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產階級失去的只是枷鎖（上）

　　工人活動家和畫家拉爾夫·法薩內拉(Ralph Fasanella) 1977年的畫作。“1912年勞倫斯 ‘面包與玫瑰’罷工”

　　“無產階級失去的只是枷鎖，而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是《共產黨宣言》的最后三句話。《共產黨宣言》由卡爾·馬克思和弗雷德里希·恩格斯1共同寫成，于1848年第一次出版。這些文字對工人們吹響了集結號，鼓勵著他們去反抗將他們變成奴隸的社會秩序，讓他們團結起來共同構建一個更好、更自由的世界。在《共產黨宣言》出版的1848年，激進起義遍布歐洲。這幾場革命都很有希望能終結資本主義，并且在其廢墟上建立起新社會。

　　工人階級的崛起

　　讓我們看看馬克思和恩格斯著名的論述。首先，無產者們是雇傭勞動者，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兩個最大的社會階級中的一個，另一個就是雇傭他們的資產階級。因為工人不擁有生產資料或只擁有不足的生產資料，他們如果不向雇主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就無法生存。

　　馬克思認為，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雇傭勞動將成為占支配地位的工作形式。資本主義在16和17世紀剛剛萌生時，由于多種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存在，曾存在著很多其他的工作類型，比如采集、狩獵，以及各種各樣的其他制度例如奴隸制和封建制。除采集和狩獵的勞動外，其他一切勞動都是在奴隸主或者封建君主統治下，在被強迫的情況下進行的。資本主義漸漸削弱了封建制度，打破了控制農村土地的領主和從事這項工作的農奴之間存在的直接、個人和高度不平等的關系。土地變成了私有財產，農奴被迫離開田地，進入城鎮或農村的養羊場。在城市和鄉村中，有很多農奴都失去了工作。

　　盡管封建制度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而衰落，但奴隸制并不是這樣2。歷史學家杰拉德·霍恩(Gerald Horne)指出，在整個中世紀，歐洲、歐亞大陸和阿拉伯世界都存在充滿生機的奴隸市場。并且如霍恩和其他歷史學家所表明的，奴隸制和資本主義制度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從一開始，以牟利為目的的奴隸主對奴隸的殘酷對待就被種族化，“白人”和那些曾經是奴隸的有色人種由此被區分開。資本主義在那時，特別是在美洲和歐洲，就是種族化的。

　　第二，馬克思和恩格斯說過：“無產階級失去的只是枷鎖，而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在這句話里他們表明了無產階級具有特殊的地位。人類存在這個世界上至少10萬年了，也許正如一些考古學家認為的，實際人類存在的時間更長。這意味著很有可能我們存在于地球上的時間的90%~95%，人類都是以相對較小的團體為單位生活著。那時候人民以采集堅果、漿果和植物為生，并盡可能以狩獵動物的肉為補充。生活必需品的生產及其分配是以平等的方式進行的，沒有永久的領導人，也沒有技巧性任務的分工——像把制作工具、衣物這樣需要技巧的勞動細分成不需要技巧的勞動或子任務。采集者們和獵人們最終在廣大的地表上繁衍生息，完成了“原始人”的驚人壯舉。

　　人類學會種植植物后，社會組織發生了急劇變化。久而久之，穩定的農業開始取代采集和狩獵，社會也隨之分化為階級。農業產生了超過基本需求的剩余產品，繼而產生了扮演某個社會角色但不需要勞動的人群存在的可能性。封建領主、皇帝、牧師、奴隸主等代表著前資本主義階級社會的上層階級能夠利用他們地位和相對閑暇的時間以及獲得剩余生產的機會，對完成必要的生產任務的農民、農奴和奴隸行使權力。雖然那時的階級結構上還有很大的可變性，但最基本的特點在于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直接的和私人的關系。

　　資本主義徹底改變了階級社會。新制度的生產關系取代了控制生產的人與不控制生產的人之間的直接的私人關系，這種生產關系由非私人的市場來調節的。如今，工人們認識雇傭他們的企業的所有者是很少見的，工人和企業所有者不僅不可能有私人的人際關系，即便認識他們的名字也是基本不可能的。而且也基本沒有消費者知道他們購買的東西是誰制造的。更重要的是，從那些在工廠、礦山、磨坊、辦公室和其他資本主義企業中辛勤勞動的勞動者身上榨取的剩余價值被市場所掩蓋。看起來，我們的工人得到的薪水取決于非個人的供需關系，我們受到的剝削并不明顯——我們創造的剩余價值不知為何成為了所有者的財產;看起來，我們與那些身家性命都為主人所有的奴隸差得很遠。看起來，我們和需要上交部分家庭作物給地主的農奴不一樣;我們未被君主或主人用暴力恐嚇甚至死亡所束縛，并且自由地為愿意雇傭我們的人工作著。但除了我們的鎖鏈，我們還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呢?

　　要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思，就必須了解資本主義是多么激進。重要的是，它是第一個具有內在增長必要性的經濟體系。我們知道每個資本家的目標都是積累資本。資本之間的競爭是推動這一點并使增長成為必要的原因。一個企業要么成功成長，要么消亡。尋找能獲取利益的市場這件事驅使著雇主們去發現世界各處的新產品、新市場。從本地到國際到全球，這就是資本的發展軌跡。今天，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們從出生到死亡的生命歷程，還有這個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無不被資本主義所滲透。隨之而來的，是全球商業被重組為數量較少的大資本，這些大資本很大程度上由世界總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人所擁有。企業雇用了一大批人，這些勞動者必須出賣他們的智力，體力為企業主工作。在政府的支持和幫助下，企業迫使小農場主、農民和當地小生意人淪為雇傭勞動者。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出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工薪階層群體，沒有任何模式能取代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

　　在工作場所內，同樣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正如所有成功的企業主所知道的，產生利潤的關鍵是盡可能地控制他們商業過程中的每一個環節。沒有什么比對工人的控制更重要了，因為他們是生產中的主要活躍因素。我們所說的控制，是指對工人之間以及他們使用的工具和機器之間相互作用的控制。這些相互作用共同構成了處于控制之中的“勞動過程”。從歷史上看，控制勞動過程的方法多種多樣。其中幾項最重要的技術都降低了工人對生產的影響。

　　首先是集中化。例如在英格蘭，紡織棉布的生產一開始是在織工的家里進行的。織工用羊毛商提供的生羊毛和織布機來進行紡織。織工將羊毛加工成布料，并將成品交回到羊毛商手里，商人會努力將布料售出。這種制作布料(以及其他很多產品)的方式叫作勞務外包或勞務輸出(Out-working or Putting-out System)。這種生產方式使得商人利潤豐厚，并且商人可以讓織布者之間互相競爭，但這樣的話，羊毛的所有者還是沒有足夠的控制權。他們很難通過制造劣質的布料來防止偷竊，這也阻礙了機器的使用。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雇主開始將工人招聘進工廠，工廠通常是一層樓的建筑。在那里，工人的工作受到了廠主或其雇傭的經理的直接監督。哨子可以吹響工作的號角，對遲到的人可以處以懲罰。偷竊行為將在經理的監管下受到打擊。集中在工廠中的大規模生產也使得機器的使用變得可行。

　　集中化使監管者觀察織工和其他手工工人的技巧和熟練程度成為可能。他們發現這些工匠、手藝人將他們的活計分割成了若干簡單的步驟。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譯者注：哈里·布雷弗曼，美國工人活動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代表作品《勞動與壟斷資本——二十世紀中勞動的退化》)描述了金屬煙囪制造中的勞動細分過程:

　　以白鐵匠制造漏斗為例：他在鐵板上畫出漏斗的正面圖，根據這個圖再畫出一個鋪開的漏斗及其底部漏管的輪廓。然后用剪刀剪下每塊鐵板，卷成適當形狀，折好或鉚牢邊縫。接著，他卷好漏斗的頂邊，焊好接縫，再焊上一只掛環，洗掉焊接時用的酸類，再把漏斗修飾成最后的形狀。但是，他把同樣過程應用于制造大量相同的漏斗時，他的操作方法就改變了。他不是直接在原料上設計圖樣，而是先做一個模型，利用模型畫出所需的全部漏斗。然后一塊一塊地把它們全部剪下來，卷成適當形狀，等等。在這種情況下，他不是在一兩個小時內制成一個完整的漏斗，而是在制造過程的每個步驟上用幾個小時甚至幾天的時間，并根據各種情況制造一些工件夾具、夾鉗和其它器件。這些東西為了一個漏斗是不值得做的，但是在制造大量漏斗時，會大大加快每個制造步驟的速度，所節省的時間證明額外用去的時間是值得的。這位白鐵匠發現，用這種方法生產大量漏斗，比做成一個以后再去做第二個的方法麻煩少，節省時間多。3

　　如果把復雜步驟拆分為很多簡單步驟，再安排不具備技術的工人重復執行簡單的步驟會便宜得多，因為雇傭熟練工人所需的成本更高。發明家和工程師查爾斯·巴貝奇(Charles Babbage)4在他的著作《論機械和制造業的經濟(On the Economy of Machinary and Manufactures)》一書中系統地闡述了這個理論，因此，布雷弗曼將其稱為巴貝奇原理。這個原理不僅能使生產更便宜，并且還能通過使工人相對可調換并容易被替換來增強雇主對生產過程的控制程度。甚至，工廠主還可以雇傭童工去做重復性的工作。

　　不論是集中化還是細致的分工都對機械化有著強有力的促進作用，進而加強了資本對生產過程的控制——通過使生產步驟更多依賴于機器和更多不需要技術的工作步驟。5由于機器在工廠中廣泛的應用，著名的管理控制大師弗雷德里克·溫斯洛·泰勒(Fredric Winslow Taylor)能夠將工人用機器來做的事情概念化，然后敦促雇主實施他的“科學管理”。首先，管理者們會仔細觀察，有時候會借助相機，并對工人在工作時的每一個動作計時(如今這種事已經可以借由電子科技來完成，并且工人不會注意到他們正在被觀察)。就這樣，雇主可以確切了解到他們雇傭的工作做了什么以及他們是如何做的，從而獲得之前只有這些工人才掌握的知識。任務被轉化為機器術語重新接受，并為每個任務開發了一組精確的指令。然后，那些被雇傭的人將被迫像機器一樣執行他們的任務，做安排給他們的事情，比如，什么時候開始工作，什么時候休息，如何操作等等。所有關于勞動力的概念形成現在都被雇主及其管理者和工業工程師的團隊所壟斷。工人們只能簡單地執行命令。

　　從我們對馬克思恩格斯通過的闡釋來看，這些管理控制機制對工人產生了兩種影響。首先，它們顯著加深了資本主義固有的異化。人類之所以區分于其他動物，是因為人類具有通過有目的的工作改變自然的能力。在資本主義中，工人制造出的勞動產品成為了別人的財產，工人們喪失了對它們的控制權。在資本主義之前和資本主義初期，大多數工作都是由熟練的工匠完成的。由于生產資料的所有者不掌握具體的生產技能，所以工匠們擁有一定的地位。隨著生產的集中化，勞動、機械的拆分和泰勒主義的應用，那些勞苦的人變成了簡單的“手”。他們脫離了他們所創造的產品，脫離了他們周圍的自然世界，脫離了他們自己。他們不再是完整的人類，而僅僅是勞動力的出售者。

　　其次，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資本主義所創造的異化傾向于使勞動力成為同質化的群體。工廠里的工人們都是在資本支配下的雇傭工人。機械和詳細的分工加強了他們的相似感，他們都只是可替換的零件而已，或者說是馬克思所說的機器的“附屬物”。隨著同質化進程的蔓延，隨著異化變得更加明顯，隨著資本主義創造越來越多的雇傭工人，工人階級也隨之產生。所有社會都分為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或早或晚，這些工人將開始發現他們的選擇是很有限的。由于他們只是被他們的雇主看作生產成本，他們的生活受到了無情的嚴格限制——他們只能獲得維持基本生存的工資。他們很有可能會做一輩子雇傭工人，直到他們年紀太大了或者身心殘廢不能被雇傭為止。他們的技能、他們的夢想、他們做其他事情的能力都被永久地扼殺了。他們有可能成為資本家嗎?他們有可能成為獨立的工匠嗎?不可能的。他們有可能得到一塊地，成為成功的農民嗎?也不太可能。在這樣的制度下，他們的前景很渺茫。

　　從以上的認識中，一種思想開始萌芽。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工人們是無力的。但是，由于他們在數量上是如此巨大，并且雇主如此依賴他們的勞動。如果他們能團結起來，他們就有可能挑戰他們所受的控制。起初，他們似乎是自發地反抗，雖然領導和深謀遠慮的想法在任何任何企圖維護正義和破壞生產的行動中都是不可或缺的。例如，當一些必需品(如面包)的價格高于歷史上固定的或“公正的”價格時，他們會發起暴亂(例如1795年在英國發生的)，從烘培坊中拿走面包，并毀掉那些有錢人的財產。6有時候，水手們會發起暴亂反對強行征兵而暴動，反對拘捕和強迫性的勞動。1780年，在倫敦，“在18世紀最大的城市暴動中，倫敦的工人階級破壞了多個監獄。”(譯者注：1780年6月7日晚上，倫敦街頭爆發了“戈登動亂”(Gordon Riots)，導火索是新教徒對放寬對天主教的政策而感到非常不滿，示威者到處放火，有些更走到了唐寧街一帶。)7。在19世紀初期有名的盧德起義中，英國紡織工人們甚至撼動了政府8。資本主義結構中最關鍵的因素就是奴隸，是那些得不到報酬的工人。他們甚至連名義上的自由也沒有，他們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表達了他們的不滿，這一過程貫穿了17、18和19世紀。

　　當資本主義開始征服世界并取代以前的生產方式時，工人們開始習慣于它。從某種意義上說，它似乎是“正常的”，不太可能立即就會被毀滅。然而，當這個體系還不成熟的時候，比如說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人們覺得這個新體系是一種沖擊，是對他們以前生活方式的徹底破壞。英國歷史學家E.P.湯普森(E.P.Thompson)闡述了人們的不滿：

　　比如缺乏傳統權威或義務的一個雇主階級的興起;主人與工人之間的隔閡越來越大;利用他們的新財富和新權力進行的剝削于明朗化;工人失去了社會地位，尤其是失去了獨立而完全依附于工廠主的生產工具;法律的偏袒和不公正;傳統家庭經濟的瓦解;勞動紀律、單調的勞動、勞動時間和勞動條件;喪失了閑暇時間和人生的樂趣;工人淪落到“工具”的地位，等等。9

　　綜合這些信息，我們就對奴隸們的遭遇有了一定的了解。毫無疑問，資本主義所帶來的沖擊，有助于解釋伴隨著最初工人階級起義而來的憤怒和暴力。即使在今天，當工人們所受的苦痛加劇，無法再忍受時，也會發生類似的暴動。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工人們逐漸習慣了資本主義的工作方式，當他們意識到以前的生活方式無法恢復時，他們開始發展更多的組織。這些組織能夠長期抵抗資本的進攻。他們組成的兩個幾乎是普遍存在的機構是工會和工人政黨。

　　我未來會談到很多關于工會和工人政黨的內容，但在這里，重點是要理解為什么很多工會和工人政黨最初都有強烈的反資本主義目的。在國際工人聯合會(1864年-1874年)(譯者注：即第一國際)的決議和報告中，卡爾·馬克思談到了工人受的剝削、建立工人生產合作社的需要、設想了工人階級完全解放的最終目的，以及支持每個國家的工人的必要性。它直接闡明或暗示了，有資產階級的存在，工人的完全的自由是不可能達到的，工人要獲得自由，只能消除資本主義，并以一個工人聯合的利益共同體來取代它。10

　　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IWW)(譯者注：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是1905年6月由美國工人運動領袖萊昂·德布茲和海烏德等在芝加哥成立。是按產業部門建立的職工會，主要吸收非熟練工人和低工資工人。1908年內部發生分裂，形成海烏德領導的芝加哥集團和德萊昂領導的底特律集團。后者在1915—1925年間改稱勞工國際產業同盟。芝加哥產聯曾反對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領導過130次以上大罷工，但其綱領卻具有較嚴重的無政府工團主義傾向，1918年海烏德被捕后，逐漸瓦解。)章程的序言是這樣說的：

　　工人階級和雇傭階級是完全不同的。只要饑餓和貧乏還存在于成千上萬的工人群眾當中，并且那些少數的、雇傭階級還擁有一切生命中最美好的東西的時候，和平就不會到來。

　　在這兩個階級之間，斗爭將不會停止。直到全世界工人聯合成為一個階級，掌握了生產資料，廢除了工資制度，才能與世界和諧相處。11

　　即便是保守的美國勞工聯合會都在其成立章程中說到：“而文明世界各國、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之間正在進行斗爭，資本家和勞動者之間正在進行斗爭，這種斗爭年復一年變得越來越激烈。如果勞動者不為了相互保護和共同利益聯合起來，這些斗爭將對千百萬勞動者造成災難性的后果。”12

　　雖然獨立的工會通常不會明確地反對資本主義，但社會黨人往往是他們的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工會也是社會革命的關鍵因素，例如俄羅斯和古巴。13

　　當工人們發展出足夠的意識去掌握他們的集體權力時，他們自然會想要他們的工作環境得到改善。無論他們是想發動盧德分子發起的起義，還是成立工會，他們一直在爭取的是他們當前就業狀況的改善。我們可以把他們的要求稱作防御性的，意味著他們在抵抗雇主對他們的進攻。他們尋求限制工作日的長短或減少工作日的長短、提高工資、更安全的工作條件等等。當他們了解到他們在其他國家的兄弟姐妹面臨著相似的困境時，他們會盡可能去支持他們。他們是 “全世界的無產者”。

　　但很快，工人們就意識到，他們的工會影響不了他們工作地點以外的地方。僅僅一個工會的努力無法為全體勞工贏得10小時或8小時的工作時限。同理，也適用于限制童工或禁止所有工廠使用危險物質。工會不能輕易地阻止戰爭、奴隸制或殖民掠奪。這些事情是國家和國際層面的事務。在國家政權的庇護下，資本主義總是能蓬勃發展。國家規定了商業合同、法律和秩序、軍隊和國家財政部門的神圣性，這些國家通過稅收和借貸籌集資金，并將所需資金用于支付它選擇服務的任何職能。在那些允許投票的國家，工人們開始要求一直以來都遙不可及的選舉權。在沒有投票的國家，工人們要求舉行選舉。總的來說，他們堅持要國家滿足他們的需要。為了使他們獲得合法的政治身份，他們建立了政治組織，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工人階級政黨。如果工人們能夠通過選舉或武裝起義奪取政權，那么他們就可以支配國家的行為。

　　然而工人們對資本的政治權力并不是一無所知，所以一些無產者及他們在知識分子中的盟友，比如馬克思和恩格斯這樣的人清楚地認識到，政治訴求必須與國家和生產分配制度的轉變掛鉤。這意味著，他們認為不斷強大的工人階級能夠終結階級社會，建立一個生產者聯合起來的社會。所有國家的無產階級都必須團結起來，在他們的戰斗旗幟上刻著這樣的標語：“各盡所能，各取所需!”14，他們失去的只是枷鎖。

　　注釋

　　1.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8).

　　2.It should be noted that feudal entities existed long into at least the nineteenth century—for example, large agricultural estates in Latin America—and these operated much like slavery, though probably not without the same drive to accumulate capital as slave plant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3.Harry Braverman,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8).

　　4.Charles Babbage, 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 4th ed. (London: Knight, 1835). Braverman,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54–57.

　　5.Braverman,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146–53.

　　6.On bread riots in Tewkesbury, England, see Derek Benson, “The Tewkesbury Bread Riot of 1795,” Bristol Radical History Group, 2013, https://brh.org.uk. For a list of food riots, see “List of Food Riots,”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

　　7.Marcus Rediker and Peter Linebaugh, “The Many-Headed Hydra: Sailors, Slaves, and the Atlantic Working Clas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3, no. 3 (1990): 225–52.

　　8.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Vintage, 1966).

　　9.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10.For examples, see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and writings from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at https://marxists.org.

　　11.See the “Preamble to the IWW Constitution,” https://iww.org.

　　12.The AFL was founded in 1886. The quotation is from the first paragraph, replicated in the 1912 version: “Constitution of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1912, available at http://babel.hathitrust.org.

　　13.For Russia, see Paul LeBlanc, October Song (Chicago: Haymarket, 2017); for Cuba, see Steve Cushion, A Hidden History of the Cuban Revolut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6).

　　14.Karl Marx,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 1875, available at http:// marxists.org.

　　譯者：Koper

　　來源：《每月評論》[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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