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紅學與中國經濟學

——“《資本論》學”對改造紅學的啟示

 

【作者按】《資本論》為什么能作為中國經濟學之指導，在于“范疇‖系統”原理。蓋循環范疇、周轉范疇描繪的是系統運動的生成，總資本刻畫矛盾的形成和發展；此為“歷史資本”（不變資本、可變資本）構造之生。蓋系統的階級斗爭范疇皆為總資本因循“矛盾運動”所轉化和投射。此亦“紅樓原理”也。《紅樓夢》和《資本論》同樣為理論歷史性原理著作。其刻畫社會有機體的方式都和階級斗爭關系有關。文章為何事，千古寸心知；文章史千秋，鐵肩擔道義。所謂邏輯：你證我證，無可云證，是立足境。所謂歷史：無我原非你，從他不解伊，肆行無礙憑來去。紅樓范疇系人，系人本位、身份本位，系國家本位、系統本位。知難，行亦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借助《資本論》解決知難問題之巨大勇氣進一步推進“從知難到行難”，以期早日實現“第二重身份過渡”歷史任務。——本部分編自“《紅樓夢》與《資本論》：歷史過程定制范疇的機理剖解”第七節，原名：從知難到行難——“《資本論》學”對改造紅學的啟示（該文載《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0年第6期P5-31）。

與常識相反，所謂“《資本論》學”并非狹義《資本論》之研究，乃指示“廣義《資本論》”研究規定。其有兩重學說意蘊：一重作為通史意義的理論，這又必須涉及中國固有路線——學科方法論與理論史觀——之工作感召;一重作為斷代史的典型研究，其可以作為和中華道路典型態“身份社會”之工作對照。但在論及中西差異時，很多人只是輕描淡寫地歸結于思維方式分殊，并以此為依據進行紙上談兵式的思維概念的字面意義的比照，而未能從中抓住歷史道路的迥異，相應產生對階級關系及意識形態的處理方式的深刻性不同的認知;比如在研究對象邏輯結構的處置上，均未能抓住“加定語”的核心議題。然而對《資本論》而言，定語說到底是財產關系上的限制詞，作為“階級的”意義，它和西方經濟學教科書的“物象的”限制詞剛好對立。同理，《紅樓夢》作為理論性歷史科學，其定語說到底就是“身份關系”的階級性限制詞，它和《資本論》共有著相同對象形成原理。然則統一的經濟學對象只能規定為生產關系，它是二重的范疇規定，或者說具有內涵意義上的兩面性：階級關系和意識形態的屬性。說得更清楚些，階級關系是生產關系陰性一面，意識形態(宗法和宗教意識)則是生產關系陽性一面。從而，任何生產關系范疇都可直接看成階級范疇和意識形態范疇二重性意義的結合統一。

【注：生產關系(范疇)二重性是制訂拜物教理論的依據。但也不能由此將之與生產過程本身或生產方式的二重性相混淆，要之，生產關系(范疇)二重性由“生產一般”(對象思維學的規定)而來，是在“生產關系特殊”這個層次上繼續尋求“范疇的二重屬性”(歷史客觀性和社會主觀性)，以深化對“特殊對象性”的認知。既是“歷史”，亦是“認識”，從而，生產關系是“母”“子”兩面，圍繞認識本身的階級斗爭成為拱衛階級關系的另一面景象。】

正因馬克思發現這一點，乃堅決地將政治經濟學工作命名為“政治經濟學批判”;學科支持方法是“通史和斷代史的統一”，或毋寧說，馬克思正是“通史意義的西方學者”。這樣《資本論》所致力打造的不僅是“資本財產論”，自然也是“財產關系通論”。由此必涉及對身份與財產結合狀態的史考，實際上，《資本論》(知難規定——曰對象模型法)正是將自身置于《共產黨宣言》(行難規定——或曰對象之法)工作語境中的，其演繹范疇的目的性在于剖解以財產運動為主動極的社會系統結構特征——“財產與身份結合不自由之狀況”。

《資本論》立足“知易”(從體用合一看即“行難”)致力于解決“知難”問題，蓋因對象思維學工作傳統使然，蓋因方法論的資產階級特殊仿真問題使然。所謂知易，即對象之法(真意法)——歷史軸的工作規定。

【注：陰陽生兩儀，是對象思維學的規定，故言“知易”而“行難”，指向了知識生產體制上的“第一性”--對象與思維形式合一。】

全部的出發點是對象的方法論，就是由于這個出發點，資產階級經濟學教科書必須仿真以理性假設，欲用仿真術掩蓋真正的對象規定，但無論理性人、經濟人或資源配置，都只是資本家意識形式的偽裝罷了，卻要被說成是全體人及其行為特征。對象之法(真意)——對象模型之法(真言);假設之法(假意)——實證模型之法(假言)。后者(仿字訣——半真半假的規定性)很顯然是對前者(道字訣——歷史的規定性)的工作仿真，而這不過就是“唯物主義+辯證法”和“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總路線斗爭在經濟學教科書中的全部體現。亦即：

(1)面對“事形式”，資產階級教科書必須仿真以“物形式”;

(2)面對運動(法)——如過程研究的資本總公式，資產階級教科書仿真以邊際(法);

(3)面對構造(法)——商品價值構成，資產階級教科書仿真以均衡(法);

(4)面對系統-結構分析——如兩部類結構的社會再生產系統分析，資產階級教科書則仿真以成本-收益分析。

可見，資產階級御用文人正是先弄通《資本論》，之后利用工作仿真術，以假意“反”對真意，以假言“正”對假意，——如此嚴格的對對子，所突出者經濟學文科本位也。

以歷史過程而論，也有類似的工作對聯。原始共同體是身份與財產直接同一的巨型體(乃是“行難”規定之出發點)，接續的行程：“奴隸-資本制生產方式”漸漸轉向知難，從最初身份(財產)分化形態中歷史崛起的“封建-官僚制生產方式”行程則是行難的歷史演化路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合二者統一之，亦知難亦行難，然就世界和民族工作關系而論，成長方向總體是“知難→行難”。簡要回顧歷史：起源于奴隸制的行程總體由“歷史下降系列”(自然科學初興：對象→研究對象→知識)轉為“歷史上升系列”(自然科學全面崛起：對象→思維→知識);與“奴隸/雇傭制”相對的行程則由“歷史上升系列”(中國古代社會：對象→研究對象→理論和知識體系，本身以“客觀知識”為前提和發展條件)逐漸轉為“歷史下降系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興起：對象→研究對象→知識)。

【注：許光偉.中國經濟學行動議程與方法論命題——中華思維學的進展及其創造性轉化[J].武漢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2）：207-216.】

可見，《資本論》由不同層面和角度說生產關系，以意馭言，樞紐是“求象”;須知勞動二重性即“陰陽太極圖”，即有關于研究對象規定之總攬：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說明抽象勞動代表的財產關系也只有在全面徹底的市場交換形式上才完全顯現。

　　兩條歷史路線相互干預，彼此以對方的發展為路徑中介，是為經濟形態社會演化路線的總示意。真正的“知難”由財產關系意識“歷史上升”而形成(即身份藉由“財產”實現的規定)。蓋因在類型學上，直接的宗法(其意味著“間接的宗教”)僅僅指示身份系統的執行意識形態，而直接的宗教(其意味著“間接的宗法”)則指示意識形態的社會執行性——財產系統執行意識形態社會功能。“知難”便意味著“知識階級斗爭的發生”。換言之，在中國古代社會的行程中(無論古代社會的上半場抑或下半場)，之所以總體上顯示“知易行難”認知格局，在于意識形態功能的自我執行——意識形態直接依附于身份系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面臨“偉大的斗爭”，則在于根植“行難”，又直接地面對了現實世界資本拜物教的“知難”。知難的歷史困境是如何實現“財產過渡”，行難的困境則是兩重的歷史境遇：第一重是“官本位”的解除(拜物教本身屬于一種特殊的身份規定而藉由“土”“田”“金”等財物載體實現和封建宗法在官僚體系內的結合)，第二重則是依據共產主義文明規劃進行“身份過渡”(參看圖5的示意);并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歷史任務必須連貫起來和內在結合，從而“第二重”任務乃是內含了財產過渡的歷史規定。

圖5 人類社會經濟形態通史·演化路徑示意 

歷史提升之路沿著“物本位的生產關系→人本位的生產關系→以物為本的生產力→以人為本的生產力”路線前進。為有效制止拜物教的“知難”，馬克思根據政治經濟學批判，科學制訂了“范疇法”，區分范疇和概念，讓抽象為具體立法，由此試圖真正確立客觀知識→主觀知識的批判路徑。這些工作努力最初集中體現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導言》本身系依據通史研究所得，乃是理解《資本論》的一把鑰匙。《導言》開創了通史路徑的辯證法和唯物主義的探究結合以保持邏輯的聯系與歷史的聯系統一性，彰顯了“以馬克思主義理解馬克思”工作重要性，——所謂“抽象力問題”。然則母子、體用當然都是馬克思所說的“抽象力”：一者把對象作為一完整的通史過程來研究，由子回溯母，確立發展路徑上的歷史連通性;一者則是把業已建立起來的對象規定作為“巨型的系統”來考察，由用錨定體，以建立結構機制和數量機制的內在統一。在這兩者中，母子關系的尋找與確立又是首要的、優先的。于是馬克思進一步認為只有依憑歷史范疇法，才能根本揭示“財產的絕對真理→相對真理”。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科學抽象法進一步試圖使之邏輯體系化、解釋學之，以分析第一性(實在具體→抽象)、綜合第二性(抽象→思維具體)工作支撐相對具體概念而言的生產關系范疇的“抽象第一性”。但囿于邏輯學的自我解釋性，未能說明第一性規定的機理以及根源和依據。真實歷程應描述為：

(1)正是在歷史的基礎上，藉由對象思維學，自然歷史過程獲得“第一性”規定，相比之下，內容屬“第二性”;

(2)進而在內容規定基礎上，可辨明分析的第一性、綜合的第二性，以及在進一步的形式層面區分抽象(范疇生產的第一性規定)和具體(范疇生產的第二性規定);

(3)最后，全部的邏輯學工作規定集中于解決這一問題：歸納第一性和演繹第二性，而這又要求推理解釋學神秘性質的工作破除。

知難和行難是相互嵌入的，而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階段，必須內在藉由《資本論》解決知難問題的強大理論力量(如按勞分配需要在“身份形式”和“財產形式”的本位上予以融合)，以巨大之勇氣進一步推進“知難→行難”，以期早日實現“第二重身份過渡”歷史任務。然則馬克思主義紅學的建構方向乃是“身份關系通論”。蓋因這一原理即為《資本論》的另一工作側面——本土版的《資本論》。中華本土版《資本論》必須盡快實現“文化版”工作轉向“歷史版”，以“中華調查”為起點(《周易》與《資本論》研究系列)，以“中華實踐”為理論涵養(唐詩宋詞與《資本論》研究系列)，最后以“中國改造”為目標價值取向(即本文論及的《紅樓夢》與《資本論》研究系列)，以期夯實歷史科學研究的基礎。由“知難→行難”復又“知難→行難”，是歷史“第二次偉大長征”。如果說《紅樓夢》起步于“行難”(知易行難的歷史大總結)，“舊紅學→新紅學”則重新陷入“知難”，那么可以講，馬克思主義紅學將面臨新起航，即所謂行動高于理論的再創業行程：“首要命題即在于中華系統有共同體經濟學之原理關系，有共同體構建的理論實存性，中國(政治)經濟學或者說是有關共同體客觀原理的發掘和極其豐富的中華經濟社會實踐活動域內經濟學理論之提煉與構建。”

【注：許光偉.中國經濟學行動議程與方法論命題——中華思維學的進展及其創造性轉化[J].武漢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2）：207-216.】

　　正如《資本論》由“對象模型法”(如圖4的例解)有效引出知難的歷史解決，新時代的社會主義理論構建和本土研究行動必從“對象之法”規定之上實現再出發，進一步引出行難問題之歷史徹底解決。一是以“思維學、邏輯學、知識論三者結合和統一”為切入重建科學抽象法，解決歷史范疇法的規定性問題;二是從對象知識論起步，廣泛探索邏輯與歷史一致的發生學工作邏輯系統(即“對象邏輯學”)，確保第一性轉向第二性規定工作通道的順暢;三是堅決以對象思維學為工作地基解決方法論第一性規定問題，這是研究的決定性方面;四是面對唯心主義形而上學，創造性締造與豐富“唯物辯證法=世界觀+方法論”時代工作內涵，在理論上拒絕任何思維形式的單邊主義、形式邏輯工具的至上主義，以及“理中客”知識論的仿客觀主義等等人為化的普世價值觀理性設計與解釋學機巧。是以這里自然不會有GDP的探究問題，仿佛這個現象數字真的為明清時期資本主義萌芽“胎死腹中”提供了解釋的佐證，同時，也根本不存在“元哲學”的中華求索。問題意識仍然集中于知識路徑的階級斗爭，應將之轉向中國本土路徑的建構。所謂邏輯：你證我證，無可云證，是立足境。所謂歷史，依照寫意即是：無我原非你，從他不解伊，肆行無礙憑來去;茫茫著甚悲愁喜，紛紛說甚親疏密;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應尋求社會關系客觀之中華語義：(1)天人合一的歷史發生學——此相當于《資本論》第一卷工作規定;(2)事物合一的系統發生學——第二卷工作規定;(3)知行合一的現象發生學——第三卷工作規定。是為階級關系研究之經濟學意義。然則以“馬克思革命”尋路，方有歷史行動之真境界，方可徹顯“身份的絕對真理→相對真理”。顯然，這不過是社會關系客觀為意識形態主觀立法之“中華進程”：經緯合一的認識發生學——《資本論》第四卷意義域內中華語境的整體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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