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所有制與勞動合約形成

　　——中國共產黨分配理論、實踐工作本位考

　　(謹以此文紀念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周年)

　　摘    要：

　　分配關系具有若干歷史工作本位,包括人本位、物本位、身份本位、財產本位以及國家本位、資本本位等性狀各不相同的唯物史觀及所有制范疇。統轄這些本位規定的絕不是任何的文本和理論流派,乃是“勞動過程→生產方式”歷史過程。中國共產黨“百年黨史”深化了對這一議題的規律性探索。由此引出“國家合約”的發生及其向社會主義合約轉化的歷史探究。這是一理論命題,也是一實踐命題,然則“姓資”“姓社”的理論邏輯錨定于茲。黨的分配辯證法實際是對“列寧-恩格斯道路”和“恩格斯-列寧道路”成長規定的高度性統一。它分成內在聯系和歷史演進的三個時期:(1)百年黨史的“頭30年”,土地本位歷史讓位于“黨工作本位”,這是黨分配本位的初構;(2)百年黨史的“中間30年”,黨本位藉以實現自己經濟主張的工作形式是“計劃”,由此產生和奠立“中國道路的按勞分配(本位)”,這同時也是黨(分配)本位的鞏固成型;(3)百年黨史的“后40年”,藉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形式之偉大載體,黨本位落實為“國家(治理)本位”,在分配形式上的思考邏輯即是基于國家工作本位的“社會主義(國家)治理→市場治理”。基于此,國家、所有制及其勞動合約的形成機理關系,可以認定是一種實踐化的具有中國特色工作背景元素的“結構-發生”模式。這一模式的可貴之處在于堅持“范疇生產概念”的馬克思主義認識原則,在于體系建構意義的“問題導向”,在于對唯物辯證法原理和范疇的歷史定位、實踐定位以及工作定位。

　　關鍵詞：

　　身份國家; 財產國家; 所有制; 勞動合約; 本位; 按勞分配;

　　作者簡介： 許光偉(1971-),男,安徽滁州人,江西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資本論》與中國政治經濟學。;

　　收稿日期：2020-12-02

　　基金：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西部項目(20XJL001)

　　湖北經濟學院學報 2021,19(01),5-26 DOI:10.3969/j.issn.1672-626x.2021.01.001

一、物本位到財產本位：隱身于階級工作概念的財產國家（身份規定）

　　分配關系是生產關系的反面。如何統一兩者?馬克思《資本論》通過資本流通形式的“中介項”，“恩格斯將《資本論》整體概括為‘剩余價值理論’，即第一卷是關于‘剩余價值的直接生產’，第二卷是關于‘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剩余價值實現)’，第三卷是關于‘剩余價值的分配’，第四卷是關于‘剩余價值的認識’。而實際上，剩余價值認識是合并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描繪中(所謂‘母子’)，剩余價值分配則必須以‘資本流通’為依托(所謂‘體用’)。”[1]然而在要素價值論看來，按資本分配不過就是按“要素”分配，并且，資本不是唯一的生產要素，而是和勞動、土地并列的“經濟的物質要素”1。這樣有了一個更加通俗的說法：“所謂按生產要素分配就是按照各種生產要素的貢獻進行分配，其中生產要素的所有權僅僅是各要素所有者參與分配的法律基礎，而各種生產要素的貢獻才是要素所有者參與分配的經濟基礎。”進而，“‘按貢獻分配’是按勞(‘勞動要素’)分配與按生產要素(‘非勞動生產要素’)分配的統一。”[2]即“勞動作為‘生產要素’，是虛假的本體形式，是偽裝的生產形式;資本作為‘生產要素’，是虛假的社會實體存在，是偽裝的社會分配形式”[3]。這似乎統一了物本位的分配，并且和物本位的生產直接合而為一，使分配關系上的客體與分配關系上的主體屬于本質上同一的東西，乃至強令不同性態的生產要素從“貢獻”(生產效用或經濟效用)上加以統一。以致產生這樣的認識效果：“各種生產要素都參與了價值創造。而所謂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就是按生產要素在社會財富即價值的創造中所做的貢獻進行分配。”[4]

　　眾所周知，資產階級經濟學教科書里充斥各種主觀性函數，其實質是拜物教的技術意識形式。這當然是一種工作仿真和技術性偽裝形態。其中尤以生產函數(包括產量和經濟增長)的技術工具使用為甚，其顯示了仿真的目的和實質(例如形成兩個“實踐產物”：全要素生產率和GDP)。此工作序列乃是為了直觀講述生產的投入和產出量之間的關系：“資本”代表了c類的要素，本來應當包括原材料以及設備和建筑物，但為“邊際”計(以產生“分配凈盡”效果)，通常只涉及可任意分割的物品資產——如存貨(半成品、產成品)，這樣處置的深層意圖顯然為了說明資本家的所得全部來自資本要素的“物質形態的”邊際產出;“勞動”代表了v類的要素，資產階級理論工作者對其實際的表征是“勞務”。在這當中，企業家才能又是一項“特殊處理的”技術：它本身是組織各種要素的“要素”，其實質似乎在暗示“半c半v”(或曰亦c亦v)的狀況，是以通過它的統一調度，各種生產要素能夠最終黏合在一起。并且這些要素顯然不是物質要素，而是隸屬財產工作本位的“社會要素”。“由此看來，經濟學是以資本家的賬房先生的學問為基礎的，而且還只是這一學問的一個不完全的部分。不僅如此，經濟學還把資本家的賬房先生列為勞動者。”[5]順著這個思路，土地可以是“c多v少”類生產要素，人力資本則是“c少v多”類生產要素。這項技術性偽裝顯然旨在混淆“Pm:A”(資本技術構成)與“c:v”(資本價值構成)2，而通過將直接體現社會分配關系的“c:v”深埋于“Pm:A”，復使“Pm:A”變為由短期向長期進行技術推廣的主觀知識工具——“無差異曲線”(一項忽略技術進步的“資本家知識”)，意圖從思想意識形態上和知識形態上完成對“階級發生”的強力阻殺。

　　重回文章的開頭部分。蔡繼明教授采用了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的慣常技法，堅決徹底地將財產本位還原為“物本位”，理由是“單純從所有權出發，當然不能說明各種收入的數量是如何規定的”[2]。故此物成了財的“量的實現”，它們之間實現質與量、內容與形式的統一。就是說，“要素分配原理回答了市場經濟分配關系是什么的問題，財富分配原理和價值分配原理則回答了市場經濟中的國民收入為什么會按生產要素價格進行分配的問題，這三個描述市場經濟收入分配關系的原理都是實證性的理論。”[6]可見，以“物本位”掩蓋“財產本位”——如GDP的情形——是問題的實質所在3。然則不僅如此，“事實上，還原論就像一個加到我們思想上的夢魘，我們總是在不遺余力地擺脫它，即使擺脫它同時也意味著拒絕承認資本有任何邏輯。”然而，“一旦我們完全認識到發展資本的邏輯理論并不必然導致所謂還原論，這種逃脫和拒絕就是不必要的”，因為“問題并不在于建構這樣的理論，而在于如何使用它們”[7]213。后者也就不僅僅是個社會分配方式的問題，必然同時是歷史生產方式選擇的問題，前者則必然可以將還原的歷史鏈條再向前推進，由“物本位的生產關系”(實際是“財產本位的生產關系”規定)一直到“物本位的生產力”。

　　那么物本位的生產力如何一步躍升為它的生產關系?單單靠思維還原是不行的。這里同一主義思維為“資本邏輯”替代，價值一般(總財產規定)即“市民→資本(一般)”本身即意味著伴隨階級關系(成長)之身份規定形成，因而答案是：資本歷史(路徑)邏輯→資本社會(系統)邏輯。簡單商品生產方式可視為上述兩種物本位關系“歷史中介規定”的源起，然則，它是“以物為本的生產關系”(商品生產關系歷史發育過程)。簡單商品生產關系→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關系以及個別資本→社會總資本的形成，在某種意義上便是上面所說的“資本歷史邏輯”，但與之對應的“資本社會邏輯”(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通常談論的狹義的“資本邏輯”)又是什么呢?很顯然，后者是作為資本邏輯本體或者說全部規定發動者的“總資本”(財產國家)。它實際是“身份規定”(財產即身份)。蓋因總資本固然構筑了資本財產(循環)系統，但這是抽象意義上的，其具體化的組織和實施者則是“資本主義國家”——它是資本主義各種形態財產的具體組裝形態和載體工具;由于財產與身份的雙重結合性，“財產國家”這個術語有機合成了社會總資本的“財產規定性”和資本主義國家的“身份規定性”4。這樣，該如何講述階級呢?《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第五十二章核心的思想是通過和借助完整的理論部分研究成果，深刻揭示“財產國家”的二重性，即說明“階級身份→資本財產”構造的“階級經濟學”。但這一“內在邏輯”是超出經驗的，“事實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個最為根本的問題是，如何從純粹資本主義理論的嚴密邏輯(純粹內在性)進入混沌的資本主義歷史，或者換句話說是，如何使用這個邏輯說明我們理解了那段歷史……簡言之，為了發展資本邏輯的理論，我們假定了一個純粹資本主義社會，它完全被商品經濟的邏輯支配，或者換句話說，是被自我規范的市場支配的，這市場包含著商品、貨幣和資本的循環。”[7]162同時作為“真實的抽象”，它也必然需要歷史發展過程的證實，于是馬克思寫道：“在英國，現代社會的經濟結構無疑已經達到最高度的、最典型的發展。但甚至在這里，這種階級結構也還沒有以純粹的形式表現出來……不過，這種情況對我們的考察來說是無關緊要的。”[8]

二、身份本位到國家本位：國家合約何以發生及其向社會主義合約規定的歷史轉化

　　“黑格爾辯證法+資本邏輯”即黑格爾主義的對象邏輯學。該邏輯線路執行“主體→對象”，從而終究還是脫離了第一性工作規定(對象思維學)，相比前者，后者的正確路線形式是“對象→關系”。“黑格爾的偉大功績在于他發現了一種方法，這種方法厘清了一個自我規定的對象的各個基本概念之間的必然的內在關聯，他從對象的最抽象的、最空洞的規定出發，這個規定經過一個否定過程(這個過程瓦解了所有范疇)逐漸充實起來，迫使它超出自身以包含其他范疇，直到最初的范疇完全地充實起來，達到閉合。而達到閉合也就意味著確立起了客觀的知識，這是因為，對象的所有本質變量之間的必然關聯都確立起來了，其深層結構或內在邏輯也完全被我們把握住了。”[7]71這個對象的自我規定，即我們通常指認的黑格爾工作方式上的“方法論唯心主義”。但實際上，不僅資產階級國家本身而且它的資本形式都是具體生成的規定，所謂“總資本”并不是自我預設的結果，而是歷史階級斗爭的產物形式，并且是暫時的工作規定。黑格爾對象邏輯使用了“邏輯=思維形式”的非法思考模式，從而認識到，“資本的辯證法表明了，資本的邏輯包含著嚴重的矛盾，這些矛盾尋求擺脫資本主義的出路……資本辯證法將會一直作為資本的內在邏輯理論而存在。但是在資本主義消亡之后，它的作用將只是用來理解一種過去存在的生產方式，它不再是有生命的邏輯，我們不再需要從中擺脫出來。”[7]116對象思維學是總體的構造，對象邏輯學僅僅是特殊的構造形式。“鑒于此，我們需要繼續深入到統一的關系內部，尋求思維學、邏輯學、知識論‘對話’的具體通道。”[1]《〈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是關于上述工作路徑的最初確定性的方法論準備。“預先說出正要證明的結論總是有妨害的”，作為研究方法和過程，它說明的是“個別(如何)上升到一般”，從而，它是把握資本主義總體秩序(“資本、土地所有制、雇傭勞動;國家、對外貿易、世界市場”)一個必然的工作前奏[9]31。“擺在面前的對象，首先是物質生產。”“在社會中進行生產的個人，——因而，這些個人的一定社會性質的生產，當然是出發點……(于是)越往前追溯歷史，個人，從而也是進行生產的個人，就越表現為不獨立，從屬于一個較大的整體……只有到18世紀，在‘市民社會’中，社會聯系的各種形式，對個人說來，才表現為只是達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現為外在的必然性。”[9]1～2

　　這表明：人類原始共同體是身份和財產的直接同一和“對象”“關系”雙重意義的合一。顯然，“身份的發生”“財產的發生”最初是同步的，彼此相向而行，只是后來二者變得越發“逆向行動”。“這里的關鍵是，因為主體和對象是不對稱的，所以不可能把主體-對象綜合在一起……但是在資本的辯證法中，一個主體化的對象是相對于一個對象化的主體來說的，這里的主體被還原為對象的單純人格化……(可見)資本具有明確的主體一樣的屬性，它是由社會關系構成的，這種社會關系被商品經濟的邏輯物質化了。在這種情況下，并不存在一個與純粹‘主體’相對的純粹‘對象’。”[7]111對象是由“主體(社會)”規定的對象，這就是“人”的始終在場性。正如沒有對象的“存在”是虛無，沒有人在場的“對象”，同樣也不可能發展為“關系”;所謂“生產要素”(作為社會規定的生產條件)，乃是身份規定和技術形式結合所生成的“合約關系”。所以馬克思舉例說，“就整個社會來看，分配似乎還從一方面先于生產，并且決定生產;似乎是先于經濟的事實。一個征服民族在征服者之間分配土地，因而造成了地產的一定的分配和形式;由此決定了生產。或者，它使被征服的民族成為奴隸，于是使奴隸勞動成為生產的基礎。或者，一個民族經過革命把大地產分割成小塊土地，從而通過這種新的分配使生產有了一種新的性質。或者，立法使地產永久屬于一定的家庭。或者，把勞動[當作]世襲的特權來分配，因而把勞動像社會等級一樣地固定下來。在所有這些歷史上有過的情況下，似乎不是生產安排和決定分配，而相反地是分配安排和決定生產。”但是，“這種決定生產本身的分配究竟和生產處于怎樣的關系，這顯然是屬于生產本身內部的問題。”[9]14可見，“在研究經濟范疇的發展時……應當時刻把握住：無論在現實中或在頭腦中，主體……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疇表現這個一定社會即這個主體的存在形式、存在規定、常常只是個別的側面……這是一種特殊的以太，它決定著它里面顯露出來的一切存在的比重。”[9]24

　　對象和主體的歷史的具體的統一(如習近平“兩山”理論)，乃是庸俗認識者永遠無法觀察到的事實。這是“由于確定身份的唯一基礎變成了特定話語總體的能力……政治變成了基礎，或者也可以說變成了一切”[7]47，以至于“在資本邏輯的理論中，勞動力這種使用價值障礙被克服了，克服它的辦法是使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相分離，同時用工資形式、工業后備軍、剩余價值率平均化的趨勢和階段性危機來控制勞動力”[7]50;“資本具有了主體一樣的特征，個人也同時被主體化了”，“它主動抽象自己、主動物化自己、自我決定、自我規范、自我增殖……這個價值完全把人的意愿吸收進了它的運動中”[7]45，歸根結底是由于“資本的內在邏輯構成了一個很強意義上的總體”[7]32。于是產生一種極為平庸的看法：“物本位”即代表了科學技術路向，并仿佛是生產勞動的全部規定(高質量發展的生產力維度往往被庸俗如此)，“人本位”則代表宗教藝術的路向，其完全不論“人的生產力”，——殊不知，所謂“高質量發展”矛盾的主要方面乃是“人本位的生產關系側”(高質量發展的生產關系維度指示歷史工作序列：主人翁地位→小康社會→共同富裕→重建個人所有制，當前所處于的發展環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然則，這自然是割裂了第一性和第二性的辯證聯系，并漠視了實際歷史(人的有機構成和物的有機構成共構的“歷史世界”)的發生關系，試圖用物的本體論去工作調和以人為本的工作本位。社會主義者也有類似的感受和利益訴求，他們同樣要求“不折不扣的”按“勞”(財產)分配的社會權利。然而，這同樣是被資本所“意識形態化”的想法，——勞動有機構成終歸敵不過資本有機構成。蓋因無論資本“普遍性的‘結構’強調的是一種普遍的社會本體論”，抑或資本的物化的強調——“資本或資本主義之下的經濟因素在本體論上(具有)獨特性”，都充分顯示了這一點：“‘物化’最完全地顯現出了資本基本的本體論屬性……(以致可以)把它嚴格地當作一個經濟范疇來使用。”[7]30～31蓋因“資本有機構成”本身就包含了這種經濟范疇，由于“物化意識”占了上風，技術構成似乎是直接領導價值構成的規定，而價值構成則要直接變成“財產構成”;這樣就變成“勞動”和“資本”直接爭奪有關于社會產品的分配領導權，嚴重掩蓋了勞動有機構成歷史替換資本有機構成的偉大意義。布雷弗曼因而十分肯定地指出：關于“新工人階級”的說法，代表著“對生產方式的批判已讓位于對作為一種分配方式的資本主義的批判”[10]。

　　那么，分配究竟是什么呢?從歷史發展關系規定看，分配不過就是生產——是生產本身的內容、方式和實現形式，是生產本身的規定和揚棄發展的關系，它決不是單純的對某種物(例如生活資料)發生的占有關系，仿佛是該種“社會占有”(通常所說的所有制)行動上所發生的天然權利。生產和分配的這種高度契合性由此凸顯了所有制的實踐規定5。且看馬克思的批判——“基于勞動的所有”為什么是錯的?資產階級古典派的“基于勞動的所有”歸因于資產階級法權思想作祟，從而混同了它的母體——基于身份(共同體)的所有。這一自然信條可用一句話概括：“工人對自己的勞動所產生的價值擁有唯一的所有權。”這當然是最初交換領域的財產規律所提供的經濟剝削掩飾形式，然而馬克思說明：“作為交換主體的個人的經濟關系，在這里是簡單地從它們在上述交換過程中所表現的形式上來考察的，而不涉及發展程度較高的生產關系。經濟的形式規定正好構成這些個人借以相互交往(相互對立)的規定性。”因此，“商品實際上只不過是自己的勞動的對象化，并且正像自己的勞動實際上是對自然產品的實際占有過程一樣，自己的勞動同樣也表現為法律上的所有權證書。”但是另一方面，“流通僅僅表明，這種直接占有怎樣通過某種社會行動的中介，使對自己的勞動的所有權轉變為對社會勞動的所有權。”據此，馬克思闡述了如下思想性批判：“所有現代的經濟學家，無論偏重經濟學方面或偏重法學方面，都把個人自己的勞動說成最初的所有權根據，而把對自己勞動成果的所有權說成資產階級社會的基本前提……這種前提本身是建立在交換價值這種支配著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的總和的經濟關系的前提上的，因而它本身是資產階級社會即發達的交換價值的社會的歷史產物……一切古典經濟學家，直到李嘉圖，都喜歡把這種來自資產階級社會本身的見解稱為一般規律，但卻把這種規律的嚴格的現實性限定在還不存在所有權的黃金時代去。可以說是限定在經濟學上的原罪以前的時代……于是，就會產生這樣一個奇怪的結果：資產階級社會的占有規律的真實性竟不得不被搬到這種社會本身還不存在的那個時代去，而所有權的基本規律不得不被搬到還沒有所有權的那個時代去。這種幻覺是顯而易見的。”它完全遺忘了：“最初的生產是建筑在原始共同體的基礎上，在共同體內部，私人交換僅僅表現為完全表面的次要的例外。”由此產生認識遐想：“既然通過自己的勞動進行占有的規律是前提，并且這個前提是從考察流通本身中顯露出來的，而不是隨意的假定，那么在流通中自然就會得出一個建立在這一規律基礎上的資產階級自由和平等的王國。”[11]

　　現代語境的“基于勞動的所有”則源于片面的生產要素理論。土地、勞動、資本顯然不是普通要素，毋寧說是領導要素的“要素”——社會要素系統中的“特殊要素規定”，三者的歷史本位演進關系是“共同體(勞動自身)本位→土地本位→資本本位→勞動本位(復歸)”。從而在認識歷史的問題上，要素論自然是一工作仿真;這迫使它采取“超歷史的稀缺”概念作為普適的辯術，于是有這樣的說辭：“最稀缺的生產要素是勞動的保護能力，或者是土地，存在著稀缺性的生產要素還有勞動。隨著需求的增加、市場的發育、社會分工的細化……資本的稀缺性日益增加了。蒸汽機這一動力機的發明等，既是工業革命的完成，也意味著資本無可爭議地成了生產過程中最稀缺的生產要素。由此，生產也就完成了向資本主義生產的演進。”[12]

　　對“土地本位→資本本位”進程而言，市民本位乃是一個“歷史插曲”，于是為了打破資產階級的市民關系預設，馬克思首先剖解了“勞動的個人對其勞動的自然條件的原始所有制”。他說：“雇傭勞動的前提和資本的歷史條件之一，是自由勞動以及這種自由勞動同貨幣相交換，以便再生產貨幣并增殖其價值，也就是說，以便這種自由勞動不是作為用于享受的使用價值，而是作為用于獲取貨幣的使用價值，而被貨幣所消耗;而另一個前提就是自由勞動同實現自由勞動的客觀條件相分離，即同勞動資料和勞動材料相分離。可見，首要的是，勞動者同他的天然的實驗場即土地相脫離，從而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解體，以及以東方公社為基礎的公共土地所有制解體。”進而，“在這兩種形式中，勞動者把自己勞動的客觀條件看作自己的財產;這就是勞動同勞動的物質前提的天然統一。因此，勞動者不依賴勞動就具有對象的存在。個人把自己當作所有者，當作自身現實性的條件的主人。個人看待其他個人也是這樣……在這兩種形式中，各個個人都不是把自己當作勞動者，而是把自己當作所有者和同時也進行勞動的共同體成員……(然則)個人變為上述一無所有的工人，這本身是歷史的產物。”[13]465～466

　　無論生產方式如何殊異，馬克思在上面提及的“土地所有制”同“資本所有制”有一個共同特點：依據“身份→財產”路徑安排分配形式的工作展開，一者是從“身份國家”(國家的本體規定)到勞動和它的財產關系的結合，一者是從“財產國家”(國家的本體規定)到諸種個別資本形態。可見，社會分配關系從一定歷史形態的“身份規定”出發是絕對的，從一定歷史形態的“財產規定”出發則是相對的，是以“由農奴到將軍、由奴隸到資本家，正如奴隸制構成資本財產歷史發展起來的‘絕對真理’，封建制的存在同樣是封建官僚身份社會歷史發展起來的‘絕對真理’”，并且，“‘奴隸-資本制生產方式’漸漸轉向知難，從最初身份(財產)分化形態中歷史崛起的‘封建-官僚制生產方式’行程則是行難的歷史演化路徑。”[1]亦因此，針對“勞動和所有的同一性”即“基于勞動的所有”(所謂勞動所有權或產權)，“并不是‘馬克思不變的世界史認識’，恰恰是市民社會的特殊規律，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法權形式和意識形態。”“就是說，馬克思認為，基于勞動的所有權恰恰僅僅是市民社會和資本主義的所有權規律，在前資本主體或共同體那里，正好相反，是不基于勞動的所有，是基于所有的勞動。”[14]“在馬克思的分析中，物像統治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作用下的結果，一旦我們走出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物像統治也就瓦解了。”[15]

　　據此看來，按勞分配的“勞”是身份規定性和財產規定性的統一，既是對共同體本位的歷史回歸，對歷史上各種存在的“這種統一性”社會形態意義的揚棄6，也必然是初步的“真正現實統一”。“勞”的財產規定性顯然來自對資產階級法權觀念的繼承，包括“生活財產”及其諸種衍生形態;對私有制財產這一歷史遺產的清理與揚棄工作由“重建個人所有制”行動完成，它將以向共產主義社會進行“財產過渡”的方式(即“財產態的公有制”的建設進程)，完結所有制本身的歷史使命。“勞”的身份規定性則源自“人本位的身份社會系統”，實際是強調工人階級主導的“身份本位”分配制度7。在勞動過程的合約統一由“身份規定”所主持的條件下，分配的對象(即社會所創造形成的新產品)總要分成兩部分：用于再生產主體自身的“必要產品”和用于維護社會及系統更新發展的“剩余產品”，馬克思亦說明：“如果這個理論是正確的，那么，我即使把雇傭勞動廢除一百次，也還廢除不了這個規律，因為在這種情況下，這個規律不僅支配著雇傭勞動制度，而且支配著一切社會制度。經濟學家們50多年以來正是以此為根據證明，社會主義不能消除自然本身造成的貧困，而只能使它普遍化，使它同時分布在社會的整個表面上!”[16]440～441基于一般規律具有的“一般的意義”，在理論形式上，分配的對象可仍舊記作“Y=v+m”(字母v和m當然也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資本論》的語境)。

　　然則，《哥達綱領批判》對“過渡時期”(拓展的理解是社會主義社會或“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國家安排分配的方式以“按勞分配”為總的工作命名。盡管“平等權利”的實現仍舊不得不通過資產階級式的法權形式，但調節方式發生了變化：不僅m而且c(包括v本身)的調節，都是在全社會范圍內進行，徹底改變了“生產由個別資本調節、分配由社會資本調節”的系統不對稱狀況8。每個勞動者在取得個人消費品之前，必須進行必要的社會扣除，其從社會領得一張“憑證”來證明自己提供了進行各項社會扣除之后的勞動，并據之“從社會儲存中領得一份耗費同等勞動量的消費資料”。這樣，“他以一種形式給予社會的勞動量，又以另一種形式領回來。”而對于各個不同的生產者來說，當他們以消費者的社會角色領取個人消費品時，則是通過社會機構迂回地實現“一種形式的一定量勞動同另一種形式的同量勞動相交換”[16]434。

　　要之，“要想把所有權作為一種獨立的關系、一種特殊的范疇、一種抽象的和永恒的觀念來下定義，這只能是形而上學或法學的幻想。”[17]178應基于上述兩種意義完整理解“社會主義工資”范疇的歷史意義，是以按勞分配——作為歷史上第一個“有意識地”追求社會平等原則的分配制度和方案——和任何平均主義分配觀毫無瓜葛，也更不可能是“不折不扣的所得”幻想。無論財產或身份本位制均有“真”和“假”的研究規定，以“共同體→國家”所有制形式的本位轉換來考察“以人為本的生產關系”系統(和“以物為本的生產關系”相對應的系列社會制度安排)，進一步考察其對“人本位的生產關系”(完全意義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歷史轉化關系，可以收到深刻揭示馬克思主義認識機理的功效;然則，這是馬克思所提及之六冊工作計劃體系意涵的“國家過程”。值得注意的是，邱海平教授將之解說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邏輯起點”的尋求問題。“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邏輯起點’或‘起點范疇’這個問題上，雖然我國經濟學界有許多人曾經分別提出了以‘勞動’‘自主勞動’‘聯合勞動’‘商品生產’‘市場經濟’‘生產力’‘生產資料公有制’‘社會分工’等等不同范疇作為邏輯起點的各種觀點，并進行了理論體系創建方面的嘗試，但是……所有這些嘗試在方法論上的共同點在于，都沒有能夠抓住‘國家’才是中國現代社會的‘普照的光’這個‘綱’和這個客觀的事實，從而在理論上不能合乎邏輯地對中國社會發展中的各個具體范疇及其關系進行符合實際的科學說明，進而也必然不能形成中國政治經濟學的普遍的共識。”[18]

　　資本正是通過將“土地”和“勞動”并入自己體系內的發展方式，而變身為“財產國家”9。在機理上，土地國家形態形成亦不過如此，只是相反地把勞動和財產關系有機納入自身精心構筑的身份系統中罷了。這一類似的歷史行程在分配上因而可用對比形態加以表現，即：

　　(1)土地(身份循環)系統→土地技術構成→土地身份構成(土地社會的分配：本身以“家單位”為工作總出發規定)

　　(2)資本(財產循環)系統→資本技術構成→資本價值構成(資本社會的分配：本身以“市民單元”為工作總出發規定)10

　　就以上對比可以看出，財產本位是資本社會的實質性要求，又是“市民社會”裝點門面的階級意識上的一種幻想。就是這個雙重的因素使得市民社會主義者極力操弄“所有”“勞動”的語詞，以至于來回穿梭在“基于所有的勞動”和“基于勞動的所有”的歷史叢林中，時而迷失方向。但是，最終還是有一種極其聰明的發現：“馬克思從一開始就沒有想去描述歷史學本身所固有的、唯美的世界史體系的基本圖式，他的興趣主要集中在，要將只有勞動者才是真正的所有者這一未來圖景看成是‘現代’的內在契機必然發展的結果。因此，‘過去’是作為旁證而被動員起來的，它未必一定是從世界史開端到‘現代’為止的全部歷史。”也因此，“我們可以說，共同體-市民社會-社會主義是人的共同體經過重疊進化而積累起來的歷史。”[19]這一市民社會主義的工作興趣其實還是落在了“純然財產本位”的發生、反思批評與批判式建構的路線上了，即認為理想化的歷史進化路徑是“基于所有的勞動(本源共同體)→基于勞動的所有(市民共同體)→平均主義的共產主義”前進的，這當然是“所有烏托邦”。任何的所有都不是純然的規定，毋寧說“所有關系”乃是占有者身份(本身的全部規定)與其占有客體(即財產)的全部規定的統一關系;因此，產權絕非所有制的唯一形式，所有制形式=身份形式(或曰“身份所有制的形式”)+財產形式(或曰“財產所有制的形式”)乃是寫在歷史關系結合深處的一個實踐化的公式。須知，“在每個歷史時代中所有權是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會關系下面發展起來的。”就資本主義對象而論，馬克思肯定地寫道：“給資產階級的所有權下定義不外是把資產階級生產的全部社會關系描述一番。”[17]177然則，“過渡(必須)是雙重的：(1)肯定的過渡，從現代土地所有權，或以現代土地所有權為中介從資本過渡到一般的雇傭勞動;(2)否定的過渡：資本否定土地所有權，這也就是資本否定獨立價值，這恰恰也就是資本自己否定自己。但是，它們的否定就是雇傭勞動。接著就是從雇傭勞動方面來看的對土地所有權的否定和由此對資本的否定。也就是想使自己成為獨立物的雇傭勞動。”[13]238～239

　　由此引出“國家合約”的發生——它的起點是“土地(身份)國家合約”11。它使得勞動合約在“兩重的意義”上被理解：一重是土地(國家)契約(由“第一重身份”統率的土地身份和土地財產)，這是“身份合約”在契約形式上的總實現，換言之，是土地有機構成意義的“總規定”;一重是“技術+權威”在要素形態上的合約關系形成以及相應在身份形態上的合約關系的進一步形成(可視作“第二重身份”規定)，也就是土地有機構成合約關系在內部過程上的一種分解進程。如此，勞動合約的三個內在構件技術、權威和合約即被轉化為三種基本形式的關系聯結——技術形式、權威形式以及契約形式(即廣義法律)。之所在內在成分是“合約”而不是通常說的“契約”用語，其原因在于：“企業理論所沿用的契約概念依舊是社會契約論架構內的自由交易關系，契約與交易是同義語……總的來說，企業的契約理論研究遵循市場分析范式，其哲學基礎仍然是個人主義、功利主義和理性主義。在這樣一個體系內：契約與勞動在根本上是邏輯沖突的，歷史的維度和視角也難以兼容其間;主流企業理論家們并不能真正解釋剩余價值的真正來源，而出現‘科斯難題’——權威與契約的二律背反——的邏輯悖論。”然則，“勞動合約作為……技術+權威+合約，內化了契約形式與契約內容相統一的研究”，一言以蔽之，合約是關系(生成)本位，契約則是法律本位，后者(“法律所由成”)僅僅作為了前者(“關系所由成”)的實現形式;并且以此觀之，“顯然，不同于社會契約論視角，在勞動合約之內，勞動和契約的融合是通過特定社會生產方式進行的，因而實現了契約的物質規定與形式規定的有機統一。”[20]

　　具體而言，即認識到：“勞動二重性是在‘關系(合約)’中所形成的具體性規定”，“這顯然不是生產函數上的仿真，而是按合約關系的具象。”[1]從身份本位到國家本位轉換的具體聯系中介仍然是“合約關系形成”，相應地，勞動異化也是兩重的構筑：構筑在第二重身份形成規定(所謂勞動過程之內“狹義的勞動二重性”)中的“勞動異化”，其實是第一重身份規定(所謂“廣義的勞動二重性”)內固有之異化現象的一個工作對應，或毋寧說，它們根本上都是“身份異化”的兩次表現，其中，“第二次表現”直接展示了經濟內容。然則，兩重關系構造的規定乃是將“勞動合約”由勞動過程之內的個體發生，推及勞動過程之外，推及社會過程，甚至遠遠推及全部系統。要之，兩重勞動合約本身乃至合約內部的多重關系乃是“同時發生的”，只是由于所有制本位不同，才分別展示了各自不同的結構化自身的順序。例如這種“土地(國家)有機構成→土地技術構成→土地身份構成”的結構化順序，在《資本論》中的對應是“總資本意義的資本有機構成→個別資本意義的資本技術構成和資本價值構成”(即總資本的財產/身份的契約形式→個別資本合約的要素形態12和財產形態)，蓋因資本主義生產對象在分配上所定格的工作順序乃是接續“個別資本→社會總資本”(生產和再生產規定)的“社會總資本→個別資本”。這里的總出發點是“財產國家”(財產蘊涵身份)，用《資本論》的術語，資本主義分配規定發生的次序是“資本流通過程本位(分配I)→資本直接生產過程本位(分配II)和資本主義生產總過程本位(分配III)”13。其中，分配I決定了“財產異化”關系，——區別于“身份的勞動異化”之“財產的勞動異化”的規定性(這是“總領導”關系);以后的決定作用機制的發生順序分別是：(1)“資本直接生產過程本位(分配II)→資本主義生產總過程本位(分配III)”(對應于實體經濟系統)，(2)“資本主義生產總過程本位(分配III)→資本直接生產過程本位(分配II)”(對應于虛擬經濟系統)。補充一點認識：沿著客觀-主觀的工資理論路徑，馬克思在《資本的生產過程》深入探討了計時工資和計件工資形式，“在理論科學的形態上，它必然服從于‘論資本’。”蓋因生產方式固然直接決定著分配方式，但分配范疇的獲得委實在《資本的流通過程》中，即資本的循環階段不必考察工資形態的轉化，資本周轉階段則必然發生“計時工資→計件工資”形式轉化運動。馬克思“預前的交代”固然具有特定目的，但凸顯了生產與分配的工作一體性，即毋寧說分配形式同時是生產方式的具體表現。然則可以說，“‘論資本’的研究在馬克思手中大體是完成了，但‘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宏大任務遠未完成。同時從中可以看出，政治經濟學批判作為學科規范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以及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工作性質上是有差別的。對于前者而言，工作重心是認識論批判，并使方法論批判工作與之內在契合;對于后者而言，首要的任務則在于建設‘歷史總體科學’，并使之逐漸能成為認識論與方法論批判的基礎。因此，資本主義批判與社會主義批判的政治經濟學的工作任務相關而不同。其中，后一項任務顯得更為艱巨、更具挑戰，并必然以前一項任務的徹底理論完成為前提。”[21]

　　勞動本位歷史復歸的工作中介是“國家本位”。猶如“市民關系個別→社會關系總體”由價值一般(財產所有制)所規定從中引出“資本一般”，“土地關系個別→社會關系總體”則由土地一般(身份所有制)所規定，而從中引出與資本一般之間具有歷史競爭關系的“國家一般”;并且與價值一般本身即是“總財產(規定)”不同，土地一般本身合并于國家規定性(土地構成表現為“家構成”“國構成”從混成到有機的結合)，乃是通過這一路徑將自身提升為“總身份(規定)”的。據之可再引出社會主義(國家)合約的探究性：立足當代社會主義實踐可進一步“歷史對照”分配關系對象形成和發展意義上的“資本(財產國家)本位”和“社會主義國家本位”。同時也考慮到“虛擬經濟系統”乃為資本財產社會所獨有，可僅著眼于“實體經濟系統”進行國家合約歷史進發意義的比較研究。故此，上述對比過程——分配發生學規定需要在發展的形態上修改為：

　　(1)以“人和生產資料的分離”為前提的資本(財產)循環系統的歷史形成→資本技術構成→資本價值構成(以“價值一般”為根據)

　　(2)以“人和生產資料的結合”為前提的國家(身份)循環系統的歷史形成→國家技術構成→國家價值構成(以“國家一般”為根據)

　　關于m(即生產剝削)的生產與分配關系，馬克思創造性地提出“絕對規定”“相對規定”“現實規定”三部曲工作概念，它同樣適用于理解全部的分配關系對象。所謂“相對的”分配規定，言“技術構成狀況”(Pm:A);很顯然在土地社會中，這個指標是基本穩定不變的(相應各社會要素的關系也呈穩態)，在資本有機構成以及對土地社會關系進行揚棄發展的社會主義國家有機構成中，這個指標是顯著變化的，——所謂的科學技術進步。從中凸顯出“財產本位”與“身份本位”的歷史殊異性，亦高度性地突出了所有制范疇本身的兩個方面：身份和財產及其各自結合對方規定的發展道路的不同。是以在馬克思看來，機器的廣泛性采用的人類進步意義不過如此，這也構成了所謂“資本的歷史使命”。以資本主義的生產為例，馬克思說：“機器的資本主義的使用從根本上改變了契約……機器引起的勞動力買者和賣者之間的法的關系的變革，甚至使全部交易失去了自由人之間的契約的外表。”[22]398～399“從此以后，生產勞動的概念不只包含活動和有用效果之間的關系、生產者和產品之間的關系，而且還特別包含一種使勞動成為增殖資本的直接工具的社會關系。”[22]524

三、“姓資”“姓社”理論定位：“恩格斯-列寧”“列寧-恩格斯”歷史道路的統一

　　“姓資”“姓社”不獨是階級斗爭問題，如就分配制度而言，按勞分配是從歷史回歸的高度上完成對于資本主義制度深刻的社會分配關系的革命，故不獨是財產上的偉大斗爭，可以說是在于階級身份和共同體規定的重新結合。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所以在分配方式上體現出極大殊異性——按勞分配和按資分配之間的偉大斗爭，就在于分配方式是內置于生產方式中的構件，換言之，分配始終是生產本身所直接蘊涵的規定。馬克思研究“價值一般”財產關系的工作形式是“個別到一般”——個別的不聯合的市民關系到從工作內部聯合起來的資本一般。這不是邏輯學意義的“財產蘊涵身份”歸納，甚至不是歷史歸納法，而是歷史生產方式的母子安排體式：猶如“六冊計劃”對若干歷史條目的安排，“資本”“地產”“勞動”“國家”“對外貿易”“世界市場”毋寧說各自是生產方式的規定，乃是統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整體的各個有機的關系組成和發展環節14。與之契合的分配方式是“一般領導個別”。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特別方式：生產方式→分配方式;生產關系→交換關系。因為在規定性上分配方式內含于生產方式，《資本論》研究對象的完整表述應當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分配方式)的發生發展以及與之相適合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分配關系)的社會狀況研究。是以同樣的道理，研究分配方式的方法路線也不應當是演繹邏輯，乃是“體用辯證法”。

　　由此，分配問題完全引出了“本位論”的工作取向問題，實則提出了“歷史第一性”研究問題。既有的分配理論普遍性地從哲學本體論出發，實則強調“邏輯第一性”，搞“建構為了建構”以及“唯模型”“唯假設”的套套邏輯的解釋游戲，然對于上述理論之批判，走“解構的解構”(黑格爾主義的邏輯學15)道路亦不成。蓋因對生產方式的把握不是什么同名規定的意義疊加，而根本是“異名疊加”。然則，對所有制的探究必須從始源規定性說起。生產方式-所有制-分配方式，這個工作鏈條不過是說所有制最初是生產方式體系自身的工作內容，即生產力=所有制=生產關系，它們三者同一。最初的占有關系完全不是為了“分配產品”，乃是為了共同體本身的存續，從而，其是直接表現自身的生產方式形態;換言之，通過特定的占有關系形態，一種生產方式同另一種生產方式被有效地區分開來了。這時“占有關系”的本體毋寧說就是“生產力”。蓋因“財產最初無非意味著這樣一種關系：人把他的生產的自然條件看作是屬于他的、看作是自己的、看作是與他自身的存在一起產生的前提……(這里)人不是同自己的生產條件發生關系，而是人雙重地存在著：從主體上說作為他自身而存在著，從客體上說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這些自然無機條件之中”[13]484。

　　進一步而言，“財產最初(在它的亞細亞的、斯拉夫的、古代的、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中)意味著，勞動的(進行生產的)主體(或再生產自身的主體)把自己的生產或再生產的條件看作是自己的東西這樣一種關系。”但是，“個人把勞動條件看作是自己的財產(這不是勞動即生產的結果，而是其前提)，是以個人作為某一部落體或共同體的成員的一定的存在為前提的(他本身即在這一點上是共同體的財產)。”[13]488～489最初的共同體總是體現了身份與財產的直接合一性：身份——對共同體的關系，財產——對生產條件的關系，換言之，身份與財產的同一性即意味著主體和客體的無差異統一(規定)16。“因為這種統一體是實際的所有者，并且是公共財產的實際前提，所以統一體本身能夠表現為一種凌駕于這許多實際的單個共同體之上的特殊東西，而在這些單個的共同體中，各個個別的人事實上失去了財產，或者說，財產——即單個的人把勞動和再生產的自然條件看作屬于他的條件，看作他的主體的以無機自然形式存在的客觀軀體這樣一種關系——對這個別的人來說是間接的財產，因為這種財產，是由作為這許多共同體之父的專制君主所體現的總的統一體，以這些特殊的公社為中介而賜予他的。”[13]467因為從個別到一般就是生產方式的通史規定，作為出發點規定的只能夠是人本身的生產力，——它的學科用語是“人本位的生產力”。

　　人本身是最初的所有制形式，這就是分配關系上的“人本位”時代，“人本位”的最初意義即在此。爾后有所謂的“物本位的生產力”，使得分配關系逐漸走上由“階級工作本位”主導的歷史時代。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在體系內的相互追捉，所演繹者歷史辯證法也，這本身難以通過“史籀法”解決，替代的方式是唯有對發生在生產方式內部的“人本位”和“物本位”的機理關系進行詳考，才能總結出該種通史規定。因為其中內置了對身份本位和財產本位發生學原理的系統探究，是以廣義唯物史觀理論又可直接看成“人本位”和“物本位”彼此之間在歷史相互追捉性上的一種機理考察;換言之，生產方式和分配方式的結合屬性就完全體現于上述兩種“相互追捉性”之中。簡明起見，我們使之合一于一張“對照總圖”中，藉由唯物辯證法圖經方式揭示實際歷史之發生原貌及其必由推進之進程(見圖1：水平方向軸線代表“經線”，豎直方向軸線代表“緯線”)。

　　圖1 通史視角的“姓資”“姓社”規定 

　　所謂理論徹底，就是抓住事物歷史發展的“根本”，“人本位”“物本位”說到底是基于“生產本位”的立論。李澤厚游弋于中西之間，本著“西體中用”思想生造出“歷史本體論”的說法，試圖從語詞上調和“本體(論)”和“本位(論)”，如他的“歷史建理性”和“實用理性”看法。所謂：“‘歷史本體論’提出了兩個本體：前一本體(工具本體)承繼馬克思，后一本體(心理本體)承繼海德格爾，但都作了修正和‘發展’。”[23]91但其實，李澤厚本人承認：“本體論(ontology)一詞搬用于中國，未必恰當……因為它探究的是一切實在萬物的最終本質、本性或‘最終實在’……而出現了各種設定：上帝、理性、絕對精神、物質世界，等等。”由此退而求次，他反過來是認為：“所謂‘歷史本體’或‘人類學歷史本體’并不是某種抽象物體，不是理式、觀念、絕對精神、意識形態等等，它只是每個活生生的人(個體)的日常生活本身。但這活生生的個體的人總是出生、生活、生存在一定時空條件的群體之中，總是‘活在世上’‘與他人同在’。由此涉及了‘唯物史觀’的理論。”[23]19～20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所謂歷史過程中決定性因素莫過于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這是最終起決定作用的因素。恩格斯強調：“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24]歸根結底，這是個“本位論”問題17。

　　人的本位是人的構成中的靈魂性的東西。“只有從這樣一種立場出發，歷史才真正地變為人的歷史。”蓋因“范疇的結構和等級就意味著人對他所處的這些關系中的存在的基礎認識到了什么程度，即對自己的認識到了什么程度”。更進一步說，“這一結構和等級也就是歷史的主要對象”：“歷史一方面主要是人自身活動的產物……另一方面又是一連串的過程，人的活動形式、人對自我(對自然和對其他人)的關系就在這一串過程中發生著徹底的變化……正因為如此，每一個這樣的范疇體系總的來講是整個社會某一發展階段的標志。而歷史正是在于，任何固定化都會淪為幻想：歷史恰恰就是人的具體生存形式不斷徹底變化的歷史。因此，根據這些形式的經驗的歷史順序不可能把握它們的本質……(真實的根據)是由于這些形式相互之間既不是由它們在歷史上的同時出現，也不是由它們在歷史上的相繼出現而直接聯系在一起的。”歸根結底，“它們之間的聯系更多地是通過它們在總體中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這樣，人就變成了一切(社會)事物的尺度，而其他范疇和歷史的基礎則是由經濟學的方法論問題建立起來的。”[25]283～285所以，圖1可以看成是蘊涵了“分配關系(規定)”的生產方式發展通史考。所謂“以生產關系歷史發展”為經，即在于強調蘊涵分配規定之歷史生產方式為社會制度基本工作本位，這是社會形態考察觀(唯物辯證法之“唯物主義側”);所謂“以生產力歷史發展”為緯，又在于申明系統的自我束縛到解放的再生產之路，相比前者，這是經濟形態社會意蘊的考察觀(唯物辯證法之“辯證法側”)。兩種考察觀的統一由廣義唯物史觀理論的“生產方式為經、分配方式為緯”的總體規定性所統率。人們樂于從文本的角度研讀《資本論》，殊不知，《資本論》本身是“地道的歷史派”：它不是從資產階級學者的語言中，而是從對“以物為本的生產關系”向“財產本位的生產關系”的轉化中發現剩余價值范疇，又運用于對古典學派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這個范疇的“原身”即剩余產品同樣客觀存在于“身份本位的生產關系”體系之中，換言之，占有m不獨倚靠個別單位，歸根結底靠整個身份(管理)系統的力量。轉換這一命題，即是詢問“土地有機構成”何以歷史性地完成，答案已然從詢問“人本位”和“物本位”的關系開始。在中國特色工作系統中，“物本位的生產力”從來沒有真正戰勝過“人本位的生產力”，這使得國家和所有制的統一成為一種關系上的實存(規定)，即它首先是經濟基礎，而非上層建筑。這樣開辟了兩種道路：東方的(尤其是中國)以“社會主義”為取向的人本位的發展之路和西方的(典型的是歐洲)以“資本主義”為取向的物本位的發展之路。從知識生產特點上看，則是：“原始共同體是身份與財產直接同一的巨型體(行難規定之出發點)，接續的行程：‘奴隸-資本制生產方式’漸漸轉向知難，從最初身份(財產)分化形態中歷史崛起的‘封建-官僚制生產方式’行程乃是行難的歷史演化路徑。”[1]所謂通史視角，實則是關于“姓資”“姓社”問題之關系機理考察，這同樣是“歷史的思維解構”。這兩種道路在歷史長河中水乳交融，在規定上又彼此內嵌于對方，相互汲取有益的元素作為發展補充;在某些民族國家和區域，它們甚至一而二、二而一，因而很難剖開分析。但通過引入“一致性”和“差異性”的歷史對比規定，“可以提醒人們不要忘記內容到形式的路徑，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敘述的主觀解釋功能。”[21]

　　從中亦啟發我們，“所謂社會主義革命的列寧道路，是指依據科學社會主義的特殊文明形態，列寧認為東方社會的經濟形態是一個統一(完整)的經濟社會類型。”由于立足的生產力地基仍然是“人本位的生產力”，現代語境中的革命性質首先是“生產關系革命”，即完成“第一重身份過渡”;其次，它是社會(物質)生產力革命，完成對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之歷史性跨越，即“進一步，這可歸納為‘列寧-恩格斯道路理論’”[26]。與之相反，恩格斯似乎認為，“俄國這樣一個經濟落后的國家不可能先于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然而，“問題已經不在于俄國人民是否是‘天選的社會主義的人民’，問題在于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恰恰用事實證明了俄國可以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并獲得勝利。”[27]從共同體直接占有剩余產品到土地國家通過身份蘊涵財產的規定占有剩余產品，再到后來的歐洲道路上，土地有機構成經濟形態為資本有機構成經濟形態所徹底戰勝，學者們似乎才試圖在詞典中將“人本位的生產力”完全抹去18。

　　然則列寧事實上是認為，東方社會鑒于自己的歷史現實，完全可以而且應當全面動員全民的力量，使在身份共同體系統中業已開始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成分”為新型的國家成分所克服和戰勝。這種用國家工作置換資本的經濟做法，簡單地說，就是“資本有機構成”被“國家有機構成”所戰勝!那么，真實的恩格斯社會主義革命思想又是什么呢?第一，“資本有機構成”事實上難以逾越，——這當然是物質生產力觀，卻是歐洲社會后來之發展景象;第二，“Pm:A”(機器和人的關系發展)必導致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性的發展。所謂：“恩格斯對于俄國革命最大限度地承認俄國能夠發生社會革命，這種社會革命只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絕不承認俄國可能發生社會主義革命。在俄國二月革命以后，西歐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沒有發生社會主義革命，更談不上歐洲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及給俄國革命以支持，因此，按照恩格斯的邏輯，俄國二月革命勝利以后，絕對不具備進一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27]即是說，恩格斯基于歐洲社會的立場與革命主張而傾向于認為：以物質生產力為基礎的社會生產力革命居于先，而“社會生產關系革命”則居于后。這同列寧主張的蘇維埃社會主義革命工作順序相反。因此，“如果將上述革命和建設的發生邏輯進行適當反轉，則得到描繪科學社會主義建構形態的道路原理——‘恩格斯-列寧道路理論’。”[26]

　　關于上述這種統一，盧卡奇恰當地說，“恩格斯把人類在革命實現以后的過渡描寫為‘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的飛躍’。對辯證唯物主義者說來這是不言而喻的……唯一的問題是決定這一過程的起點……如果把‘自由王國’與導致它的過程聯系起來考察，那么毫無疑義，無產階級在歷史舞臺上的最初出現就已經表明了對它的向往……這種狀況決不意味著客觀經濟‘規律’不再起作用。相反，它們在無產階級勝利很久以后仍將有效，它們像國家一樣，只有在完全由人類控制的無階級社會實現以后才會消亡。”[25]416～418因而兩種道路理論是立足通史的考察：一者立足身份本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一者立足財產本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遂使得資本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同步性有了堅實的理論基礎。須知如上指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面臨著共同的“前史”過程：人本位的生產力→物本位的生產力→身份本位的生產關系→以物為本的生產關系;然則“革命發生機制”不是唯一的，在跨越卡夫丁峽谷的條件和道路問題上，無論恩格斯還是列寧本人，均秉持唯物主義的立場路線，并堅決將之推進到認識的最高階段。猶如資本的前身是商品，國家(范疇)的前身乃是共同體，換言之，國家是來自共同體的所有制關系總規定。在東方道路的傳統社會乃至現代社會中，國(家)往往直接和資本對立。社會主義國家在規定上則和無產階級專政合而為一19。“列寧用事實說明了，在西方國家125年、甚至250年以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都沒有很好地解決的問題，怎樣在蘇維埃政權中短短幾年中就徹底地解決了。列寧得出結論，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是作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社會主義工作的副產品而順便被完成的。”[27]然從物質生產力的權威教科書定義看，“恩格斯-列寧道路”乃是直接反映了：生產力社會革命→科學社會主義的建構形態;它嚴格地表明西歐道路發展的“生產力接口”(物質生產力)是和共產主義物質形態直接連通的。這就是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的“財產過渡”。恩格斯道路革命的寓意在于此。“歷史提升之路沿著‘物本位的生產關系(財產本位的生產關系)→人本位的生產關系→以物為本的生產力→以人為本的生產力’路線前進。”[1]

　　于是相比恩格斯的看法，列寧基于東方社會的特殊背景，更加注意到橫亙在“物本位的生產關系”與“以物為本的生產力”之間的“人本位的生產關系”——它的革命與建設的重要性，顯然，這一歷史進程——相比物本位的生產力發展規定——同樣不可逾越。“列寧的‘一國勝利論’，是他基于時代發展、世界格局和俄國國情變化作出的科學分析和判斷，是對馬克思、恩格斯在自由資本主義時代所提出的社會主義將在幾個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同時發生這一論斷(即‘同時勝利論’)的豐富與發展。”[28]是以必須認識到，“這兩種道路理論在內在性上是統一的，即這兩種道路理論是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統一辯證法’，而結晶出指導東方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實踐的‘恩格斯列寧思想共同體’。”[26]

四、黨的分配辯證法：不同時期工作本位學理關系概述

　　如果對以上闡述的內容進行簡單小結，則可以說社會主義文明規劃之所以離不開“物本位”，在于它是“人字訣”，這就內在詮釋了當代社會主義的發生及與資本主義世界的文明共生和經濟發展同步乃至“政治思想共舞”;另外，資本主義永遠是“物字訣”文明規劃屬性，必然由物而起、因物而滅，這也就是恩格斯道路所詮釋的“發展物質生產力”的歷史第一重要性。從而，必須將社會主義歷史建設和對資本主義的內在批判有機結合起來(相應將列寧-恩格斯道路、恩格斯-列寧道路的不同規定性予以統一)。依據這一總原理，如果說中國社會的古代進程不過是“國家有機構成領導土地有機構成”的一部生產-分配史，那么，它的現代進程基本可以看成由國家有機構成繼續領導“土地有機構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土地革命)以及“資本有機構成”(中國特色的民營經濟構成)的一部曲折的由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轉折而進的生產-分配史。然則黨在百年的理論探索與歷史實踐中，在分配工作方面實際所堅持的原則最為突出顯著是兩條：第一，堅持以本位論(歷史)建構——以歷史工作本位指導分配實踐并相應進行理論建構;第二，進而以本位論(馬克思主義本位論)領導本體論批判的理論實踐20。“只有確定了這幾點后才使我們有可能從方法論上利用客觀可能性這一范疇。這是因為首先要弄清楚，在一個特定的社會之中，從在生產過程中的某種特定的地位出發，這一社會的經濟總體一般地講可以被認識到什么程度……因此，階級意識——抽象地、形式地來看——同時也就是一種受階級制約的對人們自己的社會的、歷史的經濟地位的無意識。這一經濟狀況被既定為一種明確的結構關系，被既定為一種似乎控制著生活的全部對象的明確的形式關系。在這種情況下，‘虛假’‘假象’的含義就決不是武斷的，而恰恰是客觀經濟結構的思想反映。”[25]110故而在盧卡奇看來，“如果無產階級不想和資產階級一起，在趨向崩潰的資本主義危機中屈辱地和痛苦地死去，它就必須承擔這個任務，并且只能以這種有意識的方式去承擔這個任務。”[25]419換言之，“階級的觀點(同個人的觀點相反)在科學-方法上的優越性(規定)……明確了：只有階級才能在行動中沖破社會現實，并在這種現實的總體中把它加以改變。因此，從這種觀點作出的‘批判’是對總體的考察，從而是理論和實踐的辯證統一。”[25]94～95

　　該闡述由此恰當答復了一種疑惑及其必然性的出路選擇：“就在馬克思要規定什么是階級的時候，他的主要工作被中斷了，這對無產階級的理論和實踐來講都是一種災難。因此，后來的運動在這個極其重要的問題上，只能依靠各種各樣的解釋，依靠把馬克思和恩格斯偶爾發表的意見加以歸納，依靠獨立地研究和運用他們的方法。”[25]102然則前一原則貴在堅持了“人字訣”文明規劃道路上的徹底的本體論歷史構筑體系的工作路線，概括起來就是三個不同時期“有內在銜接性”的路線和綱領的推進：(1)百年黨史的“頭30年”(土地革命時期)——可謂中國共產黨直接組織領導經濟分配工作的時期，簡言之，這是“黨本位”初創與完備階段;(2)百年黨史的“中間30年”(所謂“計劃經濟時代”)——黨通過計劃本位組織和領導經濟工作全局藉以安排分配形式的時期，這是“黨本位”與“馬克思主義按勞分配原則”在中國成功結合的階段;(3)百年黨史的“后40年”(堅持國家本位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身份本位和財產本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內深度融合的進程最終羽化為“以國家本位領導市場經濟運行與發展”(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的最新表述是“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相較而言，這顯然是“黨本位”繼續完善自我與走向歷史成熟的階段。無疑，“黨本位”在三個不同時期一以貫之，體現出盧卡奇這一觀點的正確性：“總體范疇的統治地位，是科學中的革命原則的支柱。”[25]79猶如《資本論》的社會分配是圍繞財產本位的一種建構，如上指出體現出來的是“第二卷→第一卷→第三卷”的順序，即實際建構次序是分配I(資本本位)→分配II(資本的要素本位)→分配III(資本的財產本位);在這里，資本本位和資產階級政黨的階級意識同樣是完全對應的。然則，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關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新規劃”并非就生產、分配、交換諸種再生產環節的工作關系進行膚淺表述的“新論述”，而是突出新時代社會主義階段上的分配本位問題(“國家本位”的中心地位)，以系統化和統一黨在各個歷史時期的分配工作的理論和實踐;進一步，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聚焦在“體用”上，而孵化出社會主義“分配I規定”(以國家有機構成——實質是基于國家系統的分配本位)→“分配II規定”(基于國家技術構成形成發展路徑的分配本位——實質是基于生產的分配規定)→“分配III規定”(基于國家價值構成形成發展路徑的分配本位——實質是基于交換的分配規定)這樣的理路，用以統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各項治理工作，可謂立足“勞動歷史過程”面向現代化的一次分配制度的“積極調整”。總之，從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到新時代社會主義是一脈相承和繼承發展的工作關系，內涵是越來越突出“以生產方式引領分配方式”，而最終生成“黨工作本位→計劃本位→國家治理本位”為經和“國家(治理)本位→社會主義(治理)本位→市場(治理)本位”為緯的系統化的中國特色分配理論和實踐思想。

　　與之契合然工作側重點不同，后一原則是“批判與建構”并舉。眾所周知，由于依循《資本論》傳統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包括思想宣傳)堅持了“客觀本位的財產理論”(所謂客觀價值論)的建構理路，迫使資產階級教科書必須持續地全盤“主觀仿真”21，無論是主體演繹路線的“邊際效用論”(包括邊際消費傾向、邊際替代率、勞動和資本的邊際技術替代率、邊際成本、邊際收益、邊際生產力、要素的邊際產品價值22及消費者和生產者的供給需求曲線等工具的使用)，還是客體歸納路線的“生產要素論”(包括生產函數、成本函數、收入函數、利潤函數、消費函數、投資函數甚至利息函數23及要素供給需求曲線等工具的使用)，如上指出，均是嚴格仿真意義的主觀價值論。主觀價值論和客觀價值論具有同一對象，故而資產階級價值論最終統一以“均衡價格論”(以邊際主義為基礎的供求函數方程組)，一味地采用供求工具——分析和綜合現象中的“價格真實”(以價格全面仿真價值)，最終暴露其“刪除價值(范疇)”的理論決心。總體而言，這是“物本位”工作范圍內的理論路線斗爭，由于共有相同的財產歷史本位，客觀本位和主觀本位得以分立24;但同時基于“邏輯本體論”的斗爭使得它們彼此難以調和，這種分庭抗禮的工作局面用簡潔的語言概括即“你中無我，我中無你”，是為水火不相容之理論并存狀況。社會主義必須“火中取栗”，在批判中從事建設，并承擔起對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分配方式進行“具體闡釋”(特別置身于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比較的視域)的歷史任務，從而，它的理論建構充滿了“變數”，毋寧說，根本是以“實踐態”(歷史辯證法)作為理論工作的基本對象。

　　具體說來，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第一時期”(百年黨史頭30年)，黨的工作方針總的來講是變“土地本位”為“黨本位”，從嚴格意義上說，是促成土地身份本位向黨經濟工作本位的歷史性偉大轉變。國家一般(總身份)規定的形成總是伴隨著階級關系成長的財產制度具體生成的過程，所以新民主主義革命和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實質性區別是經濟內容。“新與舊，按照傳統的解釋，是體現資產階級掌握領導權和無產階級掌握領導權的不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核心內容，是需要組織民眾建立相對于舊統治階級的政治優勢和輿論優勢，完成領導權的非自愿轉移過程。”于是，“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后，一個巨大的變化是建立了共產黨和農民的相互認同和支持關系。在這個關系建立起來以后，歷史發生了一場根本性的質變，共產黨消滅了土匪，實現了真正的國內和平，由此再造了新型的政治關系，共產黨自身獲得了農民群眾支持下的高度執行力，延續數千年的安全憂慮就此成為過去式。”[29]所謂“毛式生產政體(單位制)的形成”，這種生產政治就在于“身份規定性”。共同體生產的要義是人和土地的結合。它的合約形成關系如上指出首先是“身份合約”的發生，并且在官僚治理系統中，土地身份大于人的身份，甚至可以說土地的身份遠遠壓倒了人本身。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之登上歷史舞臺，其領導權始具歷史根據，不外乎是作為“手段范疇”，為了去實現“人的身份(規定)”對于土地(同樣作為“身份規定”)的占領，從而相對人本身而言，乃是重新奪回屬于自己的領導權——人的身份開始逐漸大于土地的身份——的過程(所謂“斗地主”)。是以這里：既不是資產階級革命意義的人和它的客觀生產條件——土地——之間的分離關系的社會達成，也不是主體人將“土地”作為單純的財產形式同自身結合，一句話，人的身份將在歷史上第一次壓倒土地(身份)規定25。

　　黨本位置換歷史上的土地本位之工作艱巨可想而知，必由的途徑是生產組織起來，并通過斗爭的形式實現。須知中國幾千年土地社會的系統牢固性，它業已形成的土地構成的要素形態和身份形態即便在土地構成系統面臨全面崩潰的情勢下依然可以實現局部系統和地方社會的“自組織”。對于這種自組織力的“瓦解”不能通過暴力，必須循其再生規律，在解構中實現新組織和秩序再構。要知道，“土改的時候特別強調的一件事，就是要求組織農民通過自己的斗爭來實現分田，反對和平土改。共產黨派出工作隊只是起引導作用、組織和培訓農民積極分子隊伍形成農會，由農會來劃定成分、沒收財產并分配。”然則，“是否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進程實現社會變革，是中國共產黨與蘇東國家的一大區別。”又之，“毛澤東1959年閱讀蘇聯社會主義政治學經濟學教科書時，才發現這個不同，蘇東國家是政府沒收土地分配給農民。毛澤東對此有兩個評價：一是恩賜分田沒有經過斗爭，二是右傾觀點，不抓住這么好的有利時機進行新民主主義政治建設。中共與蘇共的不同政見，主要的源頭就在這里。”[29]人的工作本位在于群眾組織與有效的政治動員，這個過程無疑是歷史遺產的一種繼承與創造性轉化;在土地革命中它以民主的形式確保“黨本位”戰勝“封建本位”，并有效排擠了資產階級的“財產本位”。它的核心內容是貫徹“農民的身份本位”。據此，毛澤東認為“土地分配不能搞絕對平均”，并把“聯合中農”提高到戰略的高度，又以落實“聯合中農政策”為中心，全面制定和實施解放戰爭歷史條件下的新民主主義土地革命路線。這自然是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經濟綱領”(沒收封建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壟斷資本歸國家所有、保護民族工商業)內在一致的。蓋因毛澤東深刻認識到，“關于農民階級，‘在中國土地制度改革以前，貧農占農民的大多數，在中國土地制度改革徹底完成以后，中農占農民的大多數’;他以‘農民以外的獨立勞動者’的概念來涵蓋手工業勞動者、自由職業者和小商販，認為‘無產階級、農民、獨立勞動者，以及一切受人剝削的人們，共占全國人口約90%’，‘他們是中華民族的主體，是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然則，毛澤東強調：“共產黨要領導中農，必須率領中農和自己一道向封建階級作堅決的斗爭，并取得勝利……如果沒有堅決的斗爭，或雖有動作而沒有勝利，中農就會動搖。再則，必須以地主土地財產的一部分分配給中農中的較困難者，對于富裕中農則不要損害其利益。在農會中和區鄉政府中，必須吸收中農積極分子參加工作，并須在數量上做適當規定……不要訂錯中農的成分，對中農的土地稅和戰爭勤務要公道。同時，還要給中農以政治教育。如果沒有這些，我們就要喪失中農的擁護。”這就充分肯定了，“中農是這一歷史變革完成后中國農村的主體，同時是占整個經濟總產值90%的個體經濟的主要創造者。”歸根結底，“毛澤東既反對農業社會主義(低水平上的絕對平均)對社會生產力的反動和破壞，又不否認并鼓勵土改后的農民發家致富成為新富農，并在新民主主義框架內的存在與繼續發展，但他同時強調農業的未來必須是社會化。”[30]

　　因而“第二時期”(百年黨史中間30年)必然以“第一時期”(國家有機構成在規定性上的先行存在)為發生前提;其在理論上是國家技術構成全面形成和發展的時期，在實踐上則是黨本位落實為“計劃工作本位”之歷史時期。這一時期在分配上的重要特征是“勞動關系平等論”。迄今為止，經濟學有四類：人的經濟學(I)、物的經濟學(II)、身份經濟學(III)和財產經濟學(IV)。從理論上看，國家構成要素形態在發生機理上全部涉及它們，工作順序是：IV(社會主義改造和國家財產形成)→II→III(“全民”工作概念形成)→I;這是在國家的名義下直接“重建共同體”的一種努力，于是，“人的經濟學”反而是工作產物形式。從實踐上看，國家技術構成本身就是偉大的“全民的創造”，它所蘊涵的所有制的實質規定即“全民所有制”，將“身份本位”直接推向了“全民本位”。然則計劃本位可以說是以特殊的方式結合了上述四者，實現了“類別的共屬”，如對國家、集體與勞動者個人三者利益的統籌兼顧與適當安排的注重，對“農民勞動(產品)所有權”的肯定與正確引導等;盡管它以巨大的社會主義革命熱情啟動了“以物為本的生產力”(國家技術構成之“物的經濟學”)，但立足的本位依然是“人的經濟學”。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它將計劃提升為“絕對的所有制形式(工作本位)”，從而試圖將“身份本位的生產關系”連同“財產本位的生產關系”一起作為革命和建設所掃除的對象26。在這當中，難以避免的是對“人本位的生產關系”歷史建設的任務的困難嚴峻性和認識復雜程度估計不足。

　　據以上分析可知，(1)人本位的生產力→物本位的生產力→身份本位的生產關系→以物為本的生產關系，以及(2)財產本位的生產關系→人本位的生產關系→以物為本的生產力→以人為本的生產力，是兩個彼此接續連貫的歷史進程，具有歷史演變“自然史”的意義;換言之，(1)和(2)的歷史立體共生關系——它們的并存、交叉和有機嵌入對方的發展行程——正是自然歷史過程所呈現出來的“特有空間概貌”。由于直接繞過了“歷史上的物本位的生產力”形態，使得“以物為本的生產力”有可能完全脫離財產本位，而導致在追求“一大二公”的過程中，將勞動關系平等原則墮落為“直接的勞動平等論”——工資或收入均等。這里需要回顧一下歷史上的各種勞動本位形式尤其是“工資勞動本位”。首先是“身份蘊涵財產”的封建工匠勞動(封建單位制如師徒制和手工作坊的家勞動)，這是匠人工資勞動的本位形式;其次是“雇傭勞動”(勞動力商品形式)，這是工資勞動的市民形式本位;再就是這里所謂的“平等勞動”(全民勞動形式)，顯然，這是社會主義計劃時代的勞動的平等本位形式。經過對比可以發現，工資勞動本身就是一種“所有制形式”，并且作為了“兩重本位”結合體：它們亦身份亦財產，體現出關系發生上的兩重性。拿工資勞動的身份匠人的本位規定來說，在它內部發生的“身份”與“財產形式”的矛盾規定其實是“家(單位)勞動”主體身份與“土地身份國家合約”的系統矛盾的一個投射結果。全民勞動關系也不例外。所謂勞動關系平等，它的范疇是“平等勞動”，但是“平等”只意味著全民關系意義的“絕對的身份平等”，在這個工作范圍內，決沒有消除生活資料占有上的“相對的不平等(關系)”。而相反，所謂“直接的勞動平等”，往往指絕對的財產平等，以及將之不可避免地引申到與絕對的身份平等的相等同上了。所謂“平等勞動的歷史特殊性需要有當代生產力的歷史特殊性來說明。一方面，平等勞動揚棄雇傭勞動的階級對立性質，形成勞動者階級內部以勞動為尺度的平等關系……另一方面，平等勞動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還不能強行突進到共產主義的自由勞動，是因為當代生產力還不夠發達，物質財富沒有充分涌流，因此，勞動時間具有明顯的稀缺性;職業專門化的分工、直接生產過程中勞動者對于機器系統的從屬地位，導致勞動者個人不愿意超出滿足個人消費的必要勞動時間為社會提供剩余勞動。因此，社會財富還需要以勞動時間為尺度，社會還必須利用‘你干活，我給錢’，‘我給錢，你干活’的法權意志，來強制勞動者為社會提供更多剩余勞動。平等勞動的存在是由社會生產力決定的，無論是它的形成，還是它的突破(揚棄)，都不能單純依靠革命者的勇氣和信念。”[31]換言之，“平等勞動”終究還是一個具有內在客觀矛盾規定的統一體。毋庸置疑，上述勞動形式的若干歷史范疇顯露了“分配性矛盾規定”：發生在工資勞動本位形式的“家本位”和社會主導生產方式的所有制形式“土地本位”(身份國家)之間的矛盾，以及按照此項意義的“市民(財產)形式本位”和“資本本位”(財產國家)之間的矛盾乃至“平等本位”和“全民本位”之間的矛盾，等等。故而言之，所謂分配理論，不過是“所有制形式的本位論”上的一個具體系統的歷史考察。

　　又之，如果說自由聯合體是真正意義的勞動本位論，那么，《資本論》和全民所有制的勞動研究僅僅是恰當地建立起“工資研究的歷史本位論”;然則有了“客觀工資(規定)”的理論實踐：客觀工資理論為各色各樣的主觀工資理論“立法”，建立批判標準，從而徹底將“勞者”與“非勞者”在規定性上區分開來。就全民所有制的“計劃時代”而論，勞者和非勞者之間沒有模糊地帶，勞者占有生活資料，非勞者或占有“身份價值”，但與財產形式無關，又可說干部與群眾的身份差別在財產上是“無感的”。同樣，《資本論》對工資勞動的考察也僅限于雇傭勞動者的生活財產，對非勞者的一般性財產收入不予考察，蓋因它們本質上不構成“工資形式(范疇)”。這一客觀理論標準和實踐在于聲明：任何工資勞動的本位形式說到底都是從屬性質的，本質上屬于那個占主導地位的社會生產方式的一個側面、一個矛盾單元，于是，盡管它是物質財富和社會財富的實際創造者、提供者，但終究處于“不平等關系”狀況。是以“平等”委實作為歷史范疇，可以說是個隸屬概念——隸屬于歷史生產方式，但也并不是說平等遙遙無期，從它由多方面規定結合而成的組成內容的系統性而言，“平等(規定)”恰恰從“分配理論”起航。這是“以勞動為尺度的平等觀”歷史的漸行漸近的建立行程，即在這里，“勞動異化關系論”和“勞動關系平等論”仍然是“復調的合唱”。《資本論》描繪了工資形式和剩余價值形式的對立狀況，全民所有制試圖歷史性地改寫這一腳本，試圖消滅無償占有意義的“剝削”，從而啟發了一種“新型的分配本位”。

　　任何平等都是基于“本位”的平等，任何分配也都是某種本位形式的分配。藉由這個判斷，我們最后來到“第三時期”(百年黨史后40年)，歷史上曾有過的“土地(本位)平等論”“資本(本位)平等論”于這里不期而遇，并得到兩種嶄新意義的“生產力發展規定”：一是“以人為本的生產力”，通過對土地構成要素形態進行歷史系統更新而得到;二是“以物為本的生產力”，通過對資本構成要素形態(系統)進行歷史更新而得到。社會主義國家技術構成同時承載這兩重歷史任務，并且后一重任務顯得更為迫切，原因在于：第一，生產力的物本位在中國舊有的系統中從未扎牢根基和形成體系;第二，社會主義生產力的歷史發展方向乃是“以物為本的生產力→以人為本的生產力”，物質力量必須得到更加優先的普遍能力意義的成長——所謂“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然則特殊的工業化方式及“趕超”戰略決定了特殊的東方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經濟體制，同時生成了“特殊的國家價值構成形態”27。“在市場經濟三大要素市場的建設中，國家始終是主導者。資本市場的建立，土地市場的建立，特別是勞動力市場的建立，國家作用不僅是加速器，而且是發動機。”[31]這使我們得以建立一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的國家構成的財產形態，相應采取與之契合的符合中國當下國情的分配方式。概括而言，國家本位在這一時期的突出性就體現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新規劃：(1)新時代社會主義主人翁經濟——“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2)為重建個人所有制宏基的“有折”“有扣”——“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3)制度、體制、機制三合一——以國者為本位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三項內容的中心語義是“主一兼多”，很顯然進行了特別的知識生產定制。承續資本主義時代的大工業發展，生產社會化強化了社會主義的國家治理邏輯。如上指出，其當然不是什么“本體論的推導結果”，目的是經由社會主義國家這一“所有制范疇”，加強黨在新時期對分配工作的領導，發揮和彰顯國家治理體系及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效能。

　　如果說“第一時期”是本位論(歷史工作本位)和本體論(資產階級教科書邏輯)的歷史初遇，“第三時期”可以說是它們的再次時空相遇。在第一時期，正是由于不是從西方舶來的“本本”出發，毛澤東創造性地走出了“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之路，土地本位的合理內核被以“歷史遺產”的形式很好地繼承和揚棄。“活的教科書”靠邏輯本體論的演繹機巧是根本辦不到的。這一時期實際是“政黨-國家體制”的初成：這也是歷史選擇的結果，土地本位的身份國家在遭遇西方資本主義列強時顯得笨拙和愚頑，1919年以前的中國在國家治理上是遇到了大問題——王朝政府不具備適應新時代的治國能力。是以在1938年，毛澤東第一次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個重大命題。須知中國體用之“體”，是本位，而不是本體之意義。“繼承遺產，轉過來就變成方法”，其實就是古為今用意義的創造性轉化，工作本位的“鳳凰涅槃”因應了大國治國能力的迫切現實需要。橫亙在兩個時期之間的是“黨的歷史本位論”。黨的氣概是什么，是“無”!黨在生成，黨不是抽象的，是具體的;黨不是思維形式，是行動本身，是科學意識和群眾革命行動的統一體。在所有本位中，計劃本位是最接近人本位的歷史實現，蓋因“‘自由王國’‘人類史前史’的結束恰恰意味著，人與人的具體關系，即物化開始把它的力量交還給人”。可是，“這一過程越是接近它的目標，無產階級關于自己的歷史使命的意識，即它的階級意識的作用也就越重要;階級意識也就必然越強烈地、越直接地決定著它的每一次行動。因為驅動力的盲目力量只要它的目標，即自我揚棄還沒有近到可以達到的地步時就會‘自動地’趨向這一目標。”“這樣一來，也就決定了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具有不同于別的階級的階級意識的特殊功能。”亦即，“如果不廢除階級社會，無產階級作為階級就不可能解放自己。”[25]133～134計劃本位是對官僚本位的直接否定(在“矯枉過正”意義上)。蓋因“官文化生成于中國，作用于中國，對它的批判，也應當來自中國，來自中國社會矛盾演化所形成的與官文化代表的社會勢力相對立的變革勢力，而這勢力的階級意識所概括的文化，就是勞動社會主義的文化”。中國社會主義革命任務乃是內含了“財產過渡”的總體歷史規定，或者說，社會主義合約關系突出了“身份本位”與“財產本位”的工作合一性(身份和財產相互蘊涵)，從而和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歷史任務必須連貫起來并內在結合;更進一步也即是說，“能夠批判并克服官文化的，惟有現代中國勞動者的勞動社會主義。這是世界性的一般勞動社會主義的一部分。”[32]

　　“第二時期”是歷史的產物，是革命意志的一種行動張揚，是共產黨人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奏響的時代凱歌，它大大鞏固和強化了“政黨-國家體制”，——這是對它的科學定位。它使得“人本位”和“物本位”基于社會主義勞動過程文明規劃的內在特性統一起來，主客體在勞動中彼此“認識”對方，嚴格禁止了非勞者的特權，以極大的革命熱情投入全民建設行動并掃除西方傳統“主客二分”的階級分工觀念。可以說，這是對以人為本和以物為本的生產力的第一次全民意義的“科普”，黨通過教育行動，使人民群眾和廣大干部認識到，“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就不像以前的階級那樣是階級的社會給定存在的直接實現，而是像青年馬克思早已認識到并已強調指出的那樣是它的自我揚棄。”同時也必須注意到這一點：“無產階級原則被歷史賦予了自覺地改造社會的任務，因此，在它的階級意識中就必然會出現直接利益和最終目標、個別因素和整體的辯證矛盾。”[25]135～136矛盾的生成和矛盾的外化過程的統一，構成黨領導經濟建設的行動辯證法，決定了新中國70年航程的基本走向。這同樣是“資產階級本體論教科書”所無力解釋的。蓋因這種本體論缺少范疇，充滿了理論虛假，“馬克思用對經濟學的歷史批判，和把社會經濟生活的全部物化了的對象溶化為人的關系來批判這種觀點。”[25]106蓋因它深刻地背離了這一原則：“馬克思主義本體論必須本著馬克思的預言性的綱領的精神，堅持把歷史性當作每一種存在認識的基礎……只有這樣，‘自然辯證法’才不會再顯得是把自然和社會一律等同化(這種等同化常常以不同的方式歪曲這兩種存在)，而是表現為用范疇加以把握的社會存在的史前史。”[33]172～173本位論不過是“歷史本身”的工作學名，與之對應的本體論不過是“邏輯本身”的工作學名，然則，二者的內部批判關系以及認識上的辯證統一極大深化了人們對“第一性規定(系統)”和“第二性規定(系統)”工作關系的了解。有了本位論和本體論這種工作統一，也才有了對各種個別存在領域之間“深刻的差別”的認知，并確定每一存在的可以證明的最終統一。這就是歷史本身“第一性”、事物和邏輯本身“第二性”的認知法則，它決定了分析和綜合的統一、抽象和具體的統一以及歸納和演繹的統一，并最終貫徹了“內容第一性、形式第二性”。

　　就“矛盾的外化”而論，全民本位內部的“身份”和“財產”的矛盾將普遍化為“社會主義國家身份勞動”與它所匹配的財產結構的不相適應的矛盾，并普遍化為“社會主義特殊規定的工資勞動”與多重規定的財產所有制形式的矛盾以及“身份合約”本身與市場本位的“財產合約”的矛盾，等等。這些矛盾規定集中起來即是“勞動的社會主義本位”同“國家本位”之間的矛盾性，它總攬了社會主義本位、國家本位和市場本位，總攬了歷史本位論和邏輯本體論的統一，總攬了勞動和勞動形式、生產和生產形式、價值和價值形式以及身份和身份形式。顯然對于分配的探究，不過是本位論(規定)全部展示的“歷史自我”，如工資勞動本位。這是依據“對象思維學”所作的規定，由此所謂“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結合”的說法是不準確的。準確的說法應當是：在真正的勞動本位規定(自主勞動和聯合勞動28)尚不能全方位自我展開的歷史前提下，必須堅持按“勞”分配這個大原則毫不動搖，通過黨的意志和國家形式，使各種按要素分配形式具有內在的社會主義規定性;一言以蔽之，就是“按勞分配(方式)有效領導多種分配方式并與按要素分配結合”，如此方能真正“把按勞分配(大原則)和按生產要素分配(市場經濟實踐)結合起來”。“主一兼多”話語表達方式(本位論意義的“主體-輔體”)確實是因應時代要求的一項“特別化知識定制”。它就像一根思想紅線貫串了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和新時代社會主義，使之相輔相成，豐富發展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是以有兩重意義值得汲取：(1)它弘揚“以物為本的生產力”(生產力的物質文明本體);這一側的工作本位是激發“已化成社會的人”的物質行動，“也就是說，隨著‘天人合一’的人的‘復歸’和‘人和自然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也將‘復歸’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實現經濟的高質量發展。”[34](2)它弘揚“以人為本的生產力”——對應前者，可稱為勞動過程文明規劃意義的“生產力(發展)本體”;在這一側，工作聚焦于“各種關系匯于人本身”，以激發和拱衛人的普遍能力(發展)為本位，從而需要在更高層級上理解“天人合一”，即“由于黨把自己所擁有的真理深播到自發的群眾運動中，由于它把這種真理從其產生的經濟必然性提高為自由的自覺行動，這樣，它就把激烈革命情況下自己要求的性質變為發生作用的現實”[33]98。

　　這是一種典型的“結構-發生”模式。“對歷史的一個方面的描述同對歷史作為一個統一過程的描述之間的對立，不是像斷代史同通史(材料本身)之間的區別那樣只是范圍大小問題，而是方法的對立、觀點的對立。”[33]62按勞分配是連通原始共同體和重建個人所有制行動的“普照之光”，必須藉由這一工作模式，使這個原則生根發芽、茁壯成長，從中錨定中國特色的階級學術語，探求其中的分配意蘊。“然則對于重建的科學抽象法規定來說，亟待于‘批判的邏輯學’方面取得明顯進展，以更好拒絕非批判的實證主義，并實現對‘解釋學’的徹底工作走出。”[35]社會主義歷史之帆伴隨著“分配行動”而前行，生產關系、分配關系作用中介的現實尋求與創造性解決依靠的仍然是實踐的力量;分配本位論僅作為理論建構的依憑，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使“分配”重回經濟分析中心[36]，但沒有返歸“歷史”這一經濟學議題中心。探究以人(身份)為范疇的階級經濟學規定方興未艾!它從主體批判一側彌補并深刻克服了以解釋學為指導的“資產階級物的經濟學”的缺陷和不足。“辯證的總體觀之所以極其重要，就表現在這里。”使我們認識到，“無論是研究一個時代或是研究一個專門學科，都無法避免對歷史過程的統一理解問題……(反面的情況)西斯蒙第對危機問題的態度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例子。他了解生產和分配過程中的固有傾向，但是他最后失敗了，因為他雖然尖銳地批判資本主義，但是仍然囿于資本主義的客觀形式，也就必然把生產和分配看作兩個相互獨立的過程，‘看不到分配關系只不過是生產關系的另一種表現’。這樣，他就遭到了蒲魯東的假辯證法所遭到的同樣命運;‘他把社會的各個環節變成了同等數量的獨立社會’。”[33]62～63中國學人向來不缺乏自信，缺乏的是站立時代潮頭“歷史回看”之理論建構勇氣。是以回歸理論科學的歷史研究之路，首要在于堅持范疇生產概念的馬克思主義認識原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分配理論必須能夠發揮本土路徑的“理論自信”：通過通史路徑和意義的資料耙梳與深入細致的內在規律探究，按勞分配實際是社會主義通史意義的總體規定和“工作總范疇”，——例如，它將按資分配看成它的異化形態，把中國系統的分配看成它的一個“身份版”(人的有機構成畢竟是最初形態的“勞動有機構成”，或者說是其“文化版”);這一路徑實質性地支持了勞動平等導向的勞動合約生成關系，實現對分配的歷史關系上各個環節的動態辯證聯系的統一性考察，充分注意到并安排“各種分配歷史范疇”的現實對應關系。不過，這也僅僅提供的是思路，答案是沒有的，更不會有“公式化的東西”可供搜尋。這一歷史知識的尋求進程固然是無遮攔的“永遠在路上”，然而對各種分配概念的類集進行了有效“歸類”，甄別“體”和“用”，實現了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的“有機對接”。我們真誠希望這一科學解說原則有助于解決基于“問題導向”對中國道路通往何方的疑惑，并能夠將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體范疇真正落實到黨的工作本位中來，使黨成為分配經濟學的一個內在不可回避的成分，引領此理論研究工作逐步邁上規范化的體系建構之路，走向新境界。

　　轉自湖北經濟學院學報. 2021,19(01)(謹以此文紀念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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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這是由客體的路線對財產本位的價值論進行“主觀化”。就這一點意義而言,無論邊際效用價值論或要素價值論(二者是所謂“廣義概念的效用價值論”的兩個組成內容),都是徹頭徹尾的主觀主義論者理論主張,不過一者側重“主體的主觀”、一者側重“客體的主觀”罷了,理論實質終歸相同;不僅如此,工作仿真性也完全一樣,本來是勞動可以社會加總、比較,卻被說成是效用的可加總與比較乃至要素之間通過繞開生產關系中介直接進行的各種經濟計算,故而均是“主觀價值論”。

　　2其顯然忽略了“生產要素與社會條件狀況緊密相關,但二者其實也并不是一回事”,“那種將社會構造直接當作技術構造,以至將社會構成當成了技術構成的腳手架的觀點,實際撤除了對于生產要素真實發生的研究。”畢竟,“客觀上,生產要素是依賴一定技術構成(由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直接組成的物質技術結構)的特殊社會構成。”(參見《生產要素社會規定性:一個批判性建構分析》,載于《學海》2012年第2期)

　　3目的是消滅宰殺范疇。因為一切庸俗的理論工作者都很清楚地知道馬克思主義認識之路是“由范疇生產概念”,所以,一旦范疇被理論“消殺”,物本位就可以掙脫生產關系的“約束”隨意發揮了。

　　4或者毋寧說,資本主義社會是令資本財產系統和國家身份系統悄然合一了,使國家兼具“財產國家”的規定性。不僅如此,原有國家的身份規定性在這個系統中唯有經由“總資本”,才能發揮自己的效能。

　　5從所有制形式本位論看,財產權不是唯一的所有制形式,它只是和身份形式一起并相互推動,才將自身落實為現實形式。

　　6在各種階級關系模式中,“地主-農民”是最具有典型性特征的“這種統一性”。如果返回到歷史的這一過程,那么,按“勞”分配原則要直接變成按“土地”分配的原則。即在那里,整個社會系統的勞動合約由“土地(國家)關系”來主持,土地財產既作為一獨立社會要素,同時也必然依附于“土地(國家)身份”。農民和地主是這一系統的兩個基本循環元素,由此完成土地的“技術構成”和“價值構成”,——所謂“封-產-建”。歸根結底,“‘封而建之’可以說是對中國封建-官僚體系的一種生產制度形式濃縮”,“‘封’(分封)、‘建’(建制,即‘支’形成的過程)在兩頭,生產在中間,其特別的生產(管理)形式是身份關系形成(封)-身份型生產(產)-身份關系社會實現(建)。”(參見《〈紅樓夢〉與〈資本論〉:歷史過程定制范疇的機理剖解》,載于《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0年第6期)

　　7身份系統的內部有機統一性固然沒有達成,例如勞動者的身份工作本位是沿承了“工匠身份”;這是“非主人→主人”的歷史進化和偉大斗爭行程:中華主體——士、農、工、商、役——類型中,身份匠人不過是“農、工、商”和“役”的一般結合體——所謂“匠=匠奴(農奴、工奴、商奴)”之封建匠人內涵規定性,社會主義初級階級“身份的主人勞動”顯然沒有和“財產的主人勞動”工作對應。盡管如此,“身份本位的生產關系”為“人本位的生產關系”歷史置換的行程已然開啟;這是按“勞”分配制度和按“土地”分配制度的原則性區別。在這里,按身份分配的“社會主觀性”(如古代社會的按“軍功”“爵位”分配)的合法性已然遭到拒絕或根本遏制,而在勞動價值論(本身作為“客觀財產論”)的基礎上進一步促成了具有統一化形式的“社會客觀工資(批判)理論”。

　　8值得注意的是,資本主義工資是由階級斗爭決定的量,它從而獲得了統一的社會工資率,——相對于完全由個別勞動過程場合或身份局部系統支配的封建工資而言,是個巨大的進步。盡管如此,“鐵的工資規律”乃是意味著“西方宏觀經濟學意義的國民收入分配僅限于m的社會分割,在這里勞者身份和v無須考察”,意味著“在社會分配環節,v被排除,c則是全程參與和最終的分配決定者。”(參見《〈紅樓夢〉與〈資本論〉:歷史過程定制范疇的機理剖解》,載于《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0年第6期)馬克思正是以之為依據,揭示以社會調節的有計劃性減弱乃至消除導致工人致貧的社會病因的必要性,為此,并要逾越資本主義文明規劃,蓋因“雇傭勞動制度是奴隸制度,而且勞動的社會生產力越發展,這種奴隸制度就越殘酷,不管工人得到的報酬較好或是較壞。”(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41頁,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

　　9馬克思是這樣寫的,一方面,“資本竭力取消作為私有權的土地所有權,力求把它轉交給國家。這就是否定方面。于是國內整個社會就要轉化成資本家和雇傭工人。”另一方面,“土地所有權就從兩方面被否定了:從資本方面來看的否定只是[私有權的]形式變化,其目的是達到資本的獨裁……從雇傭勞動方面來看的否定只是對資本的隱蔽的否定,從而是對雇傭勞動本身的隱蔽的否定。因此,現在要把雇傭勞動當作與資本相獨立的東西來考察。”(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38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10所謂市民單元,即《資本論》所考察的作為出發點的商品規定(商品構成),作為市民關系的財產的對象化。這是“共同體解體”的產物形式。相比之下,土地社會的“共同體建構”以家關系為構筑的本位,然則,《紅樓夢》中指出了一種家單位的典型化的具象形式——賈府構成。(參見《〈紅樓夢〉與〈資本論〉:歷史過程定制范疇的機理剖解》,載于《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0年第6期)

　　11在某種程度上,財產國家和身份國家一樣文明古老,二者皆從共同體的身份、財產直接合一狀態中分化而出。盡管如此,奴隸制國家對“財產國家”的第一次建構努力(依托城市的“勞動異化”財產管理)是未完成的,毋寧說只是從法律形制上(如古羅馬法)為后來的資本財產社會崛起奠立了偉大的基礎。

　　12從物質要素到社會要素。

　　13就此意義而言,《資本論》安排四卷工作體式的目錄次序是“生產-分配”的雙面結構體式:第一卷(本身蘊涵了第四卷的認識內容)→第二卷(本身蘊涵了資本“分配本位”)→第三卷(資本分配本位論的全部展開)→第四卷(本身蘊涵生產與分配統一辯證法的工作內容)。

　　14只是伴隨著計劃的改變,直接替換“六冊計劃”的《資本論》轉以“個別資本→總資本規定”的路線綜合和替代上述方案。

　　15“證明的證明”是證實,“反思的反思”是證偽;然則真的東西可以建構起來,假的東西只能解構之,這就是標準的西方邏輯學體系的內容。但對黑格爾而言,“建構-解構”不過是反思和批判的又一種說法,它的邏輯學可貴之處,在于認識到真的東西、整體的東西難以解構,從而,反思是“有限度的回歸”。馬克思汲取了這種“反思的辯證法”,用唯物主義路徑改造了“解構的解構”,使之從思維形式上發展成為“批判的批判”,謂之為“政治經濟學批判”。

　　16與之截然不同,資產階級經濟學用無差異曲線技術工具所仿真者,如上指出,則是所謂永恒的原始自然秩序,反倒是讓“歷史的終結”秩序規定就在這曲線軌跡中了,即主客體的發展分化委實從“無差異”始。

　　17然則,“在這場爭取意識的斗爭中,歷史唯物主義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參見《歷史與階級意識——關于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研究》第131頁,商務印書館2009年出版)

　　18同田忌賽馬特別的“斬首行動”手法一樣,西方社會通過使“人本位”同人權問題配對,實際就巧妙繞開了人的歷史發展問題和主體的研究定位,復又通過切割“身份本位的生產關系”向“人本位的生產關系”歷史轉化的通道,藉以把財產問題在經濟學上“唯一化”。更進一步的行動是,西方社會輿論界借助對列寧主義的理論掩埋,借助一系列的私有制“美化”,將財產的經濟學徹頭徹尾地物形式化、認識迷霧化。

　　19在中國古代,國家簡稱“國”。中國自有秦以來,國家制度開始建立,但不同于資本以個別資本為基層單位,國以“家”為基層單位組織,——這個規定在典型性上可取和皇權關系合而為一的內涵。

　　20以上可稱之工作方針意義的“兩條基本原則”,下文將分別進行詳述。

　　21這當然是利用了現代數學的最新進展上的成果。數學工具可謂“最純粹的主觀”。數學工具和自然客觀對象之所以能夠實現主客觀統一,在于自然科學的物質本位性。資本社會與之不同,但物的外觀絲毫不會改變“人本位”實質,財產蘊涵身份以及從分配出發的主體利益關系表現使得“人的關系”相比“物的關系”以顛倒的形式表現出來,這是財產經濟分配的一個極為獨特的工作特征。盡管如此,西方經濟學的這種結合之所以最終得不到支持并難以獲得徹底成功,就在于它所面對的社會歸根結底是“人的社會”,“人本位”是始源性的規定,也是最終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人的異化性質的解除首先將要從“財產的神秘性”破除開始。

　　22邊際是對“個體(個人)”的工作仿真,故曰“主體之主觀工具”。在各種“邊際”里,效用函數是個例外,盡管一直伴隨效用價值論的左右,但實際所起到的理論作用卻很難說。

　　23函數(物的關系)說到底是對“關系(人的關系)”的工作仿真,故曰“客體之主觀工具”。在各種西方經濟學自制的“函數”里,盡管執行資本觀念上的耗費標準,成本函數算是最接近“經濟對象”的,蓋因其具有管理會計的知識基礎。盡管如此,它的地位也是附屬的,畢竟就主觀工具論而言,“主體之主觀”乃是最接近數學工具的,而可直接隸屬于“人造的客觀對象”——理性假設(虛假的邏輯本體論)。這就產生了短期成本和長期成本之函數性質不一致的現象,就猶如經濟學體系的不統一,又使人覺得這根本是對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的一個工作反串,使它們好像原本就是“兩種經濟學”。

　　24這說明西方經濟學并非沒有“本位論”,只是使之隸屬于邏輯,作為“第二性系統”工作組成。具體而言,是在本體論下設置主觀本位(成就主觀本位的財產理論觀),以對抗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體系的“客觀本位論”;蓋因資本是在身份規定上越來越“社會客觀化”,在財產方面卻越來越“社會主觀化”了,這強化了每一位生產勞動者的階級斗爭意識。這又迫使其在主觀價值論體系下分別設置主體和客體的邏輯本體,以仿真版主客體關系的“奇妙對言”,努力把對象世界仿得很逼真,制造所謂邏輯本相——“本體”“假相”的有機統一!

　　25這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到1931年,其業已形成了成熟定型的土地革命路線。

　　26一個突出的特征是以唯一的計劃形式安排A和Pm的結合(在生產本位上)乃至消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結合(在分配本位上)。盡管如此,由于消費資料是個物質概念,而生活資料根本是物質內涵和人文內涵的高度性統一,因此單單靠計劃配置是難以奏效的。

　　27國家價值是由全民本位主導的多個本位的復合體規定。隨著社會主義身份和財產關系的普遍性融合進程的不斷深入,“小康社會”逐漸成為國家構成的一個構造,它代表了全民本位內涵演繹的動態性特征(如初級階段社會主義→新時代社會主義);作為“均富意義的國家生活價值構成”,小康的事的工作本位即“高質量發展”,是社會主義生產方式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容和體現,也是新時代社會主義分配方式體現“以人為本”的工作范疇。然則,國家價值構成本身是“身份價值”與“財產價值”的統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則意味著由物本身主導生產的發展時代已經即將走完全部歷史行程。小康社會藉由“人本位”得到廣泛性的社會認同,從而為堅定對社會主義本位目標即共同富裕的實現信心提供了思想武器。

　　28實踐層面的規定已經啟航了:企業本位論不過是“自主勞動”的組織載體;相對而言,人民本位論則不過是“聯合勞動”的社會平臺。然則在知識、信息、網絡技術革命日新月異的情勢下,勞動構成之技術形式(勞動技術構成)已然奠立自我發展的基礎,這是重建個人所有制決定性的“歷史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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