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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發昌:南街村實踐的普遍意義

王發昌 · 2016-07-09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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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街村實踐的普遍意義

 

  2007年《馬克思主義研究》第三期刊載了南街村黨委書記王宏斌同志的文章:《堅持發展集體經濟,才有社會主義新農村》。文章介紹了南街村的社會主義實踐活動和美好結果。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興旺發達,反映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效率,使我們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財富的積累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改善。證明了列寧關于用恢復商品生產、市場經濟的辦法,走迂回道路建設社會主義的“新經濟政策”理論的正確含義和“新經濟政策”的偉大作用。

  就像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一樣,市場經濟在使我們取得了偉大成就的同時,也使我們共產黨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國有資產有所流失,貧富差距顯現,盲目生產、無序競爭所造成的浪費,只顧賺錢所造成的環境破壞,惡性質量事故與不安全事故的發生,商品產銷中的弄虛作假等等。都影響著社會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比如腐敗現象,已經大到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前所未有的嚴重程度;一些人“一切圍著金錢轉”和急功近利有礙人心凝聚;黃、毒、賭沉滓翻動,土洋迷信死灰復燃,以及道德水平滑坡,為世人所憂慮;各種違法犯罪,影響著社會穩定等等。思想領域中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以至于要變科學社會主義為“民主社會主義”的噪聲甚囂塵上,說“全世界那些企圖保留他們國家社會主義前途的改革者,都把目光轉移到民主社會主義運動中來,給修正主義恢復名義。然后就江澤民同志如何,胡錦濤同志如何。都標志著中國走上了民主社會主義道路。"(《馬克思主義研究》2007年第三期123頁) 經濟理論方面,“近些年來,由于過分強調經濟學科教育與西方接軌,淡化或削弱了馬克思主義在經濟學科教育中的指導地位,在不少地方,各部門經濟學或應用經濟學的教學中已經基本上是引進國外原版教材及其翻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事實上也幾乎失去了對各部門經濟學或應用經濟學提供理論基礎的地位和作用。如果這種勢頭得不到及時和有效遏制,那么,在不久的將來,中國經濟學的教學、研究乃至政策服務,將由現代西方經濟理論或西方主流經濟學所壟斷。如果真以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為指導,中國必將簡單重復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和淪為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勢力的附庸。”(《馬克思主義研究》2007年第七期120頁) 政治理論方面,鼓吹政治多元化、崇尚西方民主,反對共產黨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的資產階級自由化言論不斷花樣翻新。

  綜觀社會生活,積極的、真善美的事物盡管也可能有不與金錢相關的現象,但一切消極的、假丑惡事物,幾乎全部與金錢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在“外圓內方”的南街村,消極現象、假丑惡的事物則幾乎不存在。(《馬克思主義研究》2007年第三期118頁)

  就是說,商品生產、市場經濟發展的成就所提供的機遇和我們必須面對的挑戰,都說明了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已到了關鍵時期。南街村的實踐為我們解決面臨的問題提供了經驗。

  黨中央自“十五大”以來,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正在向前推進,比如取消農業稅及發放農業補貼,實行城鄉最低生活保障和農村醫療保險,免收農村學生雜費等社會福利政策,使廣大群眾共享了改革開放的發展成果。文化宣傳上,叫停了不少低俗影視廣播節目。思想理論上,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受到批判,馬克思主義宣傳教育工作重新得到重視。比如2006年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馬克思主義重起基礎作用和指導作用。特別是今年《馬克思主義研究》第三期刊登的,宣傳南街村人民在王宏斌同志帶領下,以“外圓內方”的策略,創造性地實踐列寧“新經濟政策”理論,為我們有效地利用商品生產、市場經濟建設社會主義,探索出來的有益經驗和生活模式,讓為共產主義奮斗著的人們眼前大亮。

  南街村“高福利低工資”的分配暨基本消費生活方式,實現了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革命性轉變,是一個偉大創舉。她如同太陽初升,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我相信,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有足夠的智慧和能力,在雖然還不夠十分完美的南街村模式的基礎上,創造出日益完美地生產生活模式,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創造出成功經驗和革命理論。

  一、南街村生活模式的普遍意義

  人類進行生產,目的是不斷提高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人們的社會生活方式,是由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決定,受生活資料的分配方式制約的。在資本主義社會,物質資料的分配表現為資本家無償占有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和資本家為購買工人的勞動力而給付的一定工資。工資表明的是“勞動價格”,是“由生產費用即為創造勞動力這一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決定的。那么,勞動力的生產費用究竟是什么呢?這就是為了使工人保持其為工人并把他訓練為工人所需要的費用。” “簡單勞動力的生產費用就是維持工人生存和延續工人后代的費用。這種維持生存和延續后代費用的價格就是工資。這樣決定的工資就叫做最低工資額。”(《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95年版第一卷342、343頁) 在早期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為取得盡量多的剩余價值,不惜拼命壓低工人工資,常常使工人生活處于非人境地。工人為了生存不得不與資本家發生沖突,以使生活得到一些改善。現代資產階級已多少改變了一些早期的做法,實施了一些社會福利措施,緩解了一些同工人階級的矛盾。這是生產力發展使然,并不是資產階級發了善心。但卻是一種社會進步。

  我們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進行商品生產,實行市場經濟的最終目的,是與自然規律、社會規律一致的,就是不斷發展生產力,不斷提高整個社會成員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因此,我們在利用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向共產主義社會邁進的過程中,要把“勞動價格”盡可能維持在高一些的水平,而不能維持在“最低工資額”上,這是“以人為本”的題中應有之義。這樣才能使人民群眾生活得日益好一些,并在提高人民群眾的文化水平、思想水平和技術水平上多投入一些,才能形成好體質、高素質、精技能的社會主義勞動大軍,使生產力不斷得到發展。因此,南街村創造性的“高福利低工資”分配暨消費生活方式,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應該具有普遍意義與示范效應。

  南街村的實踐表明,在一個地方、一個法人企業、單位的經濟收入中,可以用于所有職工一家人人均消費5000元以上時,就可以而且應該實行“高福利低工資”的生活消費方式了。因為這種生活方式所取得的社會和諧,更進一步促進了南街村的發展。5000元,是南街村2005年的消費標準,是基本生活的保障線。它不會是一成不變的,也不是每個地方、單位都必須一樣的標準,是會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不斷提高和單位情況、物價變化而變化的。

  就目前的情況而言,一家人(按平均五口計)人均收入已達到5000元以上的單位,已不是個別。國有工商業方面的不少行業,如石油、石化、供電、電信、金融、鐵路、高速公路、冶金、機械、電器、教育、媒體、醫療等法人單位的職工,以及國家公務員等等,家庭人均收入,已經基本能達到或超過了這一數目。有些行業、單位職工年收入七、八、十幾萬元的也已不少。但這些錢分散到個人手里以后,卻無法與南街村集體消費模式的優越性相比擬。這種集體消費,可以解決很多大問題。南街村靠它“破解了社會上面臨的住房、教育就醫三大難題”。比如,南街村的醫療費用僅占消費總額的16%,教育費用占9%。而那些分散了的可消費額達到或超過了南街村的人們中,卻還有不少人為“三大難題”傷腦筋。因為一個家庭即使有幾十上百萬元錢,也禁不起一人的一場大病或一件突發事情的折騰。還有教育,一個孩子從出生到成人的費用也不是一個小數目。住房問題也是需要幾十年的投入才能解決的。還有贍養老人,更是義不容辭地責任。這里的后顧之憂是人所共有的,精神上的負擔也是揮之不去的。即使有幾百萬上千萬乃至上億元財產的人,還要想到后代子孫,而一旦破產則是身無分文!在基本生活上沒有長效的社會保障機制時,傳統觀念是不會輕易退出人們大腦的。南街村正是有了這種保障機制,才使南街村人成為了社會主義新型民眾。

  南街村之所以能創造性地實行全新的集體消費生活模式,是因為他們那里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農村和農業經濟了,她已是年產值12億元的,“國家大型一檔企業的南街村集團”,是工業反哺農業,工農業緊密結合,已消除了工農差別和城鄉差別的新型社會結構了。

  所以,那些收入已經較高的工商行政教育媒體醫療等單位,是可以分期分批地在消費品分配上實現南街村生活模式的。這里有個住房問題,可能在有些單位尚未完全解決,但也不會是什么嚴重問題了。即使有些企業或單位還有問題,也可以或者像南街村那樣逐年建設,或者到房產商那里購置。甚至可以鼓勵企業或單位與附近的農村“聯姻”,與那里的農業結合起來,把農民變為企業職工,用他們的土地使用權生產高質量的生活消費品,并可合法地利用土地修建住宅,乃至修建廠房擴大再生產。這樣,以一個個企業、單位的力量,既可以反哺一定數量的農業,帶動農業的社會化和現代化,又解決了企業的發展問題。在學習南街村的分配和消費生活模式時,企業、單位可以自己生產或采購大宗大件消費品,而對于小件零碎的消費品,亦可通過銀行卡那樣的形式,每家的卡上有一定標準的貨幣額,讓人們自己去社會商業機構挑選,如現在人們到超市一樣。這樣人們生活得會更自由、更愜意一些。也要從政策上鼓勵那些職工收入已達到南街村水平的大型民營企業、外資企業,自愿對職工實行南街村的消費生活模式。工人群眾的工作穩定了,生活有保障了,后顧之憂消除了,會更積極地為企業創造更大價值,讓“老板”賺更多錢。使企業得到更大發展。

  對于整個農村,要他們每個行政村都像南街村那樣,靠自身的工業化帶動農業現代化,去實行“高福利低工資”的消費生活模式,是不現實的。因為農業現代化的前提是社會化,是整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結果。中國海洋大學陳國恒教授在《論當前我國社會領域亟待解決的主要矛盾和化解對策》中,說明了這個問題。他說:“中國這個世界上農村居民最多、人均耕地面積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社會主義大國,農村經濟的發展既不能走英國圈地運動消滅小生產的道路,也沒有條件走美國那樣的大規模農業道路,更不能走日、韓的小農經濟的窄路,而只能走中國特色的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道路,這就是農村經濟集體化、農工商一體化、經營適度規模化的道路。”(《馬克思主義研究》2007年第三期第30頁) 美英等西方國家的農業社會化和現代化是循著價值規律,在工業化的基礎上,用殘酷手段剝奪農民利益實現的。而我們需要的是利用國家工業化、現代化的力量反哺農業,有計劃地逐步實現“農工商一體化、經營適度規模化”。這是因為,第一、我們國家的工業化及現代化,是在農民、農業做出了很大貢獻的基礎上實現的。即使是當前,有多少農民工拿著很低的工資在為城市工商企業打工?苦臟累險不說,又沒有多少勞動保障可言。第二、每個行政村都靠自己實現“農工商一體化”,會有很大困難。一是農村既具備先進思想又具有發展經濟能力的帶頭人不足。二是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是規模化、專業化,才能充分發揮高科技、新工具、新材料、新工藝在農業生產中的作用,實現效益最大化。若僅在一個一個幾千口人、幾千畝地的小村莊范圍內,靠他們自身的工業化改造農村經濟,不但速度會很慢,而且還可能形成很多低水平的重復生產,以及環境破壞、惡性競爭等。第三、國家工業化所取得的成就,也己經有力量開始把農業與工業結合起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只要發揮了國家(省、市、縣)、企業和農村自身三個積極性,南街村那樣的生活方式就會在全國推廣開來。這當然不能一哄而上,而是要嚴格按照經濟規律,有計劃實行。這樣,經過十幾年或幾十年努力,一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會屹立在世界東方。這里需要順便說一下的是,在農業社會化和現代化的進程中,會有不少農村勞動力需要轉移的問題,出路將會是:㈠、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第一、第二產業的直接生產人員可能會相對減少,但會產生許多新的生產領域;而為生產、生活服務(第三產業)的人員、社會和企業管理人員則會相對增加。㈡、中國的地理狀況是“三山六水一分田”,所以,在這里可以大有作為。可以組織產業大軍,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按規律、成比例、有計劃地向荒山禿嶺、沙漠荒原開戰,改造窮山惡水:宜農則農,宜林則林,宜牧則牧,宜漁則漁、宜旅游的則辦旅游。現代農業科學技術已能夠無土栽培,所以也可以向水域擴展,既能凈化水源,又可增加物質資料來源。總之,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進步,人們總會有足夠事情可做的。

  對于城市低收入企業,要幫助和促使他們發展生產,并通過社會福利政策(即最后補足生活必需份額),使城市低收入群眾也逐步實現南街村那樣的消費生活方式。

  國家公務員(包括軍隊干部)的消費生活方式,應該更快更早一些抓緊研究實行南街村生活模式的方案。特別是在高中級干部中,則更應抓緊。這將會是加強干部隊伍建設,反對和防止腐敗的關鍵所在。對干部、對事業都是大好事。當前公務員中,大部分人員特別是領導人員的收入和家庭人均可消費金額,已不會低于南街村了。加上他們的思想覺悟水平,和不得不經常面對的困惑——形形色色、防不勝防的行賄者,實行起來比企業應相對容易些。

  實行南街村這樣的集體消費生活模式,開始時也只能像南街村那樣,靠一個個企業、單位自己組織實施。會增加一些工作量。但隨著實施的企業、單位的增多和社會發展的需要,也可能會形成以居住同一社區的不同企業、單位的人們共同生活的形式,或者會產生專門的“生活服務公司”也未可知。那時,只需企業、單位或政府把人們的消費額轉移到某個社區或服務公司就可以了。企業、單位則可以一門心思組織好生產經營和干好工作了。

  在實行生活方式的變革中,南街村的“十四項福利”,保障了人們的基本生活無虞。但社會主義按勞分配還不僅只是如此就行了。它還應該使那些為社會主義事業做出了更大貢獻的人們,待遇可以高一些。比如科學家、專家、企業家、勞動模范或技術尖子與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中級干部,因為工作需要,可以坐高級轎車等等。而且這些工作上的待遇可以延續至退休并直止壽終正寢;他們的家庭直系成員的生活,如子女養育、贍養老人,也要合理合法地比一般社會成員的標準高一些,多享受一點,可以住大一些的房子,用好一些的家具等。是人們大都可以理解的。因為社會主義時期物質資料的豐富程度,還達不到所有成員同時同樣的滿足。所以分配上還承認差別,并不需要絕對平均主義。所以,在工資分配這一塊,也可以不必“人人都領250元工資”,也可以有所差別。這就像不可能要求人民群眾一下子都成為雷鋒一樣,也不能強求所有干部一下子都成為王宏斌同志(我也相信會有很多共產黨員、領導同志與王宏斌同志一樣,是決心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因為人們的思想理論水平、受傳統觀念影響程度和所處環境等不一樣,所以,人們的覺悟不可能同時達到同一先進境界。而生產力要不斷發展,社會要不斷進步,人們的能力又有很大差別,所以,社會主義才需要按勞分配。因此,可以讓貢獻大者,再通過工資分配多得到一些。甚至可以按貢獻大小,公開、透明地給予非黨員的企業家、領導干部與科學家、專家、勞動模范或技術尖子們一定的財富如幾萬、幾十萬乃至幾百萬元。實際上他們也不一定用得上這些錢,只不過是一種心理上的滿足罷了。激勵他們發揮聰明才智,為社會主義做出更大貢獻。對于觀念上一下子轉不過彎,又確實有卓越能力研究科技、發展經濟的共產黨員,只要自己提出申請,也可以照此辦理。這只是一種假設,因為南街村的實踐已經證明,這種“分配方式有三大優點:⑴、有利于樹立社會主義思想和共產主義理想。……分配方式,對于群眾就是最有形、最直接、最有效的教育方式……。⑵、有利于教育村民樹立公心,遏制私心。目前,南街村的生產資料全部實現了公有,生活資料70%是集體供給。村民們不再為占有生產資料而產生私心,為占有生活資料產生私心的空間也越來越小。產生私心的空間越小,樹立公心的氛圍就越濃,集體大家庭的觀念就樹立得越牢固。⑶、能真正實現共同富裕防止兩極分化。全村沒有一個暴發戶,也沒有一家貧困戶;沒有一個孩子因貧困而上不起學,也沒一個因缺錢而不能就醫的病人。”(《馬克思主義研究》2007年第三期119頁) 在分配問題上,一定要像南街村那樣堅持“公平合理”和“公開透明”,并強化統計監督工作,以保證社會主義事業和諧、快速發展。

  二、基本生產模式問題

  利用商品生產、市場經濟建設社會主義,是列寧根據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到1921年初的實際情況,提出的理論和政策策略。他說,從1921年“春天我們改行新經濟政策,退回到利用國家資本主義經營手段、經營方式、經營方法,”到1921年秋天又“認識到我們退得還不夠,必須再退,再后退,從國家資本主義轉到由國家調節買賣和貨幣流通。”(《列寧選集》1995年版第四卷第604、605頁) 完成了由直接過渡到迂回過渡,從“戰時共產主義經濟”到市場經濟的理論探索和政策轉換。(參見列寧《論統一的經濟計劃》、《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文獻》(兩篇)、《論糧食稅》、《在莫斯科省第七次黨員代表會議上關于新經濟政策的報告》、《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文獻》等文章——《列寧選集》1995年版第四卷第434——700) 由于列寧不幸早逝,沒有來得及對“新經濟政策”在實踐中進一步完善,而斯大林又“沒有多少辯證法”(毛澤東語),加上歷史環境,“新經濟政策”在不知不覺中僵化,蘇聯經濟成了既不是計劃經濟又不是市場經濟的“四不像”,致使社會主義事業陷入了困境。

  中國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了“改革開放”,使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市場經濟得到了活力,經過近三十年時間,取得了巨大成就。在這個大背景下,南街村“外圓內方”的策略,我認為正是對列寧“新經濟政策”理論的創造性實踐。就是說,在一般商品生產的基本原則下,社會主義國家中從事商品生產的法人企業,應嚴格按照市場的需求和自身的經濟實力、技術水平和管理能力等,制訂嚴密地計劃(或者叫按照訂貨單需要),遵循生產規律組織生產。內部的嚴密計劃性,是一切商品生企業(法人)組織生產的必然規律。這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所揭示的資本主義社會自身無法克服的基本矛盾之一,叫做市場的無政府狀態與企業內部嚴密計劃之間的矛盾。表面上看,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品生產者雖然自由,想上什么項目就上什么項目,想生產什么商品就生產什么商品,但要生產多少商品卻不得不按照“合同”即市場需求生產。不然的話,商品賣不出去,大量的積壓會使他們無可挽救地陷入破產境地。這就是資本的趨利本性和市場的無政府狀態,使商品生產企業內部嚴密的生產計劃總難以完全奏效,使資本主義經濟一次又一次地陷入生產相對過剩的危機,一個又一個企業無可奈何地破產。

  我們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目的是靠不斷發展生產力來建成社會主義,從而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所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決定,我們必須按照“科學發展”和“以人為本”去組織商品生產,進行市場交換,經濟才會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為建設和諧社會創造日益豐富的物質資料。

  堅持科學發展,首先就是要求我們正確認識事物,嚴格遵循自然規律、社會規律和經濟規律辦事。不然的話,比如在經濟發展上,若完全按西方的商品生產、市場經濟模式,那么,經濟危機和企業破產的教訓,就會在我們這里重演。南街村2003——2005年遇到的困難,也說明了這個問題。南街村靠“內方”的力量,靠全體共產黨員、干部、群眾的無私奉獻和團結奮斗,渡過了難關。(《馬克思主義研究2007年第三期第》119頁) 而資本主義企業和民營企業則很少能逃過破產的厄運。是應該而且可以避免的教訓。

  所以,按照科學發展的要求,我們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不管是微觀的還是宏觀的,都要遵照科學的比例和嚴密地計劃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比如那些只顧賺錢而破壞環境的生產,高消耗低產出的生產,一哄而上同一種項目的重復生產,不顧工人生命安全、違背人性的生產,以及帶來的惡性競爭等等,都是不符合科學發展觀的。

  所以,我們應該科學地、冷靜地深入研究全國近三十年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與南街村的經驗和教訓,以達成科學發展、和諧發展的共識。

  比如對“光看南街村的發展,別問南街村的貸款”的偏見,(《大河報·七日財富》第230期) 似乎南街村貸款就是大逆不道。借外力發展生產,是商品生產的經營規律之一。南街村從事“外圓”的商品生產,為什么就不能借一些錢呢?難道人民銀行的資金,只能讓國有企業、民營企業與外資企業使用,而南街村用一點就值得大驚小怪嗎?問題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不管什么性質的商品生產企業,都應該在自身實力的基礎上,有計劃、有限度的貸款,而決不能依賴它。

  再比如對于按比例有計劃的組織生產,不能誰一提它,就是要恢復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的,尚處于必然階段因而存在明顯缺陷、又在特定環境中起過很大作用的“計劃經濟”模式(主要缺陷是,兩大部類生產的失衡、積累與消費的失衡、計劃的剛性有余〈高度集中、統得過多〉而靈活性不足及違背價格規律等)。正如不能像過去戴著有色眼鏡看待市場經濟一樣,現在也不宜戴著有色眼鏡看待計劃經濟。不成比例何談“協調發展”,不按計劃怎樣“可持續發展”?況且,真正的計劃經濟畢竟是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必然,我們有責任為她積累經驗。目前,我們已經有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幾十年“計劃經濟”的經驗和教訓;又有了國內近三十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驗和教訓,特別是還有了南街村“外圓內方”的經驗和教訓;再加上世界幾百年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經驗和教訓,就是說,我們已經有了把一般商品生產、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或價值規律同按比例、有計劃規律結合起來,用于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定經濟條件、政治條件和思想條件。

  科學發展還要求我們,要充分利用不斷發展著的科學技術發展經濟。因為現代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新工具、新材料、新工藝的應用,都要求生產在組織起來即社會化、規模化的基礎上,才能高效運行。比如經濟的全球化趨勢,大公司跨國經營,西歐聯合暨“歐元”經濟區的產生,以及現代企業經營所需要的“團隊精神”等,都是現代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本質要求。再比如河南濮陽市的西辛莊,在一個具有先進理念和卓越才能的帶頭人李連成同志帶領下,把群眾組織起來,運用現代科學技術,利用商品生產、市場經濟的規律(如股份制),用不多的啟動資金,在十幾年的時間內,就建成了一個發達、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大河報》2007年9月1日第十三版)

  三、黨的領導與思想政治工作

  南街村黨組織發揮領導核心作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抓緊黨組織自身建設的三項經驗,是新時期基層黨組織都應借鑒的經驗。

  ㈠、發揮黨組織的領導核心作用,加強基層黨組織對經濟運營的領導是歷史的需要。

  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是共產黨人肩負的歷史使命。而堅持基層黨組織對經濟的領導,是完成這一歷史使命的前提。因為經濟是基礎,它決定上層建筑和政治。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南街村黨組織在1981——1983年“當甩手掌柜”的時候,村經濟和黨組織的威信等都陷入了低潮。到“1984初,黨組織依法收回了兩個村辦企業的個人承包權,帶領群眾邁向了發展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道路。1984年,南街村村辦企業的產值只有70萬元,2005年的銷售收入達到12億元,21年增長了1700多倍。”(《馬克思主義研究》2007年第三期第118頁)這充分說明,黨組織只要掌握了經濟的領導權和經營的決策權,就能保證公有經濟不斷、快速、良好地發展。

  同戰爭時期“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允許槍指揮黨”是一個道理。“槍桿子里邊出政權”,而“槍桿子”必須聽黨指揮;經濟是基礎,它決定政治,而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必須由共產黨領導和服從無產階級的政治目標,這是歷史的辯證法。因為共產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無產階級政治的目標是符合自然規律、社會規律和經濟規律的目標。

  戰爭時期黨組織的負責人,哪一個只是純政治家而不同時又是軍事家?又有幾個軍事指揮員不同時又是合格的政治工作者!而在經濟建設時期,我們基層黨組織和領導者為什么要只從事政治工作呢?這就是說,公有企業的基層黨組織的領導者,在必須是合格政治工作者的同時,也必須成為經濟專家,才能真正使黨組織代表人民、代表國家行使好公有財產的所有權、經濟發展的領導權和經營活動的決策權,使經濟的發展始終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因此,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各行各業公有企業的黨組織領導成員,都應該成為當家理財的行家里手。就是說,法人企業的黨組織領導成員,都應該是既懂政治、會做思想工作,又懂經濟、會做管理工作的領導者,把公有經濟的領導權和經營決策權牢牢地掌握在黨組織手里。以有效避免個別經理人(執行者)把經營導入歧途。在這方面應該學習資本主義企業、民營企業的董事會制度,經理人只是執行董事會決策的人,而不是可以天馬行空者。現在我們的有些國有企業,黨組織只從事政治領導,對經理(廠長)只起“保證監督作用”、“保駕護航作用”,而顯得軟弱無力。試想,南街村黨組織若不是政治領導能力和經濟管理能力都很強的領導集體,或者如果沒有對經濟的領導權、決策權,是不可能率先“達到了和諧社會目標”的。(《馬克思主義研究》2007年第三期118頁) 這當然不是一切由黨委書記當家,它與廠長(經理)一人說了算一樣,都是不科學的。民主集中制同樣適用于經濟工作。生產中的指揮權和經營中的緊急事件處置權,與財產所有權和經營決策權不是一碼事。是否要干一件事是決策權;怎樣干好這件事是指揮權。兩權應該分置,責任不容混淆。世界各國所有成功的商品生產企業的經驗都是證明。

  ㈡、“堅持對全體黨員的理想信念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教育”,以及“把群眾培養成為具有集體觀念和社會主義思想覺悟的新型農民”,(《馬克思主義研究》2007年第三期119、120頁) 是黨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內容。“思想政治工作是經濟工作的生命線”(毛澤東語),只要“工資部分體現了'按勞分配’原則,供給部分體現了'按需分配’原則”,(《馬克思主義研究》2007年第三期119頁) 人們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思想政治工作就會在這個基礎上取得更加明顯的效果。我們的黨組織要與時俱進,根據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和經濟的不斷發展,不斷調整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的政策策略和方式方法,要下大力氣、耐心細致、持久不懈地做,要采取靈活多樣,黨員、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去做,讓大家的文化生活、精神生活豐富多彩,讓矛盾及時化解,使人人心情舒暢。思想政治工作是共產黨的強項,是克敵制勝的法寶。只要我們像南街村那樣,繼承優良傳統,創新工作方法,就會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強大的思想動力和智力支持。

  ㈢、加強黨的自身建設

  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的偉大意義是人所共知的。在這方面,只要堅持了正常的組織制度,嚴肅紀律,強化監督,反腐倡廉,堅持發展先進分子入黨即可。這是我們黨成立八十多年來逐漸形成、行之有效的黨建工作之路。

  這里要強調的一點是,在加強理想教育、政治教育的同時,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經濟理論、經營管理理論與管理方法和現代科學技術教育,作為新時期黨的思想建設的重要內容,把全體共產黨員都培養成為既具有共產主義覺悟,又具有經營管理能力和掌握了高新科學技術的先鋒戰士。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一定會從勝利走向更大勝利。

  2007年9月7日草、10月8日第一稿

  后記:本文是為十七大召開前寫給十七大秘書處的建言,于大會開幕日從郵局掛號發出(經查詢已收到卻無回音!) 后一個偶然性機會在2007年《河南中小企業和民營經濟》11丶12期上連載,也沒有什么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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