義方針和對資本主義政策的一個重要理論信號。1953年，政治經濟形勢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毛澤東批評那些主張“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而不主張立即向資本主義發動進攻并向社會主義轉變的同志：“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這就要犯右傾的錯誤。”不久，中共中央公布了由毛澤東提出的黨在過渡時期“一化三改造”的總路線，在實現國家工業化的進程中開始對生產資料私有制進行全面的社會主義改造。1955年10月，毛澤東提出：“使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在6億人口的中國絕種，這是一個很好的事，很有意義的好事。我們的目的就是要使資本主義絕種，要使它在地球上絕種，變成歷史的東西。”在這一政治經濟理論的指導下，僅僅用了三年多的時間便在全國大部分地區完成了社會主義的三大改造。

　　由于對私營工商業的改造過急過徹底，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很快出現了吃飯難、穿衣難、行路難等短缺問題。這種情況使毛澤東對徹底消滅資本主義的問題不能不有所顧及和反思。1956年底，根據我國當時國民經濟發展情況，毛澤東在約見民建和工商聯負責人的談話中講了這樣一段話：“現在我國的自由市場，基本性質仍是資本主義的，雖然已經沒有資本家。它與國家市場成雙成對。……要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最好開私營工廠，同地上的作對(競爭)，還可以開夫妻店，請工也可以。這叫新經濟政策。我懷疑俄國新經濟政策結束得早了，只搞了兩年退卻就轉為進攻，到現在社會物資還不充足。”“只要社會需要，地下工廠還可以增加。可以開私營大廠，訂個協議，十年、二十年不沒收。華僑投資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沒收。”“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還需要利用資本主義發展生產力。

　　從這段重要論述可以看出，毛澤東已經認識到我國在資本主義未曾充分發展的基礎上建設設會主義，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基本確立后，市場和私營經濟的存在與發展，并非毫無可取之處，肯定它一可以擴大城鄉勞動者就業，二可以滿足人民群眾生活需要，三可以保留一定的競爭機制，四可以增加社會的物質財富。這既是毛澤東對學習借鑒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一種理性思考，也是對我國剛剛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過來搞社會主義初期建設的重要探索和創新發展。

　　三、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資本主義論

　　1957年4月，因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反革命分子乘中國共產黨開展整風運動之機，向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進行猖狂進攻，甚至揚言取消共產黨的領導，實行西方“輪流坐莊”的政黨制度，走資本主義的道路。針對這一新情況新問題，1957年7月，毛澤東在南京召集華東各省的省委第一書記開會，研究分析新形勢，研究部署反右派斗爭。為此，中共中央發出指示，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反右派斗爭，到1958年夏季反右派斗爭結束。但由于黨內出現新的“左”傾錯誤和人為破壞等情況，使反右斗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1978年，中共中央決定對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人進行全面復查，將錯劃為右派的人進行了平反。然而，由于階級矛盾和斗爭的復雜性，在反右斗爭中，中斷對資本主義的理性思考，使“新經濟政策”未能在中國繼續推行。但總的來說，由于國內外階級斗爭形勢的重大變化，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不得不改進對資本主義的認識和對策。

　　1957年10月，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這就明確糾正了中共八大報告中所謂我國主要矛盾是社會需要增長與落后生產力的矛盾的錯誤論斷。然而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再次出現“左”傾錯誤和人為破壞，使關于人民公社的規定中，自留地收歸集體經營，零星果樹、股份基金等一兩年后也變為公有，使生產關系急劇變革，各種形式的私有制經濟趨于消滅。這個時期，黨內進行了關于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理論探討，認為人民公社的建立標志著對資產階級法權的進一步破除。所有制問題解決以后，勞動生產中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系還沒有解決，人的改造還沒有完成，資產階級法權仍然存在……社會主義革命還任重而道遠……考慮到適當的時候取消等級工資制，恢復供給制等問題。實踐中出現城鄉大辦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視為這種設想的嘗試，試圖通過不斷變革生產關系的途徑，加快發展公有制經濟，以利盡快“過渡”到人類最美好的共產主義社會的構想。接著在經濟發展中出現了領導干部瞎指揮、高指標、強迫命令、急于求成的新情況，刮起了浮夸風、造假風、“共產風”，官僚主義作風盛行，并且遭遇了嚴重的自然災害，導致三年困難的嚴酷現實。這對毛澤東的觸動是很大的，他認識到黨內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出現了大問題。

　　首先，把注意力集中到糾正“左”傾錯誤和人為破壞上。針對黨內對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錯誤理解以及工作中出現諸多“左”的錯誤和人為破壞，1961年9月底，毛澤東親自經過深入鄭州、上海、武漢、成都等地調查研究和召開中央政治局工作會議，并寫信給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主要領導同志，建議人民公社繼續堅持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基本核算單位為生產隊的基本政策。他說：“我以為非走此路不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過了6年之久的糊涂日子，第7年應該醒過來了吧。”接著領導全黨采取了一系列糾正“左”傾錯誤和改進管理的措施，開辟了國民經濟恢復和健康發展的正確路子。

　　其次，從思想上和理論上正確認識和糾正“左”傾錯誤和人為破壞。1959年下半年毛澤東建議中央和全黨領導干部，并帶頭組織小組，開展了一次認真讀書活動，聯系蘇聯的經驗教訓和中國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情況，系統研讀了斯大林的《論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次修訂版下冊，即社會主義部分)，科學比較分析蘇聯和我國的經驗教訓，努力探索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問題。由此，毛澤東全面系統地創新和發展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

　　此后，隨著國民經濟管理和外交工作的廣泛開展，國際國內關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關系的思想和理論斗爭復雜化和尖銳化，出現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三和一少”等黨內意見分歧和中蘇兩黨兩國關系因反對“和平演變”與反修防修斗爭而惡化，毛澤東頭腦中兩個階級、兩條路線、兩條道路斗爭的弦緊繃起來，對資本主義復辟的警惕和惡感也日益強烈。1962年，毛澤東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口號。反修防修和階級斗爭成為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批判也逐步升級，提出“鏟除滋生資本主義的土壤”，“解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警惕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社教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等理論，直至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從上層建筑到經濟基礎(生產關系)，對一切與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沾邊的事物都進行繼續革命。

　　第二節  資本主義論的豐富和發展

　　通過以上對毛澤東分析和認識資本主義的理論軌跡的梳理和考察，可知毛澤東從我國國情和國際國內政治經濟斗爭形勢出發對資本主義理論的豐富和發展。

　　一、毛澤東資本主義論基于階級斗爭形勢的發展

　　毛澤東資本主義論的形成，對資本主義的分析和認識，經歷了從否定到肯定、再從肯定到否定的演進，有著深厚的我國國情和社會歷史原因，并且經歷了一個漸進的過程。例如，中國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的政黨，從建黨之初對資本主義的完全否定，到40年代的基本肯定并主張有一個“廣大的發展”，其間經歷了國民革命的失敗和土地革命的艱難曲折，在黨內也經歷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導致的失敗和王明“左”傾錯誤給革命事業造成的巨大損失，教訓是極其深刻的。而這兩種錯誤傾向的思想理論根源，從本質上講都是因為對馬克思主義抱本本主義態度，忽視和脫離本國國情，沒有從實際出發正確認識和處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矛盾的關系問題。陳獨秀是堅持“二次革命論”者，他認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應該由資產階級來領導，放棄無產階級的革命領導權，從而縱容和鼓勵了資產階級右派的反共反革命氣焰，導致了大革命的慘敗;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者，受“共產國際”的影響，則主張“畢其功于一役”，兩步并做一步走。在民主革命時期，急于社會主義革命，既反帝反封建，又一般地反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在革命根據地推行一系列打擊工商業的“左”的經濟政策，實行“關門主義”，白白喪失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大好時機，幾乎斷送了中共、紅軍和中國革命。毛澤東正是從我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情出發，在總結“左”的和右的錯誤及其深刻教訓的基礎上，正確地提出并解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問題，即主張利用資本主義，允許民族資本主義的存在，并鼓勵其有利于國計民生的部分有一個“廣大的發展”;注意團結以民族資產階級為主的中間階層，同他們合作共事，一起建立民主共和國。這是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理論中極具特點、極有創造性的理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創新、豐富和發展，對指引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又如，從新中國成立至1953年，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隨著國際國內階級斗爭新情況新問題的產生，毛澤東逐步發展了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及其對資本主義的理論認識和主張。1953年，過渡時期總路線頒布，毛澤東的理論似乎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其實不然。在解放戰爭后期，隨著中國民主革命的不斷勝利，毛澤東資本主義論已經從原來主張有一個“廣大的發展”到“一定的發展”，再到“限制、利用、改造”的發展變化。他重申對資本主義的限制、利用、改造的政策，提醒人們不要忘記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教育問題，并側重強調對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限制”和“贖買”。1949年6月，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講道：“剩下一個民族資產階級，在現階段就可以向他們中間的許多人進行許多適當的教育工作。等到將來實行社會主義即實行私營企業國有化的時候，再進一步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人民手里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不怕民族資產階級造反。”說明這時隨著國內階級斗爭、革命階段和任務完成情況，毛澤東已經把民族資產階級作為國家和人民的對立面來看待，考慮積極轉化的政策措施了。建國后，隨著人民民主政權的穩固，隨著三年恢復國民經濟和抗美援朝戰爭勝利奇跡的創造，毛澤東產生了趁熱打鐵，創造更大奇跡、爭取更大勝利、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愿望。當時國際上帝國主義封鎖中國，兩大陣營尖銳對立，我國實行向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對于我國允許資本主義存在和發展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蘇聯共產黨是不贊同的，并且譏諷我們是對資本主義“采取的調情政策”。加上50年代初在“三反”“五反”運動中暴露出許多不法資本家唯利是圖、損人利己的“五毒”行為和抵抗性、攻擊性、破壞性罪行，促使毛澤東下決心領導全黨和國家提前采取向資本主義進攻的步驟。1955年，毛澤東進一步及時提出：現在的任務“就是要使資本主義瓦解”，爭取社會主義的勝利。于是就有了1955年下半年開始的合作化運動的高潮和在合作化高潮推動下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加速發展。

　　二、毛澤東資本主義論基于我國國情的發展

　　上世紀三十、四十年代毛澤東對資本主義經濟的肯定和主張，鼓勵、發展、利用的理論，主要是基于中國的基本國情，從發展社會生產力的角度為逐步向社會主義的轉變奠定基礎。對于毛澤東肯定和利用資本主義的理論，有些學者認為毛澤東完全是或者主要是出于政治上和統戰策略上的考慮;也有的論者認為那不過是毛澤東采取的一種暫時的、為了進攻而臨時退卻的緩兵之計。其實，以上觀點都是不符合實際和有失偏頗的。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最根本的依據，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條件下社會生產力低下、貧窮落后的農業國的基本國情。當時黨對中國基本國情的估計是，現代性工業只占國民經濟的10%左右，個體農業、手工業占90%左右。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強調，這是“在中國革命的時期內和在革命勝利以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一切問題的基本出發點”。依據中國的基本國情，毛澤東提出要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迅速改變中國貧窮落后面貌，必須實行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和利用資本主義發展經濟的政治經濟政策。毛澤東在闡述他的這一理論時，反復強調了這個最根本的原因。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指出：“我們共產黨人根據自己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明確地知道，在中國的現實條件下，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下，除了國家自己的經濟、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和合作社經濟之外，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范圍內獲得發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會的向前發展。”毛澤東曾經批評那種認為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發展，由一個經濟落后的農業國家一躍進入社會主義的觀點，是與馬克思主義背道而馳的。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反復強調：“要發展中國的落后經濟，必須利用本國資本和外國資本。”如果沒有廣大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要想在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廢墟上迅速建立起社會主義來那只能是不切合實際的空想。毛澤東正是從中國極端落后的基本國情出發，順應歷史發展規律，從發展社會生產力的角度來看待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的存在和發展問題的，按照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規律理論，提出在無產階級政權條件下，利用資本主義來加快社會生產力發展這一課題，跨越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即資本主義發展過程，從而為進入社會主義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當然，在當時敵我力量對比懸殊的情況下，為了爭取和建立國際國內最廣泛的民主統一戰線，廢止國民黨一黨專制，從政治上也需要團結民族資產階級，保護民族工商業，以便孤立和最后戰勝官僚買辦壟斷資產階級及其蔣介石反動政府。但決不能由此認定毛澤東利用和發展資本主義的理論僅僅是一種臨時的政治權宜之計。

　　第三節 利用、限制和改造資本主義的方針政策

　　考察新中國成立半個多世紀以來黨和國家走過的歷程、毛澤東對資本主義的論述及其發展軌跡，使我們認識到，當按照毛澤東的正確理論，認識和看待資本主義，處理好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時，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就比較符合中國實際，就能夠推動革命和建設事業順利發展。反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就遭受挫折和損害。例如四十年代后期中國革命的迅速發展和取得最后勝利，建國頭三年國民經濟恢復奇跡的創造，1952年下半年至1956年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三個行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實現，都與依據毛澤東資本主義論，能夠制定正確地對待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政策，始終堅持與“左”的和右的錯誤作不調和的斗爭，密切相關。而后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和改革開放中發生的“左”的和右的的偏差和失誤，都是由于黨內在認識和政策上出現了問題。這些“左”的和右的錯誤和偏差，給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帶來了很大的損失和危害，這一經驗和教訓是極其深刻的。

　　一、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醞釀和提出

　　隨著我國民主革命任務的完成和國民經濟的恢復，中國共產黨在1952年底根據毛澤東思想特別是利用、限制和改造資本主義的理論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這條總路線的具體內容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地實現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的明確提出，標志著我國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全面實行，標志著我國史無前例的有計劃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全面開始。

　　中國共產黨提出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關于過渡時期的理論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列寧曾經指出，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存在一個從前者轉入后者的過渡時期。這個過渡時期的最基本的特征是，它既有資本主義的成分、部分和因素，也有社會主義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在過渡時期，要使多種經濟成分過渡到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就要建立大工業，實行工業化;同時，要按照社會主義原則改造小農經濟，要用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對資產階級實行贖買政策。

　　過渡時期總路線從醞釀到形成有一個具體過程。毛澤東早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就分析了當時存在的各種經濟成分的狀況，提出了要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任務。七屆二中全會還規定了對私人資本主義必須采取利用、限制的政策。根據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所通過的《共同綱領》中規定：“在必要和可能的條件下，應鼓勵私人資本向國家資本主義方向發展。”雖然明確規定了任務，但是通過什么樣的途徑和辦法，對資本主義經濟進行改造，使其成為社會主義經濟，還是不夠明確的。

　　建國后，經過三年國民經濟的恢復，國家財政經濟狀況得到基本好轉，歷史的發展也把兩個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推到了我們黨的面前。這就是：第一，從生產力方面分析，國民經濟恢復以后，工農業生產雖然達到或超過解放前最高水平，但是我國生產力還相當落后，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比當時蘇聯以及資本主義國家落后得多，而且許多重工業部門，也沒有建立起來。要改變這種落后狀況，就要實行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逐步在我國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第二，從生產關系方面分析，在建國頭三年，我們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采取利用與限制政策，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限制與反限制的斗爭十分尖銳，在斗爭中也暴露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落后、阻礙和反動的一面。這樣，對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就歷史地必然地提到該著手解決的日程上來了。

　　1952年年底，毛澤東提出關于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初步設想。1953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李維漢關于國家資本主義問題向中央的報告時，毛澤東明確提出了這條總路線。后經財政經濟工作會議和黨內高級干部會議進一步討論，1953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國公布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同年12月，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布了由黨中央批準的《為動員一切力量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斗爭——關于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全國迅速掀起了學習和宣傳的熱潮。1954年2月，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正式批準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確認的這條總路線。

　　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利用、限制、改造方針的制定和實施

　　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我國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改造，主要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對于資本主義的私有制的改造，可以用剝奪的辦法把它轉變為全民所有制。而剝奪的方法又有兩種具體形式：一種是沒收，像原蘇聯那樣，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無償地沒收;另一種是贖買，采取有償的形式對資本主義私有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我國從半封建、半殖民地過來的具體國情出發，針對中國民主革命的特殊性和資產階級的兩重性，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采取了贖買的辦法，也就是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來完成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1953年春，中共中央統戰部組織調查組，由李維漢部長率領到武漢、南京、上海等地進行調查。這次調查以國家資本主義問題為中心，深入考察了建國后頭三年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變化情況，總結了工業方面發展國家資本主義的經驗。在調查報告中明確指出：國家資本主義“是我們利用和限制資本主義工業的主要形式，是我們將資本主義工業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主要形式，是我們利用資本主義工業來訓練干部，并改造資產階級分子的主要環節，也是我們同資產階級進行統一戰線工作的主要環節”。

　　李維漢的調查報告，受到黨中央和毛澤東的高度重視。毛澤東親自打電話給李維漢，表示要提交政治局會議討論。6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兩次擴大會議進行討論。參加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還有十個大城市的中共市委書記。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都在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并一致肯定了這個調查報告。這樣，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就成為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會上，毛澤東指定李維漢為中共中央起草一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具有政策性的報告。李維漢的報告起草出來后，經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修改，將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政策，確定為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針。

　　這樣，從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提出利用、限制私人資本主義，到1953年6月政治局會議明確為利用、限制、改造資本主義，使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方針政策明確起來了，而且從理論和政策的結合上，有力地動員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在較短的時期內全面完成了過渡時期的總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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