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論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毛澤東在20世紀50年代后期認真研究和深入思考了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對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系統進行了重要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獨特見解和理論闡述。毛澤東在這一時期有關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論述，集中體現在1958年《毛澤東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批注和談話》和1959～1960年《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批注和談話》之中。這一系列的研究批注和談話，為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留下了十分豐富而又非常珍貴的思想財富和理論遺產。

　　第一節  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對象和方法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序言中明確指出：“我要在這本書中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就是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為研究對象的，闡明人類社會中支配物質資料生產、交換、分配及消費的客觀規律的科學。至于其研究范式和方法，恩格斯曾指出：“這種德國的經濟學本質上是建立在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基礎上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是唯物辯證法。針對政治經濟學理論界的研究和爭論情況，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對象和方法也相應地進行了非常重要而深入的研究和闡述。

　　一、論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范式

　　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經濟理論界曾就蘇聯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范式問題進行過一場爭論。在這場爭論中，有的經濟學家對蘇聯政治經濟學的范式采取徹底否定的立場，主張“從根本上拋棄”蘇聯政治經濟學的范式，提倡“范式轉換”，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范式轉換到現代西方經濟學的范式。

　　蘇聯政治經濟學的范式，可以是指列寧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可以是指斯大林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也可以是指毛澤東當時研讀的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修訂第三版下冊所體現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對于列寧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毛澤東給予極高評價。對于斯大林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毛澤東基本上給予肯定的評價，在局部問題上也提出了批評和改進意見。對于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修訂第三版下冊所代表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毛澤東對其中正確的觀點給予積極評價，對其中錯誤的觀點給予嚴肅批評。這里所說的蘇聯政治經濟學的范式，不是指列寧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也不是指斯大林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而是特指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修訂第三版下冊(以下簡稱“蘇聯教科書”)所代表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

　　與國內某些經濟學家現在全盤否定蘇聯政治經濟學的范式不同，毛澤東當年對蘇聯政治經濟學的范式采取分析的方法，既有肯定的方面，又有否定的方面：肯定的是蘇聯政治經濟學范式中的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否定的是蘇聯政治經濟學范式中背離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作為新型生產方式，尚不成熟而又無先例可循的情況下，編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當然不是件易事。所以毛澤東說：“搞出了一本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總是一個大功勞，不管里面有多少問題。”在肯定蘇聯教科書的成績的同時，毛澤東也指出蘇聯教科書的嚴重缺點及其原則錯誤。

　　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有一個編撰與演變的過程。在斯大林指導下，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一版的架子是斯大林當時定的，第三版則是在蘇共20大以后出版的。毛澤東說：斯大林當時定的架子就不太高明，修訂本又刪去了斯大林的一些好東西，增加了20大的不少修正主義的壞東西。這是很大的退步。

　　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的初建而不成熟，決定了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也難以成熟。蘇聯政治經濟學的范式是社會主義生產方式還不成熟的產物。在批評蘇聯教科書沒有好的系統、還沒有形成科學體系時，毛澤東說：“這也是有客觀原因的，因為社會主義經濟本身還沒有成熟，還在發展中。一種意識形態成為系統，總是在事物運動的后面。因為思想、認識是物質運動的反映。”

　　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是馬克思主義的，還是已經完全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對于這一問題，毛澤東做了全面的回答。他說：“不能說這本書完全沒有馬克思主義，因為書中有許多觀點是馬克思主義的;也不能說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的，因為書中有許多觀點是離開馬克思主義的。”毛澤東對蘇聯教科書的總評價是：總的說來，這次讀的教科書修訂第三版下冊是若干觀點有嚴重錯誤，部分地、又是嚴重地脫離了馬克思主義，還不能說是完全地脫離了馬克思主義，可以說是有嚴重錯誤的馬克思主義的書。說它已經基本上脫離了馬克思主義，目前還不好做這樣的結論。

　　對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地方，毛澤東表示贊賞。例如，在蘇聯教科書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分析資本主義矛盾時，毛澤東說：好的，堅持了馬克思主義觀點。對蘇聯教科書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地方，特別是迎合帝國主義口味的地方，毛澤東則表示堅決反對。例如，毛澤東說：現在有一種傾向，就是說話、寫文章都盡量合乎帝國主義和敵人的口味。其結果是敵人舒服，自己的階級被蒙蔽。這是欺騙群眾和欺騙各國共產黨的行為。

　　二、論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在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發展史上，關于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有兩個最有影響的規定：一個是馬克思的規定，一個是斯大林的規定。

　　馬克思在闡述《資本論》研究對象時說：“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按照馬克思的這一規定，《資本論》的研究對象由相互聯系的兩部分組成：一個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另一個是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馬克思在這里所說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生產關系即經濟關系。因此，馬克思《資本論》的研究對象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即經濟關系。從馬克思的規定中可以順理成章地引導出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這就是：政治經濟學研究人類社會各個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生產方式，以及和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即經濟關系。

　　斯大林在其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說：“政治經濟學的對象是人們的生產關系，即經濟關系。”按照斯大林的這一規定，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只是生產關系。

　　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和后來我國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一般都規定：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生產關系。這個定義顯然不是來自馬克思，而是來自斯大林。

　　毛澤東兩次講到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這兩次的表述都一樣：“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主要是生產關系。”

　　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生產關系”，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是生產關系”，這兩個提法顯然有區別。毛澤東不說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生產關系”，而說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是生產關系”。這表明，他深入地思考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即如果只以生產關系為研究對象是否過窄的問題。

　　毛澤東當時從兩個方面來拓展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他說：“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主要是生產關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產關系，就必須一方面聯系研究生產力;另一方面聯系研究上層建筑對生產關系的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

　　確實，如果政治經濟學不聯系研究生產力，就會孤立地、靜止地研究生產關系，就難以說清楚生產關系。同樣，如果政治經濟學不聯系研究上層建筑對生產關系的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也會孤立地靜止地研究生產關系，也難以說清楚經濟基礎即主要是生產關系。毛澤東對政治經濟學研究范圍的拓展，不僅當時對我國經濟理論界重新思考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而且現在對我國經濟理論界重新探索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看來，從斯大林關于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規定，到馬克思關于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規定的復歸，是徹底解決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過窄問題的根本途徑。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沒有說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生產力的，同樣沒有說政治經濟學是研究上層建筑的。他十分清楚，生產力的研究是自然科學、技術科學的任務，上層建筑的研究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任務。他的提法是：“聯系研究”生產力，“聯系研究”上層建筑。這個提法是準確的。聯系研究生產力不同于以生產力為研究對象;聯系研究上層建筑也不同于以上層建筑為研究對象。政治經濟學之所以要聯系研究生產力，是因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本身就存在著內在聯系。同樣，政治經濟學之所以要聯系研究上層建筑，是因為上層建筑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本身就存在著內在聯系。毛澤東為政治經濟學“聯系研究”生產力、“聯系研究”上層建筑規定了一個重要的原則界限。他說：“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生產力和上層建筑這兩方面的研究不能太發展了。生產力的研究太發展了，就成為自然科學、技術科學了;上層建筑的研究太發展了，就成為階級斗爭論、國家論了。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部分中的科學社會主義部分所研究的，是階級斗爭學說、國家論、黨論、戰略策略，等等。”

　　毛澤東本人沒有脫離生產力來研究生產關系，而是聯系研究生產力來研究生產關系。例如，在考察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生產關系革命和生產力發展的關系時，毛澤東說：“當然，生產關系的革命，是生產力的一定發展所引起的。但是，生產力的大發展，總是在生產關系改變以后。拿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來說，正如馬克思所說的，簡單的協作就創造了一種生產力。手工工場就是這樣一種簡單協作，在這種協作的基礎上，就產生了資本主義發展第一階段的生產關系。手工工場是非機器生產的資本主義。這種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產生了一種改進技術的需要，為采用機器開辟了道路。在英國，是資產階級革命(17世紀)以后，才進行工業革命(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法國、德國、美國、日本，都是經過不同的形式，改變了上層建筑、生產關系之后，資本主義工業才大大發展起來。”關于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系和生產力是否適應的問題，蘇聯教科書只是說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越來越阻礙生產力的發展。與此不同，毛澤東高度評價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進步作用：人類歷史100萬年中，資產階級的300年是一個大躍進。毛澤東還全面論述了當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適應和不適應的狀況：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就資本主義社會本身來說，現在還能使生產力得到一定發展。但是，同社會主義制度比較起來，就很不優越，而且日益走向沒落和完結。

　　毛澤東本人從來也沒有脫離上層建筑來研究生產關系，而是聯系研究上層建筑對生產關系的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來研究生產關系。他評論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說：“這本教科書只講物質前提，很少涉及上層建筑，即：階級的國家，階級的哲學，階級的科學。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主要是生產關系，但是，政治經濟學和唯物史觀難得分家。不涉及上層建筑方面的問題，經濟基礎即生產關系的問題不容易說得清楚。”毛澤東既反對沒有經濟內容的政治經濟學，又反對沒有政治的政治經濟學。他主張，政治經濟學要研究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關系，要研究上層建筑如何適應經濟基礎，還要研究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

　　關于上層建筑的革命、生產關系的大變革和生產力的大發展三者之間的聯系，毛澤東總結出一條既適用于資產階級革命又適用于無產階級革命的一般規律。他說：“從世界的歷史來看，資產階級工業革命不是在資產階級建立自己的國家以前，而是在這以后;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的大發展也不是在上層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這以后。都是先把上層建筑改變了，生產關系搞好了，上了軌道了，才為生產力的大發展開辟了道路，為物質基礎的增強準備了條件。……首先制造輿論，奪取政權，然后解決所有制問題，再大大發展生產力，這是一般規律。在無產階級革命奪取政權以前，不存在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而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在封建社會中已經初步成長起來。在這點上，無產階級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有所不同。但是，這個一般規律，對無產階級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都是適用的，基本上是一致的。”

　　三、論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范式之所以存在嚴重缺點和原則錯誤，是由于作者缺乏一貫的完整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毛澤東指出：“世界上沒有不能分析的事物，只是：一、情況不同;二、性質不同。許多基本范疇，特別是對立統一的法則，對各種事物都是適用的。這樣來研究問題、看問題，就有了一貫的完整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這本教科書就沒有運用這樣一貫的、完整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來分析事物。”

　　正確的哲學思維是經濟學家寫出好的經濟學論著的必要條件。毛澤東批評蘇聯教科書作者沒有辯證法，指出：“沒有哲學家頭腦的作家，要寫出好的經濟學來是不可能的。馬克思能夠寫出《資本論》，列寧能夠寫出《帝國主義論》，因為他們同時是哲學家，有哲學家的頭腦，有辯證法這個武器。”毛澤東認為，像馬克思寫的《資本論》、列寧寫的《帝國主義論》，才是完整、嚴密、系統的科學著作。而像蘇聯教科書，還不能算作完整而嚴密的科學著作。

　　毛澤東研究了蘇聯已出現的新的社會階層，研究了蘇聯不同社會階層與上層建筑、意識形態、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關系。他說：他們那里的生產關系、社會制度停頓的時間太長，多年來已經形成了一個高薪階層，農村中出現了富裕農民。因此必然有反映這種社會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意識形態、世界觀和方法論。而形而上學，就是這些人的意識形態。事情總要從兩方面來看。既然有高薪階層，那就一定有低薪階層;既然有富裕農民，那也一定有非富裕農民，而且后者總是占大多數。有低薪階層、非富裕農民，就必然有反映這種社會基礎的上層建筑、意識形態、世界觀和方法論。因此，兩種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相互斗爭，就是必不可免的。

　　毛澤東引用了有三類社會主義國家的說法，這三類社會主義國家：一類是退回到資本主義;另一類是不滿足于現狀，不停頓地向共產主義前進;還有一類是達到一定階段就停頓下來。毛澤東注意到，蘇聯的工業和農業雖然還在發展，但是社會制度和生產關系多年來基本上是停頓的，甚至還出現了值得引人嚴重注意的倒退現象。

　　毛澤東相信，在辯證法和形而上學的斗爭中，辯證法總要代替形而上學。他說：一種上層建筑如辯證法，代替另一種上層建筑如形而上學，一種社會制度代替另一種社會制度，一個社會階層的統治代替另一個社會階層的統治，就要革命。總的趨勢是這個革命不可避免，但是目前的革命條件還不成熟。

　　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認為，在蘇聯國內，“資本主義復辟的最后根源被消滅了”。這個結論是這本教科書缺乏一貫的完整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典型表現。對于蘇聯教科書的這個結論，毛澤東的評語是：完全不對。

　　當時，毛澤東是以敏銳的洞察力從理論上指出，蘇聯教科書的這個結論是完全不對的。現在，則是蘇聯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的事實雄辯地證明了蘇聯教科書的這個結論是完全不對的。歷史和事實證明，蘇聯國內資本主義復辟的最后根源不僅沒有被消滅，而且成了資本主義在蘇聯全面復辟的內在原因，導致資本主義在蘇聯全面復辟的外部原因，即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陰謀和收買、策反等反革命措施正是通過這一內在原因而起作用的。這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深入研究的重大歷史性課題。

　　經濟哲學是應用于經濟學的哲學。毛澤東熟練地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應用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哲學的高度審視蘇聯經濟學的范式。他指出：列寧死后，蘇聯的辯證法少了。他們有時強調斗爭，而不講統一;有時強調統一，而不講斗爭。這兩種片面性都是形而上學，都是缺少辯證法。他們不承認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認矛盾的發展和變化，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還是矛盾，怕講社會主義社會里有階級斗爭。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嚴重原則性錯誤和缺點就在這里。

　　矛盾分析法是研究任何事物發展的過程所必須應用的方法，當然也是研究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所必須應用的方法。可是，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說明問題不從分析矛盾入手。毛澤東指出：說明問題不從分析矛盾出發，是這本書的一個特點，一個最大的缺點。當做一門科學，應當從分析矛盾出發，否則就不能成其為科學。

　　毛澤東進一步指出：這本書的基本缺點是不承認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認社會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不承認他們國內還有階級斗爭，還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斗爭。蘇聯教科書認為，“團結一致、十分穩定”，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特點，認為“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會主義國家強大的社會發展動力。毛澤東說：“這樣一來，矛盾的普遍性這個規律，在他們那里被否定了，辯證法在他們那里就中斷了。沒有矛盾就沒有運動。社會總是運動發展的。在社會主義時代，矛盾仍然是社會運動發展的動力。”

　　現象和本質是對立的統一。科學的基本任務是透過現象把握本質。可是，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等同了現象和本質，看不到二者的矛盾。對此，毛澤東批評說：“教科書不承認現象和本質的矛盾。本質總是藏在現象的后面，只有通過現象才能揭露本質。”

　　對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的基本規律。毛澤東主張政治經濟學要研究兩重性，要研究對立的統一。他說：“兩重性，任何事物都有，而且永遠有，當然總是以不同的具體的形式表現出來，性質也各不相同。”毛澤東以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分析商品兩重性進而分析資本主義社會階級矛盾的方法為例，說：資本主義社會，最大量、最日常、最普遍的現象是商品。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研究從此出發，分析出商品的兩重性，由此揭露了在這種物與物的關系掩蓋下的人與人的關系，指出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矛盾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毛澤東又以保守和進步、穩定和變革的兩重性為例，說：“保守和進步，穩定和變革，都是對立的統一，這也是兩重性。生物的代代相傳，就有而且必須有保守和進步的兩重性。稻種改良，新種比舊種好，這是進步，是變革。人生兒子，兒子比父母更聰明粗壯，這也是進步，是變革。但是，如果只有進步的一面，只有變革的一面，那就沒有一定相對穩定形態的具體的動物和植物，下一代就和上一代完全不同，稻子就不成其為稻子，人就不成其為人了。保守的一面也有積極作用，可以使不斷變革中的植物、動物在一定時期內相對固定起來，或者說相對地穩定起來，所以稻子改良了還是稻子，兒子比父親粗壯聰明了還是人。但是如果只有保守和穩定，沒有進步和變革一方面，植物和動物就沒有進化，就永遠停頓下來，不能發展了。”毛澤東關于保守和進步、穩定和變革的兩重性的論述，對我們認識任何事物，特別是當前對我們認識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改革開放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不改革開放，社會就會停頓，就不能進步，就不能發展;不堅持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就會失去社會主義的相對穩定形態，社會主義就不成其為社會主義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認真地、全面地、深入地研究這一根本性問題。

　　第二節  政治經濟學的綱、基本矛盾和任務

　　一、論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綱

　　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不要有一個綱?毛澤東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說：“我們要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為綱，來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問題。”

　　毛澤東的這一主張同他對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認識是完全一致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仍然是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的基本矛盾，只是這一矛盾的性質不同于資本主義社會經濟中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為綱，意味著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始終要以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為主要環節，抓住主要環節來帶動和把握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的所有各環節。這樣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就有可能是一個真正掌握了社會主義社會經濟內在聯系的完整的、系統的、科學體系。

　　毛澤東的這一主張同他對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認識也是完全一致的。政治經濟學研究生產關系要聯系研究生產力，政治經濟學研究生產關系要聯系研究上層建筑，這就不是孤立地、靜止地研究生產關系，而是在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適應和不適應、平衡和不平衡中研究生產關系，在上層建筑和生產關系之間適應和不適應、平衡和不平衡中研究生產關系，由此來帶動整個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的各個方面的研究，達到政治經濟學綱舉目張、體系嚴謹科學的目的。

　　毛澤東研究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之間不平衡的絕對性和平衡的相對性。他說：“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絕對的。上層建筑適應生產關系，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或者說它們之間達到平衡總是相對的。平衡和不平衡這個矛盾的兩個側面，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如果只有平衡，沒有不平衡，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就不能發展了，就固定了。矛盾、斗爭、分解是絕對的，統一、一致、團結是相對的，有條件的。有了這樣的觀點，就能夠正確認識我們的社會和其他事物;沒有這樣的觀點，認識就會停滯、僵化。”

　　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一般不講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而只講二者的相互作用。在個別地方，蘇聯教科書雖然也承認社會主義社會中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的存在，也講要克服這個矛盾，但是它不研究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更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仍然是社會發展的動力。與此不同，毛澤東在1957年《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中就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在1959～1960年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毛澤東不僅重新肯定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而且指出，在社會主義時代矛盾仍然是社會運動發展的動力。

　　蘇聯教科書認為，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矛盾與以剝削為基礎的社會形態不同之處在于，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矛盾不是不可調和的。對此，毛澤東批評說：“教科書說，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矛盾不是不可調和的矛盾，這個說法不合乎辯證法。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調和的，哪里有什么可以調和的矛盾?只能說有對抗性的和非對抗性的矛盾，不能說有不可以調和的矛盾和可以調和的矛盾。”毛澤東將斯大林的說法同蘇聯教科書的說法做了比較。斯大林說，搞得不好，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可以發展到沖突的程度;搞得好，就可以不致發生沖突。毛澤東說：“斯大林的這些話，講得好。教科書比斯大林退了一步。”

　　社會主義社會的對抗性矛盾是否有可能轉化為非對抗性矛盾?關于這個問題，毛澤東認為有可能轉化，但是轉化是有條件的。他說：中國的經驗，在無產階級力量強大，有廣大農民援助的條件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抗性矛盾如果雙方處理得當，可以轉變為非對抗性矛盾。

　　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也是不斷發展的，因而需要不斷加以解決。他說：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是不斷發展的，因而也需要不斷解決。某一種生產關系這個時候適合生產力的發展，過一個時候就不適合了。毛澤東在這里就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所說的話，同樣適用于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矛盾。

　　對于蘇聯教科書說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矛盾是前進道路上的矛盾，毛澤東予以肯定。他說：“資本主義制度是沒落的，社會主義制度不是沒落的，所以社會主義制度的矛盾是前進道路上的矛盾，這點教科書是說得對的。”

　　毛澤東分析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和斗爭。他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每個時期都會有一部分人力求保存落后的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他還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里，還有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還有保守的階層，還有類似“既得利益集團”，還存在著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城市和鄉村的差別，工人和農民的差別。要解決這些矛盾，消除這些差別，不經過斗爭是不行的。關于既得利益集團，毛澤東說：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過程中，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注意，這就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問題。每一個時期，總會有這樣一部分人，保持舊制度對他們有利，用新制度代替舊制度對他們不利，他們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變這種制度。談到蘇聯的既得利益集團，毛澤東說：蘇聯有個高薪階層，在農村還有富裕農民階層。對這些人來說，保持和擴大物質刺激，對他們是有利的，取消物質刺激對他們不利，他們就會進行反抗。

　　二、論過渡時期的基本矛盾和根本任務

　　關于過渡時期包括一些什么階段的問題，國內外都有不同說法。毛澤東主張對不同說法要認真研究，他說：過渡時期包括一些什么階段，現在有各種各樣的說法。一種說法是，過渡時期包括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也包括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另一種說法是，過渡時期只包括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究竟怎樣說法才對，要好好研究。毛澤東在應用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中的過渡時期概念時說：馬克思這里講，從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有一個“革命轉變時期”。我們現在就是處在這樣的革命轉變時期。在本章最后一節“論共產主義”中將可以看到，毛澤東認為有兩個過渡：一個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另一個是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關于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經濟的基本矛盾，毛澤東同意蘇聯教科書的“過渡時期經濟的基本矛盾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的提法，說：這段里關于過渡時期經濟的基本矛盾的提法，是對的。我們在1956年黨的八大第一次會議的政治決議中說：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個提法不對。

　　關于過渡時期的任務，毛澤東原則上同意蘇聯教科書的過渡時期“要進行一切社會關系的根本改造”的提法。不同的是，毛澤東對過渡時期的任務做了嶄新而又全面的解釋。他說：在過渡時期中，要進行一切社會關系的根本改造，這個提法原則上對。所謂一切社會關系，應該包括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包括經濟、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的關系。蘇聯教科書只說“在過渡時期中的經濟生活的一切領域中，都按照‘誰戰勝誰’的原則展開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斗爭”。毛澤東認為這個提法很不完全，說：這里只說經濟生活的一切領域中展開誰戰勝誰的斗爭，這是很不完全的。我們的提法是，在經濟、政治、思想三個戰線上，都要進行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

　　關于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的難易程度與經濟發達程度的關系，列寧曾經說：“由于歷史進程的曲折而不得不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那個國家越落后，它由舊的資本主義關系過渡到社會主義關系就越困難。”毛澤東認為不能這樣講，他說：這幾句現在看來說得不對。事實證明，在資本主義有了一定發展水平的條件下，經濟越落后，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是越容易，而不是越困難。這是因為，在國際資本主義有了一定發展水平的條件下，經濟越落后的國家，那里的廣大工農勞動人民遭受的剝削和壓迫越深，如舊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廣大勞動人民深受封建地主、官僚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三重大山的壓榨，格外悲慘、格外痛苦而反抗力和革命性越強，也意味著資產階級的反動勢力和意識形態影響相對較弱，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就越容易發動革命去奪取勝利，也容易從資本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俄國當時是國際帝國主義勢力較弱的國家，列寧和俄國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革命首先取得了勝利，也首先從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階段。當時的舊中國由于兩次世界大戰帝國主義狗咬狗的殘酷斗爭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及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影響，三座大山的反革命影響也相對衰弱，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了勝利，并且接著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過渡到新民主主義社會，再經社會主義改造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階段。所以，中俄兩國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歷史事實證明了毛澤東論點的正確性。

　　第三節  論社會主義生產關系

　　毛澤東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是生產關系。他同意斯大林對生產關系的解釋，說：“生產關系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分配制度這三個方面。”

　　毛澤東高度重視生產關系的變革，他從生產關系的上述三個方面論述了對我國編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意見和主張。

　　一、論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變革

　　毛澤東高度重視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變革。作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他領導了中國的生產資料所有制變革。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戰略家，他思考了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如何從理論上正確反映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發生的這一場翻天覆地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大變革。

　　我國經濟學家面臨的問題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應當從什么問題開始?馬克思的《資本論》從分析商品兩重性開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不是也應當從分析社會主義商品兩重性開始?對這一問題，毛澤東認為，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邏輯起點應是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變革，而不應是商品的兩重性。

　　毛澤東解釋了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為什么從分析商品開始的原因。他說：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經濟，也主要是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研究生產資料的占有方式如何決定產品的分配。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社會性和占有的私人性是基本矛盾，這個矛盾表現為商品的兩重性。所以，馬克思從商品出發，來揭露商品這種物與物的關系所掩蓋的人與人、階級與階級的關系。這就是說，封建主義經濟的性質首先取決于地主階級占有了主要生產資料——土地，而土地是靠封建權力向農民剝奪的。這就是封建主義性質所在。而資本主義經濟的性質取決于資本家占有了生產資料，而這是靠商品的資本化實現的。這就是資本主義性質之所在。所以從商品的兩重性分析起。

　　毛澤東闡明了寫作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為什么不應從分析商品兩重性開始的理由。他說：在社會主義社會，商品雖然還有兩重性，但是由于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建立，由于勞動力已經不是商品，社會主義商品的兩重性已經不同于資本主義商品的兩重性，人與人的關系不再被商品這個物與物的關系所掩蓋。如果照抄馬克思的方法，從商品出發，從商品的兩重性出發來研究社會主義經濟，反而可能把問題模糊起來，不容易使人了解。

　　毛澤東明確主張，我國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應從所有制的變革開始。他說：蘇聯教科書的整個結構是從所有制變革開始，先寫資本主義所有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個體經濟所有制轉變為集體所有制。這樣一種寫法，原則上是可以的。但是，可以寫得更好些。毛澤東提出：“如果我們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可以從所有制出發。”

　　毛澤東不僅提出了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從所有制變革開始的原則，而且對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關于所有制變革部分的寫法提出了具體意見。他說：“先寫生產資料私有制變革為生產資料公有制，把官僚資本主義私有制和民族資本主義私有制變為社會主義公有制;把地主土地私有制變為個體農民私有制，再變為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把個體的手工業變為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然后，再寫兩種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矛盾，以及這個矛盾發展的趨勢和解決的辦法，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如何過渡到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本身有個變化、變革的過程，全民所有制本身也有變化、變革的過程，如體制下放、分級管理、企業自治權等。”

　　毛澤東極其重視生產關系中所有制的變革，因為他深知，所有制的變革會為生產力的大發展開辟道路，會為社會主義物質基礎的增強準備條件，會為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和建立人與人的平等關系創造前提。因此，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從生產資料所制變革的必然性寫起，即從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的資本家私人占有與生產過程的社會化的矛盾寫起，說明生產資料的資本家私人占有制變革為社會公有制，才能解放生產力，使其得以空前發展，勞動者共同富裕，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毛澤東提出，所有制變革后，所有制性質要有相對穩定的時期。他說：“所有制的變革在一定時期內總是有底的，總是不能沒有限度的。”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建立以后處于相對穩定時期，使生產力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得以不斷發展，實現勞動人民共同富裕。這是合情合理，公平公正，歷史前進的必然。

　　二、論勞動生產過程中人與人的關系

　　毛澤東不僅高度重視生產關系中所有制的變革，而且高度重視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和分配關系的不斷改進。他認為，生產關系中所有制方面的變革在一定時期內有底，而生產關系中其他方面的改進則不好說有底。他提出，在生產關系中，變革后的所有制要有相對穩定時期，與此不同，人們在勞動生產和分配中的相互關系要不斷改進。

　　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建立，為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平等關系的建立創造了前提。但是，在基本解決所有制問題以后，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平等關系并不會自然出現，在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這是毛澤東從社會主義實踐中總結出來的重要經驗。毛澤東說：“關于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問題，蘇聯教科書只有一句空洞的話，即社會主義制度下人與人的關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關系’。這句話是對的，但是沒有展開，沒有分析，沒有接觸到實質問題。教科書沒有寫這方面的文章。”他特別提請注意的是，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上解決了所有制問題以后，人們在勞動生產中的平等關系是不會自然出現的。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一定要從各方面妨礙這種平等關系的形成和發展。由此，毛澤東提出：在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中存在著的資產階級法權，必須破除。例如，等級森嚴，居高臨下，脫離群眾，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飯而是靠資格、靠權力，干群之間、上下級之間的貓鼠關系和父子關系，這些東西都必須破除，徹底破除。破了又會生，生了又要破。毛澤東說：“在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也是一種生產關系。在這里，例如領導人員以普通勞動者姿態出現，以平等態度待人，改進規章制度，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領導人員、工人和技術人員三結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

　　毛澤東特別重視所有制性質相對穩定時期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的不斷變革。他認為，在所有制性質相對穩定時期，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是否不斷變革，對是否推進生產力發展有直接影響。他說：“當然全民所有制的企業、集體所有制的企業，在所有制方面還要有它的變化，有它的發展。但是所有制的變革，在一定時期內總是有底的，總是不能沒有限度的。……可是在一定時期內，即所有制性質相對穩定的時期內，在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卻不能不是不斷變革的。例如我們的國營企業，解放以后一直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性質，而在這十年中間，人與人在勞動生產中的關系變化卻是很大的。在這方面，我們做了很多文章。要領導者采取平等態度待人;一年、兩年整一次風;進行大協作;對企業的管理，采取集中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不斷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等等。這些方面都是屬于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這種關系是改變還是不改變，對于推進還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都有直接的影響。”

　　毛澤東對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方面提出的這些理論，特別是其中的領導者以平等態度待人、“兩參一改三結合”，是對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理論。

　　三、論社會主義社會的分配

　　毛澤東高度重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分配問題。他不滿意蘇聯教科書關于分配的論述，說：“關于產品分配，蘇聯教科書寫得最不好，要重新另寫，換一種寫法。”

　　毛澤東對馬克思的分配理論和蘇聯教科書的分配理論做了比較，指出蘇聯教科書的錯誤觀點是對馬克思的正確觀點的修正。他說：按照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所說的，分配首先是生產條件的分配。生產資料在誰手里，這是決定性的問題。生產資料的分配決定消費品的分配。教科書在這里不講生產資料的分配，只講消費品的分配，并且把消費品分配當作決定性動力，這是對馬克思上述正確觀點的一種修正，是理論上的一種很大錯誤。蘇聯教科書說，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的地方，就在工資不斷提高。毛澤東批評這一觀點時說：很不對。工資屬于消費品的分配。有什么樣的生產資料的分配，就會有什么樣的產品的分配，有什么樣的消費品的分配。前者是決定后者的。

　　蘇聯宣傳個人物質刺激，這主要起因于赫魯曉夫。赫魯曉夫對艾森豪威爾說：蘇聯比資本主義更注意個人物質刺激。毛澤東批判赫魯曉夫說：這種說法簡直不像樣子。又說：赫魯曉夫一直到現在強調物質刺激，可以預計，一定會走向自己的反面。蘇聯和赫魯曉夫的發展結果，不幸被毛澤東預測一語言中。

　　蘇聯教科書深受赫魯曉夫的影響，反復地突出宣傳個人物質利益。毛澤東對此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說：這本書很多地方一有機會就講個人物質利益，好像總想用這個東西來引人入勝，錢能通神。這本書沒有體系，可是在這點上卻有體系。他們說，這個問題和物質利益有關，那個問題也和物質利益有關。似乎離開了個人物質利益，就什么事也辦不成。試問達爾文的進化論是物質鼓勵出來的嗎?這樣強調個人物質利益原則，反映了他們相當多的工作人員和領導人員的精神狀態，也反映了他們不重視政治思想工作。在這一情況下，不靠他們的所謂物質鼓勵，他們就沒有辦法了。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前一句話是講要盡最大努力來生產。為什么把這兩句話分割開來，總是片面講物質鼓勵呢?

　　毛澤東分析了蘇聯強調個人物質利益原則的實質，說：“他們所強調的個人物質利益，實際上是最近視的個人主義。這種傾向是資本主義時期無產階級隊伍中的經濟主義、工團主義在社會主義時期的表現。歷史上許多資產階級革命家英勇犧牲，他們也不是為個人的眼前利益，而是為他們這個階級的利益，為這個階級的后代的利益。”

　　毛澤東分析了蘇聯教科書反復強調物質刺激的原因，說：他們老是提物質刺激，原因是政治太弱。就是說忽視了上層建筑的變革改進。又說：他們在集體農莊這一章里，特別強調物質刺激，可能是有原因的：過去，國家從農民那里拿得太多了。斯大林時代過分強調集體利益，不注意個人所得;過分強調公的，不注意私的。現在走到反面，又過分強調個人物質利益，不大注意集體利益。從一個極端轉變到另一個極端。這樣強調下去，又一定會走到自己的反面。

　　毛澤東指出，教科書把物質刺激片面化、絕對化，不把提高覺悟放在重要地位，這是很大的原則性錯誤。蘇聯教科書承認，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余尚未徹底克服。絕大多數工作者忠實地履行自己對社會的義務，但同時也有一些工作者不老老實實地對待自己的義務。毛澤東針對這一段話說：要使一部分不老實對待自己義務的人轉變過來，也不能光靠物質刺激，還必須經過批評教育，提高他們的覺悟。

　　利益問題和利益關系是經濟學必須研究的重要問題，問題在于如何研究。毛澤東闡述了利益問題上公與私的辯證關系。他說：“公是對私來說的，私是對公來說的。公和私是對立的統一，不能有公無私，也不能有私無公。我們歷來講公私兼顧，早就說過沒有什么大公無私，又說過先公后私。個人是集體的一分子，集體利益增加了，個人利益也隨著改善了。”

　　毛澤東認為，物質鼓勵原則和精神鼓勵原則都重要，不能偏廢。他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既要有物質鼓勵，又要有精神鼓勵。他全面地分析了利益問題和利益關系，認為物質利益是一個重要原則，但總不是惟一原則，還必須有精神鼓勵原則。同時，他指出：“物質利益也不能單講個人利益、暫時利益、局部利益，還應當講集體利益、長遠利益、全局利益，應當講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暫時利益服從長遠利益，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他們現在強調的是個人、暫時、局部的利益，不強調集體、長遠和全局的利益。”毛澤東提出：“應當強調艱苦奮斗，強調擴大再生產，強調共產主義前途、遠景，要用共產主義理想教育人民。要強調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眼前利益服從長遠利益。要講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把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可見，物質利益與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有關，而精神鼓勵與上層建筑的意識形態有關，要處理好利益問題，就要從兩方面著手，從兩方面努力，使兩方面的措施結合起來，才能有更好的效果，也不致于迷失方向。

　　毛澤東既反對平均主義，又反對貧富過分懸殊。他說：“反對平均主義，是正確的;反過頭了，會發生個人主義。過分懸殊也是不對的。我們的提法是既反對平均主義，也反對過分懸殊。”過分懸殊終究會導致兩極分化。所以，在分配問題上還必須堅持辯證法，要適當地處理，防止兩種不利的傾向。

　　與分配問題相關，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為社會的產品和歸勞動者享受的產品做了區分和分析。他說：為社會的產品也要分析，一部分是直接用于擴大再生產的，另一部分是用于社會文化教育和福利保健事業的，其目的是增強人的身體健康，提高人的文化，養育后代，以便擴大勞動力的后備。這一部分可以說是間接用于擴大再生產的。還有一部分是用于國防這類公共消費的，是非生產性的，但它是為了保證生產和擴大再生產所必需的。教科書沒有做這樣的分析。毛澤東批評蘇聯教科書只講個人消費，不講社會的消費，不講公共的文化福利事業。他說：社會主義社會不搞社會集體福利事業還成什么社會主義?他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歸勞動者享受的消費資料一部分是個人財產，一部分是公共財產，如文化教育、公共醫療、體育等設備，以及如像西湖這樣的游覽區。而且，這一部分公共財產會越來越多。當然，這一部分也歸勞動者享受，但它不是個人財產。如果把這兩部分統統說成是勞動者的個人財產，是不對的。

　　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分配問題的理論，特別是對公與私的辯證關系的論述，對物質鼓勵原則和精神鼓勵原則都重要的論述，對既要反對平均主義又要反對貧富過分懸殊的論述，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分配理論的創新發展，具有深遠的理論意義和重要的現實意義。

　　第四節  論社會主義經濟的客觀規律

　　毛澤東承認并重視客觀存在的社會主義經濟規律.他說：社會主義經濟規律是客觀的必然性，要研究它。并提出必須認真研究客觀經濟規律，必須學會熟練地駕馭和運用客觀經濟規律，以此很好地為人民造福。

　　一、論社會主義客觀經濟規律

　　規律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任何科學都要認識和反映客觀規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當然也不能例外，它必須研究客觀經濟規律，揭示外在經濟現象的內在聯系，認識和反映客觀經濟規律。問題是，蘇聯教科書總是從規律出發，借助演繹，用規律自身來說明自身。毛澤東在評議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這一缺點時說：“不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出發來研究問題，不從歷史的敘述和分析開始自然得出結論，而是從規律出發進行演繹。”他還指出：“規律自身不能說明自身。規律存在于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應當從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中來發現和證明規律。不從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下手，規律是說不清楚的。”

　　毛澤東論證了規律的可知性和經濟規律的可知性，批評了思維不能到達存在彼岸的不可知論觀點。他說：照這種看法，思維只是思維，存在只是存在，思維不能達到存在的彼岸，存在不能被認識，客觀不能被主觀所認識，這就一定要走到二元論，最后走到康德那里去。

　　認識客觀規律是為了運用和駕馭客觀規律，以改造客觀世界。對此，毛澤東指出：客觀規律是獨立于人們的意識之外的，是和人們的主觀認識相對立的。但是，人們通過實踐，認識了客觀規律，就能夠熟練地運用這些規律，駕馭這些規律，達到改造客觀世界的目的。

　　規律可以被認識是由于規律在事物運動中反復出現。毛澤東指出：“規律是在事物的運動中反復出現的東西，不是偶然出現的東西。規律既然反復出現，因此就能夠被認識。”舉例說：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過去是8年到10年出現一次，經過多次反復，就有可能使我們認識到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危機的規律。現在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同馬克思時候的危機不同，有了變化。過去大體上是七八年或十年來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1948～1959年，10年中美國來了3次。具體情況變了，但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規律仍然存在。

　　規律可以被認識，但也不能把認識和駕馭客觀規律說得太容易。蘇聯教科書說，隨著社會主義公有化，“人們成為自己社會經濟關系的主人”，就能“完全自覺地掌握和利用”經濟規律。毛澤東說：“把事情說得太容易了。這要有一個過程。規律，開始總是少數人認識，后來才是多數人認識。就是對少數人說來，也是從不認識到認識，也要經過實踐和學習的過程。任何人開始總是不懂的，從來也沒有什么先知先覺。”

　　毛澤東這樣總結了認識規律的過程：“認識規律，必須經過實踐，取得成績，發生問題，遇到失敗，在這樣的過程中，才能使認識逐步推進。要認識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必須進行實踐，在實踐中必須采取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來進行研究，而且必須經過勝利和失敗的比較。反復實踐，反復學習，經過多次勝利和失敗，并且認真進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認識合乎規律。只看見勝利，沒有看見失敗，要認識規律是不行的。”

　　毛澤東深刻地闡明了主觀運動規律和客觀運動規律的關系。他說：“人們的主觀運動的規律和外界的客觀運動的規律是同一的。辯證法的規律，是客觀所固有的，是客觀運動的規律，這種客觀運動的規律反映在人們的頭腦中，就成為主觀辯證法。這個客觀辯證法和主觀辯證法是同一的。”

　　關于科學預見的產生和預見能否轉化成為事物的問題，毛澤東引用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的話，思維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這句名言，說：“思維是一種特殊物質的運動形態，它能夠反映客觀的性質，能夠反映客觀的運動，并且由此產生科學的預見，而這種預見經過實踐又能夠轉化為事物。”毛澤東的結論是：“客觀世界可以被認識，人們的主觀世界可以同客觀世界相符合，預見可以變為事實。”

　　毛澤東論述了普遍規律和各國具體特點的關系。他贊成蘇聯教科書關于每一個國家都具有自己特點的具體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形式和方法的論點，說：“這個提法好。一八四八年有一個《共產黨宣言》，在一百一十年以后，又有一個‘共產黨宣言’，這就是一九五七年各國共產黨的莫斯科宣言。在這個宣言中，就講到了普遍規律和具體特點相結合的問題。”

　　客觀規律不能違反。毛澤東從這一理論高度批評當時國內經濟界和經濟學界刮起的消滅商品生產的“共產風”，指出這是不承認客觀規律的表現。他說：“現在，我們有些人大有要消滅商品生產之勢。他們向往共產主義，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沒有分清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區別，不懂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利用商品生產的作用的重要性。這是不承認客觀法則的表現，是不認識五億農民的問題。”

　　二、論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

　　毛澤東區分了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這是一大理論創新貢獻。他贊成斯大林“決不能把商品生產看做是某種不依賴周圍經濟條件而獨立存在的東西”的觀點，認為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產，要看它同什么經濟制度相結合。毛澤東說：“商品生產，要看它是同什么經濟制度相聯系，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這兩類商品生產，制度不同，運行情況和規律性也有所不同，了解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就可以正確地制定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方針和政策，就可以解決一些人怕商品生產、把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生產混為一談的錯誤。毛澤東說：“商品生產不能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為什么怕商品生產?無非是怕資本主義。……怕商品生產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發展商品生產。”他批評了消滅商品生產的“左”傾主張，說：指出我國現在在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領域中占統治地位的是國家和集體，這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是有本質差別的。毛澤東提出，要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必須肯定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還有積極作用。

　　繼斯大林之后，毛澤東進一步研究了商品生產存在的條件。一方面，毛澤東同意斯大林關于兩種所有制的存在是商品生產存在的條件這一提法，說：“只要存在兩種所有制，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就是極其必要、極其有用的。”另一方面，毛澤東認為斯大林只說到商品生產的主要條件，沒有說到最終條件。他說：斯大林關于商品存在的條件，闡述得不完整。兩種所有制的存在，是商品生產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產的命運，最終和社會生產力的水平有密切關系。因此，即使是過渡到了單一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如果產品還不很豐富，某些范圍內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仍然有可能存在。毛澤東在前一方面是對斯大林理論的繼承，在后一方面則是對斯大林理論的創新發展。

　　繼斯大林之后，毛澤東也研究了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存在的范圍。斯大林說：蘇聯的商品生產是“特種的商品生產”，這種商品生產的活動范圍“只限于個人消費品”。毛澤東評論說：這看來很不妥當。它的活動范圍不限于個人消費品，在我國，有些生產資料，例如拖拉機等生產資料是屬于商品的。按照毛澤東的看法，只有全民所有制內部調撥的生產資料不是商品，全民所有制企業賣給集體所有制企業的生產資料，以及集體所有制企業之間轉讓的生產資料，仍然是商品。

　　肯定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積極作用，就必然會肯定價值規律的積極作用。毛澤東在解釋斯大林關于價值規律在蘇聯“不能起生產調節者的作用”這一提法時說：價值規律對生產不起調節作用，是說不起決定作用，起決定作用的是計劃規律。在我國，還存在著商品生產，價值規律還起作用。他還說：“現在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作為有用的工具，為社會主義服務。”1959年3月30日，毛澤東在批轉的一個文件中說：“算賬才能實行那個客觀存在的價值法則。這個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干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毛澤東提出：所有的經濟單位，包括國營企業和集體企業，都要利用價值規律，作為經濟核算的工具，以便不斷地改善經營管理工作，合理地進行生產和擴大再生產。

　　作為一位熟練掌握和運用唯物主義辯證法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毛澤東必然會想到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即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可能有的消極作用。比如，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雖然被消滅了，但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筑殘余，如自私自利的世界觀、人生觀、意識形態和謀求私利的習慣勢力依然存在，具有滯后性，不可能在短期內被改造、被消除，在市場經濟逐利機制下，利用某些私有條件、公權私用、假公濟私等非公平手段，謀取個人或“利益集團”的私利，就是利用價值規律謀取私利的資本主義傾向。毛澤東說：“商品生產有沒有消極方面呢?有就限制它嘛!”在后來改革開放的條件下，實行市場經濟和生產資料多種所有制，即公有制、私有制和混和所有制并存，開展國際貿易還要和資本主義世界廣泛打交道，出現資本主義傾向更是不可避免的。這就必然要求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加強政治經濟管理，進行必要的嚴格限制。

　　三、論社會主義經濟波浪式發展等規律

　　毛澤東批評蘇聯教科書沒有提出和分析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例如，蘇聯教科書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技術的發展極不平衡，必然加深生產中的比例失調現象;與此相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保證根據國民經濟的需要有計劃地發展科學和技術。對此，毛澤東評論指出：“這段寫得不對，既否認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某種平衡，也否認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某種不平衡。資本主義技術的發展有不平衡的方面，也有平衡的方面。問題是這種平衡和不平衡，同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平衡和不平衡，在性質上不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技術發展有平衡，也有不平衡。”

　　在從論述技術發展的平衡和不平衡進而論述經濟發展的平衡和不平衡時，毛澤東指出：“技術的發展是這樣，經濟的發展也是這樣。教科書沒有接觸到社會主義生產發展的波浪式前進。說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一點波浪也沒有，這是不可能設想的。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不是直線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發展。”這也是一般客觀事物的發展規律。

　　毛澤東這樣闡述了平衡和不平衡的辯證法：“平衡是對不平衡來說的，沒有了不平衡，還有什么平衡?事物的發展總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門、各個部門的各個環節都存在，不斷地產生，不斷地解決。”蘇聯教科書在個別場合不得不提到蘇聯農業、輕工業和食品工業的落后造成局部比例失調現象。毛澤東指出：不只是局部的問題，因為他們的農業、輕工業是長期落后的。在總結這方面經驗教訓并談到我國情況時，毛澤東說：“只要我們能夠使農業、輕工業、重工業都同時高速度地向前發展，我們就可以保證在迅速發展重工業的同時，適當改善人民的生活。蘇聯和我們的經驗都證明，農業不發展，輕工業不發展，對重工業的發展是不利的”。

　　針對蘇聯教科書不講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不講按比例和不按比例的矛盾，毛澤東指出：“要經常保持比例，就是由于經常出現不平衡。因為不成比例了，才提出按比例的任務。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這種矛盾是經常的、永遠存在的，教科書不講這個觀點。”

　　不平衡的絕對性和平衡的相對性是事物的客觀規律，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客觀規律。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就在于有可能自覺地認識、運用和駕馭這一客觀經濟規律。毛澤東指出：“資本主義社會里，國民經濟的平衡是通過危機達到的。社會主義社會里，有可能經過計劃來實現平衡。”關于社會主義經濟的平衡和不平衡問題，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能夠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使不平衡得到調節，但是不平衡并不消失。‘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因為消滅了私有制，可以有計劃地組織經濟，所以就有可能自覺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這個客觀規律，以造成許多相對的平衡。”毛澤東還指出：“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經常出現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況，要求我們按比例和綜合平衡。”

　　正確認識平衡和不平衡的關系，對經濟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毛澤東說：既然按比例和不按比例、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永遠存在，這就告訴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要滿足，任何時候都會有新的問題提出來要求我們解決。毛澤東批評當時計劃工作中的兩種錯誤，說：在計劃工作中，什么賬都不算，一切聽其自然，或者四平八穩，要求絲毫漏洞都沒有，這兩種做法都是不對的，其結果都要破壞比例。

　　正確認識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對認識客觀經濟規律具有重要意義。毛澤東說：有不平衡，有比例失調，才能促使我們更好地認識規律。認識比例關系必須有一個過程。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批評了形而上學觀點，說：“認為對比例關系的認識，不要有個過程，不要經過成功和失敗的比較，不要經過曲折的發展，這都是形而上學的看法。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并根據對必然的認識成功地改造客觀世界。這個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看透的。世界上沒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會主義社會，也還是沒有什么‘先知先覺’。”

　　關于計劃與實際的關系，毛澤東說：“計劃是意識形態。意識是實際的反映，又對實際起反作用。”蘇聯教科書說：“社會主義計劃化建立在嚴格的科學基礎上。”對于這一提法，毛澤東說：“這個當做任務來提，是對的。問題在于能否掌握有計劃發展的規律，掌握到什么程度;在于是否善于利用這個規律，能利用到什么程度。”

　　關于我國過去的計劃是否合乎客觀經濟規律的問題，毛澤東說：“我們對規律的認識，不是一開始就是完善的。實際工作告訴我們，在一個時期內，可以有這樣的計劃，也可以有那樣的計劃;可以有這些人的計劃，也可以有那些人的計劃。不能說這些計劃都是完全合乎規律的。實際上是，有些計劃合乎規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規律，有些計劃不合乎規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規律。”他還說：看來，還不能說我們過去是完全正確地計劃生產的，不能說我們過去的計劃完全反映了客觀規律的要求，不能說我們的計劃工作過去已經認真研究了、充分掌握了、熟練運用了客觀規律。

　　關于蘇聯計劃是否合乎客觀經濟規律的問題及其經驗教訓，毛澤東說：他們的計劃反映客觀規律的要求，究竟達到了什么程度?這個問題值得研究。如重工業與輕工業的關系、農業問題，未完全反映，他們就吃了這個虧。他們對發展重工業過分強調，對發展輕工業和農業一向不重視，直到現在，他們的商品供應還很緊張，使人民不能從建設中看到長遠利益和當前利益的結合。

　　社會主義的制度使人們正確認識和運用客觀經濟規律有了可能性。毛澤東指出：要把可能變成現實，就必須認真研究客觀經濟規律，必須學會熟練地運用客觀經濟規律，力求制定出能夠正確反映客觀經濟規律的經濟計劃。他說：“不以規律為計劃的依據，就不能使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的作用發揮出來。”或者說，不依規律為計劃的依據，就必然違背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勢必遭遇挫折和損失。

　　蘇聯教科書提出：使社會主義各國的經濟和文化發展的總的水平逐漸拉平。毛澤東從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出發，對蘇聯教科書的這種拉平論進行了批評。他說：拉平實際上是布哈林的均衡論。社會主義各國經濟發展不平衡，一國之內的各省，一省之內的各縣，都不平衡。在舉例說明之后，毛澤東指出：他們反對不平衡，幻想平衡，是錯誤的。

　　第五節  論社會主義的本質和基本經濟規律

　　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社會主義制度確立以后，毛澤東在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時，首先深入地研究了社會主義的本質和基本經濟規律這一密切相關的根本問題。毛澤東把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學說作為認識社會主義本質和基本經濟規律的邏輯起點, 強調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強調完全徹底為人民謀福利，強調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強調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和繼續革命，提出通過變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來達到消滅階級、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實現共同富裕、讓人民永遠過上幸福美滿生活的偉大目標。

　　對社會主義本質及其基本經濟規律的認識程度和深度，直接關系著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選擇和探索。只有搞清楚關于什么是社會主義即社會主義本質及其基本經濟規律的問題，才能真正理解毛澤東探索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長期以來，學界學習研究毛澤東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著述甚多，但研究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本質及其基本經濟規律的認識則較少，或者認為毛澤東的認識僅限于生產資料公有制、按勞分配和計劃經濟等這些傳統的社會主義基本特征的描述上。但事實并非如此，毛澤東早在革命戰爭時期對什么是社會主義這個問題就早有思考。新中國建立后，尤其是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澤東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時，首先花費了相當多的精力探討“什么是社會主義”這個問題。盡管他似乎始終沒有使用過“社會主義的本質”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這一概念，但他把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學說作為認識社會主義本質的邏輯起點，強調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強調通過繼續革命，變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來消滅階級、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來實現共同富裕，這些實際上都在內涵深處顯明地闡述了對社會主義本質及其基本經濟規律的認識。固然毛澤東沒有明確地使用社會主義本質及其基本經濟規律的范疇，但他在深入探索和思考，把中華傳統優秀文化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相結合，以自己特有方式即以毛澤東思想全面闡述了它的科學內涵，是相當正確和明確的，而且具有中國特點和重要的創新，這無疑是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核心，是非常重要的內容，是一筆極為寶貴的精神財富。

　　一、社會矛盾學說是毛澤東認識社會主義本質及其基本經濟規律的邏輯起點

　　是否承認社會主義存在矛盾以及矛盾的性質，是認識社會主義本質及其基本經濟規律的前提和基礎。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本質及其基本經濟規律的認識和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的邏輯起點是矛盾學說。承認社會主義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這正是正確理解社會主義本質及其基本經濟規律的基礎，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后的存在和變化是理解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消滅和防止資本主義復辟、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實現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關鍵，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學說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的理論體現了社會主義發展手段與目標的統一。

　　(一)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

　　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毛澤東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首次明確地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概括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毛澤東說：“斯大林在一個長時期里不承認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才吞吞吐吐地談到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說如果政策不對，調節得不好，是要出問題的。但是，他還是沒有把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當作全面性的問題提出來，他還是沒有認識到這些矛盾是推動社會主義社會向前發展的基本矛盾。”毛澤東糾正長期以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流行的否認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的形而上學思潮，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一大理論貢獻。在同年2月《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毛澤東進一步說：“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不過社會主義社會的這些矛盾，同舊社會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況罷了。”并對新舊社會的根本不同的性質展開了具體分析。他說：我國現在的新制度比舊時代的社會制度要優勝得多，它更能適合生產力發展的要求，能夠容許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因而生產就不斷擴大。同時，他又指出：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還剛剛建立，還沒有完全建成，還不完全鞏固，因此，它又還很不完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已經建立起來，它是和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但是它又還很不完善，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產力的發展又是相矛盾的。同時，“還有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他認為，在今后的社會主義進程中，必須要按照具體的情況，繼續解決各種矛盾。這表明毛澤東善于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相統一的高度來認識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問題。

　　(二)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

　　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國國內的主要矛盾是什么?黨的八大報告分析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國內形勢和階級關系的根本變化，提出：“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這就表明，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上結束，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這個分析和論斷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它對于動員全黨和全國人民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盡快改變我國落后狀態，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直到1957年3月19日，毛澤東在一個講話提綱中仍然寫了這樣一段話：“現在處在轉變時期，由階級斗爭到向自然界斗爭，由革命到建設，由過去的革命到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由此可見，當時對國內主要矛盾的認識是一致的。這個主要矛盾決定了黨和國家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的主要任務是要集中精力發展社會生產。毛澤東曾指出：“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斗爭基本結束”,“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系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要求黨和國家把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和技術革命上來。這表明毛澤東從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出發，突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中心地位。

　　社會主義社會里有沒有矛盾?對于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馬克思曾經作出過原則性的預見。他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指出，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他還指出，社會主義社會必須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這是形式上的平等，實質上的不平等。然而，這些弊病的存在，在社會主義社會是不可避免的。在這里，馬克思實際上已經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但是，由于歷史的局限，他沒有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作出具體的闡明。

　　列寧不僅從各方面詳細地論述了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而且還指出了在工人階級內部，工農兩個階級之間，以及蘇維埃政權同人民群眾之間，都還存在著各種不同的矛盾。但是，由于列寧逝世過早，他沒有能夠親眼看到生產資料私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因而也未能對這一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社會矛盾作出具體分析。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斯大林是第一個直接面對生產資料私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一現實的革命領導人。由于他長期不是用對立統一觀點觀察社會主義社會，而是片面地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系同生產力狀況“完全適合”，否認二者之間還存在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才談到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完全適合不是絕對的，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也有生產關系落后于生產力增長的現象。但是，他還是沒有把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作為全面性的問題提出來。

　　1956年，毛澤東在中國同樣面對生產資料私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一現實。然而，他通過調查研究明確指出，社會生活中存在著矛盾。他在《論十大關系》中提出了十個問題，也就是十大關系。他說：“這十種關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組成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接著，他在接見外賓時，在黨的會議上，在同工商界人士的談話和與民主黨派領導人的通信中都反復強調，社會主義社會并不是十分美好，沒有壞的東西，沒有矛盾，即使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也會有矛盾。沒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沒有矛盾就沒有運動，沒有發展，沒有生命，沒有一切。

　　1957年2月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根據馬克思主義哲學對立統一規律從理論上論證了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矛盾。他指出，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對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的根本規律。這個規律，不論在自然界、在人類社會和人們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著的對立面又統一又斗爭，由此推動事物的運動和變化。“許多人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還有矛盾，因而使得他們在社會矛盾面前縮手縮腳，處于被動地位;不懂得在不斷地正確處理和解決矛盾的過程中，將會使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的統一和團結日益鞏固。”

　　由此可見，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毛澤東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不僅明確說明了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矛盾，而且闡明了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他還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和主要矛盾作出了具體分析，并且闡述了解決這些矛盾的方法。

　　黨的八大報告是由劉少奇和鄧小平具體主持起草的，毛澤東審閱同意了，當時毛澤東還沒有提出疑議。但是，“八大”之后不久，隨著整風運動形勢的變化，1957年夏季后毛澤東面對少數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對國內形勢作了新的分析，對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有了新的認識，而真正下決心改變“八大”對國內主要矛盾的分析，是在這年準備召開八屆三中全會期間。1957年7月，毛澤東寫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一文，提出：“必須還有一個政治戰線上和一個思想戰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9月19日，在一次談話中指出：我們過去一個時期，主要是提人民內部矛盾，敵我矛盾沒有提。現在看來，兩個矛盾，主要矛盾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八大”講目前敵我矛盾基本解決了，現在看來也對，但可能是在經濟方面的，如從政治方面、思想方面看，就不能這樣說了。1957年10月，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他直接明確糾正了“八大”關于我國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提法，指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到了1958年5月，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進一步強調階級斗爭這個矛盾，提出：在整個過渡時期，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社會建成以前，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斗爭，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始終是我國的主要矛盾。1962年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這個理論觀點又有所強化，毛澤東認為：在整個社會主義時期，始終存在著階級和階級斗爭，因此，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這樣階級斗爭作為主要矛盾在黨的工作中得到全面貫徹和執行，堅持階級斗爭，防范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陰謀和資本主義復辟，實際上成為我國社會和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赫魯曉夫既得利益集團的背叛和蘇聯共產黨的失敗、蘇東諸國的演變和垮臺、資本主義復辟的嚴酷現實，完全證實了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理論的預見性、科學性和真理性。

　　(三)社會主義社會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毛澤東在1957年2月《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總結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經驗，回答了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后的新情況、新矛盾。提出把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區分為兩類矛盾，即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他說：“在我們的面前有兩類社會矛盾，這就是敵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類矛盾。”在建設社會主義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這是劃分兩類社會矛盾的界限。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矛盾，人民內部矛盾一般說來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礎上的矛盾。矛盾的性質不同，解決的方法也就不同。“我們歷來就主張，在人民民主專政下面，解決敵我之間的和人民內部的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采用專政和民主這樣兩種不同的方法。”民主的方法和專政的方法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的基本方法。毛澤東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一個總題目，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內容，這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還是第一次。他認為，根據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存在的實際情況，“我們提出劃分敵我和人民內部兩類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以便團結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一場新的戰爭——向自然界開戰，發展我們的經濟，發展我們的文化，使全體人民比較順利地走過目前的過渡時期，鞏固我們的新制度，建設我們的新國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也就是說，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們的工作著重點應該轉移到發展生產力，發展社會主義經濟上去。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一文中再一次說：“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一個總題目”。毛澤東科學地分析了國內的政治經濟形勢，提出了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社會矛盾的學說，說明了既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以便團結全國人民，發展經濟文化，又要堅持階級斗爭，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已經成為國家政治經濟生活的主題。這表明毛澤東堅持唯物史觀和辯證法，進行一分為二，從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出發，認為其目的就是既要消滅和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又要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人民共同富裕，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體現了手段和目標的統一。

　　二、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毛澤東認識社會主義本質的核心

　　社會主義矛盾的基本狀況必然要求發展社會生產力。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就是要解放生產力，提高生產力，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社會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加工業化，沒有工業化不是完全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毛澤東歷來重視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即使是在所謂“犯錯誤”(急于求成)的情況下，其目的也還是為了發展社會生產力。例如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簡稱北戴河會議)。這次會議，是黨中央發動、領導“大躍進”運動的一次最重要的會議，著重討論通過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具體主持起草的《全黨全民為生產1070萬噸鋼而奮斗》(高指標“大躍進”)的決議草案。毛澤東參加會議也同意了，但是會后經過聯系實際，深思熟慮，很快就轉變了認識，他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既然還存在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還存在著階級斗爭，那就要政治經濟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首先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要反對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陰謀，消除資本主義消極因素，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否則不可能安定團結、集中精力發展社會生產力，1956年蘇共二十大的召開和蘇東變色的歷史教訓值得嚴肅對待、認真記取。

　　(一)搞好上層建筑和生產關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產力

　　毛澤東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都明確闡述過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問題。1956年底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后，毛澤東就說：“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農業和手工業由個體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私營工商業由資本主義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所有制，必然使生產力大大地獲得解放。這樣就為大大地發展工業和農業的生產創造了社會條件。”毛澤東提出搞好上層建筑和生產關系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產力，提高生產力。為什么要搞社會主義?毛澤東回答，是為了解放生產力，提高生產力。1956年他在同工商界人士談話時明確指出：革命是為建設掃清道路，它的目的不在于建立一個新的政府、一個新的生產關系，而在于發展生產，就是為了便于把國家發展起來。因為，社會主義公有制度比私有制度更有利于發展國家的經濟、文化，使國家獨立富強。因此，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主要是發展生產力。他說，我們的一切工作就是為了要達到發展生產這個目的，大家要“把目標向著生產方面”。1957年夏季在省市委書記會議期間，他強調今后10至15年的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以后則是進一步發展生產力。1963年，毛澤東再度強調：“過去我們打的是上層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權、人民軍隊。建立這些上層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產。搞上層建筑、搞生產關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產力。現在生產關系是改變了，就要提高生產力。”

　　(二)要靠科學技術提高生產力

　　掌握科學技術的目的是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科技人民性思想是毛澤東一以貫之的觀點。毛澤東認為：科學技術不是上層建筑的范疇，發展科學技術是為了提高生產力，滿足人民群眾生產生活的需要。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毛澤東就審時度勢地告誡全黨，中國只有在社會經濟制度方面徹底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又在技術方面，在一切能夠使用機器操作的部門和地方，統統使用機器操作，才能使社會主義經濟面貌全部改觀。科學技術具有先進性、實用性和動態性特點，所以，毛澤東把科學技術活動看成是社會實踐的基本形式之一，而且是一種從其它活動中獨立出來的實踐活動。他說：“人的社會實踐，不限于生產活動一種形式，還有多種其他的形式，階級斗爭、政治、生產、科學和藝術的活動，總之社會實際生活的一切領域都是社會的人所參加的。”為此，毛澤東提出依靠科學技術提高生產力的理論。他不僅把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列入“四化”目標，而且強調過去我們挨打的原因，“一是社會制度腐敗，二是經濟技術落后。……如果不在今后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后于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并指出改變這種狀況的主要辦法就是發展科學技術。他說：資本主義各國、蘇聯，都是靠采用最先進的技術，來趕上最先進的國家，我國也要這樣。他強調：“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科學技術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須打好”。毛澤東雖然沒有明確提出科學技術就是生產力的論斷，但是他已經認識到巧奪天工，利用自然力，看到了科學技術對生產力發展的內在功能，即人類認識世界、利用規律和改造世界的巨大潛能力量，看到了科學技術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內在邏輯關聯。

　　(三)工業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標志

　　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是與大工業緊密相連的，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內涵，沒有工業化，就不是完全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還在中國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在謀劃中國的發展前途時，就已經把工業化作為社會主義的內涵。當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時，并沒有如原來的設想同時實現工業化。因此，他提出，中國現在還只是邁進社會主義社會的門檻，還沒有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的理由是已經基本完成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還沒有完全建成的理由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社會主義制度本身還不完善，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存在著若干不協調、不適應的情況;二是社會主義制度還缺乏與之相適應的物質技術基礎。當時毛澤東認為，后者是主要的。他說：“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還剛剛建立，還沒有完全建成，還不完全鞏固。”因此，“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有一個繼續建立和鞏固的過程”。這個過程就是一方面使很不完善的社會主義制度逐步完善起來，另一方面就是要實現國家的工業化。走完這個過程仍需要10年到15年。他強調：“只有經過十年至十五年的社會生產力的比較充分的發展，我們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獲得了自己的比較充分的物質基礎(現在，這個物質基礎還很不充分)，我們的國家(上層建筑)才算充分鞏固，社會主義社會才算從根本上建成了”。10年至15年要達到的目標就是工業化。以后則是繼續發展，實現四個現代化，使中國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這表明，毛澤東心目中的社會主義是與大工業密切相聯系的，只有實現了工業化，才能說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而沒有完全意義上的現代大工業，就還不是完全意義上的社會主義社會。因為中國雖然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但在物質技術基礎方面，還沒有達到馬克思主義者眼中的科學社會主義意義上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程度。

　　三、實現共同富裕是毛澤東認識社會主義本質及其基本經濟規律的根本目標

　　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是為了實現共同富裕。在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問題上，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就是要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實現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在基本制度方面以蘇聯為榜樣，但又有自己的民族特點。即經濟結構方面基本由公有制構成，消滅剝削，但新中國是建立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經濟文化還十分落后，還可以有限制地利用資本主義，社會財富分配方面實行按勞分配制度，消除兩極分化，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達到共同富裕;經濟體制方面既是高度集中的，但又具有某種靈活性的分級計劃管理模式。

　　(一)消滅剝削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前提

　　毛澤東認為，實現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的基礎是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其前提是消滅剝削和剝削制度。消滅剝削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關于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觀點之一。消滅剝削意味著在生產關系領域要基本消滅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建立公有制。因此，在毛澤東規劃的未來中國的藍圖中，當中國進入社會主義時，搞社會主義革命，就是要消滅剝削制度，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度的。他當時明確指出，蘇聯“已經建設起來了一個偉大的光輝燦爛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共產黨就是我們的最好的先生”。顯然，在當時的毛澤東看來，蘇聯那樣的公有制度和工業化就是社會主義。當然，1956年，當中國基本完成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造、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時，生產力的發展水平還很落后，還沒有達到社會主義本意所要求的先進狀態。有鑒于此，毛澤東也比較靈活地提出“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即有限制地利用資本主義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重要理論。1956年底，他在同民主建國會和工商聯負責人談話時說：“現在國營、合營企業不能滿足社會需要”，上海的地下工廠“因為社會有需要，就發展起來。要使它……合法化，可以雇工”。他批評合作企業時說：“現在做衣服要三個月，合作工廠做的衣服褲腿一長一短，扣子沒眼，質量差。”提出“最好開私營工廠，同地上(指國營和集體的工廠)的作對”，“如果有原料，國家投資又有困難，社會有需要，私人可以開廠”。“可以開私營大廠，訂個協議，十年、二十年不沒收。華僑投資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沒收。可以開投資公司，還本付息。可以搞國營，也可以搞私營。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毛澤東主張在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這個剝削制度的基礎上，在社會需要的情況下，在公有制占絕對優勢的情況下，可以搞一點資本主義，利用資本主義發展我們的生產力。

　　(二)消除兩極分化是實現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基礎

　　毛澤東明確提出了反修防修、消除兩極分化、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實現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目標。還在中國進入社會主義之前，毛澤東就說：我們的目標是要使我國成為富強的國家，“而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是共同的強，大家都有份”。加入共同富裕群體的包括工人和農民這兩個最主要的階級，以及知識分子和其他勞動人民，還包括經過改造以后轉變成為勞動人民一部分的原來的剝削者。毛澤東明確地說：地主階級經過改造以后，就變成了農民，他們“以后要同大家一起共同富裕起來。將來農民的生活要超過現在的富農。資本家如果將來餓肚子，這個制度就不好。如果大家生活不提高，革命就沒有必要”。由于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為發展工農業的生產創造了條件。因此，毛澤東認為，現在我們實行社會主義“這么一種制度，這么一種計劃，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強的”。毛澤東特別注重分配公平。他主張按勞分配，不搞平均主義，但也不能過分懸殊。1959年，毛澤東在鄭州會議上嚴厲譴責“一平二調”的“共產風”就是剝奪他人勞動成果，是否認人們的收入應有所差別的平均主義。他指出：否認這種差別，就是否認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而這是我們所不許可的。在1961年3月中共中央在廣州召開的南三區會議上，他再次強調：要解決分配中的平均主義問題。當然，毛澤東也歷來不主張分配上過分懸殊。他說：“我們的提法是既反對平均主義，也反對過分懸殊。”

　　(三)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是實現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保障

　　新中國建立不久，經濟文化還很落后，因此在經濟體制問題上，毛澤東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曾經認為，自由市場的存在是必要的。1956年，毛澤東說：“現在我國的自由市場，基本性質仍是資本主義的，雖然已經沒有資本家。它與國家市場成雙成對。”在這里，毛澤東顯然在觀念上是把市場和計劃區別開來的，這是不同層次、不同屬性的問題，不能混為一談。但他認同自由市場和計劃市場可以同時存在，則是明確的。同時，根據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和我國一五計劃建設的經驗，毛澤東從1956年起，就關注經濟體制問題。這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他提出要研究社會主義整個經濟體制問題，提出企業、地方要有自主權。在《論十大關系》中，毛澤東對這些問題作了比較深入的分析和闡述。 1956年9月，陳云在黨的八大會議上提出了與蘇聯模式有所不同的“三個主體和三個補充”的觀點，即在工商業生產經營方面，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為主體，附有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作為補充;在生產的計劃性方面，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生產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范圍內的自由生產作為補充;在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里，國家市場是主體，附有一定范圍內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作為補充。這個觀點是在毛澤東《論十大關系》的啟發下提出來的，與毛澤東主張突破蘇聯模式，從本國的國情出發，走自己的道路的理論是一致的。

　　總之，從毛澤東的上述理論和觀點來看，什么是社會主義，雖然在考察中未提到“本質”這個概念，但就認識的領域和內涵而言是比較全面而深入的，實質上不僅科學闡述了社會主義的本質問題，而且深刻地論述了社會主義發展的基本規律性。尤其是關于搞上層建筑、搞生產關系就是要解放生產力;生產關系改變了，就要提高生產力，沒有工業化，社會主義就還沒有建成，就不是完全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這就要堅持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和無產階級專政，區分社會主義社會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堅持繼續革命，反修防修，消除兩極分化，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以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和現代科學技術進步為動力，努力發展社會生產力，由實行按勞分配到實現共同富裕。歸根結蒂，其要點概括起來就是：“在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盡可能利用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使社會生產力快速發展和提高效率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這就既涵蓋了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基本矛盾以及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主要矛盾運動的規律性及其發展方向，也避免了《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關于社會主義本質和基本經濟規律論述的片面性，即“用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增長和不斷完善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這一論述過于簡略，只注重“科學技術”和“生產”而脫離政治及其方向的片面性，吸取了蘇聯共產黨變修，蘇東國家改變顏色，全面復辟資本主義，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重新淪為被資本剝削和壓迫的奴隸的深刻歷史教訓。

　　第六節  論社會主義經濟管理

　　毛澤東高度重視所有制性質相對穩定時期的經濟管理問題。他認為經濟管理是所有制問題解決以后的最重要的問題，并認為經濟管理也是經濟活動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問題。他十分明確地指出：“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即全民所有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集體所有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這也就是人與人的關系問題。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全民所有制企業如何分級管理，這是毛澤東思考的一個重大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他重視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認為這一點至關重要，整個社會主義時期都要經常注意解決。毛澤東論述說：“同是全民所有制的企業，但是有的由中央部門直接管，有的由省、市、自治區管，有的由地區管，有的由縣管。都是全民所有制，歸誰管，歸哪級管，只要一個積極性還是要兩個積極性，這是個很大的問題，是整個社會主義時期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要經常注意解決的很重要的問題。”

　　毛澤東不僅提出并研究了發揮中央和地方的兩個積極性、在企業管理方面實行中央和地方分權的問題，而且提出并研究了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發揮企業積極性的問題。他說：“中央不能只靠自己的積極性，還必須同時依靠地方的積極性。過去中央有些部門，把地方辦的事業不當做自己的，只把直屬的企業看成自己的，這種看法妨礙了充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發揮企業的積極性。去年有些基本建設單位實行了投資包干制，就大大發揮了這些單位的積極性。”

　　全民所有制企業有沒有自治權，這是毛澤東思考的又一重大問題。他認為，企業有沒有自治權，直接關系到是促進還是阻礙生產發展的問題。毛澤東說：“中央部門管的和地方各級管的企業，都在統一領導和統一計劃下，具有一定的自治權。有沒有這種自治權，對促進生產的發展，還是阻礙生產的發展，關系很大。”

　　社會主義企業管理的關鍵問題是體力勞動者、腦力勞動者和企業領導人都關心生產的發展和改進并進行創造性合作的問題。毛澤東總結了我國的經驗，探討了社會主義制度下怎樣能夠使勞動者和領導人都關心生產的改進和發展，怎樣能夠使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都為不斷改進生產而進行創造性合作。他說：“我們的經驗，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廠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爺態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覺地遵守勞動紀律，而且破壞勞動紀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爺們。不能以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不用做工作，就自然會出現勞動者和企業領導人員的創造性合作。”

　　毛澤東批評蘇聯教科書不大講生產管理和規章制度需要改進的問題，指出蘇聯的生產管理、規章制度多年來沒有什么改進。他認為，規章制度有許多同生產關系有關系，應當不斷改進。

　　毛澤東提出了勞動者管理的重要理論，認為勞動者管理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各種權利中最大和最根本的權利。他針對蘇聯教科書說：這里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毛澤東明確提出了人民管理上層建筑的理論，論說道：人民自己必須管理上層建筑，不管理上層建筑是不行的。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了解為國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人民管理上層建筑意義深遠，既是人民當家做主的權利，是調動人民社會主義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精神的根本措施，也是防止管理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犯官僚主義和特殊化的重要舉措。

　　第七節  論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階段性

　　毛澤東提出了所有事物皆有“邊”的理論。他說：“一切事物總是有‘邊’的。事物的發展是一個階段接著一個階段不斷地進行的，每一個階段也是有‘邊’的。不承認‘邊’，就是否認質變或部分質變。”

　　毛澤東提出建成社會主義也有個“邊”。他劃分了社會主義發展階段，說：“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后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

　　毛澤東為建設社會主義提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任務。他說：“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在我們這樣的國家，完成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艱巨任務，建成社會主義不要講得過早了。”我們的國家是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革命轉變過來的，從一窮二白的狀況建成社會主義強大國家，任重而道遠;國內還存在著階級、階級斗爭，特別是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兩條道路的斗爭，國際上還存在著帝國主義及其侵略、顛覆與和平演變的圖謀，我們還必須加強國防建設，實現國防現代化。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將共產主義劃分為兩個階段：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和共產主義第二階段，即共產主義初級階段和共產主義高級階段。這是馬克思在當時社會發展條件下所做的科學預見。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社會主義社會;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社會第二階段，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從共產主義社會中劃分出第一階段，這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為今天研究和探索社會主義階段的理論和實踐提供了理論指導。

　　毛澤東將社會主義社會劃分為兩個發展階段：社會主義第一階段和社會主義第二階段。這是他在新的社會發展條件下所做的科學預見。毛澤東所說的社會主義第一個階段，實際上就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他所說的社會主義的第二個階段，實際上就是社會主義高級階段。毛澤東從社會主義階段中劃分出社會主義第一個階段或社會主義不發達階段，這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同樣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為今天研究和探索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和實踐，為今后研究和探索社會主義高級階段的理論和實踐，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指導。

　　第八節  論共產主義前途

　　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總是強調共產主義的前途。蘇聯教科書只講一個過渡的客觀必然性，即“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的客觀必然性”。毛澤東認為，應當講兩個過渡的客觀必然性：第一個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的客觀必然性，第二個是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過渡的客觀必然性。

　　毛澤東用歷史的眼光看待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范疇，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范疇也是歷史范疇，而不是永恒的。他說：社會主義社會里的按勞分配、商品生產、價值規律等，現在是適合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的，但是，發展下去，總有一天要不適合生產力的發展，總有一天要被生產力的發展所突破，總有一天它們要完結自己的命運。能說社會主義社會里的經濟范疇都是永恒存在的嗎?能說按勞分配這些范疇是永久不變的，而不是像其他范疇一樣都是歷史范疇嗎?

　　蘇聯教科書講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具體制度時，說要徹底鞏固。毛澤東說：“徹底鞏固”這四個字看了不舒服。任何東西的鞏固都是相對的，怎么能徹底?宇宙間、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斷發生、發展和死亡的，都是不能徹底鞏固的。又說：任何東西都不能看成永恒的。兩種所有制的并存，不能是永恒的，全民所有制本身也有自己的變化過程。毛澤東還說：一定的社會制度，在一定的時期內需要鞏固它，但是這種鞏固必須有一定的限度，不能永遠地鞏固下去。認識不到這一點，反映這種制度的意識形態就會僵化起來，人們的思想就不能適應新的變化。

　　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的性質，這是人類社會的永恒規律。共產主義社會的生產關系同樣會隨生產力的發展變化而發展變化。毛澤東預言：在往后億萬年中，生產力性質不會不發生變化的，為了一定要適合它，生產關系也得改變，而且將有無數的改變。毛澤東說：“原始社會的公有制度，時間很長，多少萬年都是同樣性質的，但是人們在勞動生產中的相互關系卻有很多變化。可以設想，將來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以后，人們在勞動生產和分配中的相互關系，還會有無窮的變化，但是所有制方面不會有多大變化。”

　　“兩個過渡”，這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史和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一大難題。毛澤東在研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時，認真思考了“兩個過渡”問題。第一個過渡是集體所有制如何過渡到單一的全民所有制問題，第二個過渡是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問題。關于第一個過渡，毛澤東說：集體所有制如何過渡到單一全民所有制問題，斯大林自己也沒有解決。他很聰明，說要單獨討論，回避了這個問題。毛澤東還說：兩個過渡，斯大林都沒有找到方法，沒有找到出路。他沒有找到一條道路，解決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問題。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說，要創造條件使工農之間、城鄉之間、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本質差別消失。但積30年的經驗，沒有找到出路。

　　關于第一個過渡，毛澤東把希望放在集體經濟的社有制轉變到國有制上。他說：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長期并存下去，總有一天不能夠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不能充分滿足人民生活對農業生產越來越增長的需要，不能充分滿足工業對農業原料不斷增長的需要。而要滿足這種需要，就不能不解決兩種所有制的矛盾，不能不把集體所有制轉變為全民所有制，不能不在全國單一的全民所有制的基礎上來統一計劃全國工業和農業的生產和分配。他還說：將來我們的農村，不只是土地國有化，而是一切國有化。毛澤東提出，與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個階段相適應，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變革也分兩步走：首先是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過渡到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然后是單一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過渡到單一的共產主義全民所有制。他設想，在集體經濟大發展的基礎上，當集體經濟占到全社會經濟的一半以上時，就可以實現由基本隊有到基本社有的轉變。將來，由社有再變為國有，就比較好辦。

　　關于第二個過渡，斯大林曾經說：只有在經濟上也超過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我們才可以期望我國將有充裕的消費品，豐富的產品，我們才可能從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過渡到共產主義的第二階段。對于這個問題，毛澤東說：經過社會主義社會的后一階段，即經過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到了物質產品、精神財富都極為豐富和人們的共產主義覺悟極大提高的時候，就可以進入共產主義了。如果說，斯大林當時只把充裕的消費品、豐富的產品看做是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條件，那么，毛澤東現在則是把物質產品、精神財富極為豐富和共產主義覺悟極大提高看做是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條件。按照毛澤東的設想，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例如，按需分配是逐步實現的。可能是主要的物資能充分供應了，首先對這些物資實行按需分配，然后根據生產力的發展，推行到其他產品去。毛澤東還想到，需要是不斷被創造的，因此，共產主義實行按需分配，也不能一下子都完全滿足需要。

　　毛澤東設想，到了共產主義社會，階級差別消滅了，那時工人不叫工人，農民不叫農民，知識分子不叫知識分子，所有的人都叫共產主義勞動者。他還設想，到了共產主義社會，因為高度自動化，要求人們的勞動和行動更準確，那時的勞動紀律會比現在更加嚴格。

　　關于共產主義社會中國家消亡問題，蘇聯教科書只講國家消亡的國內條件，不講國家消亡的國際條件。毛澤東指出：國家消亡，需要有一個國際條件。人家有國家機器，你沒有，很危險。這就預示著共產主義社會的實現和國家消亡不只是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的事情，而是全世界的事情。

　　蘇聯教科書關于向共產主義過渡一段話的最后一句是：向共產主義過渡是不通過社會革命完成的。毛澤東指出：這一段的最后一句話，說得不妥當。向共產主義過渡，當然不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統治，但是不能說這不是社會革命。因為一種生產關系代替另一種生產關系，就是質的飛躍，就是社會革命。毛澤東認為，所有制從社會主義公有制到共產主義單一全民所有制的過渡，分配制度從按勞分配向按需分配的過渡，都是生產關系的變革，都是社會革命。

　　毛澤東預言，共產主義階段同樣會發展，同樣會存在量變和質變。他說：社會主義一定要向共產主義過渡。過渡到了共產主義的時候，社會主義階段的一些東西必然是要滅亡的。“就是到了共產主義階段，也還是要發展的。它可能要經過幾萬個階段。能夠說到了共產主義，就什么都不變了，就一切都‘徹底鞏固’下去嗎?難道那個時候只有量變而沒有不斷的部分質變嗎?”毛澤東預言：進到高級階段以后，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一定會出現新的階段，新的目標一定又會提出來。

　　毛澤東還區分了帝國主義的世界主義與未來理想的大同世界即未來理想的全球化。他說：一切東西的鞏固都是相對的。現在，區別民族界限，重視民族感情，對反對帝國主義有好處。現在提出消滅民族界限，是反動的，有利于美國的世界主義的。但是，將來民族界限總有一天要消滅，各民族語言總有一天會融合成為統一語言。經濟大發展了，文化大發展了，交通非常便利了，彼此往來非常密切了，就會感覺到各有各的語言很不便利，統一語言的需要就會越來越增長。

　　所謂美國的世界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特別是蘇共變修以至蘇聯解體后，美國就成為世界的老大，即資本主義世界的霸主，借助經濟全球化浪潮，以推進壟斷資本全球化、資本主義市場一體化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國際化為途徑，謀求實現資本主義制度的全球化;以美國優先為原則，即以美國利益為出發點，通過擴展美國價值和干涉別國內政的方式，圖謀建立全球政治性霸權體系，即美國以“五眼聯盟”( 由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新西蘭等五個盎格魯-薩克遜系國家組成)為核心，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結成新型霸權主義的政治聯盟，達成對世界的共同控制，為美國的利益服務，由此形成了以新經濟殖民主義、新干涉主義、新炮艦政策和新型霸權主義政治聯合為主要內容的新霸權主義，即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特殊發展形態。即使資本主義發展為帝國主義國際聯盟，萬變不離其宗，所謂美國的世界主義，仍然是帝國主義，正如列寧所揭示的壟斷性、寄生性、腐朽性和垂死性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陣營內部隨著美國霸權的膨脹，也存在著搞霸權與反霸權的矛盾斗爭。

　　中國是反霸權的社會主義新興世界大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繼承毛澤東時代獨立自主、反霸不稱霸、始終與發展中國家同命運、共進退的國際政治和外交價值取向，堅定不移地舉起了和平崛起、共同發展的旗幟，堅持與第三世界共命運的社會主義傳統價值觀。這種反霸權的新型社會主義大國的內政和外交，與非洲、亞洲、拉丁美洲各國的新一波發展與覺醒交相呼應，對霸權國家形成了巨大的政治、經濟、外交尤其是道義壓力，提升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激勵著反霸權斗爭持續向前發展。隨著反霸權的世界革命斗爭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快速發展，美國的霸權勢力正在削弱，美國的世界霸權主義終究是要壽終正寢的。

　　第九節  論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展望

　　列寧曾經指出：“判斷歷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歷史活動家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和共產主義運動史上，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相比，毛澤東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確實繼往開來，提供了許多創新的東西。可以說，毛澤東思想是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是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毛澤東政治經濟學既是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揚棄，又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毛澤東對蘇聯政治經濟學范式的評論和對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探索，經受住了歷史和實踐的檢驗，至今仍然具有深遠的理論和現實的指導意義。

　　由于毛澤東是當代最偉大的政治經濟學家，創新發展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從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性，看到社會主義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優越性，為中國堅定地選擇了社會主義，在中國堅持發展生產資料公有制，領導中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事實證明，在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指導下，用社會主義制度改變了中國的一窮二白，建立起一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現代工業體系以及國民經濟體系，不僅使我國國防迅速強大起來，而且使人民生活逐步改善。不論是經濟理論，還是經濟實踐，都以事實證明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遠遠高于其他人，這一切都證明毛澤東是當之無愧的當代最偉大的政治經濟學家。當然，經濟理論和經濟實踐的發展都是沒有止境的，只有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前途遠大。

　　毛澤東在1960年初研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后說：“寫出一本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現在說來，還是一件困難的事情。有英國這樣一個資本主義發展成熟的典型，馬克思才能寫出《資本論》。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至今還不過四十多年，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還不成熟，離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還很遠。現在就要寫出一本成熟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還受到社會實踐的一定限制。”從毛澤東發表這一談話到現在，又是幾十年過去了，也經歷了相當的曲折，經驗教訓更豐富了。我們今天觀察問題和認識問題有了更廣闊的歷史背景和更加豐富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因而應當比前人進行更深入的探索，研究更多的問題，獲得更多的認識。但是，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積累在每一個具體歷史階段上獲得的并經過實踐檢驗的認識，不斷推進，不斷深化，才可能越來越接近于科學真理。“絕對真理包括在相對真理里面。相對真理的積累，就使人們逐步地接近于絕對真理。不能認為相對真理只是相對真理，不包括任何絕對真理的成分，而到了一天人們忽然找到了絕對真理。”

　　未來的探索者畢竟處在更新更高的發展起點上，一定會理解今天的探索者，處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還不成熟階段的政治經濟學家，確實受歷史的局限性，難以寫出成熟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然而他們的經濟學成果畢竟反映了當代社會主義政治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預示了社會主義發展的光輝前景。今天的探索者滿懷激情，寄希望于未來的探索者，希望他們今后能寫出越來越接近科學真理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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