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的國情前提

　　1840年以后，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是近代中國社會最基本的國情。西方資本主義列強通過侵略戰爭，強迫中國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破壞中國的領土主權、領海主權、關稅主權、司法主權等等，并一步一步地控制中國的政治、經濟、外交和軍事等。中國已經喪失了獨立的地位，在相當程度上被殖民地化了。但由于中國人民的抗爭，同時也由于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爭奪中國的矛盾無法協調，使得它們中的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單獨征服中國，也使得它們不可能共同瓜分中國。它們只能與中國的封建勢力、買辦勢力相勾結，共同壓迫、剝削中國人民，鎮壓中國革命。因此，近代中國盡管在實際上已經喪失擁有完整主權的獨立國的地位，但仍然維持著獨立國家和政府的名義，還有一定的主權。因此被稱作半殖民地。

　　同時，外國資本主義列強用武力打開中國的門戶，把中國卷入了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和世界市場之中。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一方面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基礎，破壞了城市的手工業和農民的家庭手工業;另一方面，則促進了中國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給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造成了某些客觀條件。中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從明代萌芽到近代已有所發展，中國已經不是完全的封建社會了。然而，西方列強并不愿意中國成為獨立的資本主義國家。它們對中國的民族工業進行直接的經濟壓迫。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經濟雖然有了某些發展，但是并沒有也不可能成為中國社會經濟的主要形式。在中國農村中，封建的生產關系在社會經濟生活中依然占居著絕對的統治地位。這樣，中國的經濟既不再是完全的封建經濟，也不是完全的資本主義經濟，而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了。

　　1840年鴉片戰爭后，中國淪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中華民族被列強欺凌，先進的中國人開始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首先奮起抗爭的是地主階級的先進知識分子，如林則徐、魏源等，他們疾呼“開眼看世界”，主張向西方學習先進的科學軍事技術，拋棄“天朝上國”的包袱，掀起“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新思潮。后來，地主階級的洋務派把林、魏等的思想付諸實踐，掀起一場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由于洋務運動根本就沒有觸動和否定阻礙中國社會發展的封建制度，因此，它的命運只能是失敗。地主階級救國救民的道路在國際帝國主義的環境下根本就行不通。

　　然后，不屈不撓的中國人開始了新一輪的抗爭。這次領導救國救民斗爭的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如康有為、梁啟超等領導維新變法，主張學習日本，在中國實現君主立憲。由于中國封建頑固勢力異常強大，這種嘗試失敗了;孫中山主張向美國和法國學習，在中國推翻君主專制，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他領導了辛亥革命，達到了初步目標。可是，由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力量弱小及其軟弱性，被反動勢力勾結，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被封建軍閥竊取。由此，地主階級之后，在中國實行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嘗試也失敗了。中國人陷入深深的困惑與無奈之中。

　　后來，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蔡元培、胡適等激進知識分子認識到中國舊思想舊文化是阻礙社會進步的罪魁禍首。于是，他們領導了新文化運動，打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旗幟，把西方的“民主”與“科學”作為挽救中國的最后一根稻草。正當新文化運動轟轟烈烈地進行時，俄國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傳到中國的南方，中國人民頓時受到啟發，終于找到了一條救國救民的道路。于是，中國先進分子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董必武、陳潭秋、何叔衡、吳玉章等開始在中國宣傳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后來與中國國情相結合，形成了毛澤東思想，即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形成了中國特點的共產主義。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從西方學來了組織政黨、搞階級斗爭、奪取政權和發展政權的寶貴經驗。1921年成立了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即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人進一步認清了中國國情。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社會性質，體現在近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的各個領域，兩者是密切結合、互相聯系的統一整體。這種既不是完全的殖民地，也不是完全的封建社會，更不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體現著近代中國的特殊性，即基本國情。

　　近代中國的主要矛盾、主要問題、革命道路、革命風貌以及革命前途等問題，均源于這種基本國情。1923年7月，毛澤東指出：“中國現在的政治問題……是簡單的一個國民革命問題，半殖民地的中國政治，是軍閥外力互相勾結鉗制全體國民的二重壓迫政治，廣大國民只有建立嚴密的聯合戰線，這個革命才可以成功。”1926年初，他在分析中國社會各階級的政治態度時說：“中國是經濟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完全是國際資產階級的附庸，其生存和發展，是附屬于帝國主義的……是極端的反革命派。中國差不多一百年以來，中國是好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國家……保存了一種半獨立的地位。”毛澤東說，要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就是中國革命要從這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實際狀況出發，而不是從書本出發，將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的這種具體實際相結合。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相結合，形成了毛澤東思想。在這一指導思想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終于贏得了民族獨立。由上可知，中國人民選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選擇社會主義，是歷史的必然。

　　毛澤東從中國國情出發，提出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的戰略，首先爭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然后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所謂新民主主義革命不是別的革命，而只能是并且必須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這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要素。革命對象決定革命性質，以上正確認識表明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異同，解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對象、任務、動力和領導等一系列基本問題。20世紀初，中國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劇烈變動，為中國革命由舊民主主義向新民主主義的轉變創造了條件。經濟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政治上，中國工人階級的壯大和工人運動的發展;思想文化上，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所以，五四運動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是因為：   一是新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根本區別是領導階級不同。五四運動之前，中國民主革命的領導者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五四運動之后，中國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組織——中國共產黨一成立就提出了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綱領，成為中國民主革命的領導者。二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發生在“十月革命”之后，屬于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范疇。毛澤東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的“十月革命”改變了世界歷史的方向。一方面，帝國主義加緊了對殖民地的控制;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國家已經建立并積極扶持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在這樣的時代里，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發生的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就不再屬于舊的世界資產階級的范疇，而是屬于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范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革命顯然也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三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五四運動之前，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都是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思想。俄國“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及其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產生的毛澤東思想成為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四是革命的目標和前途問題也是新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區別之一。一般地說，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前途是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制度;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前途是建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并在此基礎上進而實現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特點。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決定了中國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而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但是，五四運動以后的中國革命，已經不是舊式的一般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即新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雖然在性質上與舊民主主義革命一樣，從屬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范圍，但又有著嚴格區別于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新的特點：一是時代條件不同。新民主主義革命發生在十月革命之后，屬于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范疇。二是革命領導權不同。舊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者是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只是追隨資產階級參加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則由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領導。三是革命的指導思想不同。舊民主主義革命以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為指導，而新民主主義革命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四是革命目標與革命前途不同。舊民主主義革命是要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和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新民主主義革命則要在中國建立以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進而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和改造，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保證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

　　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民占全國總人口的80%以上。農民階級包括富農、中農和貧農，三者狀況不同，對于革命的態度也不一樣。富農是農村中的資產階級，占農村人口的5%，他們大多有一部分土地出租，又放高利貸，對于雇農的剝削也很殘酷，帶有半封建性，但富農一般自己也參加勞動。富農一般地在農民群眾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中可能參加一份力量，在反對地主的土地斗爭中也可能保持中立。因此，要把富農和地主階級有所區別，不能過早地采取消滅富農的政策。中農約占農村人口的20%，一般不剝削別人，經濟上能自給自足，政治上沒有權力，受帝國主義、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壓迫，“不但能夠參加反帝國主義革命和土地革命，并且能夠接受社會主義。因此，全部中農都可以成為無產階級的可靠的同盟軍，是重要的革命動力的一部分。中農態度的向背是決定革命勝負的一個因素”。貧農，連同雇農在內，約占農村人口的70%，貧農是沒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廣大的農民群眾，是農村中的半無產階級，是中國革命最廣大的動力，是工人階級天然的、最可靠的同盟軍，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農民這個名稱所包括的內容，主要地是指貧農和中農。”中國武裝斗爭的實質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戰爭”。“中國共產黨的武裝斗爭，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戰爭。”這是因為：一是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是中國革命最廣大的動力，是中國革命隊伍的主力軍。因此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農民是封建勢力的主要壓榨對象和帝國主義的主要掠奪對象，因而他們是中國革命的最廣大動力。二是農民是中國軍隊的來源。不同時期的中國人民的武裝力量——紅軍、八路軍和新四軍、中國人民解放軍，絕大部分是穿著軍裝的農民。三是中國革命進行長期的武裝斗爭，主要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的農民游擊戰爭。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為著革命的最后勝利，要準備、積蓄和鍛煉自己的力量，避免在力量不夠的時候和強大的敵人作決定勝負的戰斗，就必須到落后的農村去創建先進的鞏固的革命根據地，依靠廣大農民，開展游擊戰爭，把農村造成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偉大的革命陣地，借以反對利用城市進攻農村區域的兇惡敵人，借以在長期斗爭中逐步地爭取革命的全部勝利。

　　沒收官僚資本，既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同時又屬于社會主義革命的范疇，具有雙重的革命性質。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進程中，開展的唯一一項具有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雙重性質的事件。一是近代中國的官僚資本是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蔣介石反動政權的經濟基礎，官僚資產階級依附于帝國主義并直接為帝國主義和統治階級服務，是革命的對象。沒收官僚資本，就是反對封建的買辦資本，是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和基本內容之一，因此，具有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二是官僚資本主義畢竟是一種特殊的資本主義，官僚資產階級畢竟是中國資產階級的一個群體，而反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屬于社會主義革命的內容。沒收官僚資本，把這種控制國家經濟命脈的巨大經濟力量集中到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手中，形成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國營經濟，成為對整個國民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具有決定意義的開端。沒收官僚資本，就是反對大資產階級，屬于把資產階級作為革命對象的社會主義革命的范疇，因此，就具有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

　　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指出：“每個共產黨員須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整個革命運動，是包括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在內的全部革命運動;這是兩個性質不同的革命過程。”第一，毛澤東根據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明確指出中國革命必須分兩步走：第一步是改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使中國成為一個獨立的新民主主義國家;第二步使革命向前發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第二，中國革命兩步走的關系：一是區別：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是性質和任務不同的兩個階段，只有完成前一階段的革命任務，才能進行下一階段的革命。二是聯系：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又是緊密銜接的兩個階段：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第三，在中國革命前途問題上黨內有過兩種錯誤傾向：一是陳獨秀“二次革命論”，不承認中國革命的兩個階段應當緊密銜接，而是主張在兩個階段之間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和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的階段。這種觀點只看到兩者之間的區別，而沒看到兩者之間的聯系。二是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主張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畢其功于一役”，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企圖把兩種不同性質的革命階段并作一步走，一舉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這種觀點只看到兩者間的聯系，而沒看到兩者之間的區別。三是這兩種錯誤觀點都違背了中國國情的特殊性和中國革命的客觀發展規律。

　　總之，毛澤東對中國國情的正確認識以及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科學思考是毛澤東思想及其政治經濟學形成的重要前提。

　　第二節  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的哲學前提

　　毛澤東政治經濟學是以毛澤東哲學為基礎的。而毛澤東哲學是中國傳統哲學優秀成果的繼承、創新和發展，并使之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相結合，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碩果。毛澤東哲學作為中華民族傳統唯物辯證思維的繼承、創新和發展，成為無產階級的世界觀、認識論和方法論，就其理論的具體內容和表現形式而言，都帶有鮮明而深刻的中華民族特點，或者說，具有中華文明的顯著特性。

　　一、毛澤東對中外古典哲學優秀成果的繼承和發揚

　　繼承和發揚中國傳統哲學的優秀遺產是毛澤東哲學理論產生和發展的必然理論前提。毛澤東哲學理論最主要的來源，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尤其是中國傳統哲學。他青少年時期就開始埋頭研究思辨哲學，對哲學抱有濃厚的興趣。在湖南一師求學時，受到中國傳統文化影響和恩師楊昌濟的教誨，將哲學理論的探索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他認為，應當從哲學、倫理學入手，去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進而根本上變換全國的思想。毛澤東一生酷愛讀書，無論是花樣年華的青春時代，還是荊棘戎馬的戰爭時期，抑或是惡疾纏身的垂暮之年，總是書不離身，手不釋卷。他的桌上、床上、椅子上、行李箱里，甚至是洗手間里都擺放著書。其中讀得最多的就是中國傳統書籍，如《永樂大典》、《二十四史》、《資治通鑒》、《四庫全書》、《四部備要》、《古今圖書集》、《綱鑒易知錄》等等，從中汲取了豐富的營養，為毛澤東哲學理論的形成奠定了扎實的基礎。此外，毛澤東哲學理論的形成也受到了西方先進的、科學的、民主的革命理論的影響，如新文化運動中的“民主”與“科學”理論的影響;如他以極大的興趣細讀德國哲學家泡爾生的主要代表作《倫理學原理》和英國博物學家赫胥黎的名著《天演論》;英國哲學家、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主要著作《國富論》、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法意論》、《柏拉圖的理想國》等。毛澤東哲學理論的另一重要淵源，便是馬克思主義學說。毛澤東一生讀了大量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等人的著作，如《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哥達綱領批判》、《社會主義史》、《階級斗爭》、《反杜林論》、《路德維西、費爾巴哈和德國古代哲學的終結》、《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哲學筆記》、《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等等。早在1930年，毛澤東就提出了要將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著名論斷。

　　毛澤東曾多次講到，由于中國社會經濟、政治落后，中國的哲學需要向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習。要使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土地上生根、開花、結果，就必須繼承中國傳統哲學中的優秀成果。毛澤東說，“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于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又說，“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待解決的問題。”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就是在中國傳統哲學的基礎上把馬克思主義哲學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環境，使馬克思主義哲學帶有中國的特性，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馬克思主義哲學。

　　毛澤東歷來重視我國的文化遺產，并善于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內容和中國傳統哲學的內容結合起來、與中國民族化的形式結合起來。毛澤東在談到與“實事求是”有著密切聯系的“有的放矢”時，就結合中國宋代唯物主義哲學家葉適曾用過的“弓矢從的”的比喻，其原意是強調立論要象對準靶來放箭一樣，以此來論證其樸素唯物主義認識論。他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就結合這一事例，把“有的放矢”與“實事求是”放在一起談，認為有的放矢的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他說，“‘的’就是中國革命，‘矢’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所以要找這個‘矢’，就是為了要射中國革命和東方革命這個‘的’的。”毛澤東把“有的放矢”提高到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這一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的高度，以此來闡發馬列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這一重要原則。這不僅改造了其原來的含義，深化了其內容，而且還充分體現毛澤東結合中國傳統哲學，使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具有了民族化、群眾化及通俗化的重要特點。毛澤東熟悉中國歷史與文化并有相當精湛的造詣。從而使他能運用自如地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同中國民族形式結合起來，在繼承中國優秀傳統哲學的基礎上，實現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

　　二、繼承和發展中國傳統哲學使之成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

　　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實質上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民族化，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批判地吸收中華五千年文明積淀起來的哲學睿智和精華，實現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自我創新和自我完善，最終形成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

　　(一)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高度概括了“實事求是”理論

　　實事求是是毛澤東哲學理論的精髓，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精髓。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既是繼承和發展中國優秀哲學遺產的結果，也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

　　“實事求是”這一命題并不是毛澤東的創造，而是中國古代哲學家實用理性思維方式的經典表述。史書記載，“實事求是”一語源出于《漢書》。說的是西漢景帝之子劉德喜歡讀書，廣泛搜集古代文化典籍。因此，班固稱他為，“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唐代學者顏師古在注《漢書》時，對“實事求是”的解釋是“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它的原意是說，做學問要以真實的材料為依據，再從中得出真實的結論。這里所說的“實事求是”，是指做學問時的一種求實的治學態度，它與我們黨所倡導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是有本質區別的。毛澤東從中國歷史遺產中發掘了“實事求是”這一理論形式，并給予了馬克思主義的解釋。1941年5月，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進一步闡發和重新解釋了“實事求是”的命題，他指出，“‘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物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經過毛澤東的新解釋，使“實事求是”有了嶄新的涵義，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命題，成為無產階級政黨的一種思想路線、認識路線，體現了唯物論、辯證法、認識論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有機統一。毛澤東在賦予“實事求是”命題唯物辯證思維內容的同時，還指出“左”、“右”傾機會主義的認識根源就是不實事求是，從而為中國革命的勝利開辟了正確道路。1941年冬，毛澤東為延安中央黨校題寫了“實事求是”四個大字，作為校訓，并對黨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作了最簡明、最精辟的概括。經過毛澤東改造和解釋的“實事求是”，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觀的精辟概括，成為黨的思想路線，是毛澤東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豐碩成果。

　　(二)繼承和發展中國傳統唯物辯證思維運用于馬克思主義哲學

　　中國傳統哲學蘊含著豐富的樸素辯證法思維。毛澤東對中國傳統哲學十分熟悉，并靈活自如地對其豐富的唯物辯證思維資料進行吸收和改造，用來說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某些道理和原理，達到古為今用的目的，并使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內涵更豐富。

　　在講到辯證法的兩點論和形而上學的一點論對立時，毛澤東就引用《易經》中的“一陰一陽謂之道”，來解釋事物的兩方面，明確講到，“一點論是自古以來就有的，兩點論也是自古就有的。這就是形而上學跟辯證法。中國古人講‘一陰一陽謂之道’。不能只有陰沒有陽，或者只有陽沒有陰。這是古代的兩點論。毛澤東還對傳統哲學中的“一物兩體”、“有一必有二”等哲學命題進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運用和改造，在其重要著作《矛盾論》中提出了“差異就是矛盾”、“兩點論”、學會用“一分為二”的觀點看問題等重要的辯證法觀點，并用民族語言來表達對立統一規律，將復雜的哲學矛盾觀點及其對立統一規律這一重要的辯證法規律簡明扼要、通俗化、民族化、大眾化。

　　毛澤東改造并吸收《老子》樸素的哲學觀念，運用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矛盾論，并給予了科學而深刻的解釋。他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書中，談到好與壞的辯證統一時說，“在一定條件下，壞的東西可以引出好的結果，好的東西也可以引出壞的結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說過，‘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又說，“矛盾著的對立的雙方相互斗爭的結果無不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在這里，條件是重要的。沒有一定的條件，斗爭著的雙方都不會轉化。”毛澤東繼承和發展《孫子兵法》等中國古代兵家辯證思維，就運用于馬克思主義哲學，撰寫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等軍事著作。在《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中，他就指出，“孫子說的‘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就是指的使敵疲勞沮喪，以求減殺其優勢。”此外，毛澤東還將《孫子》中合乎辯證法的論述，如“知已知彼，百戰不殆”、“以逸待勞”等運用于戰爭中的戰略戰術。

　　毛澤東辯證地改造和吸收中國優秀辯證法思維，運用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不僅使馬克思主義哲學內涵更豐富更深刻，同時也使毛澤東哲學理論具有鮮明的中華民族文化特征。

　　(三)科學總結中國傳統哲學中的知行觀以豐富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

　　知行觀一直是中國傳統哲學的一對重要范疇，也是中國傳統哲學中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爭論的實質在于知先行后還是行先知后的問題，也就是認識的來源問題。從總體上看，在知行關系問題上，我國歷代哲學家們曾提出過許多有價值的理論。如，宋元明清時期的思想家，朱熹提出“論先后，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的“知先行重”論，王陽明所提倡的“知行合一”觀，明末清初王夫之主張的“行先知后”，“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行聽乎知”觀。近代孫中山的“知難行易”說和“行先知后論”。但是，由于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他們都不可能在實踐的基礎上作出辯證而正確的回答和解釋。

　　毛澤東以科學的社會實踐觀和辯證法考察知行問題，第一次科學地解決了知行關系的問題。毛澤東說，“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改造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同時，他特別強調“人類的生產活動是最基本的實踐活動，是決定其他一切活動的東西”，這就從根本上批判了唯心主義和舊唯物主義對實踐的種種片面而錯誤的認識，把知行問題從抽象的純思維活動和個人的道德踐履的狹隘圈子里解放了出來。《實踐論》于1951年公開發表時，毛澤東特意加上副標題“認識和實踐的關系——知行的關系”，這表明毛澤東寫此文的目的之一，是科學解決中國傳統哲學中關于知和行的辯證關系問題。

　　毛澤東提出的“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這一認識運動的總公式，以及“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知和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的結論，是對我國傳統哲學中關于知行問題的討論所作的科學的總結和概括，是我國幾千年來知行學說發展的最高成就，從而也豐富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

　　(四)批判繼承和發展中國傳統倫理理論以豐富馬克思主義哲學

　　中國傳統倫理學非常強調道德的作用、道德的實踐、道德行為的自覺性原則，學習“哲學”就是以探求“天人合一”為中心，和道德修養緊密相聯?！洞髮W》所提出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個條目中，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認為只有道德修養好，才能完成治國平天下的社會歷史使命。這些思想對毛澤東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毛澤東批判地吸收并發展了中國傳統哲學的理論。他強調道德在推動歷史發展、革命發展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時，竭力倡導在個人修養中要做到“毫不利已，專門利人”，完善“為人民而死”的共產主義道德，號召人們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故他強調道德的改造必須通過與工農相結合，通過革命實踐和現實生活的刻苦磨練才能實現。在此，毛澤東把中國傳統道德觀與馬克思主義關于道德修養的觀點結合起來，指明道德的作用及其發展方向，從而也豐富了馬克思主義哲學。

　　(五)批判地繼承和發展中國傳統唯物史觀以豐富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

　　追求理想社會是研究社會歷史的終極目標。中國古代的“大同”理想社會追求，有著深遠的歷史傳統。如《禮記》，是一部中國古代重要的典章制度書籍，是由西漢儒家學者戴圣對秦漢以前各種禮儀論著加以輯錄、編纂而成，共49篇。《禮記》的第九篇《禮運》，大約是戰國末年或秦漢之際儒家學者托名孔子答問的著作。首先描繪出了“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社會的藍圖，對歷代思想家、政治家和改革家都有深刻的影響。這一理想社會的總原則是“天下為公”，即以公有制為基礎。從古至今，中國人民對于天下為公，自由、平等、公正、公平的大同理想社會的追求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歷代農民起義，包括近代洪秀全的“太平天國”，以及康有為的《大同書》，孫中山的以“天下為公”的民主革命，這些都表明，中國的志士仁人始終為實現大同理想而奮斗。

　　中國傳統歷史觀中的“大同”社會理想對毛澤東影響很大，青年時代的毛澤東衷心向往“世界大同”、“太平大同”。在接受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后，毛澤東仍然講“世界的大同”，但他批判地繼承和發展中國古代的“大同”理想，把中國古代的“大同”理想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相結合，并使大同的社會理想科學化，把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賦予中國特點。毛澤東所提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理論，實質上就是開辟了一條通往共產主義大同理想的現實道路。

　　在社會歷史觀問題上，毛澤東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古代民貴君輕的重民、民本理論以及仁者愛人的人權理論，把“人定勝天”的理論運用于社會歷史領域，強調人民群眾自覺能動的重要性。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毛澤東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毛澤東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深刻系統地闡述了關于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原理，形成了黨在一切工作中的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運用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和階級斗爭的觀點，分析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狀況，從分析階級關系的變化和人民群眾的歷史作用出發，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理論和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學說，特別是關于正確認識和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學說，對歷史唯物主義作出了重大貢獻。

　　由于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而其來源于西方古典哲學與中華文化和中國哲學，既有一定的淵源(十八世紀法國資產階級啟蒙運動的泰斗伏爾泰之見)，又有一定的差別，這必然會影響它在中國的傳播以及與中國實際的相結合。因此，要實現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必然要強調中國傳統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融合，使馬克思主義哲學具有中華民族的形式，具有為中國人民所喜聞樂見的中國特點、中國風格、中國傳統和中國氣派。毛澤東最善于批判地吸取和發展中國傳統哲學的精華，使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在中國的傳播具有了鮮明的中國特性，從而推進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發展。

　　第三節  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的國學前提

　　毛澤東從青少年時代起，一生反復閱讀了大量的中國歷史文化典籍，并寫了大量的讀書研究筆記。毛澤東精通中國傳統的政治經濟學，即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深受其重要影響。毛澤東批判地繼承和發展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由此創立了具有中國特點、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的毛澤東政治經濟學，并且是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的，成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一、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內涵與特點

　　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是指在中國歷史上長期處于主導地位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在中國政治經濟學理論發展史上具有巨大影響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中華民族幾千年來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包括奴隸社會，主要是封建社會的歷史，也是形成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的主要歷史時期。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從基本內容上來看，主要包括以老子為代表的自然經濟學、以孔子和孟子為代表的產品經濟學和以管仲為代表的商品經濟學，或曰市場經濟學(詳見李志榮主編、李堋、蕭紹良和司俊編著的《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輯要》)。老子從樸素的唯物哲學觀念出發，強調認識和利用自然力、遵循自然規律，主張發展“小國寡民”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孔子和孟子從唯心的天命論出發，強調靠天吃飯，主張發展不經市場交換直接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老子和孔孟的哲學思維雖然不同，但都以土地和農業為本，殊途同歸，主張發展的實際上就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基礎，形成的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主要理論，成為主導中國2000多年之久的正統封建政治經濟學理論。其特點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始終把自給自足的自然產品經濟看成是最理想的經濟生活模式。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觀點產生和形成于春秋戰國時期。盡管在新興地主階級內部百家爭鳴，當時存在著各種不同的學派，但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把自給自足的自然產品經濟作為他們理想社會的經濟基礎。儒家理論后來發展為封建正統理論的主體。儒家創始人之一的盂軻曾這樣描繪儒家的社會經濟主張：“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饑矣。”(《孟子·盡心上》)這是一個典型的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的封建小農經濟的圖畫。西漢后期召開的鹽鐵會議上，以封建正統理論標榜的文學賢良則認為社會經濟生活的模式應該是“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農民不離畦畝，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斬伐而足乎陶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百姓各得其便，而上無事焉”。(《鹽鐵論·水旱》)這里雖然有了社會分工，既手工業者，也有商人，但僅限于百乘之家，千室之邑的范圍內，而絕不同外界進行商品交換：“一遠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鹽鐵論·通有》)，“道路罕行，市朝生草”。(《鹽鐵論·力耕》)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仍然是其基本主張。東晉時期的陶淵明甚至把世外桃源看成是最理想的社會：“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耕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發垂髻，并怡然自樂.”(陶淵明：《桃花源記》)。歷代封建統治階級所稱道的太平盛世，無非是“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史記·平準書》)以及“頻致豐稔，米斗四五錢，馬牛布野”(《通典·食貨七》)。這種農業自然產品經濟的繁榮景象。直至到了近代的許多思想家，包括一些進步思想家，也仍然主張這種自給自足的自然產品經濟狀態。如龔自珍的“農宗”理論，就主張一宗百畝之田，其中十畝之地為住宅，十畝之田出租稅，十畝之田養佃戶，十畝之田種經濟作物，三十畝自家人口食用，余三十畝所產用來交換手工業品。要求人們“皆不得以澹泉貨，百家之城，有貨百兩;十家之市，有泉十繩，裁取流通而已，則衣食之權重。則泉貨之權不重。”(《農宗》)雖然不主張徹底取消貨幣，但仍然主張“衣食之權重”的農村自然產品經濟。甚至革命農民，并且是近代革命農民，也把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看成自己的理想國。太平天國的《天朝田畝制度》就主張：“凡天下，樹墻下以桑，凡婦蠶績縫衣裳。凡天下，每家五家雞，二母彘。無失其時。”“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長及伍卒為之，農隙治事。”完全是一幅古老的自然產品經濟圖景。

　　第二，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自然產品經濟理論進而堅持重農抑末原則。按照產業產生的先后順序，農先工商后考慮經濟，工商后者就是末者，后來者后配置。重農抑末，即注重農業，而限制工商業，一直是中國古典政治統經濟學主流理論的基本內容。康有為曾經指明中國封建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的這一特點。他說：“吾國古者首去漁獵，則以農立國，是故分田制祿之經，重農貴粟之論，布滿經史。”(《請勵工藝獎創新折》)這里說的確是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說史上的實際情況。早在戰國時代，封建制度產生之時起，地主階級理論家就提出了這樣一種觀點，即農業是富國富民的本業，而工商業則是末業。要富國強兵必須重本抑末。國家必須在政治上、經濟上、財政上大力推行重農政策，而限制工商業的不良發展傾向。比如，商鞅變法就規定：百姓“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史記·商君列傳》)“不農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商君書·外內》)通過這種辦法，使“民不得無去其商賈技巧而事地利”(同上)。西漢時期，國家規定“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商人子弟，“不得仕宦為吏”(《史記·平準書》)，在政治上壓抑商人的地位。西晉王朝規定：“儈賣者，皆當著巾，白帖額，題所儈賣者及姓名。一足著白履，一足著黑履。”(《太平御覽》卷八二八)，對商人公然進行人身侮辱。直到近代，仍稱“奸商”，這種仇視商品貨幣經濟，賤視工商業者的傳統觀念，仍然具有巨大的影響。直到19世紀70～80年代，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突破禁錮已有相當發展的條件下，地主階級頑固派還在鼓吹只有“重農抑商”、“務本知儉”才能使中國富強的觀點，反對資產階級理論家提出的“振工商以求富”的主張，仍然認為“自來天下之大計，未有舍本而可以圖富者。”(曾廉：《紡磚樓記》)。在中國歷史上，即使那些高度重視工商業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如管仲也都難以完全擺脫傳統的農本工商末觀點的影響。重農抑末理論和政策在中國封建社會統治了2000多年之久，是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主流理論的一條基本原則。

　　傳統的封建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維護自然產品經濟的特點是不奇怪的，形成這一特點的主要原因是：一是，農業是以封建土地制度為基礎的，農業是解決衣食之題的最主要的經濟部門，封建農業本來就是自給自足的依靠自然的產品經濟。所以，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主流理論的自然產品經濟觀點實際上是封建土地制度的基礎性在經濟學上的反映。二是，商品貨幣經濟，也稱市場經濟，其逐利機制不僅對自然產品經濟具有瓦解作用，而且對封建社會具有腐化作用，為了維護封建統治和封建剝削賴以存在的土地經濟基礎，地主階級理論家自然要竭力贊美、維護農業自然產品經濟，而在一定程度上敵視、打擊商品貨幣經濟。特別是市場逐利機制的盛行，很容易產生大商人，富可抵國，與政府分庭抗禮，不顧國家法令，違法犯罪，腐化社會，破壞秩序，引起社會動蕩不安，威脅地主階級統治。也就是說，地主階級的階級利益決定了封建政治經濟學必然維護自然產品經濟，而相對敵視商品貨幣經濟。地主階級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早已認識到市場逐利機制的弊端，主張實行針對性的抑制政策是對的，但往往矯枉過正，抑制過度，打擊、限制了商品經濟或曰市場經濟的正常發展，不利于國家的繁榮富強。

　　二、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國家本位主義立場及其整體觀

　　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對各種經濟問題的看法，總是以國家為本位，從國家的角度，從國家的立場，從國家的整體利益出發。有的學者在比較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時，稱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為國家經濟學的觀點，就反映了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這一特點。中國歷代經濟學家的經濟理論中心點都密切聯系到如何治理國家的問題，總是從國家的整體利益出發，如認為：“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國》)以個體為本位，從個人和個體經濟單位的角度談論經濟問題的，不是沒有，但為數不多。古希臘色諾芬的《經濟論》專門論述私人奴隸主怎樣管理好自己的家庭經濟，而同時期中國的商鞅、盂軻以及其他許多思想家的經濟理論著作，研究的則都是如何富國富民和富國強兵問題。

　　由于觀察問題主要持國家本位主義立場，從整體利益看問題，因而形成了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如下兩個重要特征：

　　第一，在政治與經濟的關系問題上，總是強調政治的首要地位。

　　國家政權是政治中最本質的東西。從國家立場上整體觀察問題，自然也就是從政治上觀察問題，它要求處理一切經濟問題，都要從地主階級的政治利益出發，認為政治利益是全局性、戰略性、根本性的利益，政治上的安危比經濟上的貧富具有更重要的意義，認為“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論語·季氏》)古典政經濟學理論的這一特點，集中表現在貴義賤利理論在中國古典政經經濟學說史上長期處于主導地位。中國古代所謂義，不僅是個事關思想道德的范疇，它實質上也是一個表示封建政治原則和行政原則的范疇。利，則主要指物質的經濟利益。中國古典政經經濟學說史上長期存在的義利之辯，實質是封建政治、行政、思想、道德原則和物質經濟利益的關系問題，簡而言之，也可以說是政治和經濟的關系問題。在這個基本問題上，地主階級的傳統經濟學一直堅持貴義賤利原則，即要求把義放在首位，謀利、求利必須符合義的原則，服從地主階級的政治利益和道德原則，要求統治者“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所以，“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四書·大學》)必須“見利思義”，當義和利發生矛盾時，不能見利忘義，而必須毫不猶豫地舍利取義。由于這種傳統觀念的束縛，封建士大夫都以國家利益為重、安貧樂道為榮，而以置身經濟事務、爭奪經濟私利為恥。“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四書·大學》)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封建的義，是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所在，貴義賤利原則，實質是維護地主階級根本利益的原則，它只關心地主階級的既得利益，至于社會經濟、社會生產、勞動人民的利益是否能得到發展。則是次要問題。正是這種貴義賤利理論，造成了封建社會里知識分子忽視生產、輕視勞動、鄙薄經濟事務的不良風氣。

　　第二、國民經濟宏觀管理的理論，成為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內容。

　　由于觀察問題的國家本位立場，所以歷代理論家總是從國家角度，從封建經濟的全局出發，來談論經濟問題。他們談論最多的，主要是義利關系即政治和經濟的關系問題、農工商關系即國民經濟各部門關系問題，以及土地問題、國家財政稅收問題等，至于個人、家庭、個體生產單位在微觀上如何處理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方面的問題，則很少有人論及。所以，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可以說是宏觀經濟學，而不是微觀經濟學，它主要是關于封建經濟全局或國民經濟總體的理論，這是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國家本位主義立場及其整體觀的必然結果。

　　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國家本位主義立場及其整體觀產生的原因，首先與中國封建中央集權制的統治有關。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為了鎮壓農民的反抗，地主階級建立了強大的國家機器。“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后，就建立了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這和西歐封建制度很不相同，西歐國家是封建領主制，一塊土地經濟上的所有者，同時也是政治上的統治者。中國則不然。封建地主對農民可以進行經濟上的榨取，而政治上的統治，則主要是通過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來實行。在地主和農民的關系中，封建國家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不通過封建國家，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之間的經濟關系就不允許有大的變動，任何一個關系封建經濟全局的問題都不可能得到解決。中國封建專制國家在封建政治和經濟生活中這種決定性的作用表現得十分突出，十分明顯。歷代地主階級理論家都十分清楚這一點。這就是為什么封建理論家考慮經濟問題往往從國家立場出發的重要原因。

　　中國封建知識分子的生活道路，與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國家本位主義立場這一特點也有密切的關系。由于封建國家在社會政治經濟生活中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所以，封建時代的知識分子要干一番事業。要改造社會，實現自己的抱負，必須做官，然后才有可能。中國封建知識分子走的是一條學而優則仕的道路。追求的目標是讀書做官。“先天下之憂而優，后天下之樂而樂”，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美德。他們平時學習、研究的是治國平天下之道，無論游說諸侯王公也好，參加科舉考試也好，向皇帝或朝廷上奏折也好，靠的也是治國平天下之道，做官執政以后.用的也是治國平天下之道。所以，封建知識分子一生學的、說的、做的都是天下國家的大事，否則他們就沒有出路。所以，他們不談政治經濟問題則已，一旦談政治經濟問題就必然從國家立場出發，政治問題如此，經濟問題也如此，這可以說是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觀察問題的國家本位主義立場和整體觀特點形成的主要社會原因。

　　三、中國傳古典政治濟學理論的停滯與僵化、矛盾與斗爭

　　中國封建古典政治經濟學停滯僵化的特點，首先是指封建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自從創立而成為統治理論以后，它的基本觀點在2000多年間幾乎沒有什么變化。2000年前的封建理論家提出的基本觀點，甚至在2000年后的地主階級理論家說的幾乎完全一樣，論點論據都很少區別。例如，關于政治與經濟的關系的貴義賤利原則、關于農工商關系的重本抑末理論、關于消費的崇儉黜奢原則、關于經濟安全的儲備防荒原則等等，2000多年間一直為封建正統政治經濟學理論家們所反復講。封建正統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史，可以說是封建正統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基本原則不斷老調重彈的歷史，上千年，甚至兩千多年間，很少有什么突破性創新。

　　古典政治經濟學停滯僵化的又一個表現，是它的基本原則、基本觀點的宗教化、教條化。封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則，主要出于封建“圣賢”之口，如老子、管子、孔子、孟子、墨子等之口，由于封建統治階級的推崇，褒獎，使它們逐漸成為人們判斷是非的標準，成為人們必須遵從的絕對真理，取得了一種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人們談論經濟問題、國家制定的經濟政策，都必須遵循它的基本原則，否則就是離經叛道、非圣誣法。久而久之，古典政治經濟學原則就變成了宗教教條，成為古典政治經濟學家觀察、認識一切經濟問題的出發點。這些教條不容人們懷疑，人們分析一切經濟問題必須無條件地以它們為指導，為依據?？v觀中國封建社會里古典政治經濟學說發展史，從其主導方面來說，實際上是封建正統經濟學理論教條長期統治和專制的歷史。

　　封建傳統的古典政治經濟學這種保守化、教條化的特點形成的原因，從客觀上講，是由封建經濟基礎的狀況決定的。中國封建社會小農經濟的生產力發展一直停滯不前，極為緩慢，封建生產方式，封建經濟基礎兩千多年間幾乎沒有變化。經濟基礎的停滯、僵化，決定了上層建筑，特別是作為經濟基礎的直接反映的封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停滯和僵化。在一個千百年間幾乎沒有多大變化的經濟生活環境里，很難設想人們的經濟思想、經濟理論學說會有什么巨大的變更、創新和飛躍。

　　從主觀上講，維護僵化、停滯的封建經濟基礎，以及作為這種經濟基礎的反映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原則，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所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論述資產階級社會的特征時曾指出：“資產階級除非使生產工具，從而使生產關系，從而使全部社會關系不斷地革命化。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動地保持舊的生產方式，卻是過去的一切工業階級生存的首要條件。”封建經濟關系的任何帶有根本性質的變動，都會危及封建剝削階級的既得利益。所以封建統治階級總是要利用傳統的理論觀念，來維護傳統的生產方式，借以維護自己的利益。對于一切不利于保護封建經濟基礎，和封建正統經濟學原則不同的異端經濟理論，他們總是極力予以壓制、排斥和打擊。而對那些有利于地主階級利益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原則，他們則要作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條一代又一代地盡力鼓吹和宣傳。這是造成封建古典政治經濟學原則保守化、教條化傾向的重要主觀原因。

　　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自然產品經濟學理論，是中國古代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發展史上占統治地位的經濟學主流理論，但不是唯一的經濟學理論，還有商品經濟學理論，或曰市場經濟學理論。商品經濟由于逐利機制的驅動，具有旺盛而強勁的發展活力。富國富民、強國強軍還得依靠發展商品經濟。封建統治階級是懂得這一點的。所以，每次農民起義，以致改朝換代，新上臺的地主階級統治者為了富國富民、強國強軍，便采取“內用黃老，外示儒術”的策略，采用法家商品經濟學理論建議，放手發展商品經濟，以致迎來國民經濟大發展的“盛世”。過不了多久又恢復到自然產品經濟狀態。歷次“封建盛世”都是這樣。雖然中國長期的封建時代經濟發展和社會變化非常緩慢，但畢竟還是在發展著，變化著。這是因為自然產品經濟和商品經濟，及其自然產品經濟學理論和商品經濟學理論主導地位短暫交替的結果。特別是到了封建社會后期，這種發展和變化還是相當迅速的。這種變化反映到經濟學上來，就是在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史的各個階段上，都有與傳統理論相對立的反傳統的理論。這些反傳統理論雖然在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發展史上不是持久占居主導地位，但它幾度起到短暫的主導作用，反映了各個歷史時代的新變化，有許多新鮮的、進步的、有生氣的東西。一部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發展史，不僅是封建正統經濟學理論形成、統治和衰落的歷史。同時也是反正統經濟學理論、進步理論同封建正統理論、保守理論不斷斗爭的歷史。研究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特點及其內在傳統主流經濟理論與反傳統非主流經濟理論之間的矛盾斗爭，對于我們認識封建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本質，揭示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發展規律，對于肅清封建古典政治經濟學主流理論的保守和僵化影響，理解毛澤東政治經濟學批判繼承和發展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使之成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都具有重大的意義。

　　四、毛澤東對中國傳統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繼承和發展

　　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在世界各國封建地主統治階級領域里無疑是最先進的理論，它主導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漫長，成就也無比輝煌。毛澤東批判地學習、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拋開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封建地主統治階級的階級性，留下來的就是宏觀經濟學的一般原理，其先進性是任何社會或國家發展經濟時可以借鑒的。例如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國家主義立場和整體觀，拋開它的封建地主統治階級的階級性，就是一般原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從國民經濟宏觀管理出發，批判地繼承和發展其一般原理，堅持國家主義立場和整體觀，是主導社會主義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

　　在社會主義社會里觀察經濟問題，必須堅持國家本位主義立場，從整體利益看問題。首先，在政治與經濟的關系問題上，要堅持政治掛帥。從國家立場上整體觀察問題，自然而然地就是從政治上觀察問題，它要求處理一切經濟問題，都要從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政治利益出發，政治利益是全局性、長遠性、戰略性、根本性的利益，社會主義國家的長治久安，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在政治上的安危比經濟上的貧富狀況具有更加重要而深遠的意義。

　　其次，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關于國民經濟宏觀管理的一般原理也適用于社會主義經濟管理。社會主義經濟更需要從國家角度，從國民經濟的全局出發，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來研究經濟問題，以利更好地處理義利關系即政治和經濟的關系問題、國民經濟各部門關系問題、整個社會的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方面的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問題，以及國家財政稅收、國防建設和文化軟實力等問題，調動各方面、各部門和廣大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和創造精神，做到可持續發展，公平合理，共同富裕。

　　第三，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自然、均衡、計劃、儲備、損補和發展等項基本原則，其一般原理同樣適用于社會主義經濟管理。自然原則，就是遵循客觀自然規律，重視自然資源利用的開發與養蓄相結合，重視自然環境的保護和優化等。均衡原則，就是組織社會生產、處理各種經濟關系，遵循平衡協調的客觀規律，力求達到均衡狀態，實現經濟效果的最佳，經濟利益的公平與長久。儲備原則，就是以豐補歉，用物資儲備的辦法碾平經濟波動，防止政治經濟危機的發生。計劃原則，就是遵循社會生產和經濟發展的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就是“一天之計在于晨，一年之計在于春”，凡事要有近期與長遠相結合的打算，周密安排好社會生產計劃和社會經濟發展規劃，講求最大生產效率和最佳經濟效果。損補原則，就是“天之道，其猶張弓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余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的生態倫理原則(《老子》第77章)，就是“法自然”，堅持可持續發展之路，實現生態環境平衡和社會經濟公平的必然選擇。發展原則，就是遵循自然和經濟的客觀規律，逐步發展社會生產和國民經濟，防止停滯與僵化，只有這樣，才能不斷提高人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社會發展的文明程度。

　　第四，私有制經濟基礎改造為公有制經濟基礎勢在必然。土地和生產資料私有制是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如土地，歷史上最早出現的形式是奴隸主土地私有制，隨著社會改革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又先后形成了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和資本家土地私有制。這三種土地私有制的共同特點是農業勞動者和土地占有者相分離，勞動者無地，有地者不勞動。土地所有者與勞動者始終處于對立的地位，兩者之間是剝削與被剝削、壓迫與被壓迫的關系。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地主剝削和壓迫農民的基礎。土地是封建社會主要的生產資料，地主階級掌握了絕大部分的土地，農民沒有或者只有少量的土地，農民為了生存，被迫租種地主的土地，把大部分的勞動成果作為地租交給地主，忍受地主的殘酷剝削和壓迫。

　　土地私有制也是封建國家等級統治的基礎。地主官僚和貴族憑借封建特權，通過各種手段兼并農民土地，造成社會兩極分化。封建國家財政收入主要靠向農民土地征稅，官僚地主和貴族不納或少納稅，農民的土地被兼并而減少，收入也少了，封建國家的稅收自然就減少了，勢必加重農民的稅收負擔。所以，土地兼并的實質是大地主與封建國家爭奪財源，結果使社會矛盾激化，導致農民起義，也使國家財政收入減少，還影響國家安全。歷朝政府都曾采取抑制兼并的措施，目的是維護小農經濟，防止社會矛盾激化，以維護封建統治;另外達到增加政府收入，增強國家力量。所以土地制度往往和賦稅制度相結合，政府往往把土地作為收稅的重要依據。但是，封建土地私有制有兩個特點：一是土地由地主私人所有(區別于西歐封建領主土地所有制)，二是土地可以自由買賣或轉讓。因為這兩個特點，導致土地兼并現象貫穿中國封建社會始終，成為中國封建社會不可根治的弊病，封建政府的各種措施都不能真正抑制兼并，政治經濟危機不可避免，激烈的階級斗爭和農民起義總是周期性地發生。周期性地改朝換代，農民階級的損失和犧牲是無法估量的。

　　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國家本位主義立場和整體觀形成的一系列原理和原則，如果能夠始終如一、全面正確地得以貫徹，不至于發生周期性政治經濟危機。然而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基礎是私有制，而私有制是社會禍根，萬惡之源。私有制的逐利機制總是讓占總人口極小比例的一部分人瘋狂，即地主官僚和貴族利用特權，不顧一切地去剝削、去掠奪、去壓迫廣大的勞動人民，悲劇的發生也就不可避免。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毛澤東，是精通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深諳中國歷史發展客觀規律的，批判地繼承和發展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創立毛澤東政治經濟學，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從放手發展多種成份的國民經濟，逐步消滅私有制，實行社會主義就是必然的正確選擇。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