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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5號，郭春林老師為我們帶來了一場名為《柳青的方法對我們的啟示》的講座。
郭老師著重分析了柳青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文學家、黨的基層干部，如何處理自己與農民之間的關系，如何理解、教育、組織農民。
其中最為重要的一點就是，柳青從來沒把自己放到比農民高的位置上，他和農民之間是相互生產、相互塑造的關系。他全心全意關心農民，從長遠利益出發教育農民，更向農民學習。
在這個過程中，他認識到中國農村走合作化、集體化道路的必然性和可能性。這種態度，在今天彌足珍貴。
作者︱郭春林
責編︱侯 農
排版︱童 話
我想用今天這個講座回答這樣一個問題：柳青1978年去世，到現在已經41年了，為什么他還值得我們討論?我的答案就是這次講座的題目：《柳青的方法對我們的啟示》。
在我看來，柳青不僅僅是文學家還是實踐者，他的方法對我們認識中國農村現實有很大幫助。我將它歸納為如下四個具體問題：
(1) 如何深入了解農村?
(2) 如何教育農民?
(3) 如何組織農民?
(4) 如何正確認識農民?
那么為什么我要著重講柳青和農民呢?
首先，對農民的寫作在柳青的創作中占了很大一部分。農民是柳青塑造的最成功的文學形象，是中國20世紀文學史不可或缺的形象。
其次，他和農民有著極為親密的關系，柳青出生于陜北農民家庭。他生活在農村的時間有十七年半之久(1943-1945年，在米脂做鄉文書;1953年后直至1967年是在長安縣皇甫村)。
他不是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生活在農村，而是以一個黨的基層干部的角色扎根在農村，把自己當成農民，把農民當成兄弟姐妹，和農民打成一片。而且從后來很多的回憶文字中可以看到，農民也是把他當作親兄弟的，他們之間感情很深厚。
《創業史》第一部出版之后，他把全部的16065元稿費都捐給了皇甫人民公社，用于公社的工業基礎設施建設。1961年，他又預支了第二部的稿費，捐給皇甫公社，用于支付高壓電線、變電箱等費用。據說當年生產隊里的水泵出了問題，沒有專業的修理工，柳青就義務去修理。
柳青在皇甫人民公社︱圖片來源：百度圖片
在文學創作以外，柳青還寫過《耕畜飼養三字經》，甚至寫過有關陜北土地經營的論文《建議改變陜北的土地經營方針》。這篇文章講，陜北這樣一個特殊的地理環境是不宜以“以糧為綱”的，應該發展多種經營，比如多種一些果樹。
柳青一個小說家會寫這樣的論文是很讓人感動的，因為一個文學家竟然會關心地方土地使用問題。從我列舉的這些，可以看出他懂得中國的農民，是真心為農民服務的，至少可以說他對中國北方的農村有深刻的認識。
在具體分析柳青和農民之前，我想回顧一下中國革命的特殊性與必要性這個問題，因為這是理解柳青的前提。
《創業史》第一部開頭有一個特別的部分：“題敘”，這是一個生造的詞，在第一稿中沒有這一部分，后來才加進去。雖然只有萬把字，但柳青用了8個月的時間才完成。這背后有柳青自己的思考和深意。
“題敘”講述的是失敗的創業史(1949年之前的創業史)，與后面成功的創業形成一個對比。借助失敗的創業史表達中國革命的合法性，農村集體化道路的合理性。
“題敘”的時間背景是1929年，也就是陜北大饑荒那一年，這次大饑荒是真實的歷史事件。
梁三老漢在這一年撿到了他的第二個妻子和養子梁生寶。當年，梁三的父親在三個兒子都娶了媳婦之后，抱著發家致富的夢想去世了。但是梁三命運不濟，接連死了兩回牛，媳婦又死于產后風，給他留下了一個小女兒。
要知道在當時，牛是極其重要的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牛死了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梁三最后把他父親留給他的三間草房也賣了，淪為赤貧，變成了一個無產者。
梁三在大饑荒中撿來養子和媳婦之后開始了第二次創業。但他必須等他孩子長大成為勞動力，才能真正開始創立家業，之前他不得不靠進終南山賣木炭維持生計。
梁生寶也很爭氣，十八歲的時候就已經對莊稼活路樣樣精通。梁生寶的第一次創業是這樣的。先是買牛，成年的牛他當然買不起，正好地主家的母牛生下小牛后死了，梁生寶花五塊錢把小牛買了下來。牛慢慢長大了，成了人人羨慕的大黃牛。他接著陸陸續續從破產農戶手里買了些必要的農具，還借錢買了肥料。等一切條件都準備好，他開始創業了。梁三一家開始沒日沒夜地干，一年沒有吃鹽，沒有點燈，結果是，秋后打下糧食來，他們交了租子、還了肥料錢后，只剩下很少一點點，而這一點點也還被保公所拿走了。
從這一次失敗的創業經歷來說，對梁三父子而言，所謂勞動致富完全不可能。在這之后，梁生寶被抓了壯丁，梁三老漢只能把大黃牛賣了，把兒子贖回來。
他們從此徹底喪失了創立家業的希望，直到土改，才又重新被點燃。
從前面的故事，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當時，個體農民要富裕起來必須具備這樣幾個條件：(1)有作為生產資料的土地和耕畜;(2)有足夠的勞動力(梁三的爺爺之所以能蓋起房子，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有三個身強力壯的兒子);(3)有良好的外部條件(免于天災人禍、苛捐雜稅)。即使這些條件都滿足了，也就只能算是一個小康之家，一旦天公不作美，就只有賣兒鬻女。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為不占有生產資料，缺少良好的社會保障。而這就是中國革命的動力與合法性所在，也是理解柳青的一個前提。下面我們回到正題。
一、如何深入了解農村？
很多人自詡對農村有足夠的了解，但我覺得恐怕未必，最多只能算是個人的一點點經驗。對農村真正的了解來自于深入農村生活。特別有意思的是，柳青不是社會學、人類學出身，他是怎樣掌握這種“深入”的方法的呢?
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之后，柳青來到米脂縣做鄉文書，一做就是三年半，期間他還得了一場大病，差點死掉。因為柳青身體一直不好，上級要將他調到縣里，他沒有同意，他堅持了下來。這是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時期，正是從這里開始，柳青開始深入了解中國農村。
我把柳青的方法歸納為這樣三點：
(1)他的基本方法是訪貧問苦，發現矛盾，探究根源。
(2)他具有新聞記者的敏感性。
他當年去延安就是以新聞記者的身份去的，在延安的工作也是主編中學生的革命報刊。而且，他后來選擇走文學道路遭遇危機的時候，他曾經想去做新聞記者。
(3)還有就是讀書。
這些材料，強烈推薦大家去看《柳青傳》，柳青的長女劉可風用整整一章的篇幅講他在米脂縣的經歷。
當時柳青枕頭邊的書主要有這幾種：五卷本的《斯大林文集》、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雨果的《悲慘世界》。這幾本書當中，《悲慘世界》是支撐他的精神力量的文學作品，前面幾本則是方法論意義的著作。他讀斯大林的文集是想要了解黨的工作方法和農村問題，表面的問題都不是他關心的，他希望得到一種精神支撐，使自己能夠在這窮鄉僻壤中堅持下去。
此外，他自己選擇的姿態、站的位置也很重要。《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以自己為例，分析過“干凈和不干凈”的問題：
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干凈了，最干凈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干凈。這就叫做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
我們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對柳青來講，他同樣也有這種變化。我們今天講尊嚴政治，就是不能在政治上將農民視為低人一等的烏合之眾，視為落后的、保守的、愚昧的、自私的。
鄉建派的晏陽初曾總結過中國農民的四大特點“愚弱窮私”，就是把農民本質化了。我覺得即使農民身上確實有“愚弱窮私”的弱點，也要分析其產生的原因，而不是簡單地否定。能夠把農民看作歷史的概念，這一點就是柳青和晏陽初鄉建派的一個重要區別。
此外也必須說到，柳青不是一下子就掌握了深入了解農村的方法的，他有兩個關鍵的思想轉折點：
(1)在延安的時候，柳青是整風運動中第一個作為文藝工作者通過個人鑒定的，并被分配到米脂。當時他認為自己已經跟工農群眾有結合了，應該留在延安搞創作。但當他到了米脂之后，很快就發現了自己曾經的膚淺和不足。
(2)另一次是在他工作稍有起色的時候，由于過度勞累，舊疾復發，開始咳血，并染上了嚴重的傷寒癥。當時他本可以離開，但是他最后選擇堅持下來。
《柳青傳》中就講，柳青離開延安的時候不僅帶著強烈的創作的愿望，也帶著要努力工作、改造自己的愿望。這個時候他才意識到思想改造對自己、對文學創作、對工作的重要性，是一種脫胎換骨的經歷。
這里還包含著這樣一個問題：作為文學者和革命者如何參與實踐?
柳青沒有二元對立地看待這個問題，在他看來，創作并不是那么重要的，沒有了解是寫不出真實的農村的。這就跟現在很多人把學術和實踐完全割裂開來的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柳青和他的人物之間是相互生成、相互塑造的關系，不是創作者和人物的主客體的二元對立關系。
提一個有意思的事情，王家斌是《創業史》主人公梁生寶的原型，長安縣皇甫村合作社的領導，一個普普通通的農民。他去世和柳青竟然是同一天，中間相隔了12年，或許這里邊也有可以闡發的空間。柳青作為文學家，和筆下人物之間具有相互生產和相互塑造的關系，所謂“要塑造英雄人物就要自己變成英雄人物”，我覺得是一個特別有意思的表達。
柳青與王家斌
圖片來源：“柳青”百度百科詞條
柳青之所以能夠捕捉到合作化運動中的典型，就是因為他和這些原型在現實生活中的關系。可以進一步延伸一下，就是知識分子和農村的關系問題。
中國農村今天之所以出現這么多問題，我認為是和知識分子的缺席有關的。從出身來說，中國的知識分子主體，一部分來自城市，一部分則來自農村，但是來自農村的知識分子很快就和農村不同程度地疏遠、斷絕了關系。在農村問題的知識場域或其他相關方面，已經基本沒有了農村知識分子的聲音，這是當代知識教育的一大問題。
李昌平曾做過一個特別好的比喻，他說城市是一個抽水機，把農村都抽干了，人才、資源都被吸納到城市中去了。
但是從柳青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他是農民出身，最后選擇回到農村，以實踐者的身份替農民考慮。對我們今天來講，知識分子這樣一種生存方式很有啟發意義。
二、怎么組織農民？
在如何組織農民的問題上，我覺得土改政策至今也是有啟發的，即依靠貧雇農、團結中農。
之所以要依靠貧雇農，是因為貧雇農是被剝削最嚴重的階級，也是合作化最可靠的中堅力量，他們更能明白只有互助合作才能共同富裕，而對中農采取團結的策略，是因為中農的自發意識和個人發家致富的可能性最大，但團結是統一戰線的問題，既要斗爭又要團結。
此外，柳青強調要遵循自愿原則，這不是對集體化的否定，而是要講究方法：用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的優越性，用事實進行教育，克服農民作為小生產者的私有觀念，讓他們自覺地產生團結起來的意愿，產生互助合作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這是柳青組織農民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
柳青把中國農業合作化的方式和蘇聯的進行了比較，認為蘇聯的集體化農業是把富農驅趕出去的方式，用集體農莊的形式、行政命令的方式建立集體經濟，不是建立在教育的基礎之上。
從具體的例子來講，柳青不是作為一個孤立的個人，而是作為共產黨的干部，和政府國家關聯在一起，作為方針政策的一個環節在思考組織農民的問題，和今天的情況很不相同。今天是資本起決定性的因素，而不是勞動者，在今天組織農民比柳青那時更困難。
中國的土改政策和集體化道路的選擇是馬克思的階級理論和中國的農村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合作化和集體化就是要消滅階級的壓迫和剝削，使更多的人明白只有組織起來才能共同富裕。今天，個體小農在資本和市場的汪洋大海之中只是一片隨波逐流的樹葉，只有組織起來才可能有足夠的力量。
組織農民，就是為了保證農民在農業生產中的主體地位。農業生產的主體絕對不能是資本、自由市場、行政權力，而是農民的集體。
三、如何教育農民？
我們不要把“教育農民”看成是高高在上的啟蒙，它包含著向農民學習的過程，它應該表述為在向農民學習的過程中教育農民。這首先是語言的問題，用學術性的語言是不可能和農民打交道的。要以農民的利益為重，又不能止于利益，不能覺得農民是天生的自私自利的人。
在柳青的寫作中，有好幾個知識分子的形象，我舉一個《種谷記》的例子。
《種谷記》里有一個叫趙德銘的人，他在縣中學還沒有畢業，就被調到鄉下參加農村建設運動。他也知道“學校與生產教育兩大運動相結合”這個口號，但是在實際工作中他還沒法深刻體會。最后從小說來看，他有了一個覺悟，小說是這樣說的：
趙德銘從這件事情對王加扶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不要看他是個老粗，有眼光有氣魄，總是不慌不忙，看得準拿得穩。可是他連自己的名字也不識，人類里面有的是人才，可是就是埋沒了他們。
小說里面還有個區長，他對趙德銘說：
“王加扶就是你的先生”，
這里面強調的就是，知識分子要向農民學習。《種谷記》還有這樣兩段話，同樣也很重要：
任何一個工作搞壞了，責任不能推到群眾身上，責任首先在干部，不能推到群眾甚至反動派身上去。
趙德銘始終覺得新社會未免把老百姓提到天上去了，他們有些人簡直落后到出你意料之外，你能替他們負責任嗎?程區長卻又說過：那也不能怨群眾，因為你對他們了解的還不夠，你的計劃超過他們接受的程度，你要實現你的計劃，首先必須從提高群眾的認識做起。
工作搞壞了，責任在哪里?《種谷記》就講，責任首先在干部而不是在群眾。
《種谷記》書影︱圖片來源：百度圖片
我再舉一個毛澤東的例子，他對農民的知識和文化的認識也有一個變化的過程。《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里邊講：
“中國歷來只有地主有文化，農民沒有文化。”
但是到了1956年，《同音樂工作者談話》中，他就說：
“地主階級也有文化，那是古老文化，拿工人階級和農民來說，工人比較有文化，他們有技術。農民不能說沒有文化，精耕細作、唱民歌、跳舞也是文化。”
我認為農民的知識和文化不止是耕作、歌舞，還包括對自然的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的認識，以及逐漸形成的一整套的生活方式。“愚弱窮私”的認識無疑是有問題的。
四、如何正確認識中國農民？
我們面對的中國農民群體并不只有自顧自的傳統，中國農民有王家斌、陳永貴、申紀蘭、鄭冰等有集體意識、集體關懷、能夠帶著大家共同富裕的農民。只有正確認識了農民，才能真正為農民服務，從農民的長遠利益出發使農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農民的小農意識是歷史的結果，是需要克服的局限。
在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克服小農意識甚至消滅農民是現代化的社會化大生產的需要，生產的社會化程度越高，也就為社會主義實現的目標積累了越多的可能性。
有意思的是，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都沒有實現革命的成功，中國革命在并不具備這樣的條件下，依靠千千萬萬的農民，取得了革命的成功。在蘇維埃俄國取得革命勝利的時候，葛蘭西敏銳地看到了蘇聯革命和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之間的矛盾，他甚至說這是“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這并不意味著馬克思的理論錯了，而是革命的特殊性的問題。
中國革命是依靠農民的力量取得的成功，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同樣也是依靠農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功，完成了工業化的積累，之所以能夠如此，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農業實現了集體化，農業生產走了合作化的道路，這才有了80年代之后的發展。
但是對于生活在柳青時代的人們來講，理解和克服小農意識的必要性并不那么容易。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對農民采取了一種本質化的觀點，就是認為農民的小農意識是根深蒂固的，不需要改變的，沒有必要改變的，甚至將其視為經濟發展的動力，這是柳青和他們的區別。
柳青是從中國革命的必要性和特殊性出發，從那個時代中國農民的實際狀況出發，既看到小農意識的局限，又看到了農民自覺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熱情，而對小農意識的局限性，則只有在合作化和集體化的過程中去改造，因為改變是必要的，改變也是可能的，并且部分已經實現。
五、總 結
據閻綱說，四清運動的時候，很多農村基層干部把《創業史》當作工作手冊來用。我覺得是完全可信的，因此，我認為《創業史》是一部關于如何教育、組織、正確認識農民的工作手冊。
當然，柳青不是為了寫一部工作手冊而創作《創業史》的，而是因為這些作品的內容和它的創作方法，才使他無心插柳地寫出來了工作手冊。與之相比，趙樹理《三里灣》、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山鄉巨變》都沒有成為農村干部的工作手冊。
柳青之所以能夠完成這樣一種創作，就是因為他的寫作方法和寫作內容。他的寫作方法中全部都來自于柳青個人的實踐，在于他和他的人物之間建立起來的相互生產相互塑造的關系，使創業史成為了一部具有工作手冊性質的文學經典。
農業宣傳畫《永遠保持同群眾一起勞動的革命傳統》張汝濟創作1963年11月版︱圖片來源：中國農業博物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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